“大家的意见很对，我们一定要算清爽这笔账！”她对汤阿英说，“阿英，你还有啥意见？你说下去。”
汤阿英的意见受到鼓励和支持，特别是余静也赞成她的意见。她更加满意，想起最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五反运动，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到那些五毒罪行严重的私营工厂和商店里去，检查出许许多多的吓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在党和工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展的比其他省市稍为晚一点，她想如果人民政府也派“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一定可以彻底揭发出徐义德的五毒罪行。她兴奋地说：
“我看徐义德不是一个好东西，他除了盗窃国家的原棉以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花样经，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五毒罪行。我刚才在想，我们要请求人民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先把他盗窃原棉这笔账算算清爽，再彻底检查其他的五毒罪行。
你们说，好不好呀？”
“好！”董素娟啪啪的鼓掌。
“当然好呀！”管秀芬说。
“请政府派‘五反’检查队来！”
“越早越好！”
郭彩娣更进一步具体要求道：
“请余静同志把我们工人的请求写成书面意见，明天送给政府，希望早点把‘五反’检查队派来。”
“这个办法好！”汤阿英说，她不禁乐得鼓起掌来。因为她看到姊妹们都和自己一样有相同的要求。
管秀芬听出了神，竟放下笔在望。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着发言。张小玲对她说：
“小管，你记呀！”
“记录工磨洋工啦！”
董素娟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管秀芬在大家催促下，连忙拿起笔来说：
“重要的意见保险一点也漏不了，我全给补上！”
她低下头去，沙沙地把刚才大家说的重要的意见都补记了上去。张小玲看看表，夜班快开车了，就说：
“大家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余静同志今天亲自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也用不着我口头汇报了。”她对着余静说，“请你把我们小组的意见，报告给政府，希望政府派‘五反’
检查队来，好不好？”
余静点头说：“好！”
“越快越好！”郭彩娣加了一句，“最好这个礼拜就来。”“看你性急的，”管秀芬有意和郭彩娣开玩笑说，“就是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派‘五反’检查队还要准备准备哩。”
“快一点不好吗？”郭彩娣红着脸说。
管秀芬看她那股认真劲道，就慌忙让步道：
“当然好，这一句我也给你记上。”
１１
老王问徐总经理要不要准备宵夜。徐总经理看看左手的白金的劳莱克斯手表：才九点半，他摇摇头：
“用不着了。”他今天心里很乱，想了想，改变了主意，说，“准备一点也好。”
“是。”老王弯腰应了一声。
“啥辰光要，等我叫你。没事，你们都不要上来，在下面等着。”
“晓得了。”老王懂得徐总经理把三位太太和少爷都找到三太太的房间里来，一定有啥重大的机密事体。他迅速地退了出去，然后轻轻把林宛芝的房门关紧。
今天林宛芝房间的光线显得比往常暗的多，鹅黄色的绒布窗帷已经放下，好像要把这间房子和整个世界隔绝。从墙角落那里的落地反光灯透露出来的灯光很弱，再加上林宛芝坐在梳妆台前面的矮矮的沙发凳子上，遮住了一些光线，徐义德和大太太、朱瑞芳坐在沙发上，连面孔也看不大清楚。徐守仁坐在床上，对着电灯，唯有他的面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头发依然是梳得雪亮，身上披着一件红绿相间的大方格子的薄绒茄克，胸前打着一条紫红的领带，那上面飞舞着一条黄龙。大家沉默，眼光都对着徐义德。
那天在星二聚餐会，徐义德突然不见，本想给人民政府一个措手不及，没顾上给大家打个招呼，悄悄离开了。他打算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干脆到香港去，一走了之。回到家里，他只和林宛芝商议这件事。她起先舍不得离开他，后来想和他一道去，再一想又怕引起人家注意，就勉勉强强同意他去了。她着手帮他收拾行装，给他准备了一些现款。他不要，说是到了香港这个钞票没有用。他有美金，再带点黄金首饰啥的就够了。当他收拾好了，准备向大太太和朱瑞芳说一声就走，忽然想起还没有办出境许可证，怎么到香港去呢？马上到派出所去申请，那不是叫人民政府知道了吗？为啥要走呢？不申请，没法弄到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到深圳去闯吗？闯不过去，叫人发现，反而不好了。林宛芝再三劝他不要冒这个险，就是要去，等“五反”过去了也不迟，先写封信给守仁他叔叔，叫义信在那边先有个安排也好。徐义德盯视着她，越望越舍不得离开她，只好叹了一口气，把身上的美金和首饰掏出来放到柜子里去。从此，他心里一直郁郁不乐。陈市长做了“五反”动员报告，他心里更加沉重，考虑了再三，决定找家里人来好好商量一下。
徐义德喝了一口茶，扫了大家一眼，然后低声说，声调里充满了焦虑和失望：
“五反运动真的来哪。政府先从七十四个典型户开始，听同业的说，这次劲头大得很，哪一次运动也不能和这次比。上海吸收了各地的经验，准备得很充分。陈市长在天蟾舞台的‘五反’报告，每一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我的心。沪江到现在还没啥动静，不过迟早要来的。只要‘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了，我这个总经理也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
徐义德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三位太太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做啥，大太太以为是叫她来打麻将，朱瑞芳估计是看外国电影，林宛芝料想是约大家一道到啥地方去白相。后来老王说老爷请她们到三太太房间里，那地方不好打牌也不好看电影，但谁也猜不到究竟是啥事体。等到徐义德一张嘴，各人轻松愉快的情绪顿时消逝得了无踪迹，心情也慢慢变得有点沉重，逐渐低下了头。只有徐守仁仿佛不懂啥五反运动似的，他望着爸爸，听他说下去：
“我怕临时发生事情来不及应付，今天晚上特地和大家商量商量。‘五反’工作队一来，沪江纱厂就完蛋，这是肯定的。”
“为啥？爸爸。”
“你，”徐义德盯了守仁一眼，仿佛现在才发觉他坐在床上，不满地说，“你在香港好好的，为啥要回到这个倒霉的上海来？”
徐守仁嘟着嘴，有一肚子委屈似的，说：
“不是你叫我回来的吗？”
“我叫你回来，你就回来，这么听话？我的好孩子！”
徐义德不但后悔徐守仁回来，他还后悔没有完全把厂迁到香港，更后悔自己留在上海滩上受这份罪。现在得不到出境许可证，插翅难飞了。
徐守仁知道爸爸不是心思，放低语调，体贴地又问：
“爸爸，为啥‘五反’工作队一来，我们就完蛋呢？”
“孩子别问这些事，你不懂。”徐义德心中平静一些，在盘算自己的违法行为，小的数目根本记不清了，大的主要几笔就不得了，要是清算出来，别说一个沪江，两个也不够赔偿啊。也深深叹了一口气，等了一会，说，“你们要徐义德呢？
还是要洋房汽车？”
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默默地愣着。大太太料想朱瑞芳和林宛芝一定是要洋房汽车，她们和徐义德好，还不是为了这些。她和徐义德是结发夫妻，当年徐义德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她和他就很好了，即使沪江纱厂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在乎。朱瑞芳和林宛芝嫌贫爱富，一定要离开徐义德，她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想想自己快五十了，娘家也没有人，离开了也没地方去。她们两人要离开，正好，显得她和徐义德的爱情始终如一的，她要和徐义德共患难、同生死，一方面也好收收徐义德的心。但是她不马上表示意见，要看看她们，特别是要看看林宛芝那骚货。
林宛芝打定了主意：不离开徐义德，她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徐义德过这一关。她首先想到冯永祥。过去听徐义德说他是工商联的委员，工商界的红人，又和政府的首长有往来，凭现在她和冯永祥的交情，只要她说一声，难道他这个忙还不帮吗？不过，这个“忙”只能暗中“帮”，现在不好提出来，将来也不能说出来。她生怕自己的心思被大太太和二太太发觉，不再想下去。她旋即想起这几年来她手里有不少积蓄，即使沪江出了事，没有汽车洋房，光是徐义德一个人，找个公寓房子，下半辈子的生活一点不愁。
半晌，大家还是不啧声。徐守仁不假思索地对爸爸说：
“我要你，我也要汽车洋房，我都要。”
“傻孩子，”徐义德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好像要把所有的焦虑和苦恼都要吸到自己的肚子里似的，说，“要了爸爸，就没有汽车洋房；要汽车洋房，就没有爸爸了。”
“我都要，我都要，爸爸。”徐守仁的眼睛有点润湿，模模糊糊地看见林宛芝用手绢在擦眼角。
大太太见她们两个人不吭气，仔细一想，她自己不先说，她们不会说的，也不好说的。她听了徐义德刚才那两句话，有点心酸，安慰地说道：
“义德，我只要你，别的，我啥也不要。讨饭，我也和你讨一辈子。”
林宛芝鼻子一酸，她实在忍不住了，眼角那里的眼泪流下来了。她拭去眼泪，揩了鼻子，生怕给人看见，她侧过身子去，望着壁炉上的嘉宝的照片发呆。大太太讲完了话就注意朱瑞芳和林宛芝的态度，看见林宛芝哭咽咽的，就借题发挥了：
“男人还没出事，就哭了，真不吉利。肚里有啥心思，说出来好了，要洋房汽车也不要紧。有些人就是为了洋房汽车才爱人的，我早就晓得。”
“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忍心吗？”林宛芝心噗咚噗咚地跳，有点激动，但是她努力忍受看。她不能再不说话了。她望了朱瑞芳一眼，好像说：对不起，我要先讲了。她说，“我要你，义德，我不要洋房汽车。要是真的出事，我还是要你，没有洋房，没有汽车，没有厂，我养活你。我会踏缝纫机，我踏缝纫机养活你。我要是有三心二意，我一定不得好死。”
大太太听林宛芝这一番话，感到有点失望，看上去这骚货要死缠着徐义德不放哩，说得多好听，踏缝纫机养活义德，真不要脸！
朱瑞芳没言语，不愉快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纠缠在她的心头上。从无锡传来不幸的消息：朱暮堂判了死刑，伏法了。朱筱堂想到上海来一趟，她和徐义德商量，他坚决反对。没有办法，她只好托人告诉朱筱堂，现在正碰上“五反”，过一阵子再说。从徐义德刚才的口气里可以听出来沪江前途是很黯淡的。徐守仁呢，虽说是徐义德的心头肉，又是独生子，但不给她争气，不断闹事，在街坊邻居的舆论中的声名很不好，书既没读好，办厂的能力更谈不上，前途很渺茫。她一时忽然感到自己无依无靠了，忧郁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听林宛芝说完，便向林宛芝轻蔑地撇一撇嘴，冷笑了一声，说：
“我是不会说漂亮话的，我也不是说漂亮话的人。我要义德，保住人要紧。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哪能，一定要保住人。只要保住人，别的我啥也不要。”她想徐义德的家私，当然是徐守仁的，别说什么洋房汽车，徐义德名下的一切财产，将来都是徐守仁的。她不把大太太放在心里，因为不是她的对手。上了年纪的人，说不定啥辰光眼一闭脚一伸，就全完了。最讨厌的是林宛芝，长的年青漂亮，从来又不生病，今天还表示要养活义德哩，鬼才相信。义德没出事，就和冯永祥那家伙眉来眼去，这样水性杨花的人，不变心才怪哩！她多少知道一点她和冯永祥来来往往的事情，有意不点破，也不声张，让他们混下去，等到把柄抓到手里，林宛芝就别想再在徐公馆里住了。
“啥人讲漂亮话？不要出口伤人！”林宛芝忍不住质问朱瑞芳。
“自己没说，何必多心？”朱瑞芳坐在徐义德旁边，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那你说啥人？”林宛芝追问她。
“屋子里也不是你一个人……”
朱瑞芳没有说下去，林宛芝从梳妆台镜子里看到她的手暗暗碰了一下大太太的左胳臂。林宛芝轻蔑地睨视她一眼说：
“有话自己说好了，不用搬兵。屋子里不是我一个，可是也没有第三个呀！”
大太太开口了：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两个欺负我一个，我不怕。你们不信，拿缝纫机来，我踏给你们看。”
朱瑞芳根本不理她这一套，冷言冷语地说：
“别人的事，我不晓得，我也管不着。义德，不管哪能，我不会变心的，我和守仁永远跟着你！”
林宛芝唰的一下脸红了，她一肚子气真想吐个痛痛快快，可是一时又急切得说不出话来。她总感到在大太太和二太太面前抬不起头来。她的眼光盯着徐义德，好像质问他：你是哑巴吗？让她们欺负我，为啥不开口呢？
“有话好好商量。现在是啥辰光？你们这样，家庭不和，叫我哪能放心的下？”
徐义德这么一说，朱瑞芳不好再刺林宛芝，她装出一副可怜相，说：
“只要人家不给我脸色看，我总是让别人的。你放心好了，义德，为了你，我啥都可以牺牲。”
“义德说得对，”大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家不和受人欺，这不是有意和义德为难？……”
徐义德察觉林宛芝的眼光又望着他了，知道她肚里有话，他连忙打断大太太的话：“大家少说一句，好不好？”
大家真的不说话了。许久，也没一个人吭声。徐守仁急了，问：“爸爸，为啥不说话呀？”
徐义德对三个老婆的态度都很满意。他怕把事情说得太严重，反而会使她们遇到事情不知道哪能应付。见她们三个人都不言语了，给儿子一催，他靠到沙发上去，嘴里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轻松地打破了沉默：
“你们有这样的打算，很好，很好。沪江要出事，这是肯定的。不过，还要看我们的布置。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可能事体不大，即使出了大事体，”他望着香烟上三个“５”字凝思，马上联想到香港新厂、瑞士银行的存款、徐义信……想起留了这个退步真是诸葛孔明的妙计，必要的辰光往香港一溜，走进新厂，徐义德又是徐总经理了。不怕你共产党有天大的本领，对香港的徐总经理又有啥办法？他嘴角上露出了笑纹，暗暗得意地说：“也不至于到那样狼狈的地步，太太，不会和你一道讨饭的。”
他转过脸去对林宛芝说：
“也不需要你踏缝纫机来养活我。倒是瑞芳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我徐义德在，别说你们三四个人，就是三四千人我也养的活。开爿厂，哪里不需要三四千人。”
徐守仁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父亲面前，天真地说：
“那么，没有事体了，爸爸。”
她们听徐义德这么说，也宽了心，抬起头来，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脸上。徐义德看见沙发旁边那个白铜制的一个年青的侍者，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大红制服，下面是笔挺的白裤子，两只手捧着一个圆圆的烟灰缸向着徐义德。徐义德把烟灰向烟灰缸里掸掉，想了想，说：
“也不是那么简单，这次运动政府很有经验，工作也很深入细致，听说到大厂去检查的‘五反’工作队都是大干部带着，不像小干部容易马虎过去。他们啥地方都要检查，连资方的家庭也要派人去调查。厂里的事，有我去布置，也可能不出大事。家里吗，我完全靠你们了。”
朱瑞芳懂得徐义德的意思，她接上去说：
“你是讲，要是家里应付的好，就不会出大事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那不要紧，家里的事交给我们好了。”朱瑞芳拍一拍自己的胸脯，很有把握地说，“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好了，一问三不知，看他们有啥办法！”
“是呀，”大太太说，“我们就说我们啥也不晓得。他们来一百个人也不怕。”
林宛芝心里稍为平静了一点，说：
“我也是这个主意。”
朱瑞芳指着守仁说：
“政府派人来，你不准瞎讲！”
“我真的啥也不晓得，”徐守仁退回去，靠着床边坐着，说，“我说啥？”
“只要大家讲话一致，应付起来就容易了。当然，还要做点准备，……”
大太太不懂地瞧着徐义德：
“哪能准备？”
“值钱的东西不能留在家里，最好都藏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万一沪江纱厂出了事，公家要我私人赔偿，可能会来抄家的。”
徐义德讲话没有留心手上的香烟已经快完了，烧烫了他的肥嫩的食指和中指，他生气地把烟蒂往那个年青侍者双手捧着的烟灰缸里一扔。
大太太立刻想到自己那一盒的珠宝玉器和金首饰；她准备交给吴兰珍保存起来，学校里比较安全；但又想到吴兰珍不能整天带着珍宝盒子上课，放在宿舍里也不保险，不如礼拜天叫吴兰珍送到苏州藏起来，倒是个办法。朱瑞芳考虑自己的四十根金条和许多衣料往啥地方搁；林宛芝忧虑的是银行存款折子和三克拉的大钻石戒子不知道藏在哪一个姊妹家里安全，还有她最心爱的那二三十双各种不同料子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高跟、半高跟的皮鞋最麻烦，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摆，谁肯给你藏高跟皮鞋呢？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一时都想了很多收藏物事的地方，但旋即都推翻了，每一个地方似乎都不安全，好像人民政府干部的眼睛没有一个地方看不到的。谁都拿不定主意。还是朱瑞芳果断，她说：
“我想好了，藏到我弟弟家里去。”
徐义德直摇头：
“朱延年吗？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藏到他那里去，还有点希望；藏到他那里去，算是丢到水里去了。就是福佑不出事——我看这次福佑一定要出事的，你说，朱延年见钱眼开花，他会让你拿回来？”
“那么，另外找一家好了。”
“这年头，亲戚朋友谁也信不过。”徐义德感慨系之地说。
“不用藏了，还是放在家里？”林宛芝问。
“义德不是说了，值钱的物事不能留在家里吗？”朱瑞芳瞪了林宛芝一眼。
“家里不能放，外边不能藏，这可为难啦。”大太太皱起了眉头。
徐义德想了一想，说：
“藏在亲戚朋友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千万不能讲里面是啥物事，等事后取回来，就保险了。”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义德，你为啥不早说，害得我担心。”大太太一个劲地称赞。
“没有想起，哪能说。”
“这许多物事，哪能藏法，弄丢了，可担当不起啊！”
林宛芝本来想她多拿点物事出去藏，听朱瑞芳的话，她有点不敢了，怕万一弄丢了，朱瑞芳那张嘴不会饶人。全叫朱瑞芳去藏吗？万一徐义德有个意外，那就要在朱瑞芳手下过日子，那个罪也不是好受的。她没有做声，暗暗觑着大太太，想来大太太一定不会让朱瑞芳一人去藏的。
大太太也不做声。她心里早有打算，不管徐义德哪能厉害，也不管徐义德哪能喜欢林宛芝，他总不能把红媒正娶的大太太放在一边。朱瑞芳看出林宛芝眼光的用意，连忙对大太太说道：
“你把家里物事带到苏州藏起来，一定保险。”
“这个，”大太太心里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受到朱瑞芳的尊重和信任；不高兴的是这一来会得罪了林宛芝，朱瑞芳叫她做恶人，徐义德也不一定同意。她自己无儿无女，娘家也没至亲骨肉，何必做朱瑞芳的挡箭牌呢？不如往朱瑞芳身上一推，守仁将来不会忘记她的。她说：
“苏州路太远，带来带去不方便。瑞芳亲戚朋友多，还是你出个主意，藏在上海啥地方，拿起来也方便。”
“这个责任不小，我可承担不起。”朱瑞芳满意大太太这一番话，她有意往外一推，只要林宛芝不敢承担，自然落在她的身上了。
林宛芝紧紧闭着嘴，一句话也没答腔。大太太和朱瑞芳穿连裆裤，她感到自己孤孤单单的。幸好徐义德坐在她房间里，她还有点依靠。她要试试徐义德的心：
“我看义德的办法比我们哪一个都多。”
徐义德看透了她们三个人的心思，特别是朱瑞芳一把紧紧拉住大太太，叫他地位很难处，他爱林宛芝，也不能把大太太、朱瑞芳和儿子甩在一边呀！他胸成成竹地说：
“家里的珠宝首饰和一点存款，我已经考虑好了，暂时给你们平分成四份，一个人一份，由你们自己去收藏。不出事体，将来再取回来。”
“好的。”朱瑞芳对于自己分到两份（徐守仁那份当然也是她的）虽不十分满意，也觉得不错了。因为她知道大太太不能不分一份，林宛芝呢，徐义德的心头肉，当然非有一份不可。
大太太和林宛芝自然没有意见。
徐义德安排妥当，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拉起鹅黄色的窗帷，推开窗户，一阵夜晚的凉风吹来，心里感到很舒畅。他向花园里一望：静静的，四周的灯光早熄灭了，那些洋房的轮廓消逝在茫茫的夜雾里。他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怕家里人说错了话，又关照一句：
“大家要记住，讲话要一致。就说啥也不晓得，最好不过了。”接着，他打了一个哈欠。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义德，你放心好了。”大太太站了起来，斜视了林宛芝一眼，又说，“不早了，该睡觉啦。”
她悻悻地走出去，料到今天晚上丈夫不会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也要睡觉了，娘。”徐守仁走到朱瑞芳面前去。
朱瑞芳搀着他的手走了。林宛芝见她们都出去了，赶紧过去把门关上，转过身来，关怀地问徐义德：
“饿啵？老王还预备了宵夜哩。要吃，我叫他送来。”
“不饿，”徐义德摇摇手，说，“宵夜怕早凉了。”
林宛芝走到衣橱面前，拉开上面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她坐到沙发上去，把首饰盒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仰起头来，对徐义德说：
“这个哪能办呢？”她把盒子打开，里面放着各色各样的手表。
手表是徐义德心爱的物事，也可以说徐义德是一个手表收藏家。凡是市面上出现一种名贵的新牌子的手表，他马上就买来。过去，还没有到上海的，他就托人从瑞士，从美国或者是从香港捎带来。全国解放后，上海市场上很少有新手表出现，他对自己所收藏的手表越发喜爱了。林宛芝不提起，他几乎忘记了。他坐到林宛芝身旁去，把盒子里的手表拿出八九个来看看，放到自己耳朵边听听走声，立刻又小心地放进去，说：
“这些物事我全权委托你了。”
“我给你好好藏起，一定丢不了，你啥辰光要，就啥辰光给你。”
“好，亲爱的……”徐义德搂着她的肩膀，附着她的耳朵，生怕有人来偷听似的，讲话的声音很低很低，说了一阵，最后声音才放高了，“那里面有二百根条子，必要的辰光，你可以设法拿来用。这是给你的。”
徐义德把后面五个字的语气说得特别重。林宛芝听得心里暖洋洋的，徐义德对她究竟是和别人不同啊。她在徐公馆里是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上，徐义德把另外一个地方五十根条子，单独告诉朱瑞芳：“这是给你留的。”
朱瑞芳感激地扶在徐义德的肩上，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１２
徐义德刚起来没有一会儿，正躺在沙发里伸懒腰，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林宛芝问是谁，外边老王说：
“有客人看老爷。”
“这么早，是啥人！”林宛芝有点不满意。
徐义德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开了房门，对老王说：“你招呼一下，我就来。”他转来代老王回答林宛芝，“是梅佐贤，我约他来的。”
他说完话就想下去，一把叫林宛芝抓住了：
“啥事体这么忙，把衣服穿好再走也不迟啊。”
她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上衣给他穿好，又用衣服刷子在他背上和胸前刷刷，像欣赏宝贝似的向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才放他走去。
梅佐贤听见楼梯响，知道是徐总经理下来了，他立即站了起来，迎出去说：
“您早，总经理，我来早了一点吧，打扰您睡觉。”
“不，我早起来了。”
客厅里满屋子都是太阳光，闪耀得有点刺眼。徐总经理对门外叫了一声老王，老王进来了。徐总经理对着落地的大玻璃窗说：
“怎么没把窗帷放下？”
“忘记了，”老王抱歉地向徐总经理弯弯腰，走过去把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放下。阳光给蒙上一层薄薄的纱，显得柔和，不再刺眼了。
“给我把纸笔拿来。”
“是。”
徐总经理坐在下边的沙发上，梅佐贤正坐在他的对面，中间给那张矮圆桌子隔着。徐总经理喝了一口狮峰龙井茶，说：
“佐贤，今天要你来，不是为别的事，请你代我写一份坦白书。”
“那没有问题。”梅佐贤马上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摘下胸袋里的派克钢笔，打开笔记本子，问，“哪能写呢？
总经理。”他想先摸摸底盘，知道尺寸，好落笔。
老王送进来纸笔，放在矮圆桌子上。他看客厅里收拾得很干净，烟茶都有了，便轻轻移动脚步，退出了客厅。
徐总经理用右手的食指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说：
“这份坦白书要这样写：第一，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能写，写上去将来要坐班房的；第二，数目太大的项目不能写，不然，经济上要受很大的损失；第三，重要的地方，口气要肯定，不能含糊，不能有漏洞；第四，一般违法的事实要多写，特别是厂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实都给我写上，越是细小的地方尤其要写得详细，这样就显得事实真切，坦白诚恳；第五，要写得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同志们看得满意，使他们相信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都彻底坦白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特别动动脑筋。”
梅佐贤听了总经理这五点指示，暗暗叫了一声“啊哟”，感到这样写比考状元还难。总经理的底盘虽然摊开了，可是尺寸的弹性太大，所谓一般违法事实的标准，就不明确。他提笔的勇气顿时消逝了。但想到自己不能在总经理面前坍台，特别是现在蒙总经理重用的辰光，正是大显身手的机会，哪能放下笔呢。他装出很有办法的样子，说：
“总经理这五点指示实在太英明不过了，又原则又具体，想得实在周到，实在周到。”
“我只是临时想起的，恐怕还不够周到，工商组的同志听说都是懂得政策和业务的干部，我们要仔细考虑考虑，不坦白一些，是过不了关的。”
“这五点在我看来，的的确确很够周到了，总经理高瞻远瞩，当然还可以想的更周到的。要叫我想，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
徐总经理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在享受梅佐贤对他的阿谀。他歪着头想了想，自己也想不出啥名堂来了，就对梅佐贤说：
“先写起来再讲。我看，开头应该有个帽子，你给我想想看……”
“对。”几句开场白，在梅佐贤并不困难，这一阵子到处开会，听都听熟了。他提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去：
我是沪江纱厂的负责人，听了陈市长为争取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报告，又在棉纺公会学习了三天，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觉悟提高，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很多严重的错误。这个伟大的五反运动，是我们工商界彻底改造的试金石，也是犯有错误者的悔过自新的唯一机会。我需要深刻的检讨。我需要勇敢的作一个极清楚的交代……
梅佐贤把这一段念给总经理听，他微微点点头：
“这个头开的不错。”
梅佐贤得到徐总经理的赞许心中自然欢喜，可是下面的文章难做了。他仔细回忆一下过去给徐总经理经手的事，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体立刻浮现在眼前，记得详详细细，就是那些芝麻大的违法事体却想不起来。这方面的事体实在太多了，也太小了，不容易记。慢慢，他想起了几件，有的数目不小，他没有提出来；有的情节严重，当然不能写；终于他想起了两点，对徐总经理说：
“我想，有两件是可以坦白的，一个是欠美援纱问题，一个是包纱纸问题，大家都晓得的。总经理觉得哪能？”
“好，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坦白，你给我写，佐贤，你想的真妙。”
梅佐贤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
一、我厂于解放前欠交前美援会各支纱共陆百余件，解放后曾缴还当局二百七十五件，尚欠合二十支纱三百三十三件，虽然当局一再催促及早清缴，而总存在着观望态度，一味敷衍搪塞，延宕不还。直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始因停车缴五十件，其余二百八十三件及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应缴罚纱七十二件余，迄今仍未归清。这都是卑劣作风，我犯了欺诈行为，使国家对于财产之调节受到影响。我自愿悔过，承认错误。
二、我厂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起，未经准许，擅将包纱纸抽去不用，以致绞纱容易沾污损坏，这是偷工减料行为，我也犯了错误。我保证立即买纱纸使用，决不再延。
徐总经理听梅佐贤念完，说：
“税务方面一定要写一点……”
梅佐贤马上想起方宇，脱口说出：
“方宇泄漏涨税消息能写吗？外边传说方宇已经在区上坦白了，这一点也可能坦白了。”
徐总经理霍地站了起来，右手向梅佐贤一按，生怕他写上去似的，急着说：
“这一点，不能写。我想方宇不一定坦白这个，就是他坦白，我们也不写，更不能承认。佐贤，你晓得，这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毒当中罪名最大的一项，无论如何不能写。”“当然不能写。”梅佐贤马上把话收回来，说，“我不过提出来报告总经理一下。”
“小数目的偷税漏税倒可以多写几件……”
“这恐怕要找会计主任勇复基提供材料，他一查账就晓得了。”
“用不着找他。他是胆小鬼，树叶掉下来都怕打死的人。一找他，事体就麻烦了。还是你给我想几件。”
“好的。”梅佐贤满口应承。
徐总经理走到梅佐贤旁边，望着他的笔记本子，说：
“你先写出来我看……”
梅佐贤对着乳白色的团花绢子的窗帷认真地回想，透过窗帷，看见花园那边的洋房晒台上晒着两床水红缎子的棉被，他想起来了，在笔记本上连忙记下：
三、我厂自用斩刀花做托儿所棉被一百八十斤，做门帘四十斤，做棉大衣七十斤，共计用去棉花二百九十斤，并未作为销货处理，显然是偷税漏税行为，现决补缴营业税等税款，并保证决不再犯。
四、一九五○年秋季起至一九五一年八九月止，我厂陆续将旧麻袋九千一百只合两万二千七百四十九斤向信大号掉换，每担旧麻袋换新麻袋四十只，过去认为是物物交换，不做进销货。旧麻袋价格每担六万至十万不等，若以统扯每担八万计，则销售废料约计人民币一千八百二十万元。我厂偷漏了营业税百分之三，附加税百分之三，印花税百分之三，共约人民币六十五万元左右。我厂漏缴税款，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我犯了偷漏国税的重大错误，我保证以后决不犯同样的重大错误。
徐总经理见梅佐贤停下了笔，他赞不绝口：
“这两件想的实在好，事实具体，情节不重，数目不大，实在太好了。佐贤，累了吧，抽根烟歇歇。”
“不累。”梅佐贤放下笔记本和派克钢笔，弯腰到矮圆桌上对着淡黄色的自动烟盒一揿，一根三五牌的香烟从盒子里跳了出来，一端通着电流，正好把烟燃着。他拣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
徐总经理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
太阳光已经移过去，客厅里显得清静和凉爽。窗外挂着的芙蓉鸟，张开嘴，发出清脆的歌声。
徐总经理踱到矮圆桌子面前站了下来，对梅佐贤说：
“我念，你给我往下写。”
“好的。”梅佐贤慌忙把香烟放在景泰蓝的小烟灰碟子里，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记：
五、１．我曾借给本厂税局驻厂员方宇人民币一百万元，两三个月以后还我，又借去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２．一九五○年六月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戏票四张，并先后请其吃饭四五次；３．一九五一年七月，曾送加工科洪科长“劳莱克斯”钢表一只，约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间还来。……以上各笔，因为厂中不能出账，纯系我私人贴掉，认为无关紧要，这样做事情可以方便，不知我犯了行贿行为，这是腐蚀国家干部的一件严重而又连续的大错误。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徐总经理念完了，又踱了一阵方步，然后站下来，果断地说：
“佐贤，我看这样差不多了，除了盗窃经济情报以外，我们每项都写了，可以过关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梅佐贤连声应道，“当然可以过关了。”
“那么，你给我加上一个尾巴。”
梅佐贤的派克钢笔在笔记本上绕了几个圈圈，停了一会，才写下去：
以上是我据实坦白，决无半点隐瞒。我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识。我是在反动统治社会里成长的，思想麻痹，认识模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厂中内部在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腐败情形，亦因为我领导无方，尚未完全整顿改善。总之，过去一切思想和行为，根本未从人民的利益着想，严重的违反了共同纲领。我愿意接受处分并赔偿因犯上项各款而使人民所受的损失。我保证决不再犯，从今洗清污点，重新做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又希望对于我以上的坦白有严厉的检查和无情的批评。
谨致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
梅佐贤一口气写完，真的有点累了，往沙发上一靠，很舒适地吐了一口气。徐总经理要他从头念一遍听听，研究一下有啥地方需要补充的。梅佐贤念到第五段关于花纱布公司加工科洪科长那里，徐总经理拍着摆在墙角落那边的钢琴说：
“这个地方有问题，最近没有碰到洪科长，不晓得他们公司里的‘三反’情形哪能，要是不对头，就糟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梅佐贤皱起眉头，说：
“这确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忽然电话铃叮叮地响了，接着老王走了进来，对梅佐贤说：
“梅厂长，您的电话。”
“我的电话哪能打到这里来了？”他怀疑地站了起来。
徐总经理最近既希望有电话来又怕有电话来，外边有电话来，可以知道市面上的行情；又怕有电话来，报告发生意外。一听到电话，他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了，对梅佐贤说：
“你快去听听，可能有啥紧急的事体。”
梅佐贤去接了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焦虑地报告徐总经理：
“是工务主任郭鹏打来的。重点试纺成功了，管纱光滑洁白，很少有疵点，断头率骤减至二百五十根，经过韩工程师检验，认为在品质上够得上一级纱……”
“陶阿毛在清花间睡觉了吗？”
徐义德同意工会主席余静重点试纺以后，当天晚上就要梅佐贤找陶阿毛，叫他无论如何设法争取到清花间监督重点试纺，另一方面又要郭鹏准备好掺杂劣质的花衣。陶阿毛真的争取到清花间监督试纺了，但是试纺成功了。徐义德就生气地问。
“陶阿毛没睡觉，这次试纺工会监督得很严，特别是清花间更加严格，有三个工人同时监督，余静和赵得宝还时不时去看。”
徐总经理听到这消息像是受到沉重的打击，颓然地坐到钢琴前面的长凳子上，不知道是徐守仁还是吴兰珍弹了钢琴没有把盖子盖上，他坐下去左胳臂正好压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发出一阵杂乱的琴音。他用力把钢琴盖上，大声骂道：
“是谁弹的琴，也不晓得盖上！”
梅佐贤站在客厅当中愣住了，吓得不敢做声。
半晌，徐总经理冷静下来，焦急地问梅佐贤：
“韩工程师说啥没有？”
“没有。郭鹏说韩工程师只是讲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啥原因，暂时还不能肯定。”
“那还好。”徐总经理慢慢站了起来，背靠着钢琴，对梅佐贤说：
“原棉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漏洞，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管工会余静哪能领导重点试纺，也不管重点试纺成功不成功，我们决不能承认原棉上的问题。这方面一松口，那我们很多方面就站不住脚。幸好韩工程师还够朋友，没有说出来。郭鹏当然不会说的。勇复基胆小，你去晓之以利害，他也不敢说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洪科长，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他，要他千万不要坦白。如果花纱布公司开除他，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你今天能够找到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