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
“‘三反’期间，找干部怕不容易吧。”
“不，我有办法，我要他家里人打电话约他。”
“那好。你把坦白书带到总管理处去，要他们打好四份送来。等你和洪科长谈好，我明天就亲自到工商组递坦白书去。”
“我现在就去。”梅佐贤收起笔记本和派克钢笔。
徐总经理送他到客厅门口，握了握手，说：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１３
徐总经理对着电话听筒说：
“是的，我就是徐义德……佐贤吗……唔，洪科长哪能讲……昨天夜里碰到的，因为太晚了，今天告诉我……那没有关系……唔……他说，他们机关‘三反’开展得迟，还没完全结束……是的……沪江的事他没有坦白……戏票和吃饭的事讲了……表呢……没有提……这个可以坦白，就说是借用的，以后又还来了……别的呢……他不谈……那好……他的态度怎么样……很坚定，很沉着……这很重要……告诉他必要的辰光我可以介绍他到香港新厂去工作没有……讲了……好的……厂里那几个人你分别给我关照一下……告诉他们：只要这次帮我一下忙，我徐义德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一定记在心里，将来要大大的酬劳他们……唔……加薪水，提升职位……都可以答应下来……佐贤，这一次我完全靠你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怕他们来检查……坦白书吗？
……我就送去……好的好的……你也要小心注意……佐贤……再见！”
徐总经理最后叫的那声“佐贤”，声音有点颤抖，声调里面充满了感激和希望。他把听筒放到电话机上，躺到床上去，两只手托着自己的后脑勺，满头整齐乌黑的头发散发出阵阵的香味。他的两只眼睛对着屋顶，把自己所经营的企业，从头到尾又想了想，那些挂名董事和董事长的厂以及有点股份的企业，他并没有实际去管事，暂时一脚可以踢开，即使自己过问的厂，也可以轻轻推到厂长经理们的身上，只有沪江这副担子他非挑起来不可。想想解放以后沪江一些严重违法的事情，有关方面都安排了，感到布置妥帖，万无一失了。不过，这份坦白书送上去，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比方说，认为沪江根本没有坦白，坦白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会不会当时扣留起来？他自己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他下了决心，硬着头皮去。他猛可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叫道：
“宛芝！”
林宛芝站在窗前，随着声音转过身来。
“给我拿件衬衫，要淡灰府绸的。”
“你身上不是穿着一件衬衫吗？”
“还要一件。”
“为啥偏偏要淡灰色的呢？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里面有道理，宛芝。今天我亲自到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去递沪江坦白书，有可能被工商组扣留，那我就会到提篮桥去了。坐班房要多带一件衬衣，灰色的穿脏了不要紧，可以多穿些日子……”
“义德，”她指着他的嘴说，“我不要你讲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也不希望讲。”
“我们讲点高兴的事，讲点吉利的话。”
“我们不幸生而为民族资产阶级，倒霉透顶了。现在还有啥吉利话好讲，宛芝，你给我快拿衬衫吧。”
“民族资产阶级有钱有洋房有汽车，为啥不好？”
“你蹲在家里，不晓得现在世界变了，目前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不像从前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给人家骂臭了，一个铜钱都不值了。”
“我真不懂。”其实现在她并不像过去那样对外边的事体一点不知道，从冯永祥那里早就晓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唯利是图”这些新名词了。但她把这些新名词藏在心里，不轻易讲出来，也不随便表示自己懂得很多。她故做不知地这么说。
“你别管这些。”
她蹒跚地走到衣橱那边，在抽屉底层给他找出那件很久很久没有穿了的淡灰色的府绸衬衫。他脱下西装，穿上这件衬衫，两个硬领子夹在一道很不舒服，他把淡灰府绸衬衫领子放倒，扣好钮子，说：
“把那一套灰咔叽布的人民装拿来。”
“人民装难看死了，又是咔叽布的，别穿那个。你身上这件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不是很好吗？”
“穿西装去坐班房，犯不着。”
“那么，你穿蓝哔叽人民装，这还像个样子。”
“这辰光，还谈啥样子不样子，唔，”他叹了一口气说，“也好，尊重你的意见。”
他平时很少穿人民装的，只有出席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要见首长才穿上。就在那个辰光，他的汽车上也还准备好一套簇崭新的漂亮的西装和化妆用品，散了会以后，或者是临时要到啥地方去，好马上又穿起那身漂亮的西装。今天是下了决心，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留在家里。要是在平时，这身英国料子的上等西装，哪能忙法也得折叠整齐，放在汽车后面的车箱里。
他穿上蓝哔叽人民装，自己到卫生间里取了一把绿色的透明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一瓶先施牙膏放在口袋里。
她指着他的口袋说：
“这个也带上？”
“当然带上，你说提篮桥会给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吗？”
“你又讲这些话了，义德，我不要你讲。”
她生气地嘟着嘴。
“讲不讲还是那么一回事——你给我拿点钱带上。”
“多少？”
“一百万差不多了。”
“多带一点好，”她嘴上虽然不希望徐义德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但是她已经受了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在准备那些不吉利的事到来。她说，“带两百万吧。”
她把两百万现款给他分放在两个口袋里。他自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昨天晚上梅佐贤派人送来的坦白书，放在人民装的胸袋里，说：
“下去吧，他们在底下，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她知道大太太、朱瑞芳和徐守仁都在楼下客厅里，还不知道徐义德这番打算哩。
“给他们说一声也好，我想，不会有事体的。”
“但愿如此。”徐义德走到卧房门口看看表：已经九点零七分了，他退了回来，对林宛芝说，“还有一件东西，差点忘记哪。”
“啥？”
“我要换一只手表……”
她走到衣橱那儿，把上面一个抽屉拉开，取出首饰盒，打开盖子，问他：
“要哪一只？要白金的带日历的西马？要十七钻的劳莱克斯？要爱尔金？还是要自动的亚米加？”
“这些都用不着。”
“要啥？”
“你把那个自动的日历手表拿出来……”
“这个太大了，戴在手上不好看，白相白相还差不多。”
“现在要讲实用哪，宛芝，坐班房有了这个表，就知道日子啦。”
“又来了，你！”
徐义德换上自动的日历手表，和她一同下去。走进客厅，林宛芝望见大太太坐在那里，脸上有点不耐烦了。朱瑞芳干脆提出质问：
“义德，在楼上哪能这久？我以为你永远不下来哩。”“是呀，”大太太接上去说，“叫人家在楼下等死了，我还以为出了事哩。”
徐义德没有言语。林宛芝从她们的话里闻到了酸味，她解释道：
“他在楼上忙得不停，又换衣服又换手表，还带上牙刷牙膏……”
林宛芝这么一说，大太太和朱瑞芳发觉徐义德果然换了一身蓝哔叽人民装，而且眉宇间隐隐地露出心中的忧虑，知道有啥不幸的事了。朱瑞芳望着徐义德，关心地问：
“带牙刷牙膏做啥？”
“准备上提篮桥，省得你们整天吵个不停。”
如果在平时，朱瑞芳早跳得三丈高，瞪着眼睛，要和徐义德闹个一清二白；今天她却按捺下自己的气愤，知道这一阵子徐义德不是心思，遇事都让他。她低声下气地说：
“还不是为了你。啥人整天吵的不停？你嫌吵，我以后少讲话就是了。带上牙刷牙膏，做啥呢？”
徐义德还是没言语。
徐守仁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
大太太对着徐义德说：“有啥事体，讲呀，义德。”
林宛芝把徐义德在楼上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家都黯然失色，客厅里给可怕的沉默笼罩着。窗外挂着的鹦鹉也好像懂得主人的哀愁似的，站在淡绿色笼子里的松枝上，出神地仰着头，紧紧地闭着嘴。
徐义德打破了可怕的沉默：
“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发愁，有事，我自己有办法处理。只要你们好好在家里过日子，大家说话一致，我就安心了。”
朱瑞芳安慰他：“家里的事，你放心好了。”
“出了事，你们可不能急，也不要慌，急了，慌了，反而误事。我啥都准备好了，估计也可能没有事，要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消息，那你们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到提篮桥来看我。”
大家都不愿意往那不幸方面去想，徐义德这么说，又不得不表示态度，只好微微点点头。
老王走了进来，弯着腰向徐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文宝斋那个商人来了，他说带来两件刚出土的古董，问老爷要不要？”
“刚出土的古董？啥古董我也不要，你告诉他以后不要来了。”
“是，是是。”老王见情势不妙，知趣地退了出去。
徐义德望望大家，问：
“你们还有事吗？”
每一个人仿佛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点也说不出来。她们预感一桩不幸的事体要到来似的，留恋地盯着他瞧。他站了一会儿，见大家不言语，就说：
“我去了。”
大家站起来，送徐义德到门口。一辆一九四八年黑色林肯牌的小轿车停在走道上，老王照例地打开车门，请徐总经理上去。徐义德摇摇手：
“我今天不坐汽车。”
老王诧异地望着徐总经理从林肯车头走过去。
“义德，你为啥连汽车也不坐？”这是朱瑞芳的声音。“我有道理。”徐义德心里想，这辰光出去还坐汽车吗？那不是更叫人笑骂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如果被扣留下来，叫司机看到，也不光彩。
朱瑞芳她们见旁边有老王，不便多问，也不好勉强要他坐。大家随着徐义德走去。徐义德走到黑漆大铁门那里，转过身来，对大家仔细望了一眼，说：
“你们回去吧。”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再见。”
１４
徐义德跳上到外滩去的三路公共汽车。车上坐满了乘客，没有一个空位。他挤在人群当中，左手抓住车顶上的吊圈，右手紧紧按着胸袋里的坦白书。他感到有点孤单，同时也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忽然降低了。车上的人都用轻视的眼光看他，好像知道他是去送坦白书的不法资本家。他浑身如同长了刺一般的，站也不是，靠也不是，尽可能挤向车窗跟前去，把面孔对着马路。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好像也知道他是不法资本家，不然，为啥要狠狠望着他呢？他微微低着头，啥人也不望。
不知道过了多少站头，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趟车总算到了外滩。外滩公园门口站着一长行等候公共汽车的男男女女的乘客，一个个都仿佛注意徐义德从车上下来。他怕遇到熟人，连忙径自向南京东路走去。刚走了没两步，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他站下来，一辆雪佛莱唰的一声过去了。接着后面又开来一辆。
“这汽车，真讨厌。”他干脆站在那里等汽车过去，抬头望见高耸云端的海关大钟，恰巧当当地敲了十下。
路口的红灯亮了。他和刚才下车的人一同穿过马路，顺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那座高大楼房前面的子街，吃力地迈着缓慢的步子。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在从前的华懋饭店的楼上办公，接待室就在楼下右边那一排房子里。门口等候送坦白书的资本家已站成一条龙，一直排到惠罗公司那里，龙尾差点要转到四川路上去了。这条龙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讲话。
徐义德顺着龙身旁边走过来，看见里面有几个面熟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没有封，里面装的是坦白书，大家只是会意地笑笑，不像过去亲热地打招呼，都怕有啥脏东西沾染到自己身上。徐义德索性低下了头，注视着那一排整整齐齐的鞋子：皮的，布的，呢的，黄的，黑的，灰的……他自己的步子走得很快，转眼的工夫，他站到最后一个人的后面去了，前面的人移动几步，他也移动几步。他啥也不看，只是盯着前面那个人的脊背。快移到工商组门口时，他看见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马上意识到这是政府摆下的圈套，名义上要资本家递坦白书，承认了罪行，然后一个个都送到提篮桥去，一网打尽。政府把工商界的资财吃个精光。早就料到政府哪能会轻轻放过上海的工商界，这么肥的油水，哪个党派得势上台不在上海狠狠捞一票？看上去，共产党此任何党派都狠心，不但要钱，还要工商界的命。他不能眼睁睁地跳下火坑，现在是千钧一发，一跨进那道门啥都完了。他有座华丽的洋房，那里还有三位漂亮的太太，特别是林宛芝，他哪能把她丢下？林宛芝没有他又哪能生活？他还没有给她们好好谈谈，就这样永别了吗？哦，还有守仁那小王八蛋，年纪青，阅历浅，不懂事，他要对儿子好好交代交代，长大了，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他不能就这样跨进那道门，现在还来得及。就是进去，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好让她们有个准备。他果断地走出了人群，站在他背后的人很奇怪，不知道他忽然为啥向四川路那边走去。
他打了电话回去，叫林宛芝不要等他，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她问他为啥，他没有吭声，那边忍不住哭了。他一阵心酸，话也说不下去，挂上电话，痴痴地走出烟纸店，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南京路朝东——他看到横在眼前的那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不如投水，省得再受这个气。他踽踽地朝东走去，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他的脚步子踌躇了。他问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结了吗？他望着浪涛滚滚的黄浦江，他的心也像是一条奔腾的黄浦江，汹涌澎湃，宁静不下来。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刻，旁边有一个人叫住了他：“德公，你怎么往那边走？”
他回过头去一看：是唐仲笙。他一时答不上话来。唐仲笙问他：
“坦白书递了吗？”
“没有。”
“那到那边去排队，一道走。”
“你也去吗？”他很惊奇智多星也去排队。
“当然去，不坦白哪能过关。”
“过关，”他思索这两个字，觉得智多星肯去排队，当然没有错。他信口应道，“好的，一道走吧。”
他们两个人排到龙尾那里。徐义德站在唐仲笙前面，心噗咚噗咚地跳，现在他不好再离开了。他只好硬着头皮随着前面的人一步步移动。
徐义德无可奈何地走进接待室。他看见满屋子都是人，贴墙摆着一排桌子，桌子联着桌子，形成一个柜台似的，每一个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工商组的工作同志，在桌子前面正对着工作同志坐着的是资本家。他被引到最后一张桌子上，那里坐着一个人没谈完，另外还有两个人站着在等候。他踮起脚尖，想学学别人哪能交坦白书和答复工作同志问题的，自己好应付。可是人声嗡嗡，声音细碎，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他想倾听最后那张桌子上的谈话，又怕人猜疑。等前面的人谈完，轮到他，他恭恭敬敬地把坦白书送上去，两手下垂，挺腰坐着，等待问话。他的搜索的眼光时不时盯着工作同志。工作同志的眼光一碰到他，他立刻低下了头，望着自己人民装上的钮子，表现出老实诚恳的样子。他心里却在想：这个年青小伙子今天可神气了，不是五反运动，你到我家来拜访，还不见你哩。
这个工作同志姓黄，名叫仲林，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却沉着练达，办事很有经验。他接过徐义德的坦白书，很快就看完了。他每天要看上百份这样的坦白书，已经摸出一个规律，头尾那些坦白彻底诚恳的话，完全可以猜出，照例不必细看，主要看坦白的具体事实，就知道坦白的程度了。他看徐义德坦白的五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显然是来应付应付的。他登记好姓名厂址，把坦白书往桌子上一放，手里拿着钢笔，问徐义德：
“你还有啥要坦白的吗？”
“我坦白的，都写在这上面了。”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问你，除了上面写的以外，还有啥要坦白的？”黄仲林说。
“还有啥要坦白的？”徐义德用力搔着自己的头皮，出神地想了一会，说，“没啥坦白了。”
“我怕你有些事体忘记了，你想想看。”
徐义德脸上忽然热辣辣的，心里想：这个年青小伙子哪能这样厉害，瞧他不起，看了一下坦白书，就知道还有没坦白得，而且话说得那么婉转，给自己留下了补充坦白的路子。他听说“三反”干部过了三道关，“五反”恐怕也得坦白七八次，一次不能坦白完。有些事体根本不能坦白，坦白出来，别说沪江这爿厂要赔掉，恐怕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他咬咬牙，肯定地说：
“我的记性很好，没啥忘记的。”
“资本家的记性总是不大好的，我们这里常常有人来坦白三次四次，还有的坦白七八次……”
徐义德惊奇地“啊”了一声，坦白七八次，那自己以后还要来吗？
黄仲林接着说：
“还是一次坦白得好，省得下次再来了。”
“我和别人不同，我的记性很好。”徐义德说。他想黄仲林的话：“下次再来”，那么，这一次还不去提篮桥？他有点莫名其妙了。
“多想想不吃亏。”
“那是的。”徐义德含笑点点头。
“那么，你想想有啥补充吗？”
“补充？”
“是的，把那些重大的见不得人的事体补充上去。”
徐义德感到黄仲林的眼睛里有一股逼人的光芒，这光芒似乎可以照得见徐义德那些重大的见不得人的违法事体。他奇怪这个年青小伙子懂得这么多，为啥几句话就说到自己心坎的深处呢？徐义德不单是脸上发烧，心也跳动得剧烈，表面竭力保持着平静。他想站起来走掉，可是话没有谈完，哪能好走？身子背后还有唐仲笙在等着哩。他毫不犹豫地说：“真的没啥补充了，如果查出来，我愿意受加倍的处罚。”“话不要讲尽，”黄仲林笑了笑，说，“要给自己留点余地，今天不补充，将来好补充。”
“你不相信，我可以发誓。”
“那倒用不着，我们不相信这个。”
“真的没啥补充了。”
“一点也没有了吗？”黄仲林用眼睛盯着徐义德。
徐义德斩钉截铁地说：
“一丝一毫也没有了。”
“你可以具结保证吗？”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徐义德毫不含糊地问，“是要签字还是打图章？图章我也带来了。”
“今天用不着了。”他对徐义德微笑，说，“将来想起，还可以补充坦白。”
徐义德坦白的门关得越紧，黄仲林欢迎坦白的门开得越大。他耐心地对徐义德说：
“陈市长‘五反’动员报告你们学过了吗？”
“学过了。”
“你还要再学习学习。”
“是的，新时代的工商业家要不断学习，努力进步，好为人民服务……”
黄仲林打断他的话，问：
“你有啥检举吗？”
“检举？”
“是的，就是说，你晓得别的工商业家的五毒行为，可以向人民政府检举。”
徐义德认为检举别人给对方知道了，对方一定也会检举自己，那是不利的。千万检举不得。他说：
“隔行如隔山，别的行业的事情，我一点也不了解。至于棉纺这方面，我倒是熟悉，不过平时厂里事体忙，很少和同业往来，也不大清楚。”
“检举也可以说明对五反运动的态度是不是诚恳坦白，检举出来的违法事情，对五反运动有好处，对人民政府有帮助，在你来说，立了功，也有好处的。”
检举有这些好处，徐义德觉得可以考虑考虑。一看到四面站着的坐着的都是工商界的人，尤其是唐仲笙就站在背后，他是智多星，工商界的巨头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哪能好当面检举别人？传到对方耳朵里对自己就不利了。他想了想，说：
“同业的事不大了解，就是听到一点半点的，也记不清楚了。”
“你记性不好，我是晓得的，可以多想想，一想就记起来了。”黄仲林对他笑了笑。
徐义德感到有点难为情，但旋即给自己解脱了：
“别人的事我记不清，我自己的事是记得很清楚的。”
“这没有关系。”
“我可以不可以想好了再写给你？”
“可以。”
徐义德提心吊胆地问：
“还有啥事体吗？”
黄仲林放下了钢笔，答道：
“没有了。”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徐义德站了起来，唐仲笙坐了下去。徐义德跨出了接待室，像是怕后面有人追来似的迅速向大门方向走去，半路上给一个人拦住了，要他从后门出去。他这才了解为啥刚才只看到有人进来没人出去的原因。他走出后门，一个劲向外滩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不到十步，回过头去一看：身后没有政府工作人员跟着，他才安定下来，放慢脚步，徐徐向江边望去。
黄浊浊的黄浦江面上从吴淞口那个方向迟缓地驶来一只江华号客轮，朝十六铺那边开去，快靠岸了。江华号驶过去，江面上一只只小舢板，在波浪上起伏着，自由自在地摇摆着。靠近江边的新修成功的快车道，无数辆的各种汽车呜呜地疾驶着。徐义德羡慕船上的车上的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多么快乐啊。徐义德出神地望着江边，他的右边肩膀上猛可地有人敲了一记。他想：这下可真完蛋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怎么会放松资本家呢，随随便便送一份坦白书就让走了，天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体。交了坦白书，出了工商组的门，在马路上下手，人不知鬼不觉，就把人抓走了，政府想的办法多巧妙，逮捕了人不留痕迹，追问起来，可以赖得干干净净。这一手太厉害了！好在早已准备妥当了，知道要进提篮桥的。现在就走吧。他准备跟着后面来逮捕他的人到提篮桥去。在嗡嗡的人声中，忽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
“你在这里做啥？”
他回过头去一望：是朱延年。徐义德满脸怒容，盯了朱延年一眼：
“现在是啥辰光？老弟，开这样的玩笑！”
“为啥？”朱延年莫名其妙地笑着说。
徐义德不愿意说出内心的恐惧，定了定神，若无其事地说：
“没啥。”
“我在这里等公共汽车，远远看见你从接待室出来，叫你好半天，你听不见。我就走过来找你了。”
“你也来送坦白书的？”
“五反运动吗，就是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低头，过去我们一向是朝南坐的，这次要朝北坐一下，找几件事体坦白坦白，应应景，低低头，就过关了。”
“你还那么轻松，这次运动和过去不能比，听说单是职工的检举信，增产节约委员会就收到三十万封呢，来势很凶！老弟，你要小心点。”
朱延年不了解三十万封检举信的内容，但装出好像知道的神情，摆出蛮不在乎的样子，轻轻一笑：
“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宣传攻势，职工哪能晓得那许多？检举的还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一件芝麻大的小事要写好几封检举信，凑起来当然有三十万封。这样的检举信，要一百万封也不难。姊夫，你要笃定泰山，不要上共产党宣传攻势的当，打仗就要心定。”
“这一仗稳是我们输的，只要不惨败，就是上上大吉。老弟，不管哪能讲，这次运动来势凶啊……”
“算它是台风吧，刮过去也就没事了。”朱延年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徐义德，“你得到星二聚餐会的通知吗？今天晚上七点在思南路老地方聚一聚。”
“现在还聚餐？”
“唔，我早一会在店里得到通知，说无论如何要去，好像有要紧的事。”
“我今天没有到总管理处去，还不晓得。”
“去听听行情，领领市面。”朱延年怂恿他去。
他无可无不可地应道：“去去也可以。”
朱延年高兴地巴结道：
“现在快一点了，吃饭去，我请你，你看是吃中菜还是西菜？”
徐义德想起早一会给林宛芝打电话的哭声，怕出事，得赶快回家。他没有心思和朱延年一道去吃饭，说：
“我还有点事。晚上碰头吧。”
１５
太阳的余辉照在绿茵茵的地毯一般的草地上，在草地上的北面有一个大金鱼池，池子当中站着一个石雕的裸体的女神像，她的左手托着一个花瓶，从花瓶里喷出八尺来高的水柱，一到上空就四散开去，雨点子似的落在池子里。四五寸长的“珍珠鳞”、“蓝丹凤”、“望天球”和各色各样的金鱼在雨点子下面愉快地游来游去。
在金鱼池后边是一排葡萄藤架子。架子下面两旁放着四张绿色的长靠背椅子，都坐满了人。晌晚的微风徐徐吹来，吹得人们的脸上有点凉丝丝的，但并不冷，反而使人感到清醒和爽快。宋其文给风一吹，心里尤其舒畅，他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
“陈市长的报告实在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又诚恳，又坦白，又严厉，又宽大，又具体，又明确，五反就是五反，你看，多么明确！把我们工商界分为五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五，这个办法实在是公平合理仁至义尽了。我听了报告以后，心中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陈市长这样宣布开始五反运动，人心定了。三月二十五号那天的《解放日报》，我整整看了一天，看完了就舍不得丢掉，放在口袋里，没事的辰光，我就拿出来看看。”
宋其文从口袋里把刊登陈市长五反运动报告的那天《解放日报》拿出来给大家看，证实他的话句句是真的。“这也是陈市长厉害的地方。”唐仲笙说，“陈市长不但把上海十六万三千四百户工商业分成五类，而且把各类的百分比也大体做了估计：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基本守法户，估计大约可占工商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估计大约占工商业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又放宽尺度，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要是彻底坦白，真诚悔过，积极检举立功的，也算做基本守法户。这么一来，陈市长就把我们工商界的人心争取过去了，然后集中力量，对剩下来的百分之五进行工作。这百分之五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工商界就孤立了。这是陈市长的战略：团结绝大多数，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主要方面。”
潘信诚点点头，觉得唐仲笙看问题比宋其文又深了一层，讲的句句有道理，忍不住赞扬道：
“真不愧是智多星！”
宋其文心头一愣，他刚才没有想到这方面，给唐仲笙占了上风，又无从反驳，他望着女神左手里的花瓶，说：
“不管哪能，按陈市长的政策办事，我想，大家都肯坦白的。要是陈市长早些日子报告，叶乃传不会跳楼自杀了。他究竟是个干才，想起来，有点替他可惜。”
“叶乃传吗，”马慕韩瞧了宋其文一眼，说，“再宽大也宽大不到他头上，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工商界坏分子肯坦白，那才是怪事体哩。”
宋其文看马慕韩的脸色不对，马上转过口来说：
“慕韩兄的话也有道理。”
柳惠光自从“五反”以来很少看报，在利华药房楼上整天板着面孔，像是家里死了什么人似的。他就是到星二聚餐会来，也是愁眉苦脸提心吊胆的，看了陈市长的报告以后，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他和宋其文一样，把那张报纸藏在口袋里，整天带在身边。每逢听人家提到陈市长的报告，他就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激动地说：
“政府的宽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基本守法户的数字以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为标准，因为上海行业多，交易进出数字大，因地制宜，太正确了。”照柳惠光自己的估计：利华的违法所得可能不超过一千万，所以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兴趣。他说，“陈市长的报告，句句听的进。老实说，以前听见检查两个字就有点儿心惊肉跳，听过陈市长的广播，又仔细看了看报告，就希望赶快到我们利华来检查。我这两天饭也吃得下了，心也笃定了。‘五反’没啥了不起。我估计：我顶多是属于前三类的。”
柳惠光得意忘形，边说边笑，只顾谈自己，不知道话里伤了别人——仿佛别人是属于后两类的样子。潘信诚有涵养，只微微望了他一眼，内心虽不满意，却没有透漏出来。马慕韩没有注意听柳惠光说啥，他扶着葡萄架的栏杆凝神地望着那条浑身装饰着珍珠似的“珍珠鳞”游到水面上来争食吃。唐仲笙句句听见了，他忍不住刺了柳惠光一下：
“老兄，你现在轻松了，忘记早两天你那股紧张劲。你急起来，走投无路，唉声叹气；松起来就天下太平，嘻嘻哈哈；
真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现在又神气活现了。”
柳惠光给唐仲笙一刺，这才感到自己话里语病太大，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他顿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想法慢慢把话拉回来，抱歉地说：
“我不过这么说说，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
这句话马慕韩听见了，笑着对他说：
“惠光兄，你啥辰光不担心？你天天担心，事事担心。你说，对不对？”
“对，完全对。”柳惠光借此把话忿开去，说，“慕韩兄的话当然对。”
“那倒不见得。”马慕韩并不在意柳惠光捧他。
唐仲笙没再理柳惠光，他对潘信诚说：
“从陈市长的报告里可以看出：处理工商业者比处理公务人员宽；处理公务人员又比处理共产党员宽。幸而我们是工商界，犹得宽处。否则，‘三反’起来，真正吃不消，不管多大的干部都会撤下来。”
潘信诚信口答道：
“不过，和共产党相处也不容易，随时要小心谨慎。”“是呀，”潘宏福给爸爸的话做注解，说，“不然要吃亏的……”
潘信诚怕儿子谈家里的事，连忙瞪了他一眼。他会意地没有说下去。唐仲笙不了解他们父子话里的意思。马慕韩正坐在潘信诚斜对面，他歪着头插上来说：
“和共产党共事倒不难，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行了，难就难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这却实在不容易。”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实在不容易。”潘宏福觉得马慕韩说得对。
“道理容易懂，就是做起来难。”潘信诚接着对潘宏福说，“你年纪青青的，不懂事，少多嘴多舌的。”
他说完话，微微重下眼皮，暗中睨视了马慕韩一眼。马慕韩扶着栏杆，想主意来驳他。
“那不是马慕韩吗？”
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马慕韩从女神旁边望过去：冯永祥站在草地那边，举着右手，向葡萄架这边指着。
草地那边聚集着两堆人，右侧那一堆里梅佐贤站在前面，唉声叹气地说：
“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为啥？”朱延年感到有点奇怪，说，“‘五反’也反不到你们资方代理人的头上。”
“你说得好，延年兄，我们有我们的苦处。”
福佑药房没有资方代理人，除了童进那些伙计，就是朱延年代表一切。他不用代理人，也不知道资方代理人有啥苦衷。他轻松地问道：
“你们苦在何处？工人斗资本家，资本家挨斗。你们苦啥？”
“你们当老板的，哪里晓得我们的苦处。”梅佐贤想起最近厂里各个车间工人高涨的斗争情绪，那紧张的空气，好像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着似的。他一想到这点，就怵目惊心，忧虑地说，“我们不是劳方，也不是资方，可是资方拿你当职员，劳方又拿你当资方。我们夹在当中，非劳非资，左右做人难。”
“这叫做夹心饼干？”
“不，”江菊霞很理解梅佐贤的心情。她虽然是大新印染厂的副经理，那是老板为了拍史步云的马屁，特地给她的干股。她认为自己不但在工商界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就是在大新印染厂也是一位资方代理人。她亲身体会这个处境，说：
“工商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勞方。”
“糟坊？”朱延年不解地问，“是不是糟糕的意思？”
“不是。这是一个新的词儿，这个字也是新的，把劳方的劳字上面的两个火字去掉，加上资方的资字上面的那个次字，连在一块儿，叫做勞方，又是资方又是劳方的意思。”
“这个词叫的妙，这个字也创造的好。江大姐真是天才，变成现代的仓颉了。”梅佐贤竭力赞扬江菊霞。
“这个词不是我取的，是大家凑的。”
“我想：一定是你首先想的。这个词儿实在太妙了，把我心里要说的话都包括进去了。”梅佐贤的心情很尴尬：他希望用掉资方代理人的身份，至少要辞去厂里劳资协商会议资方代表的身份，害怕在“五反”当中被当做斗争的对象。但他感到不好当面向徐总经理提。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能好在徐总经理困难面前临阵退却呢？要是在“五反”中出一把力，说不定徐总经理以后会提拔他哩，至少加点薪水是不成问题的。怎样过“五反”这一关呢？他向江菊霞求教，“江大姐，你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勞方的日子难过。你得出点主意，领导领导我们。”
她给他这几句话说得心痒痒的，觉得梅佐贤这个人倒是蛮讨人喜欢的。她俨然是个上级，认真地想了想，用教训的口吻鼓励他：
“你说的倒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不过，目前资本家自身难保，顾不上考虑资方代理人的问题，暂时只有代理下去。资方代理人当然代表资方，这一点，不用怕。”“代理没问题，”梅佐贤皱着眉头说，“就怕挨斗，那可吃不消。”
梅佐贤无意之中流露出恐惧的心情。朱延年不以为然，他毫不在乎，耸一耸肩膀说：
“大不了是开会斗争吧，共产党就喜欢这一套。怕啥？把心一横，让他斗，看他能斗出个啥名堂来？我早就想透了，心里很轻松。”
朱延年怕梅佐贤顶不住，拆姊夫的台。他想了想，又说道：
“天大的事，有徐总经理在前面挡着，你大不了是个代理人。工人就是三头六臂，能把你怎么样？别以为工人斗志昂扬有啥了不起，尽是跟着瞎嚷嚷！”
“不见得吧？”梅佐贤不把朱延年的话放在眼里。
江菊霞却有不同的看法：
“延年兄的话，也有他的道理……”
梅佐贤听到她的意见，不好马上转过来，也不好马上不转过来。他想了一个说法：
“当然，延年兄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共产党善于搞宣传攻势，不能叫他们给蒙住。但是共产党有个特点，说一句算一句，也不能不有所提防……”“江大姐的分析再正确也没有了。”梅佐贤一边热情赞扬，一边向江菊霞点头。
朱延年不满地望了梅佐贤一眼：觉得他不把朱延年放在眼里，他大小也是个经理呀！他有意刺梅佐贤一句：
“江大姐讲的话，没有不正确的。”
江菊霞红润的脸庞上闪着愉快的笑容。朱延年以为他这两句话讲到她的心坎里，发挥了作用，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徐义德从外边走进来了。
徐义德和朱延年分手以后，立刻跑到一家糖果铺子里借了一个电话打到家里，说马上就回去，叫家里预备中饭，弄点好吃的菜。他回家吃过饭，洗了个澡，对林宛芝说，自己这几天神经紧张，过分疲劳，现在坦白书送上去，可以稍为安心一点了，要好好地养养神，美美地睡他一觉。他躺到床上，蒙头睡去。他翻来覆去哪能也睡不着，接待室那个青年工作同志的笑容和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如浪涛一般的翻腾着，滚来滚去，老是不散。他坐了起来，干脆不睡了，一看日历手表，已经是五点三刻了。他跳下床，早上那一套行头全部留下，穿上原来那套深蓝色的条子西装，林宛芝给他选了一条深黄底子印着大红枫叶的领带打上。他坐上一九四八年黑色的林肯牌轿车，像一阵风一样的急驶而去。
他在车上想起应该先打个电话约江菊霞早点到思南路来，好闲聊聊，轻松轻松。他看车子开得那么快，忽然叫司机停下来也不好，就改变主意：到了那里再打电话也来得及。谁知道他一走进去，花园里已经有很多人了，而且江菊霞比他先到了，就站在靠大理石台阶附近的草地上，正和梅佐贤、朱延年他们在聊天。江菊霞今天在徐义德眼里显得更加美丽动人。她上身穿的是一件大红色的兔毛拉绒衫，下面穿着一条淡青色的西装裤子，裤脚管很长，一直罩到脚面上，几乎把黑高跟皮鞋的后跟全遮上了。她站在台阶右前方，给绿茵茵的草地一衬，远远望去就像是盛开着的一朵大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