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想粗纱里也有鬼，有时粗纱间送来二十支的粗纱可粗哩。一定只过了头道，没有过二道，徐义德在这个上头又偷工又减料。像这样的粗纱，大概用了有一年。……”
张小玲放下笔，用右手数着左手的指头算了算，说：
“一年也不止，至少有一年两个号头。”
“差不多。”汤阿英点了点头，思索地说，“还有一桩事体，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徐义德搞鬼，可是不具体，也没有把握，你看可以不可以写？”
“啥都可以写，不具体也没啥关系，材料组他们可以根据大家的检举材料综合整理，你提一点，他提一点，汇拢起来，就多了，也具体了，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最后就可以找出问题来了。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写。”
“那还是大前年六月间的事体，我下了工，路过仓库，看到那边停了好几部大卡车，一蒲包纱一蒲包纱往外搬，堆在大卡车上，装满一车开走了，又装一车。我朝仓库里面一看：许多人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特别是方宇驻厂员，手里拿着个紫蓝色的印色盒子，在一个个纱包的骑缝上打印子，满头满脸是汗，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卖力，那天晚上可精神啦，这边纱包打完了，又到那边纱包上去打，不像过去磨洋工，做起活来死样活气，那次动作可快啦，满嘴新名词，说的可好听哪，猪嘴上插葱——装象哩！方宇好像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刚才想，这里面一定有啥鬼名堂，自从我进了沪江厂，没看见方宇这么忙过，也没看见他那样卖力气过，……”
“那天我也亲眼看见了，”管秀芬听汤阿英检举这桩事体，她停下笔，听出了神，插上来说，“我也从来没有看见方宇那样积极过，经阿英一分析，这里面大概有蹊跷。”
汤阿英得到管秀芬的支持，她的怀疑更大了，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哪家买纱这么急的，连夜装货，早过了下班的辰光，方宇加班加点，栈务主任马得财加班加点，整个仓库的人都加班加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确实从来没有过。”张小玲听汤阿英讲的这些情形，也觉得奇怪。她问，“你想一想，那天夜里他们运走了多少件纱？”
管秀芬没等汤阿英开口，马上答道：
“我和阿英看了一会，就走了，不晓得他们运走了多少件纱。”
“你也走了？”张小玲问汤阿英。
汤阿英点点头。张小玲惋惜地说：
“要是晓得运走多少就更好了……”
“当天晚上回家，我老想着这件事；第二天到厂里上工，特地去仓库看了一下，啊哟，一夜工夫，整个仓库都搬空了！”
管秀芬听汤阿英说的情形大吃了一惊，竟有这样的事，她怎么不晓得呢！她十分钦佩汤阿英深入细致，看到一个问题就抓住不放；而她自己却有点粗枝大叶，那天晚上的事看过就算了，没有仔细去想，第二天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仓库看一看，惭愧地说：
“你不说，我还不晓得哩。”
“过去我听方宇说的那一套，以为是真的，听了秦妈妈和杨部长的讲话，我想徐义德在里面一定搞鬼，可是具体哪能搞鬼，我就不晓得了。”汤阿英抱歉的眼光对着张小玲，仿佛希望她原谅自己不能进一步提供具体的内容。
张小玲迅速记完汤阿英讲的检举材料，满意地放下了笔，兴奋地对汤阿英说：
“你检举的材料十分重要。你不晓得徐义德在这里面搞的啥鬼名堂，不要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一调查，一研究，多么复杂的问题也可以弄的清清爽爽。”又问道，“还有吗？”
汤阿英一口气又想了几条，最后，她问：
“别的车间的可以不可以检举？”
“当然可以检举。”张小玲举着手里的金星钢笔说，“检举不分车间，只要你晓得，哪个车间的事都可以检举。”
“那我还有哩。”
张小玲又给她一件件记上，五张纸写得满满的。张小玲读了一遍给她听，问她有啥遗漏没有？她仔细想了想，没有了。张小玲要她在上面签个名，她说：
“我写的不好，你代我写上吧。”
“那不行，啥都可以代，唯独签字这桩事体不好代，要你自己来。”
管秀芬整理记录手有点累了，听张小玲回答汤阿英的话心里好笑，便放下钢笔，接上去说：
“还有吃饭不好代，别人代吃了，自己还是饿。大小便也不好代，别人大小便了，自己的肚子还是胀。不好代的事体可多哩。”
张小玲听管秀芬这几句话，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她挑剔自己说错了话，笑的是她讲的那两个比喻又具体又生动，驳也驳她不倒的。张小玲没有办法，只好说：
“你这张嘴啊，真不饶人！”
管秀芬走过来，隔着三张课桌，对张小玲作了一个揖，说：
“对不起，又碰了我们的小组长了。”
“你那张嘴就像把刀子，哪个你也要碰一碰。说起话来，总是出口伤人。”
“哎哟，不得了哪，”管秀芬把两只手合在一道，耸了耸肩，装出有些吃不消，惊慌地说，“那我以后不敢再讲话了，这回真要用封条把嘴封上。”
张小玲向管秀芬撇一撇嘴，脸上浮着不信任的微笑，慢吞吞地说：
“谁能封住你的嘴，那日头要从西边出来了。”
“那我就干脆不封了。阿英，你做证人，这是我们小组长讲的啊。”
“大家都羡慕你会说话，”汤阿英说，“别人想学也学不会哩。”
“你别跟她学，阿英，”张小玲向管秀芬看了一眼，把课桌上写好的那封检举信递给汤阿英，说，“你检举的材料很重要，快点送去吧。”
汤阿英拿着检举信飞快地到“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去了。张小玲坐到管秀芬那里去，看她整理会议的记录，准备待一会送到材料组叶月芳同志那里去。
２４
徐义德见严志发走进厂长办公室，慌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弯着腰，笑嘻嘻地欢迎道：
“严同志，请里面坐。”
他的肥胖的左手向咖啡色的皮沙发上一指。他下巴那儿垂下来的肉却有些颤抖。他一见了严志发，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他知道严志发是纱厂工人，对纱厂内行，讲话一句是一句，一点儿不含糊，也不讲情面。他像是一块钢铁，徐义德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可以活动的空隙。看上去，严志发在“五反”检查队里担任的工作蛮重要，许多场合都看到他。昨天他和余静她们一道来，徐义德找不到机会给他拉拉知己。今天严志发一个人走进来，不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吗？徐义德小心翼翼地抓住这个机会，请严志发坐到沙发里。
徐义德没有叫工友，也没有叫梅佐贤，他亲自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送到严志发的面前：
“严同志，你们实在太辛苦了，喝点茶。”
严志发见徐义德这样低声下气的态度，忽然恭恭敬敬地送过一杯茶来，兀自吃了一惊。他身子往皮沙发上不自主地一靠，很严肃地直摇右手：
“我不渴，我不渴。”
徐义德轻松地笑了笑：
“烟茶不分家，喝点茶，没有关系。”
徐义德本想把那杯茶推送过去，见严志发惊慌的神情，怕把事情弄炸了，就没有动。
严志发不愿意靠近徐义德，仿佛怕徐义德身上啥脏东西会沾染到他的身上去。他向长沙发的上面移去，抬起眼睛盯着徐义德，防备他还有啥花样经。徐义德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动。他的眼光虽然对着长方形矮桌子上面的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可是暗中时不时觑严志发一眼。
他们两个人相互注视着，谁也不言语。半晌，还是徐义德先开口：
“严同志，有啥指教吗？”
“有啥指教，”严志发警惕的眼光从徐义德的身上移过去。他解开深灰布人民装的右边口袋，从里面掏出三张折叠好的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来，把它打开，弄平，送到徐义德的面前，说：
“你不是对杨队长说：一定要交代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的关怀吗？”
徐义德心头一愣：他竟想不起在啥地方说过这样的话了，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说过这样的话。他轻轻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要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我要坦白。”
“那很好，你现在就坦白吧。”
徐义德感到愕然：他摸不清严志发是要他当面把坦白的材料写出来呢，还是写好了以后送去。他试探地说：
“我一定坦白……”徐义德有意不说完，而且把这句的尾音拉长，等候严志发接上来说。
严志发很简单地说：“那你写吧。”
“是现在写呢，还是等我写好了再送给严同志？”徐义德等了一会儿，说，“材料倒有一些，一时恐怕写不完。”
“写好了送来吧。”
“那再好也没有了。严同志办事真精明。”徐义德笑眯眯地望着严志发，说，“你看，哪能写法？”
“这个，”严志发顿时想起杨部长刚才对他说的话：你现在到徐义德那里去一趟，送几张纸给他，要他写坦白书。他目前不会老老实实坦白的，不必限他的日期，让他写好了再送来。这必然会引起他内心的斗争，他不了解我们掌握他多少材料。他当然希望能够蒙混过去。他不写点真实材料出来，又怕蒙混不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摸我们的底。你去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摸底。你可不能漏一句半句话出去。这种人，你眉毛一动，他就知道你肚里要说的话了，可刁哩。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多说，他就无计可施了。杨部长的估计，果然不错。严志发说：“哪能写法，你自己晓得。”
“对，对。哪能写法，我自己当然晓得。”徐义德暗中瞟了一眼。他并不灰心，又试探道，“不过，严同志能够指教指教，我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是不是，严同志。”
“你老老实实把五毒不法行为写出来就行哪。”
徐义德一听这口气好像有了一点苗头，他拿起那把江西景德镇的宝蓝色的瓷茶壶向严志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茶。他自己的身子倾向严志发那边去，小声地问：
“你看从啥地方写好呢？严同志，我们厂里没啥严重的五毒行为。我领导这个厂真是官僚主义浑淘淘，许多事体我也不晓得。偷工减料这方面，我想，可能是有的。别的方面，就很难说……”
徐义德说到这里，暗中注视严志发的表情。严志发霍的站了起来，对他不客气地说：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怎么坦白，你自己晓得。我不会告诉你的。”
严志发径自向门口走去。跨出厂长办公室的门，他向徐义德留下了一句话：
“你的坦白书啥辰光写好，就啥辰光送来。”
徐义德讨了个没趣。他也站了起来，过去把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接着把刚才倒给严志发的茶一口喝得干干净净，好像把怨气吞下去似的。他躺到沙发上，慢慢平静下来。
他的头靠在沙发背上，正对着粉刷得雪白的天花板。他自言自语地说：
“坦白？我徐义德有啥好坦白的？将本求利，凭本事赚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吗？愿者上钩，怪不了徐义德。办厂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亏本。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钱赚多了就错了吗？就犯法了吗？不法行为？五毒？哼！”
徐义德忽然感到身旁有一个人，数说他的五毒行为，什么套汇呀，什么偷税漏税呀，什么偷工减料呀……徐义德怵目惊心，没法否认。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认为即使有错，也可以原谅：
“好，就算要坦白吧，我徐义德已经坦白过了。市的棉纺公会送了一份，市工商联送了一份，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商组也亲自送去一份，区增产节约委员会里，当然也送了一份去。用打字机打的，完全一样，多送一份两份没啥关系，反正有的是。已经送了这么多的坦白书还不够吗？一定还要坦白？也好，那把过去的坦白书再抄一份就是了。”
徐义德的眼光望着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口袋，想起那份坦白书的原稿没有带在身边，留在家里了。他准备明天带来抄好送给杨部长。不，不能越级，要送给严志发。但也不能把杨部长放在一边，决定沪江纱厂问题的到底是杨部长而不是严志发。他想了一个妙法，写严志发同志转呈杨部长。这样面面俱到，万无一失了。
“已经交过了坦白书，为啥还要写呢？过去写的不算吗？过去坦白不彻底？唉，这就很难了。啥叫做彻底呢？坦白一件，不彻底；坦白十件，不彻底；坦白一百件，还是一个不彻底。一件也不坦白，倒反而彻底了。最好一件也不坦白，不然的话，坦白没有一个完。”
“你的五毒不法行为你自己晓得，我们也晓得。”徐义德想起刚才严志发对他说的这句话。“你们也晓得，那很好，按照我的五毒不法行为定罪好了，何必要我坦白呢？朱延年说得对，政府既然知道我们资产阶级的五毒罪行，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全市职工检举了三十多万份材料，那宣判就行了，为啥还要资本家坦白呢？要资本家自己检举自己，提供材料好定罪。”
杨健在会客室里对徐义德讲的话有力地在他的耳朵里回响着：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那才是天下的大笑话。共产党讲的，总是好听的，不坦白，你不晓得我的材料，你要从严也无从严起。坦白了，有了材料，有了证据，倒反而会从宽？三岁娃娃也不会相信。坦白了好定罪，没收财产。房子没有了，住在啥地方去？另外租一幢花园洋房或者公寓房子？没钱。弄堂房子？又脏又闹，哪能住得下？黑色大型林肯牌汽车没有了，出门坐啥车子？祥生汽车，太寒伧。人家一看到那刺眼的粉绿颜色，就晓得是营业车子。偶尔坐一下，人家不晓得倒也无所谓。长了，人家必然会看到，一定要说：“徐义德也落架了，坐在一辆祥生汽车里。还有，三个老婆谁赡养呢？守仁的开销呢？有些可以预先藏起来，这倒是一个办法。”
他想到这里，眼光正好望见办公室右边那块墙壁。墙壁是新粉刷的，还没有完全干燥，隐隐看得出是补上去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石灰气味。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走到墙壁那儿去，弯着腰，一边用手指轻轻敲着墙壁，回音是坚实的，取出里面私藏的二千两金子以后，都填满了砖头。他叹息地说：
“足足二千两金子，完了！放在墙壁里都不可靠，放在别的地方可靠吗？现在看来，一切的地方都不可靠。最可靠是不坦白，政府没法定罪，没法没收财产。抗拒从严吗？顶多送进提篮桥。”徐义德的右手立刻放到人民装的口袋里，那把绿色的透明的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先施牙膏还在，撇一撇嘴说道，“进提篮桥吗？早准备好了。”
他的眼光对着早一会严志发坐过的长沙发上，喃喃地说：
“想我坦白吗？我徐义德不上那个当！”
２５
戚宝珍今天睡了午觉，起来感到精神很好，看到屋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便兴致勃勃地动手整理了。她首先把杨健的衬衣短裤和珍珍的小衣小裤拿到卫生间里，在浴缸里放了水，给泡上；转过身来，又把桌子上的什物摆齐，铺好床，扫了地，就到卫生间去洗衣服。她弯着腰洗，因为很久没有做事，劳动给她带来了愉快，不洗完，手简直停不下来。等她把衣服晒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她额头上飞舞着金星，整个房间在她面前旋转，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着，仿佛大地在动荡，哪能也站不稳。她扶着床，一步步好容易走到床边，仰身往床上一倒，紧闭着眼睛，房间里静静地，只听见胸口怦怦地激烈跳动，十分闷塞。她勉勉强强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枕头，稍为好一点，可是呼吸还是不顺畅。
过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睁开眼睛，看到整洁的房间和卫生间晒的衣服，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今天总算打扫了房间又洗了衣服，这是她好久想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也是这样的事叫她气恼：为啥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就感到那样吃不消呢？要是在过去，别说这点事，就是再多一些活也不打紧。现在哪能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相信自己的体力坏到这个程度，伸手到枕边拿过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面孔照过来又照过去，好像在追寻失去了青春的体力。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的清楚，分析的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决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罗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人想法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都挟了许多书，放在他面前，低头在看书，在写笔记，没有注意她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离开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组织上调动大批干部支援上海，杨健一到了上海，分配在长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不久，戚宝珍带着珍珍也到了上海，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文教科担任副科长职务。同时还在沪江纱厂夜校里兼一点课。开头一年多，她工作非常努力，从清早忙到深夜也不感到疲倦。在解放区积累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她研究怎样在区里运用，有时还挤出时间给区里小学教员做报告。自从发现自己有心脏扩大症，精力就不如从前了，开始并不服输，一次又一次躺下，不得不叫她徒唤奈何了……
过去这些事在她脑海里涌起，非常新鲜，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点点家务事，身子竟支持不住。从那面小小的圆镜子里看，自己的容颜并未消瘦，眼角上也没有长起扇形的皱纹，从表面上看，还是年青有为不减当年，她生气地把镜子往床头一放，怨恨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个鬼身子！”
叶月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劈口问她：
“你骂啥人？”
她没有注意有人来，突然听到人声，兀自吃了一惊。她侧过头去看，见是叶月芳，想起床招呼，立刻给叶月芳按住了。叶月芳坐在床边，对她说：
“你躺着好了……”
沪江厂的“五反”工作热烈展开，杨健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回家。他嘴上不提，叶月芳心里知道的。今天叶月芳到区里来有事，杨健对她说：办完事，有空，到他家去一趟看看。
她见了叶月芳，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个人老是蹲在房间里，总希望见到一些朋友，等到朋友来了，又觉得不如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她以为区文教科叫叶月芳来的，不等她讲下去，抢先说道：
“唉，今天睡了午觉，起来精神好些，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又倒下了。”她的眼光望着叶月芳，那意思说：别看我躺在床上好好的，我的身子可是不行呀！
叶月芳没有留意她的眼光，不假思索地说：
“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养，一个人蹲在家里哪能工作，我劝你还是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时期才好……”
她每次见到人，总怕别人误会她蹲在家里好吃懒做，暗中说明自己的病，但听叶月芳的口气，完全了解她最近的健康情况。她就不详细说下去，改了口：
“厂里正在‘五反’，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哪能闲得住？”
“这个心情，我是了解的。”叶月芳的两个腮帮子上浮着两个小小的酒窝，同情地说，“我一闲下来，就觉得闷的慌，一天不做许多工作，就仿佛一天白过去一样，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你说的是呀，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实讲，见到你们生龙活虎般工作，我心里就静不下来。好几个月没上班了，在家里也不能给杨健一点帮助。”
“杨部长晓得你在家里闷的慌，特地叫我来看看你。这两天厂里忙……”
“厂里‘五反’进行的哪能？”
“‘五反’吗？”叶月芳怕讲起厂里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会妨碍她休息，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为啥不肯告诉我？”
“你还是好好休息，别操这份心了。”
“你告诉我，我不操心就是了。”
叶月芳简单地告诉她最近“五反”的情况，她顿时兴奋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焦急地问：
“徐义德这么顽强？”
“资本家不会痛痛快快地坦白的。”
“让他这样纠缠下去吗？”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徐义德就孤立了。”
“你这个意见很对！”她钦佩地望着叶月芳。
“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杨部长的。”
“哦。”她没有再赞扬，改口说，“夜校的人都参加‘五反’了吗？”
“当然都参加了。”
“只有我这个病号蹲在家里。”她的手按着胸口，内疚地说。
“杨部长常常想念你，觉得他不能多照顾你，心里老过意不去……”
“让他忙吧。我这个病号不能工作，还能妨碍他工作吗？叫他安心在厂里工作，别挂念家里。告诉他我很好，别说我又躺下。” 叶月芳感到有点为难：她怎么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杨部长？但又不好违背病人的嘱咐。她未置可否地“唔”了一声。戚宝珍接着说：
“你以后也别来看我，影响你的工作。”
“来看你，也是我的工作。”
“不，你别听杨健的话。”
“不单是杨部长，夜校里的人都关心你，余静同志也常常想你。本来余静同志今天要同我一道来看你，给余大妈找回去了。明天是清明，她们准备到龙华上坟去。”
她望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果然上面有四个老宋字：“明日清明”。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提起，我到忘记了。国强过世快三年了。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和杨健常常谈起他，以为进上海一定能够见到他。谁晓得永远见不到呢！他牺牲得很英勇，照道理我也应该和余静一道去上坟，只是这个身体……”
“等明年清明再说吧。”
“唉，这个病啥事体也做不了。你告诉余静，别关心我。也在厂里够忙了，别来看我。你，忙你的工作，也别来看我。”
“再忙些，我也应该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休养，不要急。组织上决定你休养，这就是你的任务。等休养好了，要做的工作多着哩。”
“这个道理我懂。我也劝过别的同志，可是临到自己头上，老是想不开……”
“这道理你当然懂，那你就休息休息吧。闭着眼睛睡一会，好不好？”叶月芳像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
她讲了半天话，确实有点累了，上眼皮搭拉下来，慢慢地睡着了。叶月芳看到卫生间的衣服，她走过去，悄悄地拿到院子里去晒。
２６
一辆三轮车从衡山路那边向谨记路踏来，坐在车上的余大妈望着两边的田野心里豁然开朗了，对她身旁的女儿说：
“一眼望这么远，心里开阔，人也舒服哪。”
“可不是，你整天闷在屋子里，眼光看不到两丈远。”余静深深吸了一口田野的空气，说，“这里空气多新鲜。你常出来走走，不要老是呆在家里。”
“你说的倒好，家里没人，哪能走的开？”
“那也是的，”余静想出了一个主意，说，“厂礼拜我呆在家里，你带小强出来走走。”
“这个……”
余大妈一句话没说完，坐在她怀里的小强转过身来，渴求地望着她：
“带我出来白相，婆婆。”
“唔，坐好了，别动，小心摔下去。”余大妈紧紧抱着他。
他贪婪地东张西望，在他眼前出现的事物，都感到新奇。外边实在比家里好白相的多了，家里老是那间小房子，小房子里老是那几样物件，别的啥也没有。他顺着眼前的绿油油的一畦一畦的菜地望过去，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房屋，在一片黑瓦和红瓦的后面，矗立着一个高大的赭色的宝塔，给它背后的蓝色的天空一衬，再加上一块一块的白云缓缓飘过，越发令人注目。他举起小手，指着天空，歪过小脑袋，对婆婆说：
“你看，……”
余大妈眼光随着他的小手指看过去，有意问他：
“这是啥？”
“这是……这是……”他不知道它叫啥名字，小脸上泛着羞涩的红晕，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你告诉我……”
“宝塔，有名的龙华宝塔，站在上面，全上海都看的见……”
“啊！”他鼓起眼睛，婆婆最后一句话对他非常有诱惑力，上海有多大呢？他从来不知道：全上海是个啥样子呢？他也不知道。他想跑到塔上去看看，一定很好白相。
三轮车经过从前的伪龙华警备司令部，转过弯去，到了龙华塔下。小强拉着婆婆的手，要求道：
“带我上去白相！”
“现在没工夫……”
他嘟着小嘴，说：“不，我要……我要……”
余静劝他：“听大人的话，以后带你来……”
他的一对小眼睛对着宝塔一层一层望上去，一直望到塔顶，要是上去了，人就像站在天上一样，多好白相呀！他的脚情不自禁地踏着三轮车的脚踏板。车夫以为是大人踏的，他停下车来，问：
“下车吗？”
“不下来，”余静说，“走吧。”
三轮车向前面踏去，龙华古塔留在车子后面去了。小强转过身去，对着高耸入云的赭色的宝塔呜呜地哭了起来。余大妈用手绢给他拭了拭眼泪，哄他道：
“你看，你看，这是啥？”
他转过去，看婆婆指的右边。龙华寺赭色墙壁旁边有一座古老的牌楼，经过历年的风吹雨打，朱红的柱子已经变成紫黑色了，许多地方的油漆剥脱下来，露出灰色的粉底和黝黑的木料。通过这座牌楼，向里面望去，却是另外一个世界：一片绿茵茵的草地的边缘一排蝴蝶花，蓝的，紫的，杏黄的和粉红的花瓣像真的蝴蝶一样，仿佛在那里展开翅膀飞翔。在这些蝴蝶上面，如同一片熊熊的火焰似的，是龙华著名的桃林，娇艳的桃花给四月早晨的阳光一照，显得特别妩媚，像是少女含羞欲笑的红润润的脸庞，逗人喜爱。
小强看着那片红红绿绿的花草也觉得新奇，尤其是那耀眼的桃花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不哭了，眼泪干了，嘻着小嘴傻笑。慢慢，宝塔的印象淡漠了，他的眼光对着前方。
一条广阔的煤渣路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尾端和天空连接起来了。煤渣路两边是辽阔无边的田野，一片新绿，上面好像浇了一层油似的发着亮光。路上的人不多，大半手里都拎着提盘，腰间扎着白布腰带，迈着迟缓的步子，向着同一方向走去。
龙华公墓埋葬的大部分是解放上海英勇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和上海解放以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忠贞的革命烈士。许多坟还没有修好，只是靠马路这边的坟修好了，雪白的墓碑肃穆地对着雪白的墓碑，矮矮的松树静静地靠着矮矮的松树，一个一个墓穴用长方形的白石板垒起，默默地躺在蓝色的天空下。一片黄沙在半空中卷来，这是咖啡色的鶫，形成一条曲线，飞过宁静的墓地。
余静她们三个人顺着墓道向里面走去，那边是一片新坟，一堆一堆隆起的黄土整齐地散布在平地上，有的坟前残留着纸钱的余烬，给风一吹，轻轻的飘起，银灰色蝴蝶似的浮荡在空中，慢慢飞去，渐渐消逝在远方。
余静走到一座长满了青草的坟前站了下来，一个熟稔的面影立刻闪动在她的眼前，亲切而又刚毅的声音在她耳际萦绕。她像是一尊玉石雕塑的女像静静地立在那里，啥闲话也讲不出来，也不知道来了要做些啥。她的眼睛忽然给蒙上一层翳，饱满的泪水遮住她的视线，面前那长满了青草的坟墓模糊起来了。她竭力忍住泪水。
昨天夜里余静躺到床上已经快一点钟了。今天是清明，大家吃了点水泡饭，收拾收拾，雇了一辆三轮，到龙华公墓来。袁国强虽然离开她快三年了，她总以为是昨天的事。一个人独自从厂里回来，孤寂地在家里，她就常常想到他了。他也在这个辰光悄悄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像往常一样，和她低低地谈论着厂里的事，展望上海解放以后的幸福的生活。刚才她坐在车上，紧紧闭着嘴，不大言语，心里在想念着他。她一步步走近长满青草的坟边，透过青草和泥土，好像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他躺在那里。看着，看着，她的眉头紧皱，眼泪就忍不住从腮帮子上流下来了。
余大妈见她兀自站在那里不动，等了一会，还没动静，便歪过头去，觑了她一眼，看到她脸上晶莹的泪水，有意装做不知道。小强站在坟面前，歪过小脑袋瓜子，望着婆婆。余大妈点点头。他知道现在该行礼了。他对着坟头行了三鞠躬的礼，婆婆在他身后说：
“还有这边哩。”
他又向左上侧陪祭的祖先位置鞠了躬。余静过去行礼，余大妈在她旁边呜呜咽咽地哭了。
余大妈没有儿子，丈夫是拉橡皮塌车的，“八·一三”事变那年死在闸北的炮火下。她一个人帮人家做活，饥一顿饱一顿的，把余静抚养长大，余静进了沪江纱厂，家里才勉强够糊口。余静和袁国强结了婚，日子算是安定下来了。袁国强的家在无锡，平常就住在余大妈家里。她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刚才余静的眼泪就勾引起她的悲伤。怕余静伤心，她忍住了。现在看到余静扎着宽大白布腰带的背影，小强戴着白帽子，两手下垂，年纪虽小，也懂事地站在侧面，一声不响。对着那年青的寡妇和八岁的孤儿，她一阵心酸，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哭了，有条有理地诉说着：
“国强呀，你去了，我们是怎么想你啊。开饭的辰光，你不在；出去的辰光，看不到你的影子；阿静放工的时候，也看不见你同她一道回来。阿静想你，小强想你，到处找爸爸，大家都想你。你晓得啵。国强。你活着的辰光，啥人不喜欢你？啥人不说你好？你年青，你办事认真，你走路笔挺，……你在家孝父母，出外爱朋友，啥人有困难，找到你，你都相帮人家，……你一天忙到晚，从不想到你自己……庆祥纱厂上上下下几千人，没一个人说你的坏话。弄堂里的邻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你……只有反动派不喜欢你，恨你，把你抓去，活活的埋了你……你苦了半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从早到晚都是为人忙……好日子快来的辰光，你就去了……你把我们三个人丢下，叫我们想死了你，叫我们恨死了反动派……”
她越哭越有劲，声音也越喊越高，到后来有些儿嘶哑了。余静站在一旁，低着冰，暗暗地流泪。小强望着她们俩人发呆，一个大哭，一个流泪。他不知道怎么是好了。他睁着小眼睛向四面望望；别的坟上也有人在哭，有的呜咽地低泣，有的嚎啕地痛哭，有的一声不响地在流泪，门口那边有好几个人站着，可是谁也不来帮个忙。他没有办法，就走到婆婆面前，叫道：
“婆婆，婆婆……”
婆婆没有答应。他拉婆婆的手，用哀求的语调说：
“婆婆，婆婆，你别哭……”
婆婆还是哭。他去找妈妈。妈妈鼻子一抽一抽的，眼泪簌簌往下流。他叫了一声：
“妈妈，你劝婆婆……”
余静站在那里纹风不动，头低下来，眼睛对着她身上的白布腰带，擤了一把鼻涕，鼻子又一抽一抽的了。他叫婆婆，婆婆不应，叫妈妈，妈妈不响。他有点怕妈妈，不敢再叫下去。他靠到婆婆身边，大声叫道：
“婆婆……”
婆婆仍然不做声。他没有办法，也放声哇哇地哭开了。余大妈拭了拭眼泪，摸着他的白帽子，反而劝解他了：
“小强，不要哭……”
他真的不哭了，抬头望着她。
余大妈对坟说：
“你去了，我们天天想你，你晓得啵？……小强今年八岁了，长得很结实，也常常想你……家中生活比过去好了，你不要惦记……你在阴间要保佑我们……”
余静跟随余大妈在坟地走了一圈。她站在坟前，出神地望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不忍离去。小强怕她又要哭，拉着她的白布腰带说：
“走啦，妈……”
她给他拉走，快走出墓道，从一片雪白的墓碑上头望过去，又凝视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她心里想：今年无论如何要挤点钱出来，把坟修理修理，种点松树，立块墓碑。
她们缓缓地走出了龙华公墓，跳上了三轮车。余静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眼光对着公墓里面那个长满了青草坟头的方向望了又望，依依不舍。
她们三个人坐在三轮车上谁也不言语，经过龙华塔，小强歪过头去，叫了声“婆婆”。婆婆懂得他的心思，没等余静开口，她说：
“你妈要到厂里去有事，下次带你来。”
他留恋地望着云端里的塔尖。
余大妈瞅见余静皱着眉头，像是有一肚子永远说不完的心事。袁国强过世快三年了，余静经常提到他，刚才上了坟，更是忘不了他。她想：人已经去世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余静还很年青，就带着小强这孩子守一辈子寡吗？她想劝余静早点找个对象，可是看到她满脸悲伤的神情，又不好开口，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对三轮车夫说：
“踏快点！”
三轮车在平坦的衡山路上飞一般地踏过去。
２７
“还是替我搬到楼下来好。”杨健幽默地对余静说，“不要孤立我。”
“你住在楼上清静些，对工作也没啥不方便。”余静希望他不要搬动。
“五反”检查队队员住在工会办公室斜对面的两间空房子，原来是沪江纱厂工人夜校的教室，他们来了以后特地腾出来的。那里靠着仓库和托儿所很近，白天和夜晚都很吵闹，余静就给杨健设法在楼上职员宿舍里找到了一小间房，光线好，环境安静，只是离队员远了些。昨天晚上余静领杨健去，他当时就不肯住下，硬要搬到工人夜校的教室里来。余静跟他说教室里没有空。杨健说他有办法挤，真正不行，他还可以睡地铺。余静没有话说，她推托当时没人搬，队员们都睡了，搬过去会吵醒他们，不如先睡一夜，明天再搬。余静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楼上睡下去，怕他搬下来睡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料不到她今天从龙华公墓赶到厂里，一碰见杨健，他就给她提起这桩事。
“我欢喜和大家住在一道，有事随时好商量。空闲下来，也可以了解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一个人住在楼上有点特殊，也有点寂寞，还是让我和大家住在一道吧。”
“对面教室闹得很。”
“但是可以和同志们接近，就是工人同志有事来找我也方便些。你要是不给我搬，我把铺盖一卷，自己就掮到下面来了。”杨健双手往肩上一放，好像自己真的把铺盖搬下来。
余静拗不过他，无可奈何地说：
“好，好好，今天一定给你搬下来。”
“让我先谢谢你。”
“那倒用不着，”余静叹了一口气，说，“我怕你睡不好啊。”
她还是放心不下杨健的健康。她知道杨健的身体并不好，近来领导“五反”检查队的工作，比过去在区委统战部里显得消瘦一些。她深知杨健的性格，可能办不成功的事，一定不先讲；凡是他讲的事，一定要办成功。她不再言语，走出工会办公室（现在也是“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给他去安排。
当余静和杨健谈话的时候，钟珮文走过去要向杨健报告，半路上叫叶月芳摇手阻止了。叶月芳希望余静能说服杨健睡在楼上，这对杨健的身体健康会有帮助。余静一出门，钟珮文就连忙走进去，把手里的几十份检举材料放在杨健面前，说：
“这两天又收到许多检举信，第五百八十六号到五百九十四号是细纱间汤阿英她们的检举材料……”
杨健一边看着登记的目录，一边翻阅着工人们写的检举信，正好翻到汤阿英写的那封，他从头仔细看下去，看到前年六月底沪江纱厂忽然运出许多件纱，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引起他特别注意，他看完了，又从头看了第二遍，盯着手里那份材料，陷入沉思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