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揽七念三，忘记了资产阶级是剥削工人，压迫工人的。资产阶级再提高阶级的觉悟，工人不哇哇叫才怪哩！义德，你想的倒精哩，幸亏是给我说，要是叫工人听见了，一定要斗你哩！这回民改，小心工人诉苦诉到资本家的头上！”
“啊！”他调皮地把舌头伸了出来，马上又缩回去，说，“在别人面前我也不说了。”
“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为啥要资方参加呢？”
“有些事体，和资方有关啊。”
“唔。”现在对民主改革他虽然了解一些，可是许许多多的事，还是摸不清楚。给她一说，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恐惧：怕的是运动发展下去，会不会又整到自己头上？一想到“五反”的“大场面”，他心里又惴惴不安了。他疑虑地皱着眉头说： “我看，民主改革好比开西瓜，甜不甜，事先不晓得。”
“你这个比喻倒蛮有趣。”她看到浦东那边的夜雾越来越浓，像是给一层巨大无比的轻纱覆盖着，一切建筑物的轮廓都消逝在茫茫的夜雾里，连灯光也有点儿模糊了。江面的夜雾慢慢浓了起来，一只轮船闪着红灯，不时呜呜地鸣着汽笛，划破静静的夜空，慢慢向吴淞方面驶去。她说，“我们在雾里。”
“是啊！”他会意地叹了一口气。
３２
党支部大会开完了。出席会议的同志陆陆续续地走了。办公室里留下了党支部委员和叶月芳。赵得宝说道： “现在讨论一下中毒的事吧。”
早几天，杨健带民改工作队到了沪江纱厂，了解一下全厂的情况，在党支部书记余静的领导下，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做的细致，周密。赵得宝他们到区上学习回来，取了不少“经”，起了示范作用。比较差的是材料工作，在现支部掌握的政治情况，一类的有一百二十一个，二类的有七十三个，三类的有八个，四类的一个也没有①。从沪江厂的过去情况看，显然材料掌握的还不完全，需要进一步努力搜集。根据一般运动的规律，现在材料的一般比例是适当的，运动展开以后，还会陆续发现新的材料。他考虑到准备阶段的工作差不多了，可以正式展开，放手进行。刚才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先在党内进一步发动，准备明天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并且选举民主改革委员会，在党外全面展开。他认为赵得宝提出的中毒问题须要认真地讨论一下。他向赵得宝说：
①这是民主改革的政治情况排队，四类指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余静他们到医院第二天早上，赵得宝说啥也不愿意在医院里待下去了，一个劲向刘医生唠叨，要出院。刘医生笑了笑，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余静同志的话。他还是要求，并且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给刘医生看，仿佛不给他出院便是刘医生的错误。他告诉刘医生，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是工会副主席，能安心在医院里住下去吗？何况厂里还要进行民主改革哩，怎么好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余静一个人的肩胛上？他的病没有好，也就算了；现在身体已经好了，为啥不让他出院呢？刘医生要他身体复原再出去，不然，回到厂里饮食不小心，又会送到医院里来的。赵得宝在刘医生面前忽然变得像个小孩子，为了要出院，刘医生的要求他都接受。他答应出院好好养身体，不乱吃东西，回到厂里还吃刘医生的药，如果出院真正不行，一定马上回到医院来。刘医生听到最后，不禁笑了。因为像赵得宝这样一天闲不下来的工人同志，出了院，会自动进医院，谁相信呢？刘医生觉得他倒的确恢复的快，就同意他办出院手续。当时他欢喜得跳了起来，左手紧紧抓住刘医生，不断地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刘医生有意“将”了他一“军”：“余静同志查问起来，我可不负责呀！”他用左手拍拍胸口：“有我！”刘医生讲完了，走出大病房，又给别的病人请了回来，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可难住刘医生。幸好赵得宝说话了，要他们听刘医生的话，经过检查，同意了才行。赵得宝那股要求出院工作的劲头，感染了病院里的兄弟姊妹。他们过了没两天，都由刘医生批准出院了，最后一个出院的是钟珮文。赵得宝一出院，就帮助余静准备民主改革工作。今天，他和余静谈起了这件事。余静已经从医院那儿得到消息，肯定病人是食物中毒，饭菜中化验出来有葡萄球菌和别的菌。医院不能确定是青菜中原有的，还是有意放的毒。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赵得宝急着要讨论怎样能够追查出原因来。余静同意在支委会上讨论。
“杨部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余静沉思地说。
“确实很复杂呀！”杨健点点头。
党支部办公室里很肃静，只听见外边传来有节奏的啌窿啌窿的机器声，和后面苏州河上小火轮的汽笛声不时划过长空。叶月芳打破沉默，插上来说：
“医院里为啥不能确定是菜里原有的菌还是人放的毒？”
“应该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余静说。
赵得宝的眼光望着叶月芳，认为她提的对。叶月芳却以为他在欣赏她胸前别的那具北京玉石做的和平鸽。这是最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到北京开会带来送给她的。她相信全上海只有这一个漂亮的徽章，谁见到了都要望一眼。
“要快点追查清楚……”赵得宝说。
“孤立地追查，不一定马上找到头绪。老赵，你忘记民改工作要纯洁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通过民改，发动了群众，这些事体一定会暴露出来的。那辰光，中毒的事自然弄清楚了。”
余静问杨健，“你说，对不对？”
“完全对。支部书记的话我当然赞成。”杨健说。“不，现在你是我们的支书了。你认为不对，我可以放弃。”
杨健认为余静这样处理也好，没有其他的意见。他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就凭这件事，可以断定我们厂里一定有四类分子，恐怕还不止一个！不过，现在我们不必打草惊蛇，可以慢慢收集材料，不动声色，好一网打尽！”
余静走过去机警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低低地说： “我看陶阿毛行迹可疑。”
杨健点了点头说：
“对，看上去他的行迹确实可疑。‘五反’的辰光，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看来，最近有了发展。好在饭堂里已有了布置，同中毒事件有关系的人也在调查，我们先把陶阿毛搁在一边，让他多暴露一些。如果是他，等一阵子下手也不迟，现在先把情况向区里公安分局汇报一下，作为专案处理。”
赵得宝听他们两人议论，他的眉头扬了起来，觉得余静真有办法，许多地方比他看的深透。他和她一样，整天和这些人在一道，为啥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呢？他高兴得使劲把右胳臂一甩，得意地说：
“这个办法好！”
他用力过猛，把那只受过伤的胳臂甩痛了。他竭力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余静身上。余静得到杨健的支持，觉得更有把握。刚才杨健的话比她考虑的又深了一层，也看得更远一些。她感到和杨健一道工作，自己的进步就快一些。如果能够常常和杨健在一道工作，那多好呀。戚宝珍过世以后，杨健英俊的影子常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现。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就想从他那儿得到指示和力量；工作顺利，也想到他给自己的帮助；工作告一个段落，或者一项工作完成了，更想向他汇报。她希望看到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和他谈，每一次见了面，要谈的话又忘得干干净净，谈了一点工作，便离开了。分别以后，她又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跟他说。自己安慰自己：留在下一次谈吧。到了下一次，她又忘了。她一个人从厂里回家，想到杨健家里没人照顾，常想绕到他家，去看看他的小孩，想帮他料理料理。但怕去了次数太多，引起别人的议论，快走到宿舍的门口，甚至已经看到宿舍里的灯光了，她的步子趑趄不前了，徘徊了一阵，怕有人看到，迅速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寂寞地对着灯光。他的影子在她眼前闪来闪去，纵然闭上眼睛，他幽默的语言和爽朗的笑声也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低下头去，慵懒地慢慢躺到床上，羞涩地用被子把头整个蒙了起来，不让任何人瞧见她。最近他带着民改工作队又到了厂里。她满心说不出来的欢喜，不但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而且天天可以和他接近，可以向他学习。她说：
“杨部长见多识广，虽说好久没有到我们厂里来了，对我们厂里的事，了解的可清楚哩！”
“这还用说！”赵得宝的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芒。
“你就不必着急了，有杨部长亲自到我们厂里来，中毒的事还怕查不出来吗？”余静对赵得宝说。
“还有个问题，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杨健的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说，“刚才钟珮文同志在会上反映资方和高级职员都有点紧张……”
钟珮文以为杨健怀疑他的反映，不等杨健说完，连忙插上来说：
“我没有一句假话，他们确实紧张。”
“紧张是可以预料到的。不紧张，才是奇怪哩。”杨健说，“余静同志，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她凝神想了一想，慢慢说道，“这件事我有责任。过去不了解在民改中对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政策，只想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内部的事。你没来以前，我们从来没给徐义德、梅佐贤他们谈起这些事。一些会议，别说他们，连一般工人同志们也不大清楚。本来，我还以为保密工作做的好哩，刚才在会上听你这么一说，发现我们保密有点过头了。徐义德他们在厂里总会听到一些风声，可是详细情况不晓得，党的民改政策没有和他们见面，哪能不紧张？”
“你分析的对，应该把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不但可以打消一切顾虑，更重要的是会把群众发动起来。说群众完全不晓得，那也不一定。市委统战部早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市政协和市工商联都开过会了。徐义德不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的会可能参加了，至少听了传达。民改这么大的事体，你说他能不关心？他不过不说罢了，冷眼旁观，看厂里怎么办。”
“厂里怎么办，这个底他还摸不透，就惊惶了。徐义德很世故，他不会表露出来，梅佐贤、郭鹏和韩云程他们紧张，正说明徐义德也紧张。你说，杨部长，是不是？”
杨健听了余静的分析，暗暗点头。杨健在思索，赵得宝开口了：
“余静同志的眼光真准，我赞成她的看法。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穿一条裤子，他们紧张，徐义德不紧张才怪哩！”“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余静立刻插上来，解释说，“资本家和高级职员原来是穿一条裤子的，经过‘五反’，他们开始分化了，韩云程不是归队了吗？他们当中，要区别对待。如果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穿一条裤子，那倒是的。当然，也得看他们的利害关系，有辰光穿一条裤子，有辰光穿两条裤子。
在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上，徐义德和梅佐贤是一致的。”
“我不会分析，肚里明白，嘴上说不清爽。”赵得宝修改他的意见，说，“我赞你的成。”
他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余静脸上没有一丝笑纹，眼光很严肃地对着杨健，怕自己分析的不对，想听听杨健的意见。杨健幽默地说：“我也赞你的成。”他望了大家一眼，然后对余静说，“你去找他们谈一下，好不好？我在这里和赵得宝他们准备一下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的事。”
余静立刻站了起来。
３３
韩云程把试验记录收起，站起来，准备走了。郭鹏慌忙过去，想把他拉住。他跨了一步，踌躇地停了下来，感到忽然把韩云程拉住，显得有点儿唐突。眼看着韩云程要走出去了，又不容他犹豫，眼睛一动，开口叫道： “韩工程师……”
“有啥事体？”韩云程惊奇地回过头来。
“等一等，我们一道吃饭去。”他看到韩云程的脚在移动，慌忙说道。
韩云程走了回来。郭鹏装出忙乱的样子，收拾了日报表，又从抽屉里拿出来仔细看了又看，可是日报表上面的字迹和数目他一点也没有看到，只见模模糊糊一片。他心里在考虑怎么给韩云程开个头。他的心情很乱，像是一把回丝，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韩云程看他忙得那个样子，走过来，说：
“要不要我帮帮忙？”
“不要，不要。”他的眼睛从韩云程身上移到日报表上，又从日报表上移到韩云程的身上。他叹了一口气，说：“说忙，也实在太忙，生产这么紧张，民主改革又要开始了……”
说到这里，他暗暗注意看韩云程面部的表情，没有说下去。韩云程信口答道：
“民主改革也很需要。我们这个厂民改，像‘五反’一样，属于七十四个重点厂，在全市先行一步，听说市委区委都很重视哩。”
“重视当然很好，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过关就不容易了。”
“过关？”韩云程脸上忽然变得苍白，好像秘密被人发现。他立刻想起这几天萦绕在心中的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难道说郭鹏已经知道了吗？从啥地方知道的呢？辞退的那个娘姨一定是她心里不满意，有意泄漏出去，这未免太狠心了。临走的辰光，多付她一个月的工资，现在看来，完完全全掉到水里去了。更可恶的是恩将仇报，太没有良心了。他冷静地一想，那个娘姨已经走了，郭鹏上他家去，怎么会碰到呢？郭鹏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惦念着的问题。过关又是啥意思呢？他试探地问，“民主改革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我们要过关？”
“工人阶级内部的事？说是这么说，我们这些人，在厂里替资本家办事，能和工人阶级不发生关系吗？”郭鹏看他脸上有些紧张，有意夸大其词地说，“民主改革这把火会不烧到我们的头上？”
现在韩云程已经比较沉着了。他透过试验室的玻璃窗看看外边空荡荡的，工人都到饭堂里去了，一个人影子也没有，机器的声音也听不见。他问：
“啥火会烧到我们的头上？”
“啥火？可多着哩。”郭鹏一时也不知道有啥火会烧到头上，他的眼睛向玻璃窗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过去压迫过工人，打过工人，也给总经理和厂长他们做过一些对不起工人的事体。这一下可好，他们是资方，没有出面。事体都是我做的。你说，工人们诉苦会不诉到我头上？”
“这个，过去每个工厂都有，不算啥。”
“不算啥？”郭鹏心里不禁好笑，韩云程还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一股书生气，不晓得世道已经变了，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了。过去压迫工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是错误的了。他过去压迫工人的事体一一浮上他的脑海，心情沉重，深深叹了一口气，忧虑地说，“看来这把火还不小哩。”
韩云程表面非常镇静，好像很有把握，说：“无非是高薪降低吧，改革旧的规章制度吧，……这些我都有点准备。最近我辞了一个娘姨，就是减少我一点薪水，日子也可以过得去。有些事，我帮着做。改革旧的规章制度，对我说来，自然有些不方便，但是，慢慢会习惯的，也没有啥。”“你别把事体看得那么轻松，”郭鹏说，“这些事当然好办，我也有了思想准备。”
“还有啥事体？”韩工程师惊诧地问。
“多着哩，有些事体，你也不是不晓的，过去我们对工人是啥态度？用啥手段？”
“这……这……”韩云程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反正在厂里吃饭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为啥？”韩云程打断他的话。
“你以后就晓得了。说不定，我还要上提篮桥！”
“进监狱？”
“唔。”郭鹏的声音有点喑哑。
韩云程脸上刷的变得苍白，像是落了一层霜。他想到自己的问题严重到极点，反动党团登记那一天，人不知鬼不觉地挺过去了。这次，看样子，来势凶猛，确实像郭鹏所说的不容易过关。他想立刻去找杨部长，相信杨部长一定会给他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旋即又想：别烧香招来了鬼。不烧香，反而平安无事。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噗咚噗咚地急剧地跳动着。
郭鹏看他神色不对，宽他的心，说：
“现在还难说，要等一等看。”
韩云程眉头马上皱起，忧虑地说：
“老实说，对民主改革我虽然也有点担心，可没估计得这么严重，从来没有想到要上提篮桥。我们两个人在一道工作多年了，听到你说这句话，怎么不叫人担心？你说，真的会上提篮桥吗？”
“这个，要看杨部长的意见了。”
“杨部长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杨部长吗？嗨，你这人，整天只关心自己的技术，外边的事体一点也不注意。”
“没有时间。我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里上工厂，从工厂回家。自家的事体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体？”
“只要你一到区里去开会，没有人不晓得杨部长的。他不但是区委统战部长，又是区政协副主席，又是区委委员，又是和大区分会的主席……啊哎，头衔，一大堆，数也数不清。他在区里能当一半家哩。现在又亲自带领工作队下厂，更是大权在握，厂里哪桩事体不听他的？”
“这么说，”韩云程又想起自己的事，是不是要找杨部长谈一下呢？他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不和他谈，万一他知道自己的事，真的要上提篮桥了。他隐藏着内心的秘密和恐惧，怕给郭鹏发觉，轻轻咳了一声，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情，慢吞吞地说，“我们是不是找杨部长谈谈？”
“他并没有找我们去谈。”
“我们主动去找他，为啥不可以呢？杨部长这人给我的印象蛮好。‘五反’的辰光，我和他有过接触，他很接近群众，常到车间里找工人谈话。我们去找他，绝对不会拒绝的。”
“你说的倒也有道理，但会不会感到有点突然？”郭鹏心里非常想去找杨部长，可是怕引起杨部长的怀疑，又有点犹豫。
“那就不去吧。”韩云程认为自己是技术人员，凭本事吃饭，哪个厂也少不了他这样的人。过去，杨部长和余静都是主动找他谈的，使他感到他在厂里高人一等，受到比别人更多的尊敬。如果现在突然去找杨部长，别给杨部长看不起，仿佛有事有求于他了。他下了决心，说，“我们吃饭去。”
“不去找杨部长了吗？”
“唔。”
郭鹏后悔刚才讲话冒失。要是韩云程去，他跟在后面，估计杨部长一定会重视他的。他可以见机行事，如果苗头不对，就不露痕迹地收篷。他站在那里没走，心里在转念头。他拉住韩云程的袖子说：
“去一去也好……”
“你不是说突然吗？”
“现在去吃饭，我们找到杨部长那一桌去吃，顺便就可以谈谈了。”
“他早吃完了，”韩云程看了看表说，“开饭已经过了十多分钟了。”
“不要紧。找不到他，我们吃完饭，到党支部办公室门口散散步，准碰上他。杨部长和你一样：也喜欢散步。”
“你真行，连杨部长的生活习惯都注意到了。”韩云程拍拍郭鹏的肩膀说，“你做工务主任有点委屈了，应该担负更重要工作。”
“要靠你培养，在技术上多教教我……”
“我是死脑筋，没有你的才能……”韩云程听郭鹏的话，心里感到十分舒畅，觉得郭鹏虽然好向上爬，但对他还是尊敬的。他得意地说，“快去饭堂吧，迟了，怕碰不上杨部长……”
他们两个人刚走出试验室，迎面来了梅佐贤，他笑嘻嘻地把他们推进实验室，问道：
“你们怎么不去吃饭？到处找不到你们。在这里做啥？”
“想去找杨部长……”韩云程说。郭鹏瞪了他一眼，他就没有往下说。
梅厂长看到韩云程说话吞吞吐吐，有点奇怪。他怀疑他们两人别是去告密，心想徐总经理真是经验丰富，眼光锐利，早就料到他们这一着了。幸亏他早来了一步，要是老在饭堂里等候，说不定他们已经找杨部长谈过了。他嘻着嘴，关心地问：
“找杨部长有啥事体？”
韩云程没有吭声，眼光望着郭鹏。郭鹏知道梅厂长是徐总经理的耳目。梅厂长这个人的能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慢慢说道：
“梅厂长真关心我们，我们正要找你商量这桩事体哩。”他用眼光暗示了韩云程一下。
梅佐贤听了这句话，眉宇间隐隐露出得意的神情。他认为郭鹏这人确实如徐总经理所说的，应该提拔提拔。他说：
“有啥事体，说吧。”
“也没啥，我们想到杨部长办公室看看他……”
郭鹏没有说下去，他等候梅佐贤的吩咐。梅佐贤早就想好了，他连忙摇头，说：
“杨部长办公室是啥地方；那是民改工作队办公的地方，危险的政治地带。
我们怎么能够去？不是无事找事，惹是生非吗？”他说完了，又回想一下，是不是把徐总经理交代他的话都说清楚了。
郭鹏一愣：他没想到事情竟然有这么严重。
“‘五反’的辰光，我们不是去过吗？”韩云程不解地问。“现在是啥辰光？”梅佐贤吃惊的眼光一个劲盯着韩云程。他看韩云程并不在乎的样子，便加重语气说，“杨部长现在正在找斗争对象，你们去找他，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凭技术吃饭，有啥好怕的？”
梅佐贤没有答他。郭鹏本来心里就有点慌，给梅佐贤一说，更是慌慌张张，脸色有些发白，顺着梅佐贤的意思说： “给你一提醒，倒是有道理。”
“厂里没人到杨部长办公室去吗？”韩云程相信刚才郭鹏的意见，杨部长是民改工作队的队长，重大问题都由他决定的。这次自己的命运就操纵在他手里。现在去看一下是有好处的，再不去，就迟了，出了事以后去，便难于开口了。但是梅佐贤一讲，他有点犹豫了。他说，“我想，总有人到杨部长办公室去的。别人能去，我们也能去，这有啥关系？梅厂长。”
梅佐贤以为他真的要去，那么徐总经理那边就交不了差啦。他一把拦住韩云程，对窗外噘一噘嘴，暗示韩云程要注意外边来往的人。他把声音放低，说：
“那也要看啥人。工人们去，当然没啥。我们是资方的人，是斗争的对象，去不得。”
“我已经入了工会。”韩云程笑着说。归队以后，他觉得许多方面都和过去不同了，想不到连找杨部长也比别人方便。
他和杨部长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梅佐贤忘记韩云程已经入了工会，可是话讲出了嘴没法收回，不动声色，朝韩云程微微一笑：
“你加入工会，啥人不晓得。可是，你这个工会会员和一般的工会会员不同，人家是亲生的儿子，你是晚娘养的，隔了一层肚皮哩。古语说得好，隔层肚皮如隔山。何况，你又不是党员，到政治地带去，万一有啥事体发生，找到你头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啊！”
“这个……”
“那就不去吧。”郭鹏劝韩云程。他心里想：韩云程这人真有点傻，如果一定要找杨部长，又何必取得梅佐贤的同意呢？当面应付梅佐贤两句不就过去了，省得费这么多口舌。
“要是在路上碰上杨部长呢？”韩云程像过去在学校里学数学似的，用各种方法在“求”答案。
“那是另外一回事。”
“要是杨部长找我去呢？”
“那就去，”梅佐贤给韩云程问得没有办法，信口答道，感到不对头，改口说：“也不是说不能到杨部长那里去，我不过是为了你们好。现在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别碰在风头上，小心一点好。要去，当然可以。杨部长他们来了，我也没有去看过他，要去，我们一道去吧。”
他们三个人怀着各种不同的想法走出了试验室，向饭堂走去。这时，上饭堂吃饭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回来了，有的到外边操场上去了。梅佐贤笑嘻嘻地和他们打招呼，暗中却加紧了脚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是钟珮文。他手里拿着两封信，举起双手向他们招了招手： “恭喜，恭喜！”
“恭喜啥？”韩云程问。
“你和梅厂长当上了厂里民主改革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还不应该恭喜吗？这是通知书。”
韩云程连忙打开信来看，他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掉下去了。他暗暗庆幸自己，刚才担心的事现在不成问题了，自己是代表，还会反自己吗？他感到现在急着去找杨部长有点多余了，别引起杨部长的疑心，以为自己有啥问题。郭鹏见他们两个人都收到通知书，心里酸溜溜的，觉得自己脸上不光彩，在厂里混了这么多年，连个代表也没捞上。他的腿也懒得向前迈了。韩云程不知道他的心事，奇怪地问：
“你怎么走不动哪？”
“没吃饭，怎么走的动？”
韩云程拉着他的手，跟着梅佐贤和钟珮文一同走。梅佐贤拿着通知书，嘻着嘴，感激地对钟珮文说： “党对我们太好了，像我这样的人也当上了民改代表。”他歪过头来，对他们说，“刚才钟珮文同志说，下午杨部长还有会哩，他在党支部办公室，我们快去吧。”
“不，郭主任肚子饿了，还是先去吃饭吧。”
梅佐贤奇怪韩云程为啥忽然改变了主意，可是又不好当着钟珮文的面问他。钟珮文任务完成了，轻松地说： “那你们吃饭去吧，我走了。”梅佐贤无可奈何地跟着他们走进饭堂，心里十分纳闷。
３４
梅佐贤转过身去，轻轻把厂长办公室的门关好，回过头来走到窗口，看看外边的动静；运动场上静悄悄的，路上也没人往来。他轻轻走到徐义德面前，弯着腰小声地说：
“杨部长他们连影子也看不见，大概又忙着开会了。”
“那当然，现在他们的会还会少！”徐义德斜躺在长沙发上，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张开嘴，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望着那个烟圈慢慢扩大，四散开去，过了一会，说，“现在看起来，民改也是一关。这一关很不好过！”
“民改也是关？”梅佐贤困惑地问，“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吗？”
“工人阶级内部的事，嗨嗨，”徐义德冷笑了两声，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看见代表大会上那副对联吗？‘千年的苦根要挖，万年的苦水要诉’。”
“我看见了。还有两条标语哩：‘看看现在地位，想想过去痛苦’。”
“这就对了。共产党杨部长要他们吐尽苦水挖净苦根，能和我们资本家没有关系吗？”
“这个……”
“你注意余静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吗？”
“我仔细听了，一句也没拉下，她不是检讨了？”
“她怎么说的？”徐总经理望了他一眼。
“她说开始搞工会工作没信心，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文化也低，怕搞不好工作给大家骂。不做也不好，她后来变成任务观点，搞一任再说，改选后就好了。经过‘五反’运动，认识工会工作十分重要，过去观点不正确，没有把工作做好，很不对，以后要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安心工作，好好努力……”
他还要一句不漏的背下去，给徐义德打断了，说道：
“你的记性很好，特别是最后那四句话，一点也不错。现在不比刚解放那辰光，”徐义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不，连‘五反’初期也不能比，余静这个黄毛丫头精明了，她再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我们更吃不消了。”
“这个……”梅佐贤恍然大悟，眼睛里立刻流露出十分钦佩的光芒，不断地点头称是，说，“总经理的眼光高明，非常敏锐，啥事体也瞒不过你的眼睛，啥人讲话也经不起你的分析。你一分析，像是透视一般，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不是总经理的指点，我虽说记住余静的话，可是话中的意思，却一点也不理会。”
徐义德抽了一口烟，把眼睛闭上，凝神在思索。梅佐贤望他那种神情，回想刚才总经理的话，猜测他一定是在担忧余静，小声地说：
“余静这黄毛丫头，门槛越来越精了。看样子，经过这次民改，她要变得更精了。我们沪江，就是给这些人弄糟了，以后的事，更不好办了。”
他说完，接连唉唉地叹息了几声，对总经理的担忧表示无限的同情，对沪江的前途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焦虑。梅佐贤感到今后的担子一天比一天沉重，总经理不大到厂里来，一切的事体都落在他的肩胛上，说不定啥辰光再来个“五反”，“六反”，他可承担不起。总经理对余静都说“吃不消”，那么，梅佐贤在余静面前谈也不要谈了。他担心地站在徐义德旁边，弯下腰去，求援似的，说：
“对这个黄毛丫头，总经理，你得想点办法对付她。我可没有能力对付她！”
“你对付不了那个丫头？”
“那还用说，我的能力比总经理差远了！”他皱起眉头，说，“难，难啊！”
“更厉害的人还在她后面哩！”
“哦！”他惊慌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差一点踩了徐义德的脚。
徐义德看他一摊泥一样的躺在沙发上，头有点抬不起来，心中不禁好笑，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进一步问他：
“就是这样听人家摆布吗？”
“那要看总经理的了。”
“其实这个黄毛丫头也不难对付，就是我们许多事体不晓得，等到事体发展，再想办法应付，就来不及了。”
“这倒是的。”
“阿毛最近怎么没有音讯？”徐总经理说话的声音忽然放得很低，他刚才想了很久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现在提到梅佐贤面前来了。
“上次不是报告总经理，他说过民改这一关要特别小心。他又说现在厂里流言很多，说民主改革要拉下工钿；要从八岁谈起；如果发现问题，就不准享受劳保。现在叫你们诉苦，控诉旧社会，将来改工资，就叫大家服服帖帖。说交代问题，卸下包袱，等于自己套绳子，套上了，就再也解不开了。二六轰炸的谣言，现在厂里又流行了；我们工人有力量，电灯不会亮，机器不会响，背了铺盖回家乡，老蒋回来再开厂。听说有些工人想回家了……”
“这是工人方面的情形，”徐义德听到这些消息暗自高兴，工人方面有问题，正好隔岸观火。他关心的是另外一方面，说，“关于资本家方面听到啥消息？”
梅佐贤歪着头想了想，好像要从他的脑海里挖点啥出来，挖了半天，啥也没有，他耸一耸肩膀。
“这两天碰到他没有？”徐义德问。
“白从厂里发生中毒事件，就不容易找到他。昨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民改委员会开过会以后，有的车间里诉开苦了。许多人心里紧张，怕有问题让党晓得了。照他说，只要狠狠咬紧牙关，多大的事体也可以顶过去，共产党这阵民改风刮不了多久的。”
徐义德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他眉头皱起，不知道工人究竟诉的啥苦，担心工人诉到他的头上来。他想知道，可是谁告诉他呢？他问梅佐贤：
“工人诉苦的情形，你有没有办法了解？”
梅佐贤在徐义德面前从来不说啥事体办不到，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徐义德办到。这回他却感到有些为难了。他歪着头，想了半晌，也有了办法：“有办法了解，阿毛会告诉我。我听说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要是他能参加，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总经理听到这儿，猛地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惊诧地问道：
“你说啥？”
“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义德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他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
“韩云程太对不起人了！徐某人哪一点亏待了他？‘五反’挖了我的墙脚，‘民改’又想拆我的台，他也要参加诉苦，不是分明和我过不去吗？佐贤，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要当面问他！”
梅佐贤很少看到徐义德这样激动。他当时心里有点吓丝丝，既不敢违抗徐义德的命令，又不敢把韩云程叫来，那马上会出事的。他走到窗口有意向外边张望了一下，回转身来，紧站在徐义德身旁，附着他的耳朵，压低嗓子，说：
“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要不要约到你府上去谈？”“也好，”徐总经理余怒未消，愤愤地说，“告诉他，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到我家去，——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去！”
３５
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远远驶来，一进入漕阳新邨，就降低了速度，煤碴路上发出沙沙的音响，路边两排柳树上的枝条在夜晚的热风里前仰后合。车子在大门口那儿停了下来，汤阿英跳下车子，手里提着一个藤包，慢慢走着，路灯的灯光把她的影子照在路上，越照越长，移动得越来越慢了。
她顺着煤碴路踽踽地走着，没有回家，朝右边转去，不知不觉走到了桥上。她扶着木栏杆，低着头，默默地望着桥下的流水，潺潺地在夜色中流去。她心中在盘算一个问题，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她看着水向一个方面流，流得那么舒畅，她真希望流水能够讲话，告诉她应该奔向那个方向。
她想起杨健的话：千年的苦根要挖，万年的苦水要吐，觉得很有道理。她认为刚才在车上的考虑，是多余的。这个问题像桥下流水一样的清澈见底，还有啥犹豫的呢？
她慢慢移动脚步，向桥下走去，打算把积聚在心头的多年来的苦水尽情地倾吐。她信步走去，突然看到一座建筑物，它外表的轮廓溶化在茫茫的夜色中，但从屋子里透出来的电灯光芒，又清清楚楚可以看到操场上的滑梯和跳板。这是漕阳小学。巧珠现在已经是这个学校里的优秀生了。她顿时想到巧珠，大概已在奶奶的爱抚之下沉沉酣睡了。张学海也早已回到家里，说不定已经睡着了。可能只有奶奶一个人，坐在灯下缝补。想到这里，她踌躇了，步子迈不动了，干脆站在路边，手扶着柳树，眼睛望着静悄悄的小学。
她想：如果把那些苦水诉了，巧珠怎么有脸见人？小孩子们一定看她不起，也一定不肯和她玩，说不定老师对她会另眼相看。巧珠在小学里受了这样的冷遇，会回来躲在妈妈的怀里哭诉，怎么对他们讲呢？在厂里那些姊妹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汤阿英，变成谁也不理的人了。她在厂里当然蹲不下去了，细纱间也不能去了，只好回到漕阳新村。不在沪江做工，能在漕阳新邨住下去吗？一定不能够，还得搬回那个草棚棚里，任风吹雨打，任里弄里的人讪笑：“汤阿英哪能又搬回来了，她做了啥坏事体呀？”那她一辈子蹲在草棚棚里，给张学海管家务带孩子。到啥地方去？到别的厂？人家肯要吗？回无锡，种地，爸爸会骂她：你这个小丫头，在上海过得蛮好的，为啥要回来呢？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同情她，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告诉她今后该怎么办。她好像走进死弄堂，眼前没有路了。
她下决心不诉苦，心头舒畅了，如同放下了千重担，步子也轻快了。她离开小学，转过身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走到桥上，她望着那潺潺的流水，杨部长在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声音在她耳边萦绕：
“有问题的人，像是背了包袱。背了包袱走路，你说，多么吃力啊！为啥不把旧社会的苦水诉尽，放下包袱，那多么轻松愉快啊……”
她认为杨部长的话蛮有道理。她现在不去诉苦，难道说永远把苦水藏在心里，背一辈子的包袱吗？张小玲经常劝她：不但把生活做好，厂里的活动也应该参加；提高政治觉悟，青年团员凡事要带头。这不但是张小玲个人对她的期望，余静有时候也这样鼓励她，可见组织上对她十分关心。难道说，在民改这样重大的关头，汤阿英这个青年团员甘心落后吗？那不是辜负了组织对她的期望吗？你不诉苦，她不诉苦，大家都不诉苦，谁诉苦呢？民主改革怎么进行呢？
小学里的灯光灭了，合作社那边的灯光灭了，一幢幢房子里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她应该回去了，奶奶等门一定等得心焦了。她顺着煤碴路悄悄走去，快到自家门口，她发现秦妈妈房里的灯光还亮着，她心上忽然也亮堂了。她独自喃喃地：
“为啥不找秦妈妈商量商量呢？是呀？怎么把她忘记呢？”
她一跨进秦妈妈的卧室，抬头一看，马上愣住了。谭招弟坐在秦妈妈对面，两个人在谈啥严肃的事体。秦妈妈站起来招呼道：
“刚从厂里回来？”
她含含糊糊地“唔”了一声。在谭招弟面前，她避免谈自己的事，把话引到谭招弟身上：“招弟，你啥辰光来的？”
谭招弟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好像正在做一件不愿让人知道的事，偏偏给人家撞见，既不想告诉人家，又没法隐瞒。
谭招弟不知道怎么回答。秦妈妈代谭招弟回答道：
“来了好久了，我们两个人正在斗争哩！”
“斗争？”汤阿英不解地望着秦妈妈。
“没啥，秦妈妈给你开玩笑的。”谭招弟企图掩盖。“开啥玩笑？”秦妈妈严肃地说，“这是大事体呀，我说给阿英听听。”
谭招弟的脸上微微泛红了。她一方面怕秦妈妈暴露秘密，一方面觉得这桩事体没有先和汤阿英商量，有点对汤阿英不住。她进沪江纱厂是汤阿英介绍的啊！一会，她又原谅自己：秦妈妈是党员，知道的事情多；汤阿英不是，许多事连汤阿英也不知道，找她商量派啥用场？不过，她怕秦妈妈再说下去，使她处境为难，便站了起来，说：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事体没谈完，哪能好走？辰光还早，谈完了再走！”秦妈妈右手一把抓住她的左手不放。
“你们谈吧，别耽误你们的事，我回家去……”汤阿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