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知道杨健指的是韩云程。她补充说：
“有的人在会上放下包袱，有的人个别交代，都很好。”
“这样一来，我们厂里的民改运动顺利开展，可以缩短时间，进行普遍交代了，为了把运动展开，搞的深一点透一点，最近准备开一个大会……”说到这里，杨健停了下来，注视着汤阿英，从她身上他想到谭招弟，这两个典型培养的比较成熟。他准备要她们两个人在大会上再诉一次苦，进一步动员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报名诉苦，可以造成运动的声势，形成高潮。但不知道汤阿英的意见怎么样。他和汤阿英商量道，“阿英，刚才我和余静同志还谈到你，你来了，正好。
……”
“谈到我？”汤阿英奇怪杨健和余静怎么已经知道她的事哩。
“唔，谈到你，最近厂里准备召开大会，想请你在大会上再诉一次苦……”
“再诉一次苦？”汤阿英吃了一惊，不禁脱口说出。在小组上诉苦已经给她带来了复杂的家庭纠纷，还没有解脱，哪能再诉苦？她摇摇头，说，“我不诉了。”
郭彩娣和管秀芬感到诧异。钟珮文莫名其妙。余静发现其中有问题，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杨健没有吭声。他注意到汤阿英眉头隐隐皱起，一定有心思，诉苦可能给她带来了麻烦。是不是车间的姊妹有人看她不起，郭彩娣和管秀芬和她谈的很好，细纱间也没有反映呀。他试探地摸她的思想情况：
“在大会上诉苦，和在小组上一样，只是再诉一遍，不要准备的。”
“这个，我晓得。我不诉了。”
“有困难吗？”杨健耐心地问。
“说出来，杨部长好帮你忙。”郭彩娣见汤阿英不啧声，便催促她。
汤阿英还是不做声。她的眼睛向大家望望。杨健懂得她眼光的意思，说：
“没关系，都是自家人，有啥事体，你说好了。”
汤阿英迟迟疑疑的，见了杨健和余静感到有了依靠，又不愿当着管秀芬她们的面把家里的事说出来，怕成了她们的话柄。郭彩娣看她嘴嗫嚅的想说又不说，有意给她点破：
“杨部长，刚才我看阿英满面忧愁，肚里一定有心思，问她，又不肯说，真把人急死了。天大的事，阿英，有杨部长给你撑腰，你怕啥呀？”
“我个人么，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杨健微笑地说，“不过党有这个力量。天塌下来，党可以把它顶住；地裂开了，党可以把它补起。党就是领导斗争的。阿英，你有心思，说出来，没有解决不了的。”
“不是这个意思。”汤阿英急得有点口吃，讲话结哩结巴。杨部长是她最尊敬的首长，五反运动的领导，没有一个工人不服帖的。她没有理由闪开不谈，等了半晌，便把昨天回家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向杨健和余静说了，最后道，“我回不了家了。”
“为啥？”郭彩娣劈口问道。
“人家笑话。”汤阿英低着头，羞愧地说。
“笑话谁？”钟珮文不解地问。
“当然是笑话我呀。”汤阿英对杨健说。
“不，”杨健肯定地说，“该笑话的不是汤阿英，而是巧珠奶奶和张学海。严格讲起来，也不能完全笑话巧珠奶奶，她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一直蹲在家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她当然会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方面，我也有责任，你诉了苦，没有考虑到你家里的环境，如果早派人给巧珠奶奶和张学海谈谈，也许不至于有这场风波。不过，坏事走向反面，也可以变成好事。余静同志，看来，工人家属的工作，我们要抓一抓。”
“是呀，尽忙运动了，不说别人家，就讲阿英吧，我和巧珠奶奶可熟悉啦，从前他们住在草棚棚里，还可以经常碰头。自从她们搬到漕阳新邨，我就去过一趟，最近没有去。我了解工人家属的情况，这方面工作没做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你。”
“我也有责任，如果事先抓一下，或许会好些。”“你们别老是自我批评了，”这是郭彩娣焦急的声音，“快给阿英想办法吧。”
“你说的对，”杨健想了想，说，“这桩事体，看起来，张学海是受巧珠奶奶的影响，首先要和他谈通，然后再一起同巧珠奶奶谈就容易了。”
“争取张学海，孤立巧珠奶奶，然后形成家庭统一战线，最后取得胜利！”
钟珮文暗暗欣赏自己这个分析。他说完了以后，觑了管秀芬一眼。她却一点表情也没有，使他怀疑她是不是完全听见了。杨健完全听见了，他对钟珮文说：
“你的统一战线政策可用到家啦！”
杨健把钟珮文说得心痒痒的。连杨健都称赞他，管秀芬会不引起注意吗？她还是没表情。钟珮文安慰自己：她一定很高兴，只是不便流露出来，怕人家知道。钟珮文谦虚地说：
“我还差的远哩，要向杨部长学习。……”
“杨部长，张学海是死心眼，”汤阿英插上去说，“他倒是个好人，就是有时听信别人的话，死心塌地信到底，要把他说服过来，可不容易哩。”
“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阿英，把他思想打通了，也是死心塌地信到底，比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好办的多。有种人表面答应得好好的，转过脸去就变卦，说话不算话，反而难办。”
钟珮文一见杨健住口，立刻跟上来说：
“我们厂里就有这样的人，犯了错误，深刻检讨，坚决不改。杨部长说的对，对一切事物要看两面，这就是马列主义……”
杨健没有理睬钟珮文，转过来，对余静说：
“看样子，要先找张学海谈谈，干脆把阿英诉苦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他，免得别人传来传去，加酱油加醋，走了样子。给他谈通了，找巧珠奶奶就好谈了。”
“这事要我自己去，”余静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汤阿英说，“你先在厂里休息休息，暂时别回去，等我的消息。”
４５
深蓝色的天空上，繁星闪闪。徐公馆那条幽静的马路上，越发显得幽静，附近花园洋房的灯光像星光一样闪闪。朱筱堂躺在弹簧单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到了上海，姑母待他不错，守仁经常带他出去白相，姑母又告诉他台湾那边的一些消息，但听口气，好像那边暂时不会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又打不起来，使他未免有点失望。上海生活固然比乡下好多了，老这样住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娘在乡下还等他的音信哩。他想向姑妈借点钱，早点回去。想到这儿，他眼皮慢慢合起，沉沉入睡了。
一阵阵急促的铃声把朱筱堂惊醒了。铃声响后，是啪啪的打黑铁大门的声音。他警惕地爬了起来，想起自己在上海好久了，一定走漏了风声，说不定有人来抓他了。他惊愕的睁着眼睛，凝神谛听窗外的动静。
哗啷一声，老刘把黑铁大门开了，朱筱堂的窗户上忽然闪现手电筒的光芒。这光芒说明了一切。他霍地跳下床来，走到窗口，隔着鹅黄色的纱布窗帘，望到两个人民警察手里拿着手电，一边照着楼上，一边向屋子走去。不容他有丝毫怀疑，不是来抓他的，人民警察来做啥呢？黄豆大的汗珠马上从他额角上渗透出来。
他连忙退到屋子当中，又摸到窗前，在纱布窗帘的空隙中往外一看，黑铁大门敞开着，外边是街灯，没有一个人影。他眼前现出了一线希望：从窗口跳出去，赶快逃走。再往窗下一看：他踟蹰了，楼房那么高，下面是光滑的水门汀，跳下去，不摔死，也一定跌伤。他望着窗下水门汀的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另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打开卧房的门，冲出去，逃走。他蹑着脚走，走到门口，听外边的动静：外边的脚步声好像正向他的卧房走来，打开门，不是正好给抓到吗？他向卧房环视了一下。这间卧房原来是徐公馆的客房，一些内亲往来住的，白天看起来，相当宽敞，现在却感到十分狭小，竟没有朱筱堂容身的地方。他感到待在这里非常危险，却又没法离开，转身看到卫生间，好像忽然得救，立刻退到那里面去了。马上把门锁上，他觉得还不够保险，顺手抓起卫生间里那张白漆小凳子，双手把它举起，雄赳赳地冲着门站着。准备万一两道门给打开了，他便用凳子打人民警察，拼个你死我活。
奇怪的很，卧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他想一定是打听他住哪一个房间，或者正在找钥匙。他屏住呼吸，紧紧抓着凳子的腿，在准备迎击。
人民警察确实走进客厅，可是没有上楼。楼上的人给刚才一阵铃声和打门声惊醒了。徐义德穿着一身紫红色绸子的晨衣，走下楼来，望见两个人民警察，兀自一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满地瞪了老刘一眼：“有人来，怎么事先也不通报一声？”
老刘吓得退后一步，怯生生地说：“是两位同志自己进来的……”
“当然是自己走进来的，这还用说！”
“是，是，……”老刘不敢往下说。
“以后要注意，”徐义德暗暗看了人民警察一眼，见他们站在客厅那里没动，好像知道他心中不满意，便进一步说，“我明天一早还要到政协开会哩。”
徐义德新选上长宁区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他想用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暗中压一压人民警察，让他们知道徐家是不好随便动手的。人民警察并没有给吓住，毫不在乎地说：
“这不能怪刘同志，是我们自己进来的。”
徐义德放下笑脸，故做镇静地问：“有紧急的事体吗？”
他心里怀恨朱瑞芳。朱筱堂在乡下好好的，为啥要同意他到上海来呢？来了，又要守仁陪他出去白相，招摇过市，人家会不知道吗？徐义德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再加上一个“窝藏地主”，这个罪名可不小呀！朱筱堂一到上海，他心头就蒙上一层暗影：料想会出事的，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又这么突然，简直叫他措手不及。要是早一点知道，可以把朱筱堂送走，有事出在路上，他就不负责任了。现在人就在他家里，徐义德和朱筱堂能脱掉干系吗？这真叫人束手无策。他接着想到，今天夜里给抓去也好，虽然沾上一点嫌疑，凭他在上海各方面的关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好歹他是朱瑞芳的内侄，把事情推在她身上。他稍微定了定神，看人民警察怎么回答。
“当然有要紧的事体，否则也不会来打搅了。”
徐义德不等对方说完，立刻插上来表白：
“最近厂里很忙，我不常在家，不大了解家里的事，有啥亲友往来也不大清楚……”
朱瑞芳听到外边的动静，连忙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来了。她听到徐义德的话，知道他的用意，接上去说：“是呀，义德这一阵子可忙坏了呀，早出晚归，连我们也很难和他照面。有啥事体，你对我说好了。”
“我们找徐守仁。”年青的人民警察说。
朱瑞芳听到儿子的名字，惊诧地大声问道：“徐守仁？”
中年的人民警察肯定地点点头。
“找他做啥？”徐义德不解地问。
“他做的案子告发了。”
“案子？”
“偷窃案，”中年人民警察说，“还有别的问题。”“偷窃案？”徐义德还是不相信，说，“不会的，你别找错了人。也许是同名同姓？”
“一点也不错，待一会，你就晓得了。”
徐守仁枕边放着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临睡前，他贪婪地读着这本小说，简直入了迷，一边看着，一边想着明天是礼拜六，准备换一身最漂亮的西装，早点溜出去，找楼文龙玩他一个痛快。他看着《基度山恩仇记》慢慢入睡了。妈妈上楼把他从甜蜜的梦中叫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房间里的电灯亮了，妈妈脸色慌张，不安地站在他的床前。他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我睡的正好，叫我做啥？”
“快起来！”
他惊慌地跳下床来，扣着白底红条府绸睡衣的扣子。朱瑞芳严厉地问他：“你偷了别人的物事吗？”
朱瑞芳衷心地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她好和人民警察办交涉。徐守仁没有吭声，但是羞涩地把头低了下去。不用再问，她心里完全明白了。她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出息的下流坯！”
那天离开朱延年家，徐守仁带朱筱堂到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吃了饭，徐守仁要朱筱堂先回去，他给楼文龙拉走了。他们两人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又一村小吃店，里面人声嘈杂，乱哄哄地嚷成一片。他们走得有点疲乏了，肚子也饿了，便走了进去，叫了两笼包子和两碗鸡粥，一边吃着，一边向左右张望。楼文龙发现有个青年扶着一辆簇新的飞马牌自行车走到饭店门口，把车子放在门外，匆匆进来，也叫东西吃。楼文龙暗暗碰了一下徐守仁的大腿，眼光向门外一望，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楼文龙叫他先走一步，楼文龙自己付了钱，站在那个青年面前，挡住他的视线。楼文龙慢腾腾掏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出来，拿着那个青年桌上的洋火，擦了一下，没有点着，又擦了一根，才点燃了一枝香烟，叼在嘴角上，用劲吸了一大口，然后在那个青年面前吐出一阵浓烟，悠然自得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那边徐守仁已经迅速而又熟练地把飞马牌的自行车偷到了手，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骑在上面，转到僻静的黄河路上去了。
楼文龙跨出又一村，飞也似的向黄河路上跟过去。徐守仁骑到北京路上才跳下车来，等到楼文龙赶来，他们两人脸上浮着微笑，得意地扶着那辆车子边走边谈。他做楼文龙的助手，偷自行车和别的东西已不止一次了。有时楼文龙帮他巡风，他自己动手。这次两人商量好，车子先让楼文龙骑回家去藏起来，第二天在新城隍庙碰头。
楼文龙设法给自行车改了装，原来是黑漆的，现在变成深蓝色了。楼文龙要徐守仁推到寄售商行里卖了一百万元，当天晚上两人又碰在一块了……
徐守仁跟朱瑞芳下楼，走进客厅。青年人民警察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逮捕证，给徐守仁看，说：“你被捕了！”
“真的偷人物事吗？”徐义德问徐守仁。
徐守仁低着头，没啧声。朱瑞芳暗暗点了点头。
“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了人证物证才逮捕他的。”中年的人民警察说。
“那好，我也相信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大家应该依法办事。我在区里和市里也常和首长们接近，只要有人证物证就好说话……”徐义德愤愤不平地说。
“徐总经理的话说的对，”中年人民警察感到徐义德想威胁他，他并不怕，暗示地说，“你经常和首长们接近，一定懂得政府的政策法令，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办事的，绝对不会错的……”
他还要说下去，青年人民警察有点不耐烦了，插上去，对徐守仁说：“走吧！”
朱瑞芳把徐义德的一套灰卡叽布的人民装拿给他。他不喜欢穿人民装，不过进监狱穿啥衣服都一样。他勉强穿上，稍微嫌大一点。朱瑞芳又给他收拾牙刷，牙膏，漱口杯子和毛巾这些物事，放在一个口袋里。他拿了，跟着人民警察走去。徐义德送他们出去，老刘早就等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守候着。
他们刚走到大门口，朱瑞芳从后面匆匆赶来，怕徐守仁在监狱里受凉，又递给他一件圆领大红绒线衣，还塞给他一百万元人民币。
黑铁大门外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人民警察把徐守仁关进汽车，他们自己也跟着上去。徐义德和朱瑞芳望着汽车迅速消逝在远方。她的泪水簌簌地从腮巴子上滚落下来了。
朱筱堂雄赳赳站在卫生间里，许久许久听不到一点动静，心里不禁纳闷起来，但不敢放松警惕，生怕万一冲进来，他得拼命抵抗。他高举凳子，冲门准备着。等到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悄悄打开卫生间的门，轻轻走到窗口，只见姑父和姑母站在门外，向远方瞭望。他放心了，知道和自己没有关系，连忙把手里的那张凳子还回卫生间，躺到被窝里，蒙头大睡，准备明天一早起来，赶快回无锡乡下去。
４６
“昨天夜里你睡得那么早？”老刘神秘地望老王笑了笑。
“出事了吗？”
“唔，”老刘想起了二太太的嘱咐，马上改口说，“徐公馆里会出事？你别担心。”
老王在市面上混了快二十年了，他的眼睛见过无数男女老少，只要眉毛眼睛一动，啥人的心思他都摸得很准。看老刘那神情，就断定他肚里有话不敢说。老王并不向他恳求，只是说：
“你现在用不着我老王了，把我当外人看待，有事怎么肯给我讲哩！”
老刘给老王一激，有点口吃了：
“我，我啥辰光拿你当外人看待？哪桩事体没有告诉你？
你想想看。你，你不能冤枉我呀。”
“昨天夜里的事。”
“你已经晓得了？”老刘心虚地说。
“多少晓得一点——徐公馆的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管哪个人的事，谁也瞒不过我老王。”
“那是呀，徐公馆的事，有本账在你肚里哩。”
“可是你想瞒过我，也好，以后老爷他们骂到你头上，可别要我老王给你求情……”老王不等话讲完，有意甩了一下袖子，迈步走去，好像从此不再理他了。
老刘见他一走，心里发慌，连忙赶上来，把老王拉到房里，低低对他说：
“不是我不告诉你，昨天夜里，她亲自关照的。”他伸出两个手指来，说，“叫我别跟外人说，不准传出去。”
“你把我当外人看待？”
“我们是自家人，……”
“你告诉我，我也不会对旁人讲，你怕啥呀！”老王笑了笑。
“你真的不对人讲吗？”
“那还用问。”
老刘一五一十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老王。老王的眉头慢慢皱起，听到后来，又渐渐舒展开来，露出一种快适的感觉。他恍然大悟地说：“二太太今天神色不对！”
老刘伸过手去捂住他的嘴，警告地说：“叫你不要讲，你怎么又讲了？”
“我没有讲啊……”
“老王！”
二太太在客厅里高声叫唤。老王走出门房，老刘紧紧跟上来，对他耳根子又加了一句：
“千万不能讲啊！你装做不晓得好了。”
老王一边点头一边向客厅走去。他走进去，见大家都坐在客厅里，慌忙走到二太太身边，弯着腰，嘻着嘴，低声地说：“您早！”
“到啥地方去哪？”二太太望了他一眼。
“在客厅外边……”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二太太打断他的话，训斥道：“又和老刘瞎嚼蛆去了，整天不做事，唠唠叨叨地做啥？”
“没和老刘谈啥。上次您讲了我们，我再也没和老刘谈话了。他一个人在门房里，闷得慌，老喜欢聊聊天，我劝过他不止一次了，他最近也不和人聊天了。”老王怕二太太在客厅里听到他们谈啥，又补了两句，说，“他一人有时在门房里自言自语，不晓得讲些啥。”
“你在外边做啥？”
“我正在扫地，听见您叫唤，就进来了。”
“下边的人应该多做事，少闲言闲语的。”
“您说的一点不错。”老王懂得在二太太气头上，得找个机会溜走，一见客厅里没有茶，他笑着问，“我去沏点茶来。”
“早就该拿茶来了，——我们下楼好半天了。”
老王听了这句话，匆匆退了出去。
坐在二太太斜对面长沙发上的吴兰珍等老王走出客厅，她关心地说下去：“守仁为啥给抓了去呢？”
大太太叹息地说：
“平常不好好念书，贪玩，和那些阿飞往来，给勾引坏了！”
吴兰珍恍然大悟地说：
“现在上海阿飞横行霸道，一定上了坏人的当，胡作非为，叫政府发觉了，警察才来抓他！”
朱瑞芳听了这位姨侄女的话，心里十分生气，因为刺到她心上的痛处。她绷着脸，说：
“守仁从来不和阿飞往来。你哪能想到那上头去了？幸好守仁不在，要是他听到了，可不依你哩！”
“这个，”吴兰珍心里好笑，觉得这位二太太真是睁着眼睛讲瞎话，徐守仁整天和那些阿飞厮混，徐公馆里上上下下哪个不知道？她一见到守仁那股流里流气的样子，就想呕，只好对他敬而远之。守仁却像一只苍蝇似的老是盯着她，打它不散，轰它不飞。为了这，她最近很少回来，星期六宁可一个人蹲在宿舍里看看书，或者和女同学出去看看电影。她一想到明年要毕业了，更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贪婪地在图书馆里一本又一本的啃书，恨不能一口气把图书馆里那些书吞个干净。一进了试验室，她就舍不得出来，不但一定要把试验做完，私下还希望通过试验，自己也能发明一个公式啥的。学校简直成了她的第二个温暖的家庭。可是大太太常想念她，不用到礼拜六，礼拜四五就叫老王打电话催她回来了。她不好拒绝姨妈的盛情，今天没课，昨天下午便回来了。一到徐公馆，她在姨妈的卧房里时间多，不大愿意出来和守仁白相，但是看在朱瑞芳和姨父的面上，又不好对守仁过于冷淡。她自己划了一个界限：在徐公馆里谈谈玩玩是可以的，有姨妈她们一道和守仁出去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单独和守仁一道出去。守仁最近约她几次，她都借故推却了。守仁在她眼里，就是一个阿飞。她在朱瑞芳面前说话，留有余地，只说他和那些坏人在一道，没想到，连这一点朱瑞芳也不承认。徐守仁被捕了，朱瑞芳一定很伤心，不便在这个当口和朱瑞芳争论。
她改口说，“我不过这么讲讲。”
朱瑞芳见她改了口，面孔的表情也松弛了，缓和地说：“对我讲讲倒也没啥。”
“我想人民警察来抓他，一定有事，人民政府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
“这个么，也很难说。”朱瑞芳紧紧皱起眉头，不好意思把徐守仁的丑事说出来，撒谎说，“天下冤枉的事可多哩！”
“这孩子，受了冤枉？”大太太信以为真。她自己没有子女，对二太太和三太太虽然不大满意，但是喜欢守仁，不管是谁生的，总是徐家一条根呀！她焦急地对徐义德说，“义德，你在外边熟人多，你的办法也多，快点想想办法呀！”
徐义德坐在双人沙发上，从他面前的矮脚小圆桌上抽了一支香烟，点燃了，衔在嘴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觉得徐守仁不争气，在他脸上抹黑，使他无脸见人，生气地说：
“这畜生，谁晓得他搞的啥鬼名堂，关两天也好，落得家里清静……”
“你不能这么说啊，义德，好歹是自己肚皮里掉下来的。 我们徐家就是这一条命根子，先设法弄出来再说。”
“让这孩子吃两天苦头，他就听父母的话了。”
大太太见他生气，怕守仁在里边吃苦，同情守仁。她怪义德心肠太硬了，不能眼睁睁望着不想办法。吴兰珍对自己再亲热，大了，总要嫁出去的。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再也不会回来的。守仁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总是徐家的人，自己老了，也有个依靠。她比谁都焦急。她于是望着林宛芝，希望她出来说两句话，想法把守仁弄回来。她对林宛芝说道：
“你看，是不是想法把守仁弄出来？”
昨天夜里，朱瑞芳交代了老刘，不让他把风声走漏出去。她和徐义德商量，由她到公安局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徐义德到人民政府活动活动，把徐守仁弄出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事体办哪。徐义德回到林宛芝的卧房，原原本本告诉了林宛芝。现在只有大太太和吴兰珍不知道徐守仁被捕的原因。林宛芝等了半晌，故作不知地皱着眉头，忧虑地说：“人民政府既要抓他，一时怕不容易弄出来。”
大太太不死心，进一步对徐义德说：“不能想想办法吗？”
徐义德紧紧闭着嘴，大太太又说： “到公安局去打听打听，问问究竟是啥原因，不能让这孩子受冤枉啊！”
老王送茶进来。听大太太说的话，心里忍不住要发笑，但竭力忍住，把茶送到每一个人面前，识相地拿着托盘退了出去。
吴兰珍喝了一口茶，赞成姨妈的高见，仿佛找到了线索，高兴地说：
“这个主意倒好，要不要叫老王去一趟？”
朱瑞芳一听到公安局三个字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如果让老王一去，西洋镜不是马上戳穿了吗？她转过脸去，望着窗口，透过汕头的抽纱窗帷看到早晨的阳光照着绿茸茸的草地。她盼望窗外有人给她出个好主意，把大太太的意见挡回去。客厅里静静的，没有人吭声。挂在窗外的鹦鹉，听客厅里主人谈话，它也饶舌地叫道： “守仁，守仁！”
朱瑞芳听到这声音，心都快碎了，可是又不能透露出来。
她想了一阵，说：
“案子没弄清，公安局的人不会说的。义德，你说，是不是？”
徐义德心里十分惦念儿子，嘴上却说：“这孩子心野了，越来越不听话，别去管他！”
朱筱堂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面色发白，显得疲乏。昨天夜里极度紧张，徐守仁给抓去以后，他虽然躺在床上，可是老睡不着，脑袋枕在枕头上，不断感到自己太阳穴急剧地跳动，觉得蹲在徐公馆里不是一个保险的地方。徐守仁为啥给抓了去？他寻思来寻思去，想不出理由来。如果说共产党像消灭地主阶级一样要消灭资产阶级吧，可是徐义德又安然无事；那么，徐守仁是国民党吧，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这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上海确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意想不到的事随时都可以发生。他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夜里也许同样被抓进去，可能一会人民警察又来了。他忽然听到有人敲门，额角头上顿时吓出冷汗来，难道说徐守仁被捕以后，告了密，马上来抓他？他躺在床上，圆睁着眼睛，凝神细听门外的动静，悄悄的，夜风吹着窗外树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斜对面林宛芝的卧房里，传来姑父的咳嗽声，刚才的响声并不是敲门，是从林宛芝卧房里发出来的。虽然还没有人来抓朱筱堂，他也认为不能在上海再待下去了。蹲在上海时间久了，乡下那些泥腿子会起疑心，万一出了事，谁照顾娘呢？他下决心准备回去，死活同娘在一道。今天一早醒来，跳下床，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连串的哈欠。他下楼来，本想向姑妈打听表弟的事，见姑妈装做不知道的样子，料想其中一定有奥妙，知趣地不插嘴，闷闷地坐在一旁。现在听姑父讲，别去管他，更加困惑了。他说，“姑爹亲自出面，我想一定有办法。”
徐义德正在考虑找人把守仁保出来。他想找冯永祥给政府首长说一声，大概没有问题，但怕冯永祥到处宣扬。他又想通过江菊霞找史步云，和政府首长打个招呼，把握更大。不过，也有问题：一则江菊霞会抓住他这条小辫子不放，以后更要和他纠缠不清，甩不掉；二则他和史步云的交情不够，同时史步云的头寸太大，这点事用不着惊动他，万一碰个钉子也不好。他正在两难中，下不了决心。他听朱筱堂叫他，不愿讲出自己的考虑，摇摇头，说：
“现在不比从前，共产党办事，公事公办，不讲人情，我亲自出面也不顶事……”
“你不出面，托别人不行吗？”朱筱堂认为姑爹一定有办法。
“也难啊！”徐义德未置可否。
朱瑞芳见大家问个不休，生怕误了给儿子奔走营救，暗示地对徐义德说：
“不早了，义德，你不是说今天早上有事吗？”
“是呀，我要出去了！”徐义德马上站了起来。
徐义德匆匆走了。林宛芝独自上楼去了，吴兰珍陪姨妈到花园去了，朱筱堂急着要回无锡去，向书房一指，对姑妈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他们两个人走进书房，朱筱堂转身把门关上，谁也听不清他和姑妈谈话的声音。
４７
徐义德的汽车一开出大门，司机回过头来问他“到啥地方”，他还没拿定主意，是找江菊霞还是冯永祥。这两位都是洋派头，事先不约好，不大容易见到。突然上冯永祥家里去了，也有点冒失；江菊霞那里不但需要约好时间，还得选择好地方，不然她会撒娇的，话也谈不进去。他于是对司机说：
“到厂里去。”
熟悉总经理脾气的司机降低了车速，等候吩咐，听说到厂里去，顿时加足油门，那辆白克小轿车在衡山路平坦的柏油路上一阵风似的急驰过去。
他一到厂里，匆匆忙忙直奔经理室，好像有人在等他。经理室里空空洞洞，一个人也不在，他把门关上，连大衣也来不及脱下，便抓起话筒，打电话。他首先打给江菊霞，娘姨说江大姐出去了；再打给冯永祥，也说出去了。他看看手上白金的劳莱克斯手表：十一点还不到，怎么都出去了呢？难道今天工商界有紧急的事体吗？他为啥不知道？党和政府有集会吗？他并没有收到通知。
他脱下大衣，往沙发上一扔，在室内不安地踱来踱去，走到窗口，望见余静向车间走去，他马上想起杨健。守仁的事拜托杨健想想办法，可能有点苗头。仔细一想，他觉得杨健只管长宁区，徐汇区的事他管不上，而且头寸不够，要找市里首长才行。市里首长他认得太少，就是认识的，也不太熟悉，何况这些事，不便亲自出马，要由第三者讲话才方便。他再打电话给冯永祥和江菊霞，家里不在，办公地方也没人。他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他不断搔着头皮，望着经理办公室的门发愣。
门忽然开了，露出一个长方型的脸庞，透过那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向室内窥视。一见徐总经理站在屋子当中，那长方型的脸庞上立刻堆上笑容，腮巴子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他一进门，便弯腰鞠躬：“总经理，您早！”
“到啥地方去哪？佐贤。”
“到试验室找郭鹏他们去了。刚才碰到余静同志，说您来了，我就赶紧回来了。”
“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哩。”
梅佐贤听总经理的口气缓和一些了，他走过去说：
“没想到您这么早来上班，早晓得，我就在门口等您了。
为这爿厂，您真辛苦，日夜奔忙。”
“只要把厂办好了，倒也没啥，就是不断出事，”徐义德把徐守仁的事告诉了他，希望他动动脑筋，出点主意，说，“早晓得如此，就让他上美国，或者留在香港也好，省得让我操这份心。”
“现在要想办法先把他弄出来再说。”
“你说的是，我打了一早上的电话，谁也没找到。”
“马慕韩不在吗？”
“我没有找他。找到他，他会给我讲一套大道理，最后，还是不肯帮忙。”
“冯永祥和江菊霞呢？”
“都找过了，一个也没找到。”
“我今天倒可以见到他们……”
“你！”徐义德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梅佐贤现在比他吃的开了，梅佐贤可以见到他们，而他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哩。他勉强镇静，淡然地问道，“你们有约会吗？”
“唔，今天下午两点钟公会执监委员会召开资方代理人座谈会，马慕韩、冯永祥和江菊霞他们都要去的。我刚才收到通知，到试验室去，就是约韩工程师郭主任一道去的。”
徐义德把眉头一扬，怀疑地问：
“棉纺业同业公会召开座谈会，为啥没有通知我呢？我大小也是个委员啊！”
“也许通知还没有送到……”
“再过两个多钟点就开会了，现在没有通知，就不会送来了。”
“是不是送到总经理家里去了？”
“不会，我刚从家里来……”
梅佐贤设想都不对，他既怕总经理生气，又怕自己突出，给总经理又想出一个理由：
“可能只找资方代理人，要我们这些三四流人物去。巨头们没有请。”
徐义德心中十分不满，认为是冯永祥搞的鬼，挖他的墙脚，还不请他去参加，简直是岂有此理，手段未免太毒辣了。
梅佐贤的解释给他留个面子，他顺口应道：
“你说的对。我今天还有事，就是通知我，我也没有空去。”
他说，“可惜冯永祥和江菊霞现在找不到……”
“没关系，守仁的事体，总经理，你交给我好了。我给你去办。”
“那你早点去，好找机会给他们谈谈，先摸摸对方的态度，不要一下子就摊牌。”
“这个我有数，总经理，你放心好了。”
下午一点钟刚敲过，梅佐贤根据总经理的指示，便赶到棉纺织业同业公会去了。
在南京西路卡德路口那边，有一座乳黄色的西式洋楼，梅佐贤走到那里，院子里已经停了好几辆汽车了。马慕韩那辆黑色白克车子停在靠门口那里。梅佐贤匆匆走了进去。
马慕韩从北京开会回来，对上海民建临工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全国工商联筹备会和民建二次扩大会议上摸到了中央的底盘，认为过去上海工商界怀疑私营企业没有前途，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要消灭，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民族资产阶级不但马上不会就消灭，而且私营企业也有可为，要振作起来。现在正是好机会，站稳上海工商界的阵地，有了广大的代表性，便可以一帆风顺，在工商界平步青云。他想把上海民建会和工商联抓到手里，就有了讲话的资本。工商联问题不大，绝大多数是工商界的巨头，问题在民建会。工商界巨头们过去对它太不热心，让工商界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在那里指手划脚，目前插脚进去不大容易。但也有个空隙：民建上海分会不能再是临工会了，应该改选。改选是变动人事的绝妙机会。他要团结工商界的朋友。冯永祥向他献了一计：五反运动以后，资方代理人问题成了劳资关系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资方代理人当中普遍存在怕负责任的苦闷心理，一直还未消除。正好把这批资方代理人拉过来，同时还可以把问题反映给政府和市委统战部。由他出面召集一次座谈会，顺理成章，一点也不露痕迹。他约了江菊霞和唐仲笙，通过江菊霞可以沟通史步云的意见，有了唐仲笙这位智多星，可以帮助他谋划。不但这些人和他没有利害冲突，而且他抓到上海民建会，总得有些人搭班子，也需要他们。在今天座谈会以前，他们约好在棉纺织同业公会楼上碰头，先交换交换意见。
在公会的主任委员办公室里，马慕韩坐在靠近窗户的写字台面前，像煞有介事地发了一大通关怀资方代理人的议论，然后问冯永祥道：
“阿永，你看今天怎么谈法？”
冯永祥很久以来就想抓到民建上海分会，但他知道自己头寸不够，正副主任委员轮不到他头上，顶多不过是二把手。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不计较名义地位，抓实权，这比较实惠。上面有那些大老板顶着，让他们高高在上，大权却抓在自己手里，这么一来，啥事体也离不了冯永祥。最近他观察出马慕韩不甘心只挂一名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空头衔，野心勃勃地想把民建抓在自己手里。他忖度史步云继续当选民建上海分会的主任委员是众望所归，已成定局，而马慕韩是在可能当选与可能当选不上副主任委员之间。自己呢，却更没有把握，这得看几位巨头的态度。史步云那方面，他早就通过江菊霞献过殷勤，希望史步老提携提携。估计问题不大。马慕韩这方面要下点功夫。他是实力派，思想比较进步，党和政府的首长都很器重他，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当中年青有为的人物。能和他配搭上，不消说，冯永祥的前途也就有了。在冯永祥看来，与从说他献计，倒不如说他领导马慕韩前进。但表面上，他又让马慕韩三分。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谦虚地说：
“慕韩兄胸有成竹，还不耻下问，真是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才。”
“阿永，你怎么吃起我的豆腐来了？”马慕韩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很乐意。他也暗暗捧冯永祥一下，说，“阿永一定在思考，等一会，必有惊人之论。现在先听听我们江大姐的高见。”
江菊霞今天来，担负了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拉马慕韩，给他出点力，自己的靠山多一点；另一方面，她还要把资方代理人存在的问题搜集起来，反映给史步云。史步云很重视自己的身份，一般场合是不大容易看到他的。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在工商界巩固的地位，不必去找别人，别人都要登门求教的。有些场合，他不去，会有人告诉他的，至少有江菊霞这个耳目，工商界的基本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的。江菊霞就是有啥妙计高见，也不轻易透露，她要首先告诉史步云的。她嫣然一笑，客气地说：
“阿永都不说，啥人敢开口。”
“我给你介绍一位……”冯永祥对江菊霞说。
“谁？”江菊霞环顾办公室里，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只剩下唐仲笙一直没言语，她想一定指的是他，便说，“我晓得了。”
“你说是谁？”
给冯永祥这么一问，她又有点怀疑，不敢肯定，改口说：“还是听你的吧，你说是谁？”
“这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江菊霞会意地点点头：“对。”
冯永祥又说下去：“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上海滩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仪态万方，能文能武，……”
“确实不错，……”江菊霞差点要给他说出是唐仲笙来了。
冯永祥得意扬扬地用脑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眉飞色舞地说：
“此人姓江名菊霞，大名鼎鼎的劳资专家！”
她撒娇地把嘴一撇：“不来了，你又拿我这个大姐开玩笑。”她举起手来，想打冯永祥。
冯永祥眼明手快，早就看见了，连忙站起来，合起双手，向她一揖到底：“恕罪，恕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