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佐贤在旁边接下去说：
“这次要不是徐总经理努力，棉纺织业合营，别说今年，就是明年也合不完。老赵，通达纺织公司那些厂，你了解，在上海是头块牌子，潘家一家就有二十多万纱锭，可是总经理潘信诚根本不想合营。徐总经理和大家谈了几次，多数都愿意合营，潘家才不得不跟着一道申请，这些巨头们的事体真不好办。要是我，就没有这个耐心。”
“为了社会主义么，只好耐心一点……”
赵得宝过去不了解徐义德为啥老不申请公私合营，眼看见许多纺织厂公私合营了，沪江就是没有动静，党的政策强调自愿，又不好勉强徐义德。余静到市里去学习，他临时代理党委会的书记，自己经验不多，能力有限，区里没有指示，他不好随便动手。今天听了徐义德这番话，原来他有苦衷。这次全业申请公私合营，他还做了不少工作哩。赵得宝说：
“啥事体都要有人带头，徐总经理推动大家公私合营是好事体……”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体……”
门外忽然有一个人跑了进来，大声叫道：“公方代表来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蜂拥到门口，郭彩娣和汤阿英她们干脆走到马路上，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像流水一般，可不清楚谁是公方代表。管秀芬一把抓住刚才报告的女工问：
“在啥地方？”
徐小妹说：“到隔壁纱厂去了……”
“那你为啥说公方代表来了？”
“隔壁厂的公方代表来了，我想，他们一同出发，我们的公方代表大概也来了。”
“不问个青红皂白，见了小麦当大葱！”
“隔壁公方代表坐啥车子来的？”汤阿英关心地问。
“汽车！”徐小妹简单答复了一句，就躲到赵得宝背后去了，她怕管秀芬追问。
“公方代表坐汽车来的，”汤阿英大声说，“大家注意看汽车。”
汤阿英和大家的眼睛瞅着马路，想在人群中发现汽车。她们望了许久，远远瞧见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流水般的行人当中缓慢地开来，越开越近，汤阿英忍不住招手欢呼道：
“公方代表来了，公方代表来了！”
大家又挤到门口，那辆黑色小汽车真的开到厂门口来了。陶阿毛想抢上去给公方代表开车门，可是汽车不停，呜呜地向周家桥方向开去了。大家并不失望，眼睛还是望着马路上的人群，在等候小汽车。
“公方代表怎么还不来？”郭彩娣问管秀芬。
“也许公方代表不认识路，找不到我们的厂。”“哪有这样的事，”汤阿英说，“就是不认识我们的厂，问一声长宁路上的沪江纱厂，啥人不晓得？小管，你别开公方代表的玩笑。”
“谁开玩笑？”
“你还不认识？”汤阿英指着管秀芬的鼻子说，“小管，等会公方代表来了，我告诉公方代表，收你的骨头。”“那可不行。”郭彩娣说，“小管没有骨头，就嫁不出去了！”
管秀芬恨不能骂郭彩娣一顿，她看见背后许多双眼睛在盯着她望。
“你再说……”管秀芬把右边黑乌乌的辫子往脑勺后一甩，脸对着门口，说，“不理你！”
“不理我，没有关系。”郭彩娣并不放松，有意逗她，“要是不理别人，可就要跳井了。”
管秀芬低着头，在玩弄拖在胸前左边的辫子梢，羞涩地不声不响。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她。汤阿英在旁边凑趣地说：“小管，怎么成了哑巴哪？”
在大家的眼光下，管秀芬偷偷地望着门外，她希望公方代表马上就来，好给她解围，可是马路上人群当中没有一辆汽车，真是急人，恨不能地下有个洞，她好钻下去。地下没洞，四面有人，正在她狼狈不堪的辰光，余静从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站走了过来，一眼给她看见，她推开人群，高兴地大声叫道：
“余静同志回来了，余静同志回来了！”
她这么一叫，引起了大伙的注意，全拥到门口，汤阿英走在最前面，一把抓着余静的手，说：
“学习的好吗？余静同志。”
“很好。”余静望了大家一眼，看见那么多人，她奇怪地问道，“你们都在这里等啥？”
“你不晓得吗？今天公方代表要到我们厂里来，我们都在等公方代表哩。”徐义德说。
“是呀，”梅佐贤赶过来和余静握了一下手，说，“我们都在等哩。”
“公方代表来，为啥要这么多人等呢，耽误生产，耽误工作，不好。”
“我们下了班，反正没事。”汤阿英走过来说。
“大家都回去吧！”余静说。
“那怎么行？”徐义德摇摇手，说，“大家都要欢迎公方代表，公方代表不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走。”
“是呀，我们一定要等公方代表来，”这是大伙乱哄哄的声音。
“余静同志，”汤阿英说，“你也在这里等一会，和我们一同欢迎公方代表，好啵？”
余静微微笑着，没有回答汤阿英。严志发从马路的人群中匆匆忙忙跑了过来，站在余静背后，听大家的谈话，忍不住哈哈大笑，大声说道：
“你们要欢迎公方代表吗？”
大伙答道：“是呀！”
“余静同志就是公方代表！”
严志发说完了，厂门口顿时爆裂开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叫了起来，有人跳了起来，连马路上的人也过来看热闹了。无数只手伸向余静面前，紧紧和她握着，团团把余静包围在当中，水泄不通。
４７
当大家正在厂门口等候公方代表，余静和严志发在中共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办公室里。杨部长谈完以后，指着他们两人说：
“‘五反’的辰光，你们合作过，现在又在一道搞公私合营，可以说是老搭档了。志发同志对沪江厂的情况也熟悉，你们两人去，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不要胆怯，余静同志。”
余静听到“不要胆怯”四个字，脸上绯红了。这是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不料给杨部长一语道破了。她调到市里学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听了市里许多首长的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对党的政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她感到在训练班里短短几个月里提高了不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回到厂里做党的和工会的工作更有把握了。学习完毕，市委组织部找她谈话，要派她到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当任公方代表。她虽然是在沪江长大的，解放后也没有离开过沪江，但她过去做的是工会工作和党委工作，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尤其是没有做过公私合营厂的行政工作。这个工作对她说来，是完全陌生的。何况行政工作要直接领导生产，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她根本没有负责过。她希望不做经济工作，还是做党委工作，再做工会工作也可以。她向市委组织部表示：自己能力差，怕不容易完成公方代表的任务，希望组织派另外的同志到沪江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说：这次短期训练主要是训练公方代表的干部。全市许多行业申请公私合营，党要派干部去，如果她认为沪江工作吃力，那么，可以考虑调换另外一个厂家，不过，还是要担任公方代表的职务。余静好半晌没说话。她低着头在想：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训练班里学习了很久，自己也完全拥护，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可以看到祖国光辉灿烂的前途。
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好，都要有人工作啊。她原来就在私营纱厂工作的，不回到沪江去，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将要公私合营的纱厂里去。如果到别的厂去，情况一点也不熟悉，干部和工人也不了解，资方和公方代表更不认识，那困难更多。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是大家都不服从分配工作，那算啥共产党员呢？她后悔刚才提了意见，可是又收不回来了。她惭愧地抬起头来，说：由组织决定好了。组织部的同志，反而征求她的意见，并且说：对工作有意见，提出来，组织上可以考虑的。她说没有意见，于是决定到沪江纱厂来，并且把训练班学习的严志发派给她，一同去工作。她总怕完成不了党交给她这样重大的任务，不仅要改造私营企业，还要改造私营企业的上层代表人物。徐义德和梅佐贤这些人物是不好对付的呀！虽然经过五反运动，和过去情况不同了，可是铁算盘还是铁算盘啊！酸辣汤也还是酸辣汤啊！
接受了党给她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她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市人民政府纺织管理局报到，委派她到公私合营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回到家里坐在客堂间，皱着眉头在想。余妈妈看到了，问她为啥不高兴？她不啧声。余妈妈一问再问，她只好把心事向余妈妈倾吐。余妈妈也担心，她完成不了生产任务，责任可不小，要她再和组织上商量商量，派别人去不行吗？她说不行，现在人手少，训练班里的人都要做这样工作。余妈妈一听这话就愣住了，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谁也不言语了。后来还是余妈妈想起，问她为啥不找杨部长商量一下呢？第二天她就和严志发一同来看杨部长了。
她简单地向杨部长汇报了学习收获和组织部分配工作的情况，要求杨部长指示他们怎样做好工作。杨部长分析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有变化和徐义德目前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去。余静听了，增强了信心，坦白地对杨部长说：
“我原先确实有点胆怯，怕完成不了任务。”
“当然，担任一项新的工作，总没有原来的工作熟悉，如果能够在一项工作上深入钻下去，永远做这个工作，驾轻就熟，再理想也没有了。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要进行革命，完成一项总任务以后，就要提出一项新的总任务。既然叫新的总任务，就是没有做过的事。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来说吧，别说你们两位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市委和区委负责同志也没做过，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人做过，大家都是新手。”
“大家都是新手？”余静回味这句话。
“你说谁做过？”
“没人做过。”
“那就对了。”
“干吧，”严志发精力充沛地说，“余静同志，多大的事，有党领导，天也塌不下来，怕啥！”
“谁说怕的？”余静挺着胸脯说；“当然干，马上就走！”
杨部长送他们到门口，握着余静的手说：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党一定还会有新的任务提出来的。”
“你放心好了，杨部长，我接受党分配给我的任何新任务！”余静说，“以后分配工作，我再也不讲价钱了。”
“组织上决定以前，允许干部提出意见，这是你的权利，为啥要放弃呢？”杨部长笑着说，“自然，讲价钱是不对的，党员不服从组织决定是不许可的。”
他们挤上公共汽车赶到沪江纱厂，徐义德和赵得宝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余静到了厂里，首先改选了中共沪江纱厂委员会，除了原有的委员以外，严志发、秦妈妈和汤阿英参加了党委会，余静担任书记，赵得宝担任专职副书记。赵得宝主要在党委会工作。厂里工会也改选了主席，由秦妈妈担任，从车间调到工会，脱产搞工会工作。汤阿英被选为工会副主席，做秦妈妈的助手。但汤阿英暂时还要兼顾一下车间的工作。接着沪江纱厂合营工作筹备委员会也成立了，徐义德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余静。筹委会下面设立两个组：秘书组和清估组。
清估组的正副组长是梅佐贤和汤阿英。
余静从党委会办公室搬到厂长办公室办公，她的桌子正好和梅佐贤的桌子面对面。严志发在行政工作上暂时没有名义，他在余静桌子右面放了一张小桌子，做余静的助手。徐义德最近特别积极，每天上午都要到厂来办半天公。他在厂长办公室里热情地对余静说：
“你担任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再理想也不过了。老实说，你没来以前，我担心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要是来个不懂业务的，我们要接受公方领导，公方代表又不懂，许多事体就不容易谈，我们私方就有些为难了。我早就想：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来当公方代表，那就好办了。公方代表要纺管局委派，我也不好乱提意见。在厂门口听说你就是公方代表，我高兴的不得了，纺管局的首长真有眼光，果然派你来了。”
“徐总经理对我过分夸奖了。我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我对厂里的情况倒是比较熟悉，有事体商量起来，确实方便些。”余静望望徐义德和梅佐贤说，“今后你们有啥意见，希望随时提出来。”
“你太客气了，余代表，”梅佐贤从沙发上站起来，微微欠了欠身子，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上级，沪江纱厂有了你这样好领导，保险公私合营工作一定很出色！”
“合营工作做的好不好，主要看党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怎么样，单是我一个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要靠党委，工会和大家的力量。这次棉纺织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徐总经理积极参加，我听到十分高兴。”
“你怎么晓得的？”徐义德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
“我在纺管局听说的。这次合营，许多问题都是你们自己提出，自己讨论，自己拟订方案，贯彻了民主讨论，充分协商的精神。”
“主要还是市委的领导好。我们学习了陈副总理的讲话，根据纺管局指示的裁并规格，经过反复协商，拟出了一个企业裁并方案。最初报上去，老实说，谁也没有把握。过了两天，局里批了下来，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通达等三大企业，在原企业总管理处下进行合营；生产条件比较适合单独生产经营的单独合营，有我们沪江等四家厂；合并合营的共同有两类六家：原来和通达有关系的两个厂并股不并厂，归到通达系统进行合营，那些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力量不足的小厂，和邻近条件好的大厂进行并股并厂合营，除了并人并任务以外，机器设备，分别情况，有的利用，有的搁置。经过合并改组，原有的十三个企业单位，并成七个；二十三个厂并成九个。这么一来，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在太好了。”
“由你们讨论提出方案，要比纺管局提出的好。你们最初为啥不肯提，反而要纺管局提呢？”
“余代表，你不了解。”徐义德把声音放低，说，“当初有人企图通过合营趁机会捞一把，很多人积极活动找对象，大鱼想吃小鱼，小鱼要吃虾。不瞒你说，还有人想吃掉沪江哩！”
“那一定是一条大鱼。”余静笑着说。
“可不是一条大鱼么，就是鼎鼎大名的潘信诚，通达纺织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平常不大吭气，好像与世无争，关于企业利益的事，他都躲在后面，从来不出头，一接触到他自己利益的事体，就伸出头来了。他是工商界的巨头，棉纺业的元老，市委又很重视他的意见。他要沪江和通达合并，我不同意。大家这么争来争去不是个办法。我们解决不了，只好请政府出来说话了。纺管局只提出裁并改合的规格，要我们讨论提出方案。有了规格，事体好办了，潘信诚就不提吃掉沪江的事了。”
“凡事有了原则，就好办了。”
“你这话再对也没了。余代表，这次裁并改合的方案，就是体现了纺管局的原则，大家没有话讲，一致赞成。”徐义德把话一转，说，“可是清产定股的问题就麻烦了。这问题和裁并改合一样重要，也可以说，比裁并改合还重要。”
“那当然，这关系到每个厂的资产净值，股份数量。”
徐义德出神地看了余静一眼：余静离厂去学习了几个月，对上层资产阶级比过去熟悉的多了。连他们争论不休的清产定股问题，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不禁流露出钦佩的神情，叹服地说：
“你一语道破，这是有关资本家切身利害，有关社会主义改造，谁也不肯马虎。就是这个问题，在公会里讨论了很多次了，总没有一个结果。请示纺管局，这次纺管局更妙了，连个规格也不给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并且说，各厂还可以自己讨论。”
“纺管局真的没有给规格吗？”
余静这么一问，徐义德顿时愣住了，纺管局给了规格？一定是马慕韩压下了，不向同业传达，怪不得他那么坚持哩。大概是政府照顾大户，有意给潘家和史家这些大户的机器升值。政府为啥不照顾中小户一下呢？他不能吃这个亏，要照顾，大中小户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中小户甩在一边。他要力争，质问马慕韩为啥不把纺管局指示的规格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然后再根据规格向纺管局提意见。为啥不照顾中小户？难道中小户是晚娘生的吗？既而一想，他又觉得不像有规格，纵然马慕韩一手遮天，纺管局会不问起吗？何况江菊霞是合营工作组的副组长哩。马慕韩知道了，江菊霞一定知道，而江菊霞知道，就等于他也知道。一定没有规格。他肯定地说：
“我没听说纺管局指示过规格，也许今天指示的，那我就不清楚了。”
“提出来很久了。”
“很久了？”徐义德皱起眉头，困惑地望着余静，仿佛在问：他怎么不知道呢？
“你没听说过吗？”余静也有点困惑了。
“没听说过。”徐义德心想马慕韩办事真是辣手辣脚。
“总经理如果晓得了纺管局指示了规格，早就给我们说了。”梅佐贤也感到这件事十分蹊跷，徐总经理是棉纺业消息最灵通人士，许多内幕新闻都是他首先知道的。这么重要的消息，徐总经理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对余静说，“纺管局指示的规格，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讲？”
“当然可以。清产定股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工作，要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公方领导，私方负责，职工参加，公私协商，最后送到主管机关批准。棉纺织工业公会没有给你们提起吗？”
“这个吗？”徐义德暗暗松了一口气。徐徐地说，“提倒是提过。”
“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办好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你不清楚我们棉纺织工业公会的事体难办的很。那些巨头们肚里另外有一本账。早些辰光公会里提到清产定股问题，潘信诚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要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潘家的机器要升值千把万也不难。这么一来，政府太吃亏了。大家说我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点也不错，临到企业公私合营了，潘信诚还要捞一票。特别叫人吃惊的是马慕韩，他是工商界进步分子，也赞成潘家的公式，你说，奇怪不奇怪？当时争持不下，大家同意留到以后再说，同时请示纺管局，最近纺管局的指示下来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说各厂也可以自己讨论。”
“你不是说今天上午十点钟讨论吗？”
徐义德看看表：十点还欠十分，他说：
“十点快到了，他们也该来了……”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说完，韩云程、郭鹏和赵得宝、秦妈妈、汤阿英他们准时来了。徐义德等他们坐好之后，讲了一下棉纺织工业公会讨论三个公式的经过，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潘宏福的公式，你们说，是啵？”
“潘宏福为啥要提这个计算公式？”赵得宝知道潘信诚是上海棉纺业的大亨，他儿子提出来，大概有啥原因。“那还不明显吗？”梅佐贤早从徐义德那里了解了真相。他说，“通达的机器旧式的多，有的还是前清时代买进的，当然主张用这个公式计算。”
“原来是这样！”赵得宝没有说下去。
“潘宏福的公式得出来的已使用年限，根本和实际不符，因而是不科学的。我们晓得任何一种机器，实际耐用年限，总要超过规定的耐用年限。”韩云程字斟句酌地说，“这样算法，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从我们纯技术观点来看，也说不过去。
我个人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这个公式不能成立。……”
郭鹏心里完全赞成韩云程的意见，可是在徐总经理和梅厂长面前，他不能附和别人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一时又想不出新的说法，却又不甘沉默，他抢着说：
“徐总经理提的这个计算公式，比较公平合理，我赞成这个计算公式。不过已使用年限的历史资料倒是一个问题，如果历史资料不全，算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秦妈妈说。
“对，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很全，”梅佐贤得意地说，“我对这些资料一直很重视，锁在保险箱里。用的辰光，总是我自己拿出拿进，一点也没有遗失，这次果然派上用场。”
“有的老厂历史资料不完全的怎么办呢？”
“这个……”梅佐贤给郭鹏问得说不下去了。
“我就不相信没有历史资料，”汤阿英说，“资本家买机器办厂，会把资料扔掉？这是骗人的鬼话。”
“那也不一定，敌伪时期，把厂分散，搬来搬去，可能有些散失。”郭鹏见徐总经理一个劲注意听他的话，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一怕说错，二怕总经理误会。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只是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下，把理由想的充足一些，说服别人更有力量。”
“啥资料全不全，”赵得宝说，“潘家马家一心想把机器多算钱。”
徐义德听了汤阿英和赵得宝的话，感触很深：他们简单几句话就说到资本家的心里，抓到问题的核心，比梅佐贤和郭鹏都强。而梅佐贤和郭鹏都是他得力的助手哩。他点点头，说：
“赵同志说的对，拆穿来讲，他们就是想把机器升值。真的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已使用年限吗？我也不相信。”
刚才韩云程本来要谈到徐总经理提出的计算公式，被郭鹏打断了他的话，又抢先赞成徐总经理的计算公式，便坐在沙发上默默不语，且听郭鹏夸夸其该。关于历史资料的事，郭鹏给徐总经理一反问，紧紧闭上嘴了，不再饶舌。汤阿英见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她冷静地回想她挡的细纱车，从车头一直想到车子底层部分，忽然得到启发，说：
“历史资料真的没有吗？要说没有，那是骗外行的话。就是一点历史资料没有，也可以找出已使用年限的根据。”
“没有历史资料，也可以找出使用年限的根据？”梅佐贤惊奇的眼光对着汤阿英。
大家的眼光都聚集在汤阿英的身上，连徐义德也用着惊诧的目光等待汤阿英的回答。汤阿英不慌不忙地说：
“如果历史资料没有，机器总还在吧？没有机器，那就不存在估价的问题了。既然有机器，问题很简单。你们忘记了吗？每一部机器上都有铸造的年号，一查年号，基本上就可以查出已使用年限了。”
郭鹏萎缩到沙发里去了，这么简单的常识，他自己为啥没有想到呢？真没料到在汤阿英这个年青女工面前丢了这个脸，更糟糕的是徐总经理和梅厂长就坐在旁边啊！
徐义德暗暗吃惊：他竟然也没想到这一层，差点叫潘信诚和马慕韩唬住了。纺管局要扩大范围讨论实在是有道理。他想到上海滩上几度变动，有些工厂曾经停工，便望着韩云程，问道：
“查出年号，有人说机器曾经停止使用过，要是没有历史资料，你说怎么办呢？”
“这也不难。凡是停止使用的，一定有资料可查，上海几个主要时期停工，完全可以算出来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各厂情况不同，停工长短不一样，也可以折骨评定。只要有机器，总可以计算出来的。”
“你说的完全对，”徐义德兴奋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这么讲，潘信诚和马慕韩的理由更不充足了。比较起来，还是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公平合理，余代表，我们就定下来，怎么样？”
余静一言没有啧声，她冷静地注意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并且把它仔细记在小笔记本里。徐义德问到她，她翻了一下小笔记本，想了想，说：
“今天谈的很好，把一些问题弄得更清楚了。清产定股的原则，刚才已经和徐总经理谈了，纺管局指示的很清楚。财产清点的原则，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合营时全部实有财产，认真清查核实，做到不重复，不遗漏。财产估价原则，应该以现值为率，参照一九五○年重估基础，再就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一些必要的调查。这样公平合理，本来没啥司争论的。棉纺织公会既然提了三个不同的计算公式，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我们今天暂时不定，还是请徐总经理拿到公会去讨论一下，然后再定，比较合适。”
“你认为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怎么样？”徐义德见余静说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并且很有分寸，认为这位公方代表不推板，以后和她共事得小心点，眼前的余静又不是“五反”辰光的余静了，看她掌握政策讲话风度，举止老练，神态沉着，简直是另外一个杨健。他焦急地等候回答，热情地叫了一声“余代表”。
“这三个公式比较起来，你提的那个比较公平合理。”
“余代表真有眼力，啥事体都瞒不过你，一看就清清楚楚。”徐义德心里有了底，兴奋地站了起来，眉头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胖呼呼的腮巴子上堆着微笑，愉快地说道，“明天我到公会找他们讨论去！”
４８
汤阿英抬起头来，向细纱间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心头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喜悦。今天的细纱间完全变了样：高大的玻璃窗擦得雪亮，不仔细望去，仿佛没有玻璃挡着似的，每一部机器也收拾得亮晶晶的。车面的锭子齐臻臻的排列着。头上没有一片飞花，地上看不到一点灰尘，大路的地板油光发亮，低下头去，隐隐约约地可以照见自己的面孔。因为今天是轮流停电日，所有的机器都安静地歇在那里，听不到一点轰隆轰隆的声音，从不远的弄堂里，不时传来嘁嘁喳喳的人声。她转过去，对站在她右侧的管秀芬说：
“你们青年团的清洁工作做得不错啊！”
“团委书记张小玲同志号召，要我们青年团员把车间打扫干净，做好清点工作，迎接合营嘛！听到合营，哪个不高兴，大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要把车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怪不得哩！”
郭彩娣接着汤阿英说：
“你这个小丫头啊！就爱漂亮，穿件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一个皱褶也没有。”
“难道打扫干净了也犯错误？穿衣服要穿得龌里龌龊，斑斑点点的才算正确？”
“讲你好也不行吗？你打扫得好，打扫得妙，打扫得刮刮叫！这该满意了吗？”郭彩娣对管秀芬说。
“一定满意了。”汤阿英凑趣地说。
“我不要你给我高帽子戴，”管秀芬对郭彩娣说，“少骂我两句就好了。”
“谁敢骂你？那他一辈子耳朵也不会清净了。”
“你把我形容得这么厉害？”管秀芬最近特别注意别人对她的反映，大家都说她嘴厉害，她常常回忆是不是对陶阿毛说话也是尖酸刻薄，所以陶阿毛很久没有约她出去白相。她又想，也许陶阿毛很忙，或者陶阿毛变了心？她猜不透。钟珮文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地追求她，有时寄一份有他作品的《劳动报》给她；有时送一张展览会的参观券给她；俱乐部有活动，他总想法通知她去。见了面，他又腼腆地把头歪过去，故意不看她，等她转过身子，他又盯着她看个够。碰了两次钉子以后，他再也不敢对她提出要求，可是她感到他那颗心是向着她的。陶阿毛对她的冷淡，使她对钟珮文慢慢有了好感。她等待钟珮文找她，约她出去白相。可是钟珮文这家伙啊，真是个阿木林。心里老是想和她接近，一见了她，便又悄悄离开了，好像她浑身长了刺，怕刺了他似的。她想主动去找钟珮文，可是少女的矜持和青春的骄傲，又低不下这个头来，不管陶阿毛和钟珮文由于啥原因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后对人的态度和讲话的措词也要注意一下。
管秀芬急得鬓角那里汗湿湿的，又不好对人说出心事，忽然看见斜对面的弄堂里张学海他们开始清点了，转过脸来，对郭彩娣说：
“组长，你看，张学海那个组开始清点了。”
汤阿英走到大路当中一看：张学海小组开始了，沪江纱厂合营工作筹备委员会的清估组下面，分了六个小组：机器组，房屋土地组，传导设备组，低值易耗组，成品原料组和债权债务组。小组下面，根据情况，有的还分了小分组。汤阿英亲自领导低值易耗组。郭彩娣是组长，组员只有两个，便是管秀芬和徐小妹。
汤阿英看看表，时间虽说还没到，早点开始也好，她催郭彩娣：
“我们也开始吧。”
郭彩娣站在车头那里，望着张学海和陶阿毛在清点机器，看出了神，竟忘记自己的事了。徐小妹说：
“彩娣姐，你怎么啦？清点工作磨洋工？”
“谁磨洋工？你别冤枉好人，还没开始哩。”
“清估组副组长要我们开始工作，你还站在那里，不是磨洋工是啥？”
“小管还没开始工作哩。”
“你们不点，我怎么复点？”管秀芬说。
郭彩娣给问得哑口无言，徐小妹说：
“大家动手吧。”
她们紧紧跟在汤阿英后面，走到一堆低值易耗品的前面，那里有锄头、斧头、锉子、扫帚、畚箕……徐小妹弯下腰去，把各色各样的工具用具归了归类。郭彩娣搬着手指，嘴里默默数着，然后说：
“锄头八把，斧头六把，锉子十把……”
“彩娣，你别忙，等我记好一样，你再讲下一样，好啵？”
汤阿英打开手里的本子，那里一叠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的清点证。她拿着钢笔，在等郭彩娣报。
“要是讲慢了，小管又要说磨洋工了。”
“你这个人碰不得呀！讲了你一句，就耍脾气了，你讲得那么快，像是连珠炮，叫阿英姐怎么记啊！”
“好！要慢还不容易吗？”郭彩娣喘了一口气，说，“锄头八把……”她把声音拖得很长，比当铺里朝奉报典当东西的声调还要悠长。汤阿英在名称、数量、规格和编号上一一记了下来。她低着头等郭彩娣再报，郭彩娣有意不吭气。她抬起头来说：
“彩娣，你怎么啦？快么，快得要命；慢哩，慢得急死人。”
“急死了，张学海找我要人，我可赔不起。”郭彩娣说，“别急，别急，你听：斧头六把……”
管秀芬在汤阿英后面，汤阿英记了以后，她蹲下去清点一下，看有没有差错。郭彩娣报了六把斧头，她一眼看见还有一把斧头压在扫帚下面，连忙站起来更正道：
“别忙，别忙，这里还有一把！”她把那把斧头举得高高的，在郭彩娣面前晃了晃，报复地说：“看见了吗？”
“你有意扳我的错头。”
“扳错头？彩娣，”汤阿英停下笔来，说，“你这可不对了，难道这斧头不是厂里的，是你的吗？”
“副主席批评了，还不低头认错？”管秀芬抿着嘴笑。
“副主席？”郭彩娣一时愣住了，问道，“谁？”“你不晓得阿英姐当了工会副主席吗？”徐小妹蹲在地上，歪过头来，对郭彩娣说。
“认错啵？”管秀芬又问了一下。
“好，算我粗枝大叶！”
成品原料组组长郑兴发走进细纱间，向汤阿英点了点头，严肃地说：
“副组长，我有点事体要请教你。”
汤阿英立即走上来，说：
“郑师傅，别叫我副组长……”
郑兴发觉得也许叫错了，汤阿英最近提拔担任工会副主席了，慌忙改口道：
“副主席……”
汤阿英指着郑兴发的嘴，好像要他别再说下去，她说：
“你还是叫我阿英好了，这样亲切。成品原料组清点得怎么样？”
“早就开始了，物事太多，人手不够，我们想增加个把两个人，最好能动笔杆子的，帮我们记记，这样就快些。”
“增加人？”汤阿英默默计算一下各个车间的人，每组的人数都不多，许多工人没来，准备上夜班。她对郭彩娣说：
“你这一组抽一个人支援成品原料组，好啵？”
“我们这一组一榻括子只有三个人，抽走一个，剩下两个人，怎么清点过来？”
管秀芬支持郭彩娣的意见：
“剩下两个人确实忙不过来，低值易耗组清点的物事不一定贵重，可是品种复杂，花费时间。你们成品原料组，摆的整齐，物事也大，一看就清楚了，大家加把劲，努力去做，克服困难，别抽我们的人了。”
“你不清楚，成品原料摆在仓库的虽说整整齐齐，一看就清楚，可是仓库外面，东一摊，西一摊的，要彻底清点，人手确实不够。”郑兴发向汤阿英求援，说，“至少派个笔杆子给我们，啥人都行。”
汤阿英再和郭彩娣商量：
“徐小妹能写，彩娣，把她抽给成品原料组，好啵？”
“我们组少了一个人，怎么办？”郭彩娣犹犹豫豫，不大愿意。
“我另外派一个组员给你，行吗？”
“那行，你派哪一个？”
“车间没人了，我来当你的组员。”
“你？”管秀芬睁大了眼睛，朝汤阿英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惊异地说，“你是我们厂里工会副主席，又是清估组的副组长，我们组的顶头上司，来当我们组的组员？谁敢领导你这位特号组员？”
管秀芬的眼睛望着郭彩娣，郭彩娣直摇头：
“我可不敢领导你这位特号组员！”
“别开玩笑了，郑师傅等着哩。让徐小妹去，我和你们一道清点。”
“清估组副组长决定了。”郭彩娣说，“我绝对服从。小妹，你跟郑师傅去吧！”
徐小妹跟郑兴发走了。汤阿英动手和她们点完了那些锄头扫帚啥的，走到细纱间门外的角落上，看见两个木头箱子搁在那里，像个垃圾箱，谁有不要的物事都往里面扔，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过那两只箱子。汤阿英走到箱子面前站了下来，仔细地望了一下，里面尽是些乱七八糟的零零碎碎物事。她和管秀芬抬开上面一个箱子，打开下面那个箱子一看，一股刺鼻的、浓烈的霉味迎面扑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箱子发霉的面包。上面长满了绿茵茵，毛茸茸的霉菌，像是一块块长满了青苔的陈砖。汤阿英指着箱子说：
“你们看，资本家真不会管理企业，啥地方买来一箱子面包，藏在这个地方不给人吃，宁可让它霉掉，多么可惜。”
“真是糟蹋物事，好好的面包摆霉了，‘五反’辰光，徐义德假装没有钱，想停伙，给我们颜色看，后来在墙里挖出来黄嫩嫩的金子。早晓得这箱子里有这么多面包，拿出来够我们全厂的人吃一顿哩。”
“资本家不劳动，不流汗，坐在家里尽享福，吃好的，穿好的，这些面包当然不在乎。”管秀芬捂着鼻子，离木箱远远的，生怕霉菌传染到她的身上，她说：“徐义德办这个厂，有多少财产，他自家也弄不清楚。”
“这都是用我们血汗挣来的钞票买的，给徐义德白白地糟蹋了，真是可惜。”汤阿英看到那些发绿的面包，十分心痛，她说：“余静同志说的对，我们过去受的苦，都是资本主义害的。他们压榨我们工人的血汗，随便浪费。解放了，我们才翻身；现在合营了，我们成了企业的主人了，再也不能让资本家这样糟蹋物事哪！”
“是啊！过去人家问我在哪个厂做生活，我不好意思回答在私营厂做生活，多泄气！现在我好讲了，我在公私合营厂做生活，我们也成了企业的主人了。”郭彩娣讲得眉飞色舞。
“资本家代理人来了，”管秀芬碰碰郭彩娣。
郭彩娣没有往下说，回过头去，果然看见梅佐贤走了过来，他一边和秦妈妈说话。清估组组长和工会主席慢慢踱来。他们刚刚看房屋土地组和传导设备组的清点工作。现在到后纺来看大家。管秀芬大声叫道：
“工会主席，梅组长，你们来看看。”
他们走过来，汤阿英指着木箱对梅佐贤说：
“你看，这么多面包霉掉了，多可惜啊！”
秦妈妈走过来，伸头一望，接二连三地啧了几声，叹息地说：
“真的这么多面包。”
“为啥早不拿出来给大家吃？”
梅佐贤对汤阿英的质问，一时愣住了，过了一歇工夫才说：
“啥人晓得有这许多面包？”
“一定是厂长买的，我们工人没有钞票买这许多面包！”
“就是有钞票买这许多面包，早就吃了，”管秀芬给汤阿英补充道，“绝不会让它霉掉。”
“让我想想看。”梅佐贤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敲了敲太阳穴，透过那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又仔细地向木箱子望了一眼，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说，“唔，想出来了，还是五一那年国庆节买的。本来我们厂里要到跑马厅去游行，怕大家肚子饿，行政上买了一箱子面包，后来改在本区游行，就不要面包了。不久‘五反’来了，我们把面包忘了，幸亏你们发现，要不，我到现在也记不起来哩！”
“你记不起来的事体恐怕不少。”汤阿英说，“这些面包值多少钱啊？霉了，可惜啦？”
没等梅佐贤回答，管秀芬说：
“不是他的钱，霉了再多些也不可惜。”
“小管，”梅佐贤辩解地说，“我也没说不可惜。”“从前，对这些物事不可惜，我了解。”秦妈妈说，“现在对这些，你一定觉得可惜了。不管这笔账出在啥地方，都是花钱买来的，浪费了工人的血汗，也浪费了国家的财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