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总统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当美国和欧洲欢庆胜利之时，中国局势却令人担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官方政府军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内战。
单从军事观点看，内战对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军队可以轻易赢得战争。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和同盟国支援武器和金钱的对象一直是国民党。正如杜鲁门所说：“他们都被枪炮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国民党拥有各种类型的、装备精良的、人数在四五百万的一支大军，而共产党的作战兵力只有几十万人。
但从综合因素看，蒋介石发动内战未必明智，国民党军队很可能输掉战争。在华美军顾问普遍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尽量少同日军作战，待战争结束后，好用以逸待劳的美援军队去对付劲敌中共。这些专家认为，国民党军队确实消极抗战，避免了同日军的血腥冲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连训练也不搞了。结果，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们长了一身肥油而不是肌肉，他们的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渐渐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共产党尽管缺钱缺枪，几乎没有任何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却在八年抗战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持久的对日游击战争。现在，控制中国的是一个腐败无能、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和一支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坚信，人民军队必将赢得战争。
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要使美国的盟友国民党免遭轻举妄动和可能战败的结局，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共产党视为同日本人一样的敌人，派美国军人去接管那里的军事指挥工作，用美军去给国民党军队撑腰打气，投入更多的物资、金钱和人员，然后一举消灭中共；另一条是劝说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互相协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成立一个以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
事实上，第一条路不合时宜，又劳民伤财，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不冒政治风险和牺牲美国人生命这一前提下，找到和平解决蒋介石重重困难的方案。但只要那位好高谈阔论的赫尔利还在当美国驻华大使，就永远别指望促成国共双方和谈，双方都不信任他。他既无斡旋功夫，又缺乏拍板权威。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的话太多、不谨慎；蒋介石略带愠怒地瞧不起他；共产党认为他缺少诚意，不值得认真对待。
杜鲁门一直想撤他的职，却总是没有机会下手，直到赫尔利那无法改变的信口雌黄积习给了杜鲁门以口实，同时又找到一位卓有威望、足以代替他的人。
1945年12月初，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向总统述职。他在晋谒白宫后，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他在会上用过激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
“这些话真让我生气，”总统后来说，“他大放厥词，说我办事无能。因此，我把他撤了。”总统毫不犹豫，不顾他曾许下的诺言，抓起电话找马歇尔讲话。
“将军，”总统说，“上星期我告诉过您，我一定永远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我现在也不愿打扰您，但情况紧急。”他告诉马歇尔，远东的局势正在恶化，一场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全境蔓延。惟有美国进行坚决干预，才能制止内战和防止可怕的悲剧发生。
“您愿意替我去越中国吗？”总统问道。
此时是马歇尔和凯瑟琳迁入多多纳庄园新居的当天下午。他和夫人正在卧室里打开箱子，整理衣服。
总统提出请求后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他并不知道，马歇尔正手拿话筒看着卧室另一头的妻子。她正盯着窗外片片花圃，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按照他的本意，他干脆说声“不愿意”，挂断电话了事。然而这是他的国家元首在讲话，他是他的总司令，总统的请求是一种出于信任的、无法抗拒的召唤，而马歇尔是一个信奉“命令就是天职”的职业军人。那么，他又该怎样去向凯瑟琳解释呢？他又看了她一眼，不忍心把总统的事告诉她。
“将军，您还在吗？”总统又问道，“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回答说，然后轻轻放下话筒。
不久，凯瑟琳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特别公报：白宫刚刚宣布，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特使将前往中国。凯瑟琳转身面对着丈夫，“哦，乔治，”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凯瑟琳来说，这件事不啻是一沉重打击，她原以为已熬到头了，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马歇尔赴任走后，凯瑟琳向麦卡锡将军倾诉了她的郁闷心情（麦卡锡长期担任马歇尔的军事秘书，后为参谋处长，从而取得了马歇尔可靠成员的地位）。凯瑟琳知道麦卡锡由于体力几乎衰竭而辞去了战争结束时受命的助理国务卿之职，正处于治疗康复之中。她在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您送来的黄玫瑰比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想起了历年度过的圣诞节。您真是心地善良、想得周到。因为我的心情确实不好。这次的中国使命是一次沉重打击。假如马歇尔将军能够有哪怕几个礼拜的休息，能够有你和鲍德尔中士跟他一起去，我就不会这样担心他这次出门了。我知道您是毫不犹豫地准备跟他去的，但是，他决不能冒险答应您。您对他一向忠心，完全无私，所以必须有别人来为您着想。要是您走这趟并在中国过冬，那就是发疯了。
我看到他的飞机起飞，而没有一个他所熟悉和信得过的人在他身边，我就感到不可忍受。新的秘书、新的勤务兵、新的厨师。我也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
当人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爱护和钦佩我丈夫时，我报以苦笑。那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出席国会听证会，中间的午餐时间还要同总统和国务卿一起研究如何完成这次使命，晚上回家他要把全部政策写成文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星期，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国家是如何表达爱护和钦佩的。
听起来好气愤。是的，我是气愤。总统不应该要求他去做，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无法拒绝。
这些话离黄玫瑰太远了，不过我已经憋了好久，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只有对你说才保险。我现在每天都祈祷他能够从混乱的局势中理出某种统一的东西来。
2. 中国情况错综复杂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陆军航空兵的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往太平洋彼岸。
马歇尔在前往中国的长途飞行中，用一定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摘要。
此前，他与中国曾有过多次接触，对中国情况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1914年他在菲律宾服役时，曾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中国东北观光；1924年至1927年他在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任职；1939年他担任陆军参谋长后，对中国情况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中国是世界上受封建制度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叶，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中国，并逐步取得了各种特权。从此，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对封建统治和外来入侵日益不满，引发了无数次反抗斗争；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此后产生了派系纠纷和分裂。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倡议下，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国共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又进行了北伐战争，实现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1925年孙中山去世、蒋介石夺取政权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势力发展越来越感到不安，开始在政府中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并于1927年4月大规模血洗共产党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创建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从此恶化。
1927年蒋介石娶上层富豪宋家之女宋美龄为妻，加强了实力，并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共产党则在广大乡村发展势力，并得到农民的支持。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了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企图利用北方的混乱局势扩大其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侵占整个东北，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蒋介石执意打共产党而无意抗击入侵的日本人。1931年至1934年，蒋介石对中共军队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军队约10万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后抵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10万人中只有数千人完成了长征，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大了影响。
占据东北的日本人并不满足，从1933年开始不断向华北地区蚕食。蒋介石仍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荒唐政策，这在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他，逼他抗日。在中共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蒋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达成了不稳定的停战协议，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联合抗日的计划尚在商谈之中，日本人故伎重演，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事端，从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虽答应抗日，但仍顾虑重重，立场并不坚定。日本军队从满洲冲进关内，同时在上海登陆，年末便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随后，日本人又推进到华中地区，迫使蒋的部队撤退到西南部，首都也迁到了重庆。共产党则以延安为总部，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日游击战争，不屈不挠地抗击侵华日军。
1938年，蒋介石开始请求美国贷款以购买武器和弹药，大力扩充其地面部队，并任命美国退休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并要求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华担任顾问兼任他的参谋长。马歇尔和史汀生选中了史迪威少将担任该职。马歇尔要求他保卫滇缅公路并促成中国各派力量一致抗日。史迪威则要求对美、英、中军队的指挥权，马歇尔答应尽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学过汉语并任过职，了解中国情况。他直率、正统、粗暴和固执的个性注定他与蒋介石合不来。史迪威主张使用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力量对日作战，这使蒋介石大为不满。此后，俩人在援缅作战问题上冲突得更厉害。
1942年1月，日军第15军团侵入缅甸。英缅军司令胡顿将军致电蒋介石求援。蒋任命杜聿明率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名义上叫史迪威全权指挥，但史迪威无实权，指挥不动，因为杜聿明事事都要请示蒋介石。史迪威对蒋不满，在作战中不与杜聿明合作，甚至不让美国援华飞机参战，只一心掩护英军撤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中国入缅军队接连失败，最后为掩护英军撤退竟被日军截断归路，10万之众在仓促撤退中死伤过半，损失极为惨重。蒋对史迪威丢下中国军队独逃印度很气愤，从此俩人隔阂加深。
史迪威并不自责，反向蒋建议成立一支中国新军，蒋介石不予理会。6月，蒋召见史迪威，不客气地要他对缅战引咎自责，并告诉他，他的职责只是个参谋长，应一心一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美援，不要把精力花在中国军事方面。同时，蒋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积极地援华，他就和日本单独讲和。三天后，他又给史迪威写信，提出三点要求：（1）调美军三个师来华协助作战。（2）在华建立一支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由陈纳德指挥。（3）美国每月从驼峰（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
美国政府答应了蒋的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中国抗战，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而国民政府又地处西南偏僻地区，情况十分困难。蒋又深知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所以敢于开口要人要物。但在得到美援之后，蒋介石并未全都用于抗战，而是着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存实力，准备应付中共。所以，史迪威和美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蒋要美援非为抗战，全为加强自己地位。
蒋介石要华盛顿召回史迪威，马歇尔不同意。史迪威说蒋是“小人”，“东方伪君子”，说蒋“不曾有过朋友，只有奴才。”
罗斯福经慎重考虑后，仍决定支持蒋，以便现在用来拖住一百多万日军，将来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共。美国人知道中国战场对他们的重要意义，所以罗斯福热情欢迎和接待了宋美龄，并发表文章称赞宋氏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受美国的尊敬和重视。美国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小册子，颂扬宋美龄。于是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升高了。
1943年2月，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清除蒋介石，但罗斯福不同意。蒋对史迪威进行了反击，他故意抬高陈纳德，压低史迪威，以毒攻毒。史迪威也针锋相对，进一步揭露蒋政权腐败不堪。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接连不断地报告国民党的愚蠢、无能、内耗、偷工减料和各种腐败现象。他的助手戴维斯则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的运动。但罗斯福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对他日益没有好感。马歇尔则对史迪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劝他学乖一点，向蒋介石承认错误。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以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军队表示不能理解，劝说蒋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却以苏联不插手东北为条件，因此罗斯福对蒋改变了看法，认为蒋很固执和狭隘，没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怀，希望蒋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开明政治是无望的。于是，罗斯福与史迪威便有了共同语言，并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罗斯福同意史迪威推翻蒋的主张，他说：“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撤换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史迪威回重庆后就着手落实这项指示。后因没有得到总统的最后授权，此方案未能实行。
1944年1月，美国拒绝了蒋要求的十亿美元借款。蒋则不让他的新军入缅作战。马歇尔奉总统之命致电蒋介石，表示如蒋不令军队入缅，就停止一切美援。蒋被迫妥协，旋扭转了缅北局势。
1944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豫湘贵战役，蒋军连连溃败，致使日军迅速攻占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平至长沙的铁路线。蒋的这些大溃败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印象。罗斯福从此深信蒋介石指挥无能，中国军队必须改组。他毫不客气地致电蒋介石，要蒋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在内。”同时，派赫尔利来华协助工作。
史迪威感到志得意满，不亦乐乎。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坚决要求华盛顿召回史迪威，并得到赫尔利的支持。1944年10月，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性格谦和，循规蹈矩，与蒋自然合得来。魏德迈上任不久，便答应给蒋装备36个步兵师，至1945年6月基本武装完毕。这使蒋介石很高兴。
1944年12月25日，蒋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样，在指挥关系上上有蒋，下有何，魏德迈被架空，蒋牢牢地抓住了军事指挥权。
魏德迈开始向华盛顿报告真实情况——马歇尔曾听到过的怨言：中国没有统一的指挥；蒋介石试图在指挥所有部队，这就取消了任何灵活性；没有协调的作战计划；师一级及师以上指挥官都是庸才；军队的装备和食物都不足；那些中国将领们正被急需去抗击日军进攻时，他们却要求获准到美国和欧洲访问；国民党军队由于“克扣”和“极其无效率”的后勤工作而饥饿。蒋同意魏德迈所坚持的不得远距离指挥军队，但很快就违反了。蒋不肯任用优秀的将领担任要职，却一直重用何应钦。此人为史迪威所厌恶，用魏德迈的话说，他是一个“善献殷勤，谋求私利的人，极其富有和放荡。”
魏德迈早期的报告，证实了史迪威担心的事：在日本的进逼下，中国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他报告了国民党的麻木不仁以及蒋和他的部属“软弱无能、惊慌失措。”“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都不适合现代战争。”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动机和品德之不信任，使情况更复杂了。蒋手下的将领不敢报告实情，因为他们害怕会因此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称职；他们在计划作战、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上都是不胜任的。他以“摇摆不定”来形容蒋的政策。魏德迈相信他已得到蒋的信任，但他痛惜蒋
“受其顾问们的影响和欺骗，这些人自私、贪婪，趁我不在场而诱导他采取与原定计划相违背的行动。”
在德黑兰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和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立场，罗斯福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拥有特权。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不希望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之“争雄。”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利在1944年8月来华前先到了莫斯科，在得到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承诺后到达重庆。
同年早些时候，一批美国记者冲破蒋介石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辖区内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坚决抗日的，并正在进行游击战争。蒋介石为此大为惊慌，严令封锁新闻渠道，不许外国记者再去延安。
此后，罗斯福因蒋抗日不力而对其大为不满，并试图促成国共联合，因此，迫蒋同意让美国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维斯。他在延安可与任何人交谈，上自毛泽东，下至普通一员。据谢维斯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同美国合作。”当然也愿意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真诚和公正的合作。
毛泽东对谢维斯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他还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他说：“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能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毛泽东还表示不指望苏联的帮助，希望同美国合作。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访问。他表示希望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提出五项建议，还说这些建议虽然只代表他个人，但他相信蒋介石会接受的。于是，双方签订了协议。毛泽东同意赫尔利的提议，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赫尔利回重庆后，蒋介石对他的五项建议大为恼火，表示中共不交出军队就不能给予政治代表权。在此后双方的会谈中，赫尔利和魏德迈都认为蒋的主张有积极因素，完全支持蒋。周恩来不为所动，便中止了谈判。
毛泽东对赫尔利出尔反尔极为愤慨，表示中共决不靠别人施舍，如不能联合，就单独建立人民政府。此后，赫尔利就完全转向支持蒋介石了。实际上，这正是罗斯福的旨意。罗斯福只想了解中共的情况，以便促成多党联合，从而削弱中共势力。其实质是支持和依靠蒋介石以对付苏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也是历史事实。1945年3月，双方谈判破裂后，蒋声言要召开“国民大会”。中共要求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赫尔利再次表示支持蒋介石，蒋则恭维他拯救了整个亚洲。赫尔利说：“等到对日战争一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此后，蒋介石便在美国顾问的协助下开始精心构想未来的战略了。此时，他的部队半数以上还在大西北边远地区，要调动和重新部署这些部队需要时间；中共力量已今非昔比，但他坚信数月之内即可战而胜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严令日伪军不许向中共投降。与此同时，蒋于8月14日电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朱德总司令则要求授权中共在华北接受日军投降。蒋一边拒绝此要求，一边重复对毛泽东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谈判。蒋介石坚持要毛泽东亲自前往，后得到同意。
重庆谈判于8月27日正式开始。民主党派要求修改现行的选举法，按比例给所有党派以代表权，以便合理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周恩来则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中共在华北有受降权、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等一揽子建议。蒋介石则坚持实行政令、军令统一，并抱怨中共在华北和华南破坏铁路线，阻挠其军队进入华北和接管东北。
魏德迈很清楚，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始终支持蒋介石，最近得到的指示表明这种支持将继续下去。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规劝魏德迈不要继续支持国民党军队，指责美国军队和物资“正被用来执行中央政府打击中共军队的计划。”魏德迈对他所面临的局势感到难办，于是请求华盛顿就对华政策作出明确的指示。
此时，斯大林通过蒋介石对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有一个兵被派往中国，东北问题就难解决了。”美国不希望同苏联对抗，而且，鉴于国民党军队在过去的表现，美国国务院也担心中国内战一旦爆发，蒋介石不一定能够打胜。于是，华盛顿更急于促成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以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威胁。
美国国务院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惟一障碍“在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傲慢无礼和刚愎自用。”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认为，蒋介石有“满脑子的敏感和过分自负的虚荣心”，该是对他采取某种强硬措施的时候了。即便如此，促成联合也绝非易事，应该选派一位得力特使来完成这项使命。于是，杜鲁门想到了马歇尔。
很显然，在马歇尔出使中国前，中国就走出了通向联合的第一步。马歇尔坐在飞机上，思索着该如何完成这次特殊使命。
3. 使命维艰
马歇尔来中国的前一周，他同总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首脑们共同研究了对华政策。国务卿贝尔纳斯重述了他的观点，“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和国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否则，苏联可能拿走中国东北和华北。”并说马歇尔去中国时，“手里应有足够的武器去诱惑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合在一起。”
对这一点，马歇尔要求予以澄清。他说：“假如共产党做出可以接受的让步，而国民党政府却拒绝让步，怎么办？”贝尔纳斯说：“这样，那就应告诉国民党政府，我们本来要给予中国的援助将不再给予，诸如贷款、军事供应品、民用供应品、设立军事顾问团等；并且在华北撤走日本人的问题上，我们将直接与中共打交道。”马歇尔接着问：“如果是共产党不肯让步怎么办？”贝尔纳斯答道：“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我们将按需要把它的部队运到华北和东北。”
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同几位首脑就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杜鲁门强调，他需要充分了解马歇尔在中国工作的依据是什么。贝尔纳斯说：“已经授权陆军和海军运送蒋介石的军队到中国东北……还命令陆海军秘密安排舰船和飞机运送蒋介石的军队到华北。”贝尔纳斯强调说：“在这两点上必须保密，以利于马歇尔压迫双方达成联合协议。”杜鲁门表示，他将全力支持马歇尔“为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而作出的任何努力。”马歇尔说他理解了他们的意图。
这是一种运用权术手段对双方施加诱惑和强迫来促成联合的秘密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偏袒蒋介石的不公正的协议。狭隘、贪婪和奸诈狡猾的蒋介石必将从这种政策中获益颇丰。而马歇尔此行，不是作为一个公正的中间人，而是一个用胡萝卜和大棒向谈判双方示意的强硬说客。
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上海，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代办沃尔特·罗伯逊，以及中美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在机场迎接。
当天，马歇尔下榻在上海国泰饭店。他先与魏德迈进行了密谈。马歇尔把压缩到一张纸上的指示纲要递给魏德迈说：“你先看看这个，再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据魏德迈回忆，那份指示可以概括如下：
促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各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
魏德迈知道，马歇尔性格和作风中最可敬的一点，就是讨厌别人唯唯诺诺，在征求对方意见时，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讲自己真实想法的人。魏德迈与马歇尔究竟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记录而无法查对。直到马歇尔去世，他对此都一直守口如瓶。魏德迈也很少谈到这次谈话。只有一点可以断定，罗伯逊惊奇地发现，俩人谈话后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他后来说：“他们上楼时还是相互信赖的同事，下楼时却似乎变得满腹猜疑。俩人的关系再也不像从前了。”
次日上午，马歇尔飞往南京，接受蒋介石的正式款待。罗伯逊一同前往，马歇尔出人意外地没有让魏德迈同行。
“你知道吗，他可真伤了我心，”魏德迈后来说，“我躺在床上，老是在想，他一直是我热爱和敬佩的人，自己对他可谓一片忠心。我只好对自己说，‘他老了，又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被搞得精疲力竭了，连感情都给耗尽了。他现在已是个老人了。而且刚刚飞过太平洋，莫非他病了。’你知道，我是千方百计原谅他，只有对最热爱的人才会这样。再说，真正谦虚的人并不多，他却是个谦虚的人。杜鲁门称赞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美国人。他获得的赞誉不计其数，而他却无意中伤了我的心。天哪，真好比朝我的脾脏捅了一刀，而且比捅了一刀更厉害。”
魏德迈对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情况和双方军事动向的了解要比马歇尔清楚得多。蒋介石利用和谈，向华北、东北和上海等地空投、海运其精兵近百万，加紧抢收地区，同时印发“剿匪”材料。仅10月份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蒋军就达八十余万人。10月26日，叶剑英发表抗议书，抗议驻华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原以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的指令，放弃军队，而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这使赫尔利和魏德迈怀疑中苏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美国《纽约日报》谴责中苏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蒋介石自然乐于看到这种混乱局面。
此后，美国政府又开始进一步对蒋介石进行大量军援，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蒋之军援达8.39亿美元，而一半以上是10月15日以前交付蒋介石的。
9月至10月，魏德迈批准美国海军、陆军在烟台、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直接接收日军占领区，阻止中央军队进驻。
一个美国士兵给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写信，诉说他们在为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
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边告诉我们是来协助解除日军武装的。但在我们到达之前，蒋介石的部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里的局势，甚至已开始重新武装一些日本人，以加强防范中共的武装力量。……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
魏德迈于11月8日在上海对记者公开声言，他将派5.3万名陆战队员帮助国民党在华北执行任务。12日，美国新任陆军部长罗伯逊·帕特森也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这表明美国更加公然地助蒋反共了。
12月23日，马歇尔飞抵重庆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向马歇尔诚恳地表示，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中共愿意实现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歇尔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中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
12月25日，杜鲁门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希望停止内战，呼吁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12月2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马歇尔主持下再度和谈。同日，成立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组成的“三人小组”，又叫“马歇尔三人委员会。”谈判前，马歇尔先提出四项方案：
一、一切敌对行动的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调动，但为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不在此限。为补给行政及维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纯属地方部队之调动，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线的破坏和妨害活动，并完全拆除在陆路交通线上的障碍。
四、目前所有部队均留驻原地。
三人小组又对四项方案举行了六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规定两军于13日午夜12时停战。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下达了停战令。13日，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成员由美军代表罗伯森上校、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三人组成，主要负责停战监督，并规定所有有关训令、命令，由三人同意后，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由军调处发布之。1月10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更多地抢占地盘，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于13日午夜零时以前，更快出动，在全国各地抢占地区。
1946年3月27日，东三省才接受《东北停战协定》。但4月1日，蒋介石以对东北行使主权为借口，继续发兵东北，进犯东北民主联军。5月间，杜聿明所部进犯四平街、长春、永吉等众多大中城市。至6月底，进占东北的蒋军精锐之师约达八个军和十几个机械化团。
军调处下属26个执行小组。除广州小组完成了把境内中共军队调往烟台外，其他小组都未能正常活动。如徐州、济南、新乡小组的中共代表竟被扣留；青岛小组的中共代表被殴打；承德小组的中共代表被炸死四人。
如同在五角大楼时一样，马歇尔在中国的每一周都安排得满满的，要同各类人士会谈：共产党人、民主同盟、青年党、国民党政府的各色人员、美国大使馆人员，中国政府雇用的美国人；组织召开接连不断的谈判会议；对各种有害谈判、促成停战、实现联合的事件进行调处……
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为40人。经国民政府选举，其中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
二、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代表大会定额由现任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宪法之通过，须由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国纲领之要点为：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成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治斗争之工具。
五、组织宪法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核、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各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数目的分配未能达成协议。蒋介石要将各党派委员压在14名以下，从而使其他各派绝对控制于国民党之下。对此中共不能同意，并提出中共和民盟的名额共为14名，据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额，从而具有否决权，以制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绝对不予让步。
五项提案通过后，蒋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并说此“乃是全国性”的，要全国各党派“共同遵行。”
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校场口殴打参加庆祝大会成功的各界人士，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60余人，并逮捕许多到会工人；同月21日，北平竟有特务组织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民主联军不容存在”等口号，并捣砸《新华日报》、《民主报》社，打伤工作人员。此后，其他各大城市也接连发生类似事件。
关于军队问题，由于蒋介石一再坚持中共必须交出其军队的立场，因而未能达到协议。以后，在中共的积极努力和马歇尔的压力下，蒋才作出让步。2月25日，在马歇尔主持下，三人小组通过了整军方案，共两项：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军官替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全国军队编为108个师，其中中共军占18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60个师，其中中共军占10个师。
军队配置（一年后）：东北6个军，中央军5，中共军1，每军辖3个师；华北方面11个军，中央军7，中共军4；华东方面10个军，中央军9，中共军1；西北5个军，华南4个军，均为中央军。
2月28日，蒋介石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渐增加，然其受共产党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他说：“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同日，三人小组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等地视察共六天。3月11日，马歇尔应召返回华盛顿述职。
4. 难解残局
马歇尔返美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二中全会，开始对五项方案进行修改，提出“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对已签订的军队整编方案也不再承认，要扩大其整编的军队员额为347万人。4月1日，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予承认。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的政府是决不承认的。”
从1月10日停战至5月20日，蒋介石命令其军队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共达3630余次之多，投入兵力258万人，强占城镇26座。对此，中共军队在各地予以反击，并接收了东北中、北部主要城市。苏联开始表现出对中共的一定援助。形势对蒋不利。
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出兵东北，一周后，蒋介石即令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蒋之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杜聿明于11月中旬督师进占山海关。12月15日，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赴苏联访问，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对小蒋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们利益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建议：同时宣布美国自华北、苏联自东北的撤军日期。美国人认为当时规定日期太早，因而拒绝了这个提议。苏联当然也不撤军，苏联原定在日本投降后三周内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因美国海军陆战队于9月下旬在青岛、天津登陆，而延缓其撤军日期，至年底仍未撤军。后经中苏双方协商，苏联答应于1946年2月1日撤军。
1945年11月24日，苏联方面向中国表明，日本建立的东北工、矿设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其余154家企业应由中苏共管。12月7日，更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自东北撤军
日期将不能预测。”1946年2月1日，苏联再度表示坚持中苏经济合作，并不许第三国参加。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表示反对，他说：“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之外。”2月9日，美国又照会中国：（1）东北焦ひ涤芍兴展补埽宋シ疵呕Э诺脑颍唬*2）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在此点上英国与美国步调一致。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协定。”
3月27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苏经济合作建议草案》，坚持共同经营东北工业。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予以拒绝。但东北工、矿企业终被苏联掠走70％至80％。3月间，到沈阳、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此事引起美英的强烈反应。蒋介石说：“丘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即将来临之感矣。”
自美国陆战队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后，苏联人相信美国也想独占中国，便一面延缓撤军，一面把缴获的部分日军武器送给中共，并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对中共给予一定的援助。对此，蒋介石认为，斯大林想在东北建立中共政权，分割东北，于是，便加紧向东北调兵遣将，侵占铁路，进攻城市，抢夺地盘。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后，总统和国务卿对他在华的工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就连一直坚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魏德迈，也不得不对马歇尔深表钦佩。3月11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信中写道：
他干得好极了，很快就赢得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他顺理成章地处理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实现停火，现在正顺利地执行一项将统编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阴谋、猜疑、自私和东方式的奸诈的背景下完成的。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真地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别人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做那么多的事。然而在我想来，他这些成就能维持多久，要看他本人在不在现场。假如他在以后几个月内不露面，我认为敌对双方很快就会拼个你死我活，重新回到去年10月的形势。马歇尔将军的国际威望以及他本人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局势并能使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代表采取和解的行动。
一些了解实情的好心人，出于对马歇尔将军名誉的爱护，此时却提出建议，希望马歇尔将军见好就收，不要再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深信，国共两党水火不容，促成联合几乎没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