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任参谋长
乔治·马歇尔是在国际局势日趋混乱的形势下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就职的那个日子十分重要，似乎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39年9月1日，就在马歇尔宣誓就职的前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对此，美国深感不安和忧心忡忡。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希望纳粹获胜，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不愿卷入战争。但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听凭英、法等国被德国征服，那将导致什么后果？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会不会将转过头来进攻美国？
以威廉·艾伦·怀特为首的干涉主义者，支持“立即援助盟国委员会”，制止法西斯企图控制世界的侵略行为；以查尔斯·林白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则支持一个实力雄厚的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运动。此时，马歇尔的处境困难，他竭力避免卷入任何一个派别中去。他一上任，就向白宫明确表示，虽然总统是他的总司令，但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罗斯福小圈子里的成员。哈里·霍普金斯试图拉马歇尔更加靠拢总统，他通过马歇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史密斯少校转告马歇尔，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同马歇尔将军关系尽可能密切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总统喜欢有人晚饭后去看看他，在书房里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心平气和地谈一些事情。”马歇尔对史密斯少校说：“一天24小时，我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总统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我去做分外之事，那就是矫揉造作了。我看我做不来，也不应该做。”
然而，马歇尔所面临的军事挑战和任务令人惊愕。1939年秋季，美国陆军在世界武装力量中排名第17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武器已经过时，但仍旧在部队中服役；许多现役军官缺乏正规而严格的训练；部队的训练经费大约只占军费的2％，这无法使正规军处于良好的状态，也无法给国民警卫队一种真正的实战感。由于装备不齐，兵力不足，导致防卫力量甚至低于和平时期应有的水平。作为一名了解美军情况的职业军官，他深感加强国防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应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并相信这也是陆军部多数将军们的一致想法。
毫无疑问，马歇尔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挑战，他默默无闻，努力朝着他认定的目标而努力。有一类军官，上任伊始，就重新放置旗杆，改变花坛样式，调换办公室。他则不然，他对五角大楼的启用和改善办公条件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很快进入角色并挑起了新担子。欧洲战争一爆发，马歇尔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使总统、国会和公众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富有，但从军事方面讲，它的陆军力量却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16个国家之后，美国的安全环境和未来军事前途不容乐观。只有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同时实施一项扩充军队的紧急计划，美国才能拥有一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以应付未来的风云变幻。
9月中旬，马歇尔向他的前任克雷格将军汇报时说道：“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和平时期28万人的兵力，国民警卫队增加到12.6万人。”据他的专家们计算，此项计划需要6.75亿美元。这是国家在和平时期战略准备的最低需要。使马歇尔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所有的政界人士，无论其有何党派倾向，都不支持他的这项计划。孤立主义者竟骂他是战争贩子。不仅如此，就连总统和国会中的亲盟国集团也不支持这项计划。大家都在想着1940年年底即将举行的大选，都担心扩军计划会把选民们吓跑。“他们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愿丢掉选票。”马歇尔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忿然说道。
马歇尔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一道前往白宫，请求总统授权并批准他们的扩军计划。罗斯福总统用漫不经心的态度迎接他们，这使马歇尔尤为愤慨。当摩根索汇报完扩军计划的说明时，总统好像要以“一笑置之”来对付过去；当摩根索汇报完计划，请求总统签字批准时，罗斯福冷冷地说，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去国会要求这么一笔拨款。摩根索于是建议，可否让马歇尔将军亲自到国会跑一趟。总统几乎是用轻蔑的眼光扫了参谋长一眼，尖刻地说：“你们为什么要上国会山去？让他们等着就是了。我将提交一份国情咨文。别去，什么也别对他们说。”
摩根索在失望中看了参谋长一眼，然后转向总统：“总统先生，您能否听听马歇尔将军的意见？”罗斯福用开玩笑的口气答道：“我十分清楚他要说什么，我毫无必要听他讲。”这时，马歇尔的脸和脖子开始气得通红，他走到总统的椅子旁边，目光向下，冷静而严肃地说：“总统先生，您能否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总统的情绪一下子变了，脸色显得严肃起来，但还是和蔼地说：“当然，马歇尔将军。”
因灰心丧气，又焦急不安，马歇尔的嗓音咝咝发响。他超出了规定的时间，一口气把国际局势、国家武装部队的低劣状况，以及扩充军队所需要的兵员和资金向总统倒了出来。参谋长最后激动地说：“如果您什么事也不管，或不立刻行动起来，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得到什么后果。”
马歇尔说完后，好长时间谁也不吭声。随后，总统点头示意送客，并说：“谢谢您，将军。”又说了句：“谢谢您，亨利。”总统目送他们离去，当马歇尔到门口时，总统大声说道：“对了，将军，明天再来见我，并把您需要的东西开份详细清单来。”
他们走出白宫时，财政部长摩根索显得很高兴。他祝贺马歇尔勇敢地面对总统，并说他深信整个计划或者其中大部分项目将得到满足。但是，马歇尔并非如此乐观。他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了解还不多。
其实马歇尔不必担心，总统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只是总统对国会的可能反应还忧心忡忡。马歇尔催促道：“我知道您能让他们接受，他们不能逃避。”他亲自替总统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咨文，总统只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基本要点没动。
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把计划提交国会批准，并附言说：“过去几周的情况向我们所有公民表明，美国的要害地区可能会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切实有所准备，不让这些攻击达到目的。”总统要求拨款9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的合同批准费。其中2.5亿美元是拨给海军的，而大头是为陆军申请的。结果是，没费多少周折计划就获得了国会通过。
马歇尔后来谈到这一行动时，总说这一次打破了僵局。1940年五六月份，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西欧，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已被纳粹摧垮。人们原以为，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稀里糊涂几周内就被击垮。6月初，因敦刻尔克的奇迹，英国军队才从德国的三面包围中撤退出来，但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作战武器。德军几乎随时可以占领地中海海峡和法国北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这一切使美国领导人感到震惊，他们立刻匆匆忙忙地修正自己的军事和外交观点。希特勒不再仅仅是破坏欧洲宁静的一个疯狂的法西斯独裁者，纳粹的威胁突然间笼罩了西半球。
尽管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马歇尔仍小心翼翼地为推动他的扩军计划而努力。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常在总统和国会的各种委员会面前露面，为推动陆军航空兵建设、恢复“募兵制”和推行旨在为盟国提供更多援助的“租借法案”而东奔西走，并逐步取得了进展。1940年夏末和1941年3月，国会分别通过了“募兵制”和“租借法案”，马歇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早在1920年，马歇尔作为潘兴将军的助手，曾参加过有关国防问题的听证会。现在他借用那时获得的经验，以坦率的方式，抓住基本事实要点的本领和拒不卷入党派论战的态度，给总统和国会的许多议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他都由一位或几位为他的提案进行基础研究与论证的军官陪同前往国会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向陪同军官询问细节情况，而重要问题则由他本人阐述，并且他很少看笔记本。久而久之，他已谙熟此道。有些部下认为，他沉着冷静的举止获得的效果更佳。他压低嗓音如实地通报每一消息，好像是在向委员会成员汇报秘密情报。他提醒议员们需要向历史负责，从而使他们听得入迷。他的表演可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但他在国会里的分量，绝不取决于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或推心置腹的汇报，而在于他向立法者们保证，他所讲的都是他再三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他所提的建议都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而是为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负责。
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或许只知道1945年时装备齐全的美国陆军和空军规模有多大，却不知道1940至1941年期间，马歇尔面临的困难有多大。1940年底，马歇尔本人最确切地描绘了他作为陆军部队的首长，其任务有多么艰巨：
去年夏天，我们现役陆军拥有17万指战员，56个中队的作战飞机，约2500名飞行员，还有两个小型机械化团。
单从组织结构来讲，我们的陆军只有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从大型组织规模来说，一个基本的战斗团体应该是以军为单位的，而我们的陆军部队连一个军也没有。今天，有50万人在野外进行紧张的训练，用不了几周时间，这个数字将达到80万。今天已不是3个不完整的步兵师了，而是有18个师正在受训，很快将再增加9个师。两个小型机械化团也已发展成一个装甲军，内含2个师，每个师约有1.2万名指战员……
在一年时间里，空军部队也从56个中队增加到109个中队，飞行员增加到4000名。
马歇尔将军接任陆军参谋长职务后，除了为紧急扩军备战而东奔西走外，参谋长本人予以关注的其他活动也多得令人咋舌。除了不定期地会见总统、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和副部长、大量官方顾问，负责生产、分配和经济政策的委员会成员以及他的部下之外，他还定期参加制定军事政策与计划的例会。他是总统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他与副国务卿和海军作战部部长一道是常设联络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西半球的军事和政治规划。他还是陆、海军联席会议的成员，该联席会议对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的有关事项进行协调。
马歇尔定期地参加陆军部的部长会议，与会者均是该部各个部门的高级文职和军事负责人。他本人也在陆军部召开会议，参加者是几位副参谋长、负责人事、情报、作战、供需的参谋长助理和陆军计划处的领导。他所接触的军官包括各个兵种（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海岸炮兵）的司令，后勤局局长和行政局局长，以及各军区司令和国外驻军的指挥官。随着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扩充，需要马歇尔处理的问题与日俱增。到1941年，大约60余位陆军部和陆军的军官可以随时与参谋长联系。1940年初，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和同事们感到“十分压抑”，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年代的环境中工作。然而，又经历和平时期的困难，和令人恼怒的程序的牵制。”他后来承认，1940至1941年是他所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
一回到家里，他常常外出骑马，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思考问题。夏天一有机会时，他就像其他许多居住在华盛顿这个闷热地方的人们一样，与夫人一起悄悄地溜到华盛顿附近的地方，租一条独木舟在河上慢慢地顺流游荡。在漫长的夜晚，他们常常在幽静的阿灵顿墓地附近散步。他喜欢饮用威士忌酒配成的淡淡的鸡尾酒，但他有一个习惯，即尽量避免参加鸡尾酒会和正式晚宴。他和夫人习惯于晚间不安排正式活动，而是从闲聊中得到休息。他喜欢到附近的剧院看电影，尤其是西部片。往往在剧场的灯光暗下来以后，他们抵达那里。他还喜欢晚上阅读书刊杂志，博览群书。在他们订阅的众多杂志中，他爱看《星期六晚邮报》和《读者文摘》，他爱读的书主要是新出版的自传或历史书。
1939年以前，马歇尔就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同其他大人物一样，他有躺下就能很快进入梦乡的本事，一切难题全都留待白天再去解决。他不喜欢晚间在电话里谈论公事，因此，一般晚饭后他拒绝接电话。晚上所有的公事电话都转到他的一位部下那里，由这位部下决定是否应该打扰将军。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使他能在第二天做到精力充沛。
随着战争压力加剧和工作越来越紧张，老朋友之间长谈和与年轻军官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沉默寡言、冷漠无情和严肃认真的性格此时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刻，他也腾出空来会见来访的老朋友。对弗吉尼亚军校的同学，在里诺堡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师的老战友，他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参战后，他无法挤出时间会见偶尔造访的不速之客，但曾为潘兴将军服务过的勤务兵或司机只需提及他们为潘兴工作过，就被允许进入他的办公室。
他的工作作风一向十分严谨。军官们被叫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按规定的时间到达，既不需打招呼，也无必要行礼即可就座。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或信函的将军，先要阅毕，然后立即抬头，双目凝视对方，身体前倾，专心致志地听汇报，除非讲话人使他听得不耐烦，或提的问题太啰嗦，否则马歇尔一般保持沉默，直到那位军官把话讲完。他会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一旦他的好奇心满足之后，便立刻结束这次谈话，然后转入下一项公务。
马歇尔将军身材匀称，总是军服合体，但也常穿便装，这个习惯是他在潘兴将军麾下服役时养成的。他眼光冷静，眼珠发蓝。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两眼显得很温和，但面对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则显得冷酷和严厉，令人害怕。每天早上他从车里出来，昂首阔步跨进办公楼，俨然是一位统帅人物，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动作往往不慌不忙，也很少打手势，尽管白发已爬上头顶，代替了原来的棕发，但他仍显示出旺盛的精力，根本看不出已经59岁。一般情况下，他的嗓音深沉而温和，但当他纠正一个错误，或对不恰当的建议提出质疑时，他会突然放声咆哮起来。除个别人以外，部下对他是既爱慕，又敬畏。
到了1941年，他在默默无闻之中已明显树立起权威了。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神态举止和工作作风都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助手说：“他会使你不遗余力地去工作。”大家一致承认，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把工作做到家了，这是因为马歇尔总是耐心地期待着，而不是以大声训斥，或拍桌大叫的方式去强求大家都能在工作上出类拔萃。
马歇尔为人正直，讨厌说假话和故弄玄虚。他不愿卷入任何党派之中，也不愿当任何人的工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后来说：“对于马歇尔将军，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一点是他为人耿直，这是他最崇高的美德。”他珍惜传统价值、良好的声誉和基本的道德。有了这些，他感到心中坦然。1938年，当他刚到华盛顿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许多官兵都发现他专业娴熟。到了1941年底，人们认识到，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能使整个陆军参谋部甚至华盛顿都运转起来。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十分需要这样有着远大抱负和坚定自信心的军事领袖人物。
2. 领导才能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包括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参谋部和特种参谋部的参谋人员以及各个兵种的司令官。他统帅着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包括4支野战部队，9个军区、战术空军、装甲部队、港口守备部队和后勤军，并通过夏威夷、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4个战区，控制着海外的驻军及其给养。后来，巴拿马运河区和波多黎各两战区合并为加勒比警卫部队，并增设了阿拉斯加警卫部队。马歇尔上任后不久，很快发现，重叠的管辖权引起了混乱，陆军部的供给部门常与各野战军意见不一。
有些“长期形成但不适于一个大国的军事部门”的许多做法令他不安，比如，负责指挥空军作战的空军指挥部却不在总参谋部指挥之列。马歇尔决心在行政组织方面作些必要的调整。1940年，他把空军指挥部划归总参谋部，交给它监督空地联合作战的任务。但是，随着征兵法的通过和繁杂的征兵工作的开始，打乱了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各兵种司令部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彻底改组直到1941年底才逐步完成。
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得不身兼数职。他既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为国家军事战略出谋划策，还是正在扩军并加紧训练的野战部队的统帅。不管履行哪一职责，他都深信，总参谋部能否高速、高效地运作至关重要。因此，他始终致力于有效地领导和协调总参谋部和所属各级参谋部的工作，并通过理顺行政关系和大胆提拔任用有才干的年轻军官把参谋部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和井井有条。在组织部队训练方面，他主要通过他的助手莱斯利·T·麦克奈尔少将实施领导。
马歇尔后来说：“麦克奈尔是位极其精干的军官，兢兢业业。在参谋学院，他的部下素质好，他本人劳苦功高。”麦克奈尔一再强调“时间紧迫”，宁可训练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鼓励那些能干的人，并赶走了那些不合适的人。他强调纪律严明，领导坚定。他开了长长的名单，把那些随时让马歇尔调任的军官一一列出。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向参谋长报告部队的真实情况，哪些军官有所作为，可以信赖，可在战争中担任军或师一级的指挥官。他的正直、勤奋、工作方法、组织才干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参谋长的赏识、信任和重用。
马歇尔选中了另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协助麦克奈尔执行训练任务，他就是马克·韦恩·克拉克中校。马歇尔在温哥华担任旅长时结识了克拉克，并喜欢上了他。当时，克拉克是刘易斯堡第3师作战参谋。他作为1940年初在蒙特雷举行的陆海军联合演习的筹划者，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很快把他调到陆军参谋学院任职，尔后，又把他调到陆军参谋部担任作战参谋，一年后，克拉克成为麦克奈尔将军的副手，被授予准将军衔。
除了大胆使用麦克奈尔和克拉克负责训练工作外，参谋长本人还直接与4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联系。由于他们资深并富有经验，马歇尔很尊重他们，并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同马歇尔一样，这4位野战军指挥官也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第1军的德拉姆中将和第4军的德威中将都曾经从事文职工作；第3军的克鲁格中将和第2军的利尔中将是从士兵开始进入陆军部队的。他们都参加了美国—西班牙战争，除利尔军长外，他们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担任要职。
马歇尔的空军首领阿诺德将军是他于1914年在菲律宾认识的一位老朋友。阿诺德想抓住一切机会向马歇尔陈述空军部队的需求。马歇尔担任副参谋长时进行了一次穿越全国的考察，包括视察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阿诺德指定安德鲁斯空军上校陪同视察。安德鲁斯全面细致地介绍了陆军航空兵的现状和要求，引起了马歇尔的高度重视。马歇尔也很快发现“空军几乎在总参谋部没有代表……总参谋部的军官对空军毫无兴趣，大部分还反感。”马歇尔承认，“所有参谋们对空军部队采取敌视态度。年轻的空军官员在国会吵闹，把形势搅得一片混乱。他们有理由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承认，当时的总参谋部对空军毫无了解。”马歇尔决定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尽管有不同意见，他还是把安德鲁斯提为准将，并召到陆军部任G—3处处长，负责训练工作。
阿诺德后来描绘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乔治当时将成为发展空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能力消化听到、看到的东西，并使之成为我们认识的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的一份能力。”
1940年，陆军部G—3处项目军官库特少校负责起草把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扩大到54个大队的报告。这项扩编计划在当时看来似乎费用过高，几乎根本不可能实现。库特携带写好的报告去向马歇尔将军汇报，他掂量着这份计划会得到哪些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参谋长聚精会神地听完汇报后只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扩大到54个大队呢？”这使库特大吃一惊。库特后来回忆道：“其他人提的意见都是要削减空军，他们说这个扩军方案过于具有想象力，超出常识等等，而马歇尔将军当场批准了方案。用不着继续讨论，也用不着再争论。就在当天，该方案成为陆军部的指示。因此，在1940年，我把所有的功劳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想象力。正是这些使空军最终从不值得一提的3个大队发展到286个大队。”
马歇尔尽量满足空军人士一心想建立独立空军的请求。他确信空军在未来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也不是一味地满足部下的要求，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认为，当时在航空兵部队里，军事院校毕业的军官还太少，不足以建立独立的空军，并相信在这个阶段，关键是有一支支持地面行动的空军力量，而不是由空军独立行动。据此，他采取了给予空军更多自主权的政策，比如，给分管空军的阿诺德将军在战争委员会开会的发言权，并与海军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马歇尔对阿诺德将军的信任和佩服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几年后，他称赞阿诺德“始终忠心耿耿。”这是马歇尔只对他最信任的人才使用的一个颂词。
马歇尔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时间让地面部队作好战争准备。后来他说：“除了在战争后期，我从来没有看到地面部队认真训练过。地面部队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极其困难的情况，而其他部队不是那样。比如，在海军，我想是由于在舰艇上的原因，在进入一次交战前，每个人都要洗个澡，穿上干净的内衣，可以在舰上的床铺上饱睡一夜的觉。陆军部队的情况则正相反。很可能已进行了连续的行军，有些还是急行军，人已精疲力竭。官兵全身淋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下雨天，全身是泥，不得不和衣而睡。在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很久都没有机会更衣。
已经成为规律，清晨是最需要官兵那至高无上的勇气的时刻，这时他们又冻得半死地醒来迎战……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的训练。据我了解，这种训练程度比任何其他军种难度都大。”
马歇尔出任参谋长后不久，便飞到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巴拿马等地去视察海外驻军的训练情况。回到华盛顿，他利用一切机会留心观察他的参谋军官如何克服在计划和指挥方面的明显不足。以后，他经常进行旋风式的访问，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乘飞机。对那些不愿视察部队的军官，他就解除他们的职务。在一系列访问中，他很快改变了下属司令部接待参谋长的礼仪。他希望能充分利用时间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直率地指出对他的接待不要任何仪式或宴请。他总是耐心听取各级指挥官亲自汇报他们遇到的问题，尽管他每次出访的时间短暂，不可能什么都看，但他比长期只坐在办公室里的助手们了解的真实情况更多。
马歇尔走遍全国各地，检查师一级新兵训练以及各地机场的飞行训练情况。每当各军区地面部队和空军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时，他总是亲临演习现场。对新兵来说，训练意味着在酷热或严寒之中进行数小时烦人的操练；全副武装地在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军；死记硬背成百上千个生疏的武器部件名称；没完没了地擦枪、清洗装备。除此之外，还常有突然袭击式的检查。马歇尔认为，最难下的命令是要求战士进行长时间的基础训练，“训练枯燥乏味、耗时、紧张。然而，我们需要进行有效、全面的训练。否则，往往自战斗一开始就缺乏纪律性和战斗力。而且，很难让士兵认识训练的必要性。我记得，我找了些专业调查员去实地调查。他们找到受训的美国士兵，询问他们对训练的感想……后来，这些调查人员在前线又找到那些人，他们参加战斗后表示，虽然当初他们反对一切训练，……而现在看来当初训练得还不够。”
当训练和演习进行得不顺利时，马歇尔首先检查领导的素质。1940年，他反复认真地研究了一年来在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常常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大批不合格的指挥官送去“犯错误。”战斗打响时，潘兴将军几乎是发疯似地寻找合格的军官去执行战斗任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马歇尔反对在军官晋升方面论资排辈、压制人才的做法。现在，他集中精力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承担指挥工作。
当马歇尔还是副参谋长时，他就致力于改进陆军的指挥系统，大胆改革军官的晋升制度。由于和平时期陆军部队最高的专职军衔是少将，论资排辈的制度决定了总是资历最深的军官自然接替最高指挥官的职位，结果，有些接任的将军只能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该退休了。具有优秀功绩的军官等到实现晋升的目标时，仅剩下检阅几次部队的时间了。这种制度造成一些平庸的军官被提拔起来，仅仅因为他们比更能干的同事早几个月登上论资排辈的阶梯。马歇尔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回顾说：“我要做到想要谁就能动谁，这样，他才能拼命地工作。除了两辆汽车以及为夫人另辟一间卫生间以外，还有其他奔头。”他得到了参谋长克雷格将军的支持，并努力做通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为4个野战军设立了临时中将军阶。这样，参谋长可以按照任人唯贤的晋升标准，选用自己看中的人选，这极大地调动了下属指挥官们的积极性。
马歇尔办公桌右上方的抽屉里，总是放着那个小黑皮本，他的部下常常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见他认真地翻阅它，在上面划掉一个名字，往往挪一个或再补充一个。在他的脑海里和那个小黑皮本上同样记录着里诺堡同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军官和优秀学员、几十位他在视察军事演习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的顾问和老朋友推荐的人的名字，以及那些因功绩突出，在寄给他的报告上反复出现的人名。
陆军中流传着一个关于詹姆士·范弗里特上校（后为将军）的故事。他的名字与小黑皮本上记载的另一位不能被提拔的上校的名字很相似。每当范弗里特被推荐上去准备提升一级时，他的名字都被划掉。只是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他表现突出，参谋长才承认是他以前搞错了：把他压下来迟迟未予提拔。此后，范弗里特一直很顺利，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
1940年11月，当时的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艾克尔伯格问布莱德雷是否愿意出任西点军校学员队长，布莱德雷表示愿意。此时，布莱德雷是马歇尔手下的参谋，已在华盛顿服务了两年，他极力想脱离日常文书工作，回到任何一级指挥岗位上去。艾克尔伯格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后，对布莱德雷说：“祝贺你！马歇尔将军刚才已答应了这项请求。”
但是，马歇尔对这项任命仍有想法。一周后，他把布莱德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你真的愿意到西点军校担任学员队长吗？”布莱德雷答道：“愿意，阁下。这是一个指挥岗位，并且将给我一次机会，去帮助培养那里的军官。”这时，马歇尔给了他另一个选择机会，参谋长说：“我正在考虑把霍奇斯从本宁堡调来担任步兵司令，你愿意到本宁堡去接替那里的领导职务吗？”布莱德雷屏住呼吸，说道：“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阁下。”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是陆军军官们最喜爱的工作之一。布莱德雷后来说：“马歇尔将军在通知我之前，已经作出了决定。‘很好，一俟霍奇斯调到华盛顿来，我就派你去’。”1941年初，这项调职付诸实现，同时，布莱德雷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准将。
另一个在事业上得到马歇尔培养的军官是艾森豪威尔。据艾森豪威尔后来说：“马歇尔将军最瞧不起为个人名利钻营升迁的人。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什么，他告诉我，曾有一个人来看他，他已为这个人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但这个人进来后，就对马歇尔讲了自己应该得到提升的种种理由，按此人的看法，提升他是完全必要的。马歇尔说他的脸几乎气得发青了。‘我告诉他，’马歇尔说，‘请注意，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提升的人将是指挥人员和能挑重担的人，参谋人员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突然，马歇尔转向我说，‘现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偶尔得知乔伊斯将军想让你到他那里担任师长，克罗伊格将军告诉我，他随时都乐意给你一个军。唉！这实在是太糟了，你是一个准将，而且你还将是一个准将，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参谋长说：‘将军，您弄错了，我根本不在乎您的提升和您提升我的权力。您是把我调到这里工作的，我并没有对您说过我是否喜欢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尽我的职责’。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我站起身来，离开他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我又掉过头去，发现马歇尔面带微笑。我知道我这样做像头蠢驴’。”
艾森豪威尔回顾说：“你知道，从那天起，他便开始提拔我。哦，不是在那一天，是在十天之内。他亲自给参议院写报告，请求把我提升为少将。他说在美国陆军中设立的作战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参谋位置。他说我是一名指挥官，我做的工作是调兵遣将等等。这是他的明智之举。此后不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他派我去那里时，他给我加了一颗星，接着又加一颗。”
基于过去的经验，马歇尔非常重视年轻军官的培养和任用，他描述了指挥美国人的困难，“他们的特征是个人主动性强，独立思考，这使他们可能成为最出色的士兵。但如果没有好的领导，也可能成为一个缺陷。美国士兵机智、敏捷，但在逆境下，也可能会有爆炸性和破坏性，除非领导机智果断，并能完全赢得所有部下的尊重。”他接着说道：“在那长期、艰苦、无目的等待和反复行军中，在极其困难、疲惫和孤独的日日夜夜里，领导者的任务显得最为艰巨。在那种环境里，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能克服困难，严守纪律，坚持训练。”
然后，马歇尔简短地谈道，他期望毕业的军官和资历深的军官都具有警惕性和主动性的素质：“由于你没得到关于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具体指示，就表现出被动和无所作为，那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他要求大家在陆军任职的头三个月内工作要出色，管好一支大部队的一个小单位，这支部队的质量、纪律和前程离不开他们的领导。为了使大家认识到一位真正领导的任务艰巨，他说无论这个团体大小，它的失败只能归罪于领导的无能。他最后提醒大家：“记住，真正的伟大领导者能克服一切困难，战役和战斗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存在一系列需要去战胜的困难。缺少装备、食品，缺这缺那，都只是借口。领导者的真正胜利在于不管境况多么恶劣，他都能够战胜它。”
3. 祸起珍珠港
自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以来，马歇尔一直用冷静、严格的军事逻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全力以赴地推动紧急扩军计划付诸实施，争取一切时间加紧训练部队，以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但是，1941年夏季，孤立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制止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并集中力量在华盛顿国会中展开了争取议员的攻势。他们判定美国似乎正被卷入战争中去，他们发现，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商讨了对付纳粹潜艇在大西洋造成威胁的共同计划；以马歇尔为首的美国军事首脑已经同英国人交谈过协同作战的秘密计划；他们确信美、英双方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美国不久即将参战。与此同时，美国舰艇已经在通往欧洲的航线上同纳粹交了火。
反战运动决定，一定要开展一场殊死斗争，来制止政府的各项备战计划。经过多次战略会议，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反对马歇尔的扩充陆军计划。一年前，他们曾竭力阻止国会通过1940年征兵法案但未能成功，而现在一年已满，陆军要想保留其应征士兵，并再征召一批新兵，惟一的办法是请求国会投票批准征兵法案予以延长，因此，这次必须奋起阻拦。
尽管反战运动来势凶猛，但政府还是胜利了，这实属险胜。延长征兵法案的动议一直胜负未卜，最后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马歇尔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他的扩军计划又受到新的威胁，使他重新坐卧不安起来。这次威胁来自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盟国。
英国人和苏联人对美国全面征兵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感到惶惶不安，因为美国要是全面扩充军队，就需要增编大量武器装备，这样，就必然会大大减少他们根据“租借法案”正在获得的武器和给养。就军备而论，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内外紧迫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毫无疑问，美国实行全面扩军计划，其陆军和航空兵部队将优先得到武器装备，这样，英国人和苏联人就会因美国国内扩军而蒙受其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制止美国扩军计划的实施。
这场运动声势日盛。1941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引入注目的文章：《为保持较小的陆军进一言》。此文出自当时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之一沃尔特·李普曼的手笔，文章写道：
明确决定缩减陆军，集中力量加强海军、航空兵和执行租借法案，所有公众的怀疑和政治上的混乱，以及所有思想上的莫衷一是，都将一扫而空……今天就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识时务。它干扰了我们的租借法案和海军政策。事实上，它是造成当前陆军内部不满的基本原因，一个重大祸害，破坏了全国团结，引起了公众不满，从而给颠覆分子以可乘之机，并削弱了我国的防御手段，即租借政策和海军政策。我认为，看来是要作一次外科手术——缩减陆军兵力从而提高其效率。
马歇尔见此不禁愕然。当时陆军兵力不足90万人。他计划在年底扩充到170万人，并且确信不久还将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在他看来，提出缩减而不是扩充陆军无异于蓄意破坏。他把这次破坏归咎于英国人，相信是他们对李普曼施加了影响。于是，马歇尔把他们叫来，斥责他们使用卑鄙手段，诋毁美国陆军的质量和作用。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停止这种勾当，他将出面予以揭露，公开示众。”英国人在受到适当警告之后答应今后不再搞鬼。
李普曼文章中特别激怒马歇尔的一点是，文章暗示美国陆军已经发展过大。而就在此文发表时，尽管征兵法案已经实施一年，美国陆军却只有一个步兵师作好了参战准备，陆军航空兵则只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三个战斗机大队可以投入战斗。马歇尔十分清楚，即使扩军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到1942年4月，美国也只有三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军、七个轰炸机大队和七个半战斗机大队能够做好参战准备。而纳粹德国仅在苏联展开的兵力就比美军大50倍。“我们不能参战，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参战准备。”马歇尔对他的作战计划人员说。
在美国国内掀起反战运动的同时，苏联莫斯科已岌岌可危，而英国人即将丢失中东和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生命线危在旦夕。在远东，日本人已侵占中国大部地区，其海军正在太平洋扩张，威胁着美国的势力范围。在1941年最后几个月里，对美国来说，战争几乎一触即发，马歇尔将军意识到，美国即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
至少有三件事使他作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首先，德、意、日三国于1940年底签署了所谓的“钢铁盟约”，保证任何一个缔约国“在受到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战争的某国攻击时”将相互支援。这里的某国显然是指美国，尽管他们强调只有在缔约国遭到“攻击”才提供援助，但马歇尔知道，对这句话完全不可置信。根据纳粹的说法，1939年是由于波兰“进攻”德国才爆发战争的。
第二，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为期6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意味着苏联将不介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任何战争。
第三，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侵入苏联。在德军逼近莫斯科以及苏联很可能要亡国的情况下，日本的称霸野心随之增长。他们已经开进印度，正在中国步步进逼。不要多久，他们就将信心十足地来对付美国了。
事实表明，马歇尔将军的战略判断是对的。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马歇尔将军的秘书迪恩少校正在办公室为参谋长准备一份材料，突然，迪恩抬头看见一名海军士兵挥动着一张薄纸冲进屋来，他看得清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的几个大字：“珍珠港被袭。并非演习。”
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阿胡岛西部，东距美国西海岸2090海里，西距日本3200海里，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也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5月，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将太平洋舰队从美国西海岸转驻珍珠港。基地内军事设施完善，并有大型修船厂和油库等重要设施，是美国支援太平洋地区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
日本海军的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突然袭击。结果，美军伤亡近4000人，4艘战列舰，2艘辅助舰被击沉，另有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辅助舰严重受损，总计249架各种作战飞机被击毁。因当时几艘航空母舰没在港内才幸免于难。美军大型修船厂和油库可能因日本人计划不周或行动仓促而幸免被炸，尽管如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大伤元气。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感到震惊，毫无疑问，日本已向美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落到了美国人的头上。
特雷弗·杜普伊上校在一篇题为《珍珠港：谁之过错？》的文章中断言：“如果没有领导上的过失——在某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珍珠港事件这个重大悲剧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在珍珠港悲剧中，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陆军参谋长领导的失败？自珍珠港遭受袭击以来数十年间，为了查明这场惨祸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官方至少进行过8次详细调查，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查是由国会组织的，记下的数据、证词、结论和介绍共达39卷。对这次事件的讨论和确定责任属谁的尝试显然很广泛。国会的调查研究详尽无疑，其基本结论如下：
实际上，每个人对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舰队都感到意外。然而，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曾充分意识到遭受突然攻击的危险；他们认识到至少日本有用这种方式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他们得到的情报充分证明：战争迫在眉睫。
报告中还写道，华盛顿当局曾预先警告过夏威夷司令部，但那里的指挥官们没有依据这些警告去认真履行其职责。1941年11月24日，马歇尔将军就曾通知驻夏威夷的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美日外交关系恶化，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已经明确，要求他把计划采取的措施迅速上报。不幸，肖特中将采取的惟一具体步骤，只是注意了对日本人可能进行的内部破坏活动予以防范。
在这次事件中，马歇尔的领导，在一个方面是可以受到批评的，即对肖特将军为对付美日可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采取的应变措施，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指示。然而，即使这种指责成立，也很难令知情的人信服。1941年时，马歇尔的责任非常繁重，他予以关注的问题实在太多，他必须授权给他的部下，否则，他是难以应付日益繁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的，因为他是人，不是神。当一个人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且还必须关注全球战略时，他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和无微不至。况且，事件发生前的情况也的确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