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明白，现有数以千计的人正在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争取回国，其中大多数人都已在海外服役两年以上，要不是靠你同我的关系，不能设想凭你自己的推荐就能回国。你在给我的前一两封信和给你母亲的信中已经提到这件事。我对此至今未作表态，因为你提出来的事使人为难。
过去你提出到地中海战区是你要求去的，我们作了必要的安排，只是为了使你不受非战斗勤务类别的影响，而你在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望你不要向斯特耶将军再提此事，因为这同样使他为难。如果你的脚恶化，那就去找医生，请他作出决定。
克里夫顿就这样给卡住了。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上层关系的普通军官，可能早已设法找路子把自己弄回国了。继父的训斥制住了他，他甚至不敢利用熟人关系找门路回国，惟恐激怒了继父而使母亲难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回到美国，住进一家医院动手术。
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马歇尔不仅对亲属特别严厉，而且也同样要求他的部属和高级军官身体力行。谁要是想拉关系走后门，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必将自找苦吃。
罗纳德·里根总统可能一直还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陆军部麦卡锡少校写给里根的一封信，里根差点丢掉陆军航空兵军官的资格。麦卡锡曾经在好莱坞做过事，他到马歇尔手下工作后，仍随时留心电影界的消息。1942年4月，他看到有关里根的一条消息后，马上通过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转给里根一封信：
亲爱的罗尼：
我刚从报上看到你将于4月19日参加陆军，不知你是作为预备军官，还是作为士兵参军。
虽然自从1938年夏天（当时我在好莱坞为影片《新同学老弟》做技术顾问）以后再没有见到你，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同你的愉快交往。我认为，如果你作为士兵入伍，你一定要在三个月后千方百计争取进入预备军官学校获得委任。为此，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让我来当你的举荐人的话，希望不要客气。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你更值得我来推荐的了。
请代向简·怀曼问候，我仍认为她是好莱坞最有魅力的姑娘。如能见到韦恩·莫里斯、杰夫·林恩、约翰·佩恩、鲍勃·洛德和卡罗尔·萨克斯时，也请代为致意。
真诚的
参谋长助理秘书
弗兰克·麦卡锡少校
于参谋部
马歇尔在翻阅档案时看到了这封信，顿时大发雷霆。他狠狠训斥麦卡锡，竟敢利用职权照顾好莱坞朋友，他还打算同里根的训练基地司令官联系，嘱咐他们不管里根多么符合条件，也不要让他进预备军官学校。麦卡锡尽力说服参谋长，这样做对里根极不公平，因为他并没有央求我写这封信。后来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还是当上了军官，殊不知他差一点就不得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熬过这场战争。
马歇尔有时对违纪的将军也极为严厉。他的作风严肃，但不过分拘谨。他知道有些军官在工余时间经常酗酒或追求女色，他对此并不求全责备，只要求他们谨慎从事，不致引起非论或造成丑闻。但在他们招惹了是非之后，他便对他们不客气了。有一次，他听说驻开罗的美军中东航空队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将军公然目无法纪，便派一信使把一封
“机密亲启”信件送往中东。信的措辞尖锐，直截了当：
亲爱的布里尔顿：
我从官方和非官方听到一些消息，说你同你的女秘书的关系在印度和埃及成了笑料和有损声誉的话题。本来我无意过问军官与军事任务无关的私人生活。然而，你身为地位显要的海外战区司令官，要求你在私生活上绝不能引起有损于美国陆军威信的非议。我要明确指出，你在这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使我对你的指挥效能失去信心。
我希望你把你的女秘书辞掉，如果可行，就让她回到她的永久居住地去。你要禁止你的部下因公外出时带女秘书同行。执行这些指示的情况，请尽快用机密亲启件送我。
布里尔顿赶快把他的女秘书送回美国，真诚地保证今后一定奉公守法。之后不到一年，马歇尔当众表扬了他在中东战区指挥空战的工作，从没有因为他在私生活上的过失而私下指责他。
7. 夙愿难遂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终于开始出现转折。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一线粉碎了德军的进攻，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攻；美、英联军已在非洲全境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将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现在隆美尔已经回国向希特勒解释战败的原因；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沿着半岛向罗马挺进，在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尽管日本人仍占据着中国大部和东南亚大片地区，但中国组织起来的有效的人民战争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使日本人的形势每况愈下，日本国力已出现严重衰败的迹象。
马歇尔曾希望在1942年开始反攻，因后勤问题未能实现。后来又计划在1943年夏季在法国登陆，又因英国人坚决反对成了泡影。而现在已经到了1944年前夕，马歇尔和他的计划人员决心在1944年内渡过英吉利海峡同敌人大战一场，最后发起一场一举消灭纳粹的战略决战。
早在1942年，美、英两国首脑开始商议未来作战大计的同时，就在考虑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人选问题，并初步达成协议：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一位英国军官担任。假如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反攻行动按照马歇尔的计划于1942年或1943年进行的话，盟军最高统帅可能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而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了，由于马歇尔将军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才能，已经培育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美国在盟军中的兵力和物资都大大超过了英国。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罗斯福的合理主张，即由一位美国将军来指挥盟军。
在两国首脑一致同意由美国人出任盟军统帅后，又过了18个月罗斯福总统才提名。在此期间，丘吉尔首相建议由马歇尔将军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并几次催促罗斯福总统尽早做出决定。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问罗斯福：“谁将指挥‘霸王行动’？”总统回答说还没有定下来。斯大林表示他赞成由马歇尔将军担任这一职务。
英国人对马歇尔很信任，也很尊敬。他们认为，马歇尔将军虽然忠于美国，但在危急时刻，他能够为盟国利益作出努力和牺牲。
一年前，英国控制下的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受到德军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物资援助。当时美国刚刚参战，他们的师团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丘吉尔前往华盛顿，在同罗斯福商议中东和非洲作战问题的同时，提出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援助问题，以挽救那里的危局。于是，总统召来了马歇尔将军，告诉他盟军陷于困境，急需一些“谢尔曼”式坦克。马歇尔说：“总统先生，那些坦克刚刚拨给第1装甲师，要从士兵手中拿走武器是不行的。但既然英国人非要这批坦克不可，那就给他们100辆吧，马上就给。”在危急之时，马歇尔慷慨援助，英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
现在，马歇尔不仅赢得了英国人的尊重和信任，而且普遍受到美国军内外人士的崇敬。人们不会忘记，早在两年前，马歇尔就对未来战争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并默默无闻地为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东奔西走。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和菲律宾要害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以后，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发起进攻的同时，又以“闪击战”突然进攻苏联，这时，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分子们才如梦初醒，对这场战争的目的、性质、规模和世界面临的威胁才略有所知。无形之中，他们感到马歇尔将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具有远见卓识，尤其是他为国家利益和远大目标不懈奋斗的敬业精神令他们钦佩。如今美国陆军和航空兵正在全世界6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战争规模之庞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是由于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出色的指挥工作，以及他对军事需要的轻重缓急了如指掌，才避免了混乱、恐慌和不必要的损失。
当时，罗斯福还没有表态是否参加连任总统竞选，于是，国内有人发起一场运动，要提名马歇尔为194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马歇尔当即加以阻拦，坚决表示他不可能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从政的军人。此后，众议院又提议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荣誉——陆军元帅军衔，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并拟定了一个法案提交国会讨论。马歇尔又一次表示坚决不同意。他公开表示，如果今后把他称为“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他不能接受这个军衔。然而，他私下承认，他真正反对这一动议的理由，是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像潘兴一样的伟大军人，而他们没有陆军元帅军衔，潘兴将军如今还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他不想让他们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美国著名广播演说家埃里克·塞瓦赖德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盛赞马歇尔放弃最高军衔的决定：“事实表明，这支为自由而战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穿得最棒，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的组织、训练和装备水平绝非出于偶然，而是显示马歇尔的天才、自强不息精神以及近乎超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的一块丰碑。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不过，马歇尔却一直希望能回到战场上指挥作战，如今他也一定希望能在欧洲登陆大举反攻时担任盟军统帅。尽管他从未向任何人表示过这一点，但马歇尔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罗斯福总统没有立即公布此项任命，却宣布马歇尔的参谋长任期到1943年9月1日届满后无限期延长。很快便传出风声：艾森豪威尔不久将返回华盛顿接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前往伦敦为登陆战役作准备。
人们普遍赞同这一人事选择，但出人意料地有一位人士出来反对，这位人士正是潘兴将军。他于1943年9月16日在医院里写信给总统，谈了他的看法：
报上一再报道，马歇尔将军将调去英国指挥作战，这使我深感不安，为此写信向您表示我的殷切希望，但愿这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正在打遥遥无期的全球性战争，需要有一位业绩至为卓著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以便明智地实施战争指导。我赞成军方有识之士的一致意见，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如把他调往某个地区指挥作战，不管看来多么重要，都将使我们失去一位杰出的具有战略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参谋长。我不知道还有谁堪与比拟，能来接替他担任参谋长。
总统先生，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深信，如果把马歇尔调走，将会是我们在军事政策上的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非常严重的错误。
罗斯福非常钦佩潘兴，十分器重他的军事能力，这封来信使他踌躇起来。经过一番考虑，罗斯福于9月20日给潘兴复信说：
您对乔治·马歇尔的看法中肯之极，然而我又认为，您还是错了！如您所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他是一位最理想的参谋长。但是，您可知道，我们要让他去指挥的战役，乃系这次战争中最重大的作战行动。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认为他将指挥整个欧洲战场，而不仅是某一个地区。此外，英国人希望他参与盟国联合参谋部的一切事宜，而不仅限于英国本土军务。再者，我认为，给乔治提供一个赴沙场的机会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由于这一任务的性质，我们仍将从他的战略才能中获益。我所能考虑的最好办法是，我希望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潘兴——而如果我们把他留在这里，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您对此当予理解。
永远忠实于您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潘兴再没有给总统写信，也没有告诉马歇尔他给总统写信的内容，马歇尔日后才知道这件事。
莱希海军上将、阿诺德将军、金海军上将私下分别找到总统，请求总统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他们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对于协调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不能离开华盛顿。各军兵种司令也公认马歇尔是一位起支配作用的人物，在制订和贯彻联合战略决策方面，尤为如此，他对团结各军兵种贯彻这些决策是必不可少的。根据阿诺德将军和金海军上将的观点，马歇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公认的领袖。
金海军上将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华盛顿有着决胜的联合机构，为什么要拆散它呢？阿诺德将军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马歇尔将军的全球战略意识和他的陆、海、空、后勤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具有他对一个战区、一个盟国、一个军种相对于另一个战区、盟军、军种之间轻重缓急的均衡判断。”
陆军部长史汀生得知马歇尔将军届时将指挥“霸王行动”的消息后，却感到特别高兴。他甚至认为，假如不派马歇尔去指挥，就无从取得登陆作战的成功。他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表明了态度：
最后，我相信，时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有指挥能力的军人在这关键时刻负责指挥这次重要的行动，您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这个选择。在这方面，您比林肯先生和威尔逊先生要幸运的多。林肯先生不得不在考验与错误中摸索，遭到许多可怕的损失，然后，才发现了正确的人选。威尔逊先生不得不挑选一个美国人民和外国盟军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人。
马歇尔将军名声显赫，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一个见多识广，手腕灵活的行政人员。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就建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我相信，马歇尔将军凭着他的声望、素质与能力，一定能够胜任这一军事领导工作。这对使我们两国在互相信赖中进行联合行动，从实施这次伟大的战略性战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此举将在华盛顿组织和制订世界战略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和一系列的损失，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看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忠诚您的
亨利·史汀生
史汀生真正担心的却是英国人是否会同意这次登陆反攻计划。他在华盛顿、伦敦和魁北克同丘吉尔首相多次会谈之后得出结论，英国领导人仍在极力避免渡海登陆作战，一心想把盟军反攻的主要方向指向荷兰、比利时和巴尔干地区。
1942年前后，美、英双方就有过一些摩擦。英国竭力主张必须先打败德国，然后再对付日本，在这种战略思想支配下，他们竭力反对任何在中国和太平洋方向的可能影响到欧洲战局的作战行动，即使在欧洲方向，他们也从未支持过马歇尔的作战计划。这种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双方冲突得更厉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一起参加了开罗会议。英国人在会上尽力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作用，避而不谈英国出兵援助中国的任何建议，这不仅使中国人感到气愤，也使马歇尔发了火。这次会议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宋美龄女士结识了马歇尔将军，并从此在俩人之间建立起长期不断的交往关系。马歇尔是一个容易被聪明美貌的女人迷住的人，从那以后，蒋介石夫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就方便多了。
开罗会议开始后不久就暂时休会，美、英两国代表前往德黑兰，按预定计划同苏联首脑会谈。经过紧张激烈的外交谈判，英国人总算同意了美、苏两国的主张，即盟国在1944年内尽早于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随后，美、英代表又重返开罗。马歇尔要他的助理麦卡锡作好从埃及直飞伦敦的准备，因为“霸王行动”的战前准备工作就要开始了。
在此期间，美国军界在盟军总司令人选问题上正议论纷纷。一个非正式的军方刊物《陆海军杂志》刊登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免去马歇尔将军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将使陆军震惊，国会震惊，乃至全国震惊。
最后，史汀生部长对有关马歇尔将军的传闻采取了强硬态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特别对某些报道的事作一声明，……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马歇尔将军今后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将由总统决定。总统的任何决定都是出于对马歇尔将军的完全信任，总统的惟一目的是把这位美国陆军中出类拔萃的军官置于为了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而他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位。”
马歇尔的传记作家写道：“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个人非常出色地担任了某一项重要职务，以致这个工作看上去很容易。马歇尔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的表现正是如此，结果，他卓越的工作成绩有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关于他职务调动的传闻无疑强调了马歇尔出色的工作，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赏识。”
如此多的人都在关注盟军统帅的人选问题，而且传闻频仍，意见不一，这件事也使罗斯福总统略感为难。总统非常清楚，出任盟军司令官，这一定是马歇尔将军最需要的职务，也是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但另一方面，要是没有马歇尔对国会施加非凡的影响，华盛顿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马歇尔这样冷静沉着、稳如泰山的人物作依靠，一旦出现重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军事危机，这场全球性战争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思来想去，总统决定让马歇尔自己拿主意。
“我决定不让总统左右为难，”马歇尔后来说，“他完全能按照他认为的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考虑，完全不受约束地处理这个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不要重复过去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只考虑个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利益。”
在开罗复会的最后阶段，马歇尔被请到总统下榻的梅纳饭店，“最后敲定”最高司令官的人选。“经过一阵旁敲侧击之后，”马歇尔后来说，“总统才问我想干什么？显然是要我表态了。”
关于这次谈话，马歇尔回顾道：“我记得，当时我说，我不想估计自己的分量，这件事应由总统决定。我只想表明，不管总统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衷心拥护。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不应考虑任何私人感情。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我记得总统在谈话结束时说：‘您若出国去了，我晚上就睡不好觉了’。”
马歇尔知道，只要他提出请求，他就能当上盟军最高司令官。总统表示得很清楚，一切由他决定。在美国的军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这么做。很显然，这种做法也是在考验这位将军的人品。我知道这对于你意味着什么，总统心里说，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登上事业顶峰的职务，正如所有大多数有名的军人一样，这次担任指挥官将使你名垂青史，成为大名鼎鼎的军人，干吧，只要你开口就行。然而，马歇尔终究没有开口。
结果，马歇尔毕生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把最高司令官的职位让给了艾森豪威尔。第二天上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束后，马歇尔草拟了一份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拿给总统签字。电文如下：
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电报发出后，参谋长取回原稿，并用铅笔在上面给新任最高司令写了几句话：“亲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想你可能乐于将此份电报留作纪念。这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仓促写成的，总统立即签发了。”
8. 上层人事关系
马歇尔身居美国上层社会，他要与之打交道的高层人士和机构的确很多，除陆军部长、总统、国务卿外，还有国会、新闻界以及盟国有关人员和机构。
1939年马歇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时，陆军部长是亨利·伍德林，助理部长是路易斯·约翰逊。伍德林同约翰逊的关系不太好，经常发生摩擦，彼此之间已经很少讲话了。这对马歇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挑战性的气氛。他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又要防止卷入两位文职上司的争端中去。幸亏这种局面不久就结束了。
1940年7月，亨利·史汀生接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当史汀生第一次听取马歇尔的简要汇报时，那似乎是老相识重新聚首。早在1916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想组建一个师，他请史汀生开列一个军官名单。史汀生发现，他很尊敬的军官们都推荐马歇尔到该师任职。这个师并没有成立，然而这件事间接地开始了马歇尔与史汀生之间的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汀生为现役陆军中校，他于1918年在法国朗格勒参谋学院第一次见到了马歇尔。战争结束后，他们俩人没有密切的交往。但在1928年，当史汀生出任菲律宾总督时，曾要求马歇尔去当他的副官，马歇尔因不愿再做参谋工作而谢绝了这一请求。
1940年7月22日，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还不到一个月，他与马歇尔有过一次谈话。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同马歇尔的一次有趣和有益的谈话，马歇尔总是乐于助人，忠诚可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俩人的关系发展得日益融洽、亲密，史汀生对马歇尔也愈加信任。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同史汀生讨论派一些高级军官去欧洲商议战争计划，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派阿诺德将军去可能更好些，我不愿马歇尔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里太重要了。”
当战争危机加剧时，史汀生的担心变得更加明显了。1941年5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想到阿拉斯加去一趟，但是，我明显地觉得他的外出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告诉他还是不要去，在各种严重事件即将出现之际，他不适合离开华盛顿。”实际上，他任何时候都不愿马歇尔离开陆军部。1941年11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马歇尔观看演习去了，我觉得他去得太久了。”史汀生的传记作家麦克乔治·邦迪说，史汀生“很快就明白了，只要马歇尔在，身体健康，陆军部长能有的最大问题决不会产生。”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史汀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马歇尔是一个多么不可缺少的人物。珍珠港事件几天之后，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同马歇尔作了一次长谈，谈到了他的职位问题，还谈到他身负重任，需要得到更好的帮助……我告诉他，他的身心健康比我在地平线上能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1942年1月，丘吉尔首相来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晤。首脑会谈之后，丘吉尔决定到美国南部去旅行，他选择了一个旅伴，史汀生对他的选择颇感苦恼，他说：
“我并不反对丘吉尔去休息，但是，我感到不安的是，他要马歇尔将军陪他一起去南方，目的只是为了途中可以在飞机上同他谈谈话。马歇尔很忙，有做不完的工作，也不应该让他离开工作。他将不得不乘夜间列车返回，白白损失了2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得不到一点休息。只是由于总统力劝他去，他才没有拒绝丘吉尔的邀请。我认为，这是总统不应该做的轻率决定之一。”
1943年5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更糟糕的事情。当时，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会谈，讨论未来战争战略问题。其中有几点，俩人分歧很大。丘吉尔固执己见，最后丘吉尔说：“好吧，如果您让乔治·马歇尔陪我到非洲旅行一趟，我就放弃我的观点。”总统当场拍板，同意让马歇尔陪他一起去。丘吉尔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利用这次旅行和他的能言善辩，说服马歇尔同意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一次战役。
史汀生部长听到此事后，愤慨地说：“要想从美国挑出一个最强的人，那人肯定是马歇尔；在他身上，寄托着这场战争的命运。可是却在一次赌博中，使他失去了恢复精力急需的大约三天时间的休息机会，派他去作一次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而这次远行并不需要他，只是为了满足丘吉尔的意愿，我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丘吉尔首相要马歇尔将军同行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海军副官布彻上校在1943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首相的要求，经总统同意，马歇尔将军陪同首相来到阿尔及尔，这是因为，首相正公开地设法说服乔治和艾克同意在地中海打一次战役……然后可能想要盟军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而不是按已商定好的那样横渡英吉利海峡……首相对马歇尔将军礼节备至，给予他以对待首相的所有礼仪……昨天晚上，首相在三次不同的时间里，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他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说呀说呀，直到他完全说服了对方为止。但是，首相这次却失败了。他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观点：盟军应当集中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在陆军参谋长身上，顽固和善辩的首相遇到了对手。”
史汀生与马歇尔一直相处得极为密切。在战争期间，俩人很少发生分歧，但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摩擦。那是在1942年5月，史汀生对陆军部进行了整编改组，结果把“司令官”的含义从参谋长办公室中除去，马歇尔对这一改变感到难以理解。史汀生写道：“很显然，马歇尔在内心深处感到免去了他以前的一个职务。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好。”史汀生继续写道：“我们交谈时，气氛非常友好，但这件事使我深感不安。”
第二天，史汀生在与总统共进午餐时，向总统提起了这件事，不过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对总统说，这个决定看上去是降了马歇尔的级别，而且使马歇尔感到苦恼，因为有人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推测政府对马歇尔将军失去了信任。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非常忠诚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史汀生拒绝给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陆军将领们，特别是参谋长开始脱离总统的指挥，扮演了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令人惊恐的角色。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那些高级将领们相信，在军事方面，他们不应该听命于无知和想入非非的总统和陆军部长。
当伊莱休·鲁特任陆军部长时，他决定终止陆军的霸权主张，他选用了“参谋长”这一头衔以强调陆军高级将领只是美国总统的下属。史汀生是鲁特改革的强烈支持者，因此，1942年，他拒绝授予参谋长“司令官”的头衔。虽然史汀生深信马歇尔懂得军人的从属地位，对此他没有一点担忧，但是，曾经发生过的先例以及后任陆军参谋长的未知数使他不得不为此而担忧。然而，他没有使所有的陆军指挥官们产生疑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马歇尔参谋长对美国陆军中的每一个军官都具有绝对权威。
马歇尔将军深得罗斯福总统的敬重，对军事战略负有完全责任，有关此类问题，可直接向总统报告。这种敬重与信任是在不断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马歇尔与总统关系搞得很好的部分原因，是他始终如一地按上下级原则办事，他公道、正直，遵守原则。罗斯福从不称他乔治，而称他马歇尔将军。马歇尔从不像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那样经常去找总统闲谈，总是严格地一本正经地公事公办。也正因如此，久而久之，他的意见对这位最高行政长官越来越举足轻重，他的谨慎和庄重是他卓越领导的重要特征。但有时，罗斯福总统对马歇尔将军的拘礼感到不安，他让霍普金斯去跟马歇尔说不要过于拘礼。马歇尔回答霍普金斯说，那样做完全不合他的性格，他不能勉强从命。
马歇尔担任参谋长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他从白宫开会回来，对手下的一个参谋说：“明天我可能就不是参谋长了。”原因是他在会上所坚持的意见与总统的意见相左。马歇尔认为，飞机制造商的大亨们必须明白，国际形势极其严重，他们必须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但是，许多飞机制造业的老板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程度已经到了政府必须采取某些措施的地步。马歇尔说：“总统对我直率的态度感到十分不安。”但是，马歇尔并没有被解除职务，经过一天的考虑，总统认为参谋长的意见是对的，便支持了他。
罗斯福和马歇尔一样，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罗斯福原是个海员，1917年曾出任海军部助理部长，他从小就是个航海迷，并一直对海军存有特殊感情。马歇尔利用总统这一兴趣，经常用航海术语向他解释陆军许多新的组织计划。有一次，他在一块纸板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图，然后裁成船形，他把前部和船首比作新组建的一个正规三三制陆军师，后面是两个或三个师的国民警卫队方队，船尾则是支援前方师的勤务部队。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陆军参谋长用对方容易理解的术语给一位海军出身的总统生动地讲解了计划。
总统越来越信任和依靠马歇尔，到了大战后期，甚至到了不可或离的程度。
美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组织体系，国会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陆军参谋长免不了要经常与国会打交道。1941年，史汀生部长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扩军计划建议，要求国会批准延长《选征兵役法》规定的时限，这个法案最初通过时是以一年为限的。陆军部长同国会的领袖们讨论此事时，议员们几乎一致反对延长这个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决定亲自出马，他必须凭自己的本领说服国会山的议员们，结果，他成功了，这是陆军部在与国会的正式较量中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久，马歇尔在要求国会批准征兵年龄18岁这一提案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张便条给马歇尔：
亲爱的乔治·马歇尔将军：
您又胜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
马歇尔与国会还有其他几次交锋，其中一次发生在1941年秋。当时，马歇尔正采取步骤清除陆军中不合格的军官。他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向史汀生简要汇报了他的行动。史汀生的反应是“我估计会遇到麻烦。”果然，麻烦不久就出现了。史汀生说：“我们的会议刚结束，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因为有两个得克萨斯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军已奉命退休并退出现役。”马歇尔辞退的这两位将军，一个是因年龄大，另一个是因为不称职。他拒绝考虑恢复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现役，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的，决定不容变更。正是这种力量、勇气和诚实，使他逐步赢得了国会议员们的信任。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只有一次受到了威胁。在美国海军的催促下，罗斯福总统正考虑提升马歇尔为陆军元帅，金为海军元帅。1943年2月16日，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史汀生谈起这一建议，那是史汀生第一次听说此事。史汀生说：“我回到陆军部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可能会让我去国会与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拼命反对任何这样的提升。”
史汀生继续说道：“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海军部的一些将军们发起的，他们硬要金、诺克斯和总统这样做。”他在评论马歇尔在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时说：“马歇尔的无私行为，真了不起。”
由于马歇尔的坚决反对，史汀生同一天给总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曾与马歇尔谈过此事，他认为，就他自己来说，此次提升有害无益；特别是关系到他与国会的关系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强烈，我倾向于同意他的意见。”数天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决定作罢。但是，这件事后来又被重新提起，最后，总统和国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
1943年秋，华盛顿盛传马歇尔将军将离开华盛顿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欧洲登陆战役。9月15日，史汀生部长家里来了三位参议员，这三个人都是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在委员会里侧重于陆军的工作。他们对马歇尔将军可能调离陆军参谋长的职位，而去担任战场指挥一事，极为担忧。史汀生部长写道：“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地信赖他，不仅是他们个人信赖他，而且每当国会对某个议案有争执时，如果他们能够说那个有争议的议案已经征得马歇尔的同意，议案即可获得通过。”
在美国，社会舆论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的脉搏部分地可由报刊测验出来；一个普通公民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记者有时却能。日本入侵菲律宾后，那里的局势对美国十分不利。有些人暗中已开始对马歇尔将军产生了怀疑。1942年，一位陆军公共关系部的军官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的华盛顿局局长。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对我说，对马歇尔将军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的情绪正在蔓延。”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将军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当时陆军部规定，记者招待会全部由史汀生部长主持。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提出数天后，史汀生部长要离开华盛顿去视察巴拿马运河区及其防务情况。史汀生和其他人劝说马歇尔来主持这次预定的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将军进来了，他对记者们说，他知道他们对战争指导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请他们在会议之初逐个把全部问题都提出来，然后他将统一回答。众多的记者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起立提出问题，马歇尔专心地听着。记者们问完之后，他开始讲话了，他告诉他们说，他准备坦率地、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一些东西，以便他们把消息带回去登报。一位观察者说，他讲了30多分钟，对那时发生过的每件事情都作了说明，他谈到了援助巴坦（菲律宾北部一群岛）美军的各种努力，如购买船只，为进行这项工作的船员家庭事先准备保险基金等等。他在保密限度许可之内，尽量说出实际遭受灾难的程度，由于这些灾难，他们很早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未能实现。
马歇尔将军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成功，他那诚实坦率的陈述获得了新闻界的信任，完全赢得了怀疑论者对他的支持。此后，对他的能力散布不满情绪的评论也完全停止了。陆军公共关系部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显示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吸引力。”从那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每月举行一至二次记者招待会。他习惯于先请记者们提出问题，然后按顺序一一答复。他直接答复那些提出问题的记者，他具有记住许多情况和人名的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很坦率，而且信任他人。他指出哪些东西是保密的，相信记者们不会辜负他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方面，马歇尔将军的影响使美国陆军采取了一种与英国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英国人强烈反对公布作战有功部队的番号及指挥官的姓名。马歇尔将军则认为，对美国战斗部队的宣传，应根据战功的大小，将指挥官、部队、每个士兵区分开来。英国只宣传几个高级将领。马歇尔还认为，对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部队，应予以迅速表彰。他指示说，嘉奖令可立即办好，向新闻界公布；文书工作可随后办理。因先填写各种报表而造成的时间延误，将会使奖励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9. 与部下的关系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194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马歇尔独具的领导特色是，无论驻扎在什么地方的美国军官，甚至那些在前线赢得了盛誉的军官，都像忠于自己的领袖一样忠于他，仿佛他们在五角大楼里一样。”这部分原因是这些高级军官几乎都是马歇尔亲自选拔的，他们渴望在履行职责时，不辜负他的期望。主要原因，则是马歇尔将军具有高尚的行为品格。
整个战争期间，马歇尔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家属。威利斯·克里顿伯格中将是1944年驻意大利第5集团军群的一个军长，他回忆说马歇尔将军视察欧洲战区时，曾去看望他。参谋长回到美国后，亲自打电话给在圣安东尼奥的克里顿伯格夫人，对她说：“克里顿伯格夫人，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我在意大利见到了你丈夫，他身体健康，生活得很愉快。”他给他见过的每个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或其他至亲打电话或写信，为她们传递口信，介绍他们的情况，甚至对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是如此。
这种做法深得人心。马歇尔的档案卷宗里塞满了军官妻子、儿女、父亲寄来的感谢信。除此之外，马歇尔同几位老同事的妻子还经常通信，如马克·克拉克、沃尔特·比德尔、乔治·巴顿等人的妻子，还有艾森豪威尔的妻子玛咪。他为这些夫妻捎信带话，使他们在别离之中得到一些安慰。马歇尔从不揭将军们私生活的短，对他们的妻子更是守口如瓶，但这些将军夫人不知听信了哪里的传闻，都认为马歇尔不单单把她们的丈夫看作军人，而且还像父兄一般对他们严加管束，不准他们在无仗可打时干越轨的事。
马歇尔每次外出巡视，穿梭于欧、亚、非、中东之间，他总是让麦卡锡走访中、下级军官，同他们一一交谈并作记录，自己则去探望高级军官。
1943年，马歇尔将军去了一趟北非，他在阿尔及尔出人意外地去看望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特拉斯科特曾在安齐奥指挥过一个军。俩人谈了很久，马歇尔将军问他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他参加进攻欧洲的战役。特拉斯科特回答说，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要求。这意味着特拉斯科特将要指挥一个集团军，但他离不开意大利的战斗。特拉斯科特说：“我认为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要调我，并且应明白我在安齐奥指挥的战斗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特拉斯科特将军素有“军人中之军人”之称，尽管他有着铁石心肠，但还是记下了他对马歇尔的崇敬心情：“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马歇尔将军主动告诉我这些的，这是他关怀体贴部下的许多事情之一，这些事情使他在处理与部下的关系方面总是十分出色。”
得到马歇尔将军关怀的并不总是高级军官，他也总是把士115兵和下级军官们挂在心上。为了维护和提高美军士气，参谋长派了一些特使不断在世界各地巡回走动，遍访陆军和航空兵的兵营。他们的惟一任务就是倾听军人们的抱怨，并提出消除不满情绪的建议。根据特使的报告，参谋长对陆军随军商店进行了彻底整顿，规定在前线建立起类似的商店之前，基地随军商店一律不许营业。刚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能在战地喝上一瓶可口可乐，抽上一盒“幸运”牌香烟并吃上“赫尔希”牌巧克力，虽然这不能减少战场上的危险，但士兵们的确感到好受一些。
参谋长本人每到一个营地，都拒绝当地司令官陪同，只带一个司机到处走，留心倾听士兵们发牢骚。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了解到东南亚某航空站士气极其低落的真实原因。航空站长报告说，飞行员们由于频繁起飞迎战日本战机，每天下来精神都疲惫到了极点，所以越来越暴躁易怒，他们需要休整。
马歇尔却发现，需要休整的不是飞行员，而是负责维修飞机的陆军航空兵士兵。航空站的维修棚里闷热潮湿，空气污浊，蚊子成群。大部分士兵都染上了疟疾，全靠大剂量阿的平支撑着，结果头昏眼花，再加上发烧引起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在维修飞机时都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隐蔽物和灯光使工棚里臭热难当，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发动进攻。
马歇尔回到陆军部，立即下令向航空站紧急运送掩蔽网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并规定了维修士兵执行轮流休整制度。飞行员们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了维修工作恢复了正常，飞机靠得住，他们也就感觉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