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曾在马歇尔手下工作的一位参谋说，马歇尔将军“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职位高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马歇尔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这种品格。马歇尔当下级军官时，他知道手下每个士兵的名字。他花很多时间与每个人交谈，熟知他们的经历、个性和个人问题。当有人指责他的士兵时，他能在他的士兵和指责人之间迅速作出裁决。同时他也会公开批评那些应受到批评的人，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他的士兵因为他的诚恳而自然地热爱他、信任他和尊重他。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官显贵，而不去关心那些士兵，他被许多人称为“普通士兵的卫道士”。
1933年，马歇尔在芝加哥国民警卫队任职。一天，五星上将潘兴将军出人意外地来到了马歇尔的办公室。潘兴将军不愿别人窥视他。但是，马歇尔上校明白，潘兴将军的造访对他的参谋人员来说是件兴奋好奇的事情。所以，他借故把每一个参谋都叫进办公室来，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将领，同时，又没使潘兴将军感到他似乎被当做展览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经常外出视察。马歇尔夫人凯瑟琳说：“尽管他视察时步速很快，随从军官觉得很难跟上他，但能逃过他眼睛的事却很少，确实很少。”一次，凯瑟琳在诺克斯堡看他视察部队，她注意到他很快穿过两排士兵，然后在后排停下来，同一个士兵谈了几分钟。
“我问他为什么特意挑选那个士兵，”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回答说，我一遇到这个人的目光，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弄清楚了吗？”她问。
“弄清楚了，”他回答道，“一切都弄错了。那个人本不应该被征召入伍，他已经超龄了，有一大家子人口，身体条件也不适合服现役。他同样是一名好兵，想尽他的一份力量。我询问了好些时间才得知他的苦衷。征兵局疏忽了他的情况。”当天，马歇尔就安排这个士兵退役回家了。
马歇尔勤于思考，而他的许多同事却不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他经常说：“给我一名能够并愿意自己思考的军官，把我从懒于思考的人中解脱出来。”他对思考和推理能力有限的官兵倒是有耐心，但对有能力而不能很好利用的人却很严厉。他理解并容忍缺乏才智的人，并耐心地促使他们产生增长知识的欲望，以便能做得好一些。由于马歇尔具有分析部下能力的本领，所以，他能迅速识别出谁是“懒骨头”，并果断地处理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他手下的人都很清楚，只有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才会满意。马歇尔喜爱官兵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干，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同样是在他早年生涯中，在与部属相互信任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马歇尔第二次在菲律宾服役时，有十名即将结束三年海外服役期的年轻军官，对这支“殖民军”的现状极为不满。部队兵员不足，缺乏经费，编制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为了打发时间，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志愿军官学习班，每天上午由马歇尔中尉授课。其中的军官之一后来写道，这是由于“他在我们中的印象很好，这个计划得到了全体军官的一致响应。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从未衰退，参加学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件事。”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当马歇尔身居高位并负有指挥责任时，他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培养下级军官们的专业素养。他召集起刚开始军事生涯的尉官，督促他们学习军事专业——步兵、骑兵、炮兵或其他方面，他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家中举行军事问题讨论会。
马歇尔与那些他评价很高的年轻军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在选派职务时，总是记着那些献身事业、勤奋工作，有军事才能的军官。这些军官遍布世界各地，他密切注视着初露头角的人的责任和前途。
作为一个高层军事领导人，马歇尔既特殊又普通，他的确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事首脑。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不仅是因为他个人有进取的决心，而且因为他希望把自己的见识与同事和部下交流，而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10. 苦海无边
1944年6月5日，马歇尔盼望已久的、尽快打垮纳粹德国的“霸王行动”终于开始了。由于计划周密和准备充分，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了成功，盟军蜂拥登上诺曼底海岸，在瑟堡半岛至古老的教堂城市卡昂一线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进展很顺利，但对马歇尔来说，战争正进入了最复杂的阶段。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军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
战争期间，国会拨给陆军部1亿美元，由参谋长支配而不必向众议院报细账。实际上，这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一笔款项——当时属于高度机密，但没有人要求马歇尔不得把这些钱挪作他用。汤姆·汉迪说：“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把其中的100万美元用在跟原子弹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了。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美军误炸了一个法国村子，死了人，损失很重。‘你去向他们道歉，’马歇尔对我说，‘给他们100万美元。’后来，国务院把这100万美元补上了。但当时我们动用这笔款子时，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人们对马歇尔极其信任，这一点使总统很不高兴。”
汤姆·汉迪认为，由于马歇尔受到人们的崇敬胜过总统，所以罗斯福有时对参谋长有些妒忌。“把马歇尔说成一个生性随和的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汉迪说，“他会极其严厉。他的态度使年轻人望而生畏。他身边的一些女工作人员对他怕得要死。但他对英国人和国会的影响力特别大。我想罗斯福妒忌他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可告人或自私的动机。英国人知道他不为美国与英国争高低，而是力图用最佳的方法尽快打赢战争。美国国会知道，他心直口快，不耍政治手腕。”
艾森豪威尔认为，像他自己一样，马歇尔在国会和人民中间赢得信任，是因为他坚决不参与任何政治决策。在欧洲战争的某个阶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要实施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认为无此必要；艾森豪威尔希望攻占马赛，用作补给港口，丘吉尔却主张以兵力物力加强在意大利的盟军，向北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口向维也纳进军，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到达那里。艾森豪威尔告诉首相：“温斯顿，瞧，我完全知道您是在为政治目的而打仗。如果您能通过马歇尔参谋长下达命令，那我就可以照办。但我只能从军事角度谈论和考虑问题。我接到的指示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打败德军。我绝不放弃这一目的……”
在政治方面，马歇尔一向慎重从事，尽量避免卷入政治。他认为，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他在履行参谋长职责期间受到惟一的政治冲击，是政治对军事作战后果的影响。如今，在欧洲打败纳粹的攻势正在顺利发展，这不仅是由于美、英两国军事上的努力，而且也是苏联红军的辉煌成就。然而，一旦欧洲战争取得胜利，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苏联人届时即可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被征服，胜利已经到手。但是，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法西斯还没有被打败。他们必须乘势挥师向东，为在日本本岛打败日军之前把他们从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和中国清除尽净，还要进行浴血苦战和付出流血牺牲。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人没有任何义务参与对日作战，因为他们同日本并不处于交战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前，说服苏联开赴远东，继续同美英联军一起（罗斯福称之为“肩并肩地”）对日作战，至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马歇尔对盟友倒从未有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他虽然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丘吉尔对苏联人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执，但他对苏联人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在美、苏参战后不久，他曾派手下一位最能干的年轻军官约翰·迪恩少将前往莫斯科，领导美国驻苏联军事联络委员会，观察苏军的需求情况，并刺探苏联方面的计划和战略。他干得很出色。
1944年冬，对德作战看来已稳操胜券，雅尔塔会议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迪恩就莫斯科的政治动向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就目前形势、苏联的想法和态度，以及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难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迪恩以为，有必要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提出六点建议：
一、只有在苏联提出援助要求，而我们确信该项援助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继续援助苏联。
二、凡我方认为并非必需的援助要求，坚持让对方充分说明需要此项援助之理由。如对方不予说明，我们应予拒绝。
三、凡无益于打赢战争的各项援助，我方应坚持等价交换。
四、我方应先提出有益于双方合作的建议，然后待对方作出反应。
五、当我方提出合理建议后相当时间得不到对方答复时，即应依照我方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行事，并将行动通报对方。
六、我方应停止单方面谋求亲近苏联之行动，而应设法使对方主动近我。如对方采取友好态度，我方自应以诚相待。
迪恩还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番，问题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我国的利益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损失。但我确信，假如我们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并在今后同他们共事合作，我们必须采取较前更为强硬的立场。
马歇尔对这份报告极感兴趣，深为赞许，把它转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完全赞同迪恩的看法，催促参谋长立即抄送总统一份。当时正值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人们发现总统情绪异常，想法古怪，身体衰弱。马歇尔上次会见总统后，为总统对盟友态度上的变化感到忧虑。过去，罗斯福几乎每晚都要同丘吉尔在电话里谈一阵，如今，他不再打电话了，也不再把英国首相看作预言家了。他以略带讥讽的语调议论英国人，说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他们的帝国，意思是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为自由而战。
总统对迪恩的报告将作何反应？经过一番思考，马歇尔提交史汀生一份备忘录：在接到您建议把迪恩的信件送交总统过目的条子之前，我已经考虑过这样做，并打算等您读过信后一同商议此事。收到您的来条之后，我征求了汉迪和赫尔（中将）的意见，他们都建议不要把此信送呈总统，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总统对迪恩产生成见，也可能激怒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因为迪恩居然不经过他就把自己的看法直接上报总统。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也为总统不能读到此信感到遗憾，因为迪恩的意见句句在理，我对之完全同意。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史汀生部长后，同全家人一道去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过圣诞节。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迪恩的报告尤其使他坐卧不安。回到陆军部，他立即派专人持信前往莫斯科，询问迪恩是否把他的报告给大使看过，如将报告呈送总统，是否会使哈里曼大使感到不快。
迪恩接到信后第二天便复电参谋长：
大使看过12月2日写给你的信，他完全同意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并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同样适用于政治事务。我们都赞成把那封信送呈总统和国务院一阅。
马歇尔立即把那封信送交白宫，但从此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民主国家指挥战争真不是什么惬意事，”1945年春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这样叫苦说。他也许还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运筹全球战争的参谋长来说，越是临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军种之间、将军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政府和军队之间，四处都在争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马歇尔后来谈到，过去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棘手和最艰难的时期。有些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马歇尔夫人都担心那些难题会把参谋长压垮。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拒绝接受参谋长一职，理由之一是受不了“那副烂摊子。”
太平洋、中国、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要花费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正在组织对菲律宾群岛日军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不断专横地向参谋长要兵员，要物资。海军部一向讨厌麦克阿瑟，一心想阻拦麦克阿瑟的行动。马歇尔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状况之中，但又必须为解决矛盾而费力地协调。此时，已有800万美国官兵在世界各地服役，而国会确信战争已近结束，现有兵员足够了。为了赢得爱子心切的父母们的选票，议员们竭力反对征召17岁的青年入伍。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掉了由他任命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职。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而是他高傲自大，看不起人，总是说三道四。他把他的上司中国总统蒋介石称作“中国胆小鬼”、“东方伪君子。”史迪威同驻守东南亚的英国人也争吵不休。马歇尔必须为此而从中周旋，最终不得不把史迪威调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尽管魏德迈对蒋介石和英国人都无好感，他还是在过去几年中学会了一套外交手法。
此时，每个战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需要解决，许多分歧有待消除。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歇尔不想卷入其中，但总统竞选涉及到珍珠港事件，特别是关于密码机密问题。为了保守这一核心机密，马歇尔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并争取得到总统候选人的一致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马歇尔还要关心他的英国朋友、合作者约翰·迪尔陆军元帅的健康状况。那年，迪尔病倒了好几回，而且病情不断恶化。1944年11月2日，迪尔病逝于华盛顿。第二天，马歇尔发表了一份正式公告：
盟军今日之所以能兵临德国国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的远见卓识和他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
盟军制胜之最为至关重要的条件实为美、英两国军队的精诚合作，迪尔爵士对此做出了贡献，堪称无出其右。他的病逝不仅是英国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专心致志，超群绝伦，舍生忘死，把毕生奉献给了争取共同胜利的事业。
我谨以美国陆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向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军事政治家表示哀悼。在艰难岁月中，我们两国都曾得益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指导。我为自己失去一位亲密的朋友深感悲痛。
由于11月3日是大选日，迪尔病逝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马歇尔却因此心情沉重。马歇尔执意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迪尔对这场大战所做的贡献，设法将他的朋友安葬在阿林顿公墓，使迪尔成为葬在这座美国英烈祠中的第一个外国人。后来，马歇尔又募款在墓地建立了迪尔的骑马雕像。除悲痛之外，他还深切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随时了解英国军事战略情况的重要渠道。在未来充满微妙关系的岁月里，这一情况将使盟国间的协调和团结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
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在白宫南廊举行了简朴的就职仪式，第四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罗斯福就和他的随员乘“昆西”号巡洋舰去黑海参加盟国雅尔塔会议。他身体虚弱，不能乘坐飞机，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分乘两架飞机先行。马歇尔途中在马耳他岛停留，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会晤。
马歇尔飞到地中海中部马耳他岛，以阿兰·布鲁克为首的英国总参谋部成员在那里迎候。双方一致认为，在雅尔塔会议前，美、英两国应协调战略，特别是协调对日战略。遗憾的是，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主张首先解决德国的各种问题，并抱怨艾森豪威尔过于谨慎，在“进逼莱茵河”的作战中行动不够迅速。他们坚持认为，对德作战的指挥权现在应该交给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以加快向柏林突进，赶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
开始时，马歇尔还能静静地听着，但当阿兰·布鲁克再一次提到布莱德雷和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影响，几个美国将军串通起来反对英国人时，马歇尔火了。他反驳说：“好，布鲁克，你倒不像美军参谋长们那样担心丘吉尔先生直接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和影响。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从未接见过艾森豪威尔，也从未给他写信，因为他是盟军司令。但是我们对首相施加的压力却极为关切。我认为你们的担心毫无根据。”
他后来说，那是“一次很糟糕的会议。”英国人一个劲儿地要按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办法进行对德战役，把巴顿和布莱德雷现有的物资、汽油统统调走，拨给北线蒙蒂指挥的英、美联军，但马歇尔同样寸步不让。他执意不给艾森豪威尔下达任何命令，坚持认为战地指挥官有权自行决定，而且他完全信任盟军最高司令的决断。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先后到达马耳他。当天晚上，总统、首相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昆西”号巡洋舰的餐室里聚会。马歇尔和金已经共同拟好了他们认为对英、美两国都有约束力的“马—金协议书”，规定双方共同参加对纳粹和日本联合作战的要求。协议书没有迁就英国人的意见，无论战术和战略方针均不改变，对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巴顿，将视军事局势的需要，一视同仁地继续给予支援，不让蒙蒂单方面突进柏林。
大家注意到，丘吉尔精力充沛，而罗斯福则对会议的进程很少表态和施加影响。不过，总统已经向马歇尔和首相俩人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马—金协议书”，尤其是对德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参谋长们只好同意，别无他法。
美、英两国代表继续动身前往雅尔塔，去参加同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11. 美苏政治交易
詹姆斯·鲍德尔中士随马歇尔将军去过马赛、马耳他、雅尔塔，无论将军到哪里，鲍德尔无不在鞍前马后。在马歇尔的随从中，只有鲍德尔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歇尔当初选中鲍德尔，是因为他曾当过潘兴将军的勤务兵兼司机，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并颇有军人风度。鲍德尔身高6英尺多，体壮如牛，大脑袋上总是斜扣一顶宽檐战斗帽，透着几分俏皮。
自然，经常有人向马歇尔建议，他的副官应该是个军官，但马歇尔觉得自己外出视察时由一位军士陪同更方便些。他说：“我可不想听凭什么人的摆布。”
当马歇尔当上参谋长后，又有人对他说，他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军官；既然他那么喜欢鲍德尔，何不提拔他呢？问题在于鲍德尔本人不想当军官，先后四次谢绝了将军的美意。最后，马歇尔只好求助于妻子凯瑟琳了。一天，凯瑟琳坐在鲍德尔驾驶的汽车上，问道：“中士，你为什么不想当军官呢？是不是嫌上尉军衔太低？那么当少校怎么样？”
鲍德尔断然地摇头说：“不，夫人，我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念过多少书才不愿当军官的，我连中学都没上过。12岁那年，我就离开家了。”
“好吧，”凯瑟琳说，“既然你不愿当军官，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你。不过，我认为当军官要好得多。”
授衔委员会的马林·克雷格将军听到这件事后，怒气冲冲地来找鲍德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大声吼道，“你他妈的那么了不起，连当个军官都委屈你了。”
“不，将军，”鲍德尔说，“我可不是那么想的，我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配当军官。”
“怎么不配？”克雷格厉声说，“眼下有的卖鞋的都当了上校啦。”
马歇尔也拿定主意不放鲍德尔走。既然他不愿当军官，就随他便好了。马歇尔决不肯拿他去换任何一个军官，欧洲战争达到高潮时，鲍德尔已是集贴身随从、司机、心腹和顾问于一身了。他负责马歇尔的制服、行李、机密文件，以及安排将军出差期间的约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鲍德尔是随叫随到。
鲍德尔总是给马歇尔将军准备好一副眼镜，以备将军审阅文件时用。眼镜是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一买就是一打，经常随身带着一副备用。只要参谋长说一声“鲍德尔，我没有眼镜了”，他便应声答道：“我这准备着一副呢。”随手就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
凯瑟琳和鲍德尔最担心的是，马歇尔的工作过于繁重，一些难题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我们外出的时候，我就得帮他催眠了，”鲍德尔后来说，“我总带着一个按摩震颤器。他总是躺在床上看书，以便催眠入睡，我们通常带着一箱子陆军出版发行的那种平装书。他有时会说：‘军士，我睡不着，’我就说：‘将军，别着急！’说完，我就走进他的卧室，在使用震颤器之前，我先用手替他按摩，从脖子开始按摩，然后是腰部，最后是双腿。等我按摩到腿时，他一般就睡着了。我关了灯，再轻轻地用震颤器按摩一会儿，这将使他全身得到完全放松。但是，两三个小时后我夜里醒来，总是看到他卧室的灯亮着，他又在看书了。”
其他人若是把鲍德尔中士当做普通士兵对待，肯定会惹参谋长生气。在马赛，分配住房的军官没有把鲍德尔安排住在将军隔壁，而是打发他和其他勤务兵去住顶楼。马歇尔发现后，把那位军官叫来，语气平和地告诉他，鲍德尔和别人不一样。说完，马歇尔就等在那里，直到那位军官亲自把鲍德尔中士的行李从顶楼上搬下来，安排他住进将军隔壁的房间，把已住在那里的一位上校请了出去。马歇尔对鲍德尔说：“小伙子，我找了你整整一下午，快进来吧。”
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已先一步抵达，鲍德尔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距雅尔塔180里的索契。鲍德尔携带着马歇尔、阿诺德和布尔三位将军的行李及所有机密文件，他必须迅速赶到会址。中士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搭车按时赶到雅尔塔。只见马歇尔将军踱来踱去，正在等他，心情不佳。马歇尔被安排和金海军上将同住一单元，因此感到不快。他们住在沙皇皇后的行宫里，房间虽然宽敞豪华，但昔日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连床都是苏联军用品。
“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鲍德尔回忆说，“金海军上将的那个房间似乎是皇后的卧室，将军们就拿这个互相打趣。”
鲍德尔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实际上是一间储藏室，里面有一些抽屉，放两位将军的制服。他可以听到两位将军在各自的房间里提高嗓门聊天。金称马歇尔“乔治，”这使马歇尔感到惊奇，而参谋长也报以同样亲热的称呼。
“嗨，乔治”，头天晚上鲍德尔听到金大声说，“要是拉斯浦丁（俄国宫廷修士，深受沙皇二世和皇后宠幸，后被刺身亡）一下子从那扇窗户钻进来，你他妈的怎么办？”
“见鬼，欧尼，”马歇尔答道，“那我就喊鲍德尔。”
鲍德尔叫道，“要是拉斯浦丁从那扇窗户钻进来，我就从这扇门溜出去。”
皇后行宫里只有一套可供使用的抽水马桶。马歇尔和鲍德尔不无苦恼地发现，欧尼·金有蹲厕看书的毛病，哪怕马歇尔把厕所门敲得山响，摆出上司的权威命令他“让位”，他也闭门不出。再加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要用这个厕所，麦卡锡后来不得不制订了上厕所的时间表。苏联政府热情款待美国代表团，宴会接连不断，喝不完的伏特加和克里米亚香槟，吃不尽的鱼子酱、黑海大菱鲆、鲈鱼、河虾、鱿鱼、小龙虾。然而，苏联的这套抽水马桶装置却不足以应付如此丰盛的酒食。
对马歇尔来说，这些美味佳肴实在无法消受，他能喝一些伏特加，但不喜欢吃鱼，尤其讨厌河虾和其他贝壳类食物，一见这些东西就反胃。好在鲍德尔带来了许多巧克力，每天马歇尔赴晚宴回来之前，鲍德尔都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一些大块巧克力。“他在雅尔塔是靠吃‘赫尔希’牌巧克力过日子的，”鲍德尔后来说。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会议，或者说是一次密谋的和不光彩的分赃会议。从表现上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旨在美苏联合，促成“肩并肩地”对日作战。但其实质却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雅尔塔密约有关中国的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放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实际上，这是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减少其对日作战的兵力损失。这使中国蒙受了不应有的莫大耻辱和重大损失。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样一种性质的会议，显然决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会上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德国投降指日可待，而英国人在盟国内分配德国领土的想法却落了空。他们在马耳他输掉了，最终同意把这方面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苏联人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似乎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事，比如占领柏林，都会敬而远之。他们不信任的只是英国的决策人物。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寻求苏联对日宣战，他们很清楚，为此必须付出报酬。什么报酬呢？总统没有找马歇尔商量。马歇尔后来说：
“我没有和总统谈起向苏联人作出让步以便使他们对日宣战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给斯大林时间，他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态度会很明确。他和我讨论过把苏联军队开过西伯利亚同我们协同作战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
马歇尔非常明白苏联是要索取报酬的。金海军上将也赞成和苏联共同进攻日军，但认为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不能考虑。“海军方面认为，”金后来说道，“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日本本土之外打败它。我们认为，通过封锁和轰炸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假如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向日军开战，则能加速这一进程。”
当时，谁也不指望原子弹会起作用，连马歇尔将军也不例外。在雅尔塔，或许只有他对原子弹略有所知。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成功，人们甚至不敢肯定这种特殊炸弹是否真能爆炸。此时，美国航空队的首脑们正在草拟轰炸日本的计划。航空队副司令瑟尔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介绍了情况，说已有五个对日作战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瑟尔斯说，陆军主张直捣日本列岛，拿下东京；航空队打算把日本主要城市全部夷为平地，迫使日本投降；海军认为对日本实行封锁便可取胜；国务院则确信，劝说苏联对日作战是惟一的速胜之道；科学家们预言“曼哈顿计划”可行，原子弹试验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主张对日本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特种炸弹。
“我看过这个炸弹方案，”瑟尔斯说，“我们肯定它行不通。抓紧研究一下五个方案，然后拿出一个航空队可以支持、陆海军和国务院也会赞同的方案，至于科学家们是否反对，就不必管了。”
无论这个计划小组最终拿出什么方案，对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圈外的英、美军队首脑们眼巴巴地看着政治家们准备为苏联参与远东作战付出报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
“斯大林可能提出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报酬问题，他们会要千岛群岛（位于北海道以北的日本岛屿）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库页岛）。”
罗斯福总统甘愿付出报酬。此时，他病势已重，顶不住任何压力，但事实上苏联人根本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只有同苏联联手，才能打败日本，所以对预付报酬很痛快，况且报酬是敌国领土。丘吉尔对苏联盟友的态度，却没有罗斯福那么热情，即使他对苏联人心怀疑虑，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看出美国人愿意同苏联合作，甚至愿意在战后同苏联共同主宰世界。在马耳他，英、美双方不愉快的争吵也使丘吉尔感到英国这样的小弟兄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雅尔塔是准备作出让步的，”丘吉尔日后不无伤感地回顾当时的情形，然后又说：“但5个星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变化是指罗斯福病逝和原子弹问世。
1945年4月12日晚，马歇尔将军和凯瑟琳正在迈尔堡住所的门廊休息，麦卡锡上校开车赶来了。他刚刚得到从佐治亚州温泉城传来的消息。
“总统去世了。”他说。
马歇尔刚刚在陆军部忙了一整天，心情很振奋，因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传来捷报，但他立即乘车赶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夫人请他照料丧葬事宜，于是，马歇尔又像从前为哈丁总统和迪尔爵士操办丧礼那样，全力以赴地筹办这一位伟人的葬礼。一列专列和2000名士兵被调往温泉城；灵车北行的沿途组织了仪仗队；军队排列在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两旁……
第二天，运送灵柩的专列出发了。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以及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去参加新兼总司令哈里·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还在杜鲁门当参议员时，马歇尔就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参议院担任战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知道他是个精明敏锐、生气勃勃的政客。此时，这位由副总统晋升总统的杜鲁门先生，对一些重要的战争机密了解不多。比如，仅在一小时前，杜鲁门才从史汀生那里得知美国正研制并计划使用一种原子弹。直到此时，他对已故总统在雅尔塔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性质还不甚了解。
根据史汀生的提议，两个主要军种的负责人向杜鲁门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战局情况。同以往一样，马歇尔认真负责地为总统介绍情况。他讲话逻辑清楚、说服力强，能打动人。新任总统对马歇尔如此细心介绍情况很是感激，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史汀生的印象是，杜鲁门发现从马歇尔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力帮助。听完介绍后，杜鲁门对几位下属表示谢意，说他打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希望他们像为前总统尽力那样协助他工作。
会后，马歇尔忙于罗斯福的丧事。罗斯福总统安葬在海德公园，一切都进展顺利。
“罗斯福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满是感谢之辞的信。”鲍德尔说，“将军把原信交给了我。”
马歇尔飞回华盛顿，发现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着，事关盟国攻占柏林问题。罗斯福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写给罗斯福一封紧急信函，抱怨英美企图同意大利境内的纳粹军队单独讲和，还指责总统的顾问们背着上司行事。于是，罗斯福便问马歇尔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信中的暗示使马歇尔很气愤，他坚持给莫斯科一个强硬的回答。他说：“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猜忌、怀疑会损害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生命财产代价的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 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国军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亲爱的将军：
您肯定已看到我国政府今天递交贵国外交部的信件了。我想直接提请您注意，我对法国第1军在意大利西北部库内奥省所采取的行动深感关切和忧虑。在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1军无视命令，拒不服从以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元帅为首的盟军军事政府就占领和调配作出的安排。不肯撤出该省，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信中摘录了法国将军发给美军指挥官的两封电报的部分内容，然后写道：这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国政府意欲对抗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留驻意大利境内，从而直接违背了避免以军事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原则。我是信奉这一原则的。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它代表了所有同盟国政府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最良好意愿。
上述两封电报中还包含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法国士兵将手持美国武器，同刚刚为解放法国而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美国和同盟军队作战。
实际上，这一行动竟是在旨在解放法国而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周年之际采取的。美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但我敢断言，假如他们得知您手下的军官们（想来是得到您亲自批准）威胁要采取某种性质的行动，定会极感震惊。在我把此种事态告知美国人民之前，恳请您三思，将贵军撤出那一地区。我恭候贵国政府作出有理有节、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样做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法国的威信，同时还能使法国人民直接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