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治的市长撒缪尔·鲍威尔。伏尔泰为两位贵客准备了欢迎晚宴，并邀请法国和瑞士一些名人作陪。老年的伏尔泰仍然十分机智、风趣。当宴会正在进行时，一只小狗来到了餐厅，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伏尔泰突然问鲍威尔：“你认为这个小狗怎样，它有灵魂吗？英格兰人现在对灵魂怎么看？”鲍威尔不清楚这位尖刻哲人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作答，他以外交辞令搪塞道，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伏尔泰不想这样收场，他开始赞扬博林布洛克勋爵的作品。鲍威尔以自己没有读过博林布洛克的书为借口，再次岔开了话题。伏尔泰仍然不停地谈论着英国人，他还说了一段使两位英国客人及后来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话：“如果我能死而复活，或者说能够第二次来到地球上，我祈求上帝让我降生在英格兰那块自由的土地上。我所景慕的有四件东西，它们都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即自由、财产所有权、牛顿和洛克。①”摩尔根还谈起了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很敬仰这位美国人，赞扬他是电的发现者和改进者，是功绩卓著的天才和伟大的、天生的哲学家。在起身送客时，伏尔泰当着他们的随从的面劝诫他们，应该仇恨虚伪，仇恨弥撒，仇恨僧侣。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5页。
狄德罗的好友、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1765年也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他是英国政治激进派的代表，对伏尔泰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伏尔泰在劝说人们实现普遍宽容、人道和仁爱上所做的工作，比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贡献还多。他在卡拉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圣人的整个一生还值得称赞。
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大概是真正把伏尔泰看成旅馆老板的那种人。1764年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伏尔泰家作客，饭后，他极力讨好德尼夫人，夸奖她的果酱饼做得特别好吃，然后请求她向伏尔泰说情，希望能留他住在费尔内。他称伏尔泰是杰出的房东。他对主人给自己安排的住宿不满，伏尔泰尽管对他的讨好卖乖、生活挑剔感到不快，但还是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鲍斯威尔常常不知疲倦地听伏尔泰讲英语，背诵德莱登的诗，无事可干时，就一头钻进伏尔泰的图书室。这里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书，如宣传冉森主义的书《基督教的回忆》，伏尔泰重新装订后将其改名为《教会的愚蠢》，还有一本包括英国作品在内的剧作集《野蛮的悲剧》。鲍斯威尔在费尔内聆听哲人的教诲，观察一代大师的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化巨人的丰富藏书，在这里，他免费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良好的教育。
许多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伏尔泰的家中生活着一位特殊的成员，这就是安多万·亚当神甫。他以前是耶稣会教士，耶稣会被法国驱逐后，伏尔泰收留了他。亚当神甫是一位性格温厚的老人，他穷困潦倒，但擅长下国际象棋，伏尔泰喜欢他的性格，常常与其切磋棋艺，也乐意利用他的好脾气，拿他开心。例如，他对客人讲，这个神甫姓亚当，但很可惜，他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因而不能同夏娃共尝禁果。伏尔泰对耶稣会教士是很不客气的。有次，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两位耶稣会士，他询问了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强迫他们发誓做普通公民，如果会长或教皇的命令与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服从国王。伏尔泰也同样询问过亚当神甫，亚当神甫是被迫作了肯定的表白之后，他才收容的。他一开始就向这位神甫表明，如果敢于和一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强烈痛恨宗教狂热的人一起生活，那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神甫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给伏尔泰带来麻烦，但却在生活上使得他很难堪。亚当神甫爱上了厨房女仆，有一天，他冷不防跪到女仆面前向她求爱，女仆大为感动。伏尔泰碰巧看到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不过，他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吃晚饭时，伏尔泰把他白天看到的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编故事般地告诉了新来的一些客人。他说：“今天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亚当神甫冷不防地被人看到，……对，冷不防地被人看到他跪下……为我向上帝祈祷。①”正恨不得地面有个洞快钻进去的亚当神甫，听到伏尔泰最后讥诮的嘲弄才慢慢松了一口气。从此，他再也不敢给主人留下任何口实。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德利斯和费尔内成了欧洲进步思想的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纷纷慕名拜访和登门求援者不计其数。据伏尔泰自己讲，他接待过的英国客人就远远超过200人。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2页。
5. 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专制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则高达6000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1762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88页。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年6月19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很快从低落、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又不屈不挠地站到了反对败类、宣传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他年事愈高，消灭败类的决心愈坚定。1763年，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追述了从丰特诺瓦以来，理性在法国取得的节节胜利，赞扬了英国对法国的影响。法兰西民族不仅从海峡彼岸学到了科学真理，吸收了经济学原理和工商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他们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法国的现状虽然还不尽人意，还存在着狂热、褊狭和不公正，但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为数众多的自由思想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由于年龄逐渐增高，精力不济，伏尔泰担心自己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将不断减弱，便积极敦促他的志向道合的年轻朋友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责达兰贝尔没有采取公开的立场反对败类，而仅仅只是默默地对它表示轻蔑，作为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伏尔泰对才华出众、敢作敢为的年轻哲学家爱尔维修比较赏识。爱尔维修与达兰贝尔不同，在反对败类的斗争中非常积极热情，没有瞻前顾后的犹疑和胆怯，在出版宣传自由思想的《论精神》一书时，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由于对达兰贝尔的不满，伏尔泰曾一度选择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而且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这个宣传运动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必须使所有的宣传品简单明了，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他希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要通俗一些，要尽可能地影响到普通百姓。1766年，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写道，少数人满意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衡量启蒙运动的成效时，算数的不是群众而是文人和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他甚至还提出，启蒙运动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不希望把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劳动者。需要启蒙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头脑简单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对普通劳动者还不是十分信任。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伏尔泰在致力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60年代以来，日内瓦政治生活被日益严重的对立空气所笼罩。日内瓦政府代表资产阶级，25人议会和200人议会则倾向维护贵族的特权，大量没有政治权利的下层人民也意见不统一，有的人呼吁实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则主张维持现状。对立的双方互相攻击，毫不妥协，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谋远虑的伏尔泰，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调停者身份从中斡旋，但是，他实际上暗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支持手工艺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他的费尔内别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会的场所，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倡导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日内瓦许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这里酝酿出笼的。伏尔泰幕前幕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不安，他们不得不严正警告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敦请他要自珍自爱，不要涉足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事务。
日内瓦的政治斗争，给伏尔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有四十金币的人》之外，1765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伏尔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他把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正义而为人们指出的那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犯人的权利。作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不仅在理论上，从自然法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上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不倦地为捍卫人的自由，同反动的专制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愤怒谴责奴隶制，指责法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奴隶制的残余。他认为自由首先就是要争取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攻击日内瓦当局下令焚烧卢梭的著作，强调一两本书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或一个重要事件的进程。他举例说荷兰曾出版了五六千本反对路易十四的小册子，但是没有一本导致路易十四在战场上失利。失利有其他原因，它是由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费尔内时期，伏尔泰越来越感觉到教会的剥削、不平等税制的掠夺、富人的挥霍都是与人性相悖的不公平形式。他严厉谴责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认为世袭的特权者是人民的额外负担，应该予以消灭，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特权和门第。他热烈地主张社会的平等，政治体制的平等。他坚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过由于人类财富的匮乏，还不可能马上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但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6. 袖珍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
编写这部辞典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以偿。到费尔内定居后，生活安定，无牵无挂了，伏尔泰有了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一夙愿。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概述了伏尔泰本人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要求。这部《袖珍辞典》继承培尔《历史和批判辞典》的传统，借鉴《百科全书》的形式，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伏尔泰花了整整10年功夫才将它编纂完成。
在“哲学家”辞条，伏尔泰用古希腊人对这个辞的解释认为哲学家就是爱智慧，即爱真理的人。古代哲学家都对人类作出了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真理的教训。他认为“哲学家不是狂热者，他们没有把自已抬高为先知，没有把自己表现为受到神的启迪①”。古代的琐罗亚斯德、赫米斯等人自称是神的儿子，甚至把谬误当作真理，装模作样地来教训别人。伏尔泰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哲学家的称号，至多是谨慎的说谎者而已。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哲学家的，伏尔泰只提到中国的孔夫子，“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因而不必屈尊去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①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哲学家”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4页。
在“物质”辞条，伏尔泰是用对话体的形式表述“物质”的不可知的：
着魔的人：什么是精神？
哲学家：我不知道。
着魔的人：什么是物质？
哲学家：我不知道。我相信它具有广度，硬度，不可入性、重力，可分性，运动性。上帝可以给它一千种我们不知道的性质。
……
哲学家：上帝的力量超出我们的理解力。
着魔的人：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你像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样讲话。②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物质”、“观念”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6页。
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自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这虽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观念通过感觉而来。伏尔泰承认观念来源于物质，但是还不能了解认识的机制。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8页。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自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②”。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褊狭或不宽容”。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9页。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没有约束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法律只惩罚公共罪恶，无法约束私人的罪恶，必须有一个行使奖惩的上帝，在现世或未来处罚那些逃脱人类正义审判的那些人。这个上帝，就是他所宣扬的自然神论中的“钟表匠”，即秩序和爱之神。
《哲学辞典》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他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
《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它完全可以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因而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它在启蒙运动中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7. 被“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征服
伏尔泰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老友、盲女人德芳曾经写信告诉他，有一次她在沙龙里向朋友们问起，谁是这个世纪第一位的人，大家毫不犹豫地一致回答说：“伏尔泰。”他们绞尽脑汁也提不出第二位是谁。这使伏尔泰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北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皇也在崇拜他，吹捧他，甚至还在将他的一些理想付诸实现，这就是被伏尔泰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50年代初期，当俄国皇位还在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手中的时候，刚刚嫁到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就野心勃勃，时刻觊觎着俄国的大权。她原来是普鲁士一个小邦的公主，她知道，要成为俄罗斯未来的主人，必须首先使自己俄罗斯化，要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女人。她毅然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俄国东正教，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熟悉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她很快便以聪明好学、忠诚爱国的形象获得了俄国贵族和普通百姓的信赖。她开始设计她有朝一日君临天下时的宏伟蓝图。这位深谋远虑的年轻女人认为，如果她想在俄罗斯建立像彼得大帝一样的功业，就必须使自己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向西方学习，缩小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与其他欧洲列强平起平坐。
在继续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的同时，叶卡特琳娜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她对《论法的精神》极为推崇，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圣礼书，并夸张地说它应该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她认为自己像孟德斯鸠一样，有一个共和主义的灵魂，但她不知道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意味着现存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她赞同孟德斯鸠对专制制度的那些警告，喜欢自由主义，因而她嘴上经常挂着一些孟德斯鸠的名言，这引起了很多欧洲君主的震惊和不安。
叶卡特琳娜感到，对专制制度的仇恨与她自己梦寐以求的专制君主的地位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伏尔泰主张理性统治世界和开明君主制，这为她提供了解决矛盾的办法。她如饥似渴地钻研伏尔泰的著作，努力吸收其一些著名的思想和主张。她把伏尔泰视为自己的老师，她的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她赞赏伏尔泰对宗教狂热和褊狭的攻击、对当时不良风俗习惯的冷嘲热讽以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和宽容精神。
1761年底，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叶卡特琳娜的丈夫彼得三世继位。彼得三世是一位愚蠢透顶、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他崇拜普鲁士军队，迷恋于傀儡兵阵争斗游戏。他上台后一系列缺少理智的行为，引起了贵族和中下级军官的不满。叶卡特琳娜和彼得三世一直是貌合神离，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感情，她当时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嫁给弱不禁风、无德无能的彼得大公，正是日后想利用他作为命运的跳板。苦苦期待了许多年，现在她终于有了取而代之，登上皇位宝座的机会。叶卡特琳娜巧妙利用贵族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于1762年6月28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彼得三世，终于戴上了她朝思暮想的皇冠。随后，她又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消灭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俄罗斯历史上继彼得大帝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762年8月4日，叶卡特琳娜为了替自己杀夫夺权的行为进行辩解，争取启蒙思想家的同情和支持，指使日内瓦人皮埃尔·皮克戴给伏尔泰寄去一份关于彼得三世种种失误的报告，并告诉他，俄国人民已成功地摆脱了彼得三世的愚蠢统治，现在正在“曾统治过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女皇”领导之下。叶卡特琳娜还做出姿态支持启蒙思想运动。她对卡拉案件十分关心，甚至还积极从舆论上支持伏尔泰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争取平反昭雪的活动。
叶卡特琳娜登基三个月之后，委派舒瓦洛夫向达兰贝尔提议，请他承担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的教育工作，达兰贝尔不愿意接受这一荣誉。她又通过伏尔泰向狄德罗提出，由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请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狄德罗也表示拒绝。后来，俄国驻法大使从格里姆处了解到狄德罗多次想变卖自己的藏书，以便给自己心爱的女儿昂热丽克置办嫁妆。这批藏书近3000册，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它们是狄德罗早年用出版商的经费为编《百科全书》而购置的参考资料。尽管狄德罗非常不愿意变卖，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他的出让价为1.5万利弗尔。俄国大使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叶卡特琳娜作了汇报。1765年3月16日，俄国皇家建筑学院院长贝兹基给格里姆写信，他说，女皇非常遗憾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样的境况，居然要为了父爱而牺牲自己的乐趣、自己著作的源泉、自己闲暇的伴侣。因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女皇陛下愿意以1.5万利弗尔之价购下这批图书。惟一条件是只要这位名作家还健在，他的这批善本书就不利开他的屋子。女皇认为：“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忍的。”①这样，狄德罗足不出户就成了女皇的图书管理员，他除得到女皇的购书款项外，每年还另外可领到1万利弗尔的薪俸。为了避免在支付中的拖欠，叶卡特琳娜提前50年付完了这笔钱。
①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叶卡特琳娜这一重要举措，获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好感，伏尔泰和达兰贝尔交口称赞女皇陛下的贤明和仁慈，并把这一行动解释成保护整个启蒙运动的象征。伏尔泰给她写信说：“受到阁下您恩惠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感激您为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卡拉一家慷慨的作为。欧洲每个文人都应该在您的支配之下。①”狄德罗更是感激涕零，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在巴黎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不是陛下的崇拜者。②”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99页。
②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第54页。
叶卡特琳娜掌管俄罗斯大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伏尔泰所倡导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一次，莫斯科的耶稣会士拒绝为一个法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下令把这些教士驱逐出城。事后，她给伏尔泰写信，夸耀自己的举动，慷慨激昂地痛斥一切可耻的偏见。她在回答对修建清真寺的指责时说：“世上最高尚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语言和宗教。所以，她根据同样的原则，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是相亲相爱、和平共处。”③当然，她的开明程度毕竟有限，她也做过许多违反宽容原则的事，残酷迫害过东正教的分裂派。
③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叶卡特琳娜从加强君主专制国家出发，表示愿意实行“开明专制”，试图在欧洲造成她“贤哲”君主的假相，她宣称，要把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圣哲的主张作为她对内政策的箴言。1765年，她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表示，要依照自由思想家的原则，修改俄国法律，颁布一个《敕令》。叶卡特琳娜根据伏尔泰关于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主张和有关改革法律思想，拼凑了一个敕令草案。1767年，这个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正式发表，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由贵族和城市富商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议订新法典。女皇在《敕令》中指示“要有一个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还提到平等和自由，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反对严刑逼供，谴责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死刑。《敕令》证明专制制度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拥护贵族特权，对第三等级态度暧昧，对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敕令》尽管照顾到俄国保守派的利益，但它是以女皇个人意志代替俄国立法代表们的集体意志，因而没有得到俄国贵族的支持。
叶卡特琳娜颁布《敕令》，成立立法委员会，重新制定法典的举动，得到了伏尔泰的肯定和赞赏。1769年2月26日，伏尔泰在给女皇的信中，对敕令草案大加赞美，称其是“真诚的、精确的、公正的、严格和仁慈的”。他认为像叶卡特琳娜这样的立法者，应该得到整个欧洲的拥护和支持。1768年1月23日，伏尔泰给达让塔尔写信，请求他出面支持叶卡特琳娜：“我们必须在巴黎重建她的声誉……我乞求您为叶卡特琳娜多讲好话。”①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伏尔泰清楚地看到，叶卡特琳娜在俄国的处境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处境，面对强大的贵族集团的挑战，她力图巩固和加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君主政权，女皇的《敕令》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与伏尔泰本人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伏尔泰感到终于有一位君王来实现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了。他开始全力支持叶卡特琳娜的主张，称赞她的内外政策。1771年6月，在给女皇的信中，他肉麻地吹捧《敕令》是“这个世纪最美的纪念碑”。当叶卡特琳娜发动与土耳其的战争时，他热情赞美她的功绩；当叶卡特琳娜准备入侵波兰时，他又极力为其辩解，他说，她并不想要一寸外国的土地，她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哲人精神的，她不仅自己宽容，而且也要她的邻居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