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底，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表示对她的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由于自己没有把《幼蛇》的事情办好，给她带来了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这由不得我，但在您面前我深感有错。”在信的结尾写道：
“对于您的才华，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经常想着您。我对您抱有真诚、深切的同情。”
1889年，柴可夫斯基创作舞剧《睡美人》。他潜心工作，非常疲劳，很难有时间写信，但他还是按照常规，尽量回复朋友们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少不了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逐渐明白，柴可夫斯基没有时间回复她的每次都写得很长很长的信。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柴可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柴可夫斯基照例给她写信，只是不那么长。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真的生气了：“……读了您的信我简直吓了一跳！您现在还认为我变了！！！让我怎样回答您呢？如果我没记错，您这已是多次说我对您变了心。我知道，我的信的确写得越来越少，这可能会使您产生这种想法。但让我吃惊的是，您一直这样怪罪我，说我轻浮易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善变的人。我对您还像三年前一样。我的信是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好心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如果您处在我的情况……”
柴可夫斯基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国外的旅行演出，国内的音乐会、排练，音乐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写得更少了。每封信柴可夫斯基都要为写得太短而向她道歉：“工作、责任，人们需要我，只要我活着，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您的情况如何？请您别生我的气……”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明白这些，但她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支撑。她看到柴可夫斯基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现在他已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到处需要他，大家都需要他。尽管他善良的本性没有变，他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
柴可夫斯基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之间稀少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告诉她，见到了什帕任斯基，他邀请柴可夫斯基到他家去。柴可夫斯基没有去，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情可谈。至于关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他们之间似乎早有默契，彼此都不提及。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家里也发生了风波。祖母和孩子们不和，女儿爱上了个青年人。那青年人的父母不准他去什帕任斯基家，觉得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对他不适合……许多的麻烦和不幸仍然缠着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她自己没有办法，柴可夫斯基也无法为她想出好主意。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最后一封信是1891年10月1日寄自梅达诺沃的。信中讲到关于他的音乐会，讲了关于《黑桃皇后》在莫斯科的演出，还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到南方去，到克里米亚找个地方休养。
通信到此中断了。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一共保存下来82封。这个数字仅次于他给梅克夫人写信的数量（760封）。在女性中，除了梅克夫人以外，收到柴可夫斯基的信最多的人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6. 享誉全球
1886年莫斯科大剧院决定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女靴》。乐队指挥伊·克·阿尔塔尼患病已有数月。为了保证剧院能按时上演该剧，柴可夫斯基决定亲自担任指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女靴》未能在1885—1886年这个戏剧节上演，而是拖到了下一个戏剧节，即1887年1月才正式上演。此时指挥阿尔塔尼身体已经康复。戏剧管理处的几位负责人，阿尔塔尼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许多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极力支持和鼓励作曲家本人亲自主持《女靴》的排练并在公演的第一天登台指挥。这对柴可夫斯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柴可夫斯基是从来不肯碰指挥棒的，一段令他难堪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做客时，结识了两个很感兴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作曲家伯拉姆斯。他身材不高，很健壮，外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漂亮的、几乎是老年人一般的头，令人想起那性格温和、仪表出众的俄国老年神甫的头”。他有一头长长的、稀疏的白发，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浓密的斑白胡须。伯拉姆斯很朴实，毫无傲慢气息，谈吐幽默，性格开朗。和他相处的几小时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很愉快的回忆。伯拉姆斯当时在德国很有声望，是能与贝多芬齐名的优秀音乐家。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并不很知名。柴可夫斯基认为在伯拉姆斯的音乐中“有某种干巴的、冷漠的、模糊含混的因素使俄罗斯人的心难以接受……听伯拉姆斯的音乐时，你会问自己：伯拉姆斯是深邃呢，还是故作深邃以掩盖其想象力极端贫乏，而这个问题从未能明确解决。听他的音乐时，怎么也不能对自己说，这种音乐贫薄，完全没有意思。他的风格始终是高尚的，他像我们全体现代音乐作者一样，从来不追求表面效果，不企图用什么新奇夺目的配器手法使人惊讶；你也从来见不到他有平庸和模仿之处，一切都很严肃、很高尚，甚至显得别致，但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主要的东西，没有美！”
尽管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伯拉姆斯的音乐，但对伯拉姆斯个人却是很敬重的，认为他是“一位忠实、坚毅、富有活力的音乐家”，而且知道“他是一位十分高尚的人，任何一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对他怀有爱重之情”。伯拉姆斯周围颇有一群信徒。柴可夫斯基正是在伯拉姆斯的圈子里和他接触的，包括布罗茨基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都是伯拉姆斯派。柴可夫斯基在他们中间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大家仍能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伯拉姆斯对柴可夫斯基很客气、友好。当然他自己能意识到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他的阵营中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进一步的互相接近。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他是个小个子的中年人，体质很弱，一头蓬松的淡蓝色卷发，胡须稀松，生有一双特别吸引人的蓝眼睛，闪烁着天真幼稚的迷人目光。爱德华·格里格一下子引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好感，他早就被格里格的音乐所征服。他说：
“格里格的音乐充满了动人的浪漫气息。挪威的大自然有壮伟之处也有清幽之处，它始终能触动北方人的心弦，而格里格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大自然的美。在格里格的音乐中有某种与我们相近的、立刻在我们心中得到热切呼应的东西。”柴可夫斯基尤其赞赏的是格里格音乐的朴实，觉得他的音乐亲近、易于了解，“写这音乐的人是一心愿意用音响来表露一个诗意盎然的人所怀具的丰富感觉和情绪”。格里格当时已在世界知名，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出，受到人们的喜爱。柴可夫斯基和格里格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1888年，柴可夫斯基曾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题献给格里格。
格里格的夫人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她的外貌有与格里格相似之处，也是小个子，体质弱，长得讨人喜欢。她是位优秀的歌手，同时又很博学，她熟悉俄罗斯文学。她善良、朴实、天真、宽厚，她和格里格是很好的一对。
布罗茨基还有一位客人，英国女作家史密斯小姐。她的作品一向以风格严谨著称。她在莱比锡已居住多年，也是伯拉姆斯的崇拜者。
柴可夫斯基与这一行人一起去参加格万豪斯音乐会。格万豪斯音乐会一向以卓越的第一流的交响乐队知名，以保守的古典流派著称。这种流派，除推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大师及同时代人以外，只称许门德尔松和舒曼。那里几乎从来不演瓦格纳、伯辽兹、李斯特的作品。后来逐渐有所改变，开始允许一些现代的作品上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能列入格万豪斯音乐会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很大的荣誉。
在格万豪斯音乐大厅，柴可夫斯基坐在供指挥专用的包厢里。在这里就座的还有莱比锡音乐界各方面的杰出人士。过来和柴可夫斯基打招呼的来宾络绎不绝，使他有点应接不暇。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伯拉姆斯新近创作的小提琴、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还有唱诗班无伴奏演唱的巴赫的一首赞美诗。格万豪斯大厅的音响设备是第一流的，所有的演出都获得极佳的效果。
几天以后，在这里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专场。柴可夫斯基指挥德国一流的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他对德国乐队感到非常满意。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到场的音乐家们都来向柴可夫斯基祝贺。音乐会结束后，格万豪斯乐园的指挥兼剧院经理莱因纳克为柴可夫斯基举行了晚宴，以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莱比锡的活动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来到汉堡。这里举行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汉堡爱乐协会主席狄奥多·阿维—拉尔曼特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给以热心的关注，非常欢迎他，对他抱有极大的好感，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来德国定居。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这位老音乐家。
1月底，柴可夫斯基返回柏林，在柏林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界的杰出人士都来参加他的演出排练。格里格和汉斯·封·布罗夫等人从莱比锡专程前来听他的排练。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有幻想序曲《罗米欧与朱丽叶》、《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管弦乐组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1812年序曲》。音乐会进行中，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柴可夫斯基在德国旅行演出期间，得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说，亚历山大三世批准赐予他3000卢布的终身年金。
结束在德国的演出后，柴可夫斯基应邀赴布拉格指挥音乐会。在布拉格车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用最高级别的宴会来招待他。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举行的两场音乐会盛况空前。他非常喜欢那些心地善良的热情的捷克人，同时他也很清楚，捷克人所表现的热情不仅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尊敬和热爱，而且也是为了表示对俄罗斯的敬意。
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登门访问了柴可夫斯基。两位作曲家谈得很投机。德沃夏克把自己的第二交响曲的总谱赠送给了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度过的快乐日子是柴可夫斯基永生难忘的。他乘着堆满鲜花的列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布拉格。
柴可夫斯基旅行演出的下一站是巴黎。
柴可夫斯基的到来，轰动了巴黎。巴黎人热情、真诚地欢迎他。2月21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在夏特莱剧院首场演出。这一天，天气和暖宜人，人们潮水般涌向剧院，大厅内座无虚席，在左包厢坐着的有格里格，在场的还有古诺。东道主著名指挥家科洛纳恭敬地将柴可夫斯基请上台。柴可夫斯基登上指挥台时，最初感到有点心慌，面色略显苍白。当他举起指挥棒，示意乐队开始演奏时，看到巴黎乐手们专注的神情，指挥家的神圣感立刻镇定了他刚才有点慌乱的神经。他已充满信心。他的指挥棒像在空中飞舞，《弦乐小夜曲》的柔美旋律迷住了在场的巴黎人的心。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演出，观众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乐队不得不把《弦乐小夜曲》中的华尔兹舞曲重奏了一遍。柴可夫斯基在夏特莱剧院指挥演出了两场音乐会，每场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的卓越演出向法国公众显示了俄罗斯高超的音乐艺术。
在法国经销柴可夫斯基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也举办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之后，柴可夫斯基举办了俄罗斯作曲家作品音乐会，指挥演奏了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谢洛夫、鲁宾斯坦、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格拉祖诺夫、里亚多夫、阿巴斯基等俄国音乐家的作品。这个举动是柴可夫斯基在动身来西欧以前与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里亚多夫、格拉祖诺夫预先策划好的。柴可夫斯基希望法国以及全世界都能了解和熟悉俄罗斯音乐的美，他愿意通过传播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方式为俄罗斯艺术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柴可夫斯基被淹没在巴黎的浪漫和热情里。在巴黎停留期间，他参加了不少的沙龙音乐会。在他的邀请人科洛纳举办的沙龙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有许多音乐界知名人士参加，如古诺、马思奈等。几乎每天都有人为欢迎柴可夫斯基设宴或举办音乐晚会。在巴黎的俄国使馆也为来自祖国的音乐使者举行了庆祝宴会。
离开巴黎后，柴可夫斯基来到伦敦。在伦敦皇家爱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中的《主题变奏曲》，听众热烈欢迎的程度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曾不得不谢幕三次。绅士风度又内向的英国人很少表现如此的狂热。伦敦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宴会。柴可夫斯基的作曲和指挥都受到伦敦评论界的一致推崇。
3月末，柴可夫斯基结束了旅欧演出载誉而归。回国以后他应阿尔托的要求写了六首浪漫曲，献给“无比的女歌唱家”（阿尔托只要求他写一首），乐曲是由法国诗人丘尔凯提·科尔林·布兰什克特的诗谱写而成。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真挚的情感。1890年初，阿尔托在巴黎的一次音乐会上曾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献给她的浪漫曲。
7. 《第五交响曲》
在柴可夫斯基出国旅行演出期间，他的男仆阿历克赛·索伏朗诺夫依照他的吩咐，已把他的家搬进克林郊外的伏罗洛夫斯克村密林深处的一个僻静的庄园。这里渺无人迹，环境幽雅，“弥漫着古旧的气息”。穿过密林是一望无际的俄罗斯中部平原。这里的环境在他看来，比瑞士、法国、意大利的一切美妙景色都更可爱。新迁的住房比在梅达诺沃的房子小。他非常喜欢这个住所。他用了许多时间在花园里栽种花草，经他精心修饰过的花园已显得生机勃勃。
在自己的家里，从事他最喜爱的工作——作曲，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从现在起要努力工作一番。我不仅要给别人证明，而且也要向自己证明，我还没到不行了的地步。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到了该停笔的时候了？我的想象力是否已经耗尽？创作源泉是否已经枯竭？如果我再活十年二十年，这一天终会到来的，我怎样才能知道这样的时刻何时临到我头上呢？……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我决定要写一部交响乐。开始写的时候，似乎很不容易，但现在灵感已经来了……”
柴可夫斯基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草稿。
19世纪80年代后期，正值生命辉煌的柴可夫斯基已是享誉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音乐家，但他在内心深处却仍然经历着深刻的矛盾冲突。国内政治生活的阴暗使他感到苦闷。他曾希望沙皇政府实行改良政策，他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抱有幻想，但是他失望了。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人生的真谛而不可得，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命在流逝，逐渐走向终点，而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我在驱赶厄运，如果它出现，我就回避，我是这样生活的吗？我这样做对吗？”实际上，他既无法驱赶，也无法回避。而他对人生光明美好的渴望永未泯灭，对俄国的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作曲家在构思这部交响曲的过程中，曾写下了第一乐章的纲要：
序奏。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或者对不可预测的上帝安排的绝对服从。
快板1）幽怨、怀疑，对××的谴责。2）是否投入信仰的怀抱？
在第二乐章的草稿上写着：
不，没有希望。
显然，《第五交响曲》像《第四交响曲》一样，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他所描述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他要表达的是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他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的哀痛、欢乐和难解的困惑。
《第五交响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命运”主题的贯串始终。“命运”是个纠缠不休的念头，一种抑郁的自我意识，它起着全曲的主导作用。如俄国一位音乐评论家伊·格列包夫所说：“在第五交响曲中，可以感到一种经常的愿望和追求。它是永不休止的，激动不安的。不过，它又是受束缚的，不自由的……敌人不是‘命运’，敌人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在自身之中，在自己的‘我’里逐渐削减人的生活意志。”
《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时的“命运主题”，凄凉、哀伤，表现了一个人阴郁、压抑的心境和对人生的悲哀思考。这个乐章中的第二主题则是充满了对生的渴望的抒情音调。作曲家是在暮春时节在伏罗洛夫斯克村创作这部交响曲的。雪融了，美丽如画的乡野，林木青翠的小丘，明亮的月夜，盛开的铃兰……作曲家把大自然美景所焕发的充满诗意的抒情表现在乐曲之中。
第二乐章是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杰作之一。它从多方面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圣歌曲调的第一主题表现了主人公的冥想深思，然后出现激动人心的明朗抒情的第二主题，让人感受到俄罗斯大自然的气息。柴可夫斯基曾说过，他并不信宗教教义，但却崇尚宗教的神圣和虔诚。他认为大自然和神是融为一体的。乐曲的开始被阴暗的影子笼罩着，然后出现了温暖、明朗的抒情主题。它和第一乐章的那个悲剧形象形成对立。光明和黑暗这两股力量反复发生冲突。第二乐章的结束时，优美动听的光明主题又回来了。作曲家坚信，无论损失多么惨重，对生活的爱一定胜利，对美的向往永不泯灭。
第三乐章用圆舞曲音乐写成。表面上感觉华丽，无忧无虑，但“命运”主题隐藏其间，表现在舞会假面的掩盖下人们内心的焦虑。失望、怯懦的阴影时而破坏欢乐的气氛。
第四乐章中“命运”主题庄严隆重地展开，犹如盛大的游行，时而热情激昂，时而哀怨低沉。这是一个最矛盾、最不平衡的乐章，像是充满了不寻常的、不安的探索，虽无所收获，但也还充满希望。反映了作曲家当时渴望寻求到一种可以把人们引导到幸福之路的积极力量，但却又屡屡失望的心境。柴可夫斯基晚年所有的重大作品的构思中，都留下了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的痕迹。
末乐章不再有生气勃勃的形象，但也没有消极向命运屈服的音乐效果。用庄严的胜利的行进预示人类必须战胜命运，扫清一切阻挡前进的障碍。《第五交响曲》有一个坚毅的结局，表明柴可夫斯基仍在为创作积极的乐观主义的音乐而努力。
1888年10月，《第五交响曲》的总谱由尤尔根松的出版社出版。1888年11月5日在彼得堡“爱乐协会”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了《第五交响曲》的首次演奏。月11日在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作曲12家指挥第二次演奏。稍后，又在布拉格演出了《第五交响曲》。几次演出都受到听众的热情欢迎。然而评论界的反映却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这部新交响曲不满意。11月底，当他回到伏罗洛夫斯克村的家中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的心情和家里的痛心事（指外甥女达维多娃的死）无关，使我的心情变得抑郁的是，在我的新交响曲演奏之后，我已看出这部交响曲是不成功的。在它里面有那么一种令人讨厌的、过度夸张了的东西，显得有点做作和不真诚。而听众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听众向我热烈欢呼，这是出自对我过去的作品的欢迎，而现在的这部交响曲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一切引起了我对自己深刻的不满。也许真像别人所说的我已经把我自己写了出来，什么也不剩了，剩下来的只有重复和模仿我自己。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下《第四交响曲》。我们的交响曲比这部好多了。真的，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事实。”
12月上旬，《第五交响曲》由作曲家指挥在莫斯科演奏了两次，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塔涅耶夫和卡什金都给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但作者本人对乐曲仍不满意。直到第二年，《第五交响曲》在汉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8. “一直像在殉难”
在完成《第五交响曲》的同时，柴可夫斯基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作曲家将这首乐曲题献给他喜爱的挪威作曲家格里格。1888年11月17日，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指挥演奏《第五交响曲》的同时，也指挥演奏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接着，为了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第五交响曲》的演出，柴可夫斯基去布拉格作了一次短暂访问。
还是在写《第五交响曲》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收到彼得堡皇家剧院主任伏谢沃洛斯基的信，约他写芭蕾舞剧《睡美人》，伏谢沃洛斯基提供了舞剧脚本。这是根据法国作家培罗写的童话故事编写的。舞剧表现了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人类美好理想得以实现这一积极主题。这部作品的创作进展顺利，作曲家仅用了五个星期就完成了三幕芭蕾舞剧《睡美人》的草稿。他带着写好的曲谱去了彼得堡。2月2日，彼得堡大剧院试演了舞剧中的片断。然而，由于又要出国访问演出，他不得不暂时将工作放下了。
1889年初，柴可夫斯基面临他的第二次赴欧洲旅行演出。1888年底他接到了许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函。对于这些邀请，他不好意思拒绝，也觉得不该拒绝。当时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我心里想到的不仅是我手下正在写的这几行乐谱，我心里还装着整个俄罗斯音乐！”他把向世界传播俄罗斯的音乐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荣誉对他个人也不无吸引力。依他的孤僻天性，他习惯于一个人埋头工作，不与外界往来。在生人面前他总是很腼腆，这使他不能适应社交界沸沸扬扬的生活。出国访问演出虽然能够让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也给俄国带来荣誉，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必须牺牲时间、健康、金钱。他一生喜欢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作曲。旅行演出动荡不定的生活只能中断他的创作。从青年时代就有的神经症状经常发作，疲于奔命的演出、访问和社会活动对他的体力是极大的消耗。从经济上算，他也是付出大于得到。要是没有他3000卢布的津贴和梅克夫人的资助，他是无法支付旅行演出这数目不小的费用的。但是，难道这一切能成为拒绝出访演出的理由吗？现在的他已是身不由己了。
1889年2月初，柴可夫斯基赴欧洲做第二次旅行演出。
作曲家先到了德国，在科隆、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柏林、莱比锡和汉堡都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在柏林，他再次与阿尔托相见。阿尔托在自己的住所举行晚宴招待柴可夫斯基。作曲家在柏林逗留的几天，在他所到之处，都有阿尔托陪同。他们依然友好的相处，互相怀有美好的情感。离开柏林的前一天，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德国音乐家卡尔·克林德沃斯为他举行的晚宴。柴可夫斯基邀请他去俄国参加下一次的俄罗斯音乐协会组织的音乐会。他同时还邀请了德沃夏克、伯拉姆斯。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在汉堡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他最感欣慰的。
柴可夫斯基从德国又去了巴黎和伦敦。在巴黎出席了几次音乐会的排练，观看了由科洛纳指挥排练的《第三组曲》中的《主题变奏曲》，欣赏了音乐会的演出。他还在巴黎歌剧院欣赏了古诺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和拉罗的歌剧《伊斯国王》，他对演出非常满意。柴可夫斯基在巴黎拜访了音乐家马思奈，并邀请他赴莫斯科指挥音乐会。
柴可夫斯基在伦敦指挥演奏了《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一管弦乐组曲》。在伦敦的几场音乐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进一步提高了柴可夫斯基在英国的声望。
在国外旅行演出的日子里，他几乎每一天都在想家，甚至从踏上异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期待着归程。他心中有太多的牵挂——他的乐曲、他的排练，还有彼得堡、莫斯科许多待他处理的事情……
4月下旬，柴可夫斯基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先在第比利斯小住后，5月来到彼得堡。这年7月是安东·鲁宾斯坦从事音乐事业50周年，柴可夫斯基当选为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为了这一纪念活动，他创作了两首乐曲，一首是根据波隆斯基的词谱写的合唱曲《致安东·鲁宾斯坦》，另一首是《降A大调钢琴即兴曲》。
整个夏季柴可夫斯基在伏洛夫斯克自己的家埋头于舞剧《睡美人》的写作。8月底完成了全剧的总谱。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9月30日再度在莫斯科上演，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首场演出。这次演出，场面十分壮观。演员表演也很出色，他感到格外满意。在莫斯科暂住期间，柴可夫斯基拜访了契柯夫。契柯夫将短篇小说《忧郁的人们》献给了柴可夫斯基。
作曲家在莫斯科又指挥了两场音乐会后，匆匆忙忙赶到了彼得堡。他又为安东·鲁宾斯坦的纪念活动忙碌起来。12月1日，在庆祝安东·鲁宾斯坦从事音乐事业50周年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担任了指挥。在这个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指挥别人的作品比指挥自己的作品要费力得多，这个音乐会后，柴可夫斯基已经感到很累。第二天，他又做了一次更为艰难的指挥，在安东·鲁宾斯坦的另一个专场音乐会上指挥了由700人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唱。演唱的是以《圣经》为题材的清唱剧《通天塔》。半个月的紧张繁忙使柴可夫斯基感到自己“一直像在殉难”。这些都是他并不喜欢但又不能不做的事。
1890年1月15日，彼得堡马林斯剧院正式上演了《睡美人》。亚历山大三世也出席观看了《睡美人》的盛大演出。《睡美人》的音乐极富交响乐特色，又有鲜明的舞蹈性。舞剧洋溢着节日欢庆的热闹气氛，场面辉煌华丽，非常吸引观众。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本人喜欢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受到俄国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世界流行的芭蕾剧目之一，其中的音乐片断也常在世界各国的音乐会上演奏。
9. 《黑桃皇后》
舞剧《睡美人》首次演出的第二天，柴可夫斯基离开彼得堡去了佛罗伦萨，为的是远离各种繁杂的事务和应酬，专心致力于另一部歌剧的创作。
1889年12月，柴可夫斯基接受了彼得堡皇家剧院经理伏谢沃洛斯基的要求，同意创作歌剧《黑桃皇后》，歌剧脚本是莫杰斯特以普希金的小说为基础改编的。
歌剧《黑桃皇后》是一部心理描写剧，作曲家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揭露出人类心灵中最深的隐秘。
《黑桃皇后》的主人公盖尔曼爱上了丽莎——一个富有的伯爵夫人的孙女。尽管丽莎也爱着他，但丽莎却不可能成为他这既无金钱又无权势的人的妻子。爱情的痛苦加上人格受屈的羞辱在折磨着盖尔曼。他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爱情幸福，更不能向富有的艾列茨基公爵这个丽莎所不爱的人让步。盖尔曼偶然得知，伯爵夫人握有三张神秘的纸牌，只要掌握了这三张具有魔力的纸牌，就能在赌场上赢钱。盖尔曼朝思暮想，一心想要得到伯爵夫人心爱的秘密宝物。他想，只要得到了这三张纸牌的秘密，他就可以致富，也可以和他心爱的丽莎一起躲离周围的人们。最初，这三张纸牌对于盖尔曼只是一种用以打通幸福之路的手段。可是后来他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金钱的诱惑征服了他。赌博的侥幸心理压倒了对爱情的渴求，他已接近疯狂。丽莎已意识到，她的情人要的不是她，而是纸牌的秘密，要的是金钱。她顿时陷入了绝望。盖尔曼得到了这三张神秘的纸牌后，就把丽莎放在了一边，急急跑向赌场，而当第三张牌赌输时，盖尔曼受不住这个打击，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在这部歌剧中，作曲家运用爱情和命运两个对立的音乐形象展开悲剧情节。盖尔曼与丽莎的爱情体现着强劲的生活的力量；占有三张神秘纸牌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着黑暗的邪恶势力，它阻挠人们得到幸福。这种爱与憎、生命与死亡、正义与邪恶的对比，是柴可夫斯基许多作品的基本思想。作曲家心中怀着对幸福、对光明美好未来的极强烈的追求，而现实生活又使他对未卜的前途产生了无限的怅惘。这种深刻的矛盾在歌剧《黑桃皇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管弦乐的前奏曲中首先奏出了《黑桃皇后》的两个中心主题，一个是不可抗拒的预示着厄运的伯爵夫人主题，它仿佛是要毁灭掉自己面前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与它相应的是爱情主题，它越发展越强大，而后达到高潮，仿佛是在歌颂人类的幸福、美好。这两个主题不断发生冲突、演变，贯串全剧，成为整个歌剧的基础。
柴可夫斯基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创作《黑桃皇后》，仅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无论何时，甚至在写作《叶甫根尼·奥涅金》时，他都没有这样地兴奋、激动。剧中人物牵系着作曲家的心，他说：“盖尔曼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写某一段音乐的依据，他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并且是我十分同情的人。”正是这种来自作曲家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赋予这部歌剧强大的艺术魅力。
6月底，作曲家的两位朋友尤尔根松和卡什金来到伏罗洛夫斯克他的家中拜访他。柴可夫斯基为他们弹奏了《黑桃皇后》的音乐。他陷入了《黑桃皇后》的悲剧气氛之中，有几段竟弹不下去了，他激动得禁不住涌出泪水。两位朋友也被乐曲深深感动，一致称赞他的新作。
《黑桃皇后》于1890年12月6日在彼得堡首演，两星期后在基辅上演，数月后在莫斯科演出，以后又在俄国好几个大城市公演，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歌剧在布拉格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演出过。至今，歌剧《黑桃皇后》在全世界仍属优秀剧目。这部歌剧是柴可夫斯基歌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他最交响化的一部歌剧。
10. 默默的分离
1890年夏季，柴可夫斯基在伏罗洛夫斯克居住期间，除完成了歌剧《黑桃皇后》的配器外，还创作了一首弦乐六重奏《回忆佛罗伦萨》。这首乐曲可由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演奏。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写弦乐六重奏曲，是为彼得堡四重奏协会创作的。这首曲子他写得很快，只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草稿。
8月下旬，柴可夫斯基来到卡明卡探望亚历山德拉。因妹妹病重，家中充满了忧郁气氛，昔日欢乐、温暖的卡明卡已无处寻觅，柴可夫斯基感到失落怅然。
随后，柴可夫斯基去了第比利斯，和阿纳托里夫妇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第比利斯优美的风光常常使他想起威尼斯。这里四季常青，繁花似锦，街道热闹繁华，到处显得生机盎然。第比利斯的音乐家们的盛情也使柴可夫斯基感动。为了欢迎他，在歌剧院举行了音乐会，演出的都是他的作品，作曲家也亲自指挥了一些乐曲。到处是喝彩、欢呼和鲜花，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天有不测风云。10月4日，就在这充满喜悦，一片光明的时日，来自梅克夫人的一封信有如晴天霹雳把柴可夫斯基惊呆了。这是一封充满悲凉调子的来信。信中说，由于遇到了麻烦，她面临破产，她觉得非常遗憾，从此以后不得不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最后一句话也等于告诉柴可夫斯基，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就此终止。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柴可夫斯基感到震惊。他对梅克夫人面临的处境深感焦虑不安，立即写了回信。首先让梅克夫人不要为他担心，虽然停止资助，不可能完全不影响他的物质生活，但这种影响绝不严重。而让他担心的是梅克夫人失去了财产以后该怎样生活。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柴可夫斯基自己的经济收入已比过去大大增加。他的创作稿费和演出收入，加上国家每年给他的津贴，足够他的生活开销，甚至他还经常把许多钱花在别人身上。他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都非常慷慨，时常给予无私的援助。对梅克夫人停止资助，他并不太在意。他感到不快的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句话。他在信中说：“难道你以为我只能在用你的钱的时候才记起你吗？难道我能够把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忘记一秒钟吗？一点不夸张的说，是你救了我。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了疯而且已经毁灭。你所给我的钱是一个安全的锚。由此你把我将尽的力气积聚起来，然后使我再度走上音乐之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我头脑中产生的每个想法都是和你联在一起的。”
梅克夫人作出的近乎绝交的表示，使柴可夫斯基困惑不解，他急于知道梅克夫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柴可夫斯基从第比利斯回到莫斯科后打听到，梅克夫人的经济并没有真正破产。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想，难道梅克夫人是想以此作为摆脱他的借口吗？她究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断然的方式终止他们的友谊呢？柴可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尔斯基，想弄清究竟。
巴胡尔斯基1877年继柯代克之后在梅克夫人家中当音乐师。他是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钢琴也弹得很好。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一向十分尊敬。巴胡尔斯基人很聪明，对自己能有机会在梅克夫人家中工作十分满意。他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有最好的乐器可以使用，也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还能经常陪伴梅克夫人在国外四处周游。他乐于为梅克夫人做一切委托他做的事。逐渐，他成为梅克夫人的别人不可替代的好助手。1882年以后巴胡尔斯基爱上了梅克夫人的女儿尤里娅·卡尔洛夫娜，1889年俩人结了婚。过去，曾有段时间，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教巴胡尔斯基学作曲。柴可夫斯基认为他在作曲方面没有多大才气，柴可夫斯基曾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巴胡尔斯基本人和梅克夫人，被梅克夫人的儿子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劝阻了。尼古拉说，梅克夫人听了会生气的。巴胡尔斯基也深知自己水平的确不太高，并没有由于柴可夫斯基对他看低而嫉恨不满。作为梅克夫人的女婿，他并不希望做任何对柴可夫斯基不利的事。
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终止通信后，自1890年10月至1891年6月，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柴可夫斯基曾好几次通过巴胡尔斯基了解到有关梅克夫人的情况。他写信对巴胡尔斯基说，梅克夫人的金钱资助可以停止，但希望他们之间通信不要终止。巴胡尔斯基回信告诉他说，梅克夫人写信已不可能，她并没有生气，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柴可夫斯基知道她的这种态度后，更加感到屈辱。他想，难道13年来他们的友谊只是由于钱吗？难道梅克夫人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乐趣而付给他钱吗？现在没有了乐趣，就不再付钱，一切就都结束，也就不写信了。柴可夫斯基苦苦地进行反思，他把梅克夫人的所有信件一一重新读过，他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1891年6月，他给巴胡尔斯基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信，诉说和发泄心中的不满。他说，使他受打击的不是梅克夫人不写信，而是梅克夫人对他完全失去了兴趣。发生这样的事，使他对人，包括像梅克夫人在内的好人，对整个世界失去了希望。由于知道梅克夫人健康状况很差，又不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她，不愿意使她悲伤，所以柴可夫斯基请巴胡尔斯基不要向梅克夫人提及他写此信一事，同时也请求巴胡尔斯基不必复信。但巴胡尔斯基还是复了信。他的信很简短，他再次说明梅克夫人不给柴可夫斯基写信确因疾病缠身，心力交瘁。不过，巴胡尔斯基又写道：“如果你依旧再次写信，可能会感动梅克夫人，说不定你们的关系还能恢复。”然而，柴可夫斯基没有再写信，也许是由于不相信巴胡尔斯基的话，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收到巴胡尔斯基的信后，他觉得进一步受了打击和伤害。与自己心心相印的挚友竟以这样的方式离他而去，这种打击让他不堪忍受。这个打击和伤害一直重重地压在柴可夫斯基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