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可夫斯基看来，梅克夫人断然终止了与他的交往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接受的，而梅克夫人的境况又是如何呢？是什么因素促使她做这种残酷的决定呢？也许事情由来已久。
1881年，梅克夫人在经济方面遇到过一次大麻烦。当时她被告知应偿还丈夫生前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关于这笔债务梅克夫人过去完全不知道。通过变卖房产，经一番周旋之后，她总算熬过了那次危机。她曾把那次危机的情形如实告诉了柴可夫斯基，同时安慰他说，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资助，因为与她在危机中上百万的经济损失相比，给柴可夫斯基的那几千卢布对她来说简直微不足道。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是心甘情愿而又慷慨、主动的。就是在她刚刚度过危机以后，1881年10月，当她得知柴可夫斯基纯粹为了挣钱的目的为尤尔根松编写音乐出版物一事后，她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超过规定数额的钱，以便让柴可夫斯基能够从那些消耗他精力的、无意义的事情中摆脱出来。柴可夫斯基收到这些钱后写信对她说：“请不要忘记，由于四年来您的帮助，在物质条件方面我已达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水平。我的钱不仅够用，而且很多，很多，这些钱大大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也许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声明，使梅克夫人后来作出停止资助的决定？
梅克夫人的经济境况进一步好转，她甚至后来在法国南部还买了别墅。然而，没有多久，又开始出现了不利的局面。政府对私有铁路的控制加上铁路部门管理人员的营私舞弊，使梅克夫人经常处在紧张状态。她的经济情况很难保持平衡。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她的身体健康。她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了，右手也开始僵化，只能用左手推着才可以写字，所以她自己已不能亲手写信。1889—1890年，这一两年她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毛病，过去她的耳朵听力就差，现在几乎完全听不见了。
使梅克夫人感到最沉重的是她心爱的大儿子乌拉吉米尔久病不愈以后去世。母亲的良知使她感到深深的愧疚。她觉得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对她的惩罚。回顾自己的一生，梅克夫人觉得她只顾了自己，与柴可夫斯基的友谊几乎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对家和孩子却很少照顾。她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罪，我应该赎罪。”她本是个无神论者，而现在她却全身心的投靠了宗教，她每天做长长的祈祷，她接受了宗教所规定的那些仪式。
80年代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开始赢得国内外广泛的认可。音乐创作、指挥演出以及音乐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柴可夫斯基总是很忙碌。这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到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他给梅克夫人的信不免带上写流水账的色彩，他写得更多的是客观外界的事情，写他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而少了像往日那样的内心剖白和思想情感的交流。敏感的梅克夫人逐渐感觉到在这些信中某种东西正在消失。她已经意识到，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柴可夫斯基，除了忙于作曲和指挥音乐会，他还有应接不暇的社交，他的生活圈子已大大扩展，而她在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生活在孤独中的梅克夫人，永远需要一个专门陪伴她，甚至属于她的灵魂。她不愿意柴可夫斯基有半点勉强，她想让他轻松。梅克夫人以为他能平静地对待她的离去。至于钱，固然她的支持对柴可夫斯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没有了她的帮助，不会对柴可夫斯基有太大的影响，他有足够的财力供自己开销。在梅克夫人的性格中不乏坚决、果断。她这样想了，她也这样做了。她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懂得她。
柴可夫斯基没有懂。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伤害和委屈。人的心有时会脆弱得如薄纸一张，自尊心不仅可以为寻求理解设置障碍，更可以使曲解变成真理。失去了梅克夫人的友谊，柴可夫斯基陷入了难言的苦痛和绝望之中。
巧合的是，1891年8月，柴可夫斯基发现，梅克夫人赠送给他的那个镶有贞德像和阿婆罗女神像的表被窃。友情失落了，爱的信物也不翼而飞。
1893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知道梅克夫人的儿媳安娜·里沃夫娜（即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女）要到国外去看望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约见了安娜。在莫斯科普列奇斯琴斯克林荫道上的梅克夫人的一所住宅的饮茶室里，柴可夫斯基和外甥女做了一次倾心谈话。柴可夫斯基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了她，并让她转告梅克夫人。安娜知道了舅舅心底的悲哀，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
安娜·里沃夫娜来到梅克夫人的寓所，看望病中的婆母。
那是一个黄昏，梅克夫人躺卧在沙发上，安娜坐在她的身边，向婆母细细诉说了柴可夫斯基所感受的一切。梅克夫人的眼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那时她的肺病已非常严重，她的喉咙已经失声，只能沙沙低语：“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我也再给不了他什么了，我不愿意让我们的通信只对我一个人是快乐，而对他变成负担，我没有权利只要自己的快乐。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还需要我，为什么他不再写信了呢？要知道他是做过这种许诺的。的确，我不再给他物质方面的帮助了，但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一切都结束了。通讯断绝，爱已远去，心各西东。曾经燃烧过的崇高真挚的情感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梅克夫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会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她始终在等待，她觉得她的爱友还会写信来。然而，柴可夫斯基没有写。梅克夫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写信。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所有的回忆和期待，所有的委屈和哀怨，所有的爱和恨都只属于他们各自的自己了。
但，世人认为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友谊是长存的。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之间的高洁诚挚的情谊早已溶进伟大作曲家不朽的音乐之中。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拯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为了俄罗斯，也为了全世界。如果说“拯救”一词有点过分的话，那么起码是梅克夫人使柴可夫斯基得以避开日常生活繁忙的琐事，使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创作事业中去。这就足以使人们感谢她。感谢她对伟大作曲家的无限仁爱和宽宏，感谢她的慷慨和奉献。人们不仅“有时还能想起”她，而是永远纪念她。
11. 旅美演出
1891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美国的邀请去参加为纽约卡奈基新音乐大厅落成而举行的音乐节。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将在美国几个大城市进行旅行演出。
到美国之前，柴可夫斯基先在巴黎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他成功地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斯拉夫进行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如歌的行板》、《忧郁小夜曲》等作品。音乐会受到热烈欢迎。柴可夫斯基几乎成为巴黎公众瞩目的中心。
在巴黎准备启程赴美之前，柴可夫斯基得到他亲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达维多娃去世的不幸消息。他心痛欲裂，想放弃旅行，立即返俄国。他想和给他母亲般慈爱的妹妹再做一次最后的告别。他觉得妹妹身后有许多事需他安排。他心疼可怜的外甥鲍比克，怕他经受不住失去母亲的悲伤。经过一番理智的考虑，他不得不决定继续旅行，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出海前往美国。
客轮起锚后没有多长时间，有一个青年跳海自杀，这更加剧了他心中的怅惘。他乘坐的“布列塔尼号”是艘豪华的客轮，“简直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海上航行中，总是大浪不止，船身剧烈颠簸，每个乘客都很悬心。柴可夫斯基的神经高度紧张，甚至感到“战栗和恐惧”，加上剧烈的晕船，他觉得“像在受难”，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拼搏，于4月25日总算到达了纽约港。
柴可夫斯基被送到纽约最著名的诺曼底饭店。这家饭店坐落在百老汇东南角的第三十八号街上，距大都会歌剧院只有一个街区。纽约的摩天大楼，繁华的街景使他感到陌生。他身在异国，无论多么热闹的气氛也无法驱散郁结在他心底的哀愁。他怀念遥远的祖国，牵挂故乡的亲人。命运对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感到颓丧。他心情的灰暗与眼前这个现代化城市的生机勃勃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觉得万分孤独，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起来……
美国人的热情温暖了柴可夫斯基。
5月5日在卡奈基音乐厅举行的盛大音乐会在《地久天长》的圣歌声中隆重揭幕。美国的社会名流、财团大亨都出席了大会。柴可夫斯基在这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加冕进行曲》，这个曲子是他为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而创作的。乐曲热烈欢快的旋律和隆重典雅的风格很受美国听众的欢迎。作曲家在满堂喝彩之中感到了欣慰。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四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纽约音乐厅（现称卡奈基音乐厅）开幕庆祝活动增色许多。
在巴尔的摩和费城举行的几场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也使他的名声大震。在华盛顿，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大都会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宴，宴会气氛友好、热烈。俄国驻美大使馆为了欢迎来自祖国的伟大作曲家，也安排了一场音乐会，当地的俄国侨民都来参加了。他乡遇故知的兴奋，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力量倍增。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俄罗斯的光荣和骄傲。
柴可夫斯基在美国纽约愉快度过了51岁生日。在当天举行的音乐会上，他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他一上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大厅，尽管他已无数次地指挥过这首乐曲，但却感到超乎寻常的紧张。充满好奇心的美国人不仅热爱他的音乐，还很注意欣赏他的外表，在他所到之处，人们总是从上到下把他仔细打量一番。现在，他站在乐坛上，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演出结束时，掌声和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美国观众的热情很张扬，也很有感染力。柴可夫斯基感到几个月来少有的开心。
生日这一天，他还得了一件礼物——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袖珍复制品，这是美国钢琴制造商欧内斯特·纳布赠给他的。柴可夫斯基非常欣赏这件寓意深刻、做工精美的艺术品。他希望能把这尊自由女神带回祖国。
音乐节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去游览了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隆隆的瀑布声吸引着他。他两次到那里散步，远望气势雄伟的白色瀑布，他感到有点胆怯。他换上一件比较随便的衣服，坐上吊车，直下到瀑布底部，穿过一段隧道后，只见瀑布如一巨大的白幕倾泻而下。“这景象非常迷人，可也有点令人胆寒”，他在日记中这样说。
柴可夫斯基在美期间，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表示邀请、祝贺、要求签名的信函。他都一一认真给予答复。记者、剧作家、作曲家更是抓住他不放，对他进行频频访问，希望与他进行密切交流。美国公众的热情好客，使柴可夫斯基非常感动，让他久久难忘。他确信，他在美国比在欧洲闻名十倍。
柴可夫斯基在给外甥达维多夫的信中总结了他的访美印象：“……总之，纽约、美国习俗、美国人的好客、城市风光、异常舒适的环境，这些都很合我的心意。如果我年轻些，大概会因为来到一个有趣的新天地而感到十分愉快，但我却仿佛是在受一种舒服的罪。我的意向只有一个：回家，回家，回家！！！”
12. 《胡桃夹子》和《约兰达》
在柴可夫斯基赴美旅行期间，他的仆人阿列克赛把他的家重又搬回梅达诺沃，因为伏罗洛夫斯克的住房附近的树林都被砍光了，那里的住处已不适合柴可夫斯基居住。4月，柴可夫斯基回到了梅达诺沃，继续写他赴美之前就已开始的舞剧《胡桃夹子》，并着手创作另一部歌剧《约达塔》。
这两部作品几乎是同时完成的。
舞剧《胡桃夹子》取材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与鼠王》而写的神话故事。通过叙述一个小姑娘在圣诞夜的梦，表现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的美好的人类理想。这部舞剧包含了六部风格各异的舞曲，有西班牙风格的巧克力舞曲、阿拉伯风格的咖啡舞曲、俄罗斯风格的特列帕克舞曲、中国风格的茶叶舞曲、意大利塔兰泰拉舞曲为基调的牧童舞曲和以法国民歌为主题的丑角舞曲。作曲家把《胡桃夹子》舞剧中的这六首舞曲配器编成一套供音乐会演奏的组曲，也很出色。
上次旅行时，柴可夫斯基在巴黎发现一件叫钢片琴的乐器，是由维克·马斯泰尔发明的新乐器。这种乐器的声音介于钢琴和钟声之间，清脆洪亮，非常动听。作曲家委托尤尔根松从巴黎购买了这种乐器。《胡桃夹子》中糖果仙子之舞那奇特的配器效果就是由于使用了这种钢片琴。柴可夫斯基也成为在俄国第一位使用钢片琴的作曲家。
舞剧《胡桃夹子》的主人公是儿童，这个舞剧也显示了柴可夫斯基对孩子们的热爱。
歌剧《约达塔》是以剧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取材于丹麦作家盖茨的话剧《雷内国王之女》。柴可夫斯基是在1883年2月《俄罗斯信使报》上读到这个剧本的。莫杰斯特于1891年4月将其改写为歌剧脚本。
这部歌剧是柴可夫斯基所写色调最明快的歌剧。歌剧叙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公主，由于勇于为爱情牺牲自己而最终得以复明的动人故事，歌颂了美好崇高的爱情和勇于为正义献身的伟大品格。
《胡桃夹子》和《约兰达》这两部表现光明主题的作品都是在1892年12月在彼得堡首演的，演出效果不像柴可夫斯基所预想的那样成功。不过根据舞剧改编的《胡桃夹子组曲》却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首组曲也流传至今，成为许多音乐会上的必演节目。《胡桃夹子》舞剧现在已在世界上流行，特别是每逢圣诞节来临，剧院认为演出《胡桃夹子》是最合时宜的。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所新居。新居面积很大，环境很好，景致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