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走回过去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所新居，面积很大。居住环境很好，景致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1892年12月，柴可夫斯基去了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蒙贝利亚尔，他要到那里探望阔别四十多年的童年时的女家庭教师芬妮·裘尔巴赫。这次难得的会面使他激动万分。已逝的岁月又一一在眼前浮现，一路上他思念故人乡愁满怀。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记忆是上天赐给的最恩惠的礼物之一。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沉浸于往事更快乐的了。回忆忧如月光，在它的照耀下，往事清晰逼真地显现，一切坏的都已看不到，所有好的都变得更美丽。”对往事的回忆，激起了他对慈爱母亲的深切怀念。他对母亲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一直依恋着自己的母亲。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接受母亲已与世长辞这个残酷的事实，只要一想起来，就感到揪心的疼痛。
1893年元旦下午3时，柴可夫斯基来到了蒙贝利亚尔芬妮·裘尔巴赫的公寓。芬妮·裘尔巴赫来开门了，柴可夫斯基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虽已70多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谈到了与女家庭教师见面时的情景：“我曾担心会出现悲喜交集的场面，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我们分别了只不过一年……她高兴、亲切、诚恳地接待我。我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父母和我们都那么喜欢她。她是一个很讨人喜欢、善良温存的人，她很正直，很聪明。她即刻回忆起遥远的往事，提起我们的童年时，母亲和我们大家的各种有趣的事情……听着她的叙述，我好像又呼吸到沃特金斯克故乡的空气，听见母亲悦耳的话音……我沉浸于那遥远的过去，觉得有点可怕，可又觉得温馨。我们俩人一直都含着眼泪。”
和昔日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的重逢，使柴可夫斯基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
柴可夫斯基仍在不停地旅行，但他并不快乐，他感到身心疲惫。莫杰斯特曾这样叙述柴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心情：
我的哥哥似乎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似乎占有了他，逼迫着他盲目地向前跑，往外边跑。这种“力”并非仅仅解释为想适应公众的需要。到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怎样拒绝他所不喜欢的邀请了。他自己也没有了先前那样的想出去的愿望，因为他所爱的那些老地方都已不可能再去了。卡明卡充满了对妹妹的悲哀的回忆，意大利失去了它的可爱之处，巴黎只有使他害怕，布莱洛夫已属于陌生人。他惟一想去的地方，除克林外，就是彼得堡，在那儿可以看望他的亲戚。
驱使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深沉的不可解释的焦虑。那是一种绝望的心情，
想在某个地方或是任何一个地方分一下心。
不久，柴可夫斯基回到了俄国。他在敖德萨指挥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竟连续指挥了好几场。敖德萨一连几天举行盛大欢迎活动，各界人士热情款待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1月底至2月初的这段时间，画家库兹涅佐夫为柴可夫斯基画了一幅肖像画。肖像画中的柴可夫斯基身着黑色礼服大衣，里面穿了一件翻领的白衬衫，系着一条别有珍珠扣针的领带，十分潇洒富有魅力。他右手放在一些摊开的乐谱上，凝神伫立。他略锁双眉，闪着坚毅目光的双目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脸上流露出他特有的忧郁。柴可夫斯基本人对这张肖像画很满意。
回到克林以后，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一部新的交响曲的构思已经在旅途中完成。他觉得心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用音乐来表达，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投入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国内的一些音乐会的演出也是他不能不参加的活动。1893年2、3月间，他在莫斯科指挥了一场义演音乐会，曲目有《哈姆雷特幻想序曲》、《音乐会幻想曲》、《胡桃夹子组曲》等。3月下旬他又在哈尔科夫指挥了个人作品音乐会，受到人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这段日子里，柴可夫斯基应尤尔根松的委托又写了一些歌曲和钢琴曲，还为98步兵团写了一支军队进行曲。他的堂弟安德列当时在该团任团长，这是应他的要求而写的。一首根据莫扎特《第四钢琴幻想曲》改编的供四部合唱和钢琴伴奏演出的乐曲也是这时完成的。
1893年5月9日，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年仅19岁的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的歌剧《阿莱科》的首场演出。他创作的五首钢琴曲曾专门呈请柴可夫斯基过目。柴可夫斯基对青年作曲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他的亲切、和蔼和耐心给青年作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
1893年，英国剑桥大学决定授予柴可夫斯基荣誉音乐博士学位。与他同时获得这项殊荣的还有德国作曲家马克斯·布鲁赫、意大利作曲家阿里格·鲍依托、法国作曲家圣—桑、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5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伦敦。在伦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博得公众的绝口赞扬。在出席伦敦爱乐乐团董事会为柴可夫斯基和圣—桑举办的晚宴上，柴可夫斯基和沃尔特·达姆罗施是邻座。达姆罗施得知柴可夫斯基正在创作《第六交响曲》，他希望以后能得到一份该曲的总谱，并在美国指挥演奏。这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支持。
在举行授学位仪式之前的几天，柴可夫斯基一直忙于各种应酬。他特意去拜访了萨拉萨蒂。他对萨拉萨蒂的印象很好，觉得他“非常和蔼”。
在剑桥大学为获荣誉博士学位的音乐家们所举行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第二天上午举行了隆重的授学位仪式，四位作曲家（格里格因病未能出席）“头戴镶有金丝带的黑丝绒博士帽，身着镶嵌鲜红宽边的雪白的绸缎长袍”，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之后举行了早餐会，来宾们用传统的多柄大酒杯轮流饮酒。随后，作曲家们又参加了在花园里举行的招待会。
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并没有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兴奋。他和往常在国外旅行演出时一样，总是想念祖国。他在给外甥鲍·达维多夫的信中说，他在外面吃不下，睡不好，像是受“苦刑”。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选择了这次旅行。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得知在他出国期间，他过去的朋友阿布莱希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彼得堡还有一位朋友阿布丁也已病危。要是在过去，他知道这样的消息会悲痛欲绝，难以承受这种打击。然而现在，这一连串的朋友的死讯对柴可夫斯基的震动并不大。饱经沧桑历尽磨难之后，他的精神已有了很强的耐受力。他觉得应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
3. 《悲怆交响曲》
1893年下半年，柴可夫斯基在克林自己的家中埋头于《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柴可夫斯基的晚年内心充满着深刻的焦虑和忧心的绝望。梅克夫人与他绝交，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亲如手足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的去世带给他难以止息的悲痛；与女家庭教师裘尔巴赫的重逢把那些早已封存在记忆中的一切重新展现在他眼前。他心潮翻涌，思绪万千，他要用音乐对自己的一生做一次回顾和总结。
还是在1893年2月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给外甥达维多夫写信谈到新交响曲的构思和创作：
我正要外出旅行的时候，产生了写一部新交响曲的想法。这回有个标题，但这个标题将是一个谜——让人们去猜吧，看谁能猜中。这部作品将题名为《标题交响曲》。这标题充满了主观的感情，我在旅行期间打着腹稿，不时地落下泪来。现在我又回到家中，正专心致志地起草这部作品。我的创作热情是如此高涨，不到四天功夫，已经写好了第一乐章，其他部分已在脑海里形成了清晰的轮廓。在曲式方面，这部作品将会有许多新颖之处，比如末乐章不再是一个响亮的快板，而是一曲悠长的慢板。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鼎盛时期尚未结束，并仍能写出许多东西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
在写《第六交响曲》之前，柴可夫斯基曾经想创作一部《生活交响曲》，反映人心灵的全部发展过程，想把“爱情”和“失望”作为生活的基本冲突，最后是死亡和毁灭。《生活交响曲》只停留在构思阶段，后来他觉得这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全部感受，没有写出来，但这个构思对他创作《第六交响曲》有很大的影响。
《第六交响曲》成为柴可夫斯基内心的自白。他把“整个心灵都放进这部交响曲”。它成为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的顶峰。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但同时也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19世纪80—9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在阴暗的现实中感到走投无路，他们并不是颓废消极的人群。他们憧憬光明美好的未来，他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们奋发、创造、斗争，但是现实却是严酷无情的，可怕的命运摧残和折磨着他们。无望的斗争销蚀了他们的锐气，他们终于在困惑和哀怨中走向了人生道路的尽头。《第六交响曲》使人心灵震颤的音符所制造的悲剧气氛把人推向审美的极至。这正是柴可夫斯基式的悲怆的巨大魅力。
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充满悲怆的情绪。这是一个饱尝人世辛酸的人在走向生命终结时的内心独白。美好的过去和丑恶的现在相互对立着，使人想到，从青春时代的希望转化为老境的失望和悲哀。但是那个疲乏了的隐藏在意识深处的灵魂也许还想再振奋起来，最后一次燃起渴望的火焰。这种意念的诞生是痛苦的。斗争更加剧了痛苦，每一步都可以听到沉重的叹息和急促的呼吸，斗争的意志很快就要泯灭了。
第二乐章是圆舞曲节奏，描绘遥远的理想世界。幸福中夹杂着哀怨的呻吟，使人想起第一乐章的忧愁形象，似乎令人感到，心灵的忧郁与舞会的诗意不相协调。一阵阵抑制着的抽泣时隐时现，优美生动的舞蹈形象掩盖着这些悲凉，而内心的忧伤从未消失，这种忧愁是温柔的，也是顽强的。
第三乐章是极急的快板，是整个交响曲力度最强，气氛最紧张的一个乐章。进行曲音乐主题在力度与音色上多式多样的变化，仿佛显示一次黑夜的检阅。一些神秘、怪诞的形象反复出现，它们有时五光十色，有时又黯淡无光，忽而呻吟、嗥叫，忽而沉静委婉。各种形象的集结、出没、涌现、飞逝，使人难以分辨这是现实还是梦幻。巨大狂流般奔腾的生活令他向往，而这其中粗俗、嘈杂的成分又是他所不能适应的。进行曲音乐蕴涵着严峻、雄伟生命的凯旋，而震耳欲聋的喧响又冷酷无情，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力量。这里充分表现了作曲家当时内心极度的矛盾和困惑。
第四乐章是悲哀的柔板。作者指出，这个乐章的情绪近似安魂曲。第一乐章中的那个抒情主题再次出现，但已没有了冲突、斗争，作曲家创造了一个无望的深刻的悲剧形象。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人，在等待死神到来之前，表现了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抗争，然而死亡是强大的，它最后吞噬了一切。乐曲的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在无法安慰的痛苦中精力已耗尽，人感到心灵深处的困倦。热情的幻想与希望在屡遭摧残之后，最后归于永恒的死灭。
《第六交响曲》于1893年8月19日完成总谱。柴可夫斯基将它题献给外甥达维多夫。在交付出版前，作曲家又把这部交响曲命名为《悲怆交响曲》。乐曲首演定于10月16日，由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
柴可夫斯基在给尤尔根松的信中说：“我一生从没有这样满足过，从没有这样骄傲这样快活过，因为我确确实实做出了一件好东西。”
4. 生命的尽头
1893年10月10日，柴可夫斯基为了不久将举行的《第六交响曲》的首演来到彼得堡。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个城市。他住在弟弟莫杰斯特一个月以前刚搬进的新居，这个住所在小洋街和格洛霍夫街的交口处（现在的果戈里和捷尔任斯基大街）。
来彼得堡后他很忙，日程排得很紧，因为他两星期后还要返回莫斯科去指挥俄罗斯音乐协会将于10月23日在那里举行的音乐会。他还和卡什金约好要在音乐会上见面。他还应该回来参加莫斯科饭店举行的晚宴，因为被邀请的客人中有英国奥林匹克剧院奥涅金的扮演者英国歌唱家艾任纳乌杰纳，柴可夫斯基需要和他见面。
《第六交响曲》演出以前，柴可夫斯基除了排练新的交响曲外，还要排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音乐会上，他还将指挥莫扎特和拉罗什的曲子。排练之余，主要是在家休息和帮助莫杰斯特收拾新居。
10月16日晚，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了《第六交响曲》。在排练过程中和在16日的正式演出时，柴可夫斯基觉察到他的新作没能产生他预期的效果。乐队对新交响曲的态度冷淡，出席首演式的彼得堡的作曲家们由于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不理解，都认为这部交响曲不如柴可夫斯基以往的作品好。
柴可夫斯基在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说：“这部交响曲的情况真是有点怪，它并不是不讨人喜欢的作品，可是人们似乎对它有某种误解。而我个人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值得引以自豪的一部。”
首演的第二天，柴可夫斯基准备把总谱寄往莫斯科之前，再三考虑新交响曲的标题。最初作曲家称它为《标题交响曲》，但他想，既然不想明确提出标题的内容，又何必起这样的名称呢？他犹豫很久，迟迟定不下来。这时莫杰斯特向他建议叫《悲怆》，柴可夫斯基同意了，立刻把它写在了总谱上，寄给了尤尔根松。在8月刚完成乐曲草稿时，柴可夫斯基就把此交响曲题献给外甥乌拉吉米尔·里沃维奇·达维多夫，后来作曲家曾一度改变了主意，现在他又改了回来，愿意维持原意。他给尤尔根松写信，让他在交响曲首页印上献给乌·里·达维多夫。
18日白天，柴可夫斯基参加了歌剧协会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总排练。排练之后，他请钢琴家阿乌斯杰尔欧艾吃晚饭。晚上他去玛林斯基剧院观看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演出。19日他又参加了鲁宾斯坦的歌剧《玛卡维依》的排练。18日和19日这两天，柴可夫斯基说了许多关于想在近期修改《禁卫军》和《奥尔良的少女》的事。为此他还从皇家剧院图书馆借出了《禁卫军》的总谱。
20日上午，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时的同学阿·阿·盖尔凯给他送来了出版商别歇里给他的《禁卫军》出版合同的草案。外甥阿列克赛德尔·里特凯陪柴可夫斯基散步、谈天，然后一起去了表妹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家吃午饭。柴可夫斯基的另一个外甥尤利·里沃维奇也和他们一同吃午饭。和这些亲人在一起，柴可夫斯基觉得很高兴，他精神很好。饭后，柴可夫斯基直接去了阿列克赛德林斯基剧院看戏，当晚上演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火热的心》，和他一同看剧的还有他的外甥们以及外甥的朋友，莫杰斯特也同坐在包厢观看。
散戏以后，柴可夫斯基和莫杰斯特、外甥们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列依涅拉饭店吃饭。这个饭店离他们看戏的剧院步行只有十分钟路。他们坐在饭店的一个单间，订好饭菜后，柴可夫斯基向招待员要一杯水，招待员说没有开水了，于是，柴可夫斯基说：“那就要一杯生水吧，要凉一点的。”过了一会儿，招待员送上来一杯生水，大家劝阻柴可夫斯基，让他不要喝生水，说城里正在流行霍乱。柴可夫斯基觉得不要紧，因为他平时有喝生水的习惯。他不顾大家劝阻，把一杯生水喝了下去。
夜晚，柴可夫斯基开始觉得不舒服，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饭他没有食欲，什么也没吃。这天上午他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写给敖德萨剧院主任，联系他去那里旅行演出事宜。他还到纳甫拉夫尼克那里去了一趟，回来后仍觉得不舒服。莫杰斯特要去请医生，柴可夫斯基没有让他去。柴可夫斯基平时也常常胃不舒服，所以都没有以为他会得什么重病，午后，莫杰斯特又去忙自己的事了。这天下午，格拉祖诺夫应邀来访，看见柴可夫斯基脸色特别不好。柴可夫斯基当时自己也觉得非常难受，希望自己呆一会儿，他说，也许真的是得了霍乱。莫杰斯特回来后，发现柴可夫斯基的病势已相当严重，赶忙去找家庭医生别尔金森。别尔金森赶到以后，看到柴可夫斯基病情严重，他自己不能确诊，派人找来自己的兄弟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他是位很有经验的医生。兄弟俩会诊后，确诊为霍乱。
医生和亲人们竭尽全力挽救柴可夫斯基的生命。乌·勃·别尔金森医生一直守在柴可夫斯基床边。第二天，10月22日，尼·尼·马莫诺夫医生和阿·里·赞杰尔医生也轮流在病人身边守护。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医生每天到柴可夫斯基这里来。抢救期间一直有医护人员值班。在这些天里，在柴可夫斯基身边的亲人有莫杰斯特、外甥乌·里·达维多夫、仆人阿列克赛、莫杰斯特的仆人伊里奇·里特罗夫。柴可夫斯基的哥哥尼古拉也赶来看望他。柴可夫斯基患病的第三天开始发生肾功能衰竭，出现了谵妄，他的生命垂危，给他做热水浴，也无济于事。尼古拉请来神父为他祷告。
10月25日（旧历）凌晨3时，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音乐的一盏明灯，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停止了呼吸。
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的消息震动了彼得堡，人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10月25日一大早，人们开始在柴可夫斯基的居所门前聚集，等待与他告别。下午2时开始放人，直到晚上，人流源源不断。人们从他身边走过，含泪向他鞠躬，与他道别。人们怀着无限的敬意向他献上一个又一个哭泣的花环。柴可夫斯基身穿黑色西服，安卧在铺满绿叶的灵台上，身上盖着锦缎，脸上再没有了光泽，干瘪的皮肤上显现出一些黄斑。他安静地睡着。人们的心凝固在悲哀里。
与柴可夫斯基的遗体告别持续了两天。人们爱他，大家不能没有他。在那些伤心的日子里，连绵的阴雨和人们的泪水将彼得堡湿透了。
彼得堡和莫斯科争论，柴可夫斯基应在哪个城市安息。亚历山大三世下令，安葬柴可夫斯基的全部费用由他的皇室支付。在科学界和艺术界的活动家中享受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普希金，第二个就是柴可夫斯基。沙皇解决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争论，下令将柴可夫斯基安葬在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公墓。
10月28日（新历11月9日），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安葬仪式。彼得堡在和可亲可敬的音乐家、艺术家做最后的告别。人们走在柴可夫斯基的棺柩后面，他们中间有彼得堡的官员，有艺术家、大学生、普通民众，也有来自俄国各地的文艺组织的代表，故乡沃特金斯克工厂也派来了代表，许多来自外国音乐、戏剧机构的代表也来参加柴可夫斯基的葬礼。挤在葬礼行列沿途的群众，形成了厚厚的人墙。所有楼房的窗口、阳台、屋顶都站满了人。人们怀着无限敬慕、爱意和惜别之情陪伴和目送柴可夫斯基走完最后的路。
一星期以后，在彼得堡贵族会议大厅，由纳甫拉夫尼克指挥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哀的乐声响彻大厅，凝聚着永远化不开的忧郁的乐曲把人们的心撕裂了。人们在这音乐里听到了爱和生命的渴望。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心留在音乐里，他把美的精灵留给了人间。在充满疯狂悲剧力量的乐声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平衡，所有在场的人，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都在哭。《悲怆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淹没在这哭声里。柴可夫斯基的亡灵在这真诚的哭声中得到浩慰。《悲怆交响曲》成为惊天动地的千古悲歌。伟大音乐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在世界音乐史上永放光辉。
1894年，在柴可夫斯基的故居克林，开始筹建柴可夫斯基故居纪念馆，到1897年纪念馆已趋完善。1916年俄罗斯音乐协会正式接管了柴可夫斯基克林故居纪念馆。现在这里成为积极开展音乐社会活动的场所。每逢柴可夫斯基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俄国音乐家们在柴可夫斯基的故居的客厅里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每年约有20万人前来纪念馆参观。现在在柴可夫斯基克林纪念馆旁修建了音乐厅，在那里经常举办音乐艺术节。
在柴可夫斯基的故乡沃特金斯克也建立了柴可夫斯基故居陈列室。在卡明卡建立了普希金与柴可夫斯基文学艺术纪念馆。位于沃特金斯克水库旁的柴可夫斯基城成为每年举行音乐艺术联欢节的地方。
1940年，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诞辰100周年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将5月7日定为纪念日，每年在这个全民的节日里，都要开展庆祝、纪念活动。为了永远纪念伟大的作曲家，政府决定在莫斯科树立柴可夫斯基纪念塑像，出版柴可夫斯基作品全集。沃特金斯克音乐专科学校、克林音乐学校和刚落成的莫斯科音乐厅均以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诺文斯基林荫路改名为柴可夫斯基大街。在莫斯科、原列宁格勒、基辅和第比利斯各音乐学院作曲系设立柴可夫斯基奖学金，发行带有柴可夫斯基肖像的纪念邮票。从1940年起，莫斯科音乐学院、基辅音乐学院、帕尔马歌舞剧院都冠以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每年举行的莫斯科歌唱节都要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楼前的柴可夫斯基纪念馆雕像前举行隆重的开幕式。
每四年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以柴可夫斯基命名的传统的国际音乐表演艺术比赛《世界音乐之春》至今已有38年的历史，它是最有权威性的国际比赛之一。《世界音乐之春》以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命名是最贴切不过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燃烧着真挚情感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带给人类精神王国永恒的春天。
附录
有关柴可夫斯基死因的争论
1893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柴可夫斯基逝世后，在他的祖国很早就有传闻说他并非死于霍乱，而是死于自杀。后来在西方国家又有人公开提出了柴可夫斯基是自杀而死的说法。现在，关于柴可夫斯基死因的疑团也已传入我国。俄作家勃·斯·尼基金所著《柴可夫斯基传及补遗》一书对柴可夫斯基确是死于霍乱并非自杀而死的观点做了较详细的阐述。笔者认为值得将其介绍给读者。现将该出第3、4、14章的部分内容综述于后。
10月25日，彼得堡只有少数报纸（《彼得堡日报》、《彼得堡快报》）登载了关于柴可夫斯基逝世的消息，但噩耗迅速传遍全城。
柴可夫斯基死得很突然，彼得堡谁都不愿相信他在霍乱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以后还被霍乱病魔吞噬。确实也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在他去世的那天，全彼得堡一共有68个霍乱病患者，只死了8人，而死于私人住宅的只有柴可夫斯基一人。
于是出现了传闻，说柴可夫斯基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服毒自杀。有些人不相信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生活在优越条件下的人也会传染上霍乱，而有些反常现象也促使这种传闻进一步扩散。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既然病人死于霍乱，在进行遗体告别时，却可以让人自由出入，不采取任何预防传染的措施。有的人甚至还与死者的面部亲吻。10月26日的《彼得堡日报》和10月27日的《交易新闻》都登载更奇怪的解释：“由于彼得·伊里奇不是死于霍乱（霍乱的流行星期五已停止），而是由于血液感染，所以不传染，他的灵柩还将继续开放一段时间。”10月26日的《祖国之子报》也有类似的报道，说不存在传染问题，请公众相信“只要有可能，灵柩将继续开放”。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个大疑团，究竟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是什么呢？
10月27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鉴于报刊所载彼·依·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因的不同说法，我们采访了负责救治柴可夫斯基疾病的列·勃·别尔金森医生。”在此文中列夫·别尔金森叙述了他所看到柴可夫斯基生病的全过程。按照他的叙述，病人死于星期日（24日）凌晨而不是星期一（而事实上是25日）。11月1日《新时代》报刊载了莫杰斯特澄清舆论的文章，根据他的叙述，柴可夫斯基是在21日午饭喝了那杯致命的生水。这样就与列夫·别尔金森医生的说法有出入，按照医生的说法，柴可夫斯基从21日晨就已感到身体不适，直到晚上病情继续恶化，确诊为霍乱。10月25日《新时代》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柴可夫斯基患病和死亡的报告，这个材料是柴可夫斯基的亲人们提供的。根据这个报告可知，柴可夫斯基是在20日晚和同伴们一块去戏院看戏后在一家饭店吃饭时喝了生水，当晚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有睡好。21日星期四清晨仍觉得身体不舒服，喝了一杯矿泉水，矿泉水引起肠道碱性反应，加速了霍乱杆菌的繁殖，导致当晚霍乱的恶性发作，经三天抢救，医治无效，于25日凌晨去世。10月27日《交易新闻》报上的说法，柴可夫斯基20日从饭店回家后“吩咐在他床头放一杯水，他喝光了这杯水”。其他报纸也另有说法，《彼得堡日报》和《祖国之子报》还就转载材料问题发生争论。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柴可夫斯基得霍乱确实与喝了生水有关系。但为什么莫杰斯特没有提及20日晚在支列依涅拉饭店柴可夫斯基喝生水的情节呢？如果按照莫杰斯特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21日午饭时喝的生水，这又不合逻辑，无论如何病情不会在当天那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不堪救治的程度。
在1893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关于柴可夫斯基病情的报道确实有一些不清楚和互相矛盾的说法。在彼得堡舆论界所生成的各种传闻和从而造成的疑团跨过时空，扩散到国界以外，甚至延续到柴可夫斯基死后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
1962年，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尤利·里沃维奇·达维多夫发表了他所写的柴可夫斯基回忆录。按照他的说法，柴可夫斯基是在10月20日，即在他病情恶化的一昼夜前喝了生水。他还写道：“在一些报纸的报道中，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些人的道听途说，产生了对柴可夫斯基死因的怀疑。他们制造柴可夫斯基是服毒自杀而死的胡言。在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别尔金森的学生当中也有认为导致柴可夫斯基身亡的不是霍乱，而是服毒的传说。他们还说列夫·别里纳尔多维奇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导致柴可夫斯基进入坟墓的病是真正的霍乱和由此而发生的肾衰竭所引起的尿毒症，尿毒症造成了机体的损坏，尿毒症就是血尿中毒，传闻是否由此而起呢？”
然而，达维多夫的话并没有将风波平息，柴可夫斯基的死因之谜仍然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
70年代以后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死因，出现了新的神话。
1978年版的布列颠百科全书在写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内容时非常谨慎小心，但带有明显的暗示：“不知在喝生水前后他是否的确染上了这种病，但很快有传闻说他是因最后一部题名为《悲怆》的交响曲演出失败而自杀。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瞬间引起人们对作曲家的秘密去世发生怀疑。”
1980年出版的格罗乌娃所著英文二十卷《音乐与音乐家词典》肯定地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但自杀原因不能确定……喝生水后患霍乱而死的说法完成是臆造的。”
对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一说法的主要论证者是阿·阿·奥尔洛娃，此人1938年曾在克林柴可夫斯基纪念馆工作过，后侨居美国。她提出这一说法的依据并非档案材料，而是各种人士的口头叙述。奥尔洛娃在英文杂志《音乐与文学》1981年4月一期的一篇文章《柴可夫斯基，最后一章》中全面提出了这一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奥尔洛娃说她有确凿证据证明柴可夫斯基的自杀。她所指的证据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曾对奥尔洛娃的丈夫说过柴可夫斯基服毒一事。对此有所暗示的还有尤·阿·赞杰尔，即参与救治柴可夫斯基的医生阿·里·赞杰尔的儿子。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阿·乌·奥索夫斯基也讲过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奥尔洛娃本人当面听过此人的讲述。按照奥尔洛娃的说法，曾一直对柴可夫斯基自杀说予以驳斥的他的外甥尤·里·达维多夫后来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奥尔洛娃所提及的这些证人现在已无一人在世。这些人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也无任何文字材料可考。相反，尤·里·达维多夫和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对自杀传闻的有力批驳是刊登在正式的出版物上的。
奥尔洛娃所说的另外依据是，当年在宣布柴可夫斯基的病情时，医生们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有分歧。她还指出，在柴可夫斯基患病期间和死后没有采取合乎规范的卫生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奥尔洛娃提供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全部证据。
1966年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博物馆古币收藏保管员阿·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过一个奇怪的故事。瓦依托夫是柴可夫斯基曾在那学习过的那所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他收集过许多关于法律学校和法律学校毕业生的历史材料，其中也有关于柴可夫斯基的材料。而瓦依托夫对奥尔洛娃讲的内容是从柴可夫斯基的法律学校的一个同学尼·伯·雅考比的遗孀那里得来的。据说事情是这样：1893年10月与沙皇家族很亲密的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由于发现柴可夫斯基对他的侄子很殷勤而感到不安，他决定将柴可夫斯基的行为上告沙皇。告状信是雅考比转交的，据瓦依托夫说，雅考比当时是参政院的总检察长。柴可夫斯基面临被揭露，而由此受到严重的处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并流放西伯利亚。这件事对法律学校也是极不光彩的，而法律学校的荣誉是神圣的。为了避免声张，雅考比邀请了在彼得堡能找到所有的法律学校过去和柴可夫斯基同班的同学，进行了公意审判，这个审判做出让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决议。
显然，瓦依托夫的叙述成为奥尔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内容。在她的这篇《最后一章》出现之前，奥尔洛娃曾在海外周刊《新美国人》中就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此后，一份在美国广为普及的《高保真》杂志1981年2月那一期中乔叶尔·斯皮海尔曼支持了奥尔洛娃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转述了奥尔洛娃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就是在这份杂志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尔明斯基、莫·布拉乌恩联名撰文对斯皮海尔曼所转述的奥尔洛娃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这三位作者认为，奥尔洛娃的说法缺乏法律、历史、医学、心理方面的依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是：在当时的俄国，不少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异常。他们中也有人卷入类似柴可夫斯基对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的侄子“殷勤”之类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话，那也构不成犯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被处罚，也没有当众受辱。柴可夫斯基是了解这一点的，即使他怕声张，也不会达到要自杀的程度。
尼娜·别尔别洛娃还指出，与柴可夫斯基密切来往的亲友以及在他最后的日子和他有接触的人像阿·格拉祖诺夫、阿纳托里·伊里奇的遗孀和文艺理论家乌拉基米尔·阿尔杜金斯基—多尔戈鲁柯夫，他们都不怀疑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别尔别洛娃曾亲自和这些人谈过话。
尽管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作者写了批驳文章，奥尔洛娃的说法却继续存在。无独有偶，英国音乐理论家戴维德·布拉乌恩，柴可夫斯基四卷传记的著者该不可能不知道奥尔洛娃的论敌的论证，但他却依然接受奥尔洛娃的观点。他也引用了格罗乌娃的音乐词典里所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旧的传闻未消，新的各种说法又接二连三出现呢？
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可以驳斥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而根据合理的想法推出的理由又不可能被那些伺机窥探秘密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哗众取宠、从中渔利。柴可夫斯基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他病情的不同报道，再加上《悲怆交响曲》的演出都为传闻的散播提供了土壤。从奥尔洛娃的说法到格罗乌娃的有权威性音乐词典中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定论，可以说明，只简单地说“事实不是这样”，是不行的。
1986年10月，西方展开的讨论在柴可夫斯基的祖国得到了响应。首先就此问题发表文章的作者，非常凑巧，名为欧·柴可夫斯卡娅，她经常就现代生活重大问题在报界发表文章，她以笔锋犀利著称。她的《黑桃皇后》一文刊登在《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10期。她的文章以尼古拉·奥列斯托维奇·布利诺夫所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她生前为批驳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谬说，进行了大量认真的研究工作，收集了许多宝贵材料。欧·柴可夫斯卡娅的文章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在驳斥谬论方面已作出了第一步。
1988年春，在美国杂志《19世纪音乐》第3期刊载了阿·尼·帕兹南斯基的一篇题为《柴可夫斯基的自杀是谣言还是事实》的长篇文章。此文援引大量历史、传记材料，对柴可夫斯基患病和去世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彻底驳倒了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对尼·别尔别洛娃的论证给予肯定：柴可夫斯基不曾受到惩处的威胁，甚至像乌拉吉米尔·米歇尔斯基公爵（此人恰好也是法律学校毕业生）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曾不止一次由于异常的情感纠葛而出丑，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在风波过后，还当上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参事。帕兹南斯基列举许多实例说明，像柴可夫斯基这样一向彬彬有礼，谨慎从事，又与亚历山大三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的人，根本谈不上有受任何处罚的可能，更谈不上公意审判和自杀。
帕兹南斯基的文章对传染病、霍乱病案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有理有据地对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而死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篇文章是很有说服力的，而奥尔洛娃和她的拥护者们是否放弃自己的原有立场还是问题。
为了彻底驳倒奥尔洛娃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就柴可夫斯基是否存在自杀动机作了认真分析。帕兹南斯基指出，柴可夫斯基在整个一生中，除了那一小段婚姻生活外，从来没有由于自己的异常而感受某种特别的痛苦或良心的谴责，可以说他不必为任何事担心，生活得很满足。对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过完全绝望，也没有怕把什么声张出去的担心，就是说，没有足以促使他走向生命绝路的因素。对于帕兹南斯基的这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在这方面，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也许他会在日记里承认和坦白些什么，而这些日记已被销毁了。但是有一张1887年3月他写过的字条保留了下来：“为了成为正常的人，我该怎样做？”此外，有时他也流露出由于不能克服自己天性上的毛病而感到烦恼。最后，他的音乐可以对生活提供很好的见证。当然，在传记研究中，使用无言的音乐是会让人感到靠不住，但完全有理由认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是带有传记性的。这不仅因为作品本身的主观性，也因为作者自己留下了对这些作品的文字说明。这四部交响曲是他生活的四部曲，每部作品反映了他创作时的内心感受。听了这几部音乐和了解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之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柴可夫斯基心理状态的图画。命运的主题始终是这幅图画的中心，悬在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剑每一分钟都有落在他头上的可能。
1877年，《第四交响曲》开始于婚姻引起的危机以前，危机过后，这部交响曲完成。交响曲一开始就奏响命运的主题，这个主题响彻在整交响曲中，直到末乐章在节日气氛中命运主题发展到高潮。第一乐章表现了主人公（柴可夫斯基本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绝望，经过一番斗争和较量之后，到了末乐章，柴可夫斯基的结论是：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1885年，《曼弗雷德交响曲》没有了命运主题，代之以两个彼此紧密相联的曼弗雷德主题—曼弗雷德的形象和他的痛苦。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主人公已不限于“还可以生活”，他开始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他自己寻找的死亡在威胁着他，然而这个内容是拜伦剧本的要求。在他临死时，他没有向恶势力投降，《曼弗雷德交响曲》以乐观的大调结束。虽然主人公走上可怕的审判台，但他昂首挺胸，结尾的悲剧音乐像是对生命的呼唤。
1888年，《第五交响曲》命运主题贯串四个乐章，但它已不带有像《第四交响曲》和《曼弗雷德交响曲》里那样的战斗性。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平静、忧郁。在第二乐章中在美丽抒情场面中命运主题破坏了宁和平静的气氛。第三乐章的最后出现命运主题，以华尔兹结束乐曲，命运主题虽然显得激动，但很胆怯，好像预感到失败。末乐章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厚重强大的呼唤使人预感到胜利。交响曲庄严隆重的结尾显示完全有把握战胜命运。
1888年是胜利的一年，开始了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第四阶段。这时候柴可夫斯基已取得了事业上的极大成功，在世界上已享有盛誉。但是在日趋繁忙紧张的生活中，他同时也陷入一种苦恼和困惑。他怀念那些在孤寂的乡间度过的宁静安适的日子。
《第六交响曲》所呈现的与生活告别的画面耐人寻味，尤其是在它的首次演出后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人们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许会有更多的想法。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花样翻新地制造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的神话，以吸引视听，达到他们纯商业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些谣传而对真实的事实却抱怀疑态度。柴可夫斯基病危时，明明有四位医生参加救治工作，他们却说其中有两位与柴可夫斯基一家很亲近，而另两位是前两位医生的忠实助手，为了保护柴可夫斯基家族的利益，他们会串通一气做假。他们还说别尔金森医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也不会承认自己所做的病情报告有假。当说到很难弄到那种服后呈现霍乱病症状的毒药时，他们又搬出霍乱病专家的种种说法来证明柴可夫斯基是故意使自己染上霍乱或是服用了毒药。
在柴可夫斯基的病因、死因问题上，的确拿不出确凿的证明来说明事实真相，但生活中事物是有合理的逻辑可循的。
《第六交响曲》似乎起了助长谣传泛滥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想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到3月间即在恶性事件发生半年前写的，而《第六交响曲》的创意则是在更早的1891年5月。柴可夫斯基原来准备要写的《生活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构思都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第六交响曲》中：“末乐章，死——毁灭的结果”，“第四乐章以死结束”。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第六交响曲》看作事先想好的与生命告别，那就是说，早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两年前就预谋好了，这实在是过于大胆的设想，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所谓“公意法庭的审判”也就不攻自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