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得到很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是大家辈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特别是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只有在这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才能造就王羲之这位书法艺术的巨匠。那末，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书法艺术如此兴盛呢？
文学艺术不可否认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与影响，但它更直接地受到当时精神气氛的影响。在汉代，对人们思想精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孔子的学说了。孔子是礼法社会的建设者，他创立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是人们所遵循的唯一标准。孔子提倡"臣事君以忠"，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尽力事君，"臣事君以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使臣以礼"，如果君行无道，那就无所谓忠了。自从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君权被极大的强调，提出天-君-臣-民，天子法天而行道，有绝对的权威，对于君，对于政权要求不加任何前提地"忠"，自己要承受屈辱以至牺牲生命，为天、君而存在。孔子的道法精神是"仁"，爱人是仁的出发点，这必须建立在诚的基础上，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何礼？"假借名义为其私，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他说："乡原，德之贼也"。当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带来豪门横行，政治腐败，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儒学成了一部分人谋取利禄的手段，成了一切寡廉鲜耻的遮羞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痛苦失望。
他们寻求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于是终日醉酒吃药，裸裎放诞，追求刺激，他们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质，发挥个性；他们以狂狷来反抗乡原社会，反对统治者借礼教维护自己权位的恶势力。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顾名誉、地位，甚至杀身之祸，与虚伪的礼教社会作斗争。曹操以"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七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都死于曹操的刀下，曹操维护伦理的虚伪性可想而知了。司马昭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罪名杀了嵇康。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悲壮而感人。
魏晋风流名士反对名教到极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孙孔融，曾大胆反对名教对待父母的理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①孔融从生物家的观点阐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试管婴儿，可谓妄为大胆，这是一般入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对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不能不说是一种叛逆。许多事实使士人对君主，对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于朝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被强化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① 见《后汉书》卷七○，中华书局版，简装本第2278 页。
了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开始松动了，他们任情纵欲，尽情享乐人生，用多种方式表现自我，价值取向由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从一个规范的理论天地向感情的世界过渡，名士风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风流潇洒，成为魏晋的一代风尚，这一时期精神得到了解放，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显示。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根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温"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这里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走过王敦墓，叹曰："可儿！可儿！"他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晋代许多名士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子不胜枚举。魏晋人士自我价值的肯定、个性的解放，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个人不受有形无形的束缚，个性发挥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性，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袭前人。艺术在于创造，人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心灵的选择。
士人们追求精神寄托，寻找哲学理论的根据，而老庄的"玄虚"正是他们所祈求的，故而老庄哲学便发展兴盛起来。
东晋名士们在国破家亡中逃离出来，心中充满了悲伤，但到了江左，进入一个偏安环境，他们潇洒任诞，讲究风度，追求高雅宁静的人生，留连于山水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研习书法、音乐，享受艺术美。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涝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 "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一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人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作为东晋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为举止、心态品格自然打上了风神滞洒的印记，而风神潇洒的心灵又直接与他的书法艺术相联系。朱熹在《晦庵题跋》评《十七帖》中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的美，是由于这种美源发于王羲之的纯静心灵、潇洒风流，超然出尘的品性风格，这种美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中"的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二、师 承
古代练习书法是出于实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为了达到参与政治、进入仕途的目的，而作为艺术审美则是次要的，尽管在古代学校教育中书法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并不是以培养书法家为目的的。文字的功用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谓"以书取士"是考核和选拔官员的重要科目，并不是从艺术角度选拔书法家。诚然，书法是在书写和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门艺术，但书法艺术是较高层次的要求，学校并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书法艺术和写字是有区别的。早在周代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所谓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表明书法是文人之艺。进行书法的研习培养，一般平民百姓难以做到。这种书法艺术的教育培养一般都是个别教授、辅导。这就是师徒相授。早在东汉时期，识字、书写练习和书法艺术人材的培养就已分野，三国两晋时期更加明显，而且十分重视师承门户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时代向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传为王羲之撰写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做了这样的记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
卫夫人（272-349）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卫铄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从妹，是东晋女书法家。师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露"。卫夫人曾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李充楷书写得很好，《晋书》称他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他的书法对王羲之也有示范启发作用。李充后来成为知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书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这一点与王羲之的观点相近，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曾应邀参加了以王羲之为盟主的兰亭雅集。
对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少人认为是出于后人手笔。沈尹默认为"这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已久，亦不能说它无所依据，就不能认为他没有见过这些碑字，显然其问有后人妄加的字样，如蔡邕《石经》句中原有的"三体"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时应该把它删去。尽人皆知，《三体石经》是《魏石经》，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说的事实。文中叙述，虽犹未能详悉，却有可以取信之处。"①王羲之书法师从卫夫人是可信的。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晋中书院（侍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录了一篇《传授笔法人名》这样写道：① 沈尹默：《书法论丛·二王书法管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卫夫人对王羲之的学习态度和成绩有高度评价，她在一封信中说："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即今楷），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①《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王羲之渡江北游见到以前名家的书法碑版后，发出感慨，从而改弦更张，即所谓"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王羲之学书期间未曾北游，向卫夫人学习书法是"徒费年月"，有人认为是虚构的，但先学卫夫人后改师伯父王廙倒是事实。
王廙在司马睿出镇建康时，"扶持老母，携将细弱"，由濮阳过江南下，除了任过短期的庐江、鄱阳二郡郡守，荆州刺史外，其余时间都在建康任职，他在江南生活了十六年。王羲之二十岁时王廙才去世，在这段时间内，王羲之受到了伯父的关怀，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王廙书画方面修养极高。王僧虔《论书》："王平南厚是右军叔（实为伯），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廖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廙擅长行书、草书、飞白书，而卫夫人只是"正体尤绝"。如果说王羲之"少学卫夫人"是基础训练，那么改师王廙则是书法高层次的各种书体的学习。王羲之在多种书体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这与王廙的言传身教和艺术上的熏陶是分不开的。王廙曾将索靖的草书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赠送给王羲之，使他从中原书风中吸取营养。王廙逝世后王羲之已二十岁出头了，以后他师法何人，历史上没有更多的记载，王羲之在《自论书》中说：寻诸旧书，惟钟张故（固）为绝伦，其余为（惟）是小佳，不足在意。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尤当雁行。
钟繇、张芝不仅是卫夫人、王廙的楷模，也是王羲之追慕的对象。钟、张的书艺在当时公认为最高水平，王羲之在研习书艺上不仅仅停留在顶礼膜拜上，而是想超越他们，建构新的书法高峰。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他自己认为，事实上也大致如此：有些方面超过了他们，有些方面与他们不相上下。庾肩吾认为就功夫而言，王羲之不及张芝，但其天然之姿胜过张芝。王羲之却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意思是说，他的功夫不及张芝，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三、成就与代表作
王羲之是我国书法史上"古今莫二"的"书圣"①，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冠绝古今"、"登峰造极"的水平。
王羲之不仅创造了妍美流便的书体，而且是一位多产的书法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最被尊崇的有自撰自书的《兰亭序》和抄写的古代文论、经文，如《东方朔画赞》、《乐毅论》、《黄庭经》等。此外，他的尺牍书占了很大比例。根据褚遂良撰《右军书目》统计，正书五卷四十① 《淳化阁法帖》卷五。
①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帖，草（行）书有五十八卷二百六十余帖，据《右军书记》著录有四百余帖，就编辑入卷的作品数量而言，在历代书家中是不多见的。由于战争、灾祸被毁和崇拜者带人坟墓殉葬的作品还不在其内，其作品的总数远远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
我们现在所见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几乎全非真迹，都是响拓勾摹本和别人的临本。这给我们研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带来很大的困难。不过古人留下的勾摹本、临本、不少是出于高手和著名书家，很多书作保留了王羲之原作的基本面貌，结合前人考证和文献，进行除伪存真的综合研究，以求得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可能的。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历来评价很高。梁武帝萧衍曾说："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①李嗣真《书后品》说他："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唐人书评》说："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僵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王羲之的书法："收敛而不失于拘束；脱易而不失规矩：温柔而不伤于软缓；躁勇而不过于剽迫；孤疑而不溺于滞涩；迟重而不使之蹇钝；轻琐而不染于俗吏"，表现出"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和个人的喜爱。在唐太宗的皇宫收藏中王羲之真迹有三千六百纸。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他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弘文馆冯承素、汤普彻等人响拓了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唐大宗称赞王羲之的书法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靠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①元代赵子昂说："大王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书法能达到雄秀极难，从美学角度来看，雄力壮美，秀为柔美，同时兼有两者之美几乎是不可能的，"秀"必须有很高的修养，"雄"必须有胆量和骨气，既要有灵气又要有朝气，力和美才能在书法作品中同时显现，只有王羲之才能做到。羲之书法又有人用"雄强"二字概括评论，雄则生气勃发，强则神理定足，故能茂能密。书法的"雄秀"，"雄强"都是极高的水准与要求，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欧阳询曾下过这样结论："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②王羲之的书怯博涉多优，精于多种书体。《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尤善隶书"。这里所说的隶书实际上是指正书和楷书。南朝宋羊欣认为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③唐张怀瓘《书议》分"真书"、"行书"、"章书"、"草书"四门，然后将历代书法家视其擅长列入其中。在上述四门中都列有王羲之。历代评论家总是根据他本人的见识和审美观点来鉴定书家作品，众说不尽相同。综合上说，再根据传世书作，认为王羲之精熟楷、行、草书体并将这三种书体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为学术界所公认。
楷 书①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六，五一。
① 《晋书·王羲之传论》。
② [唐]欧阳询：《用笔论》。
③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楷书古称真书。工羲之学真书成绩卓著，令人赞叹，卫夫人在《与释某书》中对她的学生王轰之的楷书曾作过高度评价。南宋姜夔《续书谱·真书》云："古今真书之神妙，无于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王羲之的楷书地位很高。王羲之在楷书上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变古形"。楷书书体是在隶书嬗变过程出现的，这种书体早在汉简书迹中就出现了变形。东汉民间已开始流行，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砾不断加以研习，使之完善。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范文澜说：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魏钟踪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境。 有人认为，"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创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①钟繇的楷书还保存不少隶书的形态，"左右波挑"纵向的笔画较短，不少字态呈横方形，笔画之间结构尚未定型，结体尚不够紧密。王羲之师从卫夫人，学钟繇笔法，后来又跟王廙学习书法，王廙也是师法钟繇的，所以他们的楷书均属钟繇系统。王羲之"变古形"自然是对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王羲之的楷书比起钟繇来，面貌大为改观，笔画趋于规范，结构配置已基本确定，其纵向笔画挺直多向下引出，一改钟繇楷书字体横张为纵展风貌，结体匀衡大方，王羲之对原有楷书笔法作了改造，形成"内擫"和"一拓直下"的特征。就横而言，王羲之楷书在提笔处有按笔，收笔处不着重折笔重按，在运笔速度上缓前急后，笔画趋于简化明快，道整匀紧。笔法上的改变使字的体态也与以前不同。王羲之的楷书"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有"魏晋飘逸之气"。从字形看"身"字纵长舒展，"地"字横向偏长、"国"字偏方，笔画多的字如"变""藏"字偏大，笔画少的字如"一"、"二"、"三"、"日"、"口"偏小，并不死板地追求通篇每个字宽高相等，按照字的自然姿态安排点画，能"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王羲之所写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
乐毅论
《乐毅论》书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 年），是王羲之抄写古文的得意之作，被誉为"王书之冠"。
《乐毅论》系三国时期魏国夏侯玄为对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攻打齐国被猜疑，结果离燕仕赵的事件而撰写的评论文章。传说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证官奴即王献之。传说这幅小楷原书丹千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大宗裒聚王氏父子墨迹，惟《乐毅论》是石本，其后随葬入昭陵。后来陵墓为温韬所发，此石已破裂。北宋时高绅加以整理，但最后一行仅存"海"字，故拓本称为"海字本"。①南宋越州石氏刻本即据此上石，①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七中说："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 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衷聚二王墨迹，唯《乐毅论》石本在。 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 。本 朝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力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赏见之。时石已破缺，未后浊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 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 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 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越州石氏本榻本。汉魏小楷如钟繇的《宣示表》由于隶书的影响显得拙朴宽厚，《乐毅论》则有清逸舒展、峭拔遒媚的韵味，很少见到隶书的笔意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唐代褚遂良《晋右将军羲之书目》认为王羲之小楷第一，"笔势精妙，备尽楷则"。通篇天头、地脚基本齐平，稍有参差，纵画垂直，横画略显右耸，字体有长方、正方、扁方，随字而变但不失匀称，严谨中有变化。《乐毅论》大多以中锋行笔写出，顿挫分明，冲融大雅，方圆适中，自然平易，毫无造作之态，留意运工，特尽神妙。为严峻的唐楷开了先河，是学习正书的范本。隋代智永曾说："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黄庭经
小楷《黄庭经》传为王羲之永和十二年（356 年）所书。褚遂良《晋右将军羲之书目》有著录。我们今天所见的《黄庭经》是后人的临本和刻本，真迹早已不复存在。《黄庭经》是魏晋时期流传的道家养生修炼之书。此书分内景经和外景经。外景经在东晋葛洪《抱朴子》中有著录。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審犹得存否？"由此可知南朝时将《黄庭经》作为王羲之的重要作品。
《黄庭经》的艺术成就历代评价很高，柳宗元《笔精赋》云："水散幽纵，《黄庭》宗之是也。"《临池诀》云："或藏或露，状类不同。"清代梁楠《承晋斋积闻录》云："《黄庭经》字圆厚古茂，多似钟繇，而又偏侧取势，以出丰姿。""字紧结，较《道德经》更古。""字有紧处，有疏处，无不各极其妙。"《黄庭经》从结字上有较明显的左轻右重的现象，形成敬侧之势，左撇、左竖的左半字较细短，右捺右竖的右半字较细长，字形啊娜多姿具有运动感。用笔舒展，颇有"今意"。每个字不规整划一，字的大小悬殊比《乐毅论》大，这样便构成了字与字之间的形态对比，给人一种节奏感。《黄庭经》纵行清晰，但无横列，字与字之间的联结错落有致，书写比较自由，如行云流水，轻灵飘逸。从章法结字和用笔上讲都富有变化，但又很和谐统一。《黄庭经》骨肉兼备，刚柔相济，质朴秀美，丰腴含蕴，后人常将它作为小楷范本学习，故有"初学黄庭恰到好处"之说。东方朔画赞《东方朔画赞》（365 年）又称《像赞》、《画赞》是王羲之小楷书名作。此书迹未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书与王敬仁"十五字。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曾提及此作。诸遂良在《右军书目》中著录工羲之书迹，将此帖列为正书第三卷。
《东方朔画赞》原文作者是西晋夏侯湛，《文选》卷四七引臧荣绪《晋书》："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壁'。"东方朔（前154-前93），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字曼倩。他聪慧过人，"寓目能诵，过耳则谙于心"，性格诙谐滑稽。后来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包世臣《安吴论书》在评论南唐所刻的《画赞》时认为："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逐字逐画衡以近世体势，几不辨为何字，盖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书法正传》则说：《东方朔画赞》，笔圆静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耳，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辈或随时用一人笔法 行 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有人说它是楷书的连笔字。不真不草，没有特殊的规定，书写时随意运笔，从容不迫，是一种最自由、最流便的书体，直到现在人们都在广泛使用。
行书，钟繇称"行押书"，有口诀认为："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若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行书，相传为后汉刘德升所创。其实，任何一种书体归于某一人所创，往往是不大可能的，行书早在汉代就在民间流传，早期的行书如今在简犊文书中还可以见到，行书是隶书实用书写逐渐发展而成的。刘德升在整理发展行书方面功不可没，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今河南禹县），恒灵之时以造行书著名，虽已早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①根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三国）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 今大行于世。"刘德升的学生钟繇、胡昭后来都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行书立法是很有权威性的，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原先仅在民间流行的行书经过专家们的加工整理和提倡，正式与篆、隶、楷三种书体并列，登上了大雅之堂。
王羲之的行书是学王廙的，王廙宗钟繇，所以王羲之的行书风格是变制钟繇行书而来的，其代表作有《兰亭序》、《姨母帖》、《孔侍中帖》、《丧乱帖》。关于钟繇的书法，王僧虔《论书》云"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当时铭石书皆用八分，由于钟繇最精于隶书笔法，所以铭石书为最妙。在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钟繇被列为隶书门，这充分说明钟繇精熟于隶书。钟繇虽然对行书的创造倾注很大的热情，为其笔画规范尽力很大。但这种新型的书体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尚不完善，钟繇为行书立法很大程度上停留于"破"，"立"的成分相比之下较少。钟繇作行书带有较重的隶书笔法，即所谓"隶味"。
王羲之对于行书体态笔画加以全面改造，摒弃了某些隶书特征，使之面貌一新，显得清新华美。这种书体受到了朝野的青睐，人们争相仿效。
王羲之行书的笔画体态有一种生动的欹侧之势，"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①字与字之间有如唐大宗所形容的"烟霏露结"②的映带关系，即所谓"状若断而还连"。将草书引入行书，行书。草书相间是王羲之行书的新特点，字的形体富有变幻，侧锋用得较多，运笔迅速，笔势连贯流利，形体简略。
兰亭序
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名词和象征。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最为纯正典雅的行书范例，被历代文人书家所效法。《兰亭序》是王羲之与朋友在悠游之余乘着酒兴用茧纸（麻纸的一种）、鼠须笔信手写成。日后王羲之想再写得好一点，然而"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自己也叹为不可企及。书法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是有其偶然性的。在一特定的氛围、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艺术效果，有时再重复一遍很难再现原来的面貌。《兰亭序》是在兰亭聚会后即兴创作而成的，那时可谓是① [唐]张怀瓘：《书断》。
① [南朝]袁昂：《古今书评》。
② 《晋书·王羲之传论》。
"四美具"（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并"（即佳宾、贤主），是最佳创作环境和心态，千载难逢，日后王羲之再重写所以达不到原来的艺术水准。
《兰亭序》的别称很多：晋人称《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记》、宋代欧阳修称《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黄庭坚称《禊饮序》、宋高宗赵构称《禊帖》。还有称《兰亭》、《兰亭集序》。
《兰亭序》是王羲之自撰自书的作品，它是一篇杰出的散文，又是一篇著名的书法作品，王羲之对此书此文颇为得意。
唐太宗曾以他的帝王之尊收集王羲之的字画，唯独没有《兰亭序》，根据线索，此作藏于浙江永兴寺辨才和尚处，传说派萧翼前往赚而得之，成了唐大宗的收藏。后来随唐太宗一起入昭陵殉葬。
关于《兰亭序》的流传情况，唐代刘饨《隋唐嘉话》有这样的记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陈）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大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大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今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兰亭序》，我们现在见到最好的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的临本，以及定武刻本，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好本子，正如古人所说"兰亭无下拓"，这是比较而言的。《兰亭序》对后世影响很大，研究者很多，评价极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 "《兰亭序》章法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纵成行，横不成行，这是考虑纵向阅读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整体严密，避免呆板。如果纵不成行横成行，不但阅读困难，而且显得杂乱，字体也不是依框格而写的，一般上下结构的字偏长，左右结构的字偏宽，笔画少的字偏小，笔画多的字偏大。字的长短扁方书写时比较随意。梁武帝说《兰亭序》为："龙跳虎卧"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兰亭序》字字精妙，运笔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包世臣说："《兰亭》神理，在'似敬反正，若断还连'八字。"《兰亭序》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中有七个"不"字，二十个"之"字形态各异，无一雷同。诚然，将同一个字写成许多形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王羲之为避免"状如算子"、"一字万同"的艺术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兰亭序》中的字左右顾盼，互相呼应，映带左右，长与短，粗与细，收与放，藏与露、疏与密，虚与实， 变幻迷离，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形式美的法则，一幅书法作品过于统一，整齐划一，那必然刻板单调，如果是过于变化，使人服花缭乱，也没有什么美感可言。只有既有变化又很和谐统一才能得到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美感。书法作品要做到既和谐统一又富有变化，其分寸的把握极为重要，有人说："大王之《兰亭序》字既精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大长，亏一分太短，极有分寸，直无遗憾，变化多端，尽如人意。"草 书
秦代因时常有战争，原来的篆书写起来很麻烦，故出现流便的草书，赵壹认为草书"起秦之未"，许慎认为"汉兴有草书"①，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大量草书真迹可以证明。在汉代，草书的使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东汉未年草书已经兴盛，其代表人物要数张芝了，他有"草圣"之称。汉代草书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的章草，即所谓"隶书之捷"。这种草书以独字出现，字与字之间不连贯，有严格的法则，这种草书为旧体；另一种为新体，即所谓今草，这种草书，书写比较自由，笔势连贯，很少保留隶书的笔意。张芝章草、今草兼能，三国两晋的书家皆以张芝为宗师。
咸康七年（341 年），朝廷出于某种原因，由王允之接替王羲之江州刺史的职务，同时将王羲之召回建康，拟委以侍中或吏部尚书职务，王羲之"皆推辞不就"。他闲居江州七年，在这期间他潜心于书法艺术，故名声大振。一时间人们争相仿效，就连庾翼的儿辈也不例外，学习王羲之书风。庾翼在荆州得知后勃然大怒，在致部下的书中说："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瘐翼自幼学习张芝草书，崇拜其书体，西晋书法学卫瓘，索靖，因推崇正统的张芝书体而名重一时，庾翼的章草正合时尚，所以颇受欢迎。庾翼称王羲之的行草是粗野鄙俗的"野雉"，唯有章草才是正统的"家鸡"。王羲之的草书也是学张芝的，王羲之的章草写得很精采，《晋书·王羲之传》云：尝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音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夫，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对章草与今草进行了认真研究，发扬两者的优点，摒弃了两者的不足之处。今草比较狂放，一笔连贯好几个字，不容易辨认学习，但它有流畅纵逸的优点。王羲之采用连续贯通的办法，保持今草的优点。章草有较浓的隶书笔意，书写也还较繁复，故不为王羲之所取，但章草不像"一笔书"那样难认难学，字的个体意识强。王羲之吸收了这一优点，发扬了单字的结构美。至于章草的较多波挑，则不在所学之列。王羲之改制过的今草，流畅遒逸，与章草的字字独立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极高艺术性又易于普及的新体今草书体。王羲之的今草书无论在用笔和结构上既合乎法度又富有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抄，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有人说王羲之草书如有墙壁一拓直下，气象宏伟。王羲之的草书，大多是尺牍书，都是率意而为，不加修饰，自然天成，随机应变，顺理成章，整篇书作，生动隽逸。今草书写起来迅速快捷，一气呵成，文字上下呼应，婉转妩媚，既快又美，故很快"大行于世"。王羲之的章草书作传世的仅存《豹奴帖》一件，今草书作以《十七帖》、《破羌帖》、《丧乱帖》（行草）最为著名。
破羌帖
《破羌帖》因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部》一语，故又称《王略帖》，此外还有《桓公至洛帖》、《桓公破羌帖》之称。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 《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桓温的收复旧京洛阳是永和十二年（356）八月，帖中云"桓公至洛"，所以书作所写时间经推断是在当年的秋季，当时王羲之已经辞官归隐了，但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摧破羌贼，感到由衷的喜悦，《破羌帖》的字里行① 见《说文解字·叙》。
间流露出振奋的心情。
《破羌帖》共九行八十一字，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人神，骨肉相宜，"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①《破羌帖》中的"破"。"禽"仅用两笔写出，笔画简略而形态俱存，特征明确。第一行和最后一行都有一个"今"字，但书写不同，第一行"今"字前的一字是"洛"字，笔画较硬，故"今"字，肉较多，写得较软。而最后一行的"今"字，考虑前后两字的用笔形态，故第一笔写得较硬，以两笔完成此字。这是基于章法和字与字之间对比关系考虑的，"画省"是总体要求并不是一概而论。如果每个字都平均对待笔，画极省略，势必通篇稀稀朗朗显得松散无力。《破羌帖》中的"虞"、"摧"则保留其较多的笔画以便与其他笔画少的字形成对比。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溜直下，则筋节亡矣。"①《破羌帖》许多字筋节刻画都非常精采，"贼"字第一笔画近似乎直角笔、力劲健，笔势的转换穷极变化，"求之"两字垂笔特长，连笔而书，气韵生动。"适"字为断句的最末一字，字体稍大，有横断截流之势。
丧乱帖
《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并裱于一轴，为白麻纸本。此帖中唐时流入日本，现藏日本皇室。其释文为：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关于此帖的写作时间目前无处查考，研究家们根据帖中所说的"先墓"、"修复"作出考证推断。王羲之家的先墓在何处，韩玉涛认为"先"不是指王羲之的父亲，他父亲的墓在临川，"先墓"而是指他祖父及以上人的墓，这些墓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述在"临沂都乡南仁里"。"先墓"初"离茶毒"，韩玉涛经过分析认为发生在晋室渡江前后，"再离荼毒"只有一次，即在永嘉十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