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指出，“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为是“扰害无极”［40］。所以，努尔哈赤频频要求“声辽人之罪”，也构成了揭开战幕的一个近因［41］。第四，促成抚顺之战的另一个近因是辽地连年大灾。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虽然积储有年，但连年大灾，导致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42］。出兵抢掠抚顺，既是后金奴隶主阶级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腹，缓解危急。这些因素，促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阶级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同年三月，英明汗努尔哈赤传令各个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饲养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谕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时处事应肖以正直为主，战时应当尚智巧谋略。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劳已，不损名，克敌致胜的可以作为三军统帅［43］。英明汗努尔哈赤颁布了攻城、野战的策略以后，又具体的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造做云梯两件，以备攻城。同时申明军纪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军士不准离开本身所在的牛录，违抗的逮问详察。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引退，如果免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则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二个人盲目的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伤、死亡也不给赏，不记功。凡是毁坏城垣的记首功，由固山额真记录下来。城垣破坏，固山额真吹响角螺，各处兵同时进战时，率先登城的人记大功［44］。在进攻抚顺城以前，英明汗努尔哈赤就作了这样的物质、军事和精神等诸方面的准备。
四月初，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决定四月十五日，在抚顺大开马市。消息传到了后金后，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认为时机已到。四月初八日，后金奴隶主集团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研究军事形势和攻城部署。四贝勒皇太极积极主战，他说：对明开战，必须先夺抚顺城，此城是我们出入的要路和通向明朝边关的门户。李永芳要大开马市，边备必然松弛，应该以精兵伪作商人，混入城中，内外夹击，大事必成［45］。英明汗努尔哈赤同意了皇太极的作战方案，并研究了四项具体措施。第一，以厚赏收买、引诱抚顺城的兵卒。令作向导［46］。第二，派人鼓动西部宰赛、煖兔等蒙古二十四营到抚顺讨赏，以分散李永芳等人的注意力和官军兵力。第三，派遣汗的两个儿子前往广宁府，探听明军统帅部的意向及战备情况。第四，大造入市经商舆论，以迷惑明边官。计划议定后，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分头去布置。
四月十三日，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军前正式宣布“七大恨”的同时，申明军纪说：凡是阵中所获得的人，不许剥取衣服，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分离夫妻，抗拒者必杀，投降者不许乱杀。拜过堂子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抚顺开去。大军行进三十里，分兵两路，到古勒山城宿营。十四日，八旗兵分八路冒雨前进，抵达斡珲鄂谟（今抚顺县境）郊外安营。当晚，英明汗努尔哈赤，将先朝金国的历史讲给蒙古额驸恩格德尔、萨哈连听，并自我表白说，自古以来，作为君主的，都身经战阵之苦，然而都未能永享尊位。今天我兴兵到此，不是为了图取大位，以求得永远享受，只是因为明国屡次构怨，难以容忍，不得已而为之。当夜兵分两路，左翼四旗兵进取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县小东公社东州村）、马根丹（今辽宁省抚顺县救兵公社马郡）。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统率右翼四旗兵以及八旗护军直奔抚顺城。
大军出发前，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二子前往广宁府城，十四日夜间到达辽东总兵张承荫的府邸作客。席间，二子与张总兵谈笑风生，对饮欢宴。一子见总兵官已经有些醉意，便问道：总兵大人，我父亲的志向可不在小啊！我们屡次进谏，他就是听不进去。若是一旦统兵南向，大将军有什么计策？张承荫毫无警觉，只是自夸朝廷的威德和辽边守备如何坚固，却没有对应之策。二子见天色已晚，情况也探明了，便微笑着告辞而去［47］。同一夭，后金市貂、参的“商贾”在抚顺关宣称，明天将有三千人的大市。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总兵官麻承塔扮作马商，赶着马群向抚顺关出发。十五日早晨，麻承塔等在抚顺关大市上佯作贸贩马匹，同时又派八百人到抚顺城去讨赏。这时蒙古宰赛、煖兔各部披甲戴盔，于辽河两岸下营，也到抚顺城讨赏。这时，后金又有“商贾”驱赶数十辆貂、参大车，缓缓而来引诱抚顺城内居民出城东关交易。乘混乱之机，皇太极所率领的五千伏兵与麻承塔的商队，在一声号角响过后，都突然拥到抚顺城下，城内外顿时大乱，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大队也及时赶到，内外夹击，喊杀声震夭动地。李永芳等闻讯登城，稍做抵抗，便与中军赵一鹤等投降了。千总官王命印、把总官王学道、唐铭顺等率领部下搏战，都死于战场，其余如白云龙等官兵都乘乱逃跑了。抚顺城官兵有五百九十多人被俘。军民死伤两万人，近万人被掠走。同时，东州堡也失守了，守堡李弘祖战死，军士被掠走二百二十多人，马根丹堡守备李大成及军民被掠去一百六十多人，共计三城被掠走官兵近千员［48］。主要被掠走的是居民，以三城为中心，旁及五百余座台、堡（明史为115座），地域从抚顺城外伸越百里，共被掠人、畜近三十万。十六日，英明汗努尔哈赤留兵四千，折毁抚顺城，收乒到抚顺东北的旷野，扎营于嘉班城，论功行赏，将人、畜分给众军。降民编了一千多户。俘虏中有山东、山西、苏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地的商人，计八路商贾十六人，分别赏赐路费，令他们各带“七大恨”书一份，返回家乡。
后金攻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三城以后，把大批的人、畜、财物分给众军，功大的多赏，功小的少赏。伤重的多赏，伤轻的少赏。战死的甲士优赏。所得的财物，连分五天还取之不尽，到二十日，只好将余财送往老寨［49］。
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失守后，后金已经把人、畜、财物分尽，明军还迟迟没动。辽东巡抚季维翰自己不懂军事，只是发红旗催促总兵官出战。广宁镇守总兵官张承荫亦素不习战，又毫无设防。听到抚顺失守的消息，大惊失色，手足失措。他迫于抚臣李维翰的一再催促，才不得不出战［50］。因此，抚顺陷落的第五天，张承荫才集合边军前往抚顺增援。援军五路并进，追到抚顺城南的边墙口外时，蒙古宰赛、煖兔各营兵仍然集中在辽河西岸，察哈尔林丹汗的兵从西边压向东方，炒花部屯兵于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外。后金兵在东引诱明军，宰、煖各营呼应于西，使明兵进退维谷，顾虑重重。镇守总戍张承荫，分营列队，步伍十分错乱。另有辽阳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如贵等，共统兵一万多人。后金军向东退，明军不敢紧追，只蹑其后侦察、跟踪。如此情况，后金侦卒报给了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以后，两贝勒决定披甲迎战，并上报给英明汗。努尔哈赤当即分析说：明兵不是想与我们对阵，只是为了报告他们的上司，已经把我军驱逐出边了而已，目的是欺骗君上罢了。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传告两贝勒，不必出击。两贝勒坚持请战说，我兵可以乘势袭击，若是默默的回兵，明军必然以为我兵是怯战。最后，努尔哈赤同意出击，两贝勒开始拔营进战。
这时，明兵分三处据山守险、掘壕，布列火器，安置营盘。张承荫临战采取三营分列的战法，阵脚不稳，军心不定。面对后金八旗兵的猛烈冲击，急放火器，矢发如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金兵冒死冲阵，不多时，将明军三大营兵层层围困起来，明军已经四面受敌。这时，右营游击刘遇节首先临阵脱逃，各营相继大乱，纷纷溃败。八旗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尸横相枕。镇守总兵官张承荫、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五十多员阵亡，明残军被追杀四十多里，得以脱身的仅十分之一、二。丢失战马九千多匹，抛弃盔甲七千多副，火器、刀、枪等损失惨重。后金军大败广宁援军，凯旋回师，努尔哈赤再次论功行赏。二十六日，后金将抚顺等处的窖谷大批地集中起来，随同大军运往都城赫图阿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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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页9下。
［2］《满文老档·太祖》卷s。
［3］官应震：《辽蓟情形并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7。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7，《九十九筹》卷，参见《玄览堂丛书》。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载：“两关地界沃饶，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涝薄收……而粮不继，势不得，取给清、抚之籴。”
［6］毕恭：《辽东志》卷3。
［7］马文升：《抚安东夷记》页2。
［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载：“太祖自吞南关，尽并乌龙江上诸夷，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
［9］《满文老档·太祖》卷1。
［10］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1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12。
［12］《神宗实录》卷552。
［13］《满文老档·太祖》卷5载：这十个人是囚于狱中的叶赫部人。明边官认为是“生事部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