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战的前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大战于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公社境），此战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在进攻抚顺城的前夕，就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中央政权宜战。萨尔浒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引起的。明廷对后金的征战也是从这里开始准备的。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针对明廷的备战，积极准备迎击。双方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的乌云越集越浓。
当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师的时候，万历皇帝嚇然震怒，决意所谓“大彰天讨”。群巨纷纷上奏讨伐建州的方案。最先提出具体进兵方案的是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他慷慨陈辞地说，，努尔哈赤不过是女直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已，同其弟舒尔哈齐占据宁古塔的哈喇赛（疑系赫图阿拉）地方，富庶而有计谋。努尔哈赤杀弟，并兼领其众，相继吞并猛骨孛罗。现在拥众五万，占地四千多里，一旦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各部勾结起来，全辽怎么又能为我们所有？当今之计，必须急速补充将领，拨发币金，筹集军饷，集结大兵，以大将统率，三路出击。一路从抚顺出发，从间道直走宁古塔，捣其老巢；一路从叆阳、清河进发，堵截于前；一路从辽阳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穆家卜）、蒲河或走懿路、武静营（今沈阳市西南大武镇营），以横遏其冲突。引列虎蹲大将军等火器在前攻击，配合神枪、短刀［1］。这位主事官杀气腾腾，大有一举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的气概。他的方案虽然没能全部卖施，但它反映出明廷主战气氛是很高的，对于敌我力量的估计，偏重于高估自己，低估了后金。这种思想在明朝这个“天朝大国”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主事官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吏、使臣，无一不是如此。对于明朝自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能动员多少人力和物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抚顺等城失守后，朝议纷纭，主战声浪压倒一切。明廷派往朝鲜李朝的官员，对于朝廷备战的估计更加乐观，对于胜利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富于激情而又不加掩饰的说：朝廷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必擒获元恶，枭首于藁街，献于九庙［2］。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结局必然与其外祖父王杲相同。明廷上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首，加紧备战，积极督师出关。
腐朽的明朝虽然积极主战，但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全部的备战过程几乎为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最初，他们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为兵铜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无法如期出师。在备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枢臣黄嘉善心急如焚，坐如针毡，急忙上奏万历皇帝，请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皇帝旨令：总兵官以下若有不从命的，可按军法从事，立即处斩。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克取清河城，全辽震动。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再次震怒，下旨严厉责备督臣说：清河被陷，敌势猖狂，各个总兵官仍然逗留在关内，都不肯先驱赴敌，所谓御敌之忠心究竟哪里去了？于是，准枢臣所请，赐给经略以尚方剑，并责令限期剿灭狂虏，严守封疆［3］。在努尔哈赤蚕食辽边，不断地向辽左腹地推进的牵动下，明廷将出师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间［4］。然而，待八月已经期满时，总兵官杜松仍然没有出关，出师的日期仍无消息。据八月份兵部报告：援辽兵马，只有宣大、山西已经起程，其他各路兵马都没有筹办。
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马为四路。左手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官马林（宣府人）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务的游击麻岩（大同人）为副将。管铁岭游击事务的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务的游击丁碧，原任佐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等随征，统兵一万五千多人。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宣府人）监军，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此路会合北关叶赫兵马，分路并进。左手中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榆林人）为主将，以保定总兵官王宣（榆林人）、总兵官赵梦麟（陕西人）为左右手，下有右翼营游击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燧，原任参将柴国柱，原任游击王浩，原任参将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王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务备御杨汝达等。由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统兵二万五千多人。右手中路，即清河路。从清河至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栢（铁岭人）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务参将贺世贤（榆林人）为副手，下有左翼营管游击事务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备御加御都司喻成名，加御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统兵两万五千多人，以分巡兵备道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右手东路，即宽甸路。从亮马甸（今辽宁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边。以总兵官刘綎（江西人）为主将。下有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兵大营都司姚国辅，山东营都司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兵营备御周冀明等，率兵一万五千多人。以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城）、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县城）兵备道副使康应乾监军，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此路会合朝鲜李朝官兵一万三千人，由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游击都司乔一奇监军。［6］明军四路，合计八万多人，合朝鲜李朝、北关叶赫部兵，共十万多人。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督臣宣布军纪、军令，要求各路官兵加强联系，以使彼此声悉相闻，脉络相通。进兵日期以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远近分别酌定。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论斩。官军临阵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立即处斩等，共申明军纪、军令一十四项［7］。为了杀一警百，以振军威，将抚顺失守时阵逃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8］。
明廷得到经略杨镐的奏报以后，知道征调的四路大军已经云集。朝廷文武各官以为方略已经决定，军中立功赏格已经宣布，恐怕拖延太久师老财匮。所以，大学士方从哲不断地移文辽东督促出师［9］。经略杨镐鉴于各路官兵已经誓师，都在整装待发，也觉得胜利在握，视后金兵不在话下。声言后金如要与官兵相抗，势必以卵击石。于是，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出师前夕，竟派遣女真人一名，前往后金去下战书。书中号称出动大军四十七万，三月十五日，将分路挺进，公然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10］。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老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他使用汉人进行侦查［11］，情报准确。明廷将近一年的军事调动，他几乎都有所闻，并相应地作出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克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以后，五月间努尔哈赤就知道将与“天兵”相战，这一认识与明廷最早的出师日期，即六月兴兵是完全一致的。足见，明军的战备情况，努尔哈赤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努尔哈赤的战备也与明廷的四路用兵相吻合。后金在明廷备战期间，积极地抓了军事实力、防守和侦察工作，进展很有成效。后金军攻克抚顺、清河以后，有大批的汉人进入后金，分统于额驸李永芳部下。当两军会战临近的时候，努尔哈赤挑选上千名汉人，剃成满族发式，身穿满族衣服，充实到八旗劲旅中。又有部分朝鲜人编作朝鲜营。同时，日被打造盔甲、器械，发给所谓乌龙江“精兵达子”，扩天了军事编制，加强了军事实力［12］。在明军将要进军的东路牛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大树，设置路障，量地势险易分别防守［13］。在明西路军所过的浑河要冲，努尔哈赤命令军卒在上游叠坝，堵塞浑河水流，积水设伏，诱敌深入［14］。其次，严密封锁消息，加强侦探活动，作到知己知彼。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努尔哈赤严令国中，不许任何人私自外出或与外界人员擅自往来，不许泄漏消息，未经允许不准出入国界［15］。所以，明廷在四路出师以前，对于后金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相反，明军的部署，却为努尔哈赤一一知晓。因为，李永芳投降后金以后，努尔哈赤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充分的信赖。通过李永芳的关系，英明汗努尔哈赤有计划地组织哨探（即明人所说的“奸细”）。从辽东各个城镇，到明京城内外，处处都有后金的侦探人员。辽东经略等官深知努尔哈赤的耳目，关内关外无所不有，弄得明军防不胜防。明廷的朝中大臣也承认，辽人久为努尔哈赤所用，凡是官军的一举一动，甚至辽兵、辽马、辽饷，努尔哈赤无不熟知［16］，结果，“我师未出，彼防己预”［17］。可以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前，对明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其战备防守做到了有的放矢，行动上取得了比较充分的自由。又比如，后金攻克抚顺以后，努尔哈赤见明廷主战气氛很浓，便于闰四月，放回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以缓和明廷的备战和主战情绪。五月，努尔哈赤见明军集结动作迟缓，便率兵攻克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地。七月，攻破清河城。九月，大掠会安堡。十二月，掠夺北关叶赫部，时机都选得合适，真是来去自由，无所畏惧。在两国交兵之际，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行动自由，这就使人不能不承认努尔哈赤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地位，它充分表明了努尔哈赤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此期间，不可忽视的是努尔哈赤在与明廷接战的前夕，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朝鲜李朝和北关叶赫部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争取朝鲜王朝的同情和支持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重大问题。明廷最初掀起“大行天讨”的声浪很高，朝鲜国王也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强大的后金国存在，对自己的国家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于明廷出兵抱着积极响应和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亲提三万大军合兵征剿［18］，也曾经派出使臣出使北关叶赫部，规劝锦台什、布扬古，要坚定信心，按期出师，不得有误［19］。但当朝鲜国王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力量，自己国家的利害关系以后，对于明廷的讨伐战能否必胜，十分怀疑。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五月，明廷使臣到朝鲜王廷时，国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国与天朝义如君臣，况且有壬辰之变（即公元1592年，明廷出兵援朝抗倭战争），拯救我国于水火之中，天朝若是有什么事变，我国君臣当为前驱，万死不辞。然而，我国素来兵农不分，朝令夕聚，势所难为。今天努尔哈赤的势力很强，远非建州卫李满住时期可比。并建议说：我兵可以在边境上阵兵跃武，大张声势，作出虎豹在山之势，观察建州动静，相机而动。若是贸然深入，轻行进剿，恐非万全之策。朝鲜李朝君臣的看法，就军事实力说是比较客观的。经总兵官李如栢初定，朝鲜王国出火器手七千，驻在接近明朝边境的某地，声援明军进剿［20］。可是不久，经略杨镐又改变了初议时的出兵数目和任务。他从进军的需要出发，对于朝鲜国王退缩不前，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深为不满。六月份，杨镐召见朝鲜王国使臣吴业男的时候，指令说：北关叶赫还能出精兵万人协助天兵，你们难道只调七千之数？必须集兵一万待于境上。吴业男争辩说：李都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七千，老爷为什么又增加了三千？杨镐强令说：李都爷不知道彼此的情形，征讨时我当依据情况指挥。你急速返回去，师期将在八、九月间［21］，不得有误。这样，朝鲜李朝官兵的参战是很勉强的。
从明廷第一次调动朝鲜李朝官军参加战争的时候起，努尔哈赤就比较详细地知道了。明廷五月派遣使臣去朝鲜李朝求师，努尔哈赤几乎同时也派十二个人出使朝鲜国。后金的使臣向朝鲜国王表示：我国因为怀有“七大恨”才兴兵攻克抚顺等城的。我国将与夭兵相战，你朝鲜国不可不知。辽东派人来请兵，若是你朝鲜国出兵相助，我国将在会宁、三水、满蒲等地派一支兵马，并希望朝鲜王廷谨守封疆，不得出兵帮助明军［22］。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后金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使朝鲜王廷中立，曾派得力的大臣再次出使朝鲜王国，以进献貂皮五百领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23］。
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外交对象是北关叶赫部。萨尔浒大战前夕，北关叶赫部已经被努尔哈赤包围和孤立起来了，对后金有畏惧之感，对于明廷与后金双方的战争，基本上抱着观望的态度［24］。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努尔哈赤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知道北关叶赫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便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北关叶赫部。这四个人原来是北关叶赫部人氏。他们回到叶赫部后，面见锦台什、布扬古，因为携带的书信丢了，就口诉说：我家祖父（系指努尔哈赤的父、祖）与你家祖父，都是官军害的，为什么你们不报仇雪恨，反而与官军一条心，和我家为难。今后，我们两家讲和，共同报仇雪恨，希望你们不要出兵帮助明军。因为锦台什、布扬古与努尔哈赤之间有杀兄杀父之仇和分尸之恨，便严辞拒绝说：我等世受国恩，若有他心，天地不容［25］。努尔哈赤遣使北关叶赫部，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尽管遭到了严辞拒绝，但在锦台什、布扬古两位首领的内心来说，也不能不深思，不能不顾及后果。因此，从这以后锦台什、布扬古更加顾虑重重，不敢把自己的军队编入明军，处于迟疑坐困的境地。在出兵数目、方式等方面与明廷计较再三。明廷原来想让叶赫部出精兵一万，合开原路马林军，统一指挥［26］。锦台什、布扬古提出叶赫部兵要自成一军，不愿意将自己的部下归汉官指挥。明廷没有办法，但又不肯放手，只好以南关哈达王台的遗裔王世忠（在明任指挥职务）执令旗，督促北关叶赫军队［27］。这就是萨尔浒大战的前夕，明廷与后金在外交方面的争夺情况。朝鲜王廷、北关叶赫部，在这次战争中的迟疑态度，是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所产生的良好后果和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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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神宗实录》卷569。
［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0。
［3］《明神宗实录》卷573。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卷129。
［5］《明神宗实录》卷577。
［6］《明神宗实录》卷579，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九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载：明军四路“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宋幼清九翁集》卷1载：四路“号十二万．不满十万人”。杨镐：《恭报师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7］《明神宗实录》卷579。
［8］《建州私志》卷下，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建州）。
［10］《满洲实录》卷5。
［11］杨镐：《先陈梗概疏》载：“……况贼中汉人极多，……更多值奸细，密贿西虏，每每入探师期”，参见《筹辽硕画》卷10。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3］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1。
［14］《明经世文编》卷502。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1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1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1。
［1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建州）。
［18］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
［19］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高丽人以一人宣谕北关，必期坚心自强，协力助顺”，参见《筹辽硕画》卷19。
［20］《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27，卷1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
［22］［2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卷157。
［24］《熊经略集》卷1载：“锦台什、布扬古的中军说：“只缘奴诱占南关、灰叭诸部，又诱宰赛来抢，而乌龙江一带江夷，……又被奴以利诱去，唆令抢我，我四顾皆敌，不能不惧。”杨镐《速敕蓟兵出关疏》载：“今（金、白）或见我势弱，虑恐嫁祸，不免有迁延、观望之心”，参见《筹辽顿画》卷7。
［2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参见《筹辽硕团》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页5。
［26］薛三才：《按征倭播事例酌议兵食疏》载：“督臣又谓，密谕北关报有精兵万人”，参见《筹辽硕画》卷4。
［27］董启祥：《恭陈征剿事机疏》载：“盖闻北关不欲汉官督阵，而欲独成一军，此断不可许也”，参见《筹辽硕画》卷1。
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二、全歼杜松军，击溃马林部
明廷经过一年多的备战，讨伐大军已经部署就绪。上自万历皇帝，下至文武群僚，以武力解决边陲祸乱，已经毫无疑问了，皇帝下决心说：“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1］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明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军事赌注。
明军于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以后，决定二十一日开始，各路大军先后出边。不巧，十六日，天色突变，乌云密布，纷纷扬扬飘下漫天的鹅毛大雪，东北的大地上，一夜之间，换上了银装。白雪茫茫，银山起伏，寒风凛冽，按计划出师进剿，已有困难。经略杨镐不得不紧急请旨，将出师的日期后推到二十五日。明军出师的日期尽管一拖再延，而仍然是困难重重，军事准备工作一直拖着后腿。总兵官刘綎曾经在四川任事，很得川兵的信赖。他对川、贵士兵的战斗力颇有信心。因此，屡次申请征调川兵。然而，兵部殆不用心，不予急办，致使刘綎迟迟不能出关。刘将军说：要我出关，必须等待川兵，若是有川兵二、三万人，我可以独挡努尔哈赤的军队，不用其他路军助战。有如此信心百倍的将领和军士，又提出了合理易行的要求，遇有明君贤相，其何乐而不为？而枢臣方从哲、黄嘉善不懂得军事，不察实情，恐怕师老财匮，一味地催促进兵。经臣杨镐迫于“明旨之切责”，极力以红旗催战，不容刘綎等待川兵，强行督促出关进剿。四路出师的具体时间安排是，西路沈阳、开铁两路于三月二日到二道关［2］，合营后再分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四路大军务必在三月三日会师于赫图阿拉，率先到达战地的以炮声为号，传令各军，不得有误［3］。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部署，精心侦察，其中各路统帅、兵马数目都比较详尽的了解。他召集诸贝勒、大臣进行了多天的谋划，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明兵的一路，利用地形，分设少数兵力拖住其他各路，即奉行大额驸李永芳的主意，“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4］。
杜松军先在沈阳集中。二月二十八日，出师日期刚一到，他就急速挥军前进。第二天中午，全军到达抚顺城宿营。杜松为人耿直、勇敢、廉洁，身上刀痕箭瘢如疹，从不贪财惜命，颇有古代名将的风度［5］。由于他身不畏敌，心欲立功，求战心切。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将军又下令从抚顺起程，军士手持火把，星夜急促进军，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越五岭关，直抵浑河岸［6］。
杜松将军所以进军这样急，这其中还另有缘故。杜松本是一位耿直的武将，对于这次出兵所定的师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济，士卒之间互不熟习，将领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便于大举兴师。而经略杨镐轻率寡谋，面对枢臣催促进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诸事都谋于辽东总兵官李如栢，朝廷有人骂他“糊面丧气，甘为木偶”，以李如栢的是非为是非［7］。因此，他对于杜松将军的合理意见置若妄闻。杜将军无奈，秘密派人入关，以书上奏，乞请朝廷暂缓师期。杜将军的所作所为，被李如栢侦知，杜将军的送书人被截回来，重责十军棍，杜将军的建议不得实行。杜将军的合理意见不被采纳，又迫于军令不得不赴战。二月十一日，在辽阳誓师的时候，李如栢在酒宴上佯敬杜将军酒一杯，口称：我把头等功让给你。杜松受他所激，矢心不疑，举杯一饮而尽，决心争立头功［8］。出师以后，李如栢又令人在杜松军中诈传：清河路已经进兵，努尔哈赤即刻将要被擒。杜松一听更急了，便驱兵速进［9］。当过五岭关的时候，遇到后金两个村寨，杜将军挥军向前，横扫以尽，活捉十四名女真人，缚往经略处报功［10］。然后，不顾疲劳，当夜三更，兵锋所至，已经到达浑河。
然而，杜松将军贪功气傲的劲头也相当严重，在浑河岸边，监军张铨劝阻杜将军说：今天夜幕当头，师期还没到，是否就地驻营，等到明天清晨再渡河东进不迟。张铨是个读书人，庄重多谋。他劝阻杜松，既是持重之言，可防止冒进赴险，同时，也反映他内心的想法。他对这次朝廷兴师动众，“大彰天讨”，能否如愿以偿，颇有疑惑。他认为后金精兵至少也有三、四万，其中人人能战。我兵能够同他们搏斗的，仅仅是各个将领部下的家丁。每个将领部下一般有家丁数百人，其他的兵卒都是“五合六聚之众”，加上野战是后金军的长处，官军的短处。官军以劳赴逸，以客挡主，很难取胜［11］。杜松对张铨的劝阻，置之一笑，轻蔑地说：我军义旗东指，谁敢抗颜，只有乘胜前进，有什么师期可谈。说罢，命令手下军卒探试浑河水势，选择渡河地点。不多时，探马前来报告：河水不深，仅及马腹，河中还有小船数十只。杜松听报大喜，一边举杯痛饮，一边对众将说：这真是天人齐助啊！于是，他弃船不坐，身不披甲，策马大呼而进，急催军卒渡河。手下的将士见将军身上没有披甲，急请披甲再进。杜松大笑，并且骂道：身入阵战，披坚甲岂是大丈夫所为！老夫束发从军以来，不知甲重几何，今日你们众人想以甲苦累老夫不成。谈笑之间已经到了河中，进入水中的有杜松本部亲兵及右营游击刘遇节的五千骑兵，人、马、车营近万名。开始河水平稳，众军涉水渡河，入河的战车有五百多辆，杜松命令内丁在前开路。当渡河官军大部分行至河中时，未料后金军早已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壅沙于浑河上游，阻水作坝，蓄水高达数丈。后金军卒得知明军人、马、车已经拥入河中，便掘坝放水。突然大水咆哮而下，向杜松军猛扑过来。总兵官赵梦麟看见水势猛涨，感觉势头不对，极力向杜松谏言，要求停止过河，杜松不听。车营各官也来恳请回师，杜松更是不理。水位渐高，人人各自奔命，兵卒淹死在河中的近一千余人。后军的大炮等重火器都阻于河岸，一水相隔，分军为二。争渡过河的，又当傍晚，寒气逼人，军不成军，乱作一团［1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得知明经略杨镐已于十一日在辽阳誓师。杜松将军从抚顺路进军的消息亦被其探到，所以，在明军誓师后的第四天，即二月十五日，就派出一万五千步兵前往界藩山（今辽宁省抚顺西北铁背山上），名为筑城，实际是设伏防守，另有四百骑兵出没、游击于界藩山周围，时而入于山谷，时而出现在密林之中［13］。
当杜松过河军士正在夜幕中背水受寒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发起了冲击，浑河以东胡笳大作，自山谷间万余火炬，骤然出现，喊杀之声震撼山谷，一彪军向河岸冲来。这时，杜将军才如酣梦方醒，知道已经是背水陷伏，处于险地，若不当机立断，将背水而战，难于脱身。于是，身经百战的杜将军，便急中生智，下令全军集结迎战，他亲自率领内丁和渡河军卒及朝鲜李朝的近百名铳手，主动向后金军冲杀过去。
后金伏兵首战杜松的是大将哈都。两军相遇，杀声震天。杜松虽然年老，但英勇不减当年，他奋力厮杀，勇气倍增。他时而轮动手中的长枪，时而抽出腰间大刀，使后金军纷纷败阵。当杜将军杀出重围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哈都，两人大战数合，哈都败阵而走，杜松紧追于后，直至界藩山下。杜松终究是个老将，他紧紧地把握战机，下令军卒结阵不散，发挥仅有的火器威力，致使哈都军伤亡甚重。杜松乘机向吉林崖冲击，奋力争夺山头。与此同时，后金军的另一部分围攻明军右营刘遇节军［14］。
由于杜松率先冲阵、勇猛厮杀，全军士气很旺。哈都难于招架，不得不暂时后退。杜松部下的士卒，误认为胜局已定，目无军纪，不听号令，各自争功，无意力战，敌兵一人倒下，竟有十数个人下马争割首级，致使全军的战斗力大减［15］。
在这关键时刻，杜松率领亲兵和朝鲜李朝的火铳手冲到吉林崖下，向吉林崖上冲击。这时，哈都又率部重新围攻上来，在争夺吉林崖中，朝鲜的火铳手多数阵亡，明军阵亡数千，战斗力进一步减弱了。这时，后继兵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总兵官坐营中军王捷等败阵脱逃，使杜松军更孤立了［16］。未能渡河的明军移营于萨尔浒山上。正在两军都处在极其紧张的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前来增援。
杜松军二月二十九日，从抚顺启程的时候，火把、车队，浩浩荡荡，早为后金的哨探及时发觉了，消息很快地报告给众贝勒、大臣。三月一日清晨，众贝勒、一等大臣都集中在努尔哈赤的大衙门，将栋鄂路刘綎军，抚顺路杜松军前来的消息作了报告。栋鄂路的消息先于抚顺路到达。努尔哈赤依据情况作出断定，明军使我先见南路的兵，是诱我南去，而大军将从西路来攻。南路我有兵把守，今天应当集中城中的兵迎战西路［17］。努尔哈赤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的战术，充分发挥了八旗兵高度机动性的作战能力，迎战明兵。这是萨尔浒大战前夕，努尔哈赤的重大决策。
抚顺路明军在二十九日晚上出发，道路通顺，军行无阻，本可以比其他各路先到，而杜松又争功心切，轻敌倨傲，日驰百里，疾趋而至，此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栋鄂路的消息虽然先到了，但努尔哈赤与众贝勒的心里明白，此路山险林密，设有三道大路障［18］，刘綎与朝鲜李朝合军在二十八日才过牛毛岭（今牛毛大山，在桓仁县西），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一百二十里，间有伏兵骚扰，二、三日内难于到达，是很显然的。明军虽然四路围攻，实际上，杜松一路为进军主力。杜松是明军中有名的将领，努尔哈赤素畏杜总兵，口称“太师”［19］。因此，努尔哈赤能在强敌四面临境时，作出果断决策，这是他客观分析，正确判断的结果。
攻战方向决定后，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众贝勒、大臣和城中兵西征。代善立刻整顿兵马，向西进发。尽管清河路李如栢军也启程前来，大贝勒深知那里也设有伏兵阻击，一日难于到达，所以，暂时置之不顾，径直率兵猛进，经扎喀关、向铁背山（今抚顺西北，近界藩城）、界藩城进军。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到达战地时，杜将军正在率兵争夺吉林崖界藩山城，欲控制制高点，战斗激烈，明兵死伤惨重，朝鲜李朝的百余名铳手几乎全部战死了。杜将军处于欲攻而不能得，想退又不可能的境地。四大贝勒商定先攻吉林崖，立刻派一千兵登山，协助山上守军向下冲击。又派右翼四旗兵配合山上兵夹攻杜松军，以左翼四旗兵监视萨尔浒军大营。正当部阵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军队赶到。努尔哈赤认为，众贝勒的用兵，不能一战动摇明军根本，乱其军心。决定改变攻击方向，令右翼二旗兵增援左翼四旗兵，先破萨尔浒大营，他断言说：此兵一败，界藩的兵自然丧胆。令右翼两白旗监视界藩山杜松所部，待吉林山上兵下冲的时候，协助夹击。努尔哈赤在这关键时刻，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加速了西部战场的作战进程，为全局的胜利争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时，努尔哈赤亲率不少于六旗的精锐士兵，约四万五千多人，而明军萨尔浒大营仅有一万五千左右的兵，集中二倍以上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攻［20］。加上八旗战士熟知地形，所以，接战不多时，萨尔浒大营明兵便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纷纷逃窜了［21］。
杜松所率领的军队，虽然暂时在吉林崖下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失去老营，军心动摇［22］。当萨尔浒大营一溃，吉林崖上八旗士卒下冲的时候，两白旗军又从山后压下来，杜松军立即被八旗士卒团团围住。杜将军再次抡动长枪迎战，天时已经是正午了。众贝勒已经发现难于抵挡的是杜松将军。于是，命令各旗士兵放弃杜军余部，向杜将军合围，重重围困，势如铁桶一般。杜松得知萨尔浒大营兵已经溃散，待援无望，便欲率军奋力杀出重围。然而，八旗兵已经集中全部兵力，团团围住，两军自午时一直杀到酉时，杜松率领少数亲兵砍杀数里，到达坎钦山（今抚顺营盘西）仍不得脱身。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又突然面中一矢，落马而死［23］。跟随的士兵，有的幸而得脱，有的投崖而死，还有的隐蔽在山石间或伏匿于死尸下，只有少数人投降。
杜松所部两万五千多人，其中有一万多人战死在疆场。副手王宣、赵梦麟等主要将领都阵亡了。逃回来的主要是萨尔浒大营和右翼营游击刘遇节所部的士兵。连总兵官的令箭也落入了八旗兵的手中。作战双方都损失惨重，疆场上的尸体、兵器漫山遍野，鲜血染红了浑河岸边的战场，染红了塞北白茫茫的雪原。
杜松将军所率领的抚顺路军，虽然名为两万五千多人，实际能战的只有近万人左右，而其中骨干力量是家丁，其余大部分兵卒都懦怯不堪［24］。据战后统计，抚顺路逃兵多达一万四千多人。由此可知，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军无斗志已经达到了何种状况。
开原、铁岭路军，最初由经略杨镐等确定，从三岔口（今铁岭东南三岔子）出边。三月初二日必须赶到二道关与杜松军会师，再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前进。总兵官马林对于出边的地点很有意见，坚持要从靖安堡（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出边。他舍近求远，绕北而行，这是马林退缩不前的表现。当时，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向经略杨镐建议说，他深知马林的为人，如以马林任开、铁路军主帅很不妥当，还表示他与庸懦无能的马林难于共事。要求经略更换开、铁路军主帅，应以马林为副手，作为后援。并严肃地指明了后果，即若不更易主帅，不但误了军机大事，我等也将自身难保［25］。对于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间题，经略杨镐竟置之不理。
二月二十八日，马林率领一万五千多士兵［26］出发了。由于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从靖安堡，而是从铁岭向三岔口出兵，所以马林一踏上征途，行军速度就十分缓慢。按师期规定三月二日，开、铁路军当与杜松军在二道关会师，可是，他已经出兵到第四天头上，即二日中午了，仍然驻营在三岔口外的稗子谷，不肯前进。当他听到杜总兵已经提前一天到达浑河，才整军向二道关方向赶去［27］，可是这时，杜松军已经全部被歼。
三月初二日夜间，马林统兵来到五岭关附近，得知杜松已经败亡。统兵主帅马林顿时不寒而栗，士卒也个个丧胆，全军异常震动。马林事先不设哨卒，对于后金八旗兵的情况，一概不知。三日清晨，他听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统率八旗兵向开铁路军攻来，惶恐万状，急忙避开敌锋，率领近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游击龚念燧、李希泌等率领少数兵力，集结在斡珲鄂谟瓦湖木（今辽宁省抚顺大伙房水库中）。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也率领几千人集结在距尚间崖三里远的斐芬山（在尚间崖东）。开铁路军虽然三分兵力，各自据守，似有互为特角之势，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众寡悬殊，军心不稳，主帅实际上已经摆出先逃的架势。
三月初三日拂晓，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把防守开铁路军的兵力与攻击杜松军的兵力会合一处，向马林军杀来。大贝勒代善率兵三百先到了尚间崖，以牵制并观察开铁路军阵势，又集结后继兵力与马林所部对阵。四贝勒皇太极先到了龚念燧营地斡珲鄂谟瓦湖木，造成了对明兵的分割局面，并向龚念燧军发起了攻击。由于龚念燧所部的兵力过弱，战不多时，全军战败。龚念燧与所属官兵都战死在疆场。这时，努尔哈赤泰然自若地观看四贝勒皇太极率兵追杀明军。忽然，探卒报告说，尚间崖的明兵大营，将有所动作。努尔哈赤便亲临尚间崖，只见明军已经在尚间崖挖了三道战壕，布列火器。努而哈赤对大贝勒代善说，派兵先占领山头，向下冲击，明军必然大败。大贝勒刚要下令，见明军壕内壕外已经合兵。努尔哈赤又及时传令：明军将要出战，可以停止登山，令士卒都下马步战。这时，明军前队已经逼近，大贝勒没有下马步战，就策马统兵冲入明阵，二贝勒、三贝勒及其所部军卒都合力冲杀，两军刀舞枪刺，棍战在一处。战不多时，明军前队溃散，纷纷后退。后金六旗兵乘势一直冲向尚间崖大营。明大营兵稍示抵抗就败下阵去了。只有副将麻岩、丁碧、郑国良等率领少数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后营兵的溃退，结果众寡不敌，诸将阵亡［28］。
总兵官马林坐镇尚间崖大营，当前锋营接战不久，稍一失利，他便率领后军先逃了，其后所部近万人狼狈相随，一直逃至张家楼子，才收住脚步［29］。
由于开铁路军统帅畏敌如鼠，在出边地点的选择上计较再三，迟疑坐困，贻误军机，使杜松军失援。听到杜松军覆灭，又军心动摇，后金八旗兵一冲即溃，结局果不出播宗颜所料。
开铁路军将领，开原道佥事潘宗颜为人耿直，处事坦率。他早已料定马林为主帅，必误军误国。当他得知杜松全军覆没，又见马林慌忙退守尚间崖的时候，他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通判董尔砺等，决意血战到底。从军事角度看，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优势不在明军一边，却又三分兵力，自然兵单力弱。针对这种情况，后金久经战阵的统帅努尔哈赤如何布置兵力攻击明军却十分明确。他见开铁路军三分兵力，各自据守，就采取分割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术，即采取先攻击斡珲鄂谟，牵制尚间崖，死困斐芬山的战法，使明军三部分相互隔绝，彼此不能增援。
潘宗颜在斐芬山的战法是，将部分战车放在阵地前边，枪、炮布列左右，形成野战之城。努尔哈赤的攻击军是重甲兵在前，轻甲兵在后，另有轻骑兵在远处待战。这一天的辰时，后金八旗兵发起攻击，明军枪、炮齐发，双方相互对攻，矢飞如雨，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明军居高临下，主帅潘宗颜战杀在前，誓死如归，军士虽少，斗志颇旺，使后金八旗兵“死者枕籍”。潘宗颜等越战越勇，严重地破坏了八旗兵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后来，由于马林尚间崖大营兵溃散，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努尔哈赤与大贝勒等，在击溃马林大营兵以后，迅速地厚集兵力，将斐芬山重重地围困起来，造成潘宗颜一军四面受敌。虽然明军积极组织兵力拚命厮杀，但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战至午时，播宗颜由于精疲力竭，背中一箭，壮烈牺牲。窦永澄、江万春等也都战死疆场［30］。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兵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占了斐芬山，全歼了明军，横扫西部战场。
北关叶赫兵，原定由开铁路总兵马林指挥，经略杨镐命令锦合什、布扬古出兵一万。锦台什、布扬古二人不愿意受汉官统辖，要求自成一军，辽边抚、镇大人只好听其所愿。由锦台什的妻侄，明朝指挥王世忠持红旗前丢督战。三月初三日，北关叶赫象征性的派出二千兵开赴三岔口以北，随从叶赫部的有明朝驻守北关的游击官马时楠等。明经略杨镐又派人持厚礼前去慰问。此军到达中固城时，明西路两军都已经败北。经略杨镐的退军令已经由安乐州（今辽宁省并原县北“老城镇”）备御送到军前，命令叶赫军速回本寨，加强防守［31］。
明军西部战场，沈阳路、开铁路两军，从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进兵，到三月三日中午斐芬山的潘宗颜战殁，在努尔哈赤巧妙的指挥下，速战速决，只经过两夭两夜的苦战，后金八旗兵便大获全胜。其后又急速挥军东进，迎击栋鄂路刘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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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州鹤：《大发币金佐军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2］《盛京通志》（上）卷16页1下载：“二道关即大民关，在赫图阿拉西十一里”，今新宾县境。
［3］《明神宗实录》卷580，《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7。
［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5］《宋幼清九籥集》卷1。
［6］《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7］傅宗□：《并采群言全辽安蓟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8］陈建：《皇明通纪辑要》卷21。
［9］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
［10］《明神宗实录》卷580。
［11］张铨：《天人交警极图消洱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自将精锐三万人应杜，而使别将弱虏万余御刘（綎）”。三万系指精兵，以萨尔浒出师旗数计之，当有六万数为宜。
［12］《宋幼清九籥集》卷1，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不按队为营，临期每队挑选数人，以致队伍错乱”，参见《筹辽硕画》卷17。
［13］努尔哈赤派往界藩的一万五千人，《满洲实录》载称：“运石之夫”，似乎与战争无关．笔者认为，‘明二月十一日誓师，努尔哈赤十五日派人去界藩，实际是伏兵《满文老档·太祖》卷八载：派去的人是，“yafahan
Cooh“，汉译为“步兵”之意，确证努尔哈赤是有的放矢，设置了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