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明神宗实录》卷580。
［28］《满文老档·太祖》卷8。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30］《明神宗实录》卷580，《满文老档·太祖》卷8。
［3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满洲实录》卷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北关初三日始以二千之众赴三岔之北，……到中固，有安乐州备御家吩咐我家兵马回寨防守”，参见《筹辽硕画》卷19。
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三、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统八旗主力，大败西路抚顺、开铁两路明军后，急令达尔汉侍卫统兵一千，迅速东去。继令二贝勒阿敏率兵两千启程。随后，他和众贝勒也收兵东来。开到界藩，按女真人风俗杀牛八只祭旗、告天，祝愿旗开得胜。
祭旗前，大贝勒代善请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我率领二十人扮作侦卒东去探听消息，汗父祭旗后可以从容东来。大贝勒走后，三贝勒莽古尔泰相继东去。转瞬间四贝勒皇太极驰马来到汗前。对汗父说，不出我的所料，大阿哥（兄长或皇子、太子之意）果然已经东去了。请允许我与大阿哥同往。努尔哈赤劝阻说，你大阿哥扮作侦卒前去打探消息，你可以随我同往，不必前去追赶。四贝勒急不可待地恳求说，大阿哥已经独自前去，我怎么能逗留在后？说罢也率兵疾驰东去［1］。
努尔哈赤祭旗后，下午申时从界藩起兵，五更与大贝勒相会。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进一步布置兵力。他在初战得胜后，头脑十分冷静，仍然不采取分兵对付两路的战法，还是集中主要兵力会战明军一路。这一方针已经构成萨尔浒大战中各个战场作战的特点，即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分别缓急，个个击破。努尔哈赤命令留下四千守城兵，以防明清河路进犯，其他八旗士卒全力东进，迎击刘綎军。
总兵官刘綎号称勇将，为明代西南地区的名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立有战功，在明军中享有盛名［2］。刘将军手持镔铁大刀，重达百二十斤，力大无穷，马上抡动大刀如飞，人都称他为刘大刀［3］。他曾在四川任事，手下有川、贵苗族精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战绩辉煌。
万历皇帝命令刘綎将军星夜赴京。刘将军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带领儿子刘结、刘佐及昔日随征有功员役刘招孙等，并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战马八百多匹及陆续集结的数百人，前后约有一千多人。又带佛郎机、百子排号、乌铳、火炮等器械，另有军船一艘。刘綎恳请待运船到后，川兵稍集便立刻出关［4］。
经略杨镐最初不想征调外省兵，对于刘将军迟迟不出关，请调川、贵兵，十分不快，拒绝督办。恰在这时，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七月，努尔哈赤亲自统领大军攻下了清河城，京师震动，辽左人心惶惶。明廷兵部也深感仅有辽兵难于支持，各个城镇征调的兵又一时不到，不得不考虑调用湖、广、川、浙的兵。这时，刘将军再次上书给兵部，指出调发川、贵兵的必要性。兵部事戎政尚书薛三才支持刘将军的请求，转述说：刘綎将军一禀揭至，谓川、贵兵出入崖峪埋伏、攻击是其长，马战也称便捷，况且鞍马、器械多其自备，只要召集不用一个月便可以到达数万，都是旧时部下的久经战阵的人，远非乌合之众可比［5］。万历皇帝准薛三才所请，下旨给兵部，速调川兵，刻期出关。尽管路途遥远，也必须速调，专备刘綎将军调用，不得再误事机［6］。
然而，王朝末年的腐败现象之一就是吏治败坏，官员不肯为国尽职。明廷兵部接旨后，办事迟缓，催兵不力，刘綎又等待数月，所调的兵数仍不满额。时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经常出兵蚕食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深感危急。经略杨镐素来与刘綎不睦，逼令刘将军出关戍守东部亮马甸子，以为叶赫部特角。亮马甸子地区，这时正是雪深数尺，马无食、人无粮的绝境。刘綎将军迫于军二令，只得遵命驻防，情绪十分沮丧［7］。
努尔哈赤在刘綎将要进兵的栋鄂路，砍断大树，设置三道大路障，分兵守险，布列有序，而刘綎出师前还是没能得到兵将相熟的川兵，只带家丁和已经到的川兵数千。这一些兵又分别由各将率领，所分配来的官军多数是浙江人。经略杨镐虽然说有明兵两万四千人，实际上各将所率领的官兵不过一万五千多人［8］，可谓兵力“极为单弱”［9］。
刘将军不只是对自己所率领的兵员和士兵素质不满，而且对于经略杨镐等人决定的师期也大有异议，他在进兵前就很气愤地对朝鲜李朝将领姜宏立说：兵家的胜算不过是得天时，得地利，以顺人心而已。现在的天气甚寒，此次出兵非得于天时啊！道路这样艰难，也非得于地利，并且感叹地说：我不得主兵权啊！［10］刘将军认为，出师的日期应当改在四、五月份为宜［11］。
刘綎的要求和意见触怒了经略杨镐，杨镐依仗手中的大权压制并强迫刘总兵出师。更令刘将军难忍的是，杨镐竟然派他的两名亲信，小小的守备官于承恩等，手持红旗到东路军去督战，又密令游击将军乔一奇说：若是刘綎逗留不进，你可以夺他的指挥大权，继续督率东路军前进。然而，乔一奇对各将和各将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会见朝鲜李朝的都元帅姜宏立的时候，将明廷将帅中的内幕全部暴露了出来，指出经臣杨镐与刘蜓之间素不相睦，又妄称：四路将军除杜松勇而无谋以外，其他的都是平庸之辈［12］。
总兵官刘綎鉴于经略与自己素来不和，求兵不调，强逼出师，十分不满。当都元帅姜宏立问及东路兵这样孤弱，为什么不多请兵的时候，刘将军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懑，气愤地说：杨镐素来与我不相和好，这次必欲置我于死地。我受国家的厚恩多年，这次决定以死相许。现在担忧的是有两个儿子（即刘结、刘佐）没有食禄，都留在宽甸了［13］。刘将军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报效国家，所以没有带儿子上战场。
刘綎是一员忠良之将，他在出征前认为“主忧臣辱”，尽管他自己明知道是“老且多病，不堪重任”的身躯了，还是闻旨疾趋疆场，率领儿子前来为国家效力。他原想召集川、贵旧部，尽臣子之忠，并且还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弟弟，他说：我的弟弟刘相国，身躯魁梧，有谋略，弓马技艺娴熟，可以为国家献一臂之力［14］。由此足见，刘綎将军丹心为国，昭如日月，可惜朝廷腐败，战将多数不顾大局，各自持骄，相互斗气，竞致年迈的刘将军含愤率领弱卒，身入险境。
东路军的另一部分是朝鲜李朝的军队，由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共分三个营。出征前集结一万三千人，实际参加东部战场的有一万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有四百铳手临时调到西路明军中去了。朝鲜李朝出兵助战，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最初，明总兵李如栢只要求朝鲜出铳手七千，沿江防守、堵截，以防残敌逃走。以后，经略杨镐强令出兵一万，任务由防守、堵截，变成听他随意指挥了。朝鲜国王鉴于“壬辰之变”，情不可却，想以德报恩，被迫备兵助战。因此，统兵将领都没有参战之心。都元帅姜宏立在出师前向国王请辞都元帅职务，国王不允，只好免强带兵出征。
在情绪消沉和心情矛盾的情况下，二月二十五日，刘将军早于各路率领东路军由宽甸出师了，行军的路上是十分艰难的。朝鲜李朝的军队是六天以前启程的，由姜宏立率领三营兵从十九日自昌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渡江西进，明宽旬游击将军乔一奇随军行进［15］。二十一日到哵哵泊（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河），二十四日到莺儿沟（今宽旬至桓仁的路上），二十五日到亮马甸子，与明军会师。姜宏立的军队到亮马甸子时，已经跋涉了一百二十里。一路上大雪纷飞，路经莺儿沟时，风雪大作，三军不能睁眼，加上山谷昏暗，对面不能相辨。三营兵好不容易奔波到亮马甸子时，尽管万里晴空，然而寒气逼人，有的军卒竟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了［16］。
刘綎军与姜宏立军会合后，刘綎率军在前，姜宏立统军随后，继续向西挺进，一路上经过拜东葛岭（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南与宽甸县交界处的坎川岭）、牛毛寨、马家寨（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深河（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中游华尖子附近）、富察（又称富车，今辽宁省桓仁县西北，大二河上游支流瓦尔喀什河中游一带地方）和家哈岭（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头道沟岭）等。行军的路上与抚顺路大不一样，从亮马甸子到牛毛寨都是高山大岭，道路险阻。过牛毛寨后，川涧错处，水深险恶，踏荆棘，履冰雪、攀岩石，钻树丛，艰苦万端［17］。
刘綎与姜宏立两军从二十五日相会，二十六日奔波一天，只走了十五里。过转头山、榛子头山时，姜宏立的三营军粮饷已经不足，后援不继。姜宏立向总兵刘綎请求驻军待粮。刘綎因为师期所迫，未允所请，只好督催饥卒过鸭儿河，河床既广又深，水黑石大，全军将卒只得全副武装涉水向前。行至河中，多数士卒已经精疲力竭。过河以后，又疾趋拜东葛岭。许多将士由于饥渴奔波，寒凤吹剥，腿脚肿裂流血［18］，步履艰难。明军统帅刘綎基于同经略不和，又有经略的亲信持旗督战，恐怕误了师期，另加罪名。尽管行军艰苦，仍然在二十八日从拜东葛岭启程，向牛毛寨进发，杨镐亲信，守备于承恩手持红旗，挥舞佩刀，催促后军。行军队伍前后拉得很长，刘綎军不能全力前进。姜宏立的三营饥卒行动十分缓慢，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十里，到达牛毛寨宿营。
东路军到达牛毛寨后，朝鲜李朝的户曹参判尹守谦，仍然无意督运军粮。在极其艰苦的行军路上，他只供给姜宏立三营军粮饷四十多石食用。二十九日，大军从牛毛寨启行时，姜宏立的士卒全部绝食了，只好从刘綎军中借米充饥［19］。
牛毛寨是努尔哈赤阻止东路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里古树参天，山岭险峻，道路曲折、狭隘。努尔哈赤派兵砍伐巨树为路障，加强防守，减慢东路军前进的速度［20］。同时，派小股部队，少的三十人一伙，多的三百人一队，骚扰东路军。牛毛寨下有三十多家，其房屋都被明军焚毁，粮食取作兵食，斩杀居民二十六人。当夜，有三十多名八旗士卒冲击明兵大营。这是东路军与后金守军的第一次冲突。
从牛毛寨启程的时候，刘将军命令乔一奇等率领本部兵马与姜宏立部下的四百士兵，先行进发。这时，都元帅姜宏立已经无意再督军前进了，他对刘将军说：再往前走道路险隘，敌中情形一无所知，不可轻进。今天，在建州的原来六镇“藩胡”，对我国十分敬慕和留恋，西路大军若是攻入，可以引诱他们作为内应。刘将军对于姜宏立的话信以为真，派手下的一名通事，伙同朝鲜李朝通事何瑞国、金颜春三人持书前往赫图阿拉，书中说：我军携有七种火器，你们无法抵挡，快快前来归降。
刘将军不解姜宏立所说的“不可轻进”的真实意义，误认为所谓六镇“藩胡”真的可以作为内应，而姜宏立在他给本国户曹参判尹守谦的书中才说出了真情。书中写道：现在我等已经悬军于三百余里，大军尚未遇见大敌，恐怕是诱我深入，抑或西路大军直捣敌穴，使其自顾不暇。但我军自从渡江以后，为天将逼迫，催促前进，急如星火。到目前为正才运数十石粮食来，三军已经多日无食了。自古以来，哪有驱迫饥卒，颠仆跋涉深入敌境的道理。姜宏立的书信，反映了不明敌情，军士无食，顾虑重重，不愿意再盲目前进的心情，同时，他派遣使者的原因，更是刘将军所不知道的。姜宏立以遣使为名，实是潜通努尔哈赤。使臣何瑞国、金颜春的任务是传送朝鲜国王的意思，即此次出兵是不得已的，言外之意，那就可想而知了［21］。
刘将军迫于军令和师期，对于姜宏立的所作所为，既没有多想，也无暇顾此，只是一味地督兵前进。打前站的游击乔一奇等，自牛毛寨出发，直奔马家寨，一路四十多里，所经过的部落一律焚毁，见人或杀或俘，疾驰向前。全军走到马家寨口时，努尔哈赤的伏兵四起，向明军冲击，杀喊声震天。由于努尔哈赤的伏兵单弱，抵敌不过，有八十五人落马身亡，八十八人被俘［22］。三月一日，刘綎军进驻马家寨，这时杜松将军正在吉林崖至砍钦山之间与努尔哈赤的八旗主力军厮杀。
二日中午，东路军到达深河。深河是努尔哈赤的重点防守区。东路军刚到深河，努尔哈赤的伏兵就向明军发起了冲击。防军共分两部分，一部分占据制高点，从后边牵制明军，另一部分由牛录额真托保、额尔纳、额赫三人率领，从正面阻止明军继续向前推进。两军战斗开始了，托保等先行结阵。乔一奇率兵冲阵，包围了托保军。托保率部据险而战，矢发如雨，明军奋勇冲击，随同乔一奇的四百铳手间发火器，一直战到天晚。由于众寡悬殊，托保所部死伤惨重。托保率领余部突围逃走。托保军的任务是拖住明军。深河这一仗，使明军半天不能前进，有力地配合了西部战场，致使努尔哈赤能全力率部围攻马林军。后金俘虏兵供称，东路防军有数千人，深河之役死伤过半［23］。明军的损失也不小，勇将刘龙吉阵亡了。
三日，会师赫图阿拉城下的日期已经到了，刘将军想督师向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姜宏立的三营战士绝食，只好留住一天，等待军粮。这时，恰是尚间崖、斐芬山、斡珲鄂谟激战的一天。从时间上来推断，姜宏立的三营军因为粮饷等问题，先后拖住东路军两天的行军路程。深河距赫图阿拉六、七十里，若没有这个拖累，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不待西部战场结束，都城就有被困的危险。
三日这一天，姜宏立派三百人回师接运粮饷时，归路已经被后金兵堵住了。这三百人只有搜山，抢夺居民的耕牛、马匹来充饥。从东路努尔哈赤的守军，或据险而守，或游骑突袭，或前断、后截来看，努尔哈赤用兵的部署相当产密，深谋远虑，真非一般的将领所能与之相比的。
初四日早晨，游击乔一奇率领所部兵在前，刘将军统领明军大营居中，姜宏立率部继进。在姜宏立的三营中，都元帅统领中军居后，一军浩浩荡荡向富察前进。这段路程稍稍平坦，然而两侧山谷相连。刘綎恐怕努尔哈赤有伏兵，命令军中老弱，每人各持鹿角枝（又称马柞）前进。这是刘綎用兵的一个成招。若是遇见敌兵冲阵，将鹿角枝扎地绕成营城，如城池一样，使敌骑不能突入。本部兵马可以出营参战，也可以回营休息。鹿角营周布列火器。后金兵惧怕火器，又不能冲入营中，很难接近明军。刘綎就这样指挥骑兵，或出营杀敌，或归营休整，轮番出战，来去自如，以致士气大增。刘将军善于用火器，能杀敌制胜的奥妙就在这里［24］。
当努尔哈赤得知马家寨、深河八旗守兵战败的消息时，对于东路刘綎军更加重视了，加上努尔哈赤素来就知道刘蜓的威名，不得不全力东进。所以，明东路军正在谨慎地向前推进时，努尔哈赤所派遣的前哨队伍达尔汉侍卫所率领的精兵，已经埋伏在山谷间了。这时，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清河路李如栢军的观望和逗留了。它使刘綎军失去了牵制敌军和增援的可能［25］，也使努尔哈赤敢于留四千兵守城，余军全部压向东部战场的好机会，从而导致大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也相继进入东部战场，设伏于瓦尔喀什（今辽宁省新宾县南岔路子附近）密林。
为了诱使刘綎军深入重围，以挫伤明军斗志，进而歼灭之，努尔哈赤利用杜松军败没时，掠得的杜松令箭，从西路杜松的败兵中找出一名浙江兵，冒充杜将军的“材官”，到刘綎军前，假装告急地说：杜将军托刘将军的威名，十分幸运，已经深入敌境，抵达“奴酋”都城。现在是担忧将军东路大军不能同时并迸，故差卑职前来，敬请将军急速启营，以备共同夹攻破城。对此，刘蜓怀疑地反问说，我与你们杜总戍地位相当，怎么传令箭给我，以我是他的裨将不成？伪“材官”随机应变地说，令箭虽然是号令偏裨将领的，实际上也不常用，只是因为事急，以它取信罢了。刘綎未知深虑地说：出师的时候各路大军相约，以传炮为号，今日师抵城下，为什么没有听见炮声。伪“材官”这才知道，各路大军相互联络的暗号，便应付说，这里距离奴酋都城五十里，若三里传一炮，不如一骑疾驶为快。刘綎把伪“材官”的一片谎言误作真话，答应传炮进军。伪材官回来，向努尔哈赤报告说，刘将军待传炮声，才肯进军。于是，努尔哈赤下令急速传炮。
伪“材官”走后，刘綎没有听见炮声就动心了。他惟恐杜松将军独占军功，先命令军卒拔营火速前进。当大军接近富察之野的时候，果然听见炮响三声。刘将军坚信不疑了，敦促各营加速进军，又进二十里，炮声连连传来，一阵紧似一阵。刘将军这时心急如焚，命令军卒丢弃鹿角枝，向赫图阿拉猛进。部分官军焚掠沿途部落，一时烟尘滚滚。前锋军乔一奇等，先抵富察，猝然陷入重围，伏兵四起。
达尔汉率先统领一彪军猛扑过来，明军先锋营战不多时，便全部败没了。惟有乔一奇、守备于承恩仅以身免，逃了回来。
刘将军见乔一奇等前锋营败没，如梦方醒，知道已经中计了，立即下令全军集结，督兵缓缓进战。然而，东路军此时已经进入努尔哈赤八旗主力的伏击圈。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三万余骑，从瓦尔喀什密林中杀出。明军官兵见势急忙抢占阿布达哩岗（今辽宁省拉法河、加哈河分水岭老子沟岭）结阵。但立即遭到四贝勒和大贝勒率领的右翼和左翼两军从阿布达哩岗上下的夹攻。刘綎抡动大刀与两贝勒相战。从巳时战至酉时，未分胜负。四贝勒乘势佯败而逃，刘将军哪里肯放，随后紧追，奔驰了四里路，转至瓦尔喀什南谷，再转战于富察之野。最后，被大贝勒的军队重重包围。刘将军左臂中一矢，他忍痛拔箭再战，一手抡动大刀如飞。代善令军士放箭，矢飞如蝗，刘綎中矢，跌落马下。刘綎义子刘招孙急趋向前抢救，刘将军已经气绝身亡。刘招孙立起身来，手持单刀再战两贝勒，大战数合，力竭而死。刘綎所部顷刻大溃，后金铁骑乘胜左突右冲，蹂躏厮杀，明军士卒横尸蔽野［26］，余军奔散。
当两军混战的时候，杨镐的亲信督军守备于承恩，见全军将要覆灭，想和乔一奇一起逃走。乔一奇以身任督军职，不肯走。二人来到姜宏立的军前，通报了刘将军全军战殁的情况，乔一奇表示，自己有监军之责，不敢擅自离去。姜宏立给与弓矢、刀剑，约与共事。于承恩不知何时逃无踪影了。
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消灭了明军以后，全力向姜宏立的三营兵冲击，八旗兵分作两翼，远远的环围而至。姜宏立的左营军先陷入危境，军官赵得廉驰马前来向都元帅告急。姜宏立以其孤危，命令右营军前去增援。两营军刚刚合营列阵，后金的铁骑便势如疾风骤雨似的袭来，瞬息间，两营兵覆没了。惟有左营宣川郡守金应河依树而战，击杀敌兵数人后战死。大贝勒代善率领所部，漫山遍野，向姜宏立的中军围过来。姜宏立不得不派遣旗官传令中军将士，鼓励士卒，死战求生。然而，士卒眼见两营惨败，个个胆寒，没有人敢于应战，甚至有的士卒抛下武器坐而不动。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本想自焚而死，恰遇左、右营逃脱出来的士卒投中营而来，传告后金军求见通事。姜宏立派通事黄连海出见，得知后金大贝勒代善约中营军官共立盟誓，以求和好。当日晚上，副元帅金景瑞单独赴后金军营会见代善。五日早晨双方共立盟誓。
都元帅姜宏立与后金大贝勒盟誓后，代善要求姜宏立全军开赴赫图阿拉，面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是，后金兵驱逼朝鲜王国士卒向都城开去。明督军游击乔一奇深感处境不妙，对朝鲜王国军官说：贵军与“贼”讲和，尚且逼迫至此，我虽同去也不免一死。于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自以弓弦系颈自绝。朝鲜王国军官急忙营救，乔一奇竟挺身跳崖自杀。
乔一奇在临终的时候，深深地认识到明朝末年朝廷文武臣僚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朝廷文臣武将都以社稷为儿戏，一味徇私贪贿，以致使友好邻邦丧师，上万的士卒，幸存的很少，所剩下的兵卒被围困在孤崖上，粮断水尽，人马朝不保夕。我不忍观此惨状，但又奉命监军，不敢擅离职守，谨于三月初四日叩谢皇恩，自裁于家哈岭上［27］。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所率领的中营军仅剩下三、四千人，为后金军逼迫开向赫图阿拉。战败的刘綎将军的余部数千人，集结在山上。初六日中午，姜宏立所部中军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驻扎在城外十里处。后金众贝勒带领姜宏立、金景瑞等与通事十多人入城，拜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只见大堂正中努尔哈赤挟持弓矢，端坐在炕上。堂下左右排列众多甲士。姜宏立等人见，登阶行揖而拜。努尔哈赤嗔怒，命令两帅行君臣大礼，两帅坚意不从。最后，令两帅在阶之东侧，红毡铺地，设交椅落坐。
清河路李如栢军，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三月三日，师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三、四两日，当东路刘綎军正浴血奋战之际，副将贺世贤建议李如栢说，我军可以偏师策应，增援东路，杀入重围。季如栢听而不行，仍然驻兵不进，致使刘綎孤军被困，全军覆没［28］。
三月二日中午，明左手两路杜松军战殁，马林军溃败，经略杨镐认为四路军败象已奢，急发令箭到清河、宽甸、叶赫部军［29］。清河路李如栢正不想进战，接到令箭后，急速回师，狼狈逃窜。因此，明四路大军合朝鲜李朝军和北关叶赫军，共十余万众征伐后金，竟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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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8。
［2］《宋幼清九籥集》卷1，吴亮嗣：《开铁深可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3］《明史》卷247。
［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5］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6］杨镐：《市口紧要将官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7］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蜓“气色先已暗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参见《筹辽硕画》卷8。
［8］［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0］同上．卷138。
［11］［1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3。
［1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7］［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1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20］《武录》、《满洲实录》皆载：东路守军五百。明人说有一万人。朝鲜文献载称：有数千人，从一路上骚扰情况看，数千或近万比较可信。
［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萨尔浒大战以前，明廷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经过十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这场剿杀战，梦想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后金奴隶主政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战。然而，战争是参战双方物力和智力的决斗，它常常不从人愿。萨尔浒之战，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綎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便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以时间而论胜负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强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黄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狼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不同了，士兵畏敌不畏将，将领一死如树倒猢狲散［23］。萨尔浒大战中，杜松军初战得胜，然后军纪涣散，抢割首级争功，使后金兵得到喘息机会。抚顺路出兵两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四千多人，占参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马林统兵一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多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刘綎的军队也不是全部战死的，而有相当数量是逃散后被杀的，如三月六日，距富察二十里有数千浙江兵就是逃散后集结在山上的。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率兵逃阵，李如栢、马林、刘遇节、王捷等都是公开避战或逃跑，连道臣康应乾见刘綎前军被困，有覆灭的危险，也不积极应援，反而更衣变民，隐避无踪了［24］。
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强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