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奴隶制的繁荣
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到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在近四十年中，明代女真社会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空前变革。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集团，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统一战争、扩大领土、积聚社会财富、集中人口、改变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加剧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到辽沈大战的前夜，已经将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度推上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同时，这也反映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集团无比的贪婪和垂涎辽沈的欲望。
最初，以努尔哈赤等人为代表的少数奴隶主，领有的地域极为狭小。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所占有的土地仅仅是建州左卫的一部分，加上右卫王杲的部分土地［1］。经过统一战争，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建州三卫基本上统一了，但建州三卫的土地面积也仍然有限，努尔哈赤自己也说：我的地方与明朝和蒙古相比，仅仅象一个小指头［2］。明朝官方人士也轻蔑地说：努尔哈赤所在的地区狭小，幅员不过三百里，没有中原地区的一个县大［3］，而且土地贫瘠，可耕的土地很少，多是山谷和草野地方［4］。在这仅有的土地上，努尔哈赤要求女真各部首领要充分地利用耕地，垦辟荒山，改作良田［5］。
随着女真内部统一战争的向前推进，耕地不断的扩大。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部以后，向柴河、松山、白家冲、抚安等堡拨上万的人，前去耕种［6］。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灭亡辉发部以后，又分拨一干多户屯种其地［7］。统一东海、乌拉部以后，又派出大批的人口前去“作农留屯”［8］。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开始，努尔哈赤向汉区扩展地界，先后占种了宽甸、大甸、长甸、永旬、新甸、孤山等堡，地界扩展达八百多里。［9］还相继派人到汎河、孤山、仙人洞等地占种。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以后，努尔哈赤越过了抚顺地界，推向清河、开原、铁岭，耕种的地界也随着向西扩展。在抚顺一带，实行民耕军守［10］。因此，明朝官吏在叙述努尔哈赤扩展耕种地界的时候说，自从扑灭王兀堂的东建州，努尔哈赤吞并其地以后，与瑷阳、宽甸为邻，自从剿灭建州右卫阿台以后，努尔哈赤吞并其地，遂与抚顺、清河为邻，自从杀了锦台什、布扬古以后，吞并其地。这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诸城的居民逃跑一空，努尔哈赤的地界与辽沈为邻了［11］。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不断地展界扩耕，这对于满族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满族奴隶制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满族奴隶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后金奴隶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本部的过程中，将建州所产的明珠、人参、黑狐、玄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物产，收归奴隶制国家所有［12］。消灭海西四部，统一东海三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又先后将黑龙江、松花江、东海各部的明珠、黑貂等名贵产品和运送这些产品的各路商道，以及抚顺、清河、瑷阳、宽甸等各个市场的贸易，都掌握在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奴隶主手中，他们的家中“悬珠屋角，罗列珍宝”［13］，使建州部一时成为东北地区的商埠，凡是北方的山珍、海物，汉区的绫罗绸缎、各种手工业品，都通过市易集中在少数奴隶主的手中，以致“财货堆积镏重如山”［14］。这就从根本方面改变了女真地区社会财富的占有状况，它由过去的分散，走向今夭的集中；由多数奴隶主少许的“平均”占有，变成少数富有的大奴隶主财权的高度集中。
朝贡、互市也是这样，过去明廷给建州的敕书五百道，海西敕书一千道，分别授予女真各卫大小头目的名下。虽然朝贡、互市都有抚赏［15］，但赏赐的财物多数分散在各部，对于女真社会不发生明显的作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以后，先抓住了五百道敕书作为致富的重要财源之一［16］。吞并哈达部以后，他手握救书八百六十三道。辽东马价银每年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每年抚赏三万两，以敕书计算，努尔哈赤每年可以得到白银八、九万两，加上抚顺市每年“数十万两市赏”［17］、车价银“数万”两，合计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万两的收益。另外，努尔哈赤以其父祖“有殉国忠”，明廷每年给“银八百两”。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边臣因为汉人暂耕建州土地，按种地人户摊派地亩银“三百八十两”，又有抚顺所的定额赏“一百二十两”，合计为五百两。这样计算起来，努尔哈赤只年例赏每年又得一千三百多两。这几十万两的大笔收益，使努尔哈赤等少数奴隶主富上加富，其富裕程度“倍于（王）杲”［18］。这在明代女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当时明朝的官员都知道，努尔哈赤的“富强为酋中雄，享受为酋中冠”［19］。为了保证奴隶主集团社会财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为了保证他们的享乐，努尔哈赤时期大筑城堡，居住楼台殿阁，高堂大厦。他的家族过着侈奢腐化的剥削阶级生活［20］。
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改变，是社会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和标志之一。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女真社会的各种人，原有的旧关系都打破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迅速的组合起来。最富有的是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等众贝勒，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诸子分析家产时，先妻同母兄弟每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各八百，白银万两，敕书各八十道［21］。另外，在所谓“汗库”中还存有紬缎“各三柜”，以备再行分配［22］。这就逐渐形成了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八大家奴隶主所有［23］。凡是有出兵征战所得的一切贵重金、银、缎、帛，不许一般官民私有，必须都由八家诸贝勒分取［24］。因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汗与诸贝勒是后金奴隶制国家财富的主要占有者。
在努尔哈赤和诸贝勒以下，是以五大臣为代表的各级官吏，他们都属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其中多数是女真社会原有的各部首领，如何和理、费英东等都是名酋大姓的后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军功卓著被升任为大臣的。最突出的人物是额亦都，他从十九岁随同努尔哈赤起事，每有战功都得到厚赏，如克取图伦城、巴尔达城，他都率先立功。努尔哈赤不惜财物，将城中的敕书、编户（归降的人民编为户口）、诸申（女真人民）等全部赏予他。当克取建州卫萨克寨、尼马兰城、章嘉城时，努尔哈赤又将城中的人、马、牛、阿哈等全部赏给他［25］。努尔哈赤起兵初期的大臣多半是由以上这两种情况形成的。到了后期，除了按功行赏［26］以外，又按官职大小赏赐，因此，官吏的等级逐渐明朗化，在社会上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八等大小官吏，即一等众额真、大臣，诸固山额真，诸大臣，诸牛录额真，护军旗主、牛录章京等［27］。他们构成了新的奴隶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近四十年的统一战争，加速了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分化过程，是女真社会几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它是女真社会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完全是以建州奴隶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的。这对于任何一个部落的居民来说，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极为严肃的现实，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择，即主动归附，并有功绩的，不论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提升为新政权的官吏。凡是大兵所到之处，一般归顺的人民编为户口，坚决反抗的人被杀戮，被俘虏的人贬做阿哈。哪怕是同族同姓的人也以态度的不同，而各自决定他们新的社会地位。比如，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袭取虎尔哈部的扎库塔城［28］时，就杀了进行反抗的一千人，俘虏了二千人，编了五百户［29］。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这一仗共涉及到五千五百多人。以战争中态度的不同，抗拒被杀的约占百分之十八。被俘虏沦为阿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编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六。由此可见，仅仅在一次战争中，扎库塔一个城的军民竟有如此急剧的分化。推而广之，可以想象到努尔哈赤在四十多年的战争中，攻城略地何止千百次，女真社会居民的重新划分、重新组合必然是相当普遍的。此为这一时期女真奴隶制度迅速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同时，也是把女真社会奴隶制度推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种急剧的变革中，将女真人中的一部分充实到了奴隶主阶级集团中，他们有的来自纳木都鲁路、方吉纳路、绥芬路、乌拉部、海兰路、萨齐库路、雅兰路、扎库塔路、尼马察路、虎尔哈路、瓦尔喀路、瓜尔察路等；有的充任为五大臣，有的充任为总兵官、副将、参将、守备、游击等［30］官。
由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阶级关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真社会诸申在大批的转变为阿哈的同时，广大的社会诸申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曾经下令在全国调查贫困的人，结果贫穷没有财力聘娶妻室的人多达数千人。为了安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努尔哈赤不得不发“库中之财”，给贫穷的诸申，让他们娶妻成家［31］。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为诸申的贫困化很费思虑，他自我承认说：女真社会上贫穷的人占多数，家里有阿哈、耕牛、马匹、衣服、谷物的人是极少数［32］。
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女真社会的诸申在阶级大分化的冲击下，社会地位急剧的下降。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的身份是自由的。其后，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逐渐的丧失了已有的自由。过去女真人自由的生产和生活，不向部落的首领缴纳生产品。如今就不同了，耕田纳赋，狩猎要上缴生产品，要承担国家的重赋［33］。努尔哈赤起兵以前，诸申与首领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首领对于他们的属下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役使。后来，诸申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失去了自由，他们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常常畏俱万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派出五百名诸申到汉区的刘家、孤山等地区耕田，另外又派出四十四个人到仙人洞等地区去耕种。明朝辽东官兵驱赶他们离开，他们不走，官军以杀死他们相威胁，他们说就是宁肯死在这里，也不回去。官军感到莫名其妙，追问他们的理由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怕我都督”努尔哈赤［34］。
诸申在经济、政治方面丧失了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努尔哈赤为了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保障他们的享乐，先后建了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东京城等重要城市，役使大批的诸申去破山、运石、搬木材……［35］。均按照牛录摊派服役。
努尔哈赤时代，打破了所谓“女真之俗，不相为奴”的旧例，除了战俘沦为阿哈以外，一般的诸申只要违背了努尔哈赤规定的法令，随时都可能降为阿哈，失去人身自由。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拜德牛录下的一名诸申，在战争中因为丢弃盔甲，败下阵去，事后被追查出来，迫令他作了固山额真家的阿哈［36］。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家大奴隶主，把诸申看作财产一样，随意赠送给人或夺取回来。努尔哈赤有个族弟，名叫旺善。当初，努尔哈赤赐给他许多阿哈和诸申。可是，旺善为人华而不实，经常以谎言骗取努尔哈赤的信赖，从来不肯努力作战。后来，努尔哈赤看透了他，亲自决定把从前赐给旺善的阿哈、诸申全部夺取回来［37］。
随着女真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演进，诸申又被置于奴隶主专政的严刑重法之下，他们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刑罚。凡是诸申犯了法的，不是经济上的制裁，就是从事各种苦役，进行惩罚。比如，有的诸申为了谋生，越过了本国的边界，偷偷地进入朝鲜的国境，采取人参、木耳等，被抓住以后，按努尔哈赤的规定，罚耕牛一只。没有牛的罚银十八两。如果家境比较困难，没有力量承担经济上的惩处，就把家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捉来，罚做苦役［38］。有的诸申违犯了法令，奴隶主们就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光着脊背，跪在地下受箭罚。即用一种“鸣镝箭”射击。罚射多少箭，按照罪过的轻重来定，其刑相当残酷。有的诸申犯了法，还诛连全家，把一家老小一律贬斥为阿哈［39］。有的诸申盗窃了别人的财物，受刑时，更惨不忍睹了，刺耳朵、刺鼻子、刺面部、刺腰或者乱刺全身，直到刺死为止。有时还牵连妻子，让犯者的妻子赤脚，踏上火红的炭，头上再戴上灼热的大锅，折磨致死了事［40］。诸申社会地位的卑下，具体地说明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奴隶制度，具有早期奴隶制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严格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了。
努尔哈赤在起兵的初期，女真社会每个奴隶主所属的阿哈不是很多的，这是个体生产、部落分散、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当时，出兵打仗，奴隶主也不得不自己亲手采薪、喂马［41］，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后来，努尔哈赤不断地把统一战争推向前进，阿哈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归纳起来，阿哈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建州本部落自由的社会诸申降为阿哈。他们或者因为越边、逃跑、不积极参战，或者与努尔哈赤的族人殴斗，都可以构成丧失自由的条件［42］。二是从女真其他部落中购买来的阿哈［43］。三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从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中或者从汉人中俘虏来的。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前后，努尔哈赤开始向东海进军，仅从东海各部中俘获的阿哈就多达数万。以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征额赫库伦一次出兵为例，就俘获一万名阿哈［44］，攻克抚顺等城的时候俘获人、畜达三十多万，其中汉人人数不少。抚顺一城被俘虏的就“不减数万”［45］，接着下开原、铁岭、北关、叶赫，加上零星掠来的，都使后金社会阿哈的数目急剧的增加，据统计，至少也有四、五十万［46］。
由于耕垦面积不断地扩大，阿哈数量不断地增加，为女真社会庄园经济大批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使女真社会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个体家庭、单人单户奴隶主使用少数阿哈耕作的规模。广阔的耕地与大批的阿哈相结合，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托克索（满语为tokso，汉译“庄园”少意）［47］。朝鲜人称为“农幕”［48］。努尔哈赤兄弟及其家族的大批托克索都在今辽宁省新宾旧门、旺清门、双砬子以东和今桓仁县境。在托克索中劳动的阿哈，平时不许自由出入托克索，一般多在内部生产、服役，有时也从事规模较大的集体生产劳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命令纳邻、音德率领八贝勒家托克索中的八百人到近边的浑河两岸打谷，这八百人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阿哈［49］。
大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为容纳更多的耕田阿哈提供了场所。使女真奴隶制的在发展和繁荣奠定在更新的基础之上。有权势的大奴隶主，通过占有托克索的办法，拥有大批的阿哈。有的人占有托克索竟达五十多所［50］。一个托克索少则三丁、四丁，多则七丁、九丁，所以一个大奴隶主常常拥有阿哈多达数百丁。因此，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就大不同于从前了，而是以大批奴隶制托克索生产为基础，使奴隶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阿哈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人员。这一切都是女真社会奴隶主贵族占有制关系最后确立、奴隶制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及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可见，“奴婢耕作以输其主”［51］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女真社会空前的、完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了。因此，阿哈与奴隶主的关系是社会上既对立又统一的阶级关系。奴隶主的享用完全建筑在阿哈辛勤劳动的基础上，以致形成“奴尽则主何以存”的社会现实［52］。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家奴隶主是后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一切重大的事件都由努尔哈赤及八和硕贝勒［53］决断。他们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组成［54］。他们都围绕在努尔哈赤的周围，组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最高奴隶主集团。这个集团握有经济、政治和军事大权，所以后金的政权是具有家族统治性质的政权，而努尔哈赤又是这个政权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一切社会财富，在没有得到努尔哈赤允许以前，八贝勒也没有权力支配［55］，一切经济、政治、军事等大权都完全操在努尔哈赤一个人的手中［56］。因此可以说，后金奴隶主政权又具有家长专断的性质，是奴隶制度下的君主专政。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社会在军事征战中，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最后确立了以国家为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下，少数奴隶主富裕起来，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集团成员，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奴隶主集团十分贪婪，他们连一貂、一雉、一兔、一珠、一参也不肯轻易的放过，不论财物好坏，均不许任何人擅自触动，否则就必然惹来杀身大祸［57］。而那些在奴隶制度下生活的广大诸申，却陷于极其贫困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阿哈。
奴隶主阶级的贪婪、人民的贫困，极需要改善社会的生产和供求关系，可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时，努尔哈赤又断绝了对明廷的互市贸易，使社会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努尔哈赤想尽各种办法，积极发展本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银、革、木、铁各种工匠，加紧制造产品，麻布、锦绣匠人奋力督织［58］，尽管努尔哈赤连续攻克抚、清、开、铁、北关叶赫等处，拚命抢掠，以充实社会上的需求，然而，手工业产品仍然供应失调，出现了“银贱而诸物腾贵”的现象。蟒缎一匹由战前四、五两，上涨至二百两，贵达四、五十倍。人参、貂皮等无处销售，变成了无用之物［59］，社会的供求关系被引到了严重失调的深渊。奴隶主没有缎、帛可衣，贫民、阿哈没有布匹可穿［60］。战前的粮食供应，不足的部分多半靠清河、抚顺的市籴。战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供不应求，不断地攻夺辽沈城堡，虽把野谷窖藏，抢掠一空，还是仍深感不足。因此，如果不进军辽沈，后金奴隶主政权就难于长久的维持下去［61］。这是满族奴隶制繁荣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也是满族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弱点，所以进军辽沈到了势所必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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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建：《皇明通辑纪要》卷19。
［2］《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4］《明神宗实录》卷519，卷517。
［5］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3。
［6］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7］黄石斋：《博物典汇》卷2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圆初集》卷4。
［8］《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208。
［9］《明神宗实录》，卷455。
［10］陈仁锡：《山海纪闻》二，参见《无梦园初集》卷4。
［11］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12］《武录》卷1。
［13］章炳麟：《清建国别记》页34-35。
［14］牛维曜〈摘目前急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15］毕恭：《辽东志〉卷3。
［16］《熊经略集》卷1。
［17］张鼐：《辽夷略》（叙言）页1。
［18］官应震：《合词恳发多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9］张涛：《竟陈辽左遇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酋是指建州各个部落的酋长。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3载：努尔哈赤对蒙古莽古尔岱说：我等之子不似汝等生于野，吾子住于楼阁之上，得作则著，得献则食而生也。”《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10-111载：“达子所住皆高堂大厦，所衣被皆装花锦绣，且日逐男女二班扮戏。”
［21］《满文老档·太祖》卷3。
［22］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页4下。
［2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参见《史料丛刊初编》。
［24］《满文老档·太祖》卷10。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26］《满文老档·太祖》卷16载：“有大功者多赏，小功者少赏。”
［2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第一等众额真、大臣等各赏银二百两、金各五两。第二等诸固山额真，各赏银一百两，金各二两。第三等诸大臣各赏银三十两。第四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五两。第五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两。第六等诸大臣各赏银五两。第七等诸牛录额真，各赏银三两。第八等护军旗主、牛录章京，各赏银二两。
［28］《吉林纪事诗》卷1载：“珲春延吉府有呼尔哈部扎库塔城”，在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参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舆图》二排三。
［29］《满文老档·太祖》卷2。
［30］《满文老档·太祖》卷67，卷70。
［31］《满文老档·太祖》卷4。
［32］《满文老档·太祖》卷4。
［33］《满文老档·太祖》卷3，载：“谷课于部众，则苦之，故一牛录出十男四牛，始于空地耕田。自是，勿课于部众，部众亦莫苦。”说明1613年以前，努尔哈赤管事不久，已经向诸申征收赋税了。《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4］《明神宗实录》卷519。
［35］《武录》卷1载，派夫“筑城运石”，《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5载：“……皆言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自前撤移之胡，非徒怀其故土，厌其役苦，多有叛心云。”
［36］［37］《满文老档·太祖》卷17。
［38］［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卷71。
［40］《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35。
［41］《清太宗实录》拳30载：皇太极说，“……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拆薪自焚，如此艰辛，……”。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8，《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33。
［4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0载：“老酋与忽酋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云。”
［44］《满文老档·太祖》卷4。
［45］陈王庭：《恭陈军前紧要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46］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2。
［47］羽田亨：《满和辞典》页427。
［48］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6载：“小酋农幕”，页87载：“奴酋农幕”、“阿斗农幕”。
［49］《满文老档·太祖》卷7载beisei tokso booi jaku tanggu
niyalmade”即“诸贝勒庄家里的八百人”，这八百人是“weilere aha”即“耕奴”。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
［53］和硕贝勒（hosoi beile）即为“一方之贝勒”，就是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参见周远廉著：《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5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载：1619年，八将有努尔哈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济尔哈朗、阿敦。《武录》卷3载：1621年，八家有：努尔哈赤以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记。
［55］《满文老档·太祖》卷11载：“亲生执政诸贝勒，亦不得以公众俘虏、财物私与他人。”
［5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载：“予夺厚簿之权实操于一己。”
［57］张涛：《属夷家事互构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5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9］《清太宗实录》卷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110页。
［6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文中载称：“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6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47，文中载称：“闻近日将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奴酋之每聚会将卒也，戒之曰：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
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二、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毫无顾虑的向辽沈进军，必须使朝鲜李朝和蒙古各部不致于抄自己的后路，不致于成为明军的友军。所以，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直注意抓紧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
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李朝迫于明朝的压力，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统率一万三千将士参战，结果同明军一样遭到了惨败。最后，姜宏立、金景瑞率领中营兵与大贝勒代善盟誓议和。从此，开始了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后对朝鲜李朝的外交联系。
从努尔哈赤、诸贝勒、大臣的主观愿望来说，为了有效地对明军作战，愿意与朝鲜王廷议和，以防腹背受敌。在萨尔浒大战中，俘虏了朝鲜王朝的重要将领和几千名军卒，是对朝鲜王廷展开和平外交的有利条件，也是握在手中的一个重要王牌。后金奴隶主集团视姜宏立等朝鲜王朝的将士为“奇货”，认为从此有了交换条件，并且掌握了外交主动权。与此同时，风传明军与朝鲜王国将要出两路大军，再次讨伐后金。努尔哈赤得知相当着急，立刻决定放回朝鲜王朝的通事官何瑞国，并派自己的近臣，所谓“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浦镇去，探听虚实。
何瑞国在离开后金，启程的时候，姜宏立、金景瑞等嘱咐他说：这里的人们（系指后金），不分大小，都指望和事能成［1］。
同年十二月初二日，小农耳从朝鲜回来，报告说辽东再次两路出兵的话是虚言，朝鲜国王对后金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使双方和平相处有所希望。对此，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由衷的高兴［2］。努尔哈赤愿意与朝鲜王廷讲和，主要是因后金在政治和军事上受明军、蒙古军、朝鲜王国军三个方面的压力，尤其腹背受敌，难于承受，所以急切地希望与朝鲜王廷缓和关系。同时，也指望能得到朝鲜王国经济上的支援。因此，萨尔浒大战后不久，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十月，努尔哈赤就试探着派遣商队去满浦镇进行贸易，从朝鲜王国输入工业品［3］，以满足国内的供应。
后金采取主动积极的外交攻势，向朝鲜王廷发了第一道书文，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努尔哈赤的要求和愿望，没有被朝鲜王廷所接受。朝鲜国王仍然按照旧习，尊奉明廷为“父母”之邦，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的一个首领。因此，对努尔哈赤的来帖顾虑重重，来帖上有三个问题使朝鲜国王大为不快，也是不能接受的。一是努尔哈赤在书中自尊为“朕”；二是要求朝鲜王朝归顺后金，三是来帖中书写“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4］，而且帖后盖有“后金国天命皇帝”七个满文字大印。朝鲜国君臣在回书时怎么称呼的问题上，十分犯难，商议七、八天，拿不出个好主意来，最后决定采取不加理睬和抱着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努尔哈赤既然以姜宏立等为人质，逼迫朝鲜王廷接受来帖的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朝鲜必然沦为后金的附庸，那就不如不予理睬更好一些。因此，回帖时，不以国王的身份与努尔哈赤平列，而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回书，以求得与努尔哈赤身份对等。书中称“建州玛法足下”［5］，否定努尔哈赤的“朕”和“天命皇帝”的称呼。回书结尾以平安监司大印代替来帖后面的大印，以不解其文加以回避［6］。不久，努尔哈赤在第二次给朝鲜国王的书中，指责国王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国王是在明廷与后金两国的向题上“静坐两间”，采取“看变”的态度。同时，明确地提出要与国王订立誓言，歃血为盟。这一下又将了朝鲜王廷一军。国王认为，既不能得罪明廷，参加会盟，与努尔哈赤“同恶”，又不能因为答复来书，招来大祸［7］，弄得进退维谷，十分棘手。朝鲜国主不肯唯命是从的态度，引起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诸贝、大臣极大的不快，因此，后金内部在对朝鲜王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政，一方面表现在对以姜宏立为代表的朝鲜将卒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对朝鲜王国的国家问题上。
姜宏立所率领的中营官将、士兵，在议和时有三、四千人［8］，其中有一部分，被分派到后金各个部落作农。剩下一些人，有的是朝鲜王国的边防士卒，有的是王京卫队，努尔哈赤怕他们作乱，加上对朝鲜国王的态度不满，先后杀了近千人［9］。
对于杀害朝鲜王国的官兵一事，大贝勒代善坚决反对。他说：我已经与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在阵上讲和了，又举行了盟誓，怎么可以欺天杀人呢！竭力与诸贝勒争执。大臣达尔汉支持他的意见，主张把朝鲜王国的兵、将全部放回去。皇太极坚持说，放不放朝鲜王国的官、兵，要看朝鲜国王的态度，只要国王不肯回书，他们的主要将领仍然不能放回去［10］。
自从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第二次书信以后，国王一直没有复书。后金奴隶主集团内部在先进取辽东，还是先进军朝鲜王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铁岭被后金夺取，蒙古宰赛贝勒被擒，叶赫部被扫平以后，诸贝勒中以皇太极和莽古尔泰为代表的是对朝鲜王国的主战派，要求在进军辽沈以前，应当先进军朝鲜王国［11］。皇太极尤其表现积极，他常劝努尔哈赤作出决断，发兵进攻朝鲜王国［12］。由于后金主战派的积极推动，先后在东部地区牛毛寨、万遮岭（今吉林省集安县西老冷山脉大板岭）一带大搞备战，以大兵威胁满浦等地。朝鲜王廷深感局势严重，曾经先后六、七次派人向辽东求援，要求熊廷弼能够派兵加强东部兵力，给予支援［13］。后金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完全赞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的先取朝鲜王国，后攻辽东的意见。大贝勒代善持相反意见，他说：我国现在四面受敌，到处结仇，再攻朝鲜王国，非为自保之策。因此，代善极力主张对朝鲜王国讲和［14］。
在战和两种意见各不相让的情况下，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额驸李永芳则主张先攻辽沈，后取朝鲜王国。其理由是，辽东刚刚更易经略，熊廷弼到辽不久，如坐等他从容经营，则防守必然严密。应当乘目前这个时机，全力大举进军，决一胜负。同时，为了保证出兵时后方的安全，决定把朝鲜王国的副元帅金景瑞等全部杀掉，以去后顾之忧［15］。因此，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直到辽沈大战爆发以前，采取和谈或施以军事压力的办法，迫使朝鲜主国归顺后金。朝鲜王国在强邻的逼迫下，没有力量抵抗，又不肯改变与明廷的旧关系，承认后金的新现状，基本上采取两面应付，坐待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是有利的。这说明了努尔哈赤的外交攻势是很有成效的。
辽沈大战的前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以联合为主，争取蒙古各部给予军事支持，减轻后顾之忧。
因此，在蒙古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时，在明廷与后金的争夺中，蒙古各部都处于激烈的分化阶段。按照态度的不同，大体可以把蒙古各部分作三部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察哈尔蒙古，在努尔哈赤进军辽东以前的一段时期，为了向明廷讨赏，有时与努尔哈赤互通使臣，威胁明廷边境的安全。当努尔哈赤联合科尔沁蒙古，又向开原、铁岭推进的时候，林丹汗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在努尔哈赤兵锋指向辽沈的时候，他以蒙古四十万英主青吉思汗（仍元始祖故称）的身份，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警告，他声言：广宁是我林丹汗亲自招服的城市，每年在这里收取贡赋，若是你的兵来夺取广宁，我在这将对你是很不利的。又说，以前我们两家的使者常相往来，相互友好。后来你的使者当你说了我的坏话，骂我“骄慢”，两家才断了关系。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看了来书后，都很气愤。
两个月以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给林丹汗的复书中，指责他贪取明朝的赏物，受明廷的利诱［16］。并施以外交手段说，朝鲜王国与明国语言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蒙古与女真的语言虽然不同，但衣着，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言外之意是说，蒙古应当与女真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明廷［17］。林丹汗看了复书以后大怒，将努尔哈赤的使臣武巴什扣押起来。为了报复，后金先后扣押了察哈尔蒙古五名使者。察哈尔蒙古扣押后金两名使者［18］。从此，察哈尔林丹汗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林丹汗之所以能够成为蒙古抗金的核心势力，是因为林丹汗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19］。在蒙古各部中势力最强，蒙古各部视他如皇帝一般［20］，地位居于蒙古各部之上。自从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从林丹汗的管辖下分离出去，引起林丹汗极大的不满。随着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不断地向西推进，致使林丹汗每年从明廷取得价值百余万两的赏物［21］，化作乌有。明廷沿边各处贸易关市将陆续关闭，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上层贵族的正常经济生活。如果努尔哈赤要向辽沈、广宁推进，在经济上将断绝蒙古日常工业品的来源。这就造成了蒙古与后金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22］。
蒙古的另一部是科尔沁蒙古，由于经济上的切身利益，鄂巴、莽古思、明安、孔果尔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成为后金势力的一部分。因此，林丹汗的察哈尔蒙古与科尔沁蒙古，成为这个时期蒙古各部分化的两个极端。
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努尔哈赤重点争夺的对象是喀尔喀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克什克腾等部。努尔哈赤深知，要占辽沈必须借助于蒙古的力量［23］。于是，他或以金帛或以联姻的办法争取蒙古［24］，而明廷利用蒙古经济上缺少工业品，必须与明边关交易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弱点，通过赏赐、关市贸易等，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利诱和控制。因此，辽沈大战的前夕，明金双方争夺喀尔喀蒙古的斗争十分激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对明廷开战。为了牵制明军，战前努尔哈赤派人多带银两等物，送往蒙古各部，要求蒙古各部或统兵助战，同抗明军，或分兵几路进犯明边，以牵制明兵，配合后金军进攻辽东各城。蒙古有些部落答应出兵相助。因此，当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时，乃蛮、炒花等部出兵进犯长永堡（今沈阳城西南）。宰赛、煖兔等统兵至辽河岸下营，向明廷讨赏，起到了配合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牵制明军的作用［25］。
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清河以后，全辽震动，万历皇帝大怒，积极调兵遣将，同时向沿边各部公布赏格。规定有能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26］。在明廷悬赏的引诱下，乃蛮、炒花各部转到明廷一边，愿意“纳款”，听从朝廷旨令［27］。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败北后，后金的兵威大震，蒙古各部又有所反复。察哈尔林丹汗竟出十万大军，大扰广宁东西及山海关迤西各地。致使辽河东西一时出现了所谓“夷虏交讧”的严重局面［28］。宰赛、煖兔的二十四营蒙古也转向后金国一边去了。因此，同年四月到六月，他们“哄骗”开原总兵官马林，以助兵共守开原城为名，使马林弛于防守，配合努尔哈赤夺取了开原。在努尔哈赤兵临开原城下的时候，宰赛、煖兔侄叔率领三千骑兵抢了明边的庆云堡，又派三万骑兵围攻镇西堡（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炒花部二十营出兵五千到广宁挟赏，严重的牵制了明军。后金兵攻下开原以后，努尔哈赤将开原的余财“十数万”分给宰赛、煖兔和炒花各部，以满足蒙古各部的贪取财货欲望［29］。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的外交活动，大量的物质引诱，使蒙古各部多次从明廷一边转向后金，可以说，在铁岭之战以前，努尔哈赤实施对蒙古的外交方针得益匪浅。但是，后金奴隶主集团无限制的贪欲，不间断地向西推进的政策，与蒙古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廷在辽阳的长勇堡开设木市，沿边西自广宁东到辽阳，所有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部落，都“以木市为命”。泰宁卫伯耍儿部大小头目六十多人，都驻牧在辽沈、开铁正北，贡市、赏赐都在新安关（今辽宁省开原县庆云堡西北十里）［30］，努尔哈赤再越过铁岭向西推进，明廷势必罢市、停赏，将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丧失数十万两市赏之利，将使蒙古的马、牛、毡、革等土产，断绝关市贸易［31］，从而得不到来自汉区的日常所需要的布、帛、锅等日用工业品。总的说来，喀尔喀各部的部众“资以为生料”的经济命脉将被割断。因此，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在经济领域的矛盾日趋激化，为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争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也是蒙古各部在辽沈、广宁战后大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占领开原以后，明廷认为，辽河以东若是彻底丧失，辽河东西的女真与蒙古之间将再也没有阻隔了。蒙古、女真若是联合起来，全辽的边防将要崩溃。于是，便积极地对蒙古各部展开了外交活动，以大量的白银抚赏北关叶赫部和蒙古，同时对于宰赛、煖兔等蒙古头领讲明努尔哈赤西进对蒙古各部的利害关系，“设词激怒”了宰赛贝勒［32］。所以，当努尔哈赤统兵占据铁岭的时候，宰赛贝勒父子联合扎鲁特的色本、巴克、巴雅尔图、岱青、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儿子桑葛尔寨等，统率一万多蒙古骑兵，增援铁岭，结果全军败北。宰赛父子、巴克、色本等贝勒及一百五十多人被擒［33］。同时，蒙古各部也都与后金发生了经济冲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蒙古成了努尔哈赤最伤脑筋的问题。努尔哈赤在向辽东各城进军的时候，八旗兵在前边攻城略地，蒙古各部乘机在后边夺取牲畜和粮食。比如在攻取开原、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几次战斗中，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在后面抢夺谷物、牛、马和人口［34］。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叶赫部时，从叶赫部赶出来三百牧群，路经科尔沁部时，都被明安贝勒的三个儿子夺走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十分恼火，三次派遣使臣前去索取，科尔沁部仅仅返还一百六十牧群。其他蒙古各部乘机先后夺取谷物多达一千多石。努尔哈赤愿以一千只羊，一百头牛做代价，要求蒙古退还，而最终都没能如愿［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