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战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外交，获得了暂时的主动权。因为宰赛贝勒是喀尔喀各部中颇有威望的首领，在各部中居于首位［36］。宰赛无论对明或后金要想讲和，各部不敢主战，宰赛要想主战，各部不敢讲和［37］。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抓住宰赛贝勒后，喀尔喀各部一时没了主心骨。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喀尔喀部的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经过三个月的筹议，会合五部喀尔喀的贝勒，向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云，宰赛救援铁岭是“启衅”、“有罪”，并且表示今后一定以明廷为“敌国”，愿意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同心协力，借以取得努尔哈赤的谅解。千一月，喀尔喀部众贝勒与后金执政十贝勒的代表，杀白马、乌牛对天地盟誓。誓辞的中心大意是说，两国立盟发誓，共同讨伐有仇的明国。无论什么时候，若是与明国讲和，则需要共同协商，一致行动。若是违背了盟言，私自与明国议和，或五部喀尔喀，或后金执政十贝勒，都将损寿而死。盟誓以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放向宰赛的一个儿子及被俘的一百人和扎鲁特的色本贝勒。宰赛被俘时，有两个儿子也同时被俘了，努尔哈赤决定将其中的一子喀什克图先放回去，在释放的那一天，大英明汗赐给他貂皮缎子皮袄，猞猁狲皮罩，暖帽、腰带、靴子、布衫、裤子，马鞍子等，热情相送。努尔哈赤说，我考虑，我们两国已议定共同讨伐明国，待得了广宁时，将把宰赛贝勒放回去。在得广宁以前，宰赛贝勒的二子可以交替来此侍候他的父亲，使其有一个人能管理牧群［38］。
蒙古五部喀尔喀众贝勒，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与后金执政十贝勒共立盟誓，然而，主动权却掌握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手中。努尔哈赤千方百计的争取蒙古众贝勒携手合作。这是因为努尔哈赤具有政治家的敏感。他认识到蒙古族，在其事业中，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它的顺逆直接关系到努尔哈赤大业的成败。这也诚如明廷枢臣孙承宗后来所说的，“此为清朝与蒙古及明兴亡一大关键”。［39］因此，努尔哈赤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建立与蒙古各部的友好关系，致使蒙古喀尔喀贝勒不得不暂时听从他的指挥，采取实际行动，反对明廷。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前1620年，天命五年）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大扰明边，兵锋所向直指辽南，目的是企图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喀尔喀各部数十营蒙古兵都不敢有所动作［40］。后来，他们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出兵进犯广宁城，企图从西部断绝辽东官军的粮道，以便困死辽沈军民［41］。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所谓“夷南合谋共侵”明边，后金与喀尔喀蒙古都在“一处往来”的现象。
比如，四月二十九日，喀尔喀蒙古军一千多人由辽东边墙的平虏堡（今沈阳市西北平罗堡）抢到郭三屯。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南苇子峪）人犯叆阳。十八日，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骑兵，再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城（今辽宁省抚顺县境）。同时，蒙古炒花部派出一万骑兵，入明边大肆杀掠，毁坏明边墩台四座［42］。后金与蒙古东西呼应，使明边左右受敌。这是大英明汗努方哈赤借西部蒙古的力量，对抗明廷最顺手的时期。它不但表示了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夺得了主动权，而且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夭命五年）的下半年，后金与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关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努尔哈赤说是由于“陷溺于明国之教唆”。［43］因为明朝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鉴于东部女真、西部蒙古频繁地扰乱边境、挟赏，就采取了所谓的“羁縻之法”，派遣辽东副总兵姜弼到蒙古各部去，以访问北关锦台什、布扬古的后人为名，找到锦台什的长孙女速不地，即蒙古脑毛大的孙媳，赏给她白银一千两。锦台什的次孙女仲根儿，是察哈尔林丹汗的贵妇人，赏给她白银三千两。表而上是说朝廷对于守边有功的人，始终不会忘记，实际上是给蒙古各首领看的，目的是了争取蒙古首领们转变悉度。姜弼代表明廷谕令脑毛大，传谕炒花各部，不要听努尔哈赤的“哄骗”，并约定将共同出兵夹攻后金兵。又再次向蒙古各部宣布明廷的“赏格”，收买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首级。同年九月，明廷又加赏给察哈尔林丹汗白银四万两［44］。
在明廷的重赏之下，除宰赛本部以外，喀尔喀各部几乎都转向了明廷。其中扎鲁特的钟嫩、昂阿、彻特扣肯等贝勒首先行动，他们将后金派往扎鲁特达雅部使臣和他携带的马、牛、羊、衣物都劫了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再三派遣使臣求问原因，喀尔喀各部贝勒既不派遣使臣前来答复，又把后金的使臣拒之门外，不予接见。喀尔喀蒙古的都棱洪巴图鲁派人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明真情，并陈述说；我的子孙都变心了，没有办法管制。尤其是钟嫩等贝勒更甚。钟嫩先后将努尔哈赤派往各部的使臣锡喇纳、硕洛辉、伊沙穆等人以及他们所携带的马、牛、羊全部劫走，并且率领骑兵掠夺与后金保持友好关系的扎鲁特色本贝勒的马、牛、羊等。因此，努尔哈赤十分气愤，下令将察哈尔林丹汗的两位使臣，立即斩首，以示愤怒［45］。
在后金进军辽沈以前，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施以争取、团结的外交方针，或兼以金钱和物质利诱、武力威胁等手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助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讨伐明朝的战争。但是，蒙古各部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今日助明，明日附金，临到辽沈大战的前夕，更多的部落都稳定到明廷一边去了。这不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方针、政策造成的，而是明朝的传统影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导致的结果，是蒙古各部无论在粮食供应，还是在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只有依靠明朝的关市贸易、贡赏、市赏才能满足，而后金国大英明汗只能依靠抢一城，富一时来供给蒙古各部一些财帛。比较起来，既不稳定，也非长久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辽沈、广宁之战，将是使蒙古各部态度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为了进占辽东，争取汉族人民，在进入辽沈的前夕，努尔哈赤调整了对汉族人民的政策，过去攻城略地，遇到汉人稍有反抗，就格杀勿赦。比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努尔哈赤追杀尼堪外兰到鹅儿浑城（属于浑河部），破城以后，将城中十九名汉人全部杀害，只有六名中箭的，被驱逐出境［46］。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明军杀了后金在浑河两岸割谷的七十人，努尔哈赤由抚顺关侵入明境，俘虏汉族农民一千多口，回到抚顺关时，残杀了三百多人［47］。事后，在致明朝边吏的书中还说：你杀我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48］。这里，反映了他复仇主义的反动民族政策。但在进入辽沈的前后，努尔哈赤改变了对汉族人民政策的某些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不肯轻易擅自杀害汉人［49］。对于主动归顺的汉人，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热情欢迎，优礼厚待，甚至派人专门接待和迎接［50］。凡是在辽东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前来后金做佣工的，也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入境后给予饮食，年终归去给予较多的钱，几乎做到来去有礼。努尔哈赤重新调整对汉族人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攻城略地时，借助于汉人的力量［51］。同时，汉族人民是辽东的主要社会生产力，屠杀汉人对于后金发展生产极为不利。努尔哈赤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汉族人民在辽东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有一次，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杀了汉人能得到什么，一刹那，人就死了。不杀他们，让他们劳动生产，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可以创造出来，又能通商贸易，可以得到长久的好处［52］。因此，后金进军辽沈的前夕，兵马强壮，兵势很盛，内中有所谓“半皆华人（系指汉人）”。凡是攻城略地，常以辽人为先锋［53］。这样，努尔哈赤为进军辽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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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宏立、景瑞等别面嘱曰：……‘奴中大小，莫不伃望和事之成．”
［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0载：“奴酋及诸子再三究问，无不喜悦，招谓通事等曰：尔国和事必成，两国自此无事矣。”
［3］周永春：《添兵防守朝鲜疏》载：“据朝鲜国王咨称，咸境道观察使沈惇驰，有阿伊……三名来到豆满江，即令通事李仍公问其来由，本胡等说称，为换贸瓮器事出来，仍问彼中情形，答说，奴酋使其末子凭依买卖，拟于八月初五日出来，于会宁镇等情”，参见《筹辽硕画》卷32。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5］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96载：玛法（mafa）为尊称“老翁”之意，朝鲜王廷回书中的“玛法”，系指“褊裨”之将而言，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
［6］［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9，卷142。
［8］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阵情疏》载：“……万一约和交解而退，非但三、四千军卒之命得免鱼肉，目前边上之虞可以小抒”，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6。
［9］《朝鲜李朝卖录·光海君日记》卷1529：“……军兵则以农军各处分置……，作农，”卷143载，“……（金）颜春……任意操纵，使之厮杀，几至千余人。”
［10］李民寏：《栅中日录》载：“奴酋令尽杀两班之流……，贵盈哥力争不可，故只杀外间两班之流可四、五百人，贵盈哥甚恨之。红岁是等曰：朝鲜终不答书，不过托辞，虽有执送逃胡之信，不可尽送其将帅”。“奴酋与诸将会议我国之事，贵盈哥及奢曰：朝鲜实畏南朝，不得答书而执送逃胡，诚信无疑，彼将帅拘留无益，杀害亦无益，不如尽数送还，以示信意可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页24。贵盈哥即代善，红歹是即皇太极，奢即达尔汉侍卫。
［11］李民寏：《栅中日录》载：“红歹是、亡古歹（莽古尔泰）等言于奴酋曰：朝鲜、汝许（叶赫）、宰赛皆救南朝，而汝许、宰赛今已破灭。朝鲜虽以和好为言，至今未见有的报，……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为攻辽之计也。”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3］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7。
［15］熊廷弼：《请发军器疏》载：“职亲审奸细陈得功，皆系奴酋同李永芳等商议，若待职到辽阳日久，事有准备，将来攻犯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备，倾巢大举，决一死战。恐怕降丽在寨内为患，将副元帅与丽兵一并尽杀”，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明之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
［18］《满文老档·太祖》卷15。
［19］张穆等：《蒙古游牧记》卷6。
［20］张鼐：《辽夷略》页3下。
［21］《清太宗实录》卷12。
［22］张鼐：《辽夷略》叙言载：“虎墩兔憨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
［23］《熊经略集》卷1载：努尔哈赤“欲图辽沈，必借西力”。
［24］《纶扉奏稿》卷2载：努尔哈赤“西连哈喇慎、朵颜、顺义王，结为婚媾”。
［25］《明神宗实录》卷568。
［26］《明神宗实录》卷576。
［27］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2。
［28］董启祥：《辽饷省费捷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1。
［29］熊廷弼：《敕议守御收复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3。
［30］［31］张鼐：《辽夷略》叙言。
［32］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33］《满文老档·太祖》卷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6］《满文老档·太祖》卷11。
［37］《熊经略集》卷1。
［38］《满文老档·太祖》卷13。
［39］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页61上。
［4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41］薛凤翔：《处置逃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42］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43］《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戊子条，《明神宗实录》卷594，姚中文：《奉旨访问疏》载，锦台什的孙女又书为中根儿哈，速不他哈。据姜弼手下的守备蒋绍芳报告说，发银两后，“……各夷亲说：多蒙皇爷天地洪恩，我们感戴不尽，比有在保宰赛等部夷在傍闻知，都说金台什忠顺，里边皇爷这样厚赏，我们各家都要忠顺学好等语。”参见《筹辽硕画》卷43。
［45］《满文老档·太宗》卷16。
［46］《武录》卷1。
［47］陈王庭：《建贼攻破清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48］《满文老档·太祖》卷7。
［49］李民寏：《栅中日录》载：“上年（1620年）贼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至于病创不能步者，则弃之而来”，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
［50］范世文：《敬陈征剿方略疏》载：“奴酋凡遇扼腕失意者游于其地，稍有片长，无不亲信，笼任，礼遇过望，有所投献，一日三接。”参见《筹辽硕画》21卷。
［51］幼庄：《皇朝开国方略》卷7载：“……辽左之人生二子，则必一人私役于建州，给之银暨貂，卒岁还家，值满十五、六金，建州钱积如山无所用之，还家者各畀银三两，令尽力负钱，所过给以饮食，负重者或致腰背尽折，故城破之日，驱之而归，不必兵威也。”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0载，”杀之所得凡几，一时即逝，养之则诸物皆出，……以通商市易，此永久之益也。”
［53］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明金的军事对峙
三、明金的军事对峙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以后，连下开原、铁岭和北关叶赫部，形成了对明军的破竹之势。明辽东官军在连吃败仗以后，将边方失利的责任，全部落到辽东经略身上。因此，皇帝下旨，逮捕了辽东经略杨镐，代之以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于八月初三日，仅率领八百骑兵兼程匆忙出关。从此，进入明与后金在辽沈大战前夕的军事对峙时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宣战的战略目标，是首先夺取辽左，进一步再占据全辽。当他统兵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辽沈就象摆在桌上的一块肉一样［1］，伸手可取。明朝的官员，也感到努尔哈赤不会以据守建州为满足［2］。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明确地宣布说：只有夺取和占领全辽，后金国才能生活下去［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破灭北关叶赫部以后，在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向的取舍问题曾经有较大的争议，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迟疑不定。同时，在战备、粮食供应、争取民心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对外关系方面，东怕朝鲜王国增援辽东，袭击后路，西怕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诸部贝勒不肯协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不具备大规模地向辽沈进军的条件。
明廷任命熊廷弼经略辽东，对于努尔哈赤颇有震动。他素知熊廷弼老于谋算，长于军事。因此，努尔哈赤除了在攻克北关后，在开原、铁岭一带尽力收取田野中的谷物，以备军需［4］，还积极派出侦探，打探熊廷弼的动静。
辽东经略熊廷弼为了延缓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速度，争取整顿残辽的时间，派遣使臣到朝鲜王国，要求朝鲜国王派出鸟铳手，帮助明朝辽东军守城，并借以大张声势，给努尔哈赤以军事压力，还散布说朝廷将要再次出动三、四十万大军和要求朝鲜王国也出兵数万，共同讨伐后金［5］。
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内容被后金国的哨探侦察到了，而且传闻的内容相当具体。消息说，朝鲜王廷应明廷的邀请，将要发两路大军，由牛毛寨、万遮岭两处入犯后金。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夯着急，迅速召集众贝勒、大臣集会，研究对策，采取措施。结果决定在去朝鲜王国的路上，凡是沿途各个部落，抓紧造做长梯，以备迎战。村中的老弱居民都聚集到城中。同时，决定释放朝鲜通事何世国，伙同后金的使臣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蒲镇，以缓和两国的关系，兼探听朝鲜王国的军事行动［6］。
辽东经略熊廷弼“声东安西”之策，很得效益。正当努尔哈赤对朝鲜方面作积极防守的时候，熊廷弼乘机稳定了辽沈的局面，安排了防守计划。按兵民的力量来说，辽地居民还有数百万之众，年轻力壮，善于弓马，又勇于战斗的也不下一、二十万人［7］。有足够抗拒后金兵进犯的力量。然而，明辽东官军自从三路丧师以后，民心、军心不稳。比如，铁岭失守的消息刚一传出，辽沈军民就逃者盈路，有些豪门巨室积极造船，以备从海上南逃，连辽阳乡官知州李尚浩也率先要搬家逃走［8］。一般辽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不是南逃，却相反地向后金逃去。更严重的是官军的将卒也时刻想逃。公开逃阵的有杜松将军的右营游击刘遇节、坐营中军王捷等。他们自从随从杜松将军阵逃以后，未受处罚，因此，闻风便逃，无所顾及，几乎成了军风了。明朝的官员形容说：辽军闻敌而逃，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辽东官军已经是全军丧胆，明廷丧尽民心，这是熊廷弼入辽以后所遇到的难题之一［9］，也是努尔哈赤能够连克辽东各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安定民心，树立军威法纪，经略熊廷弼采取了安定民心，严申军纪的有力措施。八月初三日，熊廷弼刚入辽阳就先定了知州李尚浩“摇惑人心”的罪，并命令豪门富室都各自迁回本宅。奖赏战将贺世贤等有功的将领，以鼓舞士气。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等人，以振士气，并且亲自祭奠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处阵亡的官兵。经略严肃而镇定的态度，使辽沈军民大为感动，以致祭壇四周的军民失声恸哭［10］。
当明廷三路大军败北，后金军势如潮水般地向开原、铁岭涌来，辽民纷纷南逃的时候，辽人领袖刘国晋挺身而出，号召辽南四卫（即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人民起来抗金。过民为自卫保家，在较短的时间内，赴辽阳聚集的多达两万人，一时声势很大［11］，壮大了辽阳军民的胆量。这些事传到后金，使努尔哈赤知道辽阳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也不得不谨慎行事。这样，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了，使熊廷弼有了进一步筹办辽事的机会。
熊廷弼刚接任时，曾提出固守、恢复、进剿的三步保辽之策［12］，其目的是“复开原以保全辽”［13］。然而，当他到任时，铁岭、北关、叶赫部等已连续失守，保辽之策不得不作某些修改。同时，又因为辽东守军的情况极为不佳，总兵官李如桢、游击佰世爵等专守沈阳，以河西李光荣协助，共有兵近万人，但能够作战的不过一、二千人；总兵官贺世贤专守虎皮驿，统兵数千人，能够作战的仅有二千四百多人；总兵官柴国柱专守辽阳，统兵二、三万人，可是盔甲、器械、战马奇缺，战将不足，步伍没有统领［14］。在三位总兵中，柴国柱军既不能守，也不能战。李如桢军因为多次避敌、逃阵，“丧尽军威”，难以依靠［15］。只有贺世贤军尚可信赖，但又多是逃阵的残卒，畏后金军如鼠，一说同八旗兵打仗，就面无人色［16］，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八月二十四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夺北关叶赫部时，在沈阳周围挖营盘的明军，一听到消息便各自弃锹钁，四奔而散，多数南逃，如同后金军已经追来了一样。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办法禁止。经略熊廷弼听到报告后，派遣阎鸣泰前去阻止，他走到虎皮驿，看见逃兵汹汹，无法阻拦。在这种情况下，经略熊廷弼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复开原以保全辽”的初议，依照各道、将等官多次请求的办法，即采取厚集兵力，以人多胆壮，坚守辽阳。
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九月起，经略熊廷弼实施守辽阳之策，采取的办法是所谓“南顾北窥之计”［17］，就是南顾辽阳，坐镇坚守，北窥沈阳。具体部署是以赞画刘国缙统率辽城军民固守辽阳，经略亲自统领大兵转战于辽阳城外。由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位总兵于虎皮驿、奉集堡和沈阳之间，互为犄角。若是后金挥军西进，三位总兵相互增援，阻止后金军深入辽沈腹地［18］。
正当经略熊廷弼在辽沈站稳了脚跟，已经部署了“南顾北窥”之策的时候，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明廷计划调兵十八万，将再次讨伐后金。这个消息的来源，除明廷给朝鲜国王的揭帖大造出兵的舆论以外，是因为在万历四十七年末，努尔哈赤的边兵捉住明辽东军卒一百多人，在审问中得到的。这些军卒供称：官军与朝鲜王国军将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再次进军，攻取后金的新城等地。官军将发兵十八万，朝鲜王国将发兵六万，以萨尔浒大战的进军方案，分兵而进。这一消息对努尔哈赤的震动很大。他在二月底，开始积极调兵遣将，连续阅兵三天。在明军将要进攻的路上，设置木栅，派驻重兵，严密防守。同时，又相应地采取一些重点防守措施，在佛阿拉设置甲兵三千，在新栋鄂（原刘綎进军之路）、呼兰（赫图阿拉至鸦鹘关一路）两路各设守兵一千，在西部界藩城设甲兵两千。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亲自率领八旗兵在二月十日，沿着明朝的旧边境，在尚间崖、温德狠、德里沃赫、扎克丹四地（皆在今辽宁省抚顺县东境），突击六天筑造四座小城，与抚顺包城并列为五城，派兵“且耕且守”，又时而佯作将要出兵虎皮驿，以窥视辽沈的样子［19］，同时与众贝勒商议，把临时都城西迁，由界藩城移到萨尔浒城［20］。努尔哈赤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后金全国进入了战备状态，但连续督兵防守四十多天，却不见明兵来攻，这才在四月初十日，命令军卒各自归寨，备粮，修理器械，以备随时应战［2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灭亡北关叶赫部以后，尽管疲于防守，东西应付不暇，但他也看准了辽东东南方面空虚，派兵向辽南逼近，以求一举三得之计，即先困住宽甸、镇江（今辽宁省九连城）一带，虎视盖州（今辽宁省盖县城）廒仓，截取明廷的漕船，以断绝辽军饷道，因此，向辽南四卫派出大批的侦探。努尔哈赤深知辽南对于明朝辽东官军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盖州廒仓的存粮，关系到明朝数十万军民的命运所在，派兵逼视辽南四卫，明军不能不顾及，明军一动便可回军攻取沈阳［22］，使熊廷弼疲于防守。同时，镇江、南四卫是朝鲜王国去明朝的贡道，困扼此地，又可以断绝朝鲜王廷与明廷的陆上交通。
除此以外，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朝鲜王国的争取工作，也没有放松。派出商队到朝鲜王国的会宁镇贸易，派遣额驸伺和理等出使朝鲜王廷，力求和好［23］，又多次派兵威逼满浦等地，以和与战两手迫使朝鲜王国就范。朝鲜王廷深感形势危急，曾经多次派遣使臣到辽东，向经略熊廷弼求援。正是在同一时间，宽甸、镇注、叆阳、清河等地也在后金的威逼之下，局势严重，纷纷呼救。然而，经略熊廷弼在“南顾北窥”的部署下，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难以应付。他只派出弱卒二千九百人支援镇江，一千一百人加强宽甸防守，一千八百人派驻叆阳，二千一百人派往清河，分地防守。目的是与朝鲜王国兵互为“奇正而守”，以求“虚张东南”罢了，并没有什么军事实力。可见熊廷弼的方针仍然是固守辽沈腹地。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没有被熊廷弼向辽南派兵所迷惑，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辽沈，只是攻取的时机还不成熟罢了［24］。总的说来，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到四十八年四月的一段时期，努尔哈赤东防西守，南攻北取，基本上是以守为主，而熊廷弼以虚张东南，死守辽沈，渡过了南顾北窥的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之间，不是在较力而是在斗智。这是明金双方第一阶段的相峙。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四月以后，辽东由于头一年天灾，收成不好，春天缺粮日益严重［25］。明金两军在边界上相峙，对于后金来说，是个慢性的消耗。因此，努尔哈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向辽沈用兵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的方针是夺取粮食，蚕食辽边，孤立沈阳，再伺机大举，夺占辽沈。具体办法是，派兵数万，屯驻在抚顺等沿边五城，时时以二、三千骑兵深入辽沈近境。凡是距离沈阳六十里左右，沿边的墩台都进行毁坏，边台各堡的卫卒尽行捉拿。并西连蒙古以断河西明兵粮道，使辽沈坐困。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蒙古以一千多骑兵由平虏堡开始，沿边一直抢到郭三屯（今辽宁省盘山县境）。五月十日到十五日，后金大贝勒代善率领数万骑兵，在辽沈东部袭击并攻克六个城堡，掠取的人、畜以千计。努尔哈赤又派出一千多人由苇子峪（今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公社）出发袭击叆阳，杀掠人畜以百计。五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一千多骑兵从东州堡入犯花岭山。同时，蒙古炒花部也乘虚以一万多人攻击西平堡，杀伤辽东军卒六、七十，杀掠男女数百人，毁坏墩台四座［26］。
积谷备战是努尔哈赤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对明开战以前，他在粮食储备方面作了多年的准备。设置仓库，选命仓官，积谷储蜜，四处屯田。但是，由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旱、蝗等灾情严重，辽地大饥，加上后金掠取、招服的人口日众，缺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上竟出现了“斗米一金”［27］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因粮于敌”的政策。同时积极加强与黑龙江虎尔哈部的贸易，设法与朝鲜王国通商或通过蒙古各部从明朝境内交换粮食来供应境内军民的需求。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知想要占据辽沈，必须争取民心，因此，他除了平日以重金收买或优待辽民以外，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帖出以后金国汗的名义，招降辽东将官以及城堡军民的榜文。榜文说，明朝的官民应当归顺后金，如果不肯投顺归来，纵使你们投到山海关以西去，我的大兵也必然随后赶到，你们不如早日投来，还可以保全家室，同时，例举宋代徽、钦二帝教训，再三规劝辽地官民［28］。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提出以辽河划分为两国的疆界，从辽东的海兰（即hairan）到太子河作为两国的具体分界线，辽河以东，包括沈阳和辽阳两地在内，作为消除“七大恨”的代价［29］。这就比较明确地向明王朝公开地提出了领土要求，表示了裂土割据的决心。
总起来说，在这个时期里，努尔哈赤，蚕食辽边，抢夺谷物，争取民心等等作法，都是以分定国界，割据辽东作为追求目标的。
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四月间，熊廷弼陷入了困境。俗语说，“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由于虎皮驿一带地荒无人，辽东三位总兵所率领的军队，在近十个月期间，人不得解甲，马不得卸鞍，致使各种疾病不断发生，加上兵饷不足，驻守三月以后，所谓“南顾北窥”之策，已经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柴国柱、李怀信两位总兵不得不撤回辽阳就食，只有贺世贤的军队，仍然困守在古城（今辽阳市西北沈旦公社古城子）、奉集堡一带［30］。
由于辽地多年岁凶乏食，明廷在三路丧师以后，太仓空虚，海输陆运，少船短车，无法援辽。到了万历四十八年正月，辽东的军饷仅仅可以维持一个月，边廷仓谷空空如也，瘦马饥军，嗷嗷待哺［31］。物价一再上涨，辽阳市内的小米、黄豆每斗值二钱七分，草一束值二分五厘，柴一束值一分五厘。每个军卒一日连人带马用费需一钱三分或一钱四分，而发给的饷银，每日人、马合计只有八分钱，日少七，八分。兵士缺粮少饷就去掠夺居民甚至有的卖袄售裤来维持生活［32］。朝廷虽然拨发银两入辽，可是，辽地没有粮食可买。经略熊廷弼无可奈何，曾经与众将环立，夜半哭泣，彼此不忍仰视［33］。乞求京师救援，也凑不成十万之数［34］。
面对如此困局，熊廷弼仍然积极部署守辽，除到各处求粮以外，想提升赞画刘国缙为督军，增补各道官员，以分地防守。但是，皇上却不肯出内库一金［35］。求官不派，提升手下人员也不允［36］。为了守辽的事，奏疏如雪片似地送往京城，皇帝竟然留中不看，只允许向老百姓身上加派赋税、杂课，拚命搜刮百姓，以挽救辽东残局。
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经略熊廷弼毫不气馁，他依据辽军的实际情况，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三月开始，昼夜修筑辽阳城。五月，他见草青马壮，恐怕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命令总兵官柴国柱、李怀信、贺世贤三人统率本部军队赶赴沈阳，加紧修筑沈阳城。这样，就形成了明军坚守沈阳，南顾辽海，北窥开铁，东逼后金的形势，即史称“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37］。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在明朝末年，能够与努尔哈赤较量的，象熊廷弼这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还是不多的。
熊廷弼在辽东与众将官同甘共苦，爱护部下。他的军令虽严，可是人们都心服口服。总兵、将吏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他们宰牛歃血共立誓言，决心同舟共济。督促士卒认真操练，每队以一教五。还规定训练要求，每日每人必须以数百矢试射［38］。熊廷弼也含辛茹苦，亲自到海州、盖州去督饷，竭力计谋，致使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在熊廷弼十个月的经营下，辽东的形势大变。明朝的官员称赞说，熊经略把辽东的冰消瓦解局面，改变成了珠联璧合的形势。
在熊廷弼实行“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之策的时候，努尔哈赤的兵锋也由辽南转向了辽沈腹地。努尔哈赤认为，只要取得辽沈，辽东诸地，如宽甸、叆阳、镇江等地，便可以唾手而得，因此，他除了派出小股部队，频频袭扰明边，掠夺粮食外，有时也派出大部队向辽沈冲击。同年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集结轻骑五万，从抚顺关入明境，直趋沈阳；一路约一万多骑兵，由东州沙地冲入明境，直抵奉集堡。努尔哈赤所率领抚顺路军袭击大小村堡四十多所，掠获男女数千口，直到距离沈阳城五里才停止前进。初战，明军坚守沈阳城池不出。努尔哈赤以为招降沈阳守军，易如反掌。但是，辽沈在熊廷弼的经营下，官兵的军纪整肃，官将合力，将卒同心，人人肯于搏战。总兵李怀信统兵四万坐守沈阳，总兵官贺世贤提师迎战于沈阳东二十里，与八旗兵战于浑河沿岸，柴国柱从奉集堡出兵与八旗兵战于沈阳东三十里的小夹山，努尔哈赤面对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的不利情况下，不得不后退十五里。可是，明军又改变战术，贺、柴两军一南一北向努尔哈赤的大营兵首尾挟击而来，同时，沈阳城四万大军又从西边平推逼近。努尔哈赤这次出兵的目的是孤悬沈阳，故注意破坏边台小堡，夺取谷物，加上有轻敌思想，没有决战准备，也更没有料到熊廷弼将辽军整顿得如此有成效。所以，在熊廷弼初战力挫八旗兵锐气，又三面逼进摆出决战架势的时候，努尔哈赤来不及部署，八旗兵便纷纷退却，丢梯失牌三十多副［39］。十五日，达尔汉统兵一万转到沈阳北境。十六日，皇太极率兵八百，再掠沈阳以东居民一千多口。这次出兵共掠沈阳东部、北部居民四千多人，夺取大批谷物后，退兵东归了［40］。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又两次向懿路、蒲河（今沈阳市东南浦河）进军。莽古尔泰、额亦都等还统兵与明军战于沈阳东南，掠取八千多口人和大批的谷物而回［4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虽然频繁地派兵冲击辽沈，但多是小胜小败，一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其中主要的障碍是熊廷弼产守边防，使其不得发展。明人说：“熊公在辽言辽，明了畅快，一一指掌而尺寸无差”［42］。熊廷弼的守辽规划是，拟用兵十八万，四路驻军，各守险要，相互协同、联络，居行都有规定［43］。但是，当援辽兵马刚刚集中了十万多，朝廷内部诽谤他的声浪就高涨起来，迫使他不得不解职回籍。熊廷弼离辽，后金与明廷的军事对峙便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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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3（建州）。
［2］范世济：《火速调兵遣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5。
［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
［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
［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3：“差官送揭帖于王曰：……以开原新破，贼势愈昌，故欲烦鸟铳手以为守城之具，亦籍贵国相援之虚声，使酋少惮也。……遇谓兵之当发者有六，……新经略熊老爷到任，旗鼓一新，此番征调天下兵马，必用三、四十万方进贼巢，兵齐之日，贵国发数万……。
［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9-20。
［7］李自用：《敷陈末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8］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9］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载：“况辽人，……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则职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0］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1］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熊经略集》卷1。
［13］晏文辉：《上下志狃因绪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4］熊廷弼：《请发军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8。
［15］熊廷弼：《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6］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7］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18］熊廷弼：《严敕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19］《满文老档·太祖》卷14，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2-23。前书记载筑四城，后书记载筑五城，按五城算，应有抚顺包城，即以明边墩台乱砖碎石筑的临时设防城堡。
［20］《满文老档·太祖》卷14，陈王庭：《速议将兵以济燃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9。
［2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52。
［22］王在晋：《议固以防海运疏》，参见《筹辽硕画》卷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3］熊廷弼：《催兵愈严虚应如故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24］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25］薛凤翔：《兵逃当问马倒有因疏》载：“且闻奴中岁凶人众，虽所掠金、帛不赀而实乏食……”，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6］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陈王庭：《补道臣发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7］黄克缵：《建夷谋犯益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28］左光斗：《愤辱徒空雪耻未实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5。
［29］《满文老档·太祖》卷15。
［30］［31］熊廷弼：《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4。
［32］熊廷弼：《钱粮缺乏至极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33］熊廷弼：《严刺催发粮草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34］刘尉：《边镇告急币藏空虚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0。
［35］熊廷弼：《专陈紧急未尽饷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2。
［36］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37］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38］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恩赉慰劳官兵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卷44。
［39］熊廷弼：《备述河东一带情形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6。
［40］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满文老档·太祖》卷15。
［41］《满文老档·太祖》卷16。
［42］张鼐：《附熊经略司马来书》，参见《辽筹》（一）。
［43］李汝华：《敬陈战守大略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6。
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