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夺取辽沈，迁都沈阳
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较力斗智相持一年左右。正当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集团垂涎辽沈，积极备战，进兵的大计已经决定，而畏惧经略熊廷弼严防紧守，不得下手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却自毁长城，撤换熊廷弼为努尔哈赤下决心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战机。
明朝内部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除了熊廷弼以外，都没有比较切实的谋划，然而，熊廷弼不是阉党所信赖的人物，因而大受排挤。皇帝对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专凭边官疏报，枢臣指点，随波逐流，毫无主见。枢臣按照边官的奏疏，报告敌人来了，皇上就着急一时；报告敌人去了，皇上就心安理得，不再谋划边关的事情了，可见对于涉及江山安危的大事，竟然麻木不仁到如此程度。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春天，经略熊廷弼刚刚将辽沈的局势稳定下来，朝廷的某些大臣就无视辽东的军中实情，拚命摧战。九月间，当熊廷弼已经集兵十三万，全部筹辽部署将要就绪的时候，朝臣责备熊廷弼的奏疏纷纷而上。熊廷弼无可奈何，愤然托病请求退职回家。九月十五日，御史冯三元指责熊廷弼处置辽东的事情无谋的罪有八条，欺君的罪过有三条［1］，提供了迫使熊廷弼辞职的“依据”。七夭以后，御史张修德又上奏，急请贬斥熊廷弼。廷弼受冤，心中不服，上疏辩解，申述一年来守辽东的功绩。然而，皇上昏然失查，竟让户科王继昌主持会议，结果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责备熊廷弼未能大创敌兵，斩贼擒王，并且指责熊廷弼有三条不能复辽的过错［2］，于是，下旨将熊廷弼解任回家，这是明廷朝政腐败，利用边乱，争权夺势，使边疆屡吃败仗的主要原因［3］。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以多次发兵掠夺，焚毁沈阳、懿路等周围各堡，目的是孤立沈阳［4］。努尔哈赤正在待机而动的时候，熊廷弼奉旨辞归。同时，自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七月，万历皇帝、泰昌皇帝相继在一个月内死去，天启皇帝即位，当朝权贵们利用皇位更迭机会，争权夺利，连续发生了“梃击”［5］、“红丸”和“移宫”三大案件［6］。朝臣既频于发丧，又忙于争斗，朝政混乱至极，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努尔哈赤立即抓住天启皇帝初登大位，政局不稳，又自毁长城的机会，向辽沈发展。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初十日，明廷命令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袁应泰曾经出任临漳知县、河南参政等职，本来不懂得军事。虽然他接任后矢心赴辽，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7］，但努尔哈赤已经作好了进攻辽沈的准备。所以，他到任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辽事就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经略袁应泰上任的前后，虽然熊廷弼所募集的士兵陆续到关的有将近十三万人，其中除了各边征调来的士兵、川兵、毛兵以外，十个当中选不出一两个精壮的，多数都不能参战，仅可勉强守城、采草、放马。能征善战的兵卒不过是各个将领的家丁，数量极少，一般来说，每个将领之下，不过只有六，七百个人而已［8］。
经略袁应泰入辽以后，以过去廷臣责备熊廷弼没能收复辽东一城一地为鉴，而抱有进取之心。他召集辽东诸位将领商议，稍稍改变一下廷弼以守为主，渐逼渐进之策，决定以夺取抚顺为计。实际上是陷入了攻守举棋不定，如盲人骑瞎马，不知所向。守，在朝廷内部的压力下，不敢说出口。攻，又没有奇谋良策。朝廷官吏，不明辽事真相，盲目乐观，急于进兵取胜。一见袁应泰奏报明年春天将要收复抚顺，竟敬佩他颇有壮志。
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是，调用已经出关和还没有出关的十八万军卒分驻辽东各城。又把监军道高军出、邢慎言，总兵官贺世贤、李秉诚、陈策，都升职晋级。再将尤世功、朱万良、童仲□升为总兵官调用，合计有大将八员，每员各统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抚顺方面。以清河监军道牛维曜，总兵官侯世禄，并调梁仲善、姜弼四人，行总兵事，每人各率步骑官兵一万，放在清河方面。以金州、复州道胡嘉模、副总兵官刘光祚，行总兵事，统率步兵九千，骑兵四千，水兵七千，合计两万兵驻守宽甸、叆阳。另以一万兵驻守沈阳，一万兵驻守蒲河，七千兵驻守奉集堡，并准备选一、两万人作为机动兵力，以备临时调用［9］。
从经略袁应泰的兵力部署和设想来看，他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百分之六十的兵力放在抚顺、清河方向，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坐镇辽沈腹地，进攻抚顺的意图一目了然。尽管其兵力部署与熊廷弼大体相似，但他的意图是伺机与后金决战，这就改变了熊廷弼的渐逼渐进，部险守要，使后金兵疲劳坐困的守中有攻的策略［10］。但是，实际的兵力仍然与熊廷弼在任的时候大体相同，即与后金的兵力比较，攻之不足，守之有余。细察起来，兵虽然多了几万，情况却更坏了。因为，一是除了家丁以外，能够搏战的不多。二是收降蒙古人为兵卒。贺世贤一军首批收了三千多人，最后竟达数万人。这为努尔哈赤派“奸细”混入明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辽河东西赤地千里，军粮严重缺乏。可见袁应泰收编蒙古军的作法，严重地增加了边城的危险和困难［11］。
辽东经略袁应泰积极调兵遣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也积极加强战备。当初，熊廷弼布置严密，战守比较得宜，兵员、军饷也逐渐齐备。后金多次南攻北扰，都没有得手。但努尔哈赤夺取辽沈的决心却毫无改变。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正月以后的各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正月间，总兵官李光荣等首先得到后金在积极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糗粮，将要进犯辽沈的消息。蒙古煖兔部下的哈喇等四个人曾经到萨尔浒城努尔哈赤家中去贸易，也听说后金将于闰二月进攻沈阳城［12］，而且蒙古已经调各营兵集中在辽河一带，等待后金兵进犯沈阳的时候，乘机从懿路杀出，劫回宰赛贝勒等消息一再传来［13］。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十月，努尔哈赤从界藩城迁都到萨尔浒城，西向进取之意也很明显。在这同时，努尔哈赤在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内部也作了一些准备，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诸子、侄共立盟誓，禁止在强敌面前内部相互残杀，申明不究既往，以加强内部团结［14］。
二月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攻沈阳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了。他首攻奉集堡、虎皮驿，其目的是除了掠夺以外，主要是侦探一下明军的虚实。努尔哈赤想了解一下袁应泰对沈阳一带的部署及其弱点，因为他深知奉集堡和虎皮驿对于守卫沈阳的重要性。明朝末年的军事家，只要到过辽东，几乎都看出沈阳、奉集堡和虎皮驿三地为鼎立之势。想要坚守沈阳，必须保住奉集堡，想要保住奉集堡，必须严备虎皮驿，三城互为犄角。虎皮驿守不住，奉集堡必危，奉集堡守不住，沈阳必然孤悬。努尔哈赤兴师则必出马根丹、抚顺而达沈阳，奉集堡又是必由之路，所以，努尔哈赤对于奉集堡自然要倍加重视［15］。前经略熊廷弼守辽的时候，以三位总兵驻守奉集堡等三角地区，实行“南顾北窥”之策，致使努尔哈赤没有敢轻易进犯辽沈。袁应泰以七千骑兵，和得力的将领驻守奉集堡。努尔哈赤进军辽沈的第一次尝试就从这里开始了。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统兵数万，直向奉集堡冲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率领全军誓死坚守，尤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向后金兵矢石齐发。努尔哈赤挥军猛攻，八旗士卒在明军的炮火下，纷纷落马、倒地，伤亡以千计。同时，明将朱万良率领本部大军前来增援，努尔哈赤完成了军事试探，第二天就下令退兵出境了。十六日，努尔哈赤又派小股兵力进攻虎皮驿。十八日，又发兵扰犯王大人屯（今辽阳县西北王大人屯）［16］。通过以上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既探清了明军的虚实，也迷惑了辽东的官将，使他们摸不清努尔哈赤大举进兵何日开始。
天启元年三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大军，水陆并进，直取沈阳城。十二日辰时，大军到达沈阳城下，驻扎在城东七里浑河北岸。明朝守城官兵在夜间得到了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前来进攻沈阳的消息。明军以灯火为号，沈阳全城立刻灯火通明。当天，努尔哈赤以沈阳城难攻，恐伤亡太大，没有立即命令攻击，而是设法引诱沈阳守军出城决战。为此只派一支精兵渡到浑河南岸进行掠夺，由于没有引出明兵，不久就返回来。
沈阳城由总兵官贺世贤统率亲兵一千多人，和纳降兵共六万之众，与副将尤世功统兵一万五千人，共同驻守，总计兵力有七、八万人。十三日早晨，努尔哈赤部兵列阵，命令绵甲兵持车楯攻击沈阳东门。从前经略熊廷弼将沈阳城的大而低、高不盈丈的城池重新进行了修筑，而且在城外筑了围城，比原来的城墙向外阔展八丈多，外城外掘深沟一道，内插尖木桩，覆为陷井。沟内侧修有内壕，壕上置一、二十人才能抬动的大木。外壕以内再设涧五丈宽、深二丈许，涧底插尖木，涧的内侧每一丈五尺设置战车一辆，战车与战车之间架以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各个车、炮的四周还设有游动兵保卫［17］，防守的相当严密。
这样的坚城，后金兵想要强攻，势难取胜。于是，努尔哈赤在初战时，只派数十名骑兵在壕外侦察，诱使城内兵出战。
命令李永芳设法派人送书给贺世贤，招他投降献城。贺世贤看了李永芳的来书大怒，杀了来使。总兵官贺世贤一向以勇战著称，如能坚意固守待援，努尔哈赤这次攻城能否取胜，也大成问题。然而，明朝末年的边将，大多怯战，勇于战阵的又很骄傲。贺世贤是这个时期辽东官军中比较敢战的将领，努尔哈赤和李永芳都恨他。贺世贤见后金兵迟迟没能攻城，就轻视对方，把努尔哈赤的诱战误为怯弱，轻率出城对阵。部下极力劝阻，他也不听。他饮酒数杯后，率领一千多亲丁出了城，发誓“尽（杀）敌而返”。努尔哈赤正困于求战而不得，诱战而不出的时候，见贺世贤统兵冲出城来。努尔哈赤立刻命令一哨兵边战边退。贺世贤乘锐轻进，离城越来越远。这时，努尔哈赤又命令一部分八旗兵将贺世贤重重围困起来，使其不得脱身，其他八旗兵急速攻城。贺世贤虽然率领上千的勇士，手持铁鞭杀死许多八旗士卒，但终归是寡不敌众，结果，力疲而退。努尔哈赤见贺世贤边战边向城的方向退却，急令兵士放箭，世贤身中四矢。部下见他负伤劝他奔向辽阳，他以大将不能守城，有何颜面去见经略，便与众将转战到沈阳西门外，又挥鞭击杀数十人，终于被后金兵砍死在马下。副总兵尤世功出西门前来营救，而部下士卒畏战，竟一哄而散，尤世功、参将夏国卿、张纲，知州段展，同知陈辅光等都先后战死［18］。
努尔哈赤一边指挥八旗兵围攻贺世贤，一边指挥大部分八旗士卒全力进攻沈阳城。兵卒以毡裹身，推四轮战车居前，精骑在后，竭尽全力进攻东门。明军炮火齐发。八旗士卒虽然死伤很多，但仍冒死挖土填涧，相继越过三道壕涧，进逼城下。这时，正值贺世贤、尤世功战死在西门外，城内军民听说城外兵败，民心慌乱。东门守城的兵卒，砍断了桥索，吊桥下落，后金的八旗兵，蜂拥而入，沈阳城就这样被后金兵攻克了［19］。沈阳之战，总兵贺世贤以下，尤世功等道吏、副将、参将、游击、千总、百总等共战死三十多人，兵卒除少数逃散外，大部分投降了后金。
沈阳城被围的时候，经略袁应泰、巡按大臣张铨早已经部署了各路援兵，以为沈阳犄角。命川、浙总兵童仲揆、陈策从黄山来增援。虎皮驿、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率兵三万也向沈阳方向增援。奉集堡总兵李秉诚正向沈阳方向集结。陈策提兵到浑河桥南，听说沈阳城已经失守，想下令回师。裨将周敦吉等坚持请战，石柱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张神武、游击周世禄、守备雷安民等共近八千人，随同周敦吉渡河。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兵已到，急速发兵向正渡河的明援军猛扑过去。周敦吉等统兵刚刚登上浑河北岸，分兵两营，还没有站稳脚跟，努尔哈赤所派的右翼兵就围了上来。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兵载断了浑河桥通道，阻止河南童仲揆、陈策、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的部队过河。努尔哈赤以五万兵力围攻河北的明军。初战时，后金仅以一旗士兵冲阵，认为明军都是弱卒，一向接战便溃不成军，万没想到川兵能奋勇冲杀。白旗军率先冲击，两军交战不多时，白旗军没能顶住川兵，被迫败下阵来。黄旗军接着冲击，也被川兵顶了回来。最后，努尔哈赤令红旗兵会合各旗合围再进，包围了川兵，两军展开了激战，结果相互杀伤相当，前后三进三退，八旗士卒死伤近三千来人。最后，努尔哈赤责令李永芳等汉官收买明军炮手，搬用沈阳城上的大炮，向川兵老营开炮，并乘势以骑兵从两翼挟攻。川兵由于将领周敦吉、秦邦屏、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先后战死，只有周世禄率领少数人退到浑河南五里的浙营驻地。不久，努尔哈赤统军乘胜追击，迅速渡过浑河，将浙营兵也重重地包围起来。
当浙营、川营合兵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对阵，四面受敌的时候，明武靖堡（今辽阳市北“大武靖营”）、虎皮驿总兵朱万良、姜弼统领三万大军，奉集堡总兵李秉诚统领本部兵会合在白塔铺（今沈阳市南“白塔铺”），两部近四万人及时赶到。努尔哈赤得知明援军逼近，形势十分不利，大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便命令大贝勒代善统领右翼旗兵继续与被围的明军激战，亲自与皇太极、岳托等率领左翼军迎战明廷援军。不料朱万良、李秉诚部等不肯奋战，被八旗兵一冲就败得落花流水。皇太极乘胜随后追杀四十多里，沿途死伤三千多人。三位总兵见此，再也不想进战了。努尔哈赤乘机急速回军，全力围攻浙营兵。
浑河桥南之战，比桥北之战更加激烈。努尔哈赤督兵猛攻，明军凭借火器的威力，奋勇激战，八旗士卒在明军的攻击下，纷纷落马，积尸相枕，仅坠马者便近三千多人。但八旗士卒在强敌面前毫不怯战，一直战到明军火药用尽，两军短兵相接。明军将领陈策首先战死，童仲揆被迫杀出重围，派部将急驰辽阳求援。
袁应泰刚知道沈阳被困的时候，曾经派参将王世科统兵五千，前去增援。没有料到会碰到努尔哈赤在沈阳与辽阳之间设下的伏兵。王世科一军当即全部被歼。当童仲揆的部将请援时，袁应泰认为敌兵强大，川、浙之兵绝不能救，如果再派兵增援就会再陷重围。童仲揆的部将虽叩头流血，袁应泰也执意不肯派出援兵。巡按张铨再三劝说，袁应泰仍然不肯答应。张铨见他固执如此，气得拍案而起，可是，袁应泰最终还是没有发兵。童仲揆望援不至，再次杀出重围，准备离开战场。这时，恰巧遇到副将戚金，童仲揆在戚金劝说下，一同杀入重围，一直奋战到死。河南之战先后战死的将领有陈策、戚金、童仲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等［20］。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士卒奋勇搏战，一直杀到明兵溃不成军，除了参将周世禄率领的少数明兵突围外，全部被歼。
浑河南北之战，是辽沈战争中最激烈的一仗。这一仗对于作战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英明汗统率十万大军与川、浙六、七千士卒（系指浑河南明营兵数）进行了如此艰苦的战斗，虽然最后把明军歼灭了，但两军死伤的人数却差不多，实在是他对明战争以来所不多见的，而广大八旗士卒在战后半年多时间里还为这次战争之残酷而感到“胆寒”［21］。明廷以这次战争引为自豪，说是自从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这是“凛凛有生气”的战役，以万余人（系指浑河南北川、浙两营兵数）敢抗击数万敌人，杀敌数千，而余下的士卒还能奋战不已，“胆气尚存”，为主帅报仇［22］，使明廷上下深为振奋。
沈阳及浑河南北的争夺战结束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进入沈阳城后，屯兵五天，论功行赏。由于浑河南北的激战，八旗士卒死伤了许多，为了安慰广大的兵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大行祭奠阵亡将士，把死难将士中有功的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颜、雅木布里、实尔泰、郎格、杜木布、达哈木布碌、旺格等一并列名祭祀，以慰亡魂［23］。
十八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聚集众将宣布说，沈阳城已被我们占领，明军战败了。我们要统率大军乘胜前进，直捣辽阳城。当天，八旗兵分八路齐头并进，旌旗蔽空，浩浩荡荡地向辽阳进发，当晚军行到虎皮驿扎营。
辽阳城是辽东的重镇，明朝经略等官一向驻此镇守辽东。他们认为守卫辽东的根本在于坚守辽阳城。前经略熊廷弼镇守辽东时，也是坐镇辽阳，以三名总兵官在外，实行南顾北窥之策，以挽救辽沈的危局。他曾经动员辽阳军民，昼夜修城，将被海风严重侵蚀的辽阳城加固［24］。袁应泰继任以后，也坐镇辽阳。后金只要拿下辽阳城，辽河以东就全部为后金所有了。因此，浑河南北激战以后，明、金双方争夺的目标自然是辽阳城。
辽东城堡连连失陷，军民惶恐不安，辽阳以北的居民已逃走一空。到处可见后金八旗兵的足迹。辽阳城内也是人心思逃，每天城内居民欲夺门而出的连续不断，守门官兵为阻止居民外逃，一日间竟有数十百计的逃民被斩首［25］。天启皇帝得到巡按御史张铨关于辽沈战场上的形势奏告以后，急得大发雷霆地责问：辽城万分危急，在职文武各官，都负有封疆大任，为什么怠玩职守？援辽将领拥兵集结，不肯前去救应，坐视沈阳城陷，朝廷的威令又在哪里？
由于形势变化，经略袁应泰不得不调整部署，以原来守卫辽阳的总兵刘孔胤部与剩下的川兵合营，调宽甸、叆阳总兵胡嘉栋、副总兵刘光祚的青州兵相配合，两部合起来有两、三万人，共守辽阳城。又撤奉集堡、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兵助守。总兵官朱万良，姜弼等人，临阵退缩，观望不前，令其“立功自赎”。同时，袁应泰以家丁组成“虎旅军”助守。除了安排守城兵以外，还命令姜弼、侯世禄、朱万良等统兵在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以太子河为屏，结阵驻守，以堵截后金的八旗兵渡河。
十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军从虎皮驿继续南进。他躲开了辽阳西北武靖门方向的明军，于当天巳时到达辽阳城东南太子河东岸。午时，全军渡过了太子河。努尔哈赤统率大军过河以后，出乎袁应泰的意料，并没有立刻包围辽阳城，而是扬言要进军山海关，直犯京师。后金兵沿着千山（在今辽阳西南）奔山海关大路而去。努尔哈赤真正的目的是把辽阳守军调出辽阳，在野战中歼灭，然后，再取辽阳城。
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在寅时，以炮传知全城军民，命令士卒严守城池，并亲自登城观察敌情。午时以后，看见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置辽阳城不攻，挥军向山海关方向疾驰而去，便慌了手脚，乱了胸中的成局，急忙调来了武靖营方向驻守太子河边的朱方良、姜弼、侯世禄军到辽阳教军场集结。先命令从宽甸、叆阳调来的青州兵尾追后金军，接着又催促总兵官李秉诚、朱万良、侯世禄、梁仲善、姜弼、周世禄等将官所统领的近五万兵，在辽阳城西五里结阵为三大营。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得知明军的追兵尾随身后，大股兵力已经出城结阵，就从辽阳西南的远山，挥军反旌向辽阳奔来。努尔哈赤分兵为二，令大贝勒统率红旗军迎击宽甸、瑷阳的青州兵。这些青州将士多数不习惯于战阵，平素又互不相习，与红旗兵刚一接战，便溃不成军，直奔辽阳西门而走，红旗兵随后追杀，死伤了许多。另外七旗兵布列七队，与明三大营兵对阵。首次出战的是黄旗兵，冲击明左翼朱万良营。总兵官朱万良因为是带罪参战，不敢退缩，率兵奋力厮杀。初战，士气很盛，黄旗兵支持不住，首战败北，明军在后追杀。努尔哈赤见势危险，急令四贝勒皇太极统率白旗兵助战，与左翼朱万良的军队展开了更激烈的战斗，两军势均力敌，随后蓝旗兵也一拥而入。从午时战到傍晚。总兵官朱万良战死在疆场后，士卒四处溃散。明中营、右营兵没有积极协同左营兵抗敌。后金兵在追杀朱万良的左营兵时，中营、右营的李秉诚、姜弼、侯世禄等先后被白旗兵切断包围起来，蓝旗兵又绕出其后进行攻击，明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而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白旗兵随后追杀六十多里，直到鞍山驿（今辽宁省鞍山市旧堡，位于辽阳西南）才收军回营。当天晚上，努尔哈赤分兵为四营，进逼辽阳城。右翼四旗兵围攻东城，左翼四旗兵围攻西城，两军在辽阳小西门首次展开了争夺战［26］。
第二天，三月二十日，经略袁应泰亲自统率虎旅军冲出平夷门（即东门），扎营在辽阳的东山上，集结为三营，布列枪炮三层，与后金军相互攻打，以牵制努尔哈赤攻城的兵力。努尔哈赤一边部署左右各四旗兵攻城，一边不断地抽调兵力与东山明军激战。他先命令绵甲军推出战车进战，明军积极反击，炮火很猛烈，两军相持不下。努尔哈赤被迫抽调攻城的兵力，与明军进行野战。先派出红护军（即红旗兵中护卫兵、精兵，满语为Bayara，汉译为巴牙拉）二百名冲击，又令一千名白旗兵进战，部分白护军随后，不断地增加精兵冲阵，明军终于抵抗不住了。袁应泰在炮火的掩护下，随同虎旅军逃回城去，部下散兵随后溃败，许多人在奔回城过护城河时落水溺死。袁应泰与巡按大臣张铨分兵据守东西两门。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率军从卯时攻城，因为辽阳绕城濠水从东向西，东门是入水口，西门是闸口。努尔哈赤命令左冀四旗莽古尔泰、阿敏、达尔汉等统兵掘开水闸放水，命令右翼皇太极等四旗兵运石运土，堵塞水口。亲自坐镇东门外指挥。这时，明军的火箭、火炮、火罐等各种火器纷纷投掷下来，有的兵卒登房跨脊放箭，矢如雨注。八旗士卒各个奋勇，冒矢冲战，激战多时，不见胜负。忽然，西门八旗左翼军来报，以开闸艰难，请求夺取护城河桥。于是，左翼军积极竖梯夺桥，右翼军猛攻东门、北门。申时，西门火药起火，烧及城上和各军窝铺、城内草场，使西城守军馈乱，八旗士卒乘机相继登城。努尔哈赤得报后，命令北门攻城的士卒急速转向西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守将监军道牛维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栋、户部司官傅国等纷纷坠城逃走，西城军民即刻大乱，八旗士兵很快地占领了辽阳城的西关。努尔哈赤随后进入辽阳城，辽阳市民许多家开门，大张灯火，妇女盛饰出门迎接努尔哈赤［27］。
三月二十一日，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等依东城和东城关为阵地，组织明军再行抵抗，又为八旗兵所击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坐在城东门的镇远楼上，急速作书交给亲兵，命令他们逃出城去。接着西望朝廷，叩头拜辞，焚楼殉职。分守道何廷魁携带妻子投井而死。监军崔儒秀自缢身亡。张铨，见守城失陷，决心与辽城共存亡，坦然向衙署走去。随从将他拥出小南门，劝他逃走，他坚决不肯，终于返回了衙署。这时，努尔哈赤派遣李永芳入署相见。李永芳自我辩白地说：当初我投降后金的时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张铨回答说：你对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我对谁说去！李永芳碰了钉子，回去报告。努尔哈赤又派人把张铨请到面前。张铨面见努尔哈赤时，面不改色，立在厅堂。努尔哈赤令他跪拜。张铨说：我是天子的重臣，怎么能为“贼”人跪拜。努尔哈赤耐心地劝诱他归顺，许给他八抬大轿，高官厚禄。张铨大骂努尔哈赤是“小丑”，说他将要灭亡。并提出，只求快死，决不屈服。努尔哈赤大怒，命令刀斧手，以推出去斩首相威胁。然而，张铨早已将生死置度外，面无俱色。努尔哈赤又命令把他带回来，再以好言好语劝他，张铨仍然无动于衷。皇太极气愤已极，举刀要砍，张铨竟延颈以待。努尔哈赤以大局为重，对明朝的重臣、大将尽力争取，决定送张铨再回衙门去。临走时，努尔哈赤说：你们回明朝去吧，张铨摇头不肯，在去衙署的路上，让他坐车，他不上，请他骑马，他不从。回到衙署后，张铨自缢而死。又有人报告经略袁应泰死在镇远楼上，努尔哈赤听了感慨地说：真是忠臣啊！于是，命令李永芳用棺槨将明官埋葬［28］。
努尔哈赤克取辽阳以后，辽南四卫各镇的人民，纷纷奔溃，后金迅速地占领了河东的三河（今辽宁省台安县韭菜台公社境内），东胜（今辽宁省海城县西北“开河城”）、长胜（今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长静（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宁（今辽宁省辽阳县唐马塞）、长定（今辽宁省辽阳县境）、长安（今辽宁省辽阳西北月牙湖北）、长勇（今沈阳城西南彰义站）、长营（今沈阳市西南长勇堡之北）、静远、上榆林（今沈阳市解放公社尚义林）、十方寺、丁字泊（今沈阳东北大丁字泡）、宋家泊（今辽宁省铁岭县讥河公社宋家泡）、曾迟（今辽宁省铁岭县西“曾盛堡”）、镇西（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镇西堡”）、殷家庄（今辽宁省铁岭县西北“殷家庄窠堡”）、平定（在殷家庄案堡东）、定远（今辽宁省开原县西近庆云堡）、庆云、古城、镇夷（今辽宁省义县东北“细河堡”）、青阳（今辽宁省昌图县东“青杨堡”）、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汤站（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南“汤山城”）、凤凰（在今辽宁省凤城县凤凰山中）、镇东（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甜水站（今辽宁省辽阳县甜水）、草河（今辽宁省本溪县南“草河城”）、威宁营（今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公社威宁营）、奉集、穆家（今辽宁省辽阳县木家堡）、武靖营、新安（今辽宁省凤城县东北“石城”）、新甸、宽甸、大甸、永甸、长甸、镇江、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今辽宁省鞍山市南东鞍山）、海州、东昌（今辽宁省牛庄西北）、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西北岳州村）、盖州、熊岳（今辽宁省盖县西南熊岳城）、五十寨（今辽宁省复县土城子公社王崴子附近）、复州、永宁（今辽宁省复县永宁）、栾古（今辽宁省复县李家店公社岚崮）、石河（今辽宁省金县北石河驿）、金州、盐场、望海埚（今辽宁省金县东）、红嘴（今辽宁省金县皮口公社宋家附近）、归服（今辽宁省新金县城子坦附近）、黄骨岛（今辽宁省庄河县东南黄贵城）、岫岩（今辽宁省岫岩县城）、青台峪（今辽宁省凤城县“青城子”）等大小七十余城堡［29］。
后金军占领辽阳城不久，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共议，定都辽阳。辽阳城是辽东的古城和重镇，人口众多，财货丰厚，是明代辽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也是辽东都司和自在州的所在地。努尔哈赤认为，得了辽东如鱼得水。因为后金长期苦于没有盐吃，得了辽阳城就控制了辽东的枢纽［30］，控制着蒙古、朝鲜与明朝之间的陆上交通要道，有利于争取朝鲜王国，有利于同明廷对抗，并进一步夺取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考虑到辽东城虽然经熊廷弼等人重新修筑过，但经过战争破坏，恐怕出师以后，明军从东部水上袭击，又命令在太子河东建设东京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自身驻守新筑的东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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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条。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3］韩浚：《谨抒救时急务疏》载：“明朝末年，边臣“未用而先挠之，始谋而或间之，则边臣不得不听命于内势，必掣肘反图侥幸，迨事一去，始徬徨四顾，无救于败……”。参见，《筹辽硕画》卷19。
［4］李民寏：《栅中日灵》，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24载：“闻沈阳人投胡者言，如城防备严密云，胡兵恐其见伤，不即直薄城下，而焚荡境内几尽无余，城中之势日益孤危云。”
［5］据《明季北略》卷1载：“梃击”一案，系指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男子，名张差，突然闯入案宫，伤了守门内侍一人，实际是内庭纷争，谋杀东宫太子的案件。
［6］“红丸”一案，系指明光宗常洛，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继其父神宗万历之位，八月二十九日吃了“红丸”药，第二天就死了，仅仅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此案与“挺击”一案是“同一奸谋”。“移宫”，系指光宗泰昌宠妃李选侍，住在天子的乾清宫，想与天启皇帝同居，以使谋封皇后，行垂帘称制。都御史杨涟、御史左光斗，以李妃，素来无德，又不是皇帝的生母、或养母，惟恐有武（则天）氏之祸，必欲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而李选侍所为以宫内的党争为背景，与前两案异曲同工。参见《明季北略》卷1。
［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应泰传）。
［8］《明熹宗实录》卷2。
［9］《明熹宗实录》卷1。
［10］《熊经略实录》卷1。
［11］《明熹宗实录》卷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2。
［12］［13］《明熹宗实录》卷2载：“福余卫夷煖兔名下通夷把速等到市密称，前正月间，有达子答喇等四名，持布正前往奴儿哈赤家贸易．闻奴酋欲于闰二月来魁沈阳．哈喇等报告媛兔，媛兔遣人传调各营，要往辽河一带住牧，俟奴酋犯沈阳，煖兔营达子从懿路劫奴酋寨，取宰赛归，……。”
［14］《武录》卷3。
［15］《答周毓阳中丞》，参见《能经略集》卷1。
［16］《明熹宗实录》卷2载：十一日“奴酋以数万骑薄奉集堡，……副将朱万良引兵至，见金兵而溃死者数百人，余兵次日出境”，“十九日酋东去，往来无定，駸图大举”。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建州以数万骑攻奉集堡，监军副使高出，誓死守，矢石、火器四发，击杀其王子，伤众千余……。”
［17］《满文老档·太祖》卷19，《武录》卷3，熊廷弼：《辽左将帅同盟文武和附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3。
［18］《明熹宗实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19］《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0］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清史列传》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1］《武录》卷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野战之壮，莫如黑山（系指浑河南北之战），姜总兵（后金人误认为姜弼是主将）见沈阳围急，弃本城而来救，遇于黑山，虏（指后金）并攻沈阳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当虏骑十万，虽众寡不敌，终至于尽歼，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
［22］《明熹宗实录》卷3。
［23］《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4］《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十月条，熊廷弼：《极催各道以图共济疏》，参见《筹辽硕画》卷41。
［25］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26］《武录》卷3，傅国：《辽广实录》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武录》卷3，谈迁《国榷》卷84，《明熹宗实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9］《武录》卷3。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1。
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二、内外交困，用兵广宁
辽沈地区沈阳、辽阳两大重镇相继易手，明朝河东十四卫的广大地区，都归后金所有了。辽河以西，人心惶惶，从塔山（今辽宁省锦西县塔山）到闾阳（今辽宁省北镇县南闾阳）、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域，人烟断绝，辽西人民或蜂拥入关或向朝鲜王国境内奔去，或渡海向山东的登州、莱州逃去。没有渡海的许多人寄居在海岛上，不再返回家园了［1］。
辽东巡抚薛国用，急兵官李光荣把辽阳城失守的消息飞报到京城，朝廷为之大震，立刻实行全城戒严。皇上急下御旨，召集致臣会议对策。廷臣虽然遵旨上朝，可是多数静默缄口，或闭目摇头。少数人自谓卓有高见，极力忿争，甚至疾言厉色。然而，实际上除了催促熊廷弼再次出关和依重张鹤鸣以外，拿不出任何良策。朝廷大吏平日争权夺利，各不相让，一听边事危急，缩首缩尾，拿不出半点办法，会议只好草草收场，怯生生地散去［2］。全辽的形势万分危急，辽西的存亡迫在眉睫。明天启帝采取应急的措施，慌忙调兵遣将。四月初六日，皇帝下旨升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暂行经略辽东；升任王化贞为佥都，代替薛国用巡抚广宁［3］。此后两个多月，全辽形势越发危急，满朝文武都认为，除了前经略熊廷弼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辽地的危局。于是，天启帝决定再次启用熊廷弼。他在给熊廷弼的谕令中，自悔地说：惟有你经略辽东一载，威慑边廷，力保辽东危城。后来，因为受了他人的诽谤，朝中的大臣又没能及时为我剖析，以致于令你回籍了。我不久就很后悔。现在经过臣下勘奏，过去的事全都明白了，已经下旨启用你。今天，辽东各城已经全部陷落，你守辽的前功已经尽弃。最后，天启帝又惋惜地说：如果你若是在辽守卫，怎么能够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呢［4］。
朝廷在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同时，对于原来煽动弹劾熊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各给予降职两级处分，调出京城。当时去辽东阅边的大臣姚宗文，为人阴险，有意陷害熊廷弼，散布流言，随意给熊廷弼罗织罪状，致使熊廷弼被斥罢，误了封疆大事，下令革职为民，送回原籍［5］。同年六月，特旨复熊廷弼辽东经略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
明廷在辽沈地区一败涂地以后，天启帝企图重整旗鼓，除大学士叶向高以外，还命张鹤鸣充任枢臣，一时启用经略，任命巡抚，在关外积极奋战，以阻止努尔哈赤继续西进。然而，摆在明帝面前的是，辽河以东的国土已丧失，辽西又残破不堪，边关的文臣武将积恶难改，局面很是困难。广宁巡抚王化贞到任后，全城有兵不满千员，后来新招来兵卒一万多人，多数毫无装备。边官贪财索贿，积习很深，难于纠正。明帝说：辽地原来有兵七万，额饷七十多万两。新兵十三万，岁饷五百多万两，已经不算少了。但是，去年赏银二百多万两，军士却没有得到一文钱，文武官却填满私囊。辽沈地区失守以后，辽阳军资都被敌人夺走了，再发银两有什么好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朝在败落的时候，其官吏腐败是个顽症，很难整治。可是，朝廷又不能放任不管，只好硬着头皮备战。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以后，他面临内外严重局面。就外部来说，明辽地尽管有经臣熊廷弼和抚臣王化贞的矛盾，即所谓‘经抚不和”，但筹划辽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后金。经略熊廷弼有“三方布置”之策，巡抚王化贞有“一举荡平”之策。熊廷弼认为，经过辽沈之战，川、浙将士已经丧尽，守辽的兵力不足，只有三方布置，四面牵制，才能制胜。目的是持久河西，固守广宁，保住山海关。他的部署是：广宁用马步兵坚守，用犄角扎营的办法，即从三岔河（今大辽河下游）到广宁多建烽火台，大军驻扎在距离广宁三、五里的内外，视形势犄角扎营，深垒高栅，待敌来战。在三岔河上设置游骑，轮番迭出，使敌人摸不清我方之意。辽阳距离广宁三百六十里，敌兵来攻广宁，一日必然不能到达。敌人若动，我兵必然洞知于数日以前。这是三方部署的一方。设登莱巡抚，以陶朗先充任，与天津巡抚毕自严相同。两处各备水师待战。经臣驻扎在山海关节制三方，使敌西进时有后顾之忧［6］。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廷弼深明军事，老于谋算，如能照此办理，对努尔哈赤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方略，必须用兵二十六万，年饷一千二百万两，却是明廷难于承受的负担［7］，从时间上看，也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
巡抚王化贞主张“一举荡平”后金，他的根据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以后，征调的援辽兵马已经先后少关，十月，王化贞手中已经有新旧官兵十三万。后金大额驸李永芳派人暗通王化贞，佯称以辽阳作为内应，王化贞未能识破李永芳的诱敌之计，却认为他是诚心归顺。西部察哈尔林丹汗也答应，将以四十万大兵相助。王化贞的军事部署是，以重兵集结广宁，再沿着三岔河设立大营，以参将、守备等官，分守要害地方，隔河与后金对垒，并依靠东江毛文龙作为声援［8］。王化贞虽然素不习兵，一举荡平之策的根基不牢，但他屡屡请战进兵，声言：臣愿意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后金。王化贞的部署在西部战线，对后金也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东部战线，熊廷弼大行三方布置之策，天津、登莱海上的兵力大为增强。登莱巡抚陶朗先，诚心为经略筹划，将渡海辽民中强壮的人编伍为兵，以平日所积储的军饷支付，三个月中编组水陆大军三万多人，征集战马上万匹，甲杖、器械等二百多件，战船二千多艘［9］，声势颇大。同时，辽阳失守以后，巡抚王化贞秘密委派都司毛文龙去东江作为声援。五月，毛文龙等四人率领兵丁二百，从三岔河入海至沿海岛屿。以辽人王一宁、岛民李景先作为向导，先后到连云（今辽宁省盖县西北连云岛）、石城（今大连市东北石城岛）、长山（今大连市东大长山岛）、獐子（今旅大市东獐子岛）、海洋（今大连市东海洋岛）等十多个岛屿，收编数千名岛民。毛文龙等人杀死了努尔哈赤派往各岛买牛、征粮的汉官胡可实、何国用等，从东部断绝了后金海上的通道，牵制了努尔哈赤的兵力。明朝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目的是使后金腹背受敌。
辽沈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方面扩大胜利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分兵加强对西南方的防守。他曾派第十子德格类、侄儿塞桑古二人统兵千员视察三岔河浮桥，进驻海州，并分城派官把守。命令降将杨于渭镇守盖州，游击单荩忠镇守复州，守备刘爱塔（即刘兴柞）镇守金州。在东南方，命令佟养贞镇守镇江，把总周永祚率领八百骑兵作为沿海的游兵，以防明军从海上突袭。从此，明与后金便在西南和东南沿海，即南四卫（金、复、海、盖）和镇江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0］。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升坐大殿，欢宴群臣，庆祝夺取辽东胜利的时候，毛文龙已经从广鹿岛（今大连市东广鹿岛）、长山岛等地到达朝鲜王国的弥串堡，派人到辽南四卫侦探、串连。在毛文龙的策动下，盖州城守将杨于渭愿意以盖州城反正归明。毛文龙又乘镇江城守游击佟养贞率领二百兵镇压商山人民反抗的机会，一方面与去朝鲜王国借兵的生员王一宁谋划袭取镇江，同时，派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守城中军陈良策等，约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二百兵偷袭镇江，动员城外的居民协助呐喊，大叫：敌人来攻城了！刹时间，城内城外杀声四起。城上的后金守军害怕，慌忙撤退，逃出城去。佟养贞刚刚回到城里不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中军陈良策听到城外喊声，带领本部人马从内部响应，将佟养贞和他的儿子佟丰年等六十多人抓了起来，占领了镇江城。镇江城西的汤站、城东北的险山二堡的居民也闻风而起，分别将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等也抓起来，结果，都相继叛金归明［11］。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也是明金在辽沈东南激烈争夺，形势急剧恶化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