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夺辽南四卫，明廷不惜工本。以熊廷弼的三方建置来说，广宁为正，天津、登莱为奇，而奇正互为犄角，又必须联合朝鲜王国军，为此，明廷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官，督促江上之兵，暂住朝鲜王国的义州。他的任务是招募辽东逃民，便于同朝鲜军声势相应，与天津、登莱水师音息相通。这些措施支持了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的斗争，使辽南人民有恃而不恐［12］。巡抚王化贞派遣毛文龙下东江的任务，也是联合朝鲜王国军为声势，以恢复辽南为目标。经、抚二臣在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因此，明廷派遣大批的密使，潜伏在后金国内，扰乱社会秩序。时而有毛文龙派遣的千总入境挑动民叛，时而又与明朝的旧官、秀才相互联络，煽动暴乱。甚至有一族之家隐匿明朝间谍四、五十人或至百余人的。只复州一个城镇，经后金统计应有男子七千人，可是没有多久就猛增到一万一千人［13］。这一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外部将后金包围起来，并时时加以骚扰，使后金的社会内部动荡不安。这样，努尔哈赤要想短期内继续向西推进，实在是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即从天启元年三月到次年正月的十个月中，后金国内危机也十分严重。后金军在进驻辽沈时，女真的军户（兵士家属）也相继地蜂拥而入，怎么安置这些军户和协调他们与汉族人民的关系，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集团急待解决的问题。女真军户的进驻范围，除了金州、盖州、复州没有迁入以外，以辽阳、沈阳，抚顺、清河等城镇为中心，西到三岔河以北的长胜、长静、东胜等堡，南到耀州、海州，东到镇江、汤山、险山等堡都有安置［14］。
女真军户移入辽沈地区以后，与汉人合村而住：每个村中又令汉家容纳女真军户，大家汉户合大家女真军户，小家汉户合小家女真军户，相互搭配居住。移入户的口粮由汉户供给，按女真各家的人口，每口月给四升。时间到九月份为止。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还指令，凡是汉户不许隐藏粮食不报。汉人的粮窖由女真、汉人共同管理，饲料同用，柴草通济，粮食不足的合住之户，由国家公库供给。这样，后金奴隶主集团使汉族与女真族，以从来不常有的形式，普遍的杂居共处［15］。
大批的女真军户与汉户杂居，甚至同室相处，他们之间的语言不通，衣着各异，生活方面两相不便。由于多数女真军户依赖汉户，并以战胜者自居，欺凌汉户，任意杀食汉户的猪，役使汉户耕作，从事杂役，或奸淫汉家妇女等，使广大的汉户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他们在经济、政治和人身自由等方面，蒙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遍地激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甚至种下了仇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为了便于统治，加强对辽沈局势的控制，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汉人中开始大规模地征集兵员。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一月，他下令：凡是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统计男丁，从二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战事紧急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战事不急时，一百个人中抽调一个人，以形势缓急而定。当兵的人，必须配备价值不少于十两的好马，所用的器械、马匹都由这二十个人共同出资供给。哪家成了汉军户，必须把全家迁到汗城中去居住。兵丁有事出征参战，无事驻守城池。征集的汉族兵丁与女真兵丁共同守城，增加了汉族人民的兵役负担［16］。
由于女真、汉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相当困难。努尔哈赤就改令由汉官管理汉民。然而，汉官多是明朝的降官败将，恶习严重，随意掠夺民财，让他们单独管理也不行。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改成由女真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管理。凡是女真都堂、总兵官每人名下管三午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一千七百男丁；参将、游击名下各管一千男丁；守备名下各管五百男丁。汉人总兵官名下各管四千男丁；副将名下各管三千男丁；参将名下各管二千男丁。这种在贝勒之下，两族官员同体而又分别管理的办法，实际上都纳入了旗制，自然旗主贝勒及女真各官居于主导地位［17］，汉官在其下难免受欺凌［18］。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短短的十个月中，在积极处置国中各种事务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命令汉人二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服徭役。天启元年六月，大建鞍山城。在辽阳城内兴建英明汗所居住的小城，役使大批的女真、汉人拆房、平地。
九月，又以辽阳城大、不够坚固，难于防守，恐怕明军袭取镇江后，再逼近辽阳，决定在太子河的北岸建造新城［19］。这些活动都加重了两族人民的徭役负担。
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尽管千方百计地安置两族人民定居，然而，女真奴隶制度下主仆“间不容发”的矛盾带入了辽沈；民族之间现实生活的差异，繁重的兵役、徭役等造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汉人不适应新的处境，仍然思念故国，“图复旧土”［20］。因此，努尔哈赤安抚金、复、海、盖四卫人民说：等到明年正月，试看我过河（系指辽河），如果再破取南朝（系指明朝）一堡一城的时候，说明是天助我成就大事，你们应当安心的跟着我，假若我不能再夺取明朝的一城一堡，那是我最终不能抵抗“南朝”，到那个时候，任凭你们西去［21］。
在辽东地区，不仅汉族人民对于后金进驻辽沈，年年进行战争不满，就是女真人民也都如此。这一点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承认。他说：从亲族、一般的女真人到汉族人，都想杀我［22］。
社会上的隐患重重，矛盾日益尖锐，外扰内困，弄得努尔哈赤不得安宁。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攻克辽沈，占领辽东，划辽河为界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要想安定辽东，稳定统治，打消辽东人民思念故国的情绪，还必须占领全辽。而要夺占全辽又必须征服蒙古。这几件大事都需解决。因此，努尔哈赤决定进军广宁绝不仅仅是意气用兵，而是辽沈东南、西北、广宁三个方面受敌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结果。在这里，后金不占领广宁不足以保住辽沈，不保住辽沈更无法占据全辽。可见，广宁是保卫辽沈，攻占全辽的关键场所。后金兵占领广宁又能断绝蒙古的一个重要互市通路，割断蒙古与明朝的经济关系，使蒙古各部俯首听命于后金。于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后金进攻广宁的战役开始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广宁的前夕，先屯兵在沿辽河以东各个重镇和城堡，对外摆出进取广宁的架势，但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对内部镇压、安顿和调整上。同时，在军事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努尔哈赤所以能够赢得这样长的时间，整顿内部，是明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造成的。明廷由于边将经抚不和，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分歧，难以调和，当然做不到同舟共济。因为天启元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王化贞认为是获得了一个“奇捷”，竟不报告给经臣熊廷弼的衙门知道，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并请求朝廷下旨，增援镇江［23］，莫失进取的良机。对于这件事，经略熊廷弼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文龙收复镇江不但没有功，反而有罪，夺回镇江不是“奇捷”而是“奇祸”。理由是三方面部署的兵力还没有集结，发动攻势时间过早，使后金人憎恨辽人，结果导致后金对辽南人民的大屠杀，后果极坏，是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24］。同样的一件事，两个人的看法竟完全相反，而朝中的官员更利用这件事从中作祟。
明廷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积极支持王化贞，同时，毛文龙的行动也暂时迎合了辽东的官绅和辽民急欲收复家园的心理。因此，朝廷一接到夺取镇江的消息，便“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辽南四卫颇为震动，人心响应。皇上也认为是个奇捷，当即加赏毛文龙，表示深感“忻慰”，并认为机不可失，应当乘热打铁。八月，命令登莱，天津发水师两万援助镇江，使巡抚王化贞督率广宁四万大军，联合蒙古军，渡过辽河，进据辽东。熊廷弼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从中阻止，结果，不仅没有调发天津、登莱水师，还发令箭阻止王化贞行动，使各军都没有成行［25］。
其后不久，抚臣王化贞又请求袭取海州，夺占辽阳。他在上疏中陈述三岔河以东的军事形势时，错误地认为，后金的兵力东调是弃辽阳城而不守，海州的金兵不过二千，河上守军只有三千［26］。若是发兵夜袭海州，势必克捷。兵部尚书张鹤鸣不问经臣的意见，不察敌我双方的实情，就深信抚臣王化贞的陈述，急令经臣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兵王象乾移镇山海关，实施王化贞的作战方案。
镇江失守，对于努尔哈赤是个不小的压力，他不得不从西部辽河一线调兵东进，命令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督堂何和理等总兵、副将、参将等率领五千兵［27］去镇江，以镇压镇江人民的暴动。不久，镇江被八旗兵包围。辽民三、四千人占据铁山（今金县东北铁山）进行抵抗。明廷先是按照王化贞的报告，命令兵部急催辽兵进军河东。接着又按王化贞的主张进军海州，在海州与牛庄（今海城县西北牛庄）间埋设伏兵，诱使牛庄八旗兵入伏，然后一举歼灭，使镇江解围。抚臣已经命令一万多士兵出发了，却为经臣熊廷弼所阻，不能前进。
以事实而论，王化贞的举动虽然有些轻敌，然而，却牵制了后金西兵东调，对于镇江是个支持，但要乘机夺取辽阳，实属空谈。熊廷弼深谋远虑，接受萨尔浒之战明军三路覆没的教训，不令王化贞轻率地驱乌合之众，深入虎穴，主张执行三方部署之策是有道理的。但也过于固守成谋，不肯灵活处置，哪怕派出一股游兵，骚扰一下对方也不肯做。经抚二人各持己见，不能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抚臣统兵十三万，兵权在握，进退自决［28］。经臣虽然只有将卒五千，但手中握有尚方剑，可以限制抚臣，结果是两相无成，误了边廷大事。
经抚不和，两人战守之争的实质是阉党擅权，想利用边事谋取功劳。抚臣王化贞依仗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势力，手握兵权，处处与经略不协。熊廷弼以才智出任辽边，不为阉党所喜，明帝只劝经抚“战守相资”，以图进取，没有符合实际而又果断的解决办法。因此，明廷在辽沈失守后的十个月中，尽管完成了对后金的包围，但由于内部矛盾，是战是守，举棋不定，为努尔哈赤安顿内部，进取广宁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月，广宁抚臣王化贞已经知道努尔哈赤将要进攻广宁，经抚二臣比较早地进行了备战。他们的部署是，经略熊廷弼驻扎在右屯卫（今辽宁省锦县东南“右屯”），抚臣王化贞驻扎在广宁，大将刘渠统率两万人驻守在镇武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北“西楼台”），祁秉忠统率一万多兵驻守在闾阳驿，罗一贵、黑云鹤等统兵三千驻守在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公社古城子）。每个城堡各自为守，坚壁不战，形势危急时相互支援。这个方案虽是经抚二臣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如能坚持这个作战方案，广宁至少不致于迅速丢失，内部叛将也未必得手［29］。
天启二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定辽阳守城兵将后，十八日，统率近十万大军［30］向辽河以西进发。十九日，宿营在东昌堡（今牛庄西北）。二十日辰时，前哨兵挺进到辽河岸边。明辽河守兵看见后金大队兵马来攻，纷纷溃退。八旗兵随后追杀二十多里，直抵西平堡。申时，西平堡被努尔哈赤大军层层围困起来。西平堡守军副将黑云鹤力主率兵出战，副将罗一贵阻止无效。努尔哈赤见城中军队出战，便命令八旗兵立即进围，两军在堡外展开了激战。因为兵力众寡悬殊，黑云鹤所部全部被歼。这是贺世贤在沈阳出城野战悲剧的重演，也是努尔哈赤西取广宁旗开得胜的一仗。经略熊廷弼得知西平堡被围，急发硃牌，派遣手下将领高国桢前去督促总兵官刘渠的镇武驻兵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得知明兵来援的消息后，当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攻西平堡，另一路开向平洋桥（今辽宁省台安县新华农场城子村）方向，迎击镇武方面的援兵。
西平之战十分激烈，罗一贵誓死坚守城池，命令军士发射大炮向城下轰击，矢石齐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兵冒矢冲击，竖立云梯攻城。由于城上火力强大，战将勇猛，士气高昂，八旗兵三进三退，损失很大，计伤亡士卒五、六千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令李永芳出面到西平堡下招降。罗一贵立在城头上大骂李永芳，并怒斩来使。因为招降失败，努尔哈赤再次挥军攻城，前后攻守两昼夜。最后，副将罗一贵因为眼睛中了流矢，援兵不到，火药用尽，眼看无望，便自刎殉职，西平堡终于陷落了。努尔哈赤以惨重的代价夺下了明军重要的前哨据点西平堡。
明廷抚臣王化贞，听说西平堡被围，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这是王化贞用兵的严重错误。他舍弃广宁根本重地，弃明军大炮所长，去就野战之短。当广宁、闾阳两军会合镇武兵后，由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鲍承先，参将麻承宗，中军祖大寿，游击罗万言、李茂春、孙得功等统兵走出五十里地时，便与后金八旗兵相遇。总兵刘渠率先迎战，两军激战在平洋桥以东。明三万大军奋勇连冲三阵，夺取了战场优势，八旗兵稍稍后退。但不多时，八旗兵便以勇猛的攻势向明军大营展开冲击，来势凶猛。明军大营支持不住，总兵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徵等先后战死。游击孙得功早就与李永芳暗中勾结，他乘机高喊：兵败了！并率先与副将鲍承先等人逃走了。后军李秉诚、祖大寿、罗万言等部随后大溃。八旗兵追杀不舍，直到平津桥［31］。努尔哈赤统兵过河以后，已经获得两战两捷的成果。当晚后金驻兵在西平堡。
广宁虽然有抚臣王化贞驻守，但守备、军纪都很松弛。王化贞不熟习军事，备战亦不得法。十九日，努尔哈赤统兵过了辽河的消息传来，使广宁军民人心动摇，部分居民离开家园，奔入山中。城头上的守卒也纷纷缒城跟随居民逃走了。当中军祖大寿、游击孙得功等率军出城，会合镇武堡军的时候，城内更加人心惶惶。二十二日，当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从前线率兵逃回广宁后，立刻夺门据守，封闭府库，把守火药库，逼令居民剃发，鸣炮呐喊，声称捉拿巡抚对后金迎降。这时，广宁城实际上已经失守了，而巡抚王化贞却一无所知。
抚臣王化贞的随身参将江潮栋得知兵变，急忙到王化贞的卧室，气喘嘘嘘地催促说“快走！快走！”当此危急时刻，王化贞闻报却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待他登楼观望时，城头的守兵不见了，炮声连连震响，这才大吃一惊，准备逃离。这时，城门已经被叛军夺去，江朝栋率领数十名骑兵杀退叛军，王化贞得以逃出广宁。然而，此时努尔哈赤还在二百里外的西平堡，广宁城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十三日，巡抚王化贞率领广宁等地数万溃兵逃到闾阳驿。经略熊廷弼已经从右屯前来接应。熊廷弼见巡抚王化贞痛哭流涕，便责备他说；你想以六万兵荡平辽阳，今日竟然如何？若不撤下广宁的兵赶到镇武堡，当不会有今日。监军道邢慎言急劝经略前去夺下广宁城，擒杀叛将。随员韩初命反对再往前走，意见不一。熊廷弼认为，现在为时已晚，再去广宁也无济于事，使把自己率领的五千骑兵交给王化贞，命他殿后，明军随逃民过了大凌河（今辽宁省义县北大凌河）、小凌河（今辽宁省锦州市西南小凌河）、松山所（今辽宁省锦州市南松山）等，直奔山海关而去。松山所的监军道高邦佐，见经、抚二臣都逃走了，感到气愤，便决定以身殉职。他写好家书交一给家仆后，便自缢身死。
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刚到距离广宁一百五十里的沙岭（今辽宁省广宁县东南沙岭街），孙得功等就前来迎接。努尔哈赤未敢相信，在广宁城外观察多时，才率军进驻广宁。于是，镇静堡（今辽宁省北镇县白厂门附近）、平洋桥堡、西兴堡（今辽宁省盘山县“西楼台”东八里）等四十余堡，纷纷归顺。努尔哈赤在广宁休息十日，任命降将孙得功为广宁总兵官，镇守广宁，自统大军东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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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卷257，方震儒：《陶中丞传一》，参见《陶元晖中丞遗集》卷下，陈仁锡：《登莱纪闻》，参见《无梦园初集》卷6。
［2］《明熹宗实录》卷3．［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
［4］《明熹宗实录》卷3。
［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6］《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函8卷113《明熹宗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载：“毛文龙，钱唐人，少年善骑射，晓畅兵书，万历三十三年春，以其舅沈光祚为兵部主事，借此入京。为舅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补为内丁千总。九月，巡道考武举，文龙列名第六。历任百户、千户、守备、游击。后于抚臣王化贞招武材，文龙补练兵游击。化贞命其去江东招遗民，与张板等四人，率兵二百去东江。”
［9］《陶中丞遗集》卷下。
［10］《武录》卷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明熹宗实录》卷8，谈迁：《国榷》卷84，《武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
［12］《陶中丞遗集》卷上载：辽沈“豪杰皆知有天兵（三千骑驻练义州，与镇江相望）之可恃”。
［13］《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66，卷35，卷56。
［14］《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0。
［15］《满文老档·太祖》卷29。
［16］［17］《满文老档·太祖》卷39。
［18］《清太宗实录》卷17载：“初尔等（汉官）俱分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宫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洲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0］漫叟：《东江遗事》卷上。
［21］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7载：“汗云：……谁不欲杀吾，吾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亦欲杀吾，数次而未成。……各处女真、汉人，谁不欲杀吾。”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24］《明熹宗实录》卷9载：熊廷弼认为夺取镇江后，辽民被屠是“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两河之气”，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25］漫叟：《东江遗事》卷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2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后金以八千精骑屯黄泥洼，八千昏兵屯海州，甲士三千屯牛庄．非王化贞所言之少数兵力。
［2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载：“建州三万居镇江”。《满文老档·太祖》卷24载：共发兵五千，以《老档》为准。
［2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漫叟：《东江遗事》卷下。傅国：《辽广实录》卷下。
［29］《明熹宗实录》卷13。
［3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载：“报奴兵五万，又益新练辽兵四、五万。”
［31］《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3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14。
仿照明制，酌行新章
三、仿照明制，酌行新章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广宁易手，广宁以东的地区并入了后金的版图。对于奴隶制正
在向上发展的后金奴隶主阶级来说，以奴隶主占有制的立场和目光，踏进了明朝封建制的土地上，两者自然是
极难相容的。占领者与反占领者，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封建农民与奴隶主等各种矛盾，都一齐汇集在辽河
东西，摆在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面前。是以奴隶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制的剥削方式
，还是以封建制的剥削方式代替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事关大局，事关后金奴隶主阶级政权能否立足于辽东，
也是努尔哈赤三十多年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其多年对于汉族人民的接触和认识，又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人民的反抗之下，较快
地决定采取以汉官辖治汉民，基本上维持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政策，以使汉民得到一定的满足，而不致于采
取反对自己的行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当后金军攻克辽阳的时候，努尔哈赤
就宣布：凡是辽东的明朝官员仍然各任旧职，人民都各守旧业，大军将不杀无辜的人民。这一政策对于稳定汉
官和汉民的情绪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矛盾最尖锐的辽南四卫，若不重用汉官，努尔哈赤就难于实现在那里
的统治。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分别任用降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贞等镇守。辽东的各个小堡
基本上是官复原职，象汤站、险山等堡的官员陈九阶、李世科等就是原官重新上任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这个时候所任用的汉官多数是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先后归顺的明朝中下级官员，其中
守堡官占多数。如进军广宁的时候，沿途归顺的各官，不论官职如何，只要归顺，都给予赏银、信牌或赐给旗
帜，作为他们各守旧职的凭证。其中有西兴堡的备御朱世勋，镇静堡的参将刘世勋，平洋桥的守堡闵云龙，锦
州中军陈尚智，铁场（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铁厂堡”）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今辽宁省小
凌河左岸下游）守堡郑登石，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今辽宁省黑山县西南“蛇山子”附
近）守堡李诗，镇远（今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公社静安堡）守堡徐镇，镇安（今辽宁省北镇县八道壕公社苇
城子）守堡郑维翰，镇边（今辽宁省北镇县北“镇边堡”）守堡周远动，大清堡（今辽宁省义县高台子公社南
清河子）游击阎印，大康堡（今辽宁省义县头道河公社大康堡）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厉等。
广宁游击孙得功，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或官仍旧职，或升职录用［1］，这是以努尔哈赤为首
的后金奴隶主贵族进驻辽沈以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结果一批请降的明朝官员，又在新汗的统治下，重坐
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这一切标明旧日的统治秩序重新恢复，旧日的统治者照样统治，只更换了上层统治集团。
而与过去不同的仅仅是反抗后金的那部分明官不存在了，剩下的部分明朝中下级官吏与后金奴隶主贵族相结合
，继续剥削和统治广大的人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年、八年以后，一再对辽沈官民强调：凡是
过去的官民都应当各守旧业，田土、房宅、粮食、草束，各归原主，士、农、工、商，百工技艺各复旧业。只
要听从金汗的谕令，甘当金汗顺民的，不论贫富，各自的产业都自行领有［2］。这项政策的基本方面是保护投
顺后金的明朝地主、官绅的利益，是在所有制关系方面，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使辽东的普日统治秩序重新维
持和恢复起来。
辽沈大批逃亡的地主和官绅的田土、产业一律收归后金奴隶制国家所有，分给汗以下各级额真。他们都成
为逃亡地主、官绅产业的继承人。这不仅是对逃亡地主、官绅的沉重打击，而且也在所有制方面构成了以明朝
中下级官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后金奴隶主阶级携手的客观物质基础。这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对于归顺
的汉族地主阶级所作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努尔哈赤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的阶级基础，尤其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归
顺的中下级汉族地主阶级、士绅的根本利益，是相当明智的决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提出的辽民各自仍守旧业的政策，对于后金奴隶主贵族恢复辽东社会秩序，恢复各业
生产，繁荣经济是个重大措施。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大建东京城以后，各处寻
访抚顺、清河的旧商人、店主，凡是新统治者认为可信赖的人，都命令他们在东京城南半部居住，开设店铺。
一时酒馆、饭馆，纷纷开业。黄酒、馒头、肉菜佳肴充满了闹市，使明代辽东的原有的商业恢复了［3］。
为了使手工业生产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积极保护和优待手工业者。在大批迁徙人口的
时候，手工业者例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专门下令，砂济城的铁工
可以仍然居住在原处，不必搬迁［4］。同年六月，海州属下的析木城（今辽宁省海城东南析木城）三个村庄的
汉族手工业者，给金汗送来三千五百一十个绿碗（满语moro）、坛子（满语tamse）。努尔哈赤大为高兴。他兴
奋地说：东珠、金、银等虽然被人们视为珍宝，却既不能保暖、御寒，也不能充饥，而这些工匠才是真正的珍
宝呢！当即下令，提升为首的工匠作为守备官，并赏给白银二十两［5］。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
，努尔哈赤观看了七十三个手工匠人织蟒缎、帛子、补子。这是辽东新的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下令，凡是这
些工匠中，没有妻室的，都给予妻室、奴仆、衣食，免纳贡赋，免服徭役，并按每年织蟒缎的多少进行奖赏［6
］。这样，后金的手工业生产，也按明制得到了恢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上述政策是适合满汉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这从努尔哈赤对辽地阶级关系的看法
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置上也能看得出来。夭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他下令富人、商人、工匠、
艺人等居住在城中，其他的人都下乡去耕田。夭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又命令在都
城以外驻守的各城游击官，要把各自管辖区内的富人、官员的子弟迁居在附近的地方，以防止不测的事件发生
，并且命令各个民族，女真、汉人、蒙古，各个阶层，上自汗、众贝勒、大臣，下至砍木的男人，运水的女子
都应当安分守职［7］。可见，努尔哈赤的官任旧职、民守旧业的政策是一项很成功的政策，它使女真、汉人的
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得到保证，政治上相互依赖，共同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无论是封建制度下的汉族人，还是
在奴隶制度下的女真人，两种制度下形成的各个社会阶层，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准自行变易，使原有生产关系都
得以保存，即政权主要依靠权贵、富人，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这就形成了后金初入辽东时的封建制与奴隶制
，两种剥削方式并存的局面。努尔哈赤大权独揽，处于两种生产方式下各族人民命运主宰者的地位，社会是前
进还是倒退，作怎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努尔哈赤却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在初入辽沈地区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如果完全抛弃封建的生产方式，就难于在辽东站
住脚，奴隶制生产方式也就谈不上推行，这就是努尔哈赤仿照明制，满足封设生产方式下汉族人民的某些需要
，改变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某些作法，酌定新章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的初期，很重视明朝在辽东的
现行典章制度以及辽地的现状。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四月，他责令都堂阿敦、额驸李永芳和明
朝归降的游街官马尧明等，把明朝的典章、制度，辽东的兵员、城堡、户口、木匠、画匠等各类情况书写出来
，并将不适合后金采用的部分抛弃，适合采用的部分报给他［8］。从此，明朝的某些制度便相继被参用或直接
被采用了。后金的社会制度也就开始进入了所谓“参汉酌金”的历史时期［9］。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时期，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后金奴隶主贵族进入辽东以后
，对于土地的处理是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辽东汉族封建地主的相当一部分，或者参与抗金斗争后，逃
亡关内，或者渡海跑入登莱和寄居在海岛以及朝鲜王国境内，他们抛弃了大量的土地。他们的佃户、雇工、家
仆，有的占有原来户主的产业，有的沦为乞丐、流民。土地的领有权处于十分混乱的时期，致使部分下层人民
乘战乱得到了一些上地。
后金大批的军户进入辽东以后，原牛录的土地被抛弃了，需要重新占有田地。原有每个牛录出十个男子、
四头牛屯种的劳役地租，随着军户的搬迁而被打乱了。军需等一系列的供应，都有待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否则
，混乱的局势将危害到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在辽东的生存，因此，上地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
天启元年七月，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刚刚稳定下来，就下令实行“计丁授田”
，分配上地。分配的范围以海州、辽阳为中心，共向下分田三十万日［10］，计海州十万日，辽阳二十万日。
如果土地不足分配，可自松山堡、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
山等地取得。甚至亦可到境外土地上播种。授田的办法是，一个男丁给种谷物五日，植棉一日。所有的土地都
按男丁数目平均分配，不许隐匿男丁不报，连乞丐、僧人也不例外，都分给田土，使之耕种。三个男丁再耕种
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个人充兵役，一个人应差徭［11］。
“计丁授田”，名义上虽然是以丁计算，但是，实际上是源于明代辽东的军屯制。明初在辽河东西实行军
屯，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以指挥，千户、百户为田官，都指挥为总督［12］。后来，年深日久，各官
侵吞不已，军丁多数为私人占用。地随丁走，占丁越多的占地也越广，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从这里发展起来。
辽东军屯制的实际，并不是军丁个体户占地耕种，而多为数为丁占地，大户又占丁。有的大户占丁多达几百。
最后计丁制流于形式，大户占丁占地无法计算。牛录制度下的计丁分田，户主也是以旗下所属各个官职占丁来
计算的，所以到皇太极时期，满汉官员有占丁千名或八、九百名的［13］。这就是说，努尔哈赤不仅沿袭了明
制，还参酌后金制定出新制，在辽地积极推行，这是一个创造。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推行“计丁授田”制，在辽东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它使辽东没有逃亡的地主的产
业，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以“各守旧业”为根据，多出的土地并不从中拨出，又按“计丁授田”的规定，少
的给予补足。海州、辽阳等地逃亡地主的土地为后金奴隶主贵族占种［14］。除部分奴隶制的托克索以外，税
收形式多采用赋银的形式。收纳封建地租，使后金奴隶主集团成为奴隶主与封建主兼而有之的统治者。特别是
归附后金的明朝各级中下级官吏，如参将、游击、备官、守堡等，在“计丁授田”制度下，成为占丁不等的，
少的百丁，多的几百丁，甚至上千丁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强了辽东地主阶级的势力，扩大了后金统
治政权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确立了地主对佃户、雇工的封建剥削关系。从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政权
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并使其政权向封建制转变奠定了基础。
随着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所属权的确立和对封建剥削关系的重新肯定，社会上的流民、乞丐、僧人等，
如果不肯归田生产，接受封建剥削，将受到残酷镇压。因此，在暴力的推动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努尔哈赤便
恢复了辽东的社会秩序。
明代推行军屯制，是为了解决辽东的军粮供应。后金的“计丁授田”制也有兵食马料“取于耕田”的同样
作用。辽东五卫的二十万日和辽南四卫中的十万日无主田地，对于解决八旗兵的军资、马匹、器械，起了很大
的作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在宣布“计丁授田”的同时，努尔哈赤还规定三个男丁耕
种官田一日，二十个男丁中以一人充兵，一人应役。试图采取过去后金的劳役地租形式进行剥削。实际上，在
进入辽沈后第一个秋收中，劳役地租就被辽沈封建制下的赋役制所否定了。努尔哈赤在急需供应军需、民用的
情况下，经过参酌明朝典章制度后，就作出了新的决定。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
对汉官说：明国官员的薪俸多取财于下役的人而不上缴国家。参将、游击，每年取豆、高粱、粟，合计要五百
斛，线麻、麦子、蓝靛等不计其数。每月食米、木炭、纸、菜等费要十五两。从今以后，“悉免乱赋，以行正
法”［15］。不许各官随心所欲，苛敛民财。努尔哈赤所要行的“正法”，就是明朝在辽东的赋役制。
后金军从天启元年三月下旬进驻辽沈，四月初九日，叆河守备高明和就以原官送贡谷七百二十五解一斗，
豆二千五百十六斛五斗，高梁一千七百二解四斗四升，草三十九万一千七百三十六束……［16］。五月十六日
，盖州游击场于渭送银一千三百六十八两五钱，帛八匹，帛衣一百七十一件，翠蓝布衣八十六件、皮袄七件，
翠蓝布一千零八十一匹，……粳米二十一解五升，盐两千四百斤［17］。以上诸项钱粮、布匹都是明代辽东的
租赋收人，很可能是上一年的库存。可见，努尔哈赤一进入辽沈就开始享用原有的封建租赋了。
同年六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在辽阳西关设立市场，宣布市价、税收制度时，要求“悉仿明制”［18］。七
月十七日，又下令“依旧例”迅速催促贡谷、草束等［19］。这样，从九月到十二月，盖州等城游击先后贡盐
、棉、谷、草、银钱、蜂蜜等，纷纷而至。这些作法都是沿袭明朝的封建租赋制。
按明制征收田赋，免去各官在正额赋税以外的“乱赋”，似乎减轻了辽民的一些赋税负担，而实际征收的
时候，一点没有减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说：公取正额的
赋税“勿增勿减”［20］。第二年，在“计丁授田”的情况下，每年每丁征收白银三两［21］。征赋的形式有
别，地租从实物改折货币。这是由奴隶制度下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封建制度下的货币地租转变的一个有
历史意义的变革。
后金进入辽沈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认为，他所占据的领土就是后金的领土，所占领地区的人民即是后金
属民。他曾多次宣称：女真、蒙古、汉人，凡是属于后金管辖下的，都是“同汗之民也”。因此，将辽东的汉
民，不管入旗与否，都纳入八旗体制进行管理。凡是国中有事，大的以旗，小的以牛录为单位，各随牛录或旗
行走。天启二年三月，运输右屯卫谷物的时候，以旗为单位出车，向牛庄仓搬运。以达尔汉、巴布泰、汤古岱
、鲍尔晋、穆哈连、苏巴海、栋额额驸、阿布泰分别率领八旗，所出的车辆分别为五百五十七辆，六百一十辆
，三百七十二辆，三百八十辆，三百零二辆，二百六十五辆，二百六十辆，六百一十五辆。各运谷物为八百三
十解，八百二十解，四百九十斛，五百零五解，四百解，三百八十解，三百一十解，八百一十五斛［22］。除
了以旗为单位以外，有些具体事情，努尔哈赤又常责令牛录办理。在运谷时，一牛录三百个男丁，运谷二百斛
［23］。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令，各个牛录要降低出售货物的价格。七
月初十日，下令催促每个牛录收获谷物入场。十二月，新年到了，命令每个牛录可以杀食贡牛两头，各取公炭
十筐，由牛录额真亲自去领取［24］。出兵打仗也不例外，天启三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出兵百
甲［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采取汉官仍然授与旧职，民各守明时旧业，实行明朝税制、租赋等制，参照明时的军屯
制，斟酌后金的牛录计丁制，实行“计丁授田”，以八旗牛录制度统理官民。这对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起了促进和加速作用。
后金在进入辽沈前后，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后金在进入辽
沈以前，努尔哈赤将社会等级分为汗、贝勒、大臣、诸申和阿哈等。汗、贝勒、大臣是上层奴隶主阶级。诸申
除了部分人役使阿哈为奴隶主外，多数是平民。阿哈作为一个阶级是后金社会的产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
阶级关系方面看是三个社会集团，奴隶主、诸申和阿哈。努尔哈赤要求贝勒与诸申，主人与阿哈之间要相互“
慈爱”［26］。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努尔哈赤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汗是天的儿子，汗以天为父；众贝勒、大臣是汗的儿子，汗是众贝勒、大臣的父亲；诸申是众贝勒、
大臣的儿子，众贝勒、大臣是诸申的父亲；阿哈是主人的儿子，主人是阿哈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