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郎，即舍人。凡是受明朝封敕的女真首领，其子孙未承袭父职的，都谓之舍人或外郎。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
一、明帝边臣，都督后裔
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1］，出生在明代女真族的一个奴隶主的家庭。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东北地区，他曾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了满族杰出的领袖和民族英雄。数百年来，直至今日东北民间仍然流传着“老罕王”［2］的故事，人们热情而生动地传颂他一生的英雄业绩。
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始为肃慎，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直。到十一世纪时．女真的一去，即完颜部，曾经进入中原地区，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金朝（公元1127——1234年），统治北部中国达百余年。
十三世纪初，元朝取代金朝统治北部中国。在蒙古贵族的统治时期，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曾经居住在松花江的伊兰，即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地区。当时，其地称合兰府水达达路。水达达女直（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辽时改称女真为女直）没有城郭，以射猎为业。元朝政府在当地设立五个万户府，即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和勃苦江［3］。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任斡朵怜万户［4］。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在元明的交替时期，中国东北边境失去了控制，东海女真（明朝时称作野人女真）部不断地南扰。努尔哈赤先人的部落没有力量抵抗，被迫向南迁徒。其中火儿阿首领阿哈出（朝鲜史称于虚出）率领部落迁居到元代的开元路旧址凤州（或房州，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古城之地）。努尔哈赤的先人也率领所辖属的部众迁移到朝鲜的会宁（又称吾音会，或称作阿木河）和吉林珲春一带，也就是朝鲜的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地区定居［5］下来。
洪武初，明廷在忙于平定中原的同时，也着手管理东北地区，曾经派遣使臣诏谕元朝遣将归顺明廷［6］。于是，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应诏降附。明朝在接管辽东之后，相继设立辽东卫指挥使司（公元1371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7］和辽东二十五卫。其辖境东至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南达旅顺口，北抵开原。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派遣行人邢枢和知县张斌前往奴儿干、吉烈迷（系指黑龙江下游到库页岛等东海之滨的广大地区）诸部，宣布皇帝诏谕，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东海女真［8］各部首领，相继前来归附。不久，明朝又开设奴儿干都司［9］。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朝将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鄂嫩河、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有效管辖之下。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皆为明朝在地方设立的军政单位）进行管理的同时，对各部大小首领都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朝贡的使臣到北京时，朝廷都给以妥善的接待。凡是建州、海西各部都督朝贡来京，每次均允许带领十五人，以敕书（明朝政府发给女真首领的文凭）为凭证。建州、毛怜等卫给敕书五百道，海西各卫准给敕书一千道。每道敕书可以携带马一匹入京朝贡。朝贡时间，均在每年的十月，由边吏验放后进京［10］。为了妥善地接待边区少数民族的朝贡使臣，明廷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京城长安右门设立了“四夷馆”，共分作八馆，其中有“女直”馆，专门接待女真的人京入员。第二年，又设立了“会同馆”，专门用来宴、赏边区各族的贡使［11］。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贡使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是女真首领带领部众到北京朝贡，朝廷赏赐都很丰厚。在一般情况下，赏给每人彩缎一表里（一表里包含彩缎、绢若干匹），{丝宁}丝衣两件。如重要女真首领到北京时，还要加厚赏赐。赏赐类别各按官职高低，有所区别：都督给彩缎、绢六表里；都指挥、
镇抚等各五表里；舍人四表里。入京贡使每餐宴赏十分丰富，酒肉佳肴，尽情饮食。光禄寺专门派人料理此事。除了朝贡队外，还允许贡使在京城街市贸易五天，然后自行出京。并沿途买卖亦毫无限制。明朝初年，京官、边将都比较清廉，朝廷“厚往薄来”的政策贯彻得比较好。结果各部女真都争先朝贡［12］，谨守臣礼，相安无事。
建州女真与明廷的关系建立的比较早。洪武年间，在明军围剿女真首领西阳哈的军事行动中［13］，得到阿哈出和他的儿子释迦奴的积极支持。明廷因他们归附，赞助新朝，赐给阿哈出以名字，叫做李思诚，并任命为建州卫指挥使。其后，释迦奴也赐给了名字，叫做李显忠，任命为都指挥佥事。阿哈出的另一个儿子猛哥不花，管领毛怜卫，屡次升官，直至中军都督同知。一个时期，阿哈出父子、兄弟都“光宠于朝”［14］。这是永乐帝为巩固东北边疆，笼络女真首领所采取的有远见的措施。
明成祖即位以后，女真首领阿哈出，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跋涉数千里，来京朝贡，受到永乐帝隆重接待。
永乐帝令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其他大小首领都分别授给千户、百户等官职。并各依官职，赐给诰印、冠带、袭衣和钞币［15］。又特设建州卫经历司，置经历一员。继设建州等卫以后，又陆续增设至一百八十四卫［16］，逐步完善对女真各部的统辖，建立了明中央政权对女真地区稳定的统属关系。
努尔哈赤的祖先，属女真斡朵里部，姓爱新觉罗氏。追溯爱新觉罗氏的来历，曾经有一段神话传说。据说在远古的时候，东北长白山有一潭（今称天池），潭水清澈照人，有三江自潭中倾泄而出，向南流的是鸭绿江，向北流的是松花江，向东流的是图们江［17］。三江自山巅咆哮奔流而下，分别注入于南海、北海和东海（今日本海）。
长白山地区山高地寒，悬崖峭壁，高峰林立，似剑插入云端。夏天，草木繁茂，杉松错处，林木苔藓，郁郁葱葱。环山兽居，百鸟歌唱，颇有生气。传说，当初有三个仙女自天上飘然而下，来到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泊中沐浴。大姐名叫恩古伦，二姐名叫正古伦，三妹名叫佛古伦。三女在泊中畅浴自得。浴后，姊妹三人登岸穿衣，突然有喜鹊口衔红果［18］，放在佛古伦的衣服上，果实色泽鲜艳，令人喜爱。佛古伦爱不释手，含在口中，因忙于穿衣，一时不慎，口中红果，吞入腹中，感而生孕，不能飞升。两姐安慰她后便离去了。佛古伦独自留居在长白山上。后来，她生下一个男孩，即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又作布库里英雄。
当时，长白山附近有座鄂谟辉鄂多理城（一说是今吉林敦化县，一说是三姓地方的斡朵里），内有三姓首领，相互残杀。天女佛古伦嘱咐儿子乘舟到那里去。三姓首领看见布库里雍顺相貌堂堂，就停兵止戈，推他做了三姓共主，还把部中百里的女儿嫁给他做了妻子。他就是传说中努尔哈赤的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
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数世以后，布库里雍顺的子孙由于不善于统领部众，在某一年的六月间，部众群起暴动，攻破了鄂朵里城，追杀布库里雍顺的全族子孙。惟有一个幼儿名叫范嗏的脱身逃了出去。当他逃到旷野时，追兵已经赶来。在危难之际，突然飞来只喜鹊落于范嗏的头上。追兵误认为喜鹊下是一棵枯树，便收兵回去了。从这以后，爱新觉罗氏就奉喜鹊为祖，从不加害。后来，范嗏的孙子猛特穆很有智谋，将杀害他全族的仇人子孙四十多人，斩于虎兰哈达山下［19］。这个猛特穆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
这段传说，虽然史学家的看法也不很一致。有的把它看作是“不足信”的“诞妄”之言，或是颇有因袭华夏先民元鸟生商和高句丽传说中的三仙女柳花生朱蒙之嫌［20］，但其中也不是全无所据的。崇拜鹊鸟，符合“曾与鱼鸟共生”［21］的沿海居民的原始图腾崇拜，符合满族立竿祭鹊、奉天的习惯。因此这传说反映了原始氏族时期的某些情景，表明满族先人也曾经走过人类发展的共同道路。
明代女真社会由于生产和交换方式比较落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处在较低级阶段。从猛哥帖木儿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女真社会仍然处在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国家组织出现。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建州女真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纽带已经松弛，逐渐向以地缘关系为主转变。猛哥帖木儿死后，弟弟凡察迁居婆猪江（今浑江）时，他的亲弟吾沙哈仍旧居住在原来的地方［22］，从这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已经不是那么紧密了。当时，在会宁附近居住的部落，如四里江内的吾音会部落是由马、童二姓，三个血族团体组成。会宁西指十三里江内的斡朵里部落，它是由童、高、李三姓、六个血族团体组成的［23］。童姓多而又分散的情况，说明血缘关系已经不是唯一的联系纽带了。但它还在部落联盟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起着某种联结作用。到了十五世纪末年至十六世纪初，女真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显著的变化．寨中的族属各有族长，而族属强盛的族长则被推为首领。努尔哈赤四世祖时期，脱罗、卜花秃、完者秃，分别为建州左卫、右卫和中卫（即建州卫）共推的首领。这时，虽然首领是世袭的，但是，必须由部落成员共同推举。中卫完者秃（朝鲜史称为达罕）是大首领李满住的孙子，势力较强，是建州三卫为首的大首领。凡是“三卫”中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必须召集左右二卫的脱罗和卜花秃商议而定。除了世袭的首领以外，如有特殊才干的人，一个卫也可以推举首领二人。建州右卫卜花秃继承凡察孙子纳郎哈的官职，掌管卫事，另一名首领罗下，因为有军事才干，被推举为统军首领［24］。大首领之下，各个附属部落都各举小首领。以势分大小、等级，朝鲜人称为禅将、里将［25］。相当于明廷所封赐的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
部落联盟内部大小家族的首领，每天早晨接受亲属和部众的求见，有事吩咐，无事散去。首领自己没有卫队，部落中也没有常备兵。首领对于属下更没有法律约束。若是首领对于属下过分斥责，还恐怕属下进行报复，危害自身，甚至，惶恐不可终日［26］。首领对于属下部众不能随意支配和役使，也不征收他们的生产物［27］。一般部下，如果生活有困难，也可以不告诉首领，自行离开部落，远走他乡，自谋生路。除了首领的近族亲属以外，都能来去自由，因此部众的流动性很大［28］。
明代女真社会已经使用奴隶（满语为aha，音译为阿哈）。一般首领和富有的家庭都有二、三个或五、七个阿哈。这些阿哈多半从事农业耕作、采捕或家庭杂役。他们多数是被从汉区和朝鲜边境掠来的，少数是女真各部之间相互掠夺来的［29］。女真奴隶主虽掠取的阿哈较多，但逃跑的也多，很不稳定［30］。这些阿哈都属于家内奴隶，平时与主人同室而居，同炕而寝，混杂相处［31］。
女真各部，凡是有军事活动或进行抢掠等重大事情，均由首领传箭或传貂皮作为信约，通知各部［32］。各部落成员在本部首领的召集下，随时集中组成武装队伍，有事则众首领联兵结队，成千上万，进行掠夺，以供衣食，习以为常［33］。各部强弱则以兵力大小来区别。凡是两部之间，或是兵戎相见，或是和平谈判，必须各自“陈兵相对”，以示兵威［34］。若是两个部落相互对抗，感到兵单力弱，可以向其他部落借兵。战后，以损失兵马数目按例—一赔偿。若是联军打了败仗一无所获，被借兵的部落有时就把借兵的部落中的弱小村寨掠夺而去［35］。在一般情况下，强盛的家族必有强兵，组成大部落。大部落常常迫使小部落顺从自己。小部落吃不住抢掠之害也主动投靠或依附于有势力的大部落。因此，在女真的社会上便结成以许多大部落为中心，又有不同数量的小部落相依附的松散的部落联盟，结果造成社会上大小首领数十，各拥大小部落数千的状况［36］。这就是明代女真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发展时期的状况。
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枯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枯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37］。
永乐二年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恰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38］。
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从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的又一个重要措施。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倍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幞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39］。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授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晋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浑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40］。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41］。约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42］。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43］。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跟驾，侍卫皇帝［44］。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金事，赐给冠带［45］。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46］。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过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47］。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脱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明廷张向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向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枯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48］。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次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49］，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50］。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偶，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戍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51］。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52］。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他敢作敢为，轰轰烈烈地度过了暂短的一生。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地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53］。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佥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54］。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取回来［55］。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56］。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枯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57］。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58］。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59］，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60］。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
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61］。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62］。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明廷同情和积极支持。敕令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说，若是董山等移徒辽东，你可以协助护送他的部落出境，并敕令董山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使［63］。后来，在分设左右卫的时候，董山被任为都督同知。董山独掌卫事以后，守职唯谨，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进京朝贡［64］。本卫有事、小首领们升职等，都及时上奏。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二月，在董山的乞奏下，明廷因猛哥帖木儿生前是右都督，同意董山承袭父职，为建州左卫右都督［65］。第二年，董山便以左都督的名义入朝进贡了［66］。
董山是一个有智谋、有才干而又年轻的大首领，他二十岁与叔父争掌卫事，任指挥使，二十三岁升任都督佥事，二十五岁晋为都督同知，四十岁升任右都督，四十一岁以左都督名义入朝。他不断地晋职加级，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董山在二十年中，使自己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除了借他父亲猛哥帖木儿的声望以外，主要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董山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争得了明廷允许，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在抚顺开设马市（地在抚顺城东三十里抚顺关）。抚顺马市的设立，缩短了建州与明朝通商的距离，加速了建州与中原地区货物的流通，加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过去在猛哥帖木儿时代，建州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只能到较远的开原或朝鲜会宁进行，如今在董山的努力下，开市于抚顺，更增强了建州女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建州的发展与进步。
董山初来佟佳江、苏子河一带的时候，部落一无所有，他本人也衣衫褴褛。定居以后，他积极向明廷朝贡，通过抚顺马市购买牛只耕种［67］，加强互市贸易。这个时期，朝贡互市的人员远远超过以往规定的百人左右，而是建州加上海西各部女真合起来，动辄上千的人前来，真是车水马龙，络绎于途。董山把朝贡和互市两项兼顾起来，使部落的经济活跃，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了［68］。特别是董山死前的最后五年，抚顺马市的开设起了加速作用。这是董山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十七世纪满族崛起有重大历史意义。后世史学家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69］。
正统年间，明朝朝政日益腐败，边官贪贿，引起董山等严重不满，屡次扰害边境，结果祸及自身。原因是正统末年，蒙古瓦刺（蒙古封建主）兴起，瓦刺四路大军威逼明朝京都。明朝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海西女真重要的首领死亡殆尽。建州大首领李满住、董山等人都依附了也先，女真、蒙古东西呼应，大肆抄掠辽东，使辽边数年不得安宁［70］。也先之乱平息后，海西、建州等卫许多首领丧生，各部的敕书失落，入贡无凭证，不得不以舍人的身份前往，待遇大不如从前，赏赐大减，致使各部首领对明朝边官怀怨甚深［71］。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廷以海西、建州入贡人数过多，劳费太大，而限令建州、毛怜等卫，只许百人入贡。海西兀者等卫只许三、五十人入贡。经过边关验放以后，才允许人京［72］。明廷这种作法也使女真各部产生不满情绪。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明廷礼部对女真朝贡、互市提出苛刻要求，即凡是朝贡的女真人必须携带“膘壮”的马一匹，“纯黑”的貂皮三十张，否则，不许放入［73］。建州女真各部首领由董山频请升职，朝廷亦不允［74］。董山未经朝廷同意“私交”［75］朝鲜，接受朝鲜官职，拜为中枢密使，明廷认为这是边臣私自求见朝鲜，违犯国法［76］，诸事都集中发生在一起，弄得建州与明廷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董山就纠结建州、毛怜和海西等部统兵众达一万五千多人，几乎月月兴兵，一年之间竟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杀掠边民多达十余万［77］。明廷不断地派人向他索取被掠人口。结果李满住、董山等都畏罪不敢入朝进贡。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四月，明廷派遣都督佥事武忠（女真人）作为使臣，招抚建州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建州大小首领集会，告诫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朝廷的属卫，世世受朝廷的爵赏，允许在边方居住，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竟纵容部下侵犯边境，掠夺人、畜，背恩负义。依照祖宗的法度，本难容恕。然而，鉴于你们服罪来朝，我皇上体念天地好生之德，姑且宽宥，命你们归还部落，务须各自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不许象以前那样为非作歹。所掠去的人口，尽快查出来送还，不许匿藏。若是不听劝诫，朝廷将发大军问罪。到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建州大小首领，畏惧朝廷，叩头谢罪［78］。
董山却因皇上无意详察边吏鱼肉边民的过失和女真犯边的因由，心中很不服气。因此，举止傲慢，遇到高官也不为礼，很有抵触情绪。然而，朝廷重臣却不查实情，如朝中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人，看见董山等人的不满表现，认为是怀恶不肯悔改。于是，不顾董山等人服罪来朝，以善加诱导，竟决定只放董山所带来的家属十多人回卫，而将董山等押送广宁拘留。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大举讨伐建州。
七月二十七日，押解董山等一百一十五人由京师出发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城）府。人府以后，靖虏将军武靖伯总兵官赵辅命令通事向董山等人再次宣布皇上敕谕，以示告诫。当通事宣读“圣旨”的时候，董山等人已经气愤难奈，骂声脱口而出，短刀出袖，向通事直刺过去。其他诸人各出佩刀，参与厮杀。馆驿（广宁府馆和驿站）中一百多服役的女真人，也持刀乱砍馆伴、兵卒。刹时间形成了一场混战。总兵官赵辅早有准备，一见如此，急令甲士杀出。当场杀死二十六人，其余的人都被逮捕，董山等人被囚禁起来。同时，明军联合朝鲜军，对建州女真进行了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剿杀［79］。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提督辽东军务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总兵官赵辅、都督王英统兵，太监黄顺，少监张林监督军务。兵分左中右三路，共五哨（每哨万人）兵马向建州卫进发。左路右哨军出浑河、越石门、经土木河到分水岭（今新宾东南沿边墙向西河的发源处）。右路右哨军由鸦鹘关（今新宾县长春岭北三道关）经喜昌口、过凤凰城（今凤城县凤凰山中）、黑松林、摩天岭（在凤凰城西北）到婆猪江（今浑江）。中路军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今新宾县西境）、渡苏子河至古城（今新宾县西古城）。朝鲜王国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统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兵分两路，右路大将南恰，自满浦（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江道满浦）入攻婆猪江。左路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朝鲜慈江道高山镇）入攻兀弥府（与满浦镇相对的鸭绿江西岸，在今桓仁县五女山附近）。明与朝鲜王国两军约期于二十九日会师。但朝鲜王国军于二十六日就先期攻入兀弥府。建州女真各部分散，没有防备，大首领李满住及其长子李古纳哈等为朝鲜王国军擒斩。明军随后再入，杀掠更多。据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多口。明军的杀掠十分残酷，总兵官赵辅在《平夷赋有序》中描绘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80］。这一战严重地破坏和摧残了建州的社会生活，释放奴隶（即阿哈）一千多口，破寨多达四、五百座，牛、马、家畜荡然一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杀死，其弟及几百名壮勇，谪戍福建等南方省份，令他们永远身处异乡［81］。
继也先之乱和成化三年的讨伐，明朝政府与女真各部的关系步步恶化，明廷边政变坏，丧失民心，也从此始。因为董山是请罪入京被杀，朝廷又黩武弄兵，杀戮无辜，大为失信［82］。战后，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建州内地推进三百六十多里，迄至凤凰山。对此，女真各部深怀怨恨［83］。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为了报父兄之仇，以八、九家的小部落首领竟联络建州、毛怜、乌拉等各部女真数千人，对朝鲜和明朝边境进行杀掠［84］。
董山的儿子脱罗（公元1469——1502年，又书妥罗），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先。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七月，因为建州大首领两年没有人敢袭职，由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草合刀}保奏，成化帝朱见深授脱罗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满住孙子完者秃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都降袭父职［85］。
脱罗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建州势力大衰，生产处于缓慢恢复的时期；二是明朝边区政策进入败坏，边官堕落，边境多事，民族关系紧张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期间，脱罗采取恢复生产，尽量保持向明廷朝贡，以尽边臣职责，即采取乱世之秋，处事平稳的态度。
脱罗降袭父职以后，建州三卫十分残破，他率领部众从朝鲜王国和汉区易换农器、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建州各部每年从七月到十月，各个村寨或十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山入林。远远望去，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住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户而居。季节一到，猎人满山，采参布野，呈现一派狩猎繁忙的景象［86］。
女真人将猎取和采集来的貂皮、鼠皮、人参、珍珠、木耳、蘑菇、蜂蜜、松子、榛子等，通过朝贡、互市的途径，输入汉区和朝鲜，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女真各部朝贡的人数日益增多由最初规定的五十人左右，增加到一百人左右［87］。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建州、毛怜等卫女真人，每年入贡人数多达八、九百人。成化八年，又增至一千二百人。成化十年，建州都指挥孛哈等又乞求增加入贡人数。此时的抚顺马市相当繁荣。这些情况说明，脱罗时期积极恢复生产，促进了女真地区与汉区经济交流的不断增长。脱罗在职三十三年，几乎年年率部向明廷朝贡，有史可查的、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多次［88］。
脱罗时期，明廷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正统末年以来，边政渐坏，边吏贪贿日甚一日。女真各部纷纷扰边。从成化三年以后，明廷抛弃太祖遗训，迷信武力征服，鼓吹执行血洗建州，屠杀无辜的镇压政策。实际上，血洗建州成为边廷与女真关系变坏的起点和标志。从这以后，明廷边区政策反动的一面日益发展，致使边乱渐渐不可收拾。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对女真各部采取分治政策。女真各部分散势孤，正合统治阶级的心意，即主张各按原来的旧有习俗，分别设立卫、所、地面、城、站，各设官职，使各部之间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互不统属，各自通贡，不相纠合。同时设立海西以抗建州，令女真各部犬牙相制，各自为雄，相互为战［89］。这就是明朝统治阶级所得意的“夷狄相攻”，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初所谓祖宗治边的“深意”，不过是利用女真社会客观存在的分散局面，采用分散的管理办法。而当时的边吏比较清廉，明廷政策反动性的一面不甚明显，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不很突出。明朝中叶以后，情况不同了。统治阶级不仅深知女真各部已形成分散局势，还故意制造事端。利用懂女真语言，了解女真民俗的“通事”，或深入女真各寨进行侦查，或对前来朝贡、互市的女真人实行监视，常以酒、肉、金、银、布、帛进行诱惑，挑拨是非，使各寨之间彼此猜忌，互生仇隙，以致边事渐坏［90］。
明朝初年，明廷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对于女真各部的交易，接货给值，边吏守法，不稍侵吞。朝贡、互市各有抚赏，赏金来自贸易货物抽分，市、贡两赏，每次均很丰厚［91］。仅对于建州、海西的抚赏，每年就多达万金［92］。各个马市、关市变成了货物“流通之府”。关市贸易虽然对汉区、女真地区各得实惠，而十分之七、八有利于女真各部［93］。尤其是各部的首领得利更多［94］。因此，明中叶以前，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关系也很融洽。
成化以后，朝贡、互市的某些规定逐渐废止。比如朝贡、人市都以敕书为准，持有敕书的由边官验放，允许入贡入市。敕书对于各部来说，是获惠的凭证。因此，女真各部首领千方百计地追求敕书，有的常以子代父，相互借用，甚至擅行洗改，致使面貌全非［95］。边官和京官为私利所驱使，盗卖库中废弃敕书，私相交易，非法货市［96］。敕书一乱，冒贡的人便放进来了，而真正朝贡的人却进不来，日积月累，各部女真怨恨的情绪逐渐增大［97］。
女真各部朝贡，抚赏各有等第，职位高的待遇好，赏赐多［98］。因此女真大小首领都争相晋升官职。但升官晋职原有规定，即各部首领所部人员二十五年没有犯边的，准升一级。从掌印都指挥到都督，当他的部下、子孙没有犯边的过错时，可以允许承袭父职。如果有善于管束部众，交还所掠夺去的人口，擒获犯边人员或追捕逃人有功的，可立刻升职［99］。所以，女真各部乞求升职的人纷纷到边。然而，朝廷的边吏殆不尽职，相互推倭，年久不向上级报告，或者报告了，也是女真首领要求高位，而封给低职，致使各部首领十分不满［100］。
明朝初年，女真各部首领入京朝贡的时候，贡使进京，宴赏在会同馆。宴席丰洁，酒、肉等诸种宴品用之不尽，人人心情舒畅。赏赐按时，级别虽然不同，但都很优厚。明中叶以后，光禄寺官员作弊、贪贿，不肯用心尽职。女真贡使入京，往往酒饭菲薄，盘肉数两，骨多肉少，饭食生冷，酒中掺水，淡而无味。又不按日期颁赏，一拖再拖。等到不得不赏的时候，赏赉多为次等品［101］。所以，贡使心怀不平，怨声载道［102］。
脱罗以后，女真朝贡、互市和发展生产都困难重重，因为女真各部犯过事件日增，朝廷限制铁器、耕牛输边。过去，凡是女真贡使到京，朝贡以后，允许在街上买卖五天，沿途可以自由交易。现在，禁止街头买卖，只许在馆内，由行人（朝廷指定的交易人）持货到馆，与宛平、大兴二县选择的辅户（从地方选定的供货户）入馆交易。不允许辅户与女真人当面交易。人馆的货物常常不是女真人所需要的东西，致使他们失望而去［103］。
五天过后，京吏催促他们出京，兵部派人押送，通事跟从。不许沿途买卖。锅、铧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严加限制，五人或十人准许买铁锅一口，二、三年准买一次［104］，结果造成女真部男子没有铧、铲耕田，女人没有针剪使用［105］。女真各部互市、朝贡必须先经过边官验放，这时边吏廉勤的少，贪污的多，亏少马价、偷窃货物。事件时有发生，还以失物为由，诈取财物。通事常以升职进行引诱，千方百计索财或随意谩骂［106］，致使女真人失掉朝贡、互市的主动性，但这样做又缺乏衣食和必要的工业品的来源，于是就集结起来，兴兵抢掠边境。
建州女真自从董山被杀以后，群情激愤，加上明廷在关市上的官员种种刁难，犯边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边吏、太监等不以国事为重，贪功循私，任意杀戮。成化二年十二日，建州女真指挥苦女屡次扰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清河城）、靉阳（今辽宁省凤城县靉阳）。明廷出兵，活捉了苦女等，处以磔刑［107］。时过不久，海西兀者前卫（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中下游流域）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状告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验放官接受了他的珍珠、貂皮不给货钱。兵部责成都御史陈钺调查此事。陈钺招散赤哈赴广宁对证。散赤哈率领所部十多人，从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城）关入。正值开原管辖指挥官的同僚、参将周俊驻守抚顺关，因为官官相护，周俊怕散赤哈到了广宁对质，暴露真相，就借口海西人素来不从抚顺关进入，拒绝散赤哈入关。散赤哈大怒，便与建州女真联兵，纠集各部，多达数千人，大掠奉集堡（今沈阳东南奉集堡）。边警报到广宁，都御史陈钺，不察是非曲直，不分青红皂白，竟将接近边境的耕户也僧格等十八户女真贡使拘留在沈阳，命令辽阳副总兵韩斌出兵，将十八户女真平民家属全部杀害［108］。从此，边境更无宁日了。
由于皇帝昏庸，太监当权，控制边关。脱罗等女真各部要求朝贡、互市更加困难了。如何对待扰边的女真首领，朝廷的争论极大，以兵部侍郎马文升和兵部尚书余子俊为代表的比较清廉的官员认为，边防重地，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轻易动兵。马文升指出：出现边关多事，是因朝贡的使者被边吏求索，致使某些首领心中怨恨所造成的。应该严惩边吏，宽待“诸夷”，不必兴师动众［109］。余子俊也极力主张以守为上策，对女真不宜“深治”，况且建州都指挥伏当加等，只是因为不得都督职务，才扰乱边境的，罪行还不重，如兴兵征讨，决非祖宗治夷的初衷。因此，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廷派遣马文升，大通事都指挥詹昇等前去招托建州、海西各部。建州三卫掌印都指挥俄罗、卜花秃、完者秃等，都听抚入贡［110］，这样边患才平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