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金怒涛席卷全辽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沈阳、辽阳，明军死伤、溃败约达十六万多
人。沈阳一战死伤、溃败七万多，辽阳一战死伤、溃败八万多。明军大规模有组织地抵抗力量虽然减弱了，然
而，沈阳失守后，川、浙兵的浑河南北血战却具体、生动地表示了明军抗金的意志和决心，它的影响是极其深
远的。从这个时候起，辽沈军民反抗后金的怒涛，便在辽河东西的大地上迅速掀起，并逐渐地席卷了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屠杀百姓、掠夺财物，并逼迫辽民剃发是激起辽民各个阶层一致起来反抗后金的主
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初入辽沈的时候，虽然口头上说不杀辽东兵民，都可以剃发作农［1］。但以不反抗后金
奴隶主们向全辽进军为前提，对抗拒者仍然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进入铁岭时曾杀掠军民达两万多人，攻占开
原时，又杀了数万；进占辽阳时，按籍查阅辽人，凡是可疑的人均杀而勿赦。当时，努尔哈赤命令一名小头目
，率领兵丁坐守辽阳城西门，对来往的行人逐一盘查，凡是发现没有剃发的，一律杀头。
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民财，规定大户富室只许每人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
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弄得辽阳城中各户，室室尽空。所收
集上来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供后金奴隶主和蒙古贵族们分取。同时，又驱赶辽阳官民迁往
城的北半部，把南半部空出来给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及女真军户居住。这些措施都严重地侵犯了广大的汉
族人民的切身利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除了派人封存府库、搜刮民财以外，又派遣骑兵，手持红旗，沿着大街小巷传呼汗令，
命令说：凡是自动剃发的不杀，否则，砍头［2］。广大的汉族人民听到这个命令后，除部分乖乖地剃了发，当
了顺民外，大多数人，激于民族尊严和气节，纷纷起来反抗，宁死不肯剃发。还有的远走他乡，逃出后金辖区
。他们说：金兵将要杀不肯归顺的人，我们生死且不足虑，一旦剃了头发便做了达子，改日官军返回来，真假
达子难辨，一律剿灭，我们不是当了冤屈鬼了吗［3］。努尔哈赤还下令，所有的汉人家都要出兵，家有父子五
个人的出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出两个人。这些措施又进一步激起了辽东汉族人民的义愤，致使抗金斗争的火焰
从辽阳燃起后，愈烧愈旺，不久，就波及到全辽。
当后金官吏在辽阳城西门检查辽民的时候，有一家父子六个人，气愤地击杀守城兵卒数十人。守门的小头
目见情况不妙，没敢对抗，便慌忙地逃走了。辽城人民乘机冲出城外五、六百人，结队向南奔去。英勇惯战的
八旗兵，面对愤怒的辽民也束手无策，只好任其南去，没敢追杀。
辽南的铁山矿工与广大的辽沈人民，声闻辽阳城内居民被杀掠，后金又颁布剃发令，群情激愤，便纷纷竖
起了抗金的大旗，一时震动了辽南各卫。以东山矿工为代表，以辽南四卫为中心，以不剃发为号召，掀起了抗
金斗争的高潮。东山矿工与辽民集结在铁山上，凡是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首勿赦，而铁山近地复州又是后
金军队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辽南出海的交通要道和门户，有良田沃壤，是辽南的仓廪基地。夺取金、复、海
、盖四卫可以解决后金的粮食供应，同时断绝各个海岛和明军的粮食供应。南四卫又有铜、铁、铅、银等矿，
有利于发展手工业。因此，夺取复州，征服铁山军民成为后金奴隶主政权继夺取辽沈以后，扩大战果，站脚辽
东的当务之急［4］。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额驸、副将乌尔古岱、李永芳等率领三
千兵前去铁山进行镇压。八旗兵沿着山脚向上仰攻。暴动的人们手持弓箭、石块，进行激烈的搏战，双方相峙
多日，互有胜负，死伤惨重。于是，努尔哈赤又从辽阳调兵八千，命令每个人携带一个月的口粮，再次围攻铁
山。双方经过多次血战，八旗士卒战死者以千计。正当双方相峙不下的时候，镇江人民也奋起响应，暴动的声
势更大了，努尔哈赤不得不又派遣李永芳等前往镇江弹压［5］。
以镇江为中心的辽民抗金斗争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斗争之激烈，在辽地是首屈一指的。因为镇江与盖州
、复州互为表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无论是明朝的战将，还是久经战阵的努尔哈赤，他们的心中都是
明确的。镇江是辽南四卫的门户，是扼守通往朝鲜王国的陆路咽喉。明廷想与朝鲜王国联络，互为犄角，不可
失掉镇江，自断咽喉。努尔哈赤为了逼迫朝鲜王国反明，必须夺取镇江这个重镇，不使明廷与朝鲜王廷呼吸相
通。因此，对于努尔哈赤来说，镇江的争夺比辽南任何一地的争夺都更加重要［6］。
镇江人民的斗争，不仅有贫苦的人民参加，而且有社会的上层，明廷的官员、将领等都卷入了这个斗争的
漩涡中。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占辽沈的时候，镇江的大姓缪氏兄弟五人（即明廷封授的指挥一员、诸生
四员），率先捐献万金，结交南四卫的众豪杰，誓死不剃发，立意抵抗到底［7］。这样，镇江具有全民性质的
抗金斗争与铁山矿工的斗争互相呼应，使抗金的浪潮不断高涨，努尔哈赤刚进入辽沈就遇到一个十分难于解决
的问题。
同年五月，当铁山军民抗金斗争正在炽热发展的时候，镇江的暴动开始了。初五日，镇江人得知辽东汉人
必须剃头的命令以后，便在缪氏兄弟的带领下，抗拒努尔哈赤的命令，杀死后金的官员，掀起暴动。努尔哈赤
指示额驸副将乌尔古岱和李永芳，送汗书对镇江人民进行劝降。汗书说：你们镇江人民杀了我派去的使臣，畏
惧而不敢投顺。你们过去是大明帝的臣民，今天都是我的臣民了，只要把你们当中首恶的四、五个人交出来，
其他人一律剃发，事情就可以了结了。镇江军民仍然抗拒不应。于是，乌尔古岱、李永芳等挥军大肆屠杀镇江
人民，俘获他们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并且追杀逃民一直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境内［8］。
对铁山、镇江的大屠杀，并没有将辽南四卫人民抗金斗争的烈火扑灭，反而激起了汉族人民更大规模的反
抗斗争，人心更加背金向明。［9］从这个时候起，镇江就成了辽南抗金斗争的中心了。在这斗争日益尖锐的时
刻，明朝政府派一名总兵官坐镇朝鲜王国的义州城，毛文龙占据了海岛，不间断地派遣辽人，潜入南四卫进行
策反，官军、辽民配合袭击辽南各城的八旗兵，使南四卫成了朱明政权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争夺的第一线。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以后，复州守将单荩忠在毛文龙的策动下，重归于明廷。当他得
知后金大军将要攻取镇江城的时候，便率领复州军民五万多人避入长山岛。
七月，毛文龙夺取镇江城以后，皇太极、栋鄂额驸何和理统兵三千向镇江进发，二十七日，阿敏贝勒、达
尔汉侍卫又统兵两千，随后助战，结果，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居民渡江避入朝鲜王国境内，一万二千多
人为皇太极、阿敏等所部俘虏［10］。八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派莽古尔泰贝勒，达尔汉侍卫统兵两千，追
踪复州人民，进入长山岛，屠杀军民两千，俘获逃民一万多人［11］。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夭命七年）三
月，后金再次发兵，逼令镇江人民下山耕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
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所震惊，决定派重兵进行弹压。六月初九日，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两万大军，向复州进发，
后金兵残酷地将复州的男子全部杀光，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牛、马、财物等掠夺一空［12］。在这同时，
青台峪、岫岩等地也相继起来反抗后金，以致于南四卫人民抗金起义接连不断。
同年七月，明都司张盘招抚辽民四千多人，侦知金州守兵单薄，只有八旗士卒五百，就以岛民作向导，昼
伏夜行，向金州进发。初三日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攻城，八旗守卒遭到突然袭击，慌恐地从金
州北门逃走。张盘入城，得到粮食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驻守金州。八月，大英明汗派兵夺回
了金州，张盘退守旅顺［13］。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底，毛文龙退出镇江，再入海岛后，他不断地派遣人员策动辽
民抗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毛文龙改变攻击辽沈南部，向后金东部腹地进兵。他亲自统兵
或派遣部下带领小股的兵力到亮马甸、牛毛寨、方山、镇江、宽甸、瑷阳、凤凰城、乌鸡关、深河等地进行袭
击［14］。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毛文龙所部袭击后金的地域已经达一千余里，斩杀努尔哈
赤的臣民七百多人，严重地威胁着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李永芳亲笔给毛文龙通
信，并优待他在后金的亲属，以求双方和解［15］。这说明后金与明在辽南的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也反映了
后金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相当严重的。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大英明汗又亲自统率大军进攻广宁。辽西军民听说后金兵过了
辽河，纷纷逃避到深山里去。后来，努尔哈赤决定迁徙锦、义人民到辽河以东居住，又有一批人奔入了深山。
后金军占领广宁以后的四个月，广宁东南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今辽宁省锦县东北“石山”）仍然有军民数千
不肯归降。最初据守十三山的义民有四万多人，其他山城如前寺山、查角山、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
双堡、十官儿屯等，合起来约有十万多人，统由辽地大侠杨山领导。大额驸李永芳率兵前去攻打，先后杀了五
、六百人，而抗金义民仍然占据山头，拚命抵抗，后金无法清剿。起义的辽民不断地向明军呼救［16］，但是
，由于明经略王在晋等人不肯相助，在当年九月，终于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给镇压下去了。
辽民的抗金斗争除了大城市的暴动和占山据守以外，还有的逃入关内、占据海岛、渡海进入登莱或渡江寄
居朝鲜王国等。当努尔哈赤挥军向辽河东西挺进的时候，辽民闻讯便逃不愿归顺。沈阳城刚一失守，辽阳以北
的居民都逃遁一空，路途人烟断绝。前后拥入关内的辽民以百万计，先后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的有数十万人。浮
海入岛散居在长山岛的也以万计，皮岛（今鸭绿江口东朝鲜湾椴岛）有三万人，广鹿岛、石城岛、鹿岛都以数
千计，獐子岛等以数百计，浮海入岛的共多达数十万。跑到登莱的人数也不少，除了由登莱巡抚陶郎先安插耕
田的以外，编入水师的就多达三万之众［17］。
这些情况表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采取的掠夺民财，强逼辽民剃发和屠杀政策，引起了辽民的强
烈反杭和逃亡，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安。这一个时期的抗金斗争特点是以城市暴动为主，多
采取公开的、武装对抗的形式。争夺的中心多在辽南四卫，而反金的波涛已经席卷了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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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一章。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辽阳调的八千兵，就是同书十月条所载的“鱼皮达子万余人”，参见《
全边略记》卷1。
［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21。
［9］傅国：《辽广实录》卷下载：“奴之屠铁山也，怒我人心之西向。”
［10］《满文老档·太祖》卷24，卷2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满文老档·太协卷26。
［12］《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清太宗实录》卷25。
［1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6］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17］《明熹宗实录》卷72，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各种矛盾的激化
二、各种矛盾的激化
面对城乡辽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浪潮，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与汉族的降官相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共同镇压辽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镇江人民的暴动，努尔哈赤虽然下令，照顾一下汉族人民的感情，作些政策性的让步，谁许老年汉族人可以暂时不剃发，企图缓和民族矛盾，但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解的程度了。努尔哈赤多次派兵屠杀镇江、复州人民，并先后俘虏各地辽民多达数万人。这种做法使满汉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迫使辽民的反抗斗争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起来。
辽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当后金军与女真军户移进辽东的时候，汉族人民暗中的反抗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经常投放毒药，毒杀女真人。此类谋害案件层出不穷，给后金奴隶主们在辽东立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努尔哈赤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人将毒药投入水中、猪肉、盐、粮食等各种食物中。努尔哈赤虽然多次下令防范，却毫无效果。当年五月，在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的时候，就有八名汉人把毒药投入井内，显然，是为了毒死努尔哈赤。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汉民的殊死反抗，十分气恼。他下书给众贝勒、大臣说：各处汉人毒杀我们女真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有的汉人假意与女真人结交，把我们女真人引到家中杀了。有的汉人不耕田，却结伙掠夺，常常劫杀路人，抢掠牛、马，杀掉分吃［1］。
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深入和广泛的发展，从反抗的规模上也看得出来。最初辽民的反抗斗争，多是此起彼伏。其中以镇江、复州、铁山等城镇的暴动为主，乡村的反抗规模较小。进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民抗金斗争已经势如潮涌，城镇暴动普遍地出现了。先后有古城、马前寨（今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子公社马前村）、镇江、长山岛、双山（今辽宁省阜新县阜新镇一西南“双山堡”）、岫岩、复州、平顶山（今辽阳市东“平顶山”）、耀州、鞍山、海州、金州、首山（今辽阳市南“首山”）、彰义站（今沈阳市西南“彰驿站”）及其诸城周围的各堡汉人，通过明廷派来的所谓“奸细”与明军联系，准备棍棒，伺机举事［2］。在城镇普遍暴动的同时，乡村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辽民的逃跑己经不是个别人的单独行动了，而是整村整村的居民串通起来，村村相结，户户相通。天启三年六月，后金佟参将管下有七个村子的汉人，集体逃走了。娘娘宫（今辽宁省复县复州西南娘娘宫）近地李游击管下有五个村子的人同时叛逃［3］。在城乡人民抗金的浪潮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形势不妙，终日忧心忡忡。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加上天灾，收成不佳，后金国内的“盗贼”兴起。努尔哈赤回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时候，深深地感到处理好汉族人民的事情，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他说：自从得了辽东以后，汉人多数不够安定，常常逃走或变作“奸细”，不肯勤于耕田［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以遇到这样长期、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明廷对辽东的统治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士绅的社会根基很深，在各个方面的社会联系都比较广泛，他们的策反能力是相当大的。努尔哈赤在南四卫设置四名汉人镇守官，结果，一名被辽民捉走了，其余的三个人先后反正，复归了明朝。明廷派入后金的策反人员几乎深入各处，他们时时鼓动辽民反金。拿复州来说，汉人将明廷派来的“好细”隐藏起来，一个大家族竟能藏匿四、五十个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叫苦说：这些入境的人员，汉人不抓，女真人怎么能够识别［5］？只有依靠汉官告密。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三月，岫岩的守备官乔邦奎，在毛文龙的“好细”策动下，想要叛金归明，后因事情泄漏，为他人告发，结果全族被诛灭［6］。后金进行残酷镇压，明廷竭力进行策反，后金极力争取明朝降官、败将和归顺的中小地主、官绅，以稳定统治，明廷则利用旧日的社会基础，破坏后金的统治，恢复往日的江山。这样，就造成了明廷与后金在辽东激烈、反复地争夺。
面对复杂的斗争局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了防止汉人投毒，规定凡是女真、汉人所设的店肆，一律写明店主家的姓名，立牌子开业。凡是女真人购买货物，必须说清卖主是谁。各官辖区以内，不许擅自放入可疑的行人，若不加以严查，擅自放入可疑的人，一经被他人发现或告发，就籍没户口，按“贼”对待。被捕捉的人令作阿哈［7］。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下令，无论是女真人或汉人，若是发现有游荡可疑的人，应当立即捕送官衙。被捕的人若是有妻室、儿女，都降为阿哈，赐给捕捉的人。被捕的人若是光棍，就赏给捕捉的人白银三两［8］。
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许窝藏逃人，见有身分不明，相貌可疑的人不许轻易放过，谁若是放过了，一旦被他人告发，就处以重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个别行动的女真人，常常在路上被人截杀，就下令：凡是外出有事，都要十个人结伙而行，少于十个人的不许外出。若是不遵守这个规定，少一个人罚银一两。若是有他人告发，就赏给告发的人银子一两［9］。
由于汉人逃叛不绝，努尔哈赤又规定：凡是与汉人合住的女真各户，都应察看汉人的善恶，行使监视的责任。夭启三年九月，女真牛录领催布兰珠，对合住的李维龙不尽心监视，使李维龙全家逃走。努尔哈赤决定罢去布兰珠的官职，命他坐在衙门，惩罚他三天［10］。
为了防止汉人手持武器杀害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天启三年四月六日，下令收缴汉人的武器，凡是汉人家有弓箭、腰刀、枪、铳等武器的，限令在二十夭以内，送到所辖各官驻地。过期不送，并为他人告发的，处以重罪［11］。凡是汉族工匠所制造的箭、腰刀、枪等兵器，以十日为限，一律停止出售，若是十天以后，仍然擅自出售的，买卖双方同时治罪［12］。命令下达以后刚刚一个星期，后金奴隶主集团觉得此令把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了。所以四月十三日，又由都堂改正说：凡是汉人所制造的武器，只许卖给女真人，不许卖给汉人［13］。对于这些限令，若是不肯遵守被他人告发了，假如告发的人是阿哈，立即转为户主。若告发的人是诸申，立即晋升为守备官［1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晋职封官或重赏等办法，实行告叛制度。这虽然对于维护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天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面山人民将要逃叛，有两个人前来告发。努尔哈赤令两名告叛者各任守备之官［15］。同年六月，告发青苔峪、岫岩等地人将要逃走的魏秀才，也被晋升为守备官，并赏给他银子五十两及大蟒缎衣、大凉帽等物［16］。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巩固在辽东的统治，然而，在毛文龙部队的袭击，内部人民的反抗下，逃叛等事件仍然相继不绝。为了便于捉拿逃叛，渡过困难时期，他下令实行警报制度。因为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叛民”的谷物。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奸细”的证据。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
经过量谷普查，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既摸清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存谷情况，又暂时解决了一些缺少谷物户的困难。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于那些划入没有谷物的户，努尔哈赤完全采取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他命令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各路大臣，凡是有谷物的户都给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产。凡是无谷物的户，一律收捕起来，将各户的男子列名上报，都贬斥为包衣阿哈（即booi
aha，汉译“家奴”之意）［21］。这种穷民之财，逼迫汉民为阿哈的作法，进一步激化了辽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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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满文老档·太祖》卷5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54,卷48。
［7］［8］［9］《满文老档·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59。
［12］［13］《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8］《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2,卷47。
［20］《满文老档·太祖》卷56。
［21］《满文老档·太祖》卷60,卷61。
社会危机的加深
三、社会危机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和女真军户拥入辽沈地区，被汉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起来。这时，在人口、兵力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汉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对于努尔哈赤的兵力和统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只靠后金原有的兵力和统治力量是难以应付出现的新问题的，因此，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以后，首先进行扩军。决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又正式规定招收汉丁入伍的办法，即没有急事时，凡是汉人每二十个丁抽调一人当兵，有急事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用大批的汉兵与少数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征税、纳赋、查奸、告叛等，无不求助于汉民、汉官。因为女真官员不通汉语，人数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于汉官、汉民就难于维护统治。
当时，刘兴祚，李永芳、佟养性、石廷柱、孙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汉族官吏，先后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奴隶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汉官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维护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兴祚（又名爱塔），是辽南四卫中很有影响的汉官。在南四卫动荡时期，他坐镇金州、盖州和复州，因为南四卫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所以在一段时期，及时地征收谷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战粮饷［2］。他擒奸捉叛，无不奋力当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汉人送鸡、鹅、鸭等给努尔哈赤，极力巴结新汗。因此，颇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从游击官晋升为参将［4］，后又提升为副将［5］。额驸李永芳、佟养性都是明朝的降将。初期，努尔哈赤对于这两个人十分器重，凡是有关于汉人的事，一般都委托给他们处理。他们不负新汗所望，起到了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尽力为新汗效劳，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对辽东汉民的统洽。大额驸李永芳曾多次统兵镇压复州、镇江人民的起义，杀死不肯归顺的汉人男子，抢掠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大写劝降书［7］。有时还积极献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请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即一路出击，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众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明廷各个城镇派出侦探，让自己的女婿武长春打入北京，窥测消息，了解军情［9］，又策动广宁游击孙得功投降，结果广宁城未战而下。汉官李永芳等为后金创基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重用汉官方面颇有卓见的具体表现。
然而，努尔哈赤终究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进入辽沈以后，在汉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诸申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冲击下，当人民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以后，尤其是当汉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产停滞、流民充斥社会等诸种现象，使努尔哈赤不能平静。他怀疑实行“养育汉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适。结果，四处派兵镇压汉民反抗。他告诫女真人不要与汉人结交朋友，不许进人汉人的家。他惊呼，复州汉人没有与女真人共存之心［10］，并叮嘱众大臣，不要轻信汉族人，哪怕原来投靠过来的汉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金开始了对辽河东西汉族居民的大迁徙。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最初鉴于辽南沿海的汉人与明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许多“奸细”，致使汉人反叛、逃亡相继不绝。为了隔断这种联系，他命令迁徙沿海居民到内地来。接着他又将河西的居民迁到河东，河东的居民迁到河西，使各处的居民互换居住地或迁入女真地区等。迁徙汉民成了后金奴隶主集团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迁移汉民是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开始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派遣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率领三千兵，收取从辽阳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顺、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万人［12］，向北迁移。同年十一月，又迁移凤凰城、镇江、汤山、镇东堡（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镇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萨尔浒城，迁移清河城人到双山堡。新城（今沈阳市北新城子）人迁移到碱场、一堵墙堡。以孤山堡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毁。叆河堡人迁移到萨尔浒城。中固城、双山堡人迁移到青苔峪、岫岩城。天启二年二月，又迁移右屯卫人到复州、金州。义州人迁移到盖州。锦州人迁移到岫岩、青苔峪、析木城。广宁等四卫人迁居到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等地。白土厂（今阜新县东南）、石河等地两万多居民迁移到广宁。魏家岭（今阜新市南“魏家岭）、双台二堡一万五千户迁到广宁。河西的其他居民迁往辽南四卫。娘娘宫的居民迁到海州、耀州、牛庄［13］一带。
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辽地汉民的大迁徙来看，目的和社会后果都是清楚的。他从不相信汉民的思想出发，企图割断汉族人民旧有居民的乡土关系，使他们互不联属。这诚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说的，恐怕没有罪的人长期住下去也会生乱，才令他们迁徙［14］。被逼迁移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主动迁徙以外，多数人是不肯搬迁的。所以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夭启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红旗岭的居民廖仁常，主动率领三百五十个男丁及其家属迁居，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授廖仁常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优惠的待遇，准许三年不纳贡赋［15］，而绝大多数不愿意迁徙的汉民，努尔哈赤就派大兵进行驱赶。在驱赶时，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毁，男子不许携带财产，女子不许缠足，长途跋涉，造成老幼死于道路，尸抛荒野的悲惨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产被掠夺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为阿哈［16］。这个政策使广大的辽民背并离乡，倾家荡产，增加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后金社会的动乱，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移民政策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它打击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动了辽河东西各个社会阶层。从天启元年大移民、大迁徙以后，辽民无论是贫是富都要迁移，富有的家庭多田土、多财产，既不易于搬动，也不愿意远徙，他们常常被列入被驱赶之户。一旦被赶，猪、马、牛等家产，一律归公。最富裕的户到了新的地方，也只是按照规定，十五口之家给两匹马、两头牛、两头驴。贫穷的户，十口之家，只给一头牛、一头驴。更贫的户，十个男丁仅给一匹马［17］。原有的耕地，按照牛录被重新均分，原有的地主失去了田园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变为自食其力，耕作在田的农人了。从努尔哈赤迁移人口的地区来看，凡是辽河东西的居民几乎全部被牵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最初在辽民中推行的“各守旧业”的政策，深深地触动了明朝在辽东的封建势力的根基。那些在后金刚刚进入辽沈的时候，按“各守旧业”的政策，庆幸保住田园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汉族官吏，还能在辽民的抗金波涛中，静坐两端，苟且偷生。如今，他们失掉了往昔的一切，变成了赤贫户。他们愤怒了，相继投入抗金的波涛中去。这就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社会村村相通，户户相结，集体逃跑、暴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和社会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从城镇到乡间，处处都燃起了反抗的怒火。面对这一切，努尔哈赤完全把责任推到以李永芳、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和汉民的身上。事实上，正是由努尔哈赤政策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任用汉官的目的是让他们私查暗访，告密捉好，加强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然而，辽民日益激烈的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对于汉官他疑心重重。夭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对李永芳、佟养性等人，公开指责他们与河西的明人有勾结，故意损害他的事业，表示今后不再相信他们［18］。努尔哈赤还严厉指责汉官贪贿，擅自索取属下人民的财物，包庇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不肯检举、查获他们［19］。天启三年五月，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李永芳情况不明，误认是传言。后来证实果然有其事，努尔哈赤便愤怒异常。他下书给李永芳，大加斥责。书中说：李永芳！念你在抚顺的时候，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才把我们金女的身子许配给你，上天保佑我有了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得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蒙古等地。李永芳！你不相信吗？你每每念记明帝可以长久存在，认为我只是暂时的。辽东汉人叛乱的事，来书举发不绝，我都收查在案。你的谰言耽误我的大事。汉人投入明境的时候，你高兴，被我发觉后杀了，不顺你的心意。你若是诚心不苦累我兵，不劳苦我国人民，就要管好你任内的事，平定逃叛。如果那样，就算我的过错，你的谰言为对。你轻视我，然而，我听说你们汉人的刘邦曾经作过淮下吏，老天保佑他做了皇帝。宋太祖是个市井无赖之徒，也做了皇帝，传国数世。朱元璋没有父母，孤独乞食，投在郭元帅（郭子兴）帐下干事，也做了皇帝，传了十三、四世。你虽然思念明朝，可是，天示异兆，明国将亡，你能阻止吗？你目中没有我这个养父，但你是我家的女婿，这件事，蒙古人，明人，朝鲜人都知道。今天考虑到若是判你的罪，他国的人会嘲笑我，也会嘲笑你，所以不判你的罪，默默地了结此事。我这些话，都是发自胸中的愤恨啊［20］！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信任汉官的结果，使一部分本来就不积极做事的汉官，更不肯勤于职守了［21］。有的汉官在女真官吏的管辖下，地位卑微，似同阿哈，难于生活。他们暗中与明廷相通，或找机会悄悄地逃走了［22］。连镇守金州、复州、盖州的副将，一度效忠于努尔哈赤的刘爱塔也离心离德，想投靠明廷。天启三年初，刘爱塔曾经在大贝勒代善的红旗下，很不得志，连他的乘马、财物也被旗主贝勒夺去，受尽虐待，几乎不能活下去。因此，爱塔派遣部将金应奎到登州、蓬莱私通明朝官员，愿意以复州作为内应，投归明朝。明廷派遣总兵官沈有容，以舟师联合毛文龙所部，集结在海外，等待刘爱塔起事。在爱塔还没能开始进行起事，努尔哈赤已经侦知明朝的舟师到了海外，他恐怕金州有失，当即采取了措施，把沿海居民暂时移到复州。爱塔首次预谋献城归明的事受阻了。同年五月，刘爱塔又派人与明官约定，将要在六月二十日深夜献出复州城。后来，因为爱塔与部下的备官王丙有了矛盾，密谋之事被王丙告发了。努尔哈赤得报后，迅速调发大兵三万，包围了复州城，逮捕刘爱塔，对复州、金州两城进行屠城。辽南军民纷纷逃难，先后逃入朝鲜王国的难民多达十余万［23］。
由于女真官员语言不通，民情不熟，无法控制汉民，而汉官又不愿意也不敢认真去管理汉民，甚至有的完全不管，使汉民敢于集体逃走。留下的汉人也不肯从事生产，自愿变成流民，所以社会上到处乞食的流浪者日益增多。逃亡、杀掠、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加重了后金的社会的混乱。
天启四年，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后金境内，居民没有粮食吃，物价飞涨，社会日用品奇缺。谷物一升由白银一两，上涨到八两。一匹马由过去的十几两白银，上涨到三百两。一匹蟒缎由过去的四、五两银，猛涨到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两，相当于过去的四十倍到五十倍［24］。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盗贼兴起”，人相食的严重情况。社会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社会上出现严重动乱之后，大生杀机。屠杀的对象不仅是暴动的，无谷和少谷的汉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明朝革职官员、秀才，以及一切可疑的人。同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总兵官以下，守备官以上的八旗各级官员，到各城乡、村屯去甄别汉人。凡是在八贝勒家和一般女真家庭中服役的汉人都绑来盘查。让现任的汉族官员，将各自近亲的人领出来。被甄别出来的人口，即被怀疑的人均留在村中，最后，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大臣，统兵分路到各个村庄去，将留下的汉人，统统杀光。在这次血洗辽地的惨案中，无辜被杀的居民和秀才难以统计。事后清查，只有三百名秀才得以幸免［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汉民、汉官，并且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严重地挫伤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后金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北地区统一事业的进程［26］，当时的人就批评努尔哈赤犯了“多疑过杀”的错误，影响了后金的发展、壮大［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