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辽民采取编庄的管理办法，是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二月，当时由都堂下书给汉官石廷柱、刘爱塔等，命令他们将移户编庄，这些庄户有自己的家畜，分给田地，配给耕具［28］。庄户既然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说明他们不是被驱赶的户，也不是阿哈。因此，这种庄不是阿哈庄，是与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编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29］。
天启五年十月大屠杀以后，剩下的汉人都统一编庄，一庄由十三个男丁和七头牛组成。每个庄设立庄头两名，下属十一个人。庄上的人名、牲畜的颜色，都书写成文，送到都城。庄头本身移居到沈阳城，与牛录额真的家并住在一处。两个庄头轮番到庄上督促生产。每个庄给田百垧，二十垧作为公田，八十垧归庄户自己耕种自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编庄制，是辽东生产关系再次变革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编庄，民户的田土，都没收为后金统治集团所有，按庄重分。使原来明朝的封建依附农变成了满官属下的农奴［30］，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后金统治集团所有，庄丁所能有的只是八十垧自食的部分私有经济。另外的二十垧公有经济，其剥削量比“计丁授田”制下的三丁耕官田一垧加重了。从此，农奴性质的庄园制经济成为辽河东西主要的剥削形式。
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普遍出现，标明后金在辽河东西基本上已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那么，为什么要编庄呢？努尔哈赤说，是为了防止女真人对汉族人的“侵害”［31］，实际上，从庄园的特点来看，其组织形式来源于奴隶制的托克索。各庄分隶给备官以上，总兵官以下的各官，因此，这种庄园经济又带有领主的性质。然而，从备官到总兵官，对于这种农奴制庄园，只是具有暂时的管理和领有权，而不具有完全的占有权，最后的完全的占有权属于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所有权完全操在女真族贵族的手中。各个庄头移居在沈阳，受牛录额真的直接监视，目的在于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压迫和剥削［32］。
在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大批的汉族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农变成了农奴制下的庄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耕种在自己的或地主的土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而是在庄头棍棒的催促下进行生产［33］，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农奴制的农庄尽管具有封建的性质，但其剥削方式比辽东原有的封建租佃关系落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现象，是辽沈人民无法接受的。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比起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它将女真族社会推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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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34,卷39。
［2］［3］《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26。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3。
［6］［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9。
［8］《满文老档·太祖》卷3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10］《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54。
［1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12］《满文老档·太祖》卷25。
［13］《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7，卷36,卷38,卷55。
［14］［15］《满文老档·太祖》卷66,卷47。
［16］《满文老档·太祖》卷54载：驱赶之户、俘虏，“自猪以上，马、牛以下，皆从公”。同书卷43载，移户逃者“作俘为阿哈”，《明熹宗实录》卷1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8］《满文老档·太祖》卷32。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8。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51，卷32。
［22］《清太宗实录》卷17。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24］《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5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
［25］《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6］《清太宗实录》卷5载：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同书卷10载：“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2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载：努尔哈赤“性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
［28］《满文老档·太祖》卷36。
［29］移户是否全部编庄，编制如何，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待查。
［30］《清太宗实录》卷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2］《清太宗实录》卷16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于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33］《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四、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随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口逐渐的集中和增加，使八旗牛录制度最后形成。旗制初建的时候，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儿等担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列入。
八旗的旗主贝勒逐渐形成了八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夫命元年）以后，八家贝勒以地位、权势和功名的不同，形成为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个人，列为四大贝勒，又称为四大和硕贝勒［1］。最初，凡是朝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四大和硕贝勒议决，然后报给努尔哈赤审定。参加一般朝政的众贝勒为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阿巴泰、汤古岱、寨桑古等［2］。
八旗制度的完备，既表示了后金奴隶制国家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和最后确立，同时，也使后金社会逐渐地步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八旗制把后金人民分作八份，各属。旗。各旗旗主贝勒的地位相等，凡是有战争则以牛录摊派甲士，各旗几乎均等。战争结束了，贵重的财物，如金、银、帛等分给八家。建立农庄（即托克索），各旗不可你多我少，必须平均占有。从公家牧群取回来的猪，八家或各取二百头或各取一百头，派人外出采取珍珠、貂皮等土产，八家也得平均分配。在行政管理方面，设置官职各旗的数目也得完全相同，设立八个大臣，八个巴克什，十六大臣，四十个判官［3］，也都是按旗规定的数目。八大臣是每旗各一员，十六大臣是每旗各二员，四十个判官，是每旗各五员。每旗以旗主贝勒为首，设立一个衙门，合称为八衙门，甚至犯罪的人处以磔刑也要八分其尸，分别悬于八衙门之上。八家分治，年深日久则各成一体，旗主贝勒在旗内的权力很大，象一个国的君主一样。旗内的大小诸事都必须经旗主贝勒允许，才能进行。旗下的人想采取人参、捕貂、围猎，也必须先告诉旗主贝勒才能行动。行军作战，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如果违犯了，将处以重刑，甚至招来杀身之祸［4］。连旗下各户的女子许婚、出嫁也必须先问本旗的贝勒。
八旗制度下的各旗之间，界限十分严格，在一般情况下，互不相涉，泾渭分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蓝旗贝勒阿敏认为自己的弟弟寨桑古不可信，兄弟之间结怨很深。寨桑古衣、食等都受到旗主贝勒阿敏的刁难，生活上十分窘困。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去找红旗大贝勒代善和白旗四贝勒皇太极诉冤，以求得他们的救援和同情。代善、皇太极认为自己与阿敏皆为旗主贝勒，地位相同，恐怕引起诬告他旗旗主的嫌疑，不敢过问蓝旗的事务，竟对寨桑古的申诉不管［5］。
八旗因为各自独树一帜，在各个领域为各自权力、利益所驱使，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时时发生。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预感到在他死后，政局值得担忧了。于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正月十二日，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贝勒，对天发誓说：承蒙天父地母的保祐，我与强敌明国进行抗争，已经统一了辉发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又得了明国的抚顺城、清河城、开原城、铁岭城，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现在我的子孙中有不善良的人，天可以令他灭亡，但不宜由我来动刑，以开杀戮之端。哪个人残忍，老天自然知道，一定会夺去他的谋算。有想作乱的人，老天要开导他的愚顽。今天莪恳乞神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咎既往，惟鉴将来［6］。在这里，努尔哈赤的乞天祝辞，大有追悔过去，以求将来的意思。实际上，他虽然是对天的乞求，恰好表明八家之间，不善的人，残忍的人，作乱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反映了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切给人以社会危机四伏和努尔哈赤内心忐忑不安的感觉。
八家共治国政是八旗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八大旗主贝勒在经济、政治领域长期较量而又无法独树一帜的结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训诫诸贝勒的时候，讲出了八家产生的经济原因。他说：过去我的祖宗六个人，与栋鄂部、王甲（完颜）部、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蒙古等，各部都贪取财货，肆行私曲，不肯崇尚忠直。在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彼此戕害，以致于最后都败亡了。这些过去的往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我以这些往事作为前车之鉴，告诫八家。凡是得了一件财物，由八家平均分配，不可由一家私取。要聘娶民间的美女，索用民间的良马，可以破格赏给。战争当中得了财物，不可一家私自隐匿，都必须做到重义轻财。凡是兄弟间哪个人有了过错，都要竭力地进行谏止，不可姑息养奸，彼此要有共事的心胸［7］。努尔哈赤以古论今，表明八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争夺已经发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立嗣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本来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是早有打算的，但事事不从人愿，弄得他几次自立自废，最后不得不采取八贝勒共理国政的办法，但他们却难于同舟共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即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统兵灭掉了乌拉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是他决定立长子褚英继承汗位，将国中的财产分给诸子。由于褚英、代善为元妃佟佳氏所生，在分财产时，优于庶母所生的诸弟。每个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八百，白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但是，长子褚英心地褊狭，对于手下的四个弟弟和五大臣进行百般刁难，又预谋等待汗父死后，夺取诸弟的财产。努尔哈赤对褚英进行了多次的教育，并命令他的亲弟代善辅佐他，共同管理国事。然而，褚英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的时候，曾暗中对天焚香，诅咒其父，希望他死在疆场上，不再归还，甚至还想阻止努尔哈赤征伐后回城。褚英的主张是反对四处征讨，应当及早罢兵［8］。与努尔哈赤的积极主战的意见相反，因此与长子的矛盾很难调解。于是，同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将长子褚英囚禁起来，首次立嗣就这样被废掉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赐死长子褚英后，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同时，又许诺说：待我身殁以后，我的幼子、大福金（系指乌拉贝勒满泰女，名叫阿巴亥）都令大阿哥代善负责照应。因此，代善较长时期协助努尔哈赤处理政务［9］。可是，代善只是一名武将，才气平庸，除了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多立战功以外，在抚民理政，处置争端等方面，怀有私心，不能公平处理，以致使努尔哈赤心中不快。尤其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常与汗父发生争执。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起兵的那一天起，就积极主战，想以征战平定天下，以武力治理国家，而且是独断专行。长子褚英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力主停战罢兵。大贝勒代善虽然不象褚英那样坚决主张停战休兵，但有时也颇有主和弃战的倾向，尤其是对朝鲜王国的主和态度比较明显，他多次力劝努尔哈赤不要树敌过多。萨尔浒大战以后，大贝勒代善在东部战场上与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等对天盟誓，把朝鲜王国的兵、将都带进了赫图阿拉。姜宏立、金景瑞两帅，因为会见努尔哈赤时，只“行揖”而不跪，努尔哈赤大为震怒，要杀朝鲜王国的降卒。大贝勒代善极力争执，要求汗父信守对天盟誓，指出要杀朝鲜王国的士卒，是欺天不义的行为。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发生朝鲜王国士卒强奸了妇女的事件，努尔哈赤又想借故杀害朝鲜王国的士卒。大贝勒代善得知后再次力争。努尔哈赤不听，结果有四、五百朝鲜王国的士卒被杀。代善对此十分气愤地说：悔不如当初盟誓以后，将朝鲜王国的士卒直接送出国界了［10］。
天启元年初，后金备战完毕，是进军辽沈还是先攻打朝鲜王国，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朝鲜王国是战是和，争论十分激烈。大贝勒代善、侍卫达尔汉两人极力主和，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坚决主战。努尔哈赤迫于辽沈形势，不得不同意代善的意见，采取暂时与朝鲜王国讲和，先攻辽沈的方针［11］。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在对朝鲜王国的战和，及对朝鲜王国士卒的杀留等重大问题上，曾经多次发生冲突。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连续发生了几起更加不愉快的事件。有一天，努尔哈赤的小福金泰恩察，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大福金（即阿巴亥）曾经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饭，代善都收下吃了，送给四贝勒皇太极的，虽然接受了，但没有吃。泰恩察又说：还有一天，大福金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代善家里议事。有一次大福金还在夜间出去两、三次。努尔哈赤听了，觉得大福金的行为可疑，就指派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孟阿图四位大臣，询问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结果证实确有其事。当众贝勒、大臣聚在努尔哈赤家中吃饭和议事时，大福金常身缀珍珠，盛装打扮出来，与大贝勒代善眉来眼去。对此众贝勒、大臣都有所察觉。因为怕大贝勒代善和大福金，在汗的面前都闭口不谈。这是努尔哈赤父子之间一件家丑。努尔哈赤自然对大贝勒代善心怀不满。
当后金决定从界藩城迁到萨尔浒城的时候，努尔哈赤先到萨尔浒城作了视察，指定了众贝勒建宅的地址。当各家的房屋基本上修筑完工后，发现大贝勒代善及其长子岳托的住宅修建的既宽绰又华丽，比汗的宫室还好。众贝勒建议汗父迁居到大贝勒的新宅去。努尔哈赤听了以后，也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见大贝勒代善的居宅果然不错，于是与众贝勒共同议定：大贝勒迁居汗宫，汗迁住岳托的宅院，以大贝勒的新居作为众贝勒欢宴、集会的大衙门。大贝勒代善以汗宫狭窄，不愿意迁入，但又没有勇气当汗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暗令贝勒阿敏向努尔哈赤请求新宅。努尔哈赤无可奈何，不得不退出岳托的宅院，重新迁回汗宫，满足大贝勒代善的要求［12］。
大贝勒代善的种种行为，招致努尔哈赤极大的不满。因此，在汗位的继承问题上，努尔哈赤从根本方面发生了动摇。一段时期，努尔哈赤有意重用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前几个儿子中唯一用心读书、识字的人，有智谋，作战勇敢，善于运用权术。同时，又是努尔哈赤的爱妃叶赫纳拉氏所生，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在对朝鲜王国的和、战及其士卒的杀留等问题上，争论虽然常常发生在皇太极与代善之间，但皇太极的思想与大贝勒代善相比，更接近于努尔哈赤。因此，厌恶次子喜欢八子，由谁继承汗位，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明确了。
如何以弟代兄，令皇太极继承汗位，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在后金的社会上，虽然人们都称道皇太极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贝勒，但是，由于努尔哈赤长期进行征战，广大的女真族人民希望有个和平的日子过。人们普遍认为，比较起来代善对于国内人民不嗜杀戮，凡是被判罪的人，在行刑时，他总是多方面地设法营救。民众都因代善宽宥，深得民心。同时，自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以后的八、九年中，努尔哈赤有令代善执政的言行，所以一般的女真族人都认为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执政［13］。
由于皇太极在诸子中才智较强，又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所以他的兵权越来越重，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兄弟争权，“位次相逼”，猜忌渐深［14］。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他们之间不和已经明显了。皇大极在努尔哈赤的面前，处处都想胜大阿哥一筹，方肯罢休。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西部战争刚一结束，大贝勒代善请命于努尔哈赤，不辞辛苦地转向东部战场。皇太极生怕长兄抢了头功，不顾努尔哈赤的多方劝阻，疾驰东去，终于抢战于大贝勒之前，冲上阿布达哩岗，打败了刘綎军，得到了东部战场决战的功劳。
努尔哈赤谋划如何收回代善继嗣的成命，能扭转民心所向，又不失信于民，只有在暗中对代善地位进行巧妙的否定。于是，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有意率领诸贝勒对天盟誓。同年二月，努尔哈赤又下令四大贝勒（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别执政，即“按月分值”，将国内的一切政务，总归值月贝勒全面掌管，四个人轮番坐庄［15］。这些事表面上处理得比较周全，实际上，他否定了大贝勒代善原有的执政地位，以四分其权。在此以前，努尔哈赤的大福金阿巴亥为什么专给大贝勒代善、皇太极送饭？又为什么对代善稍微看重一点，同时也顾及一下皇太极，就是她摸到了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犹疑于二子之间的意向。从问题的实质上来说，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只是努尔哈赤为改换继嗣人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天启元年九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弃代善立皇太极心意已溢于言表了。有一天，努尔哈赤与他的从弟、近身侍卫阿敦阿哥坐在堂上，他悄悄地探问阿敦说，以你所见，我的诸子中哪一个可以代我执政？小心谨慎的阿敦微笑着说：知子者莫如其父，他人谁敢多嘴。努尔哈赤示意，说说没有笨系。阿敦又隐讳地说：当然是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听后面带笑容，会意地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八子皇太极是也”。
然而，就在努尔哈赤与阿敦密谈的前后，皇太极已经施展手段，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笼络在自己的周围了。他对大贝勒代善早已怀恨在心，曾密谋，欲乘机“潜弑”大阿哥，取而代之。这件事恰巧又被机敏的阿敦知道了。有一天，阿敦见势不妙，便秘密地告诉了大贝勒代善。他说：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要杀你，事情已经很紧迫了，你要早早地防备才是。谁知道大贝勒代善一向庸懦无能，听了叔父阿敦的警告，不去设法对付，而是大惊失色，畏惧万端，竟哭泣着跑到努尔哈赤的面前去求救，把阿敦的话全部禀告了汗父，同时也将叔父阿敦给出卖了［16］。努尔哈赤早已忌恨阿敦才能出众，足智多谋，恐怕成为身后之患，便乘机以离间诸子关系为名，把阿敦给囚禁起来，掩盖了诸子内部的权力之争，暂时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从此以后，努尔哈赤的继嗣问题，竟弄得骑虎难下，更加复杂化了。对于代善、皇太极哪个来接替自己，执掌权柄，态度又犹疑不决，莫知所从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子集会。当时，后金军已经占据了广宁，辽河东西，辽南辽北人民起义接连不断，事情颇多。明廷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布满战争的烟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贵族内部自顾不暇。八旗中各旗势力、地位相当，而又面对六十三岁高龄的汗父，由谁来继嗣的问题八个贝勒都在关心，这是关系到后金的前途和存亡的大事，都想看努尔哈赤如何最后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申明了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道理。
努尔哈赤说，继我作为君主的人，不应是盛气凌人的人，因为这种人以力自诩。一个人的见解怎么能比得上众人呢？你们八人是八个王，若是八王共同计议，国家就可以无失了。要选择不拒绝八王共议的人，继为国君。若国君不听大家的意见，不实行善政，就可更换他，再选择不拒绝大家意见的贤良的人。更换国君的时候，若是被更换的人不高兴而有怨恨的表示，那就不能听从坏人的意思去依顺他，而必须更换。
你们八王当中，在治理国政的时候，若是一个人有好办法提出来，另外的七个人应当加以发挥。若是自己不能有所得，而又不能发挥他人的意思，只徒缄默不语，那就应当更换人。
若是八王当中有一个人有事外出，应当一事先由众议而行，大家没有议就不要行动。若是八王集会推任国主时，一、二个人不要集会，待众人都来了以后，共同商议国政，处理各项事务。祭祀家内神，祭天等诸事也应当告诉众人而后行动。
八王计议以后，设女真大臣八人，汉人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设女真理事官八人，汉人理事官八人，蒙古理事官八人。众理事官审理后，转告众大臣。众大臣拟定以后，再上奏给八王。八王最后审定所拟定的罪刑。
八王必须贬斥奸诡的人，进举忠直的人。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人，汉族巴克什八人，蒙古族巴克什八人。
国主在一个月以内，于初五、二十两次升殿，接见臣下，处理政务。新年初一这一天，向堂子众神、众叔兄叩头。然后，坐在汗的宝座上，与众叔兄齐坐在一处，接受国人的叩拜。
若是固山与固山之间发生了争吵，不经过八固山贝勒众人审理，不得单独向国主入告，若是独自上告，必然发生争执。经过众人审理以后，再报告国主，就没有怨言了。贝勒本身若是要求娱乐、放鹰、行围，不经过八王众议也不可擅自行动。
弟兄之间，相互怨恨的时候，可以当面说清，若是当面隐瞒不说，背后乱讲，那就是怀有邪恶之心，众人将判他的罪。
除了汗父所定的八分以外，如果谁若另有隐藏，贪取财物，那就按照规定：若是隐匿一次，应当革去一次应该分得的财物。若是隐匿两次，应当革去两次应当分得的财物。若是三次隐匿财物，就永远革去他应该分得的财物。
若是不肯牢记汗父的教诲之言，不肯听取诸兄弟规劝的话，经常行为悖逆，若是初犯进行课罚，再次违犯夺取所属之民，假若夺了属民，能够匡正其身，有所悔改，那就没事了。若是不肯悔改，并且以此起怨恨之心，大发雷霆，那可以不杀你，把你逮捕起来，关在牢里。
若是不肯接受汗父的教诲，行为违背，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厌弃你，那时祸必临头，寿命不长，必然中途而死。若是牢记汗父的教悔之言，不予违背，正直重义，那时，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保佑你益年延寿，世代永存［1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八王共同治理国家大政规定了具体而又重要的条款。第二年，又给八王的身边，每个人都配上一个大臣，共计八大臣，以便观察其心，看他们是否以公心处事［18］。然而，八王既然是八旗制度的产物，只要国家体制不从根本方面改变，努尔哈赤八家共同治国的政策，就只能是以汗父的健在为前提。因为八王即使按照共同治国的方案行事，也必须选择一个汗出来，而汗是天之子，是诸贝勒、大臣之父，总归处于君上的地位。八王，尤其是四大和硕贝勒，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遵守共同治理国政的规定，而是时刻都觊觎君父的地位，升坐汗位。在这个觊觎中，八子皇太极总是处于主攻的地位。皇太极不仅与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且也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相互交结。为此，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曾经严厉地训斥第四贝勒皇太极，批评他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三个人的来往密切，不顾父兄之情，做“谗恶”的事，并教育皇太极处事要公平，要宽宏待人，对于诸位兄长要敬慕。足见，皇太极在积极施展权术，笼络众贝勒，试图谋求汗位。因此，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他说：惟独你超过他人，不顾诸兄，难道以你坐汗位吗？诸贝勒集于衙门离去的时候，你要是送诸兄，诸兄的子弟再送你到家，这才是正礼。你不曾主动地送诸兄回家，诸兄的子弟反而送你，你为什么默然的接受，是只有你贤能吗［19］？努尔哈赤这时对于八子皇太极的严厉批评，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爱皇太极，又恨他“妄行傲慢”，但努尔哈赤的死后正是由这位“心存骄傲”的皇太极掌握了大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从此只是流于形式，使国事更难办了，八家相互之间“事事掣肘”［20］，皇太极仅仅执政几年，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就名实具亡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政策，从渊源来说，是沿袭女真社会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的旧习，它不适合后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客观发展需要，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封建君主制的需要，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制度。在努尔哈赤健在的时候，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是个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是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政，都由汗的一句话而定。只是八家分隶，造成了分治的社会基础。努尔哈赤死后，八家共同治国必然导致八分其势。这种发展趋势违背了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当时的人曾批评这种制度是不适宜的，是“狃着故习”［21］，有损于统一事业。
天启五年三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召集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议，提出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去。众贝勒、大臣都很有顾虑，他们认为：东京城是新筑的宫廷、殿阁，居民的房屋还没有修竣，为什么又想迁都。目前粮食不济，频繁地兴工，劳役太重，恐怕过于劳苦人民。众贝勒、大臣对于再行迁都，都有点畏难情绪。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见大家如此，便具体地分析了沈阳城地理位置的重要，他指出了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在经济方面说，浑河上游通苏克苏浒河，河源的两岸，森林茂盛，砍伐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不可胜用。如果想要游猎，沈阳城近地有山，而且多兽，河水中鱼虾等可以兼收并得，很有经济价值。就军事方面来说，沈阳城四通八达，西征明国可以从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渡过辽河，路直而且很近。如果北讨蒙古，不要两、三天就可以到达。南伐朝鲜可从清河路出师，实为方便。实际上，努尔哈赤早就说过，辽阳城距离海口太近，恐怕明军从海上袭击，作为都城不大安全。另外，当时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要想西进攻取明朝山海关外的各个城池，不安抚蒙古各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迁都沈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客观发展的需要。于是，天启五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从辽阳向沈阳进发，初四日到达沈阳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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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19载：“bosoi
beile”译为“和硕贝勒”。Bosoi（和硕）系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方角。这里指仅次于汗（han）的旗主贝勒（即gusai ejen
beile），沿袭到后来，演变为一等爵。参见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3。
［2］《武录》卷3，《清太宗实录》卷3。
［3］《满文老档·太祖》卷10，卷18，卷55,卷44。
［4］《满文老档·太祖》卷17。
［5］《满文老档·太祖》卷l6。
［6］《武录》卷4。
［7］《武录》卷4。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上载：“长子洪把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9］《满文老档·太祖》卷14,福金（fujin）即夫人。
［1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14。
［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满文老档·太祖》卷14。
［1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5。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8。
［15］《清太宗实录》卷5。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
［17］［18］《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0］《胡贡明五进狂曹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1］《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载：“皇上…不知遵法先王，每出己见，故事多犹豫，有做一头，丢一头，朝更夕改，有始无终。且必狃着故习，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如此三分四陆，如此十羊九牧。总藉此强兵，进了山海关，得了中原，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2］《满文老档·太祖》卷64，《武录》卷4。
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