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圣谕……袁崇焕血书示众，将士协心筹运，师中调度有法，满桂等捍御孤城，矢心奋勇。”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
［2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揭称：“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
［2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二章载：“崇焕此时守城，其确以为可恃者，葡国新输入之多数巨炮及善于施放火器之闽卒。”
［25］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载：“十一月壬午，谕曰，我军年来皆怯于攻城，同书天聪六年又载：“自征明国以来……然我常有惧心，盖彼战阵时晓习法律故……”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三章载：“太祖之宁远败绩，已有末路之势。”
［2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4载：“奴酋死后，第四子……分咐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优，后犯山海关、宁远等城云。”
［28］《明熹宗实录》卷62，卷6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载：“袁崇焕将逃局打破”，“……中外倚之……倘肯左提右携，奇正互用，何难制奴之死命。”
［29］《清太宗实录》卷2载：“去岁我由宁远旋师。喀尔喀妄料我军尽殁，专意助明，移师相逼。我遣科尔沁之使臣，复屡被截劫。”
［30］《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奴贼逆天犯关，大败而走，……小邦闻来，不胜喜幸。”同书卷12载：毛都督“既以领兵出边为言，则在我之道不可坐观而已，臣请（张晚）进住黄平之间，随事接应，令副使尹暄箭往安定等地，以便指挥诸将接济粮饷。”
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四、总结一生，与世长辞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身负重伤，败阵而归，内心实在难于平静，养伤三十多天，真是烦恼极了。他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也大生怀疑，深深地陷于自我反省之中。他时而想治国是否有误，体察民情是否有失，用人是否得当。时而又考虑诸子哪个可以继嗣，周围各国的情形。诸种问题一时都拥上了心头，使他终日心神不宁。又过了三十多天，努尔哈赤决定先发兵讨伐蒙古，以振军威，然后再安置继嗣，料理身后的事。
蒙古是后金征伐明王朝的身后之患。努尔哈赤决定先打击喀尔喀各部，以除后顾之忧。在喀尔喀各部中，抗金态度最坚决的是巴林部的囊奴克。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在伤势稍好之后，便亲自统率诸贝勒、大臣出征蒙古。初五日，大兵到了十方寺，渡过辽河安营扎寨。初七日，分兵八路向囊奴克驻牧的地方扑去。
皇太极、阿敏、阿济格、硕托等贝勒，率领前锋部队，猝然到了囊奴克寨。囊奴克事先不知道消息，没有准备，临时匆忙率领少数亲兵逃走。后金兵随后猛追。囊奴克竭力打马奔驰，还是摆脱不掉追兵，他只好且战且走。不意皇太极率领本部兵绕道转到囊奴克的身后，突然放箭，囊奴克中箭落马。努尔哈赤率领后继大军包围了囊奴克寨，将牲畜、财物全部夺来。
本月初九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和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硕托、萨哈廉等，率领精骑兵一万，向西喇木伦河一带进军，把所遇到的各部蒙古的人、畜、财物全部掠来。同时，努尔哈赤还命令莽古尔泰与八旗诸将统率两千轻骑随后增援，也到了西喇木伦河，将掠到的牲畜都驱赶回努尔哈赤的大营。
努尔哈赤统率大军，经过半个多月的征讨，胜利回师了。在后金的兵威之下，五月初，原古尔布什的属下，喀尔喀巴林部的首领拉班塔布囊和他的弟弟得尔格，率领一百多户前来投靠后金。
这次后金出兵，共得蒙古的牲畜、人口五万六千五百多，其他财物分别等级，分赏给诸位将领和兵士。努尔哈赤这次出兵蒙古，既挽回了宁远败兵的名声，重振了军威，也补充了财力方面的亏空，把喀尔喀部基本上收服了，除掉了对明战争的部分牵制。
天启六年，科尔沁诸贝勒的大首领鄂巴台吉，乘后金出兵囊奴克牧地，兵踏西喇禾伦，大获全胜的机会，于五月十六日，前来朝拜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后金对他前来朝拜十分重视，派遣和硕贝勒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远迎至中固城，设大宴款待。一路上双方共设大宴三次。二十一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沈阳城十里，设立大帐，盛情亲迎。鄂巴入帐叩拜努尔哈赤，互相赠送礼物后，被迎入沈阳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每日宴请鄂巴，并以图伦的女儿敦哲配给鄂巴为妻，招为额驸。努尔哈赤与鄂巴各自对天盟誓，表示永敦和好。六月初七日，努尔哈赤赐给鄂巴以汗号，名为土谢图汗。鄂巴的哥哥图梅为岱达尔汗，弟弟布尔塔齐为扎萨克图都棱，和尔和岱为青卓礼克图。又各赐予盔甲、衣服、银器、雕鞍、缎、帛等。初十日，鄂巴起程回科尔沁，努尔哈赤长途相送，直到沈阳东北近四十里的蒲河。又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等远送至铁岭城［1］。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晚年，根据蒙古各部对后金的不同态度，采取“一打一和”，进一步奠定了后金政权对蒙古上层的基本政策。
六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谕令诸子要相互和睦。坚持实行八分，任何人不得擅自私取。一人有了过错，他人要直谏，不得迁就姑息，八人要同心协力，勤理国政。并且又讲古论今，引经据典地教诲诸子，要艰苦创业。明确指示：要以通达国事，洞悉民隐，知道德政的人作为君王。若能领会我的训诫，承继我的基业，笃行不苟，国将受其福。最后，努尔哈赤以金世宗的话，教导八大贝勒要努力治国，严格遵守和执行已经制定的成法，坚持信赏必罚的政策。同时，他也以不安的心情，幻想有那么一天，不用自己亲自管理国事，坐观众贝勒治理国政，以享晚年之乐［2］。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众子的训谕，表露了其晚年不顺心的悲苦，但又留恋尘世，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虽然他在对蒙古问题上的处置有一定的进展，但宁远惨败一直冲击着他的心房，使他心神不宁，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3］。加上宁远之战以后，后金社会没有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而是粮饷缺乏，人参、貂皮没有地方出售，日用品严重的不足，民心涣散，民族关系紧张。面对此情此景，努尔哈赤怎么能心情舒畅呢？六月份，努尔哈赤训诫诸子是个先兆，事隔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病势加重，不得不到清河温泉去疗养。努尔哈赤到清河后的八月一日，派遣侄儿阿敏贝勒持书祭拜堂子，乞求天神、祖宗保佑。祭文说：天父，你的儿子汗病了，我将给你立像祭祀，请求你千万保佑我的病快点好。我康复以后，将在每个月的初一，祭祀你一次，月月不断绝。阿敏念完祭文之后，杀牛，烧纸，祭祀神祇［4］。
四天以后，努尔哈赤逐渐感到周身舒展，误认为病体果真的康复了，便急着要回沈阳去。他乘船由太子河顺流而下，并传谕大福金阿巴亥前来迎接，会于浑河。八月十一日，当走到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时，背疽（皮肤上的毒疮）突然发作，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多妻多子女，他先后娶了元妃佟佳氏，庶妃钮祐禄氏、兆佳氏，继妃富察氏、侧妃伊尔根觉罗氏、中宫叶赫纳喇氏、侧妃哈达纳喇氏、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西林觉罗氏、侧妃叶赫纳喇氏、侧妃博尔济锦氏、寿康妃博尔济锦氏。此外，还有外宫小福金泰恩察、金泰、纳扎等。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长子褚英，号洪巴图鲁，又称阿尔哈图土门、次子代善，号古英巴图鲁、三子阿拜、四子汤古岱、五子莽古尔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八子皇太极、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袞、十五子多铎、十六子费扬古。此外努尔哈赤还有女儿八人［6］。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生前首立褚英为嗣，次命代善执政，都有始无终。最后，他确定八贝勒共治国政。努尔哈赤死后，争嗣的事重起。当年九月，在八贝勒推举时，因皇太极“深契先帝圣心”，终为人心所归，在岳托、萨哈廉兄弟推动下，大贝勒代善出面推举，以“才德冠世”的皇太极乃继承大位。于是，皇太极做了新汗，史称清太宗。定年号为“天聪”，以第二年（公元1627年）改元为天聪元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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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65，《满洲实录》卷8。
［2］《满洲实录》卷8。
［3］《明熹宗实录》卷71载：“辽抚袁崇焕复奏……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
［4］《满文老档·太祖》卷72。
［5］《武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6］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4。
［7］《武录》卷4，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清太宗买录》卷1。
结语
结语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一生，奋斗不息，创建了后金国。
努尔哈赤是在明代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作为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出现的。从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五世祖董山相继南迁到朝鲜王国和汉区附近，吸收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民族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果说，猛哥帖木儿的历史功绩在于率领部落南迁，使女真社会由狩猎、牧放和采捕生产向农业生产过渡，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的话，那么，董山的历史功绩则在于他继承了父志，曾力尽明朝臣子之责，架起了汉区和女真地区经济交往的桥梁，进一步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关系，完成了女真社会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过渡。脱罗，脱原保及其以后的各代，都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开创的事业，奠定了明代女真社会统一的物质墓础。到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时期，女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努尔哈赤在这个基础上，代表女真社会新兴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中，将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分布在这个广阔地面上的女真各部，多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他们或在奴隶主，或在封建主辖域之内，比较自由地进行生产。努尔哈赤除了在军事征服中，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在佟佳江、苏子河、浑河流域一带以外，把原有的各部部长、塞本、都分别任作各级额真。一般的人都以战功大小得任各级官吏，按八旗牛录制度重新组织起来，又吸收了汉族和蒙古族的官民，把过去各部、各族在服饰、居地、法制、生产、习俗、语言、婚姻等不同，都划一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加速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天命二年），努尔哈赤征服了东北海滨和库页岛以后，连下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明代东北疆界基本上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当沙俄侵华的魔爪伸向黑龙江地区的前夕，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的统一事业已经基本上定局了，他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立下了丰功伟绩。
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居民集中起来，统一了女真地区的民族经济，集中了女真地区的社会财富，推动了女真社会阶级的分化，使女真社会存在几百年的奴隶制因素，得以迅速地增加。他建立了奴隶制的农庄，奠定了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社会基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社会过程中，使女真奴隶主作为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以旗制为国体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后金国，终于把明代女真社会推进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
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在强大的封建生产方式影响和汉族人民反抗、暴动等特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下，推动了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改革旧制，重立新章，使满族从奴隶制迅速地向封建制度转变。努尔哈赤以他的远见卓识，适应女真社会厉史车轮的转动，不断地将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
努尔哈赤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和成就他一生的大业，还在于他以广阔的胸襟，依靠、团结女真、蒙古上层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官绅。坚持实行严肃法纪、礼尊谋士、广集将勇、优待功臣、奖罚分明、厚养士卒的政策。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努尔哈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政治家。
努尔哈赤四十年如一日，奋战一生。他既精通本民族的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毫不畏惧。他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深晓兵书战策，凡是攻城野战，满族八旗兵都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以此为指导建立，并武装了一支组织严密、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威震古老的东方。明朝人徐光启评论说：努尔哈赤“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1］。由此不难看出，努尔哈赤也不愧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努尔哈赤在几十年间，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陶醉了。没有想到辽沈人民的抗金浪潮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似一浪。当人民的力量充分地显示出来的时候，所谓“恩养”辽民，顿时化作血和剑。暴露了大奴隶主、农奴主阶级俱怕与仇视人民的真面目。努尔哈赤从夺取抚顺城以后，对抗拒的人采取杀戮政策，以致全辽每年被杀的人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的大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的社会生产力，犯了杀人过多，失掉人心的错误［2］。
努尔哈赤的晚年，尽管做了一些坏事、蠢事，但他的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是满族的英雄，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大清王朝创基立业的开山祖，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君主之一。他的历史功绩留在历史上，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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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文定公集》卷1。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载：努尔哈赤“得辽人十有其八，杀辽人十有其七”。此话虽有过之，但说明杀了不少。
努尔哈赤年表
康熙（罗仑）
康熙
罗仑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一 登上历史舞台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出现了象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这样名著一时的君主之时，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举世瞩目的统治者，此人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公元一六五四年（顺治十一年）春，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其生母是孝康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出生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有些什么特点呢？
太家都知道，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此后，西方殖民者在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伸向了中国。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元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我国澳门；公元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我国台湾的鹿耳门；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沙俄殖民者侵入了我国黑龙江地区。而公元一**○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康熙帝出生前发生的一桩重要历史事件。这次革命特别引起了西欧各国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世界处于历史巨变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自身发展的晚期阶段。正是在这时，国内发生了明、清两朝更替的重大历史事件。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康熙帝出生时，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的动荡历史年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康熙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春，顺治帝福临去世，由玄烨继承了清帝国的皇位。次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改年号为“康熙”，这一年，康熙帝年方九岁。
康熙帝的一生，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那足智多谋、当机立断的政治家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智擒鳌拜这件事谈起。
原来玄烨登位时，因为年纪尚小，因此秉承父亲的遗命，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的辅助下执政。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已老迈，遏必隆是个软弱无用的人，而稍具棱角的苏克萨哈根本不是鳌拜的对手，因此，鳌拜很快就独揽了大权。此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平时不仅凌驾于其他三位辅政大巨之上，甚至连政府官员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他也经常先带回家去同其私党商议，根本不把年少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其实康熙帝这时年纪虽小，但由于他在宫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赋极高，智力过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当时清帝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此，年少的康熙帝与独揽大权的鳌拜，在许多军国大事上发生着矛盾：
在大政方针上，康熙帝主张通过改革使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进一步封建化；而鳌拜则坚持“率祖制，复旧章”，事事按太祖太宗的老规矩办事。这是革新和保守的矛盾。
在具体问题上，康熙主张抑制“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而鳌拜则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割据势力采取纵恿态度。康熙主张统一台湾；鳌拜则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下来。康熙主张对西北噶尔丹的分裂势力予以必要的关注；而鳌拜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康熙主张优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鳌拜则在公元一六六三年（康熙二年）借口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追查迫害与明史案有牵连的人。康熙主张停止“圈地”，而鳌拜则继续推行着自顺治初年开始实行的这一虐民政策。不仅如此，鳌拜还在公元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为了他所属的镶黄旗的集团利益，一手制造了强行与正白旗更换旗地的严重事件。他硬说清初多尔哀摄政时，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附近永平府一带，而将他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一带，是偏袒了正白旗，并认为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秩”的原则，坚持要和正白旗调换旗地，声称如果土地不够，则“别圈民地补之”。鳌拜这一图谋，是想在“互换”中加强镶黄旗的势力，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并再次掀起圈地新高潮，但是，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例如：户部尚书苏纳海就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但一意孤行的鳌拜，还是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督办圈换旗地的有关事宜。后来，当他们了解到实施鳌拜的主张将造成“旗民交困”的恶果，因而上疏反对圈换旗地时，鳌拜在大发雷霆之后，竟不顾康熙帝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反对，假传圣旨，将苏、朱、王三人处死。在这次强行更换旗地的过程中，共迁移镶黄、正白两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共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垧，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年少的康熙帝这时已认识到，让鳌拜继续专权，给清帝国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于是康熙帝就在鳌拜一手制造更换旗地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便毅然开始亲理政事。这一年，康熙帝方才十四岁。
当时，辅政大臣中的苏克萨哈看到康熙帝既然已经亲政，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交出权力。诡计多端的鳌拜不愿仿效苏克萨哈交出权力，便罗织罪名，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当时，由于鳌拜还把持着很大的权力，致使刚刚开始亲政的康熙帝无法更改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还是被判处了绞刑，含冤死去。在苏克萨哈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鳌拜的权势更加膨胀。与此同时，康熙帝与鳌拜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
到了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十六岁的康熙帝在政治上已逐渐成熟，终于与鳌拜进行了摊牌斗争。
年轻的康熙帝首先以下棋为掩护，将亲信大臣索额图等召进宫来定下计谋，然后突然召见鳌拜入宫。当鳌拜和往常一样有恃无恐只身走进宫时，康熙帝出其不意历数了他的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等罪行，并喝令左右将他拿下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十几名精于摔跤的布库少年，一拥而上，将鳌拜捆翻在地。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鳌拜所犯罪行有三十条之多，最初被判处死刑。据说不久他请求晋谒康熙帝。当康熙帝降恩召见时，他请年轻的皇上看了他为搭救清太宗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因此康熙帝赦免了他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来，鳌拜在服刑中结束了一生。
康熙智擒鳌拜，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冤案，举行“经筵”讲座，颁布“圣谕十六条”，复改内三院为内阁。为了避免鳌拜专权的历史事件重演，不断削弱诸王旗主的势力，使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到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又设立了南书房以压抑内阁权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总之，在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开始处于强者的地位。正如康熙帝自己表述的那样：“今天下大小事务，皆联一人亲理”。从此，清代的历史，在康熙帝的统治下，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平定三藩
在智擒鳌拜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终于爆发了“三藩”武装叛乱事件。这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的治国才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里所说的“三藩”，是指因带领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起家，被清初统治者封为平西王并留镇云南的吴三桂；因较早降清并镇压农民起义，被封为平南王而留镇广东的尚可喜；以及明朝降清将领的后裔——承袭了祖父耿仲明和父亲耿继茂靖南王爵位并留镇福建的耿精忠。
这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在军事上各拥重兵。其中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吴三桂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超过耿、尚兵力的总和。在政治上，他大搞独立王国，结党营私，例如在云贵地区收揽党羽，树立山头，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为私人服务。在这个地区里，凡他任命的官吏将佐，不受中央吏部和兵部的控制。在经济上，他垄断了地方财权。例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还“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财政收支户部不得过问。同时，他还大肆兼并土地，不仅将云南明代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还将已归农民耕种的明代卫所军田占为己有。而分别留镇福建和广东的耿精忠和尚可喜，在各自的控制地区里，也有类似的劣迹。如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尚可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在广东大发横财，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早在鳌拜专权时期，康熙帝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等到清除鳌拜之后，康熙帝更是把这种危及国家安定的割据分裂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到了一六七三年，一个撤藩的有利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尚可喜因年事已高，便上疏要求回辽东养老，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平南王爵位，仍留镇广东。年青的康熙帝抓住这一时机，只同意尚可喜回辽东养老，不同意尚之信留镇广东而决定撤藩。康熙帝决定撤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云南和福建。吴三桂和耿精忠为了试探康熙帝的真意，先后都耍了表面上打报告请求撤藩，而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叛乱的花招。当康熙帝收到他们要求撤藩的报告后，群臣议论哗然，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惹出大祸。康熙帝则断然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了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于是下令同意吴三佳、耿精忠同时撤藩。吴三桂在摸清了康熙帝的真正意图后，便在一六七三年十一月率先举行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杀了清朝派驻云南的重要官员。一六七四年三月，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起兵叛乱。一六七六年二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叛乱。再加上其他与吴三桂素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也纷纷叛乱。一时之间，战火几乎燃遍了半个中国。
当吴三桂在云南昆明发动军事叛乱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之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其中，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平叛，而大多数人或主张“以德服人”，不要动武，或主张恢复三藩的权力，杀掉同意撤藩的官员，向吴三桂让步。更有甚者，如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竟向康熙帝提出了“裂土罢兵”，承认分裂割据的合法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帝力排异议，断然决心武力平叛。尽管在“三藩”叛乱的战幕刚刚揭开之时，吴三桂依仗其雄厚的兵力东进贵州、湖南，北攻四川、陕西，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优势。但是，康熙帝在平叛战斗中，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一是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具体措施是处决吴三桂留在北京的长子和孙子，以表示平叛的决心，同时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二是建立后方军事基地。具体措施是选定山东的兖州和山西的太原作为集结兵力的进击基地，妥善处理北京的奴仆起义，不使矛盾激化。三是阻止吴三桂的军队渡江，具休措施是调遣八旗劲旅守住湖北荆州。四是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军事联系，具体措施是派兵进入江西，预防吴、耿两军在江西会师。五是千方百计稳定西北局势，具体措施是先以优势兵力击败陕西的王辅臣，然后恢复他的官爵，授予他靖寇将军的荣衔，仍让他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汉中地区。尽管王辅臣其人一再叛附不定，但最后还是将他争取了过来，从而消除了“三边动摇，势难猝定”的后顾之优。因此，当战争进行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年终时，康熙帝便扭转了战机，稳定住西北局势，粉碎了吴三桂的湖南防线，并取得耿精忠、尚之信先后降清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从此以后，吴三桂陷入了军事上的孤立。到了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每况愈下的吴三桂孤注一掷，在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称帝，几个月后死去。不久，他留下的部队便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败退到昆明。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进入云南并包围了昆明。吴三桂的孩子吴世璠进行顽抗，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底，清军将领赵良辅率部攻下了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这一年，康熙帝方才二十八岁。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描写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的劳累情景时说：“他为掌握叛乱的全部情况，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发布谕令。”并说：“康熙皇帝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处理政务，发布了一系列卓越的诏令”。
经过这场历时八年的斗争考验，康熙帝的治国才能震惊了中外。
三 统一台湾
公元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当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正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年轻的康熙帝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康熙帝极其重视统一台湾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他所面临的那个时代，正是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台湾的时代。在公元一六二五年（天启五年），也就是在康熙帝出生前的三十年，荷兰殖民者率先在台湾建立了赤嵌城作为侵略据点。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两年，台湾人民在郭怀一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给盘踞在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到了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康熙帝登位的那一年，抗清将领郑成功从金门料罗湾誓师东渡，进军台湾。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于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接受了荷兰殖民者揆一献上的投降书，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因病去世，台湾便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二是因为康熙帝从史官那里了解到：三国时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等率兵到达过台湾，隋炀帝时为了慰问当地的居民，也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台湾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归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元时在澎湖列岛设立了巡检司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明朝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为密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康熙帝智擒鳌拜之前，由于鳌拜压制了进取台湾的意见，因而把统一台湾之事搁置了下来。等到康熙帝清除鳌拜真正掌握实权后，又很快便爆发了三藩之乱。为了集中力量平定三藩之乱，因此在公元一六八一年以前，康熙帝收复台湾的策略是以招抚为主。他把具体执行招抚工作的任务，非公开地交给姚启圣去做。后来在漳州特设“修来馆”，凡是从海峡那边来的郑氏集团的军政人员，一律厚礼款待、授予官职，正如史籍上所说：“不终岁，其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以所部降，郑奇烈、陈士恺继之；林翰、许毅等均被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到了公元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已经胜利在望，康熙帝认为统一台湾的条件业已成熟，加上恰好郑经在这一年死去，由其子郑克塽继立，政治愈加腐败。于是康熙及时作出了“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他一方面下令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员，打造船只；一方面将赞成统一台湾的姚启圣和施琅分别任命为福建总督和福建水师提督，把筹划进取台湾的任务交给了他们。施琅为了作好充分准备，调整了兵力，并制定了先取澎湖，后取台湾的详细作战方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朝廷内外杂言纷起，有的反对重用施琅，有的主张“征台湾宜缓”，有的风言风语地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与此同时，合湾新上台的郑克塽也仿效其父郑经，致书清政府“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批准了施琅的作战计划。就在这年夏历六月十六日，施琅率领战船三百艘和经过多次水战演习的二万名士兵，从福州出发，兵锋直指台湾的门户——澎湖。台湾的郑氏集团也早有准备，派刘国轩预先在澎湖的战略要地建立了一条长约二十余里的海岸防线，因此这场攻打澎湖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由于清军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经过七昼夜的海上鏖战，终于在六月二十二日胜利攻占澎湖。刘国轩狼狈地乘了一只小船逃回台湾。这样，通向台湾的门户便被打开了。
自清军一举攻占澎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大为震骇，乱作一团。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决定向清军投降。这样，清军就在当年夏历八月，在施琅的率领下胜利进驻台湾。
在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康熙帝立即拟定了对郑克塽及郑氏政权的军政人员实行宽大政策的诏令，妥善处理了郑氏集团的降清人员。
就在这时，清政府内部在对台湾的善后措施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甚至有个别人还想把它送给荷兰；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台湾设置府县，加强管理。曾为统一台湾立下战功的施琅是后一种意见的代表。
他慷慨陈词地指出：台湾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东南数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放弃台湾，必将被垂涎三尺的西方殖民者重新占领。到那时，中国沿海诸省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后果将不可设想。康熙皇帝支持了施琅的意见，并严肃地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这样，清政府便在统一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加强了对台湾、澎湖的管理，正式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康熙帝在收复台湾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巩固了我国东南海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 抗击沙俄侵略
在统一台湾并加强了东南海疆防卫力量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三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决心对沙俄殖民者长期骚扰、入据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行径，实行反击。这年的二月，康熙帝下达了进攻雅克萨城的命令。四月，清军在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人的率领下出发。六月，兵临雅克萨城下。当清军向侵占该城的俄军头目图尔布青发出的要求退还侵占地区，停止侵略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遂于六月二十五日晚全线出击，开始攻城。经过彻夜激战，清军胜利攻克该城，俄军被迫投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帝决心采取这次军事行动，并非偶然。
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直至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八世纪时的唐朝、十一世纪时的辽朝、十二世纪时的金朝以及十三世纪时的元朝，都曾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到了明代，又在这个地区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的指挥机构就设在离黑龙江入海口处不远的特林地方。明朝中央政府曾派亦失哈等先后十次视察了这个地区，并在永宁寺竖立了永乐、宣德的两座石碑，记载了明朝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有效行使管辖权的实况。清太祖奴尔哈赤称帝以前，作为女真族的首领，他曾经是受明朝政府委任管理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方官员。自从奴尔哈赤称帝后，接管了明朝的疆土，统一了整个黑龙江地区。清太宗继位后，达斡尔族的首领巴尔达齐，成为清政府管理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员。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公元一**三年（天聪八年），沙皇政府利用明、清两朝正在交替无暇北顾的时机，首次派遣了以波雅科夫为首的殖民军，侵入了黑龙江下游，并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公元一六五○年（顺治七年），也就是康熙帝出生前四年，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的第二批沙俄殖民军，又侵入了我国黑龙江流域。他们占据中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在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先后南侵黑龙江的同时，沙俄还派遣军事人员越过贝加尔湖向东侵犯，并在中国蒙古族茂明安部的驻地尼布楚，构筑堡垒，作为进一步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的军事基地。到公元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也就是“三藩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沙皇政府竟妄图乘清朝内乱，出兵中国，征服长城以北地区，其侵略气焰达到了极点。
对于沙俄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虽然清政府和当地居民也曾给予不同程度的回击，例如：公元一**三年（崇祯十六年），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开展了反击波雅科夫侵略军的斗争；公元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清政府曾派遣部队讨伐过哈巴罗夫，并在乌扎拉村进行激战，公元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派兵进行了围剿沙俄入侵者的呼玛尔之战；公元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清政府还指令驻宁古塔的都统沙尔虎达率领战舰四十七艘，在松花江口附近进行了全歼斯捷播诺夫部的松花江之战。但是，总的说来，在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五年）以前，清政府与沙俄之间的斗争，在策略上还是以外交抗议为主。从公元一六七七年起，康熙帝越来越认识到，要想使东北边疆得到安宁，在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还必须选择时机，在军事上进行反击。
公元一六八五年进行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就是康熙帝在经过了多年准备之后，并选择了三藩已经平定、台湾业已统一的有利时机，对沙俄侵略者实施反击，并一举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康熙帝所以要对沙俄侵略者断然采取这次决定性的自卫斗争，是因为他深深认识到黑龙江、松花江一带，对清帝国的安危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在一六八五年七月第一次雅克萨之役取胜后给大臣们下达的诏书中看得一清二楚。康熙帝对他们说：“即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联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在这次战役取得胜利后，康熙帝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俄军采取了听其去留的宽大政策，一方面则指示有关人员说：“雅克萨城虽克取，防御决不可疏”。果然沙俄侵略者乘公元一六八五年八月清军主动撤回之际，再次闯进雅克萨城，并修筑城墙，构筑工事，企图再次长期盘踞。于是在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雅克萨城之战。这年春天，康熙帝指令萨布素等将领统帅清军向雅克萨进军。同年七月至十月清军在雅克萨城与沙俄侵略军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击毙了俄军头目图尔布青，给了沙俄侵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俄军不得不被迫放下武器，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著名的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康熙帝派出了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朝代表团与以果罗文为首的沙俄代表团进行谈判。早在这次谈判的前一年，康熙帝就严正指出，中俄冲突是由于沙俄侵略中国边境造成的。他说：“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玛尔诸江，据我所属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耳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岁刹之原委也”。同时康熙帝还向清朝使团交待了与俄方谈判的基本原则。康熙帝指示说：“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当谈判正式开始后，果罗文企图强迫清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要求。索额图在发言中重申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指出沙俄入侵者必须退到色楞格河以西，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必须归还中国。由于沙俄使团顽固坚持侵略立场，使谈判陷入僵局。后来为了及早达成协议，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噶尔丹叛乱的问题，索额图便根据康熙帝的另一指示——即“彼使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指示，作出重大让步，表示尼布楚可以让给俄国。但俄方谈判代表仍不满足，迫使谈判中断。后来，俄方代表团看到中国使团加强了戒备，加上尼布楚一带的我国少数民族又掀起了抗俄斗争，俄方的态度才稍有收敛，不再坚持占据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北岸。接着，经过多次频繁的交涉，双方终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六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该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毕齐河和领尔古纳河为界。该约以法律条文规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在康熙执政时期，中国便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遏制了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