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亲征噶尔丹
在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次年，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北出长城，在距离北京七百多华里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的头目噶尔丹进行了第一次激战。
这次战争的起因，要从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叛乱谈起。
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中的准噶尔部的头目。
明末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已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漠北蒙古各部，清初以后也相继向清朝政府称臣纳贡，至于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都先后隶属于清朝统治之下。当时，沙皇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奉行着一条对外扩张的政策。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便成为他侵略扩张的对象。十七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曾多次派遣使者潜入厄鲁特蒙古地区，诱使其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归顺俄国未能得逞。公元一六五三年（顺治三年）巴图尔浑台吉死去，由其子僧格嗣位。在僧格（噶尔丹之兄）统治时期，沙俄政府又不断派遣使者企图使僧格屈服于沙皇，遭到僧格的拒绝，也未能得逞。不久，由于发生了内讧，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由西藏赶回，并于公元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夺取了统治权。自从噶尔丹上台后，他一方面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它三部，用武力攻占了青海地区和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另方面，为了实现吞并喀尔喀蒙古并进一步发动叛乱的野心，他从公元一六七四年（康熙十三年）至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几乎每年都派人到俄国进行不可告人的政治活动。到了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他终于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噶尔丹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公元一六九○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又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噶尔丹率领叛军二万从呼伦池一带南下，攻入内蒙古地区，由于清军初战失利，其前锋一直打到距北京只有九百华里的乌珠穆沁。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康熙帝认为：只有“捣其巢穴”，“方为万年之计”。于是他否决了主张妥协退让的一些大臣们的意见，决心亲征。在出发前，康熙帝对正在北京的沙俄使节警告说：如果沙俄出兵帮助噶尔丹，就是撕毁《尼布楚条约》，就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这年八月，康熙帝率领的军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清军立即投入了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击破了噶尔丹设下的“驼城阵”，大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噶尔丹本人好容易才逃出了重围，幸免被擒。逃出重围的噶尔丹为了避免被追击，便向康熙帝修书乞降。但是噶尔丹的乞降只是一个烟幕，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一直贼心不死，干了许多坏事。例如公元一六九五年（康熙三十四年）他就曾经率领三万骑兵进占巴颜乌兰，再次点燃了叛乱的战火。因此到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三岁的康熙帝决定举行第二次亲征。这次亲征噶尔丹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一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防范东翼；一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军西进，切断噶尔丹的归路；而康熙帝本人则亲率中路大军迎击噶尔丹主力。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经过长途行军，康熙帝所率领的中路大军终于在克鲁伦河与噶尔丹叛军相遇。战斗刚一打响，叛军即夺路仓惶而逃，康熙帝率军穷追五日，噶尔丹尽弃辎重向西狂逃，可是当噶尔丹逃到昭莫多时，遭到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的堵截，经过一场激烈敌斗，噶尔丹叛军的主力几乎被歼灭殆尽。噶尔丹仅领数骑逃去，从此一蹶不振。
在昭莫多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为了抓住战机不让噶尔丹喘息，康熙帝又在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举行了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所控制的残部仅有五、六百人，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叛军纷纷投降，噶尔丹本人也一病死去。至此，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这一场分裂祖国的叛乱终于被康熙帝平定下去。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扶植下起兵叛乱，并于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窜入西藏，康熙帝立即派他的第十四子允禵前往平叛。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政府军击败了叛军，进入西藏，平定了叛乱。康熙对进一步稳固我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六 反对罗马教皇干涉内政
在康熙帝的政治生涯中，对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类的事，他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与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原来在公元一五八五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外国教会势力也逐渐在中国各地活动起来。康熙帝登上帝位后，他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宗教活动，一直抱有戒心。当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他虽然出于学习西方科学的需要，任用了南怀仁，恢复了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但是对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一事还是禁止的。大约过了二十多年，也就是直到公元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才放宽了限制，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来自欧洲许多不同的国家，其所属的教会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以属于耶稣会、圣方济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为多。其中的耶稣会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起，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便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并认为敬“天”与敬“上帝”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可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华传教士之间为了这件事，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所谓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是由属于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士首先发难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认为耶稣会允许中国传教士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违背了天主教的原则。属于耶稣会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人为了争取康熙的支持，便把与多明我会发生争论的情况告诉了康熙。康熙认为耶稣会的见解适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给予了肯定。由于多明我会教士的看法没有得到康熙的支持，他们便多次写信到罗马教庭进行申诉，从而扩大了事态。公元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庭稽查异端部站在多明我会一边，声称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是一种异端行为，必须予以禁止。接着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竞派铎罗为宗教特使，跑到中国任意张贴所谓禁正异端的教皇“谕旨”，下令所有的中国教徒必须放弃对祖先、上夫和孔子的崇拜。康熙帝认为罗马教皇公然出面把中国的习俗视为异端加以禁止，乃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康熙帝断然采取了如下的措施：他一面下令将铎罗驱逐到澳门，一面颁布上谕严正指出：“近日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唯恐后来惹出是非”。并严格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以来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之自由，并经内务府同意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对于那些“近年来明年去的人”，则认为他们“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凡属这类人，则不准他们在中国传教。后来，康熙又多次申，明：“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当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再次派使臣来中国坚持无理要求时，康熙再次下令将使臣嘉乐驱逐出境，表明了反对外国干涉中国一内政的立场。
七 振兴社会经济
从明朝崇祯到清朝顺治（公元一六二八年～一六六一年）在中国内部先是发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冲击明王朝的极端腐败的统治。清军入关后，明末农民战争的余波未息，接着又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因此，直到康熙上台的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人逃田荒”、“所在萧条”的社会不景气状况。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康熙在采取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一、废除圈地令。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康熙帝鉴于清初入关后推行的圈地令，维护了象鳌拜一类守旧派的利益，加剧了阶级矛盾，不利于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因此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到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时，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
二、实行更名田。也是在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康熙帝还指示户部停止将明朝废藩的荒熟田地“酌量变价”而“将现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这部分原属明朝藩王的田地，分布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八个省，面积有十六万六千八百多顷，超过了八旗圈占北京周围的土地面积并且多是肥沃的土地。
由于康熙帝实行这一政策，承认了农民对藩庄土地占有的合法化，使原来耕种藩地的大批佃农转化成自耕农，因此对恢复清初的农业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奖励垦荒。这是康熙恢复清初农业经济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早在公元一**九年（顺治六年）也就是康熙出生前五年，清初统治者为了使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就宣布过新垦土地六年以内可以不向国家交税的规定。到了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吴三桂开始叛乱的那一年，年轻的康熙帝进一步宣布“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业主可以耕种十年后再向国家交税。当时政府鼓励垦荒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用授给官职的办法，刺激有钱的地主们积极垦荒，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者，以百总用。
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另一种是用放宽起科年限的办法鼓励垦荒。由于采取了上述奖励垦荒的措施，因此当时曾出现过湖广人民前往四川开垦以及河南、山东、直隶人民前往东北开垦的热潮。这说明康熙帝推行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难怪到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时年近花甲的康熙帝曾沾沾自喜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四、镯免钱粮。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康熙还推行了蠲免地丁钱粮的政策。大致说来，这一政策是在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便大力推行起来。他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己责镯租”。因此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他一次就“蠲免江宁等七府、陕西全省钱粮，合计六百万有余。”当户部有人觉得数字太大时，康熙却表示“六百余万未足为多也。”此后，各省钱粮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蠲免。到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时，康熙鉴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未得常邀蠲恤”于是他发布谕旨说：“朕欲将四省四十三年钱粮悉行蠲免”。有人曾对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的蠲免钱粮数作过统计，说这期间康熙帝“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如果再把公元一七○八年（康熙四十七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余万两”统计在内，数字确实是很可观的。当然，这种蠲免政策的实质，正如康熙帝本人所坦率承认的那样：“不过于田多富户有益，其无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然而这一政策的施行，对挽救小农经济的全面破产和复兴农业还是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的。
五、兴修水利。在康熙帝执政期间，对兴修水利——特别是修治黄河、淮河和运河——十分重视。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 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个提议是合理的，决定按他的意见办事。南怀仁安放好日晷后，计算其投影，准确地标出第二天正午日晷投影将要达到的位置。结果和实际现象完全一致。而杨光先却不能计算出投影的位置，无法在康熙帝面前拿出证据。这样康熙帝便断然废除了大统历和回历，重新宣布在全国推行《时宪历》，同时一方面将无知的扬光先撤职，一方面让具有科学头脑的南怀仁重新返回钦天监任职。
通过这场斗争，少年皇帝康熙开始对夭文历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智擒鳌拜后，十六岁的康熙便把南怀仁召至内廷，向他学习天文历算，这就是康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开始。后来康熙为了扩大学习领域，又陆续聘用了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闵明我等外国传教士，为他讲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向传教士学习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哲学、音乐、绘画等，他都涉猎过，其中他最精通的要算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
在学习天文学的过程中，南怀仁给康熙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的用法和天文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特地编写了教材。康熙帝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实践。他经常到观象台亲自观察天象，并能准确地计算出某日某时日晷表上所显示的阴影位置，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他曾对大臣们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这是符合事实的。白晋在其所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这样记载说：“最近两三年来，特别频繁地看到皇上在北京皇城和那两三个离宫，或是巡幸鞑靼及其他地区时，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环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时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者是感到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皇上还常常通过计算，求出白天正午日晷投影的高度”，可见他对天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
与此同时康熙还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数学的研究。在南怀仁、张诚和白晋等人的指导下，他先后学习了欧几里得初等几何、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以及代数、三角、对数等多种数学科目。当时代数又名作“阿尔热巴拉”，他多次与大臣们谈到“阿尔热巴拉”，并亲自将它传授给当时的青年数学家梅珏成和明安图等人。公元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他还组织全国科技人才编纂了一套名叫《律历渊源》的大型丛书，其中的第二部——《数理精蕴》，就是在康熙帝的直接指导下编成的。
康熙帝也曾向传教士学习过地理学，他在巡游或作战过程中，每到一处除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外还经常勘察地理形势。即便是“边徼遐荒”，也要“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例如，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就记录了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
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春，也是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他记录了在宁夏的测量情况。他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
同年春，康熙帝出独石口行经沙摸地带时，发现沙漠里有些螺蚌甲壳。他就得出了沙漠之中的某些地区曾是泽国的科学论断。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他对地理学也是颇为精通的。
此外对西方医学，康熙帝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他曾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等部份，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
康熙帝对欧洲音乐也很感兴趣。公元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当康熙帝从南怀仁处得悉徐日升不仅精通天文数学，还擅长音乐，于是把徐日升从外地召到北京，一方面让他参加钦天监的工作；另方面让他在御前讲授欧洲音乐。在白晋所撰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记述了康熙帝学习西洋音乐的情况，他说：康熙帝“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乐器及其演奏法。在亲自处理国务之暇，他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够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
在康熙的爱好中还包括欧洲的艺术。在《康熙帝传》一书中，作者白晋曾回忆道：“大约五年前，康熙皇帝以法国科学院为楷模，在皇宫里建立了以画家、版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及制造天文仪器的其他匠人为会员的科学院。为激励会员的上进心，展览了西洋的尤其是巴黎的美术品，作为学习的榜样。康熙帝的兴趣高雅，善于识别各种优秀作品的风格。因此皇上旨谕，每天都在规定时间把新建的科学院会员们的作品呈送御前。”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帝不仅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清代帝王中系统学习过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第一人。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所受到的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支配了他一生的行动。致于他所学得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影响却十分有限。他仍然是、也只能是一个曾向西方学习的封建帝王。然而，就康熙帝个人来说，在清代满族贵族统治阶级中，他毕竟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九 殚心竭力六十一年
康熙帝八岁继承皇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清除鳌拜，集权力于一身，总共在位达六十一年之久，终于成为一位对清代前期历史作出贡献的杰出政治家。晚年，他曾对自己一生的治绩作过评论。他说：“历观史册……，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联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在论及其武功时，他说：“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从康熙帝的以上自述中，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颇有一些自负。
公元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结束了勤奋治国的一生。
综观康熙帝清除鳌拜亲自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和亲征噶尔丹的行动中，坚决反对分裂、力主维护国家统一；在抗击沙俄侵略和反对罗马教皇无理要求的行动中，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力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广大版图的边疆地区，在清代前期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自《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前的封建王朝，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广阔版图内实现有效的统一，这都是和康熙帝在政治上坚持上述方针政策分不开的。从这方面看，康熙帝不愧是中国历史上取得卓著成绩的政治家。
如果拿康熙帝在国内推行的经济政策与其政治上取得的上述成就相比，不免为之逊色。因为从他在经济上所推行的废除圈地令、实行更名田、奖励垦荒、蠲免钱粮、兴修水利、调整工商业政策、废止禁海令和改革赋役制度等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来看，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路子往前走的。他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犷就世界历史潮流来看，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母体内已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不难看出康熙帝推行的上述旨在恢复封建经济并促使满族贵族统治阶级进一步封建化的经济政策，虽然与鳌拜推行的主张维持“圈地令”和一切照太祖、太宗老皇历办事的更为守旧的政策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政策。然而，若与明太祖朱元璋所推行的“安养生息”政策相比，基本上还是一个类型的政策，没有多少新意。如果说其中的废止禁海令还有一点新意的话，那么，正是康熙帝自己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重新颁布了“禁海令”，从而否定了这一政策。只要把康熙帝推行的经济政策，放在当时一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尽管在康熙帝的统治下，清前期的封建经济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是这种恢复和发展，只能说明原先较为落后的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统治实践之后，终于被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所融合。
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既要引导满族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又要培养一批新的地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推行一套旨在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这是横在康熙帝面前不能克服也不可能克服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虽然就康熙帝这个人来说，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并不保守，而是比较开明的。例如，他对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并不盲目排斥，而是以充沛的好学精神去了解它和钻研它。然而，康熙帝对外来先进科学文化的潜心研究，并没有象彼得大帝在俄国那样，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作出贡献。因此，康熙帝统治六十一年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仍然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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