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后金国，拥为英明汗
乌拉部灭亡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是将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继续下去，完成对叶赫部的合并，一是对于已经集聚的部众进行严格的统治，完善奴隶制国家政权建设，进而完成他攻夺辽沈的目的。
自从癸巳之战以后，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曾经一度同努尔哈赤盟誓和好，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配给努尔哈赤，锦台什贝勒以女儿许配给代善。但时过不久，两大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仇恨越结越深，战事迭起。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海西女真各部与建州努尔哈赤相互盟好，叶赫部与建州部之间的关系稍有缓和。不久，因为建州大将穆哈连远征科尔沁，获马四十四匹，归来时路经叶赫部，为锦台什、布扬古截留，并将穆哈连交给了蒙古。同时，锦台什又将许配给大贝勒代善的女儿，转嫁给蒙古喀尔喀部的宰赛贝勒，致使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加上努尔哈赤将乌拉布占泰送给叶赫部的内河、安楚拉库二路夺过来，一加剧了两部之间的冲突［1］。
建州奴隶主阶级集团垂涎叶赫部已经为时很久了，而叶赫部奴隶主们的胃口也不算小。过去是叶赫奴隶主们采取攻势，结果失败了。那林李罗贝勒在失败后，曾经派人前往建州部请求归还他的哥哥卜寨的尸体，而努尔哈赤一怒之下，将卜寨尸体剖成两半，送回一半给那林李罗，为此那林李罗气愤身亡［2］，致使叶赫与建州两部进一步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侧妃，叶赫仰加奴幼女（后称中宫皇后）病危，思念其母。努尔哈赤派人前往叶赫部，恭请锦台什送孟古母亲前来建州会面，使其母女能临终前见面。锦台什执意不肯，只派孟古原来的乳母的丈夫南泰前来探望。努尔哈赤对此大为不满，使两部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3］。努尔哈赤厚葬孟古，杀牛、马各一百，祭奠斋戒一个月，随葬奴婢四人，棺槨停在禁内三个月，方肯送葬，最后安置于尼牙满山岗［4］。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对叶赫部实行报复，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正月初八日，亲统大兵攻打叶赫部，连拔二城七寨，掠回叶赫居民二千多人。从这以后，两部之间冲突迭起。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三部以后，兵势很盛，便想一举扫平叶赫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建州的兵力，低估了叶赫精锐骑兵的战斗力［5］。当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兄弟统率建州兵全员出征叶赫部时，叶赫锦台什、布扬古两贝勒率领本部骑兵出城列队迎战，两军相对，大战于旷野，战斗十分激烈。因为叶赫的骑兵比建州的骑兵勇猛，建州的步兵比叶赫的步兵善战，两军互有长短。在一般情况下，建州兵畏惧叶赫骑兵。今夭，叶赫兵正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经过一番厮杀，建州兵抗不住叶赫轻骑的冲击，纷纷败溃。聪睿恭敬汗一时不能左右战局，叶赫骑兵紧紧地随后追杀，以致大败而归。舒尔哈齐贝勒中箭负伤，族众多人战死，兵将死伤过半，甲胄、器械几乎全部损失。归来以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大为恼怒，决意报复，命令工匠日夜打造兵器，下令征调洪丹、土乙其等五个部落的士兵，以备十月再战。
叶赫贝勒锦台什等深知努尔哈赤不会就此罢休，便把建州将再次出兵报复的事报告给明廷。辽东官兵鉴于叶赫部的恳求，联合蒙古各部欲进行千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不得不转攻为守，集中全部兵力，布防在赫图阿拉以外三十里的瑷阳、宽奠以及西部抚顺一线，增设路障，以防敌兵。正在这个时候，建州内部有个额驸，即乌拉部满泰贝勒的孙子，暗通叶赫与明廷，准备内应，被努尔哈赤破获。在内外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加意防守四十多天，只好暂停对叶赫部的争战，命令士兵各归田里［6］。
建州与叶赫两部的军事冲突刚刚平息，叶赫布扬古贝勒就采取悔婚行动，将妹妹不再配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而先后许配给乌拉布占奉和蒙古煖兔的儿子莽古儿大。这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怀恨尤深。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统兵灭掉了乌拉部，乘布占泰贝勒投奔叶赫的机会，以叶赫悔婚、匿藏汗婿为借口，先后三次与叶赫部周旋。同年九月初六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又统率四万大军突袭叶赫部。因为叶赫部没有准备，先后有璋城、吉当阿城、乌苏城、雅哈城、赫尔苏城、和敦城、喀布齐赉城、鄂吉岱城等大小共十九座城寨陷落。建州兵所到之处，焚毁房屋、掠夺谷物、人口，光是乌苏城就有三百多户被掠。建州军大获全胜而归。这次战争，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突袭办法和对大部落先行蚕食，后行吞并之策，吸取了与叶赫骑兵战于旷野的教训。
叶赫部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倍加警惕，时刻备战，以致居无宁日，时有危机之感。为此，锦台什贝勒便向明廷申诉说，努尔哈赤已经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今天又向我叶赫部进攻，若是削平我部，将向辽沈进兵，取辽阳为都城，夺开原、铁岭为牧场［7］。万历皇帝得知后，看到近年以来，建州兵席卷南关，蚕食辉发、乌拉并及北关叶赫部，又勾引蒙古宰、煖，群驱女真各部，耕牧于南关哈达部旧地，不断地向汉区推进，确有图取开原的势头。因此，派遣使臣警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不许侵犯叶赫部。
正在叶赫部紧张的时候，喀尔喀蒙古也发兵掠夺叶赫部，使叶赫部众饥馑，纷纷逃奔建州部，连锦台什的从兄也投奔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去了，以致叶赫部出现大有一朝瓦解之势。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对于前来投奔的叶赫部人，尽心抚慰，给予耕牛，拨发种子。明廷见叶赫部可能瓦解，便急忙采取措施，贷给叶赫部豆、谷千石，供给大锅六百口，任命游击官马时楠、周大岐等带领枪炮手一千人，分别驻守叶赫部的东西二城。这样，叶赫部的人心才稳定下来［8］。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见明军驻守叶赫部，形势对自己不利，便放弃了攻取叶赫计划，送书给抚顺游击，申诉出兵讨伐叶赫的理由［9］，以解边将的“疑惑”。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妹妹许婚给蒙古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六个人。明廷警告布扬古这样做不利，布扬古却不听劝告。同年七月，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的时候，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摆出一副厮杀的架势。明廷见形势危急，便多方调兵，进行调解，努尔哈赤为形势所迫，只好暂时息兵［10］。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攻打叶赫部时，遇到了明廷的强力千涉，并派军队替叶赫守城。这时，统一战争的关键已经不是简单的征讨叶赫部的问题，而是转变为如何对待明廷的问题了。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虽然眼睛盯着北关叶赫部，想一口吞下去，但又恐怕官军干涉。若长驱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又恐怕叶赫抄其后路，难于收拾，颇有后顾之忧。因此，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叶赫部的计划，尽力与明军周旋，以求进取［11］。事实上，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垂涎辽沈了［12］。
自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于佛阿拉宣布“定国政”，建立女真国以来，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的近三十年间，建州的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女真各部空前统一，领地不断扩大，财富迅速集中，奴隶制国家机器日趋完善，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更为明显，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八旗制度已最后确立起来。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以成为一位民族的领袖，就在于当女真社会进入关键的发展时期，他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女真社会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在他进兵辽沈的前夕，确立了八旗牛录制度为国家的组织形式，正是为满族的进步与发展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体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充实、完善化了建州的奴隶制国家体制。除原有的每个牛录设立牛录额真以外，又下设两个代子（即daise，为牛录额真的处手），四个章京（即ang
gin，原是武职官，现管乡村诸事），四个村领催（即bosoku,译作拨什库，管文书事）。四个章京将牛录中的三百壮丁，分屯四处。规定每个章京下属的人，无论有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在四个章京的统管下，四屯的人计议而行，有事同办，远行同出［13］。四个章京具体管理三百壮丁，就地生产，或耕或猎都有定制，行军打仗自备糇粮、器械。这样，牛录制度既理行政，又管生产，兼辖行军打仗，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牛录制度本身的系统化、完善化，为满族八旗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它是建州奴隶制国家的基层单位和社会组织细胞。
随着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贪欲的扩大和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发展，奴隶主中央集权制日益加强，向牛录制度更高一级的组织发展和系统化。在完善牛录组织的同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下令将五个牛录编作一队，组成一个甲喇（满语为jalan，汉译为扎兰），甲喇的主管人叫做甲喇额真（即jalan
ejen）。再把五个甲喇编作一队，组成一个固山，固山就是旗，旗主叫做固山额真［14］。固山领真下设左右手，叫做梅勒额真。初设四个固山，即四旗，旗色为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除四色以外，又将四色镶了边，即黄、白、蓝色镶红边，红色镶白边。每个旗帜二幅，长二尺，旗杆以竹或木料做成，高为一丈八尺。黄旗是汗旗，红、蓝、白是贝勒旗。每色旗都有一面画龙，龙色各随旗而异［15］，总计八旗，每旗各设一个固山额真统领。
八旗制度初设的时候，八固山都由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统领。汗统两黄旗，大贝勒代善统两红旗，余下的由莽古尔泰、阿敏统两蓝旗，皇太极、阿济格统两白旗。所以，八旗制度建立的初期，都有旗主贝勒统管，具有鲜明的家族统治的性质。
万历四十三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所建立、并完善化了的八旗制度，处于满族八旗牛录制度发展的历史转变时期，即是由部落联盟、牛录制度，最后向八旗牛录制度的转变时期，而在此以前的一段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或部落首领还起着相当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一切活动都以部落为单位。因此，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各部的农业生产仍然是“酋长掌治耕获”。战时，还是以部落为战斗单位，以大将为一军之长，并没有以牛录，更没有以固山之类的名义行军作战。向东海派兵时，以扈尔汉或额亦都等名义出征。凡是征调人员，都按部落出兵，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想再次讨伐叶赫部时，就征调了洪丹部落、土乙其部落、于伊昏部落、同可母部落、朴可部落等［16］。万历四十三年以后就不同了，以“固山”、“牛录”为战斗单位的情况，频载于史，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八旗牛录制度作为满族奴隶制国家存在的形态已经形成或最后确立了。
万历四十三年末，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进一步整顿国政，建全官制。设立听讼大臣五名，扎尔固齐十名。凡是有听讼的事，先经扎尔固齐审理，再上达五大臣复审，五大臣审后，上告众贝勒。若是事小，不是生杀予夺等重要案件，众贝勒均可结案。凡是重大案件必须上报给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审理大案时，汗坐在大殿上，令讼者跪在下边。案中诸情，汗都一一详问，准许被审的人申辩。最后，汗据实而断，分清是非，辨别曲直，将事情的表里剖析明白。
五大臣、十扎尔固齐以下，设立判官四十员。荐举办事大臣八员，任务是专门守城和兼管乡间的事务。又委派十六名大臣管理仓粮，并配给八名巴克什，协助记录谷物数量等情况。至此，军事、听讼、理财、行政等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17］。
各官设立后，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决定五日一朝，众贝勒、大臣，每五日终了的一天都要集合在汗的大衙门里，凡国家大事，是非曲直，由众贝勒、大臣共议，最后由汗决断。
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开创的奴隶制国家，要想发挥国家所具有的全部职能，对内进行阶级统治和对外征战，实施对国家的有效管理，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采取“任官使能”的政策。他认为，天下全才的人不多，有的精于这件事而拙于那件事。有的人善于统兵打仗，勇冠三军，而不善于管理乡间事务，因此要知人任事。假若委以不能胜任的工作，则毫无益处。有的人居住乡间，善于礼遇宾客，而拙于战阵。用人时应该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委派给适当的职务。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到各处去查访。凡是有知道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要隐瞒，并指示说：当今国事繁杂，若有众多贤能的人，都能各委其事，则勇于战阵的人给予军职。有益于国家生计而又贤明的人，使他治理国政。通晓舌今典籍的人，命他提供治理国家的好办法，使诸事都能法于古而用于今。有人善于宴请等事，就命他去接待宾客。就是不具备其他的才干，哪怕善于歌唱的，在众人集会的时候，令他歌唱一番，使人人欣悦，不是也很有益处吗？总之，凡是国内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18］。这种“任贤使能”的方针，是以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在国家初建时期，广集人才的重大措施。这项政策是极其高明的。
由于八旗制度的确立和设官理政，审判听讼，广集人才等，保障了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凡事都各有规定，就是拾得一物，也规定物主取二分，拾者得一分。若拾物不见原主来认领，拾者不得私藏，必须将拾物送到衙门悬挂，等失物者自己来认领［19］。这些措施都为建州社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还责令各个牛录砍浅森林，填平洼地、削平山岭等开辟农田。还令每个牛录抽出十个壮丁，四头牛，在旷野屯田，以积聚谷物，充实仓廪。同时还掘壕、架桥，便利交通。全境设立边关，置立哨台，分兵驻守。以建州原地为中心，凡所征服的地域都逐渐得到了空前的治理［20］。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大部分地区，对内进行整顿以后，在奴隶制国家体制初步完善的基础上，宣告后金国正式诞生。
满族奴隶制国家诞生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先是八旗各个贝勒、大臣举行会议，一致赞同为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上尊号，并作表书，请求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准许。正月初一日，举行了正式建国仪式。
初一日甲申时分，八旗各个贝勒，率领众大臣集聚在大殿前边，排列整肃。待聪睿恭敬汗升殿就座后，众贝勒、大臣都跪在下边。八大臣出班跪在汗的座位前，呈上表章。接表的是汗的从弟、近身侍臣阿敦和大臣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以后，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表章歌颂了各国所仰慕、尊敬的汗及其恩德，称努尔哈赤为大英明汗［21］，国号称“金”，史为“后金”，年号为“天命”，以万历四十四年为天命元年。
额尔德尼宣读完表章，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离开座位，率领众贝勒、大臣走出大衙门，对天焚香，行三叩头大礼。拜天以后，回到大殿。汗就座以后，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官员叩见大英明汗，以贺正旦。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22］。
后金国虽然建立了，但是，对明廷仍然有所畏俱，不敢公开地打起“金”这个旗号。对外仍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对明廷保持一定的臣属地位。但实质上，努尔哈赤已经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割据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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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录》卷1。
［2］永录：《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载：“纳林布禄贝勒因念兄仇、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戊戍二十六年春二月，贝勒纳林布禄薨”，《明神宗实录》，卷528。
［3］［4］《武录》卷2。
［5］《熊经略集》卷1载：叶赫中军说：“我畏奴步，奴畏我骑，原自均敌”，参见《明经世文编》卷480。
［6］《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卷21。
［7］《满文老档·太祖》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臾考略》页11（海西）。
［9］《满文老档·太祖》卷3。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1（海西）。
［11］郭昌：《东事书》家书之一，参见《玄览堂丛书》。
［12］《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63载：“老酋起于建州，并吞二部（乌拉部、老土部），收其甲兵、强大，有窥辽左之志矣。”
［13］［14］《满文老档·太祖》卷4。
［15］《满洲实录》卷4，幼庄：《皇清开国方略》卷4，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20。
［17］《满文老档·太祖》卷4，《武录》卷2，国初五大臣为费英东、何和理、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
［18］［19］《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1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4。
［21］1613-1618年，努尔哈赤以聪睿恭敬汗之称为主，兼称英明任。1616年以后，主要称英明汗，聪睿英明汗，大英明汗等。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2。
［22］《满文老档·太祖》卷5。
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二、宣告“七大恨”，首破抚顺城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后金国与明廷的关系最后破裂。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决定誓师伐明，出兵进攻抚顺城。四月十三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两万大兵［1］，将要出发攻占抚顺城。出师以前，努尔哈赤书写“七大恨”诉告于天。书中说：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折取皇帝（系指明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没有扰害一寸土地，而明国无故生事于边外，杀了我的父祖，这是一大恨。虽然有杀我父祖的仇，我仍然愿意和睦相处，曾经与边官划定疆界，立石为碑，共盟誓言：无论明人还是女真人，若是有越过皇帝边境的，看见了就应该杀，若见而不杀，则罪及不肯杀的人。明国违背誓言，命令兵卒出边，保卫叶赫部，这是二大恨。自清河城以南，江岸以北，明国人每年偷过边境，侵夺女真地方。我以盟言为据，杀了出境的人，理所应当，而明国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刚古里、方吉纳，以铁锁加身，迫使我送去十个人，杀于边境，这是三大恨。明廷派兵出边，捍卫叶赫，使我已经聘定的女子转嫁给蒙古，这是四大恨。把我数世耕种的柴河（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柴河堡）、三岔儿（今辽宁省抚顺城东北铁岭县三岔村）、抚安（今辽宁省铁岭东南抚安堡）三路，女真人耕种的谷物，不许收获，派兵驱赶，这是五大恨。明国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这是六大恨。哈达部人，两次帮助叶赫侵犯我，我发兵征讨，得了哈达部，明帝必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天下各国，相互征战，哪有死于刀下的人，复令他更生，已经得到手的人、畜返归的道理？大国的君主，应当作天下共主，怎么偏偏与我构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路攻我，我始反击得胜。明国皇帝却帮助叶赫部，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加剖断，这是七大恨［2］。
“七大恨”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与女真的历史关系的总结，是双方新关系的开端，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宜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师以前，宣布“七大恨”，实际是后金起兵的政治宣言书，即欲报杀父祖的仇，申辩划定疆界的是非；以哈达、叶赫两部的问题为中心，争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的正当性。以“七大恨”作为对明宣战的理由，是后金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明廷提出的挑战，宣告从此后金将以国家姿态对明廷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由臣属关系转变为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
“七大恨”的宣布，所以是明与女真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因为它是两百年来明朝政府对边区少数民族——明代女真族政策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压迫与反抗，屠杀与争生存长期斗争的必然归宿。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廷在杀害建州首领董山的同时，联合朝鲜王国官兵清剿建州卫，对女真人民采取剿杀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讨伐建州女真，追捕王杲，袅首于京城西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次剿杀建州，杀了阿台、阿海、觉常刚、塔克世等，使建州女真有名的首领扫地以尽。这不能不在女真人的心中埋下仇恨明廷和辽东边吏的种子。因此，王杲入京伏法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怀恨领深［3］，早有复仇的想法。所以，“七大恨”首先申明为父祖报仇，不是偶然的。
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并吞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后，除北关叶赫部以外，女真各部几乎都归附了。当建州还是明廷边区一个卫的时候，女真人与汉区之间的逾境采参、伐木是边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即使发生了纠纷，也不过是明朝一统天下内部之争。当建州作为一个政权出现时，边境上的一切纠纷，都具有国家纠纷的政治色彩了。“七大恨”中的第二、四、六、七恨，都指责明廷干涉后金的统一事业，妨碍了建州奴隶主们的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俨然以对等的后金国汗王的身份，与明帝分庭抗礼，这是双方政治上的最大变化。众七大恨”中的第三、五恨为明与后金争端中的又一个焦点。以明朝边民越界人女真地区采矿、采参、捕貂，夺取资源与后金保护本区资源，以后金扩大农耕面积与明廷反对后金扩大为经济上的最大分歧，这是后金生死存亡的两大问题。
英明汗努尔哈赤无论在统一战争问题上，还是在资源问题、土地问题上，与明廷早有矛盾。但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了保持贡赏、市赏和领取年例赏银等经济收入，只好对明廷采取时顺时逆的政策，即当明边备松弛，时机有乘就以蚕食的办法，推进统一战争，扩大地盘，集中人口。当推进弄到明廷出兵、罢市，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妥协、退让，以缓和一时的矛盾和冲突。
建州原来居住在朝鲜王国的东北边境，连接朝鲜北部三甲地区，由南至北，地多高寒，农作物多以大麦为主，产量不高，人民衣食艰难。迁至王国六镇接界的地区以后，良田很少，多是大山长谷，连绵千里［4］，所以，建州产粮面积原来不大，所产不敷所需。后来进入婆猪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努尔哈赤时期，粮食仍无较多的积蓄，不得不籴市于清河、抚顺［5］，而貂、参、松、榛等物产却比较丰富。这些土特产品，经历明代二百多年中，成为女真地区与明代汉区交易，换取米、盐、布、酒的重要物资［6］。建州等女真人与明代汉区交易的中心，主要有抚顺、开原、清河、瑷阳、宽甸等市场，这里的交易构成明代东北边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明代汉区与女真地区区域性的贸易。明朝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贪官敲诈勒索［7］，使边区的朝贡、互市不能正常进行。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先控制了建州三卫、毛怜等鸭绿江以西至辽边的广大地区，将抚顺、清河等互市货源抓在自己的手中。不久，他又以远交近攻手段，争取乌拉布占泰，以求控制黑龙江地区的貂、参资源。因为布占泰靠近北关叶赫部，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希望，于是建州便切断了黑龙江地区，以至东海女真各部土产输入北关叶赫的通道，迫使乌拉以北货物经过抚顺市，再转入辽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对乌拉布占泰的决战，以及对东海各部的战争，使黑龙江与东海三部的貂、参来源，都控制在努尔哈赤的手中［8］。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代表了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宝贵财富较高度的集中起来，进而造成明代晚期女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努尔哈赤早就注意到建州奴隶主集团致富的源泉了。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就以女真国恭敬汗的身份与明廷争利了。方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与明边关副将订立守边盟誓，约为共守皇帝边境，立石建碑［9］的实质也是保护本区资源，保护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在明廷的武力威胁下，努尔哈赤对明廷为了表示恭谨和誓守立约的决心，把盗窃叆阳马匹的女真人斩于界碑之下［10］，也是据理而行，是忍小痛而求大利。在保护女真地区资源的问题上，努尔哈赤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既要反对明朝边吏的欺诈，以劣等货物充赏等不法行为，又不损于臣子的地位和大节，以保持取得明朝的贡、市两赏和领取年例赏银。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明廷派五十个人到建州的近地叆阳堡铸铁，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大臣达尔汉去巡边，进行追杀。明廷得知铁工被杀，决定关闭叆阳市场。努尔哈赤深知罢市意味着割断了建州的一条经济命脉，只好妥协，送回四十多名女真人到明边关求和，明廷才允许开市［11］。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夭命元年）二月，清河城驻守游击官冯有功，驻于后金近地，以金石台为两区界限，双方属地人民各守碑界，不许越过。冯有功为了采运木材，私自纵令军士出界采伐。努尔哈赤认为汉区军民每年过境掘银、采参、伐木、采集松子、蘑菇、木耳等，是对后金的侵扰。为禁此事，根据原来约定，于是，命令达尔汉侍卫再次巡边，邀杀越界的明边兵卒五十多人［12］。辽东督抚，广宁新督堂派人送文诘责努尔哈赤，并将后金使臣刚古里、方吉纳和另外九个人拘捕在广宁。同时，又送书文给努尔哈赤说：我军民出界，你们可以送回来，为什么擅自杀害。努尔哈赤答书说：两家曾经立碑为界，碑上明文载道：知道出皇帝边境的人不杀，罪及不杀之人，为什么你们不顾约定的话，强辞夺理。明辽东督、抚不答应，提出以砍达尔汉侍卫的头为条件，否则，将不放刚古里、方吉纳等人。努尔哈赤在明边廷官将的压力下，被迫悔罪认罚，献出十个人在境上斩首，刚古里、方吉纳才得释而回［13］。
关市贸易是涉及女真民族存亡与兴衰的大事。努尔哈赤由纳贡的臣子，转变为敌国之君，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廷的经济统治，尤其边吏的压迫，使关系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为了控制西部蒙古，分离乌拉等部与蒙古的相互联属关系，突然决定停止女真贡、市两年，致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和各部女真人民所采集的人参烂掉三十多万斤［14］，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了扭转明廷官吏在参价上的刁难，努尔哈赤发明了人参煮晒法，使大量的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做到了存售自由，倍得常价，有力地保护了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15］。可见，后金作为与明廷相对立的国家出现在辽东，也是经济上积怨颇深的结果。
努尔哈赤为维持与明廷的经济关系，有时不得不忍辱负重。依照旧例，建州每年向明朝政府进贡蜂蜜。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有进兵辽东的计划，注意积谷备战，以蜜充粮，贮谷实仓，决定暂时停止向明廷贡蜜。明边关抚臣风闻此事，似信非信。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决定派人探明虚实。于是选中了辽阳材官肖子玉办这件事。肖子玉是个无赖之徒，很不正派。他嫌出使建州自己的官职过低，竟佯装都督，乘八抬大轿到建州质问停贡事。努尔哈赤熟知辽阳情况，并知道肖子玉的根底、对于他伪称都督，盛陈仪仗，虚张声势进入建州先不予理睬。肖子玉见建州大都督不肯出城前来迎接“天使”，大发雷霆，威胁说：天使光临，大都督不出来亲自迎接，有侮天朝，将要问罪等等。努尔哈赤认为派来使臣事关朝廷，不单是肖子玉一个人所为，便改变态度，按礼迎接朝廷使臣，亲迎肖子玉入宫，款待十分周到。肖子玉以为努尔哈赤盛情有礼，欣喜若狂。宴席上，他询问努尔哈赤说，近年以来，建州为什么不贡蜂蜜？努尔哈赤应付说：本部蜂蜜如天朝的五谷一样，天不由人，时令各异，丰欠不常。近五年以来，花疏蜂死，无蜜可贡。待花满枝头，丰年有蜜的时候，将按例朝贡。并说：此等小事，“何须圣虑”。努尔哈赤从容不迫，随机应变，使不了解建州实情的肖子玉无言可对。宴后，努尔哈赤又以厚礼相赠，肖子玉大喜。归去时，努尔哈赤远路相送，与子玉并辔而行。分别时，努尔哈赤拍子玉的肩头说：你是辽阳无赖肖子玉，竟敢伪称都督，身临我境。不是我不能杀你，也不是我不能上奏皇上。今天待你以厚礼，是以不轻侮天朝的缘故。你回去代我禀告抚台大人，深致敬意，并转告他以后不要弄虚作假。肖子玉听后，面红耳赤，狼狈西奔［16］。
涉及柴河、三岔儿和抚安三地事件的第五恨，也是由来以久的。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计杀猛骨孛罗以后，南关哈达敕书、屯寨、土地、人、畜，都为建州独占了［17］。明廷虽然曾经派人诘责过努尔哈赤，但仍无法阻止努尔哈赤占有南关。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深知边官多不尽职，睁一眼闭一眼，都不肯深究。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三月，努尔哈赤指派部民垦种南关土地，纠结西部宰煖、卜儿亥、瓜儿兔等蒙古二十四营人马，驰至清河城一带。明边吏深感情况紧急，使调兵遣将，禁止建州市籴。迫使努尔哈赤向御史张涛说明抚安等地，建州已经耕牧日久，只愿将新垦土地一概罢耕［18］。但第二年，明廷边备稍微松弛，努尔哈赤又派部众垦种已经罢耕的土地，并增派部众至汎河口（今辽宁省铁岭县南“范河”）、孤山（今本溪县东南“新城子”）及其近地刘家、仙人洞等地扩耕［19］。明廷边臣将此事急奏朝廷。万历帝旨令广宁总兵张承荫巡边，承荫到边后，指派通事董国荫出使建州。他对努尔哈赤说：界碑要重新确立，柴河、抚安、三岔儿三处所种的田，不准你收获。努尔哈赤争辩说：三处是我祖祖辈辈耕秒的田地，若是令我退耕，不许收获，是欺凌我……［20］。
在退地罢耕相持不下的时候，新巡抚都御史郭光复走马上任，大张声势，蓟门（系指山海关内及其以西的河北驻防兵）边兵调防，道路相望。同时，又调动辽阳兵赴边虚张声势。努尔哈赤怀疑朝廷将要发兵讨伐，颇为惊恐。明廷备御肖伯芝又持书来警告。努尔哈赤在如此威胁下，被迫带领妻子等数十人，来到抚顺关请示，申诉说抚安、三岔儿二堡边外，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牧种。如今，夭朝一定要怀疑我，而欲加兵，我先将妻子送来就是了。巡抚辽东都御史张涛等派通事谕告说，朝廷没有发兵，只是查地而已。努尔哈赤当即提出愿意以儿子作为人质入送，以免北关叶赫诽谤我［21］，也消除边官对我作乱的怀疑。可以将质子送到广宁或留居北京，听朝廷裁定。努尔哈赤用申明自己没有作乱的意思和请求质子表示诚心等办法，摸清了边将的底细，随后便率领妻子等人返回建州。
明廷对于努尔哈赤一面强占土地，扩大耕界，一面又主动表示退耕，愿意质子，取信于边官等作法捉摸不透真意，因此，举足失措。在努尔哈赤归寨不久，边臣与御史张涛等议决，派遣督理三营大旗委官籍大成到建州去选取质子，派兵丁马成功等十多人伴行。辽阳守道官白养粹也派差官赵一鹤代替抚顺备御王崇古，另有通事董国荫等佐助籍大成同去建州。朝廷使臣将要到来的消息传入建州后，努尔哈赤派侍卫大臣达尔汉远迎于百里以外。他也离城二十里相迎，并热诚地敬请籍大成等一行进城，设酒款待，厚赠礼物，奉送貂衣挂七件，貂皮三张，红狐皮十九张，马鞍子一副。每宴必条牛幸羊，大宴三天。努尔哈赤在席间详细说明自己多年以来，看边恭顺，并愿将亲生儿子巴布海（第三妾真哥所生）作为人质送入朝廷。这一年，巴布海十七岁，由将领阿都、刚古里等三十多人送入抚顺关［22］。可见努尔哈赤是不惜一切代价，力求不退耕，以保住建州粮食的收入。
努尔哈赤虽然质子边廷，但明廷内部对此事的看法仍不一致。兵部认为质子真伪难辨，留着反而会被欺诈，不如送回去为好［23］。惟有都御史张涛认为建州送质子一事，是“旷达盛事”，并以此为据，颂扬努尔哈赤忠顺之心，不必怀疑。同年八月，明廷派遣官员命令努尔哈赤撤耕。努尔哈赤深为惊异，反问使臣说：我已经质子，允许我秋收，你们的马法（即对明官的尊称）怎么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在明廷的压力下，努尔哈赤由于力不从心，不能不忍耐，只得表示愿意撤出新耕的地。但田中的谷物由谁来收，边吏含糊其辞，不肯说明。努尔哈赤又到了边关，面见都御史，追问庄稼怎么处置。他说，现在庄稼籽粒已经成熟，是否朝廷想收？都御史张涛说，朝廷怎么能收这些谷物呢？努尔哈赤见边官不明确地答复，深为不满，便直追问一句说，是由北关叶赫来收吗？张涛听他话中有怨气，便反问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狡诈呢？哪有东种北收的道理。这里的谷物，待秋成以后，仍然由你们收获，明年不许再种。努尔哈赤只好同意退地、定界［24］。
都御史张涛等人相信努尔哈赤质子、退地等行为是忠顺的表现，因此，边备松弛，不加严防。努尔哈赤着准了时机，急发大兵围烧北关叶赫部十九个村寨，掠走了大批的人、畜。明廷边官这才如梦方醒，增派官兵防守叶赫城寨。努尔哈赤利用明廷边关将吏不尽心尽职，搪塞应付，事事不察实情的弱点，采取能屈能伸，时进时退的方法，欺哄边吏，谋求发展。连辽东有名的经略熊廷弼也承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好处置［25］。可见努尔哈赤质子、退地是欺哄张涛等人，使其边方弛备，以便乘机图取北关叶赫部［26］。
以事实而论，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地，都是过去南关哈达部王台的旧地。猛骨孛罗在世的时候，哈达部据有三岔儿、抚安、柴河、靖安（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四堡近地。努尔哈赤所说的世代祖居耕种的土地，系指三岔儿、抚安两地。愿意退耕的土地系指柴河、靖安两地。按理说，诸地都是海西都督王台的旧地，不是建州祖居地。努尔哈赤必欲占耕，并与明边官争地斗智，结为深仇，其原因就在于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管辖的居民人口日益庞大，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一大难题，而建州原有的土地旱涝薄收，扩耕南关地界，势所必然。况且哈达部原有的部落都隶属于努尔哈赤了，人归地随，自然争执的症结不在土地属于谁，即使明廷决定应当给还哈达部，那么实际上也是归努尔哈赤管辖。关键的问题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不对，他应不应该独立地向外发展？建州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以至向汉区发展，初期是为了谋生存，厚积蓄。明边臣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坚决拒绝他向外扩耕。明朝官员认为不许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有五大好处，这就是：一，阻止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使他不得逼近内地，防止他们窥探边防的虚实；二，阻止努尔哈赤向西扩耕，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接近北关叶赫部，使他不得随意侵扰叶赫边境；三，阻止努尔哈赤扩耕，不使他粮料充足，人强马壮，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四，努尔哈赤粮料不足，一遇到荒年必然到边关来叩头乞粮，请求到清河、抚顺籴粮，这样，朝廷抓住他这根小辫子就可以随时彰扬朝廷生养之德；五，至于在清河、抚顺市场上允许他市籴多少，以他的顺逆为转移，顺从就多籴，不顺从就少籴。朝廷想用此驾驭努尔哈赤［27］。这五点的实质是使努尔哈赤的建州国，不得独立生存，切断其向外发展的道路，使其乖乖地依附于明廷。因此，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与明边官在争执耕地问题上结仇怀恨，便是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七大恨”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七大恨”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七大恨”是一片“激挑之意”［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天朝老爷”，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两家”［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天朝老爷”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反形已著”，“变态已彰”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七大恨”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南朝”与“北朝”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七大恨”，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窥辽左之志”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