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鲁迅评传》，第20章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版。 转引自《鲁迅评传》，第17章 。.10
，'-气、《^纩二、：：，〃、：力：、，，^》；:》上文，我引了周作人的话，说鲁迅从小喜欢"杂览"（正统的经史以外的书，从前的经师，几乎把诗赋都当作杂览的），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他的中国社会观，也正是从野史中成熟的。他对我说到中国的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应该着手，这都得透视中国社会以后才能动笔的。他晚年病中，爱看清代文字狱档案（那时我们一些朋友都在看这一大批史料性的书〉，他恍然有所悟，原来清代所谓文字狱，并不带着很浓厚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其间也有反清复明的意识的，可是极少。鲁迅提到的冯起炎注解《易》、《诗》案以及《淸史》中提及丁文彬《大明大夏新书》案，根本和民族革命无关;他们便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周家台门里的人物相同的，这是阿大团圆式的悲喜剧。
鲁迅说到冯起炎献书案，以《隔膜》为题。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又，臣又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巿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舂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事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①这当然是其事可笑，其情可悯的，鲁迅乃慨然道："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置直隶总督袁守恫拟奏罪名是4阅其呈旨，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冠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國,」1、-1 ，.！^?"、、、、、.1. 11、.1..1.國圍圍,」.，.國， 1.1.一鲁迅评传复到日，照例解部刻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此外的案情（其他文字狱案），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了。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4炎黄之冑'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你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自己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4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是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再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①鲁迅对于统治者的心理了解很透彻，他自觉得士大夫串演悲喜剧，实在可笑而又可悯的。
鲁迅一生所作的几回演讲，都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回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讲演《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杂感集《坟》，从一百四十一页以下，都是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一篇讲演稿也在其列）。他对于这个象征妇女自觉运动的人物有另外的看法。他说："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这句话，倒是鲁迅说错了。周瘦鹃当时介绍、?&，： 1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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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那些年轻女学生说: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有一回，笔者和鲁迅谈到孔夫子问题。孔夫子，在我们中国，该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了。洋人说到孔夫子，不管他们怎么想，也总是把孔夫子当作东方文化的代表。我说:"每一县城里，一座塔，一座孔庙，一座城隍庙总是有的。塔的下面，一座佛寺，香火总是很盛的；城隍庙里城隍老爷巍巍在上，那更是香火不绝;独有孔庙，看起来是一座黄墙头大院子，阔得很，一年来有舂秋两祭，有冷猪肉可吃，平时真是荒烟蔓草，冷落得很。在老百姓心目中，孔夫子和他们是不相千的。"他笑着说："财神老爷有元宝，那是有钱供奉的，香火最旺。关圣大帝，他有周仓大刀把门，他的庙宇也不错；孔老夫子既没有大刀，又没有元宝，自该倒霉的。"当时，就是这么谈了，不一定有结论的。后来，日本汤岛的孔子圣庙落成，湖南省主席何键送了一幅珍藏的孔子画像去。鲁迅看了这新闻，曾写了一篇《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刊在《改造》杂志上〈当时，魏猛克曾译刊在《杂文》月刊中〕。发挥了他的有趣见解。
他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②说到画像，他曾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争、气、、、，，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人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支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的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他又说:"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位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波的事业，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①鲁迅先生于清朝的末年，那时期，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对外战败以后，于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来提倡洋务了。鲁迅是那一时期，送到日本去学"洋务"了，他在东京的弘文学院，不料那学院的学监大久保，又叫他到孔庙去行一次礼，使他十分讶然的。
他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嗦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人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巳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①"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民众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②一个人的思想，到了晚年，可以完全改变，和他自己壮年时期的观感完全不相同的；也可能几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以今日之我攻击昨日之我，而让明日之我来攻击今日之我的。也有到了晚年，钻进了牛角尖，就此便和时代背驰，成为文化僵尸的。独有鲁迅，他的思想体系，大致成熟于三十五岁前后，其后来是不断在添加，到老年，也还是从原来的根苗上抽芽，结茂密的花果的。所以，他去世以后，热心替他搜集早年的文字，《集外集》已经是鲁集葺佚的工作，其后复有《补遗》的专集，他一生文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葺集成帙，很少遗漏了。我们看看他早年的文字，还是和晚年的思路相一致，不至于"壮而悔之"的。他虽没有讨论社会问题的专著，但他所有评论中国社会问题的观点，前后是一致的。
杭州的西湖，山明水秀，那是驰名中外的风景区，却也是文人雅士的玩意儿。鲁迅自幼就不爱这一类的风雅，他在杭州教书，也不喜欢游湖。杭州有所谓西湖十景，那是经过那位庸俗的乾隆皇帝品题出来的，从山阴道上来的人，也看不出西湖有什么特别好处，而西湖山水之佳胜，并不在所谓十景。十景之中，有一处最著名的雷峰夕照；雷峰塔便是黄妃塔，建于五代，吴越王时，中经战祸，楼宇被焚，只留下残破的塔架，颓然姦立于夕阳中，有如老僧入定，显得垂暮的神情（笔者幼年时，还看见它的龙钟老态）。一九二四年十月间，这座废塔，突然倒下去了，当时引起了民间种种有趣的传说。鲁迅曾经写了两篇杂感文。
他说: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中，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鲁迅全集》第6卷 ，第316页。②同上书，第319页。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黄妃塔，原由十方信男信女捐助塔砖建筑而成，可以说是出于大众力量。而其倾圮，乃由于各方信男信女利己念头，也可以说是由于大众的愚妄）鲁迅说："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的。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志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4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巳经浸入血管，流布全身。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阁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寿，寿福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了十分之一了。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巳。""十景"，正代表了士大夫阶级的保守传统思想的意识，这和"八股文"似的，显露了思想的僵化。鲁迅在思想方面，最反对人云亦云，作统治者的传声筒，所以，他对于雷峰塔的倒坍表示一种快意〔雷峰塔恰倒坍于孙传芳部队进城之日，因此，这位军阀心中怏怏，曾经发动募捐，准备重建雷峰塔，事未集而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孙传芳仓皇北退，遂一蹶不起，此塔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鲁迅曾说了一段深刻的话："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来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①靑年与靑年问题有人替鲁迅戴纸糊帽子，说他是"青年导师"，因为他们要把他送到神庙中去，好似鲁迅乃是"天下无不是的青年"的说教人。真实的鲁迅，怕的未必如此。他曾和我谈到青年问题，我说:"青年和一切活人一样，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说青年特别纯洁，也不见得。"鲁迅在厦门时，有一封致许广平的信说到《莽原》社的事："我这几年来，常常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写稿。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些什么。"①后来，他在上海所遭遇的也是如此，所以，他对青年的失望(连所谓革命青年在内），心中十分沉痛的。
笔者首先来说那件"义子"的故事（这故事，章锡琛和许广平都曾写过这位"义子"，鲁迅在厦门，在广州，都一直追随着他，好似他的忠实信徒。后来鲁迅住在上海，这位忠实信徒，带了爱人和那爱人的哥哥到上海来了；就鲁迅评传住在鲁迅的家中，由他供给膳宿，津贴零用，这段经过是富有戏剧性的。那时，鲁迅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每逢鲁迅步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中止。原来那一片书声，是故意读给鲁迅听的，害得他几乎有点怕于下楼了。他们向鲁迅要求读书，要他担负三个人的学费。那青年又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要他介绍发表，他也没能满足他们的心愿;又请托他找事，在那环境中，也无法可想。鲁迅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跟某书店说定，让那青年去做个练习生，再由鲁迅自己每个月拿出三十元，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那青年却一口拒绝，不肯去，说是薪水太少，职位太低。有一天，那青年还对鲁迅说：《创造》社的人，因为他住在鲁迅家中，就看圍、二十二青年与青年问通！0 、1！？之，\1圍,，〔圍1、圍？ 1？丄圍丄圍|！...^! I 〔一：」？？^-^. I、^圍國圍卜7 ：^ ： 1 ，不起他了。后来，那位"爱人"的哥哥回乡去了，那青年的哥哥〈木匠）来了，也要鲁迅替他找事做。他们一家子就一直住在鲁迅家中。据许广平说："那爱人后来能说几句普通话，闲谈之中，才知道那青年学生原来是来给鲁迅做'儿子7的；她呢，不消说是媳妇儿了。他们满以为来享福，那里知道会这样。而鲁迅竟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中原委，没好好地招待这淌来的儿媳，弄得怨气腾腾，烦言啧啧。"那双青年男女，对鲁迅已无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后，便告辞要回去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去同鲁迅商量，要一笔送他们回去的旅费。鲁迅计算当时从上海到汕头，再转X县，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那青年不答应，他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了，要生活，还得买田地，你得给我元。"鲁迅对他说:"我那里有这么多钱；而且，你想想看，叫我负了债，筹钱给你买田地，心中过得去吗？"他可真说得妙："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备的地方也比我多，非替我找XX元不可！"那几乎近于勒索了，于是不欢而散。这位鲁迅的"义子"，也就是这么离开上海的。再过几年，那青年又从广州来了信，大意说："原来你还没有倒下去；那么，再来帮助我吧！"这样的青年，当然还算不得最坏的，我看也不见得纯洁得使鲁迅头痛吧。鲁迅也曾说起他做化学教师时，正在准备一桩化学试验，只怕学生不慎，受了伤害，就事先把危险性告诉他们。哪知，他到室中去做点事冋来，着手试验，一点火便爆炸了，伤了他自己的手脸；原来他倒被青年所戏弄了。这样的事对鲁迅该是惨痛的教训吧。
说到"青年"的要不得（当然连我自己也在内），而读书人更要不得（我自己也在内），尤其是文人。我们时常谈到《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他的本性并不坏，他沦落在杭州城隍山摆测字摊的日子，的的确确想上进有为，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孝子。马二先生看他笃实诚恳，送钱给他，作回乡的盘川，他的确心中感激。他回乡事父敬长，那一幕并不坏，人也聪明，刻苦用功，笔下也来得。他是靠着潘保正的帮忙，李知县的提拔，踹着这一踏脚石爬上去了。他第二次到杭州，眼界不同了，从景兰江那一圈子知道文人的另一出路；从三爷那一圈子又懂得吏途的另一诀窍。他借马二先生的光住在杭州文瀚楼，又知道所谓选家的门径。这一来，他懂得了风雅，捞得了声名，潘三又帮他安了生活家室；进京应试，娶得李夫人的甥女为妻室，考取了教习，那真平步登天了。这一来，这一位农村出来的笃实青年变了性了，他把潘三踹在脚底，见危不救，狂妄夸大，目中无马二先生，正如他那死去了的父亲所预料，忘了本了。鲁迅是最熟读《儒林外史》的人，他会不了解青年的心理吗？
许广平的追记中，便说了几个年轻作家的故事：一位是许钦文〔鲁迅生平友人中，姓许的和他最合得来。许钦文的妹姝，和他感情很不错，几乎成为他的夫人），他曾把自己的小说请鲁迅编定，出书之后，销路很好，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那书商就劝他再出一本小说集，他便把那些被鲁迅剔除的小说另编一集出版了。鲁迅看了，摇^叹气道："我的选择也费了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选人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是很成功的；一个年轻人，应该再修养修养，又何必这么急急于求名呢?"①言下，表示他的失望。许饮文，后来还出了不少的书，有时也请鲁迅看稿子，他就搁在一边，不再来费力删削了。另一位是高长虹，他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鲁迅对他也特别爱护，有一回，他要鲁迅替他选集子，他替他选定了作品，校改了字句，已经成书了；他却怪鲁迅糟蹋了他的作品，向人说，鲁迅把他好的作品都选掉了，只留I 下一些坏的。这样的钉子，鲁迅碰得有苦说不出呢。又一位，便是向培良，也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鲁迅替他选定了一本创作集，也校改了字句〈鲁迅替良友编选小说二集，说向培良的《飘渺的梦》："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藉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笨拙，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捤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搡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②对他的作品可说看得起的〕。总算爱护他重视他了。而且替他介绍了稿子和职业。可是就为了鲁迅反责髙长虹的话激怒了他了，便绝交而去。他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本来，鲁迅对世态看得这么透彻，对人性理解得这么深刻，独独会对青年迅心理模糊不明，那也是说不通的。我曾对鲁迅说："我初以为你很世故的，其评实你是最不世故的；你的眼睛看得雪亮，一碰到了实际，你没有办法了。其传实，你所碰的麻烦，要是放在世故的官僚手中，他们从容应付，毫不费力，决不会像你这样，为了一件小事，头痛一辈子的。"许广平说："鲁迅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嫉恶如仇；一般人总以常情度事理，然鲁迅所以为鲁迅，岂常情所能概论。鲁迅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鲁迅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鲁迅说：'我不能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像"义子"那一类事，就是一幕滑稽戏，与一切"是非曲直"无关的，你看，鲁迅就处理得十分尴尬呢。
笔者说到鲁迅对青年的说法，只是他对中国社会看法的一相；他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十分警觉的。我们不必把鲁迅想象那么天真。在前面，笔者提到他和《语丝》的关系，他在那篇追述的文字中，说到了一件事，《语丝》原是孙伏园所倡议的，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而且非常密切。他离开了北京《晨报》，建议要办这样一份周刊，鲁迅一力支持，那是不在话下。《语丝》之成功，以及对文化界影响之大，那是他们所不及料的。鲁迅说："至于对《晨报》的影响， I 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二青年与青年问0？
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 I 了"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 I 即刻觉得'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 I 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二是乎'彷徨'起来。"①凡是接近鲁迅的青年，都想利用鲁迅，连伏园这样和他十亲近的，也是"贤者不免"。许多人，爱用鲁迅所写"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句诗，好似他对青年的要求，无所不可的。鲁迅的诗意，似乎着重在"甘"字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①那便是他的"甘为孺子牛"的限度。
所以，鲁迅又很明白表示他支持《语丝》社的态度。他说："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2^3出1151 "《苏鲁支语录》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一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一一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②这又是他所说的"俯首"的注脚。
不过，鲁迅了解靑年弱点，知道青年也和其他人们一样地卑怯是一件事，他了解青年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加以解剖药治又是一件事。我曾经对朋友说过：鲁迅和青年们相处，反而不及胡适的圆妥。因为，鲁迅和青年太接近，而他自己又是这么敏感的人，所以容易受刺激（有时，他也太过敏，想得太深了）。胡适之何尝又不是绝顶聪明看得雪亮，他只是装糊涂，不和青年相接近，反而没闹那么多的事故的。而且，鲁迅无论在社会在学校，都是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尚且如此焦头烂额；假如处在胡适的地位，要担负牵校行政，有时会和学生处于对立地位，又不知会弄什么僵局呢。
但是临到青年问题的处理，鲁迅是坚决地站在青年的立场说话的；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事件，在他本来用不着那么"见义勇为"的，而他毅然决然站在章士钊的对面，与之为敌。此所以青年对他格外来得亲近。胡适一沾到青年问题，就变成圆滑了；偶尔也说几句漂亮的话，要他去和政府当局对垒，他是不干的，此所以胡适和青年越来越远，一个领导五四运动的思想家，反而没有群众了。
鲁迅有一篇以《导师》为题的杂感文，正是他对于青年问题的看法，他说：①《鲁迅全集》第3卷 ，第364页。@《鲁迅全集》第4卷，第173页。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幵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
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4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二青年与青年问9？
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煞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曰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或者还是知十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拜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①他的话，当然是有所感而发，事实也正是如此。
有一时期，《现代评论》派每以"青年导师"的纸糊帽子来冷嘲鲁迅的；他在《写在〈坟〉后面》中有一段最深刻的话："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样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或'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鲁迅全集》第3卷 ，第60—63页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止一条，我可正不知道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常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就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①五四运动以后，从《新青年》那营垒出来的，几乎都成为青年导师，到了后来，他们所指引的路也越来越模糊了；倒是鲁迅，对于青年的影响，却一天一天大起来了呢！
当然，鲁迅对于青年问题，并不袖手旁观，而是有他的积极主张的。那年，北京的《京报》副刊征求那时的学人开列"青年必读书"的书目，鲁迅是交白卷的，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在附注中，却写了一段话："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在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一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人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②他的态度，素来就是这么积极的。
我们且看他在北京时的另一封信，更可以了解他的意向。那时是写给河？^^1^1 ^！. 11-^11111115^-5 1^ 1.11-511 1111、十
青年与青年问甩南两位学生的，其中有一位便是向培良，后来和他分了手的。他说："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弓I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①他的话，看起来是平淡无奇的，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许多人只是说了不做。鲁迅因此提出更平淡的几段话。第一，他说需要记住，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受过的苦痛，但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他在许多地方，发挥这一论点，他叹息我们中国是一个健忘的民众、其次，他说需要韧性。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②鲁迅曾经译介有岛武郎〈日本文学家）的《与幼者》，说："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象的了。
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人间很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