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鲁迅评传》，第20章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版。 转引自《鲁迅评传》，第17章 。.15
周作人和鲁迅晚年分道扬镳，兄弟之间，也不免在字里行间，有所讽刺，那当然是周作人的损失。据许寿裳的追忆，他们之间的暗影，乃是从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而来的。他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许氏虽竭力解释幵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在那彼此参商的时期，还演了很不愉快的一幕。鲁迅搬到西三条的新居，那间小书室既成，他就独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太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
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不过这件事，鲁迅并不曾在日记上提过，那是他顾全弟兄的情谊之处。
周建人是鲁迅的幼弟，建人说："我们兄弟中，鲁迅最大，我是第三，如果将未满一岁去世的阿姊计箅在内，应该是第四，年纪既相差得较多，知道的事情就少，能够记得的也少了。"他有一小册子，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也是直接的史料，可以补正一般人的说法。他说：在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两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但到鲁迅的时代，周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与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以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大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于家里的人却并不严厉。鲁迅对于他的父亲却不然，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子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自己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应付，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建人对于若干人士，如欧阳凡海那样对他们双亲的曲解,有所解释的。他说：鲁迅幼年以至少年时代，男小孩在读书的家庭里，公认唯一的事务是读书。鲁迅的父亲对于鲁迅的想法也是这样，认为鲁迅小时候最重要的事务是读书，所以鲁迅正预备去看五猖会的时候，他的父亲还要叫他读通鉴，而且要背出后才许去看。结果背是背出了，他的父亲也答应他去看。不过鲁迅追记这件旧事时，有"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话，那位欧阳先生，也许看得太老实了，以为鲁迅不了解一位严酷的父亲的心理，那是可笑的。建人则以为是在形容过去当时的 I 情况，即形容当时所感到的不快意，甚至于后来追想起来犹如此。其实鲁迅 I 是不会真的不理解的。
建人还说了一段极有意义的话。他说：鲁迅有时候，曾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箏和放风箏二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箏，可； 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箏，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七鲁迅小说，有一篇题名《在酒楼中》的，那是笔者所最喜欢的。他所写的吕绎甫就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很明显的范爱农的影子。可是，我们这么 141 想，以为其中所写的故事，乃是范爱农的，那就错误了（很多谈鲁迅的，都有这一类的错误〉。据周作人的追记，小说中的"小兄弟"，乃是鲁迅自己；吕纬甫家虽以范爱农为蓝本，骨干却是鲁迅自己的，连吕纬甫的意识形态，也是鲁迅自族己的写照。这件事，倒可以放到鲁迅的家族中来叙说的。
周作人说：吕纬甫所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回乡来给小兄弟迁葬。本文中说他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乡下，今年本家来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浸了水，不久恐怕要陷人河里去了。他因此预备了一口小棺材，带、矛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土工，前去把坟掘了开来。待到掘着圹穴，过去看时，棺木巳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把这些拨开了，想要看一看小兄弟，可是出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都没有。那么听说最难烂的头发，也许还有吧，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他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先前的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他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他这样箅完结了一件事，说是足够去骗骗他的母亲，使她安心些了。周氏说：这所说迁葬，乃是鲁迅自己的经历，所写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实，所不同的是，只是死者的年龄，以及坟的地位，都是小节，也是为了叙述的必要而加以变易的。关于迁葬的情形，他不曾告诉过人，别人也不曾问过他，大家都怕说起来难过。我们从这些描写，可以了解鲁迅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情味的人〈另外一件，是替他母亲带绒花给长富女儿阿顺的故事，也是富有人情味的；)。
关于他们小兄弟的正面材料，周作人也说得很详尽。那是鲁迅的四弟，小名春，书名椿寿，是祖父介孚公所给取的，生于清光绪癸巳六月十三日，死于戊戌十一月初八日，所以该是六岁了。小说中说是三岁，这或者是为的说坟里什么都没有了的便利，但也或者故意与幼殇的妹子混在一起，也未可知。她小名端，生于光绪丁亥，月日忘记了，大概不到一周岁，即以出天花殇。她最为他们的父亲伯宜公所爱，葬在南门外龟山，立有小石碑，上写"周端姑之墓"。即是他父亲的亲笔。椿寿也葬在那里，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椿寿的坟前，竖有一块较大的石碑，上刻"亡弟荫轩处士之墓"，下款是"兄樟寿立"。写的是颜字。那做坟和立碑的事都是我经手的，所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移坟的事，那是鲁迅于一九一九年末次回乡时所办的〉。在小说中，鲁迅说及他的小兄弟，"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落泪。"周作人说："这话说得很简单，可是也是有根据的。小兄弟死的时候，他正在家，但是过了三天，却在十二就回南京学堂去了。这以后的事情是我在旁边知道得最清楚。母亲永远忘记不了这小人儿，她叫我去找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不能说这像不像。
这画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挂在她的房里匸后来在北京是房外板壁上）
足足有四十五年。"要说温情主义，这当然是很温情的了。
林辰先生所作的《鲁迅事迹考》，对于鲁迅的婚姻生活，已经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了。据许寿裳《鲁迅年谱》载民国前六年（光绪三十三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那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不知怎地，他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并已生了孩子，有人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他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皁就与山阴朱女士订了婚的，所以这消息，使得他家中十分惶急，于是便不断地写信去催促他回家，说是他母亲病了。但当鲁迅回到家里，才知道是受了骗，家中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结婚的一切。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旧式的婚姻，自然为当时已受新学洗礼,且在维新后的日本，曾受过四年科学教育的鲁迅所反对。但他为了不愿拂逆母亲的意思，免她伤心，只好牺牲自己，默默地下了决心，不惟没有反抗，而且一任家庭的摆布，举行了那繁琐的旧式婚仪。但他自然是不会屈服到底的，一到婚礼巳成，母亲的心愿巳了，再没有可使她伤心的事故以后，他便按着自己心里的暗定计划，婚后第三日，就从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
迅在这样的情形下，与朱女士结婚的，自然不会有什么情感可言。自结婚以至接眷北上为止，前后十余年中（一九〇六一一九一九、鲁迅在东京整整住了三年，在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又住了九年之久，经年在外，不常回家，与朱女士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到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买了北平八道十七湾的房屋，才将老太太和朱女士接到北京去，同住一地。表面上算是一道生活了，但夫妇各住一屋，每天连话也少谈。夫妇的感情既是这样，自然不会孕育。鲁迅对于朱女士，认为只负有一种贍养的义务，他常常慨叹地对他的老朋友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由这沉痛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鲁迅精神上的痛苦了。
他的家族一九一九年，鲁迅曾接到一位少年写来的一首新诗，题名《爱情》，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仿佛两个牲國." 1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V -1.、1 ^ X ^^^,/1 ：鲁迅评传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看了以后说"对于我有意义"，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并因此写了一篇《随感录》，刊在当年的《新青年》六卷一号上，里面除了指明无爱情结婚的恶果以外，并有一节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把他们少的老的怪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十年的旧账。"①由此不但可以推知鲁迅对于旧式婚姻和朱女士的态度，而且可以看出"无爱情结婚"所给予他心灵上的创痛之深，否则他决不会为了一位不相识的少年的诗,竟激动得说是"这对于我有意义"了。
鲁迅就是抱着这种牺牲的心情，在那样凄凉的家庭和苦痛的婚姻下度着日子。在寂寞中，度过了悠长的二十年的岁月，直到一九二三年，他才认识了许广平女士，其时他已有四十三岁了。不过，笔者提醒读者，我们听信周建人的话不错，他说:"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讲到鲁迅的婚事，颇有谴责他的母亲的话。那时候，主持家政的是鲁迅的母亲，说亲戚家族催迫鲁迅结婚，迫得鲁迅4神经衰弱起来'之类的话，也就不能不说是在责备他的母亲了。这话恐怕也不一定对。
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许季弗（寿裳、那是他的幼年朋友。一位是许季裳（丹），一位留学印度、研究佛经的学者，他的道义之交。一位是少年作家许欽文；一位是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她是鲁迅的恋人。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景宋：)。鲁迅禀告母亲信中所提到的"害马"，就是她。
许广平，广东番禺人，母亲姓宋，她因为景仰母亲，又自号曰景宋。她的祖父曾任浙江巡抚，她的长兄，清末留学南京，为鼓吹种族大义最力的人。她在幼年时，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她头脑清晰，勇于作事，性格极为刚直坦率,与一般出身仕宦之家的小姐们的孱弱娇柔不同。在给鲁迅的信中，她自言:"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先生禀性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锄强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幸事。"一九二三年，她到北京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样，她便和鲁迅相识了。
她对鲁迅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当鲁迅先生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4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他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来偷偷做。钟声刚止，大家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时初舂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暖气。"那时，北方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屠戮学生，封闭学校，正是一个黑暗时期。一九二四年舂季，女师大（即女高师改称）便发生了风潮。风潮之起因，由于学生们反对校长杨荫榆的贪污腐败。杨对这风潮的对策是收买和威胁。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更主张采用严峻的手段来对付，首先便开除了大批学生，后来又将整个学校解散，在这样的压迫下，学生们自然更感到愤懣和苦痛，国事校事，都使她们惶惶不安。于是许广平向鲁迅通信请教了。
她给鲁迅写信，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在信中提到女师大事件。鲁迅在当日即写了回信，说明"学风如何，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
并教以"壕堑战"的战法。自此以后，书札往来，内容不只限于女师大风潮;在一般人生态度，社会问题上，景宋也不断向鲁迅有所申诉或求教。鲁迅这时正想纠集一般思想进步，热心做事的青年们，来"对根深柢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而景宋正愿作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就由于这种根本见解的投契，他们的通信逐渐频繁了（鲁迅第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一一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惹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一，十七他的家族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①这段话，倒很切实重要的）。
鲁迅当然不是圣人，而且不想做伪君子。他和许广平的恋爱进程，也和一般人一样，把一颗砂石慢慢养成一颗珠子了。许广平初次到鲁迅家中去，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她那次访问的印象是这样："'尊府'居然探险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堕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②从那回以后，她大概时常到周家去，看见鲁迅总是很忙，她也帮着他料理一些小事，她自己的文章，也送给鲁迅斟酌修正，后来刊载在《妇女》周刊、《莽原》上。她从鲁迅的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以及工作的勤奋上，更看出了鲁迅的伟大精神："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她从心里深沉而细致地体会到鲁迅的"孤独凄凉"，"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而予以深湛的关怀。她劝他休息，劝他戒烟，劝他戒酒，在床褥下搜寻传说中他准备用来自杀的短刀。两人的情谊，可说从这时已经开始了（恋爱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关于这件事，孙伏园曾经在追记文字中，提起了鲁迅《野草》中那篇题名《腊叶》的散文诗。鲁迅对他说:"许（指许广平）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
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等，却是无关宏旨的。"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再去看原文，也就可以体会他俩的情怀了。这是他对于"爱我者"的感激。我们把"病叶"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气转给"爱我者"，这样，好些关节自然解通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们两人一同离开北京，同车赴沪。抵沪以后，他们又分道而行：鲁迅赴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景宋赴广州，任女子师范训育主任。鲁迅到厦大以后，极为失望。学校没有计划，没有基金,教员食住，都极不便。再加上过去他所提携的一些文学青年，如"狂飚社"的高长虹等，这时又正在背后攻击他，使他感到十分的烦躁和悲愤。景宋在广州，环境亦极复杂，时起风潮，工作又很繁忙。两人的牢骚，身边都无人可说，只有两地寄书，彼此予对方以最切适的慰安，问暖嘘寒,殷勤周至。她又怕他在厦大受不住气，独自闷着，无人从旁劝解。又竭力劝他应中大之聘赴粤去。他也愿意和景宋有常见的机会，说："我极希望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话，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即景宋）其实，北京已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谣传，有人说长虹之拼命攻击鲁迅，就是为了这事。上海的友人，一见他们两人同车到沪，便也相信不疑。甚至说鲁迅已将景宋带到厦门的流言也有了；鲁迅却说："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诸公，其奈我何。"又说:"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后来他给韦素园的信中，追述到此事，他又说:"川岛到厦门以后，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又随他们去吧，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
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景宋也在中大任助教，除了职务上的帮助，在日常生活上，他也得了她的许多帮助和关切。他初到时，道路不熟，语言不通，出入多由景宋作向导。她又恐校中饭菜，不合浙人口味，便常由家里送些菜肴去。这时，他们同在一地，同在一校，接近机会既多，了解日益亲切，已进入结合共同生活的阶段了。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俩从广州赴上海。十月八日，移居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自此以后，鲁迅在精神上，已有了最亲切的伴侣，在工作上，也有了最适合的助手。家庭空气，也不再像北京那样的寂寞凄凉，他自己也不再感到孤独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他俩和许欽文一同到杭州，一面是游览，一面是查考书籍，在夜车上，他们高谈阔论，鲁迅固然健谈，景宋的谈锋也不弱。他们的服装既不漂亮，又不阔绰，高谈之余，就在二等车上吃起大菜来，牛尾汤的香气和他们的谈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于是说他们身边有鸦片气味，而来搜查箱子，结果毫无所得的走了。到杭州后，他们在湖滨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长长的房间。三张床铺，各人一张。他们在杭州整整住了一个星期，才回上海。鲁迅一生是很少游山玩水的，这回，他俩真正过了"蜜月"生活。
到了鲁迅晚年，景宋就成为写作的伴侣，她除了照料家务外，还帮助他抄写、校对、整理，有时他也采纳她的意见，每次文章写完，总先给她看。她偶尔供献些修改字句或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依着她的话去修改了。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他们的男孩海婴出世了。他俩夫妇之间，生活感情究竟怎样呢？景宋曾经有过如此的记述：他的脾气，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牍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儐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他俩这对夫妇，感情也竟可说不错了。
：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有一节是写他们的儿子海婴的。这孩子，幼年时,也不见得特别聪明，但是，却因鲁迅晚年得子，他是特别宠爱他的，所谓传"回眸时看小於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在禀母的信中说："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舂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比夏天胖了一点，虽然还要算國國..1 —國，國、，國1 '-''-1 '-^'-1國」國、'1 '-，國1國國」國"國國」'."^、1國—^"^.一.^！
瘦，却很长，刚满六岁，别人都猜他是八九岁。他有细长的手和脚像他母亲的。今年总在吃鱼肝油，没有间断过。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拿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他的得意与宠爱的神情。（景宋说："海婴生下来了，每个朋友来到，他总抱给他们看；有时小孩在楼上睡熟了，也会叫人抱他下来的。他平常对海婴爱惜，总会不期然地和朋友谈到他的一切。
景宋生育海婴，那是很危险的难产；她产后体力很差，照医生的意思，希望雇一位奶妈，再三催促，而且善意的劝告。但鲁迅一定不同意，定规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的经验，而别人的经验，他是未必一定相信。最认为可靠的，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真是闹了许多的笑话，而又吃足了苦头。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哺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小孩也真难对付：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是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她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如是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状态。这使她不安起来，和他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病就好了。到了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两三个星期内；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他们在新鲜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其次是洗浴，在医院时，每天由护士小姐抱来抱去，怎样洗浴，他们从未参观过，待到十二天后回到家十七中，她稍稍能够起床了，于是商量给孩子沐浴。他是特别小心，不许用未烧过的水，更不愿意假手别人。在一只小面盆里盛了半盆温水，由她托住小孩的身体，由他来洗。水既不大热，经过空气一吹，小孩受冷到面孔发青，小身体在发抖。他们也狼狈不堪，草草了事。但小孩立刻有了反应，发寒热感冒了好容易医好之后，从此就几十天不敢给他洗浴。而且因为几次伤风，天气逐渐冷了，又怕他再感冒，连打开他的衣服都不敢了。据鲁迅的意思，叫她每小时看一次孩子的尿布。他总箅学过医的，她自然不好反对，但结果小屁股被湿污所浸而脱皮了。没法子只得又去看医生。由医生介绍看护每天来给小他的家族孩洗浴。这才知道应该让小孩卧在温水里，并且在水里放有温度表时常留意水的温度，不断添上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看护小姐也时常提议叫他们自己学习自己动手，但是他们吓怕了，有点气馁。鲁迅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以后，小孩是每天请看护洗浴，一直洗到海婴七个多月。这些小故事是有趣的。鲁迅这样一位思想家、大作家，而其生活若干方面，也还是这么幼稚，天真可笑的；鲁迅也毕竟不是圣人。
鲁迅这只勒莫所宠爱的"小於菟"，鲁迅自己希望他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大概不会成为文学家了吧，毕竟文学是不世袭的，以许广平的教育方针来说，她也大概不会把他教育成一个文学家了。
笔者说到"老年得子"的变态心理，我曾在几位老师如单不庵、朱芷春的生活中看到过，鲁迅虽是一代作家，也还是逃不过于宠爱的一关（笔者自己也是如此，不过，我有了三个儿女，就不像鲁迅那样把儿子看作掌上珠了）。海婴的小名是小红象（因为林语堂曾誉鲁迅为白象，乃有此名）。他每晚值班看护这个宝贝的儿子，他口中所唱的催眠曲是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
鲁迅最怕的是小孩子生病，本来提心吊胆在招呼他，如果一看到发热伤风，就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他在日记中，也不时提起海婴的病。遇到了，他几#乎是"眠食俱废"（这和前人所说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有什么分别〉。
他在日译《中国小说史略》序中说："一妻一子也将为累了。"景宋说鲁迅时常传对她说:"有了你和海婴的牵累，使我做事时候比较地细心，时常有更多的顾虑。"（鲁迅夫妇，也颇神经过敏，其实，他们在上海并没有危险）
景宋笔下所写的鲁迅宠爱海婴的情形，和其他父亲溺爱幼子的情形，也并没有多大分别。而一般孩童的好奇心理，也并不在海婴之下。她和鲁迅也并不曾养出天才来。她说鲁迅反对小学教师的鞭打儿童，但有时对海婴也会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坳顽皮，说不清的时候，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水
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爸爸，我下回不敢了"。那时，这位父亲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是要研究纸里面包藏些什么东西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笑起来了。紧跟着父子之间的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也会小心拘谨一些时候。有一次，海婴也会发表他的意见了，他说："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鲁迅问他："如果你的儿子坏得很，你怎么办呢？"他说："好好地教他，买点东西给他吃。"鲁迅就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的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送东西给不听话的孩子来做感化工作，这不是近于耶稣的被打了右脸再送左脸去的忍耐了吗？实际却未必能真做得到罢（笔者也曾和鲁迅讨论过这一问题，我是主张可以打孩童的；但打孩子有几个附加的条件：（一）自己脾气不好时，不要打，所谓不迁怒。（二）全家不一致的不要打，一个打，水
劝，水
去安慰，那就不必打；打的后果比不打坏。（三）没有预期的成果，不要打。所以，鲁迅打海婴，常是失败的）
七景宋有一段描写海婴在书房捣蛋情形，十分精彩。"小孩子在我们房间，女工来了，也会不知所措。在写字台±，海婴欢喜立在椅子上拿起笔来乱涂，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不肯随便拋弃小小一张纸的；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时，就是他最喜欢的，给他乱涂，也是满心愿意的。"这又是一幅"爸爸不在时候"的漫画在我们眼中那个活着的鲁迅，毕竟是一个常人；他虽说是世故老人，有的举动，却也幼稚得可笑。他的笔锋那么尖刻，对人却相当厚道。他的见识非常远大，却也神经过敏。有一件小事，说起来，大家未必相信。他的儿子海婴，当他逝世时，已经八岁了，却一直不知道他的父亲是鲁迅。这也有小小的因由：那时文网甚密，谣言甚多，也难怪他们都十分敏感的。有一回沈雁冰住在沪西，他的儿子在X X小学读书。有一天，那孩子看见他们的老师正在看茅盾的《子夜》；大声叫道："这是我爸爸做的。"那老师也许是好奇，那天下午，放学回家就跟在那孩子后面走了一大截路，沈雁冰究竟住在那里；这可他的家族把沈雁冰一家吓坏了，连忙搬了家。还有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孩子，也是在杭州某小学读书，一路在墙壁上涂着他俩的姓名，指路牌似的把旧交新知引到家中去的。这一类的故事，提醒了鲁迅的警觉，所以海婴就不知道他的父亲是鲁迅了。
许景宋所记鲁迅教育抚养海婴的故事中，大多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我觉得鲁迅之为人父，倒像巴金《憩园》那小说中的主人公姚国栋，并不怎样高明的。只有他对孩子的性教育倒是开明合理。她说他对于孩子的性教育，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嬰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所以有些外国社会，不惜在野外男女赤裸，共同跳舞的练习，也正是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也会涉遐想的；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于从孩子时代来开始了。她又说鲁迅对于儿童普通知识的灌输，并不斤斤于青年的研究，他随时随地作常识的晓谕譬解；其中对于电影教育，也是在娱乐中取得学识的一种办法，他是尽着机会去做的。鲁迅自己对旧式的背诵，似乎很深恶痛绝。对一般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未必满意，他是主张"顺其自然发展"的（我看鲁迅对于这一问题，也矛盾得很的）。
景宋的回忆文字中，有这么一篇写鲁迅与家庭的，颇有点意思。她说她曾经遇到一位旧时代的官僚亲戚，他每回到家里来，就像一只猫走到一个老鼠窝里一样，立刻声息全无。偶不小心，就听到训斥的告诫说："我是掌舵的，船怎样走要依我。你们是坐船的，没有我不行，你们不许做声！"这真是专制家长的口吻。鲁迅却相反，不但不像掌舵，倒像坐船的，一任她们意思。自已能动手的就做，没有空，她帮他也可以，但绝不勉强，总要看她的能力而定。对于女工，鲁迅从来是没有呼喊责备过一声的。遇到她不在家，要泡茶了，他就自己捧着茶壶走下楼梯，到厨房去，要他自己动手烧水也可以的。
她说，鲁迅对于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绝不过问；他自己的买书账是记下来的，鲁迅的衣着很随便，却要她多买点衣着。这都是他的通人情之处。他这个家长是容易相处的。孙伏园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他的师友鲁迅评传笔者写下这一个题目，颇有不知如何着笔之感。因为鲁迅心目中的朋友，究竟哪些人？我也无从去替他决定的。他有一回写信给我，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可以说他是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的。这儿，姑且从他自己所供给的材料中来写这一篇罢。
他在晚年，写过一篇很好的回忆文字，题为《我的第一个师父》。他是周家的长男，父亲怕他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他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他的师父，他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他也很和气，不教他念一句经，也不教他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由他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的俗人。因此，鲁迅又有一位师母，就是龙师父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他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
听说龙师父在年轻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
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去替他们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轻的寡妇。以后的故事，连鲁迅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是他的师母。
鲁迅因此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家的孩子，舍在寺里的。其余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守着秘密。三师兄比鲁迅大十岁，和他的感情极好。他说："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臂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4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阔人家一有丧事，择七解结，解结并不是如世俗人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打结子是谁呢？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所以他不觉睹物思人，所谓将涉遐想起来了。"①鲁迅是最懂得这种人的变态心的。鲁迅的三师兄也有老婆，鲁迅笑嘲他不守清规，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他大喝一声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这真所谓狮子吼，使鲁迅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了。鲁迅在日本读书时期，曾和几位朋友往《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学，笔者已在上文说到过了。章氏可说是鲁迅所最钦佩的老师。许寿裳氏曾在《鲁迅印象记》中有一段描叙文字，，"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章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义创见，层出不层。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恢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他说："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注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人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奧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7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章太炎在一九三六年逝世，到了十月间，他自己也去世了。他所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可说是最后文字之一。他对于太炎先生的评价，和一般世俗人说法并不相同。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巳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民国前五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奧，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