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鲁迅评传》，第20章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版。 转引自《鲁迅评传》，第17章 。.17
《鲁迅书简》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颇不少；笔者也曾引用过鲁迅回我信中的一段话:"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阔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②林氏最讨厌笔者引用这一段话，因为鲁迅真的把他未盖棺而论定了。许寿裳的《鲁迅印象记》中，也有过这么一段话："记得鲁迅刚由广州回上海不久，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文，（^"^！!)当然深致赞扬，尤其对于他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称其善于应变。有一天，我和鲁迅谈及，鲁《鲁迅全集》第4卷 ，第173—174页。
《鲁迅全集》第12卷 ，第505页。
迅笑着说：'语堂我有点讨厌，总是尖头把戏的。7后来，语堂谈小品文而至于无聊时，鲁迅曾写信去忠告，劝其翻译英文名著，语堂不能接受，竟答说，这些事等到老时再说。鲁迅写信给我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浅陋也。，他对语堂的批评的确是深刻而又出之以善意的。
此外，鲁迅在复郑振铎的信中也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因实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4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巳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①"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②他对林语堂所提倡的闲适文学，最露骨的当然是那篇《小品文的危机》，可以说是对《人间世》的正面批判。"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清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缤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鲁迅全集》第12卷 ，第443页。
同上书，第466页。
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和那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摆设，，供雅人的摩搫，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7—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与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①这就使他们二人判然分途了。
笔者在另外一篇小品中说过这样的话:"如鲁迅的说法，林语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然而却以幽默大师所称。'幽默7是一种风度，这种风度，最主要的，乃是超乎利害关系，从来不打算盘，而林氏却是一个最爱打算盘的人。
孙伏园氏追述鲁迅的少年时代，说到他年轻时的三位朋友，蒋观云（智由）许季弗而外，兼及陈公侠(仪、他说:"陈先生与鲁迅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着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4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6我想这也无非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时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这一番话，那是鲁迅的一般朋友们所不知道的。（周作人氏在《鲁迅的故家》中也说道："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同乡中间有邵明之名文镕、蔡谷清名元康、陈公侠名毅、后改名仪，还有一个张承礼，杭州人，也是学陆军的，有一张武装的照片送给鲁迅，后来死于戴戡之难。"〉鲁迅曾经进过水师学堂，后来改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是他自己在《朝花夕拾》中说过的。不过，他和陈仪的交谊，我倒是后来(：鲁迅逝世后第三年）到了福建才知道的。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整整齐齐的《鲁迅全集》。陈氏对《鲁迅全集》第12卷 ,第171—173页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老朋友。"他还找了鲁迅亲笔题字送给他的各种集子给我看，他还很熟识鲁迅的警句，不费思索地念给我听。于是，我们就谈起鲁迅。他说:"鲁迅是我们绍兴的文学家。"他这句话的意义，是说鲁迅是一个富有绍兴酒味的乡土文学家。陈氏也是绍兴人，在他心目中，鲁迅的文章风格，有着张岱匸宗子）李慈铭的韵味的。陈氏，他是著名军事家，也是地方行政长官，我却惊于他的文艺修养之深。他对于鲁迅的文学修养渊源，说得有条有理，他也和我谈到显克微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灵》，他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他说，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笔者自愧对于夏目漱石的文章，并不了解）。大概他们两人，各有所成就，而不愿意互相标榜，因此，世人便忽略过去了。
陈氏，笔者知之虽不深，但就我所见所闻所接触的政界人来说，他是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民国初年，浙江虽是东南革命策源地，但北洋派的军阀势力，逐渐人侵，残存的浙江地方实力只有陈氏的第一师和周某的第二师，依草附木，就在军阀的屋檐下苟延残喘。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才有发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他主福建省政八年，台湾省政二年，浙江省政一年，原想建立一种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他是主张渐进的，一步一步慢慢建设起来。
遗憾的是会逢时变，终于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的幕府中，有沈仲九氏的政治智囊，而黎烈文替他办文化事业（称改进社、郁达夫也曾在他的幕府中主宣传，他是一个着重实践的人，所以表面上并不"哗世取宠"的。
附带的，在这儿记一笔蒋智由的旧事。许寿裳说:"蒋智由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他当初还未剪辫，喜欢戴一顶圆顶窄檐的礼帽，俗所谓绅士帽者是。他的诗文清新，为人们所传诵。例如《送甸耳山人归国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可是有一次，蒋氏说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我们听了，颇感奇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4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不过，蒋氏后来也不曾做官，民国以后，他也就以诗酒终其一生了。
有一天，笔者和几位朋友，谈到鲁迅的敌人是谁？从表面上看，他骂得最久的，乃是陈源（西滢、但从《两地书》看来，他对于顾颉刚的深恶痛绝，自在陈西滢之上。而从他的朋友变成了他的敌人，那位《莽原》社髙长虹，也在他所不齿之列。
鲁迅在一封写给许景宋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飑》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伎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我还要仔细看看……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平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①这样沉痛切齿的话，那是他反击陈西滢、梁实秋文字中所没有的。
鲁迅对于顾颉刚的印象，似乎特别坏（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我对于鲁迅这份心理是不了解的。我觉得顾颉刚先生倒是颇有学究气味，周作人的看法，也就和鲁迅不相同的〉。《语丝》初出版时，顾氏也到那边去教书，冤家路狭，所以彼此感情十分恶劣。《两地书》中，他一提到了顾氏，就有这样的考语:"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②^:朱山根指顾颉刚）后来，闹到了广州，一个要"鲁迅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而一个请其"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州以负应负之责"，闹了一场趣剧了局。
鲁迅骂陈西滢的文字，可以说是发挥了韧性的特长，几乎整整一年多，只要有机会，就会连类及之（原文具在，不必多引）。这儿，且引一段陈西滢回骂的话。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不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出这样心理复杂的人物来。说起画像，忽然想了《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4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倖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他们之间，就是这么毒辣地讽刺着，至于什么仇恨，我知道倒是没有的。
笔者本来是算不得是鲁迅的亲近朋友，所以也不必谬托知己；不过，在他生前，也曾有过几次深谈（这儿笔者附记一笔，鲁迅写给我的信有四十四封，第一批送到许广平那边去的二十四封，即《鲁迅书简》中所收的。还有二十封，因为内容比较重要，想抄了原信再送去。哪知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我匆匆上战场，不及料理这些瑣事。其后太平洋战争发生，我的师友信札，寄存亲戚家全部毁去；中有周作人来信五十六封，连着这二十封信全部丧失了。因此，《鲁迅书简》中，许氏根据我的纪念文中所引，辑有逸文〉。我曾对他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4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有时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他颇赞同我的说法。那时我只有三十来岁，但心境和他一样地衰老，这都是人世过早之故。
《鲁迅书简》，一开头便是鲁迅写给李秉中的信。我和李氏并不相识，不过，照那些信中的语气看来，鲁迅也和他说了心腹中的话。他曾在一封信中，对李氏说:"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的话罢，这大约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巳经如此，恐将来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①这些话，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鲁迅的心境的一面。
他在一封回我的信中说:"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高尔基其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学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稀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是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的快，三四年中，三反四复的，你看有多少。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政府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若朋友然）。
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巳可矣。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①《鲁迅全集》第11卷 ，第430—431页。
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乎意料之外者，历年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人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①从这儿，我们可以体会鲁迅的处世对人的态度。
二十九闲话笔者标出"闲话"二字，并非"闲话鲁迅"，也非"鲁迅闲话"，原是用比较不拘束的格调，写鲁迅二三事一类的东西。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我相信一个最适当的写传的人，倒是林辰(孙伏园也说，他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家是林辰：)。
林辰曾经整理一份材料为：鲁迅与《狂鵰》社的冲突，说到高长虹、向培良、尚钺这一群青年，而长虹之仇视鲁迅，却是为了许广平；而鲁迅的《奔月》，即是讽刺高长虹，这也是一件文^事。《目》社，可以^从北京的《莽原》社分裂出来，在上海成立的文艺团体，那时是一九二六年。社中那几个主要人中，有髙长虹、向培良、尚铖、朋其、高歌等人，说起来都是反对鲁迅的。而留在北京的《莽原》社社友，如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都是拥护鲁迅的。他们曾在《京报》副刊发表过狂飕运动宣言，说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在建设科学艺术，在用科学批评思想。因为目前不得巳的缘故，我们次要的工作在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在介绍欧洲较进步的科学艺术到中国来。"意义是很模糊的，其实他们自以为羽毛丰了的小鸟，却卷不起什么^^的，他们的影子淡榭艮，并不曾留下什么痕迹来。
高长虹（他是山西人〉，他曾追叙他和鲁迅最初相见的印象，说："我初次同他〈鲁迅）谈话的印象，不但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也不很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却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鲁迅那时仿佛一个老人，年纪其实也只四十三四岁。他的中心事业是文艺事业、思想事业，不过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他的说法，也很真实真切的。在鲁迅那一面，对长虹的印象是传这样：长虹"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湮难解处"①，也可说是很不错的。鲁迅对他期望很大，为了《莽原》，有一迅全集》第7卷 ，第80页年多时间，长虹他们时常到鲁迅家中去。有一回，为了校正长虹的稿子，鲁迅真是吐了一口血，也可说是费尽心力了。长虹第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便是鲁迅替他编订，设计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中去的。
后来，鲁迅到厦门去了，长虹和鲁迅翻脸了，原因是《莽原》压下了向培良的剧本。于是长虹便在《狂飑》上大骂鲁迅了，说是"青年的绊脚石哪，世故老人哪,戴着纸糊帽子的思想权威者，入于身心交病之状也矣"哪，使鲁迅伤心了。到了后来，鲁迅才知道髙长虹之所以骂他，向培良的稿件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由，真实的原因，却是"为了一个女性"。鲁迅在给景宋的一封信中，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是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①鲁迅知道了这实际的原因以后，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点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
这篇小说，便是故事新编中的《奔月》。
在《奔月》第二节 中，老婆子问羿是谁，他回答"我就是夷羿"，并且说:"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但老婆子却笑起来了："哈哈骗子，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夷羿道："阿阿，老太太，逢蒙那人，不过近几年时常到我那里来走走，我没有和他合伙，全不相干的。"最后，羿在回家的路上，被逢蒙一箭射中了他的嘴，一个筋斗，他带箭掉下马去了，逢蒙二便慢慢蹵走过来，微笑着去看他的死脸，但羿忽然张开眼睛，直坐起来，他吐；出了箭，笑着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没有知道呢，九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意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这段小说，和这段故事一对照，当然十分明白了。不过，在《两地书》《未出版以前，除鲁迅和景宋之外，也只有长虹和其他少数《莽原》的朋友领悟这小说的含义的②依林辰的说法，鲁迅那篇《奔月》的动机，只有他们那个三角小圈子中人①《鲁迅全集》第7卷 ，第321页。
鲁迅评传体会得的。我却以为《莽原》那一群人，大概都明白的。鲁迅有一封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狂飚》停刊了，他们说被我阴谋害死的，可笑……尚钺有信来，对于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实我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①鲁迅的本意，以及《狂飚》社那些年轻人的反应，可以看得很明白了。当时，高长虹也曾自己辩白了一回，说："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完全由鲁迅担任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这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飚》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原因了。
从手法说，髙长虹不仅不十分高明，而且经鲁迅一揭穿，格外显得十分卑劣的。他在另一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狂飚》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尚钺坏极，听说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长虹似乎在上海。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极坏的骗子。"②而鲁迅那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说：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飚社广告"说：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仁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埯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
《鲁迅全集》第11卷 ，第538页。
同上书，第590页。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近有长虹在《狂庵》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賜以第三次"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知，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①。
长虹他们，一面要利用鲁迅这一招牌，一面又在明显地打击他，这也是鲁迅接近青年后，所最痛心的打击。鲁迅曾在写给景宋的一封信中说:"有靑年攻击我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②不过，在恋爱场合，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竞争，看起来，中年人尽管有若干显著的弱点，然而胜利常属于中年人，这也是鲁迅所以轻取"嫦娥"的快意之举。鲁迅和许景宋的情书，以《两地书》的书名刊行，其中虽有删节之处，大体上，可以使我们看了，不觉得肉麻。鲁迅自言："《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三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我们所经历的真相。"③这话说得很老实。但一个人的情书，都可以公然出版，而使人读了，不觉得肉麻，其人襟怀坦然，可想而知了。
从鲁迅小说中的分析人性来说，他可以说是烛微窥隐，最能了解人类的灵魂的。
《鲁迅全集》第3卷 ，第378页。
《鲁迅全集》第7卷 ,第246页。
同上书，第20页。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鲁迅对于真的朋友的性格分析，就没有这么真切而确当了。他是说：《狂飚》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而向培良对他的观感究竟如何呢，这倒是有趣的对比。向培良，湖南人。在北京时，他与鲁迅往还很密切。《华盖集》所载的《北京通讯》，便是写给他的，他一直到鲁迅离开北京日止，对于鲁迅都是很推崇的。鲁迅离京前那篇《记谈话》,便是向培良所记的，他在《记谈话》前面有一段引言说:"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中，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北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①这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景仰与依恋。其后不久，为了他的稿子，引起了《莽原》社的分裂，而他走了知识分子的游离投机的老路，到南京去主编《青春》月刊，反对普罗文学，提倡"人类的艺术"，鲁迅才在上海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他有所指斥。鲁迅说:"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指向）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就是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子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并不箅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叭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予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②(当时向培良曾在南京的一张小报上写了一篇《答鲁迅》，大意是说：叭儿狗的祖先也是狼，如果鲁迅再攻击他的话，他便要露出狼的牙齿来了）
到了鲁迅去世了，向培良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了。他曾在《〈狂飚〉周刊题记》中说:"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不知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处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此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打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我们拿这段题记来和徐懋庸最后写给鲁迅的信对照着看，那更觉得有趣。"知人则哲"，鲁迅也毕竟是不十分了解人性的呢。
鲁迅在厦门时期，似乎情绪上很消沉,而莽原社的分裂，也给他精神上以很深重的打击。他在一封写给景宋的信中，说："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起一些事，倘连所谓4同仁，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倒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①他自己已经把底牌翻给知心人看了。
但就鲁迅所分析的《莽原》社那些青年的人品来说，尚锇是他所最讨厌的，结果倒对鲁迅并不怎么坏；而向培良则是在鲁迅印象中，比较好一点的，其后却一直对鲁迅打击得很厉害。且说，尚锇这位河南的青年，北京大学学生，他曾听鲁迅的教课，先后凡三年。他曾到鲁迅家中去，受过鲁迅的指导的。他说:"我记得先生说,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他的大意是在两个字：忍耐。只有忍耐才能对问题和材料有周详的思考和观察，因技术是需要忍耐才能练习纯熟的，认识是需要忍耐才能锻炼敏锐的；只有忍耐，观察才能由皮肤更深地挖到血肉里边去，也只有忍耐才能使浮在意识中的字句，得到恰到好处的适宜运用，在人物的动作上，在背景和感情的表现上，没有作者深切忍耐的观察，人物自身便会现出二重或多重人格的分裂现象。更厉害的，作者如果缺少了深切忍耐的功夫，不是人物逃出了作者所要把握的范围，便是许多人物因作者的复杂经验而互相对立起来。比辜鸿铭先生到北大来讲皇恩更使人觉着不调和，这就是各个人物自处置的鲁迅评传不得当，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与全场无关。这样，一篇作品的全景，便因一句或一字，而使人感着灭裂，文字虽是小的缺点，但却大有作用。他一面说着，一面在我过去的作品中举实例，使我深深认识了此后创作所应严格注意的方向。"他对鲁迅的指导，可以说是由衷的敬佩的，而且，鲁迅有时也在物质上予以补助，有一回，他在病后去看鲁迅，鲁迅像医生一样仔细问明了他的病状和经过之后,便开始给他一个曾经试验有效的药方，由于他的问价，鲁迅觉察他穷困，便在他告辞时，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着：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子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这使得他的心立刻被惊喜和羞赧的感情压搾得不安震颤起来了。毕竟他是对着鲁迅的热忱指导与诚恳地扶助，十分感动的，所以他后来怀念鲁迅，就说:"因有着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麻吸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他自认对鲁迅的误解，"至今仍然是""心中一个苦痛伤痕"，不像高长虹、向培良那样于鲁迅死去以后，继续在"鞭尸"的。
鲁迅对青年的看法和态度，并不如一般人所想所说的那么天真的，他也曾对景宋说过:"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希望，我觉得突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4不要认真！，""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他们多是挑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还未遇着真有几个为社会的。"①这就记起他和我几次谈到青年问题那几句最深刻的话了(；这几句话，留到将来有适当的机会再说吧）。
孙伏园的《鲁迅二三事》，有一节专说鲁迅那篇未完成的杰作《杨贵妃》的。他说："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鲁迅对于唐代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且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创的见解，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他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复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所感到遗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是这里。
后来，鲁迅借了到西安讲学的机会，毕竟体味到唐代故都生活了。他体味了以后的实感如何呢？孙氏追述道："我们在黄河船上望见灵宝城，濯濯的丘陵上现出一丛绿树。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宜乎美人出生是这里了？鲁迅静静的望着，没有什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到了西安之后，我们发现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每个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是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说：'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鲁迅静静的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壩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巳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是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照孙氏的说法:"鲁迅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常说到这一点。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从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对于鲁迅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鲁迅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杨贵妃》的完美呢？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事有所未尽而至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在西安而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可能；那么《杨贵妃》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了。"孙氏的话，可以给一般奉鲁迅为"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大师的人以最痛切的批判呢，说起来，鲁迅的作品，还是带着理想主义的念头的。鲁迅陕西之行，在若干随笔杂感中，有着他自己的感慨。我们从孙伏园的《杨贵妃》、《长安道中》，和张辛南的《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等文篇中，可以知道鲁迅当时由北京赴陕西途中及在西安的情形（林辰就曾做了这一工作〉。那年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他们从北京登程，同行的有王桐龄、李济之、夏元琛、孙伏园、胡小石、蒋廷黻等人。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河南陕州，由陕州改乘黄河民船至潼关，计水程百八十里，一共走了足足四日。第一日刚下船,晚上便大风大雨，彻夜不息，船倒行十余里，十分危险。据船主在第二天说："如果倒行到鬼门，那就没救了。"原来陕州近处黄河，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异常危险。幸而以后的天气便很晴朗，鲁迅常在舱中盘腿而坐，对旁人讲述故事。如讲他初到北京时去会江叔海，寒暄数语后，江便谈起天气，接着就哈哈大笑，如此之类刻画人情世态的故事。潼关以西，又走旱道，一直到十四日，才抵西安。到西安后，他们便开始演讲。关于鲁迅的演讲内容，张辛南说："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雅先生〔陕督）想请鲁迅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他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觉兴味的题目，鲁迅回答道：4我向士兵讲话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照孙伏园的解释："将我所想，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这话最为近理。在讲演之暇，鲁迅便常和孙伏园们到各处游动，他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壩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在昭陵上，他看见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只鸵鸟。使他想起唐人魄力的开放雄大，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对于外来事物，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在游孔庙的时候，他看见其中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穿了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这又使他想起一般昏昧顽固的人，连本国历史也毫无所知，而偏要保存国粹的可笑。长安的大多数的古迹，大抵都已零落破败，或为后人重修，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所以孙伏园叩问他的意见，他以为"看这种古董，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避免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