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鲁迅评传》，第20章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版。 转引自《鲁迅评传》，第17章 。.5
《鲁迅全集》第5卷 ,第108页。
个北方所谓"乏人"，什么勇气力气都没有，光是自大，在这里鲁迅正是借了暗指那士大夫的"乏相"。
《阿0正传》中的恋爱悲喜剧，自有一位主人公，原来是桐少爷，他是鲁迅的同高祖的叔辈，是衍太太的亲侄儿，谱名凤桐，号桐生。有一天桐少爷在他们的灶头，不知怎的忽然向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了老婆，你给我做了老婆！"那老妈子吵了起来，伯文（他的族兄）便赶来，拿了大竹杠在桐生的背梁上敲了好几下，这事件便是这样的完结了。至于阿0与小0的龙虎斗，小也就是指桐生。至于阿桂本人，虽说是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便用种种方法弄点钱用。其一是做掮客，其次是兼做小偷。这都在鲁迅记忆中有点影子的。可是，阿0的真实性，不在真有阿桂其人，而在他代表了中人的"乏相，，《阿正传》，勾画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是鲁迅所表现的最深切的爱，也是最无情的剥露。许寿裳氏说到年轻时，他们在日本，鲁迅就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觉得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鲁迅曾在一篇《论睁了眼看》的杂感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十
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中
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颂那一群烈女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在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人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①看了这段话，子，照出自己的"乏"相来的了。
替《阿0正传》写讲义的，有张天翼、苏雪林和周作人，都写得不错;这儿八阿传
？^^1？：11|1|||：一 ！、」鲁迅评传且节引了苏雪林的说法，她以为《阿0正传》所影射的中国民族劣根性，荦荦大端，则有：―、卑怯^阿0最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0，则挥拳露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精神胜利法阿0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伊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更被充分的利用着（周作人关于"精神胜利"，也有一段注解：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鲁迅时常引了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
善于投机一阿0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0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0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们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鲁迅在《忽然想到》的杂感中，也曾说广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阿0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0也不表示尊敬，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他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在自尊的对面，阿0又那么自卑,给小！)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了。
鲁迅赋予阿0以若干劣根性，他若"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富幸得心"、"喜欢凑热闹"、"糊涂昏愦"、"麻木不仁"，也是中国民族的普遍存在的病根。他以嘻笑之态出之，其沉痛乃逾于怒骂。茅盾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激，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八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一一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0正传》。这篇内容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0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0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0是4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0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4乏'的4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0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所以，《阿0正传》的恢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不自安了！"①不过，会做小说的人，既赋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同时也必赋之以"个性"，否则那人物便会流为一种公式主义，像中国旧剧里的脸谱一样。鲁迅另一位敌手陈西滢说:"阿0不但是一个丁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这就是说阿0虽然是个典型人物，同时也是个个性人物。《阿0正传》之所以获得绝大的成功，这也是主要因张天翼氏，曾在论形象化的随笔中说过，阿0之癞，说"儿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庄那伙鸟男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恶假洋鬼子及其哭丧棒等等，这的确是《阿0正传》里的那个阿0才有的花头，这些，只是属于一个阿的。这些是特殊的东西。但这些只是使抽象阿0具体化，使之形象化的一①查国华、杨美兰编:《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种手段。这是表现阿0性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段。换言之，那么，这篇作品里关于阿0的这些形象虽然是特殊的，是仅仅属于"这一个"阿0，但它倒正是为了表现一般的阿0性而有的。例如"癩"用来表现忌讳毛病，"儿子打老子"是用来表现"精神胜利法"，而调笑小尼姑则用来表现欺软怕硬，以及排斥异端，诸如此类，所以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又有许多现实阿0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居于主要地位，这是那个典型人物的灵魂，是作者在这作品中所含的哲学，是这作品的内在精神。但那些表现成"这一个"人物的诸形象，艺术家也决不把它忽略过去。要是忽略了这些，仅仅写出一个不可感觉的灵魂，没有血肉，那么就不像一个人了。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不能使我们当作真有这么一个阿0似的那样感受了。并且，要是忽略了这些形势，或者随意处置这些形象的话,那就连那个灵魂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是不能适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所以，《阿0正传》的成功，在他的表现技术上也是很重要的。朱自清先生说："没有什么题旨的，当然不成其为小说;虽有题旨，而并不具有其真实性的，不是好小说;题旨虽不错而形象化不够充分的，也不是好小说。"鲁迅的小说，就够上了这个水准了。
十北最》副刊与《语丝》十二《北晨》^刊与《语丝》鲁迅的《阿0正传》，原是按期刊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的，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他的文艺创作和杂感文，也就从北晨副刊作多方面的发展后来，才有《语丝》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原由孙伏园主编，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扩充篇幅，每日增出半张，改成横幅。这便是新型副刊的开头（那时，上海《民国日报》有《觉悟》，《时事新报》有《学灯》，也是这一型的副刊、据鲁迅自述：他是孙伏园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可是，如他所说的好景不常，因为有一位留学生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晨报馆原是研究系的政论机构〕。
后来，孙伏园的离开《北晨》副刊以及创办《语丝》周刊，和转入《京报》副刊，依照鲁迅自述，和孙伏园的追记，都说和鲁迅的一首小诗《我的失恋》有关的（孙伏园曾于《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详详细细说到这件事、据鲁迅说："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第一句话：^我辞职了，可恶！'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刘勉已）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啊呀啊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孙伏园有一大段解释的文字；还有，他为了这首诗的被抽，和刘勉已大闹一场，也是很热闹的）
鲁迅评传以下，便是鲁迅说到《语丝》的产生了，他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书本，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即此巳可知道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们，^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但应该产生怎样的4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①《语丝》周刊在中国新文学进程上，的确是一方纪程碑；《语丝》所无意中形成的文体，也给新文学以清新的风格。周氏兄弟，的确是《语丝》的支柱（实际上，周作人在编稿〉，不过，当时攻击周氏兄弟的，称之为《语丝派》，称之为青年思想导师，所以鲁迅故意把自已写得不足轻重似的。他说："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②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鲁迅的《野草》中文字，大都在这周刊刊载的〕。
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这八年间可说是鲁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时期，他在《北晨》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小品，也是他一生的力作，虽不像他晚年所作杂文那样尖锐，却是十分圆熟，晶莹可爱。他①②《鲁迅全集》第4卷 ，第171—174页。
十北晨》副刊与《语丝晚年所投掷的是匕首，那时期，却是孙大娘所舞的长剑。
《语丝》这小小刊物，它是那一时代的标志，也创造了时代。有人说他是青年导师，他是讨厌这顶纸糊帽子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杼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的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①这可以说是鲁迅在《语丝》时期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语丝》的共同态度。他们并无意于做青年的导师，和后来有人俨然要做青年导师，要改造别人的思想，那是大不相同的。
鲁迅的思想，以及文章风格，受尼采的影响那么深切，这也是我所说过的。也许各人对于鲁迅的作品，各有所好，我的选择，却要举出《野草》和《朝花夕拾》来。前者便是刊在《语丝》上的散文（近于诗的散文），后者则在《莽原》上连载的；而他的《野草》，可说是最近于尼采的，也正是和《苏鲁支语录》相比并的哲理杂感文。
鲁迅只是一个凡人，他怎么能够预言？他是抓住了一时代的气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时代的启示。这一点，也是在《野草》中最可以体味到。那篇《好的故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淡淡的血痕鲁
迅评传中》则是时代的漫画，他说：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了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僇民，，以作。且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昧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①。
鲁迅在那一时期，有这么一个"预见"与"期待"：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物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②。
这是道道地地的尼采精神，我们用不着曲解为社会战士的！
那时，《新青年》的一部分战士，就在这一旗帜下集合拢来。鲁迅在追记《语丝》社的始末，就说:"《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收支已足相抵，①②《鲁迅全集》第1卷 ，第534—535页！#1^11^11 "^-^0-^^11-1-1、十二北晨》勘刊与《语丝》后来并且有了盈余。于是（李）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①（鲁迅的话，笔者以为不要呆看，他那时和周作人的情感不很好，所以故意避开说他的弟弟主持编务的话）那时，刘复〈半农)有一信写给周作人，就说："《语丝》毕竟把诸位老友的真吐属，送到我面前;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从前不相识的，但将来总是很好的朋友。""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他们当时的想法的确如此。
我说鲁迅当时还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至少是《语丝》社那一群人有这么一种趋向）。我们且从钱玄同回答刘半农的信中可以看到所引用易卜生的一段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底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我们不要以为个人主义的战士，就比社会主义战士逊色些。鲁迅所叹息的，乃是战士们不够强韧，他对于《语丝》社朋友也有同样的感想。他说："《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②当时林语堂对于《语丝》，也有过评语，他说："半农想念启明之温文尔雅，先生一一即玄同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戴厚眼镜者，《独立评论》也。"《语丝》原是温文尔雅一路。那时，《语丝》已经开①《鲁迅全集》第4卷 ，第174页。@《鲁迅全集》第7卷，第50页。
始提倡"幽默"，尚未成为林语堂的专卖品。此所以他于《语丝》以外，帮着青年们创办更激进一点的《莽原》半月刊了。那时林语堂的主张：^)非中庸；0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读政治，并未提倡闲适情调的。
三南行
一一在厦门一九二六年八月底，鲁迅从北京南下，到了上海，九月初四，他乘轮到了厦门。第二年一月间，他又从厦门到广州；到了九月，他又从广州北归上海。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政权总崩溃，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时期；他又一度看到了大革命的浪潮，体味到《好的故事》的新的悲哀！（这一部分史料，保留在他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最近，陈梦韶编次了《鲁迅在厦门》的小册子，可供参考）
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担任教职（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原是应林语堂的邀请。他远离了北京那个政治纷扰的圈子，投入这样景物宜人的海滨小城，而且生活比较安定，如他自己所说的："背山面海，风景绝佳……四面几无人家，离市约有十里，要静养倒是好的。"①他初到那里，觉得还不坏，打算在那儿住两年，想把先前已经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来。可是，他一住下去，便觉得不对了。后来勉强住满了一学期；他当时的心境，可以下得"淡淡的哀愁"的考语。他说:"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塚；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 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 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南人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要写，但却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6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 时感到空虚\莫非这就是一点4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①这一份心境，我们是体会得到的，笔者曾经和他谈起，其间有着不可解消的隔膜。
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海外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
—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鲁迅有一封写给景宋的信，说："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②彼此隔膜之情，便是如此。
鲁迅在厦门住了半年，几乎近于不欢而散。固然厦门大学不了解鲁迅，不认识鲁迅；鲁迅呢，也并不认识厦门大学，了解厦门大学（鲁迅曾经在《海上通信》这么说过："校长林文庆博士，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实在他们之间是很隔膜的；)。不过，鲁迅虽是操守很严的人，待人有时实在过于苛刻，尤其是他的笔尖;《两地书》乃是他们情侣间的信件，骂起人来更是不留情。笔者特地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当时，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外间有鲁迅派和胡适派争斗之说，鲁迅也出来否认了；但，我们看了《两地书》，就会明白鲁迅派确有和胡适派交恶的事实；这样的门户之见，也是不足取的。
《鲁迅全集》第4卷 ，第29页。
《鲁迅全集》第11卷 ，第148页。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颌刚也是笃实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其他，鲁迅提到的人，我也认识了好多，他们文士的习气虽所不免，学者派头，或许十足，却也不是什么小人〔鲁迅有一封信形容顾颉刚在广州时的猥瑣样儿，也是有点过分的）。鲁迅有一封十月十六日写给许广平的信，对于这一回门户之争，说得很明白。他说："我的情形……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口口〔 口口）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①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偏见，他当时还怪沈兼士糊涂呢。
中国士大夫党同伐异，气量褊狭，鲁迅最为了解，但他也不能跳出这一圈子，所以，他十分敏感。我觉得鲁迅写厦大欢宴太虚法师那一幕，倒是我所说的"隔膜"二字的最好注释。太虚法师本来是政治性和尚，和天主教之有于斌，伯仲之间。他在中国官场的地位很高，对于佛法研究，却浅薄得很。太虚到南普陀来讲经，佛教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花之意。世俗人的心目中，太虚便是如此人物。有一天下午，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分宴太虚，邀鲁迅作陪，厦大方面硬要他去，否则外间会说以为厦大看不起他们；顾及团体，鲁迅只得从命。鲁迅写道："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人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槃，呀，真是其愚不可及。……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②这明明是三种境界，要他们合拢来，也是不可能的。
鲁迅在厦大,原是林语堂的关系，上文已提到过了。他和林氏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他在另一封信中说："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间却还未知道……将来一知道，就要乐①《鲁迅全集》第7卷 ，第183页。@同上书，第195页。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语堂，但我和语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①这显然又是一重隔膜。
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和他的回忆文字中，我们体味到他那一时期的寂寞与哀愁。鲁迅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不一定是"热中"，"热中"不一定是想做官。为了恋爱和人世间的挣扎，也可以热中的。以北京的广大复杂来和这一孤岛的单调来对比，当然是十分寂寞了；何况那一时期，又是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的时期（鲁迅对于山水之胜，素来不感到兴趣；他在杭州一年多，也只游过一回西湖〉。所以，厦门的南普陀寺，可以容下弘一法师那样髙僧在那一海角上终其晚年，却容不下鲁迅这样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曾写道："今夜周围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②这便是他的心境。
北京和上海，虽是环境很坏，却是大海，可以容得下他这一大鱼，不至于那么无意义的搅扰他的。笔者曾劝他到青岛去养病，他说，且不说别的，他有了厦门的经验，那些山明水秀之乡，对于他并不是很好的温床，因为那些地方，对于世事太隔绝了。鲁迅在厦门时期，他虽说脱去『北京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但厦门这一角上，比北京更远离着革命，像他这样一个现代头脑的人，要他远离了世事，也是不可能的。他有一封寄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报纸，刊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在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在那个国民革命的白热狂潮中，他这个人，不也等于義皇上人了吗？对外的狂烈战斗，不把他卷进去，他这義皇上人，也只好在小圈子中间闹小斗争了。
把他那一段时期的生活，放在他的一生中去看，却也不一定如他当时所①《鲁迅全集》第7卷 ，第195页。@《鲁迅全集》第1卷，第259页。慨叹的冷落的。他那两部最好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野草》，都是这一时期编成的，还有一部最富启示意味的散文集:《坟》，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朝花夕拾》的后面五篇，都是这一时期在集美楼上写的）。他开始写历史小品，那部有名的《故事新编》中，《铸剑》和《奔月》两篇，便是这一时期所写的。
鲁迅编订《古小说钩沉》，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原料的一部分，原已列人《国学研究院丛书》。这部史料，虽不曾在厦大出版（后来由北新书局出版），却是那一时期整理完成的。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也在那儿开了头，那部有名的《汉文学史纲要》，便是这时期写成的。依比例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成就并不算少。
就是因为地方小，一般人的眼界也小，所以把他当作四脚蛇、独角牛看待。他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浪费时光，自是可惜的。他曾向许广平诉苦说："将来如到广州去，应该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预备功课及会客之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踏在北京时之覆辙。，，这又是他耐不住世俗生活的一面呢！
十四广州九月魯迅评传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就在那年九月底，又离开广州北行，到上海去，他在广州差不多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他的精神也不怎么愉快。最近，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一封鲁迅那时写给章川岛的信，倒可以简括说明他的处境。信中这么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曰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曰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①。
他在广州的生活，他自己写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夜记说得很有趣，也很悲凉。他在中大的职务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本来想做点事，他曾对许广平说:"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还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当然，这一希望也就很快地幻灭了。
他到中大，住在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只，也许二十多只罢，老鼠出现，驰骋文案。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搅得他晚上不能够睡觉。到清晨时，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他听不懂的歌。那时，访问他的青年很多，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他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他回答得很技巧，说他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我们且回想一下，那一年春天，国民革命军巳击溃了孙传芳的军队，攻占了南京、上海，广州这个革命今称越秀山。
①《鲁迅全集》第11卷 ，第532页。
的后方根据地，其实已经十分沉寂了。
他当时的广东印象是这样："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
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们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搫和香蕉上……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广东的花果，在4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们最爱吃的是6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4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櫸，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①这又是一份淡淡的哀愁。 I 鲁迅在广州的不快意的生活，由于《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参加中山大学，重开"厦大"式小圈子里的派系争斗，他只能先离开中山大学的钟楼，接着便： 离开广州了。不过，鲁迅在广州，有几回虽是并非出于他的乐意的演讲，却是十分出色的。一回是在黄埔军官学校所讲演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回是在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都是独抒卓^ 见，为一般文士所想不到、说不出，而且也不敢说的。那年二月间，鲁迅还到四香港讲演过两次，两次都在青年会；一次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是《老调子巳经唱完》,都是针对着现实的批评。我以为鲁迅的文字，就批评现实的匕首作用说，晚年的杂文自是强韧有力。但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说得完整一点的，还得看他的几篇长的论文和讲稿的。九那时，鲁迅对于革命和文学，有着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些所谓鲁月迅的信徒一般，硬拉人另一种面孔中去的。在广州的青年，引了拉狄克的话：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来鞭策他，他说："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①这一看法，他在后来另一讲演，题名《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有更详切的说明（这一篇讲稿，系笔者所记录，鲁迅认为可收入他的文录，见《鲁迅书简》：)。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②我们从他这一观点来看他当I 时的言论，那就可以了解得清楚一点了。I 鲁迅在广州所看到的是"奉旨革命"，虽说，前几年他在北方常常看到压！迫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就看不见。后来他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后也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他说:"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看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据我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③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迅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鲁迅全集》第4卷 ，第48页。
《鲁迅全集》第7卷 ，第470页。
转引自《回忆鲁迅资料辑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