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爱情？这很简单，在高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扩展、丰富我们的 生活，所有这样的东西都是爱情。爱情本身好比交通工具，它是不成为 问题的，成问题的是驭手、旅客和道路。 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中，他对性与爱问题说得还要清楚：“同相爱的人性交， 必定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② 但是，正是这一观点，使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陷入深刻的矛盾： 他火热般地爱着密伦娜，而对密伦娜要求与他见面又怀着极度的恐惧。因此 让人有理由怀疑他有生理上的障碍。然而密伦娜可是个年青 （二十五岁，比 卡夫卡小十三岁）、热情、开放型的女性，对于卡夫卡这种局限于纯精神领 域的拍拉图式的爱情她是忍受不了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俩的爱情最终 只好导致分离。 卡夫卡对性的态度，是他对世界总体感受的具体表现之一。无独有偶， 在这点上人们想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人创始人克尔 恺郭尔。克尔恺郭尔的 《恐惧概念》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而且，卡夫卡的 其他恐惧征象和有关观点也与他相同。比如，两人都认为，恐俱就是罪孽的 标志，所以判决是不可避免的。再如，两人都认为，内心世界受到外来东西 的 “侵犯”是十分令人恐惧的。克尔恺郭尔说：“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压 迫着我的灵魂。”卡夫卡则说，他的恐惧出于 “内心的反叛”： 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 之中的 （假如我能够象沉入恐惧之中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 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 这 “反叛”是卡夫卡对存在进行思考的结果，而这结果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 的，下面这段话是他晚年说的，具有典型意义。 写东西越来越恐惧了。这可以理解。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手 的这种敏捷转动是它们的典型动作）就变成矛，反过来针对着说话的人。 ② 悖论即 “怪圈”，是卡夫卡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且支配着他一生的 行为。每件事，他都站在正面观察，然后又站在背面去衡量；正的和反的往 往互相抵消。这样，使许多事情在决定性的时刻，都被他 “内习的反叛”推 翻掉了。就以两性关系为例：最初，他与店员姑娘发生那段风流韵事时，分 明是对性的好奇与渴望 “狂暴地”把他“拉进了旅馆”，之后又后悔了，诅 咒起那件 “肮脏的事情”，井对那位“善良的姑娘”产生了“敌意”。后来 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鲍威尔断断续续五年这久的关系，分明是出于 “成家的 愿望”，先后两次与之订婚，却又由于对 “陷阱”的恐惧，两次解约。之后 是对密伦娜的爱情，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热烈的一次，但他又因对 “性”的恐 惧而导致中断。无怪乎他一生中的外部生活起伏很小。这一表面现象掩盖着 他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他自白说： ① G.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参见《卡夫卡传》北京出版社233 页。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参见《卡夫卡传》同上，273 页。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55 页。
可以说，我的生命、我的存在都是由这种地下的威胁构成的。 他甚至认为： 我的本质就是：恐惧。 这就把问题说穿了！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是没有缘份享受片刻的安宁的，正 如他所说： 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 既然如此，他就干脆承认了恐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且变拒绝为欢迎： …… 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 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会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 的承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 将全身心向它倾注。 在此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尼采的 “强力意志”（一译“权力意志”）的音响了！ 正如极度的孤独会转化成对孤独的渴望一样，这里，频繁的恐惧，反而激化 成对恐惧的拥抱。因此， 《判决》中的主人公在被父亲判处死刑后，他毫无 抗议，毫无犹豫， “他急忙冲下楼梯……他快步跃出大门，跨过马路，向河 边跑去，他已经象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象个 优秀运动员似地悬空吊着。”等到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它的噪声足以掩盖他 的落水声时， “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诉讼》也是如此。它的主人 公被控告后，开始慷慨激昂，抗议法院的无道，并竭尽全力申诉。但当这一 切努力无不证明无济于事之后，当最后两名刽子手半夜里突然把他逮出去处 决时，他却无动于衷，而且在行刑时，他还帮刽子手的忙，以便让他们干得 更利索、更漂亮些。两部作品的这些近于黑色幽默式的描写，都写出了主人 公在经受了足够的死的恐惧的折磨之后，已经战胜了这种恐惧，因此反而视 死为解脱了。 最能反映作者这种恐惧的精神特征的是动物譬喻小说 《地洞》主人公那 种惶惶不可终日时挖掘迷津暗道式的防御工事的紧张情绪，完会是现代的芸 芸众生精神情状的写照，也是时代危机的一种征兆的投射。不过按照存在主 义的美学观点，恐惧感也象孤独感一样，是失去了价值观的 “荒诞人”的存 在的基本体验。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同上，53 页。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86 页。
审父情结 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 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投影。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 “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他备尝 创业的艰辛，深知这份从人生角逐场上得来的 “猎物”——那些妇女用品商 店来之不易，必须调动全家大小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它、巩固它、扩大它。四 个儿女中作为唯一的儿子，他对卡夫卡无疑是寄托着最大希望的。不料这位 长子在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自己大异其趣。弗兰茨·卡夫卡勉强服从 了他的意志学完了法律以后，就一心扑在文学上。但文学对赚钱有什么用处 呢？父亲自然不能予以理解。所以第一次解除婚约 （那是1914年）后，创作 上正处黄金时期的卡夫卡要求父亲暂时资助两年，以便辞去保险公司的职 务，去慕尼黑或柏林专事写作，他的这一请求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 离开布拉格我会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心境 平和的人，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挥，……并可获得一种真正生活在世界 上的感觉和持续的满足感。 同样，父亲要求卡夫卡协助一个妹夫 （一家工厂的厂主）管理工厂，认为这 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卡夫卡也断然拒绝了！总之，父子俩在各自认为最重 要的事业上都互相得不到支持。 但父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是一位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家长， 这对一个呼吸到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敏感过人 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他的 “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 ② 决”。 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又一再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沙，尤其是那些在社会 地位和财产上不是门当户对的平民姑娘，一再受到父亲的歧视。当卡夫卡第 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仅不予支持，反以这样一番话加以奚 落： “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象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佯，于 是你就决定要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 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 ③ 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对于父亲的这番羞辱，卡夫卡显然被深 深刺伤了，因此过了许多年，他还在 《致父亲的信》中重提这件事，并作了 回答： 你还从来不曾这么清楚地向我表示过对人的轻蔑，……我对一个姑 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 （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 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的。 1919年，即卡夫卡在与第一个未婚妻的婚约最后告吹两年后，准备与一位名 叫沃里切克的鞋匠的女儿结婚，但父亲又以这位姑娘出身低微为由加以拒 绝。卡夫卡生前的最后几个月，终于和一位平民姑娘多拉·迪曼特同居了， ① 卡夫卡： 《致奥台拉和其他家属的信》22—24 页。 ② 卡夫卡： 《＜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165—167 页。 ③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63 页。 ① 同上，64 页。
显然父亲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时儿子没住在布拉格。但是最后一个细节可 以看出这位老人的一贯的固执态度：卡夫卡殡葬那天，真心爱着卡夫卡的多 拉最后扑倒在墓上放声痛哭，其时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赫尔曼夫妇不仅 不去劝慰，反而互相挽住胳膊，背过身去，也离开了。 最后这个场面卡夫卡当然没有经历到。但父亲诸如此类的表现，卡夫卡 是深有领教的，并积下了深深的怨恨和痛苦，感到一生都在 “强大的父亲的 阴影下”生活，同时一辈子都在为摆脱这种 “强大阴影”作着斗争。结婚努 力就是这种斗争方式之一。他想自己有了家以后，便可搬往柏林去居住，这 样就可以永远离开布拉格，离开父母。这一着没有成，那么短期离开也是可 取的。1917年他染上痨病 （肺结核）以后，有时去外地疗养，他认为这也是 一种同一切决裂的尝试，同菲莉斯，同办公室，同布拉格，同父亲决裂的尝 试。② 他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导致他第一次创作欲 猛烈喷发的三篇成名作，即 《判决》、《变形记》、 《司炉》都是他同父威 斗争的产物，它们涉及的都是父子冲突的主题，而且几乎都是在1912年冬写 成的。 《判决》中父子的冲突居于故事的中心。父亲对儿子的判决，是儿子 长期与父亲的“暴君式”的统治进行斗争而始终不能战胜父亲那“强大阴影” 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儿子来说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死 亡，当然是一种心理体验，正如卡夫卡在日记里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 庭环境，从小就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 姆沙患了不治之症（变甲虫可理喻为这种病变的象征性表达）之后和家人（父 母和一个妹妹）形成的新关系中，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事故一开始， 父亲就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恼怒，后来是他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 不偏不倚，击中他的背部，并且陷了进去，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 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判决是从维护封建宗法式的 “家长”式威严着眼的；后者的判决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 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一个成年家庭成员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从而与家庭断 绝了经济关系，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累赘和多余人，直至引起这个家庭 的厌烦，盼望他早死。 《司炉》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母罚不当罪，永远 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他晚年的长篇小说 《城堡》有多种解 释，其中一种解释就认为，它是寻找父亲的寓言。例如索克尔认为， “《城 堡》中的K.不能到达城堡，不能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取得联系，这反映了卡夫 ① 卡本人无法同父亲对话这个事实。” 这种说法显然也能成立。 现在要问：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矛盾或 “代沟”及其在文学作品中 的反映，从现象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从历史发展的纵线看，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裂变式 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或斗争和代与代之间的更迭表现出 来。弗洛伊德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有时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有 时则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前者多半见之于同一时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则 ② 参阅瓦根巴哈： 《卡夫卡传略》110 页。 ① 转引自伯尔特·那格尔 《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276 页。
往往见之于两个时代的更替时期。在后一种情况下，父子斗争的内容一般是 两个新旧时代的不同文化观念或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莱辛 《阴谋与爱情》的男主角裴迪南与宰相父亲的斗争，赫贝尔《马利亚·马格 达伦娜》中的同名女主角与木匠父亲的斗争，贝歇尔 《告别》中的男主角哈 斯特尔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我国曹雪芹 《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官僚父亲的 斗争，巴金 《家》中觉慧与地主父亲的斗争等等，他们或者站在新兴的市民 阶级立场上，或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从父辈所隶属的统治营垒中叛逆出 来，用行动和言论表示与父辈所代表的陈旧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决裂。他 们的行为构成了新一代对所谓 “父辈文化”进行批判的最直接、最尖锐的部 分。 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有二重性，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陈旧、腐朽的一部 分随时被淘汰，而它的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则被后人继承，继续孕育着新的生 机，就象植物生长那样，旧叶不断枯黄，新芽不断萌发生长。当然文化的发 展并不象植物那样自然进行新陈代谢。文化发展的 “新陈代谢”是通过新旧 社会力量的磨擦和斗争进行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常常借着历史的 “惯性”或“惰性”顽强地存在，并久久在麻痹着人们的意识（根据现代心 理学原理，其中还有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起作用）。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时代更迭、欧洲社会空前动荡。在 “价值 重估”的思潮冲击下，知识界，尤其年青人对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普遍表示 绝望，“审父”意识普遍觉醒，所谓“代沟”出现在许多家庭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于1910—1920年之间（这也正是卡夫卡创作的旺 盛期）的表现主义文学，把 “父子冲突”视为它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表 现主义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中产生了不少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作品。例如哈 森克莱弗的剧本 《儿子》（1913）、梭尔格的 《乞丐》（1912）、姚斯特的 《年青人》（1916）、德洛内的 《弑父》（1915）、韦尔弗的 《有罪的不是 凶手而是被杀者》 （192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个流派的先 驱者斯特林堡早在1887年便写了这一题材的剧本 《父亲》。表现主义作家这 一 “审父”的创作倾向是比较自觉的。在表现主义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作家奥 托·格罗斯1913年曾在 《行动》杂志上发表《论克服文化危机》一文，文中 把弗洛伊德视为尼采的继承人，并把这两人看作未来反对父权权威而有利于 ① 母权革命的先驱者。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已如前述。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兴 趣不象对尼采那样大，但也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写完 《判决》后，他曾在日 ② 记里写道 “当然想到弗洛伊德。”1917年卡夫卡还曾与韦尔弗、勃罗德、 格罗斯等一起讨论过创办一个宣传精神分析学的杂志的计划，当时他在致勃 ① 罗德的信中表示，这个项目对他“较长时间都有吸引力”。显然，卡夫卡的 审父意识与表现主义的这一思潮不是没有联系的，而且无论从表现这一问题 的作品数量看，还是从表达的情绪之强烈程度讲都超过了任何一位表现主义 作家。他的审父作品除了上述三篇小说和晚年的 《十一个儿子》外，达到顶 峰的是1919年写的那封不同凡响的长信 《致父亲的信》。如果说，卡天卡一 生中不知多少次接受过父亲的 “判决”，如果说，他那些幻想性的作品写的 ① 见 《表现主义——1910—1920 年德语文学宣言和文献集》迈茨勒出版社，斯图加特，1982 年，150 页。 ② 转引自 《尼采、弗洛伊德与卡夫卡》一文，德文版。 ① 卡夫卡：1917 年11 月中旬致勃罗德信。
都是父亲审判儿子的，那么这封信，这封汉译文达三万五千字的超长信则是 儿子审判老子的。这是卡夫卡在与父亲进行一辈子的内心斗争中企图公开“造 反”的唯一的一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写的也不是一般父子冲突，它把许多问题都“上 纲”了，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它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伦理学、教育学、 心理学乃至政治学。因此可以说，这封信是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 讨伐的檄文。 在这起诉讼中你总以为您是法，其实你，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与我们一样虚弱、一样被现实照得头晕目眩的一方。 卡夫卡笔下的父亲首先是一个“专制有如暴君”的家长，“一个独裁者”： 你坐在你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 你什么都骂，到头来除你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你 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这 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番笔触显然是鞭辟入里，击中要害的。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 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这又是一个 “特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 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不能完全守法”。这是符合卡夫卡的人格精神的。这是他 “内心好斗”的 表现。但无数次的实践证明，想要在 “暴君”似的父亲的淫威下保持人格尊 严是要吃尽苦头的。晚年，即1921年12月2日的日记里总结了他一生的经 验： 最近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 于好胜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 这番酸辛的自述，很有点受罚的西绪弗斯的神话的味道。因此，这位法学博 士的生存权利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空隙：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你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 仿佛只有你覆盖不着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权利。 ①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 年第2 期。下面的引语，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这 封信。 ① 见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343 页。
这幅图象描绘的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家长淫威下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可怜处 境，只要用一面放大镜去看，也是一幅专制君主统治下千万小民的可怜处境 的图象。这两种人，一个是小小的一家之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 但二者的共同特征都是： “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他们自己有无 限的说话权利，而别人则不许说一个不字。你看这位叫赫尔曼的家长，动不 动就以 “不许回嘴”斥之，吓得子女们躲得远远的“才敢动弹一下。”但你 避而远之，他又会觉得你在图谋不轨，一切都在 “反”他。其实，正如卡夫 卡写道： “这只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罢了。” 无须多加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卡夫卡笔下的这位父亲，这位小 家长、小暴君，完全是奥匈帝国的大家长、大暴君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哈 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延续七百多年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君主们 朝朝代代都能以他们自己的“大家长”的模子来塑造全国的千百万小家长， 使他们成为毫无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顺民和奴才，成为他们得以安稳统治 的基础。奴才都有两副面孔：对下是暴君，对上呈媚态。卡夫卡在这方面也 没有吝惜笔墨来刻划他的父亲： 您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 上如此而已。……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 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到处 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 其次， 《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专制主义“礼教”的忠实传授人的形 象。 家庭作为－个社会细胞，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义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把子女培养 成符合社会习俗或专制主义 “礼教”规范的人。他常用的那套教育手段也都 是陈旧而拙劣的：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 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他只会懂得用威胁、呵斥、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动辄怒骂 “把你们踩成 齑粉”。有时不顾寒冷，半夜里从被窝里把卡夫卡揪到阳台上罚站。这给卡 夫卡的心灵带来永久性的创伤。卡夫卡每想到此事，都 “深感痛苦”。这位 父亲对于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显然十分感兴趣，以致儿女走路也要他们走得 整齐，学会敬礼，否则就 “不是未来的士兵”。为了能适应这样的士兵生活， 吃饭也得狼吞虎咽。于是 “饭桌上死一般沉寂”。 这种教育手段给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 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控诉得最有力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里，我只须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 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罪感。 这里的”负罪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和长子，没 有成为父母所需要的、为他们称心如意的人，就象对父母负了债似的内疚。 当然也还包含别的意思，下面一段话可作为一种注脚： 母亲只是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 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 人。 孩子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灵魂得不到舒展，长此以往，心理必定被扭曲。负 罪感便是这种被扭曲的表现。正如卡夫卡指出：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这是您教育我顺从的产物。”可是儿子的“独特性”决定了他是不能顺从的： 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从这点上看，卡夫卡这封 “审父”的信不啻是一份“父母必读教材”， 也是学校教师的十分难得的参考材料，它可以使人们懂得：不尊重儿童心理 特点，用家长制手段管教孩子，必然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 《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剥削者形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个中等资本家，有着一般剥削者的本质特征。在这 点上，父子矛盾也尖锐地表现出来。卡夫卡这样谴责他的父亲： 遵循的是这个阶级 （指中产阶级——引者）的价值观念。 在对待自己家里雇佣的职工的态度上，父子也发生冲突。父亲对患肺病 的职工骂道： “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老狗。”尤其岂有此理的是，他把职 工称为 “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是很气愤的，他对父亲反唇相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 “付薪的敌人”了。[商号]那里有些事情起先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却使我感到痛心、渐愧，尤其是您对职工的态度。……您在商号里 咆哮、咒骂和发怒…简直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卡夫卡作为家庭的成员，唯恐父亲的态度引起工人的怨怒，不惜 “低声 下气”地来挽回影响。 为了使职工们与全家和解，对他们采取一般的规规矩矩态度就不够 了，就连谦逊待人也不够了。我不得不低声下气，不得不先招呼人，而 且连别人的回礼我都不敢接受。…… 卡夫卡还对父亲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父亲作为资本家的社 会地位和作为家长身分所形成的非人性一面，或称 “异化”的一面，和作为
人的本来的一面，合乎正常人性的一面： 您一向是离业务和家庭愈远，您便愈是和蔼可亲，态度愈是随和， 愈是能体谅别人。这就如一个独裁者，一旦离开了他所管辖的国土，则 他也就没有理由还老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来了，他也就会对 庶民百姓亲切相待了。 这段描述，让我们不禁想起布莱希特的剧作 《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 蒂》来。地主老爷潘蒂拉平时对待他的仆人马蒂非常粗暴、凶恶，但当他喝 醉的时候，却又十分和气，人情味十足，把马蒂视若知心朋友。但当酒醒时， 他又故态复萌，凶相毕露了。这可以说是阶级性与人性的 “二重组合”。从 现代心理学看，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甚至也不是只有 “二重”，而是多 重。人在 “醉”、在“梦”或在“疯”的时候，那些后天形成的意识就会消 失，而那种潜埋于无意识状态的 “真我”或“本我”就会浮现出来。有时甚 至 “后天”形成的性格层面在不同场合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卡夫卡父亲显然 有资本家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有 “家长”一面，也有慈父一面。同样，卡 夫卡的多重性格中，有叛逆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有 “审父”的一面， 也有恋父的一面。因此卡夫卡在 “审父”的一生中，始终伴随着 “负罪”的 感情。他一直敬畏于父亲的“强大”，相形之下，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儿子。 信中的后半部也提到对他和家人的爱，例如，有一次他病了，父亲关怀地轻 轻从门外探进身子，一再挥手示意他好好养病。但是，父亲这样的行为反而 使他更加痛苦： 从长远看，这种和蔼美好的印象只能增加我的负罪意识，并使我觉 得世界更不可理解了。① 是的，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作家，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生 父亲如此铁石心肠？事实上他对父亲还是有爱戴之情的，例如他曾在日记里 记述过这样一个梦： 当我终于走上了台阶时，父亲已经从大楼内走出来，他朝我飞跑过 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紧紧地抱着我。① 所以卡夫卡对父亲批评归批评，却从未割断过对父亲的感情，放弃对他 的希望。这一点连勃罗德都不以为然，他写道： “在多少次谈话中，我都想 让我的朋友明白，……他是如何过高地估计他的父亲，……一切无补于事， 卡夫卡的滔滔不绝的争辩，……却真的可以暂时地打垮我，击败我……奇怪 的是，直到他年岁稍长，他仍然希望得到他父亲永远不能允诺的同意。”② ③ 无怪乎，有人认为 《致父亲的信》是“令人最痛苦和最捉摸不透的文献。” ①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5 月6 日日记。 ② M.勃罗德： 《卡夫卡传》德文版，30 页。 ③ 克劳斯·瓦根巴哈： 《卡夫卡传略》。
然而，平心而论，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也还是有爱子之心的，据卡夫卡的一个 朋友威尔奇的父亲说，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 “双眸闪闪发光， 不胜自豪。”④ 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如此大量的篇幅把父亲描写得这样令人憎恶呢？ 这只能用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来解释。在理性上，卡夫卡不过是借父亲的形象 把父辈文化人格化而已。所以卡夫卡在长信快要结尾时，对彼此的怨尤进行 消解。宣布双方都 “无罪”： 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完全无罪的，但我也同样是无罪的。 这里卡夫卡是把父亲放在 “人”的层次上来看的。“罪”是一个社会范 畴的概念，它跟道德相联系。人的非人性的犯罪行为是社会加诸给他的。因 此卡夫卡与父亲斗争，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击败对方，而是为了达到与对方和 解。正如索克尔所说的： “卡夫卡要做的，不是象克尔恺郭尔那样，把自己 的意愿付诸行动，而是同强大的对手取得和解，以便回到生活中去，回到他 ① 出身的地方去。”可惜他的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 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归根到底，父子间没有可 以进行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可能。因为父子间的这一 “代沟”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文化观念的分界线，因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卡夫卡找不到与父 亲对话渠道的悲剧性之所在。 但 《致父亲的信》作为一篇批判父辈文化的檄文，它有着重要的文献价 值和思想价值。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信是不是需要交到父亲手里，并不 是很重要的，因为积毕生之经验，想要通过一封信引起父亲反省从而战胜他 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知道，父辈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统治力量，战胜个别 对手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信的内容看，它远远超出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且 明显看出，它也不拘泥于具体事实的真实。从结构、修辞上看，它也是很讲 究的，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卡夫卡认为， “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他 的这封 《致父亲的信》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真实地记录了一颗时代的战栗 的灵魂，它洞穿了专制主义教育和文化的 “吃人”本质及其对年青一代的严 重摧残，它畏惧这种体现于父辈身上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却不屈服于它的淫 威；它执着于 “战场”的战斗，却不气馁于“一再失败”。 ④ 卡夫卡： 《1902—1924 年书简》516 页。 ① 转相自 《卡夫卡传略》276 页。
自审意识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负罪感就象他的的恐惧感一样，几乎无处不在，而 且同样引人注目又令人费琢磨。 现代西方相当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建设了文明，创造了上帝，而这 些又转过来走向人的自身的反面，成为操纵人、敌视人的异己力量。此对他 们来说，所谓 “文明”恰恰意味着罪恶。卡夫卡是属于这股思潮中的一个。 ①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的世界”，是个令人厌恶的世界，而 “我 ② 们误入了其中。” 在同雅诺施的谈话中，他表达得更明确，他认为自己“生 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 “我们都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 ③ 行动”。 这就是说，在一个陈陈相因的社会里，人的一切都是按照习以为常 的方式去思维、去行动的，而且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切传给后人，因此在社 会的总罪恶中，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加上自己的一份。鲁迅在 《狂人日记》里 写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每个人既被别人吃，同时 也吃别人；如此循环往复，代代相传，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一般的人 不经过大彻大悟是意识不到这种 “因袭的负担”的。卡夫卡一生中都在思考 并感受着这个问题。晚年，即1922年初，他在一则日记里曾记下这样一段话： 写作乃是奇怪的、异常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性的慰 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进行切切实实的观察。 所谓 “观察”是什么意思呢？比这稍早一些，1920年他写给密伦娜的一 封信也许可以作为它的注脚： 我很高兴能对 《司炉》写几句您所希望的说明。我很高兴，因为这 样我真的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了。这将意味着预尝一下那种地狱刑 罚的滋味，即：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察一下他的生活，从而看到，最要 紧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明显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 为。 1917年在致M.勃罗德的一封信里，卡夫卡纲领性地表述了他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 只要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标，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并不追求成为一 个好人，合乎最高法庭的规范，而是完全相反：纵览整个人类和兽类群 体，认清他们的根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并尽可能快地使自己朝着 让所有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而且 （这里出现了飞跃）使人们满意到这种 程度：在不失去大家对我的爱的情况下，我最终可以作为唯一不下油锅 的罪人，在所有人的睽睽目光下展现我内心的卑鄙。① ① 卡夫卡：1918 年2 月4 日札记。 ② 卡夫卡：1918 年2 月5 日札记。 ③ 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① 卡夫卡：1922 年1 月27 日日记。 ②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14 页。 ① 卡夫卡：1917 年10 月初致M.勃罗德信。
因此他认为： “负罪，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并不依罪过为转移。” 而他之所以怀着这种负罪意识，仅仅是因为这对他的 “本性来说是忏悔的最 美形式”。② 那么卡夫卡的负罪意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根据他的作品和书信、日 记等所涉及的，估计有以下几点： 一是责任的没有完成。他同雅诺施的谈话中谈及这么一段话： 大部分人活着并不意识到个人的责任，而这一点我认为正是我不幸 的核心，……罪恶是在自己的使命面前后退。不理解、急躁、疏忽，这 些就是罪恶。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 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规律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卡夫卡所谈的罪恶概念与法律上所说的罪恶概念是不 完全一样的，它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成份，强调内省的因素。 二是对家庭的叛逆而产生的内疚。卡夫卡虽然说过，他在家里 “比一个 陌生人还要陌生”，这主要是从思想不能沟通这个角度讲的，从伦常感情上 说并非如此，至少他母亲是关心、爱护他的，三个妹妹中至少他与最小的妹 妹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但由于跟父亲的关系不对劲儿，势必影响到整个家庭 的关系，而这使他受到良心谴责，例如与第一个未婚妻认识不久，在一封信 中他就谈到： 家庭的和睦从来是无懈可击的……家庭的和睦实际上是被我扰乱了 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深感 对我的父亲和所有人我都是有罪的。① 由于与父亲的分歧无法取得一致，而又慑于父亲的强大，不能光明正大 地与之较量，自己显得畏首畏尾，成不了气候、没有出息，于是自怨自艾起 来： （与父亲的）谅解实在无法达成，母亲便只好悄悄保护我，悄悄给 我点什么，许诺点什么，于是我在您面前又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骗子、 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他连他认为是自己权利之所在的地方去 也要蹑手蹑脚。当然，我渐渐习惯了在这种蹑手蹑脚的路上也要找些对 我来说无权可得的东西。而这样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② 卡夫卡与父亲的分歧方面，表现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卡夫卡对劳动阶 级是尊重的，对自己家里所雇的工人尤为同情，对他们经常受到自己父亲的 粗暴凌辱深感内疚： ② 卡夫卡：1913 年9 月致F.韦尔奇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12 月29 日—30 日致菲莉斯信。 ②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
当我与其他人 （指家里的工人——笔者）碰到一起时，我在他们面 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意识之中，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必须弥补在 商店里你把我牵连进去的、对他们犯下的罪过。① 三是争取成婚中的负疚感。卡夫卡始终对结婚、成家怀着渴望，认为这 ② “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并为此先后同两位姑娘 （菲莉斯·鲍威 尔、尤利叶·沃里切克）订过三次婚，但出于事业的考虑 （创作）或由于家 庭的阻挠，三次解除了婚约。这无疑给对方带来痛苦和损失。对此卡夫卡自 然是不安的。1914年 10月底，即他与鲍威尔第一次解除婚约后不久，曾致 信鲍威尔： 我当时象今天一样地喜欢您，我看到了您的痛苦，我知道由于我的 缘故使您平白受了两年的苦，这是有罪责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但我也发 现，你不理解我的处境。③ 1920年，他在致女友密伦娜的一封信中又对这件事情表示歉意： 三次婚约的共同特征是：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毫无疑问的罪过。我 给两个姑娘造成了不幸。① 卡夫卡的这种种负罪意识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早期的《判 决》、 《变形记》、《司炉》等小说的主人公都觉得自己有罪，因此而恐惧， 并预感到判决的不可避免。晚期的 《饥饿艺术家》、《一个小妇人》、《一 条狗的研究》以及《地洞》等的主人公似乎更是陷入罪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因而成了自虐狂，成了无穷生活磨难的牺牲品。 但负罪意识在卡夫卡那里又是一种思考过程，因而是探索真理的一条途 径，它从对人的基本生存境况的揭示与描述，导致对自我的审察。这在他的 两部长篇小说 《诉讼》和《城堡》，尤其是前者中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描写。 《诉讼》这部小说须从两个层面去考察：形而上的层面和形而下的层面。在 国家法庭上 （即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主人公约瑟夫·K.是无罪的，但在真理 法庭 （即形布上的法庭，或自我法庭）上他却是有罪的。而他的罪正是在诉 讼过程中他到处求人申诉时发现的：在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也 曾被人求助过，而他没有给予同情；被捕后他受到两个狱卒的勒索，但他的 告发又使这两个生物每天晚上遭痛打……这部小说是卡夫卡的自审意识的最 集中、最强烈的反映：作为一部幻想性的作品，其艺术表现力是独到的，杰 出的。 自审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它不同于基督教的“忏悔”。忏悔是以上帝 为偶像、以 《圣经》为依归，驯服个性，泯灭叛逆意识，把人统入到一个大 模式之中。自审意识否认任何偶像的存在，拒绝一切流行的观念和观点，对 ①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 ② 卡夫卡： 《致父亲的信》。 ③ 卡夫卡：1914 年10 月底、11 月初致菲莉斯的信。 ① 卡夫卡： 《致密伦娜书简》3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