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字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听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不过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的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国，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生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在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章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党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朴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独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军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很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于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访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本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1884年12月4日(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闵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控制，国王实质上已被软禁。当夜，政变者矫诏传召守旧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颁布新政纲。早与开化派达成默契的美、英等国使节晋谒国王，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随即带兵二百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仅说“开化党杀我”，亦不明内情。袁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初露峥嵘 [三]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如按常规请示，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当局做出不可，其间时间延误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了。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其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素质。
5日(旧历十八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因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动，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挠，将会说争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鲜国王也没有派人来军营邀请我方出兵，因此师出无名45”。与袁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结果是，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而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46，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47”。
6日(旧历十九日)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所为，“韩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开化派的最新动向。清军将领仍整日会商对策，吴、张等仍犹豫不决。但在两次致信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绝，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以事态紧急，间不容发，而且应朝政府大臣的请求，师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公说：‘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才勉强答应48。”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49。”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袁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后，兵卒伤亡者枕藉”，随后“遇到袁公过去所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50。”新军的倒戈，使战局从相持转为有利于清军。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但仍不知国王所在。于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在致信袁等诿过卸责后，于当日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则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51。”
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植开化派，中法战争爆发后，则极力怂恿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在政变前夕，竹添将政变计划报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驻华公使?木武扬的密报，说正在进行中的中法谈判，法国有意割占中国的台湾。日政府闻讯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遂决定倾全力阻法夺台，指示竹添暂停发动朝鲜政变。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这是竹添的狠处。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应该说是袁世凯。袁是个坚定的“传统帝国主义”者53，为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任事，具有杀伐决断的作风。在政变突发，无法与国内及时联络，请示机宜，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已经落了后手的形势下，不顾主官之犹豫，慨然自任，甘负严谴，断然出兵平乱。这是袁世凯的狠处。
也就是说，无论日方或中方，政变方或反政变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行动。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则会承担严重的罪责。所以无论哪一方，一旦发动，就非干到底不可。任何犹豫、畏缩和动摇都会使行动功败垂成，所以这又是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一场较量。从竹添和袁世凯在事变中的表现来看，其强弱优劣，高下立判。
在政变一方，起初进展相当顺利，确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清军猝不及防，国王、王宫、新军均已在政变者控制之下54；亲华的重臣被诛杀；开化派政府组成，新政纲发布；被挟持的国王召见了外国使节，政变似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竹添低估了清军反击的意志和决心，没能迅速扩大战果，把优势转化成为胜利。由于政变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里没底，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想控制事态，避免给清军以介入的借口。
5日(旧历十八日)晚间，清军沿宫墙巡逻至宣化门时，曾因阻止关闭宫门与守卫的新军发生争执。统领新军的开化派领袖朴泳孝主张与清军开战，但为竹添和金玉均所劝阻，他们主张避免与清军正面冲突，所以下令不关宫门，制造形势已恢复正常的假像，希望清军能够接受政变的既成事实。但此举等于放弃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是军事上的大忌。袁、吴能够带兵顺利入宫，端赖于此。竹添之错，此其一。6日(旧历十九日)，在吴、袁两次派人入宫送信，要求晋谒国王并进宫入卫后，竹添内心已开始恐惧动摇，竟提出将日军撤出王宫，虽经开化派反复恳求，他勉强同意再留两天，但已极大地动摇和挫伤了政变一方的士气。竹添之错，此其二。当日傍晚清军强行入宫，激战后政变者不支，金玉均建议挟持国王退走仁川，再作后图，为竹添所拒绝。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谁控制了国王，谁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占有主动。不料竹添惶恐之际，竟主动放弃了政治、外交斗争中最关键的棋子。竹添之错，此其三。
反观袁世凯，在清廷驻朝官员中，主外交、商务者为陈树棠，长军事者为吴兆有，袁虽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但权、位均在陈、吴二人以下。袁虽一开始就力主反击，但凡事均需会议，颇多掣肘，难以当机立断。陈怕引起中日冲突，主张缓发；吴、张则谓“无北洋令，不敢轻动55”。最后在袁表示所有后果他愿一身承担的情况下，吴等才勉强同意发兵。在双方的意志较量中，袁远胜于竹添。
其次，袁在朝鲜宫廷、军队内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在反政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编练朝鲜新军，其治军虽严，但善于以恩驭下，颇为韩人感戴。政变时新军全在开化派控制之中，而经袁联络策动，其左右两营随即加入清军一方，加强了反政变的力量。朝宫廷内外的官员内侍不断向袁通报消息，使清军及时了解政变者的动向，也是反政变得以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军事资源的利用上，袁亦远胜于竹添。
开化派矫诏诛杀守旧派大臣、组阁、发布政纲、召见外国使节，全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清军干预政变，强行带兵进宫，用的也是护卫国王的名义。国王在谁手上，谁的行动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紧急关头，竟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反观袁世凯之作为，他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竹添。清军攻占王宫，遍搜宫内而不见国王踪迹，又传闻国王已经遇害。袁当即派人寻找国王的庶子，打算立为监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找到国王后，立刻迁入清营加以保护；迁回王宫后，袁更是以自己统带的部队入宫护卫，并亲自住在国王隔壁以便于控制。其实，国王当时已有离心倾向，虽未参与政变阴谋，但未必不愿意就此摆脱清廷控制。
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十分震惊。迟至九天后才发下“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的密旨，态度十分消极。次日，朝旨对陈、吴派兵赴援的请求，予以驳斥，“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此事本未与日本开衅，何援之有？所禀殊未可尽信。著吴大翨克日前往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一面迅速奏闻，并与李鸿章会商妥办56。”从清廷的指示来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按吴、陈的意见，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丢失朝鲜的责任上，可以为自己预留退路，但结果肯定会是政变获得成功，清军将被迫撤出朝鲜。实际上，由泰安轮传送的吴、袁等报告事变的函件，经丁汝昌由旅顺电报转发，10日(旧历二十三日)午间才传到北洋衙门，而朝廷的旨意更是迟至15、16日(旧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发布,而此时距政变的发动已逾半月,清军如没有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政变早已成功是毫无疑义的。也正如陈树棠、吴兆有所担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并派吴大翨、续昌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据说吴大翨原想以袁世凯作为替罪羊57，虽系齐东野语,但也反映出当时一般人均认为袁是在事变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而彷徨无计之际，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所谓查处肇事者不过是官样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吴大翨赴朝鲜查办事件的旨意下达之际，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鸿章的赏识。九天后，李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报告，“分条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58。”李鸿章的关照实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袁世凯也“详尽叙述政变起因、事实为一册，附列证据，派人等候在马山浦。11月13日，两位特使到达后，立即送览。”16日(公历1885年1月1日)，吴大翨等到达汉城，袁世凯参见时，对自己带兵入宫之事颇为理直气壮：
袁公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吴公说：“必会严厉谴责。”袁公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吴公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续公也说：“我们自当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吴、续二人显然已受到李鸿章的态度和袁氏报告的影响，对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吴是著名的主战派，故会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话。但袁之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张(光前)的庸懦，因而吴大翨等对二人态度颇为轻视怠慢，对袁世凯则和颜悦色，引起了吴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时锋芒毕露、跋扈专断的作风，吴、张等遂借查办的机会，将责任全部推到袁世凯身上；但发觉钦差对此不以为意，并不认真追查出兵责任(事实上他们认为袁能当机立断，挽回大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时，遂揭发袁挪用军饷一事。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此事如下：
朝鲜甲申之乱，一时间重要大臣，全都被乱党杀死，慰亭(即袁世凯)对死者家属全都给以优厚的抚恤，仓促间没有钱，就挪用了军饷。事后，禀请合肥(即李鸿章)作为正项开支核销，合肥批评驳斥他说：“该管带纯粹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发函命令吴兆有，责令该管带将借用的军饷，照数赔补。慰亭之叔子久观察61，也寄函痛训他，令速为补赔。……于是慰亭交卸营务回籍，所借兵饷，则售卖家产进行补偿。62
初露峥嵘 [四]
袁世凯挪用军饷，为的是在大乱之后收拢人心，增强韩人对华的向心力，并非私用。但不经请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确实违纪，被人抓到了短处。人们指责其“专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见其办事作风之一斑。其实，李鸿章是极为欣赏袁世凯的，但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们的不满。而袁世凯也看出风头不对，遂借口嗣母牛氏身体不适，请假归省。这是袁世凯走上仕途后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不惟未获嘉奖，反而颇遭物议，竟致被迫回乡避风，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对其最为不满的就是吴长庆庆军的将领们。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变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如“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63。”至于“专擅跋扈”，则需具体分析。壬午整军，乃吴长庆特许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乱，虽系袁氏力主促成，陈、吴、张等虽出于勉强，也是会议通过，不能称之为专擅。暂挪军饷抚恤死难韩人家属，虽然在袁世凯总理营务的职权之内，但没有时任清军总领的吴兆有的首肯，袁世凯恐怕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敢于向李鸿章要求报销此笔款项。不料吴兆有事后来了个不认账，使袁不仅受到严厉申斥，而且要个人掏腰包赔补军饷。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龄给他的信中可以略见端倪：“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64？”所谓“阔”者，在这里指的是手面大，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义。这确是袁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盗窃国记》为批判袁世凯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认袁有善以名利驱策天下的本事：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从他少年的时候，即好为游荡。偶尔有点钱，总是招呼朋友们饮酒，倾刻而尽。……其横绝古今，为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如同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争相向前，所以小人皆乐于为他效力。65
至于“跋扈”之说，可见于张謇给袁世凯的书信之中。张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吴长庆病故于金州，一直在吴幕中参与机要。不仅资格老，而且极受吴长庆及庆军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凯初入吴幕时，他还辅导过袁读书，彼此间有师生之谊。张显然是从吴兆有等留驻朝鲜的庆军将领处得知袁的所作所为的。他在信中列举袁之种种跋扈情形是：
袁司马66所谓的营务处，是分统三营的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的会办，(任命的)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的信函封面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不屑于上述职务吗？那么就不应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鲜人吗？则朝鲜人不全是无知。是偷借北洋的名义骗人吗？则人是不可以欺骗的。弹劾左宝贵的言官，列举了他妄称“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种举动，与左宝贵有何差别？这是一件事。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常，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