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峥嵘 [五]
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失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词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李认为，“日人最贪小利”，而“即使加恩优恤，谅不过数万元91。”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酌加抚恤”，而“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
其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次日，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戒饬”、“查处”，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时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戒饬”、“查实处理”等等不过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变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戒饬”代“惩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责，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伊藤私下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李鸿章谓伊藤“貌似平和，内甚狡黠”，诚是也。
伊藤所要求惩处的清军将领主要是指袁世凯，而如上所述，李鸿章立意要保护的也是袁世凯。但为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当时谈判的文献中，并无袁的名字呢？笔者以为，一是李等根本否认争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无所谓责任和惩处问题；二是，伊藤可能明指袁为祸首，但李为防万一，在向总署报告谈判情况时，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见得？这可求证于袁保龄当时给在老家避风的袁世凯的书信：“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口舌，此节自是可感。”袁保龄在致李之亲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彻心骨99。”
甲申军事的胜利功在袁世凯，外交的失败过在清廷和李鸿章不谙公法，梁启超曾对《天津条约》第三款(即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的谬误评论如下：
此项条约款对两国的限制好象很平等，然而日本不过不能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则把原来既有的权利丧失殆尽了。就好象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与客人都不能随便使唤这个仆人。客人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我；我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客人。天津条约，正类似于此。总之，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己认可不是我们的属国；天津条约，使我们认可朝鲜不是我们的属国。因为江华湾条约，明确了朝鲜与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然也非他人之属国；天津条约，明确了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然可以把朝鲜视为我们的属国，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鲜视为他们的属国。100
这就是袁世凯回项城省亲时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鲜时所要面对的新的政治局面。随着清军的撤出，他将不再有可指挥之兵，而失去军事的后盾，单凭外交战场上的纵横捭阖来维护清廷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能力将面临新的、更为困难的考验。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2金允植，当时任朝鲜外署(即外交部)督办，是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与袁世凯私交极好；尹泰骏，当时任朝鲜新军后营使(指挥官)，“东道西器派”重要成员，甲申政变中被开化派杀害；闵泳翊，闵妃后党重要成员，甲申政变时被开化派砍伤，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后因参与王室自立活动而与袁反目。
3宪听，下属对上司的尊称，如宪台、上宪等。
4伊于胡底，成语，意思是：到何种地步为止。
5竹添进一郎，原任日本驻仁川领事，壬午事变后担任驻朝公使，是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甲申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政变失败后逃回日本。
6薛斐尔，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也是朝鲜自立的幕后支持者。
7《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六卷，第15—16页。
8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有“江南名士”之称。1876年在浦口入吴长庆幕府，“治机要文书”，直至1884年吴病逝于奉天金州。光绪廿年，张考中状元，后返乡办实业。民国初年曾任“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9参见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16页。
10兵曹，即兵部；判书，即尚书。朝鲜官制仿效中国，设吏、礼、工、刑、兵、户六部，由于是中国的附属国，为避免僭越之嫌，故称部为曹(清廷六部的下一级机构统称诸曹)。
11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版，第264页。
12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中华书局版，第90页
13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0页。
1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15云梦之游，汉高祖刘邦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地方诸侯韩信、彭越、英布的故事。大院君以此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欲对他不利。
16沈祖宪、吴罜之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如朝鲜国王李熙在宴谢吴长庆等清军大员时，当时仅为普通幕僚的袁世凯也在被邀之列，9月底李熙还曾单独接见袁世凯，并亲自向吴长庆指名借调袁训练新军。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1页。
23沈祖宪、吴罜生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2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25金允植：《云养集》卷三，参见《中日战争》(二)，第404页。
26同上，第405—406页。
27同上，第315页。
2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9清绿营兵制，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官阶从一品；总兵在提督之下，官阶正二品，负责一镇(清代最高一级军事编制)军务。清代地方行政分为省、道、府(或州)、县四级。同知为文职，是知府(或知州)的佐官，分别负责督粮、缉捕、海防、河工、水利等事务。
30同注23
31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仿效清朝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的官僚集团，主要成员有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壬午兵变后，此派与后党集团联合组织政府，其成员出任政府尤其是外务部要职。
3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33龙沙雁海，成语，泛指边疆沿海。庾信《对烛赋》有“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的诗句；龙沙，西域有白龙堆沙漠，后泛指西北或东北边疆。雁塞，传说西北梁州有雁塞山，山中有大池，为大雁聚集栖息之地，故又称雁海，疑为今天之青海湖。此诗句后人用以泛指边疆海隅等蛮荒地带，此处指边境外的藩属国家。
34山河带砺，成语，寓意国家永存。《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高祖建国时与众功臣盟誓誓言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将来黄河狭窄如衣带，泰山细小如砾石，国家依然永存。
3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63—64页。
36同上，62、65页。
37马建常，即马相伯，马建忠之兄，不久就离任回国；穆麟德，德国人，前德国驻天津领事。
38面对国家内乱外患不绝，危机深重的状况，朝鲜统治阶层中一批青年官僚和贵族子弟在本国和外来启蒙思想影响下，主张尊王攘夷，独立自主；开放改革，富国强兵，并结成秘密团体，主要成员为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比起“东道西器派”，“开化派”的主张更为激进，而且由于清政府支持后党政府并不肯放弃宗主国地位，“开化派”遂接受日本的拉拢欺骗，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并依靠日本的力量实现国家独立。这不啻为与虎谋皮的幻想，最终在日本吞并朝鲜的事实面前破灭了。
39《中朝关系通史》第615—616页。
40即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宗藩关系的官僚集团。由于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是以小事大的关系，故被称为“事大派”，清廷对属国是所谓“天朝上国”，故此派又被称为“事上派。”
41法国自19世纪70年代起即开始侵略越南。越亦为中国之属国，故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入越作战。1882年法军攻陷河内，次年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此后，法要求清撤出越南北部的清军，为清廷拒绝。在越南北部，清军连战连败，退至中国边境。中法谈判亦时断时续，陷入僵局。1884年8月23日，法海军攻击福建马尾海军基地，清南洋水师全军覆没。三天后，清政府对法宣战。
42金玉均：《甲申日记》，《中日战争》卷二，第467页。
43同上，第471页。
44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由于袁世凯等的警觉和戒备，至少两次吓阻了开化派的袭击清军、暗杀其将领的阴谋；从而推迟了政变的发生。一次是金玉均、洪英植与日本代理公使岛村谋划设宴诛杀清军将领，“伏士官生徒于庭中，二鼓开筵，四鼓起事”。同时派开化派掌握的新军分头攻打失去统帅的三营清军。但由于岛村顾虑清军“皆久经战场，赴宴时侍从必多。若起事座中，万一不敌，反受其害。此议遂寝。”此后不久，他们又共谋“夜半袭取三营，遣人入视三营垒，见防守森严，亦不果。”参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6页。
4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06、1537页。
46朝鲜新军分前、后、左、右四营。其中前、后两营由日人教练，左、右两营由清军教练。当时四营均已由开化派政府掌握。
4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
4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4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1534页。
50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1同上。
52又据金玉均《甲申日记》所记，“袁世凯今请陛谒，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阙，分二队三百名从东、西门入来”，则清军实际参战人数为六百人。《中日战争》(二)，第494页。
53“传统帝国主义”即前面所引用蒋廷黻先生所说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54在被矫诏入宫杀害的大臣中，有四人掌握军权，即：督办海防总管闵泳穆、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开化派旋即以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控制了新军。
55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57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云:“时法事未结,朝旨戒用兵,命吴大翨东渡,主和解。大翨中途与幕客罗丰禄谋,欲诛世凯以谢日人,丰禄力谏。”
58同注56，第369页。
59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0吴大翨、续昌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舆(连轿子也没有下)”，而袁“单骑至南门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舆寒暄”，故吴兆有“甚愤，并衔及公。”参见《容庵弟子记》卷一。
61即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凯堂叔，时以候补道员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兼水陆军防务总办，极受李鸿章信任。
62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2页。
63同注59。
6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65同上，第103页。
66清代称呼府(州)的佐官——同知为司马，袁当时的官位即五品候补同知，故称其为司马。
6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0—101页。
6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98页
69为处理外交事务，清政府于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译署或总署。
70《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页。
71《李鸿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页。
72吴长庆于袁世凯是于其有恩的父执，于庆军诸将领是跟随了多年的老统帅，故在其麾下，双方能相安无事。有一种看法认为，袁早已轻视吴，而其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引起吴的不满(庄练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均持此论)，不确。这多半是吴兆有等人事后中伤袁世凯或耳食之言，否则，无法解释吴长庆在离朝之前为何向北洋力荐重用袁世凯的事实。
73《容庵弟子记》初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时袁世凯仍在位，其中所记应为袁所亲述并经其认可，且沈祖宪追随袁数十年，自朝鲜时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记多亲闻亲见。
74《容庵弟子记》载，“吴兆有营距宫近，当王未回宫时，兵多入宫掠物。”又载，政变后传闻日本将派兵赴朝问罪，袁与吴、张会商分兵守汉江，“二将畏缩不敢任”。
75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2—764页。
77《容庵弟子记》卷一。
78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第二部分 外交“双簧”
外交“双簧” [一]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6”27日(旧历七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四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
细分析起来，大院君之所以赞成袁世凯出使朝鲜，在于清廷释放其回国，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议。应该承认，袁世凯对朝鲜甲申事变发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韩王平庸糊涂，荒谬狂妄，想与各国并驾称帝，以臣属清廷为耻；闵妃贪残专横，时时担心大院君回国，不利于己，也图谋巩固自己的权力，各有各的隐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顺情揣摩(国王)意旨进献对策，以为中国方有战端，自顾不暇。如果近亲日，远结俄，乘机崛起，驱逐中国军队，便可自立为帝，永不受制于清室，也不用担心大院君再回来。国王和王妃虽然不能立刻决断施行，而倚重这些乱臣，实际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动不过是外因，而王室和开化派的自主独立愿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变刚刚平息，袁世凯就袭其老师张謇的故智，“献策北洋，宜早早了结与法国的争端。趁此机会，请旨斥责韩王政治不修，迭生变乱，选派监国，代其执政。”“11月中旬，又上书痛切言之，请仿照汉代封建设相治事，否则韩终非我有9。”世凯此议，李鸿章认为不可行，不予采纳，倒是他给其堂叔家信中的一个建议，不仅受到袁保龄的激赏，在袁保龄推荐给李鸿章后，李亦认为是牵制朝鲜王室离心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两次向总署致电发函，请旨放还大院君，“交吴(大翨)、丁(汝昌)等带往，或宠赐职衔，维系朝鲜人心，以示笼络10。”在函稿中，李详细说明放还大院君的缘由，由此可知此策实出于袁世凯：
鸿章曾致信该国王，(劝其)勤修政治，连络外交，以图自强。不料其糊涂懦弱得厉害，闵氏擅政，偏听朝臣中日本人同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绝。“李相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从天津出发，5日送达汉城。出乎袁、李预料的是，这着棋不仅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剧了朝鲜王室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王室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更趋强烈。朝鲜王室虽迫于清廷的压力接受了大院君归国，但朝野的反应大不一样。“韩国士绅民众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而王室不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达汉城的当天，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国王还传谕禁止诸大臣与大院君往来和私通信件。对此种意外情况的处理，正是袁世凯的强项。
袁公登岸入住宾馆，通知照会各国兵船及各领事，往还应酬答谢；一面函电痛切责备韩国朝廷。次日才开始有韩官及内侍先后来迎。公诘问责备，他们于是诿过于派遣于中国的使臣(通报不及时)。(袁)公正告韩国朝廷，袁某奉朝命，送还你们国王的父亲，像这样简慢不敬，何以面对君父？无论如何，仪式必须庄重严肃，以昭敬重，要求国王迎于郊外。二十七日，抵达汉京，国王设帐幕迎候于南门外。……次日袁公拜会国王，委婉讽劝，申明朝廷赐予恩典的目的是，全你们的骨肉之亲，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许大院君干预国事。王妃藏在屏风后偷听到了，猜嫌之意才稍稍减轻。又责备诸闵及其近臣说，辜负朝廷之恩是不忠，慢待父亲是不孝，陷王于不忠不孝，腾笑各国，贻讥后世，国王何以面对人民？诸位大臣何以侍奉君主？诸闵入宫转告王妃。(袁)并劝大院君杜门谢客，颐养天年，不要干涉国事，大院君领会其意。(经过)多方调停，始各相安。13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即着手另一任务，掐断朝王室与俄国的联络。穆麟德鼓动朝鲜寻求俄国保护以谋求自立，在清廷看来是背恩负义的小人，但穆是德国人，清廷拿他没办法，只能压朝鲜政府解聘其职务。穆虽被解职，仍勾留不走，恰值大院君回国，“穆麟德乃愚弄闵妃，说有办法可以阻挠大院君回来，又鼓吹(俄国公使)韦贝来恫吓韩人。王妃每月支给他三百薪金，出入宫廷，至是尤其肆无忌惮14。”10月8日，袁约见金允植，嘱其勿受穆氏蛊惑；10日作《摘奸论》，“揭露俄国对朝鲜的阴谋，及朝鲜受俄国保护，韩兵归俄国教练之害，劝以越南为戒15。”14日，在《俄韩和好通商条约》互换的当天，袁“以论送给国王。又遍示诸闵及韩诸近臣，国王及王妃惊悟。次日，王请公笔谈良久，公反复譬喻，国王的主意才定下来。解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差使，发给三个月薪银，让他离开。穆麟德失意，求袁公为他另谋差事。公禀报李相，许可给予差事以笼络住他16。”其实，所谓国王和王妃“惊悟”云云，不过是作戏而已。在朝鲜一方，已通过穆氏与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为了他与清廷搞僵；在清廷一方，通过一压一拉(假意允诺穆氏回津另委差使)，摘除了这颗眼中钉，也可满意。此后中朝之间关系，实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中朝之交涉亦多为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外交戏剧矣！
其实，袁世凯对此一清二楚，回津后即将其观察所得到的印象及时密报李鸿章。因此李在接到朝鲜国王来函请求派清兵驻扎汉城时，就不再为其所惑。在给总署的密函中，李对此的态度十分明朗：
袁丞密称，大院君及该国政府均不愿依附俄国，惟国王游移无定见，诸闵少年，阴谋唆使闵妃主持其事。欲请求俄国保护，凭藉俄国为后援，以对付中国，(同时)仍外结中国以防俄国。其心叵测，请求驻兵乃尝试敷衍之词，不足信也。……穆麟德即使不在那里播弄，而诸闵与闵妃专权，难保不荧惑国王接受其奸计。鸿章虽已一次次去函剀切开导，据袁丞密告，该国王还是表面顺从心里违拗。物腐虫生，后患甚大，实在无可如何，不敢不据实情密陈，敬乞转奏，预先筹划方略大局。17
可见，袁在朝鲜，通过自己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为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10月28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荐举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使朝鲜：
奏折以公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其国王也来函，敦请遣往相助。宜从优授予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该员历著劳绩，请超擢职衔官阶，以重体制，而资以镇摄。又附片密陈：韩王趋向不专，择强自庇，日本兵刚刚撤退，俄国使节随即到来，反复筹算，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袁世凯足智多谋，希望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这种趋向)。该员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等语。随即(30日)奉旨：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按照北洋的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发公文，委任袁公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二十六岁，从军不过四年多时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奇迹。这固然与袁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表现出色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李鸿章向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皇太后(其时慈禧尚垂帘听政)举荐袁世凯的函件、奏章和附片中对其赞赏有加，情见乎词，可谓不遗余力。没有李的力荐，袁不可能越次擢升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