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页。
2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穷人所穿的服装。
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第三部分 送“高帽”的学问
送“高帽”的学问 [一]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袁世凯此时已同庆王搭上关系，以自己对列强的观察和判断向他提供建议：“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词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俄国条约利在拖延，断没有因此发生战事的可能2。”庆王心里有了底，拒绝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俄国打着道胜银行名义，为的是把它伪装成民间经济往来活动，避开其他列强的干涉)，并故意将俄国独占满洲权益的意图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关注，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质询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分别向中俄抗议由俄国独占满洲权益。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使之可以以此为由，抵制俄国的要求。2月3日，美国再次照会中俄及各列强，提请注意东北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2月9日，俄国在答复美国的抗议时，否认损害了满洲的门户开放；由此，奕?才敢于在11日正式拒绝俄国要求，中止了谈判。
由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和怀疑越来越大，俄国负责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维特，时任财政大臣)指示加速撤军条件的谈判。这样，在4月8日(旧历3月1日)，清廷全权大臣奕?、王文韶与俄国公使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计四条：(1)东北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2)清廷“实力遵守”1896年与道胜银行订立的各项合同条款，保护铁路及在铁路任职人员，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3)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出东北全境；(4)俄军撤退前，东北中国驻军人数、驻地必须与俄军“会同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东北驻军的增减，必须“随时通知照会俄国”，等等。显然，俄国远没有捞到预想的大便宜，实现独霸东北权益的目标。俄国签定此约和如约进行首期撤军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争取时间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
在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欧洲方面免除了后顾之忧后(德国许诺保护俄国的后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政策再次趋于强硬，表现为强硬派的伯仔布拉塞夫(Bezobrazoff)的影响增大，而主张缓进的微德开始失势。伯氏主张修改“4?8”协议，否则不能撤军，因而在1903年2月7日召开的俄国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四部大臣与驻中、日、韩三国使节的会议上，决定暂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对中国提出保障俄国权益的新条件；在朝鲜问题上，则可与日本妥协。这样，俄军在4月8日第二期撤军期限到期后，不但不按期撤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等地，反而于4月18日由署理公使普拉松向清廷提出所谓保障俄国权益的新“七条”，其主要内容是：(1)东北官制不得更改；(2)营口以外不许开作市场；(3)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北矿山权；(4)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5)东北置于俄国监管之下，不许他国干预；(6)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俄国军队保护；(7)东北练军由俄国军官训练。这些独占东北的交涉活动都是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的，清廷既无力对抗俄国，也就故伎重施，于次日将消息透露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内田连夜拜访奕，劝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于数天之后即向俄抗议其违背门户开放的约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俄要求的七款，万勿允许，日本已约英、美一起力阻3。”
俄国表面上虚以委蛇，否认有独占东北之意和新“七条”，背后则决定进一步夺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至海兰江大道等城市和战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战派的伯仔布拉塞夫为枢密参赞，并指示俄远东总督阿莱克息夫加紧备战，“以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并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满洲开设商埠或他国领事馆，必须事先商得俄国同意，并继续施压，要清廷接受其“七条”。8月12日，俄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克莱息夫为总督，统一掌握远东地区军政大权，完成了战争指挥体制。
清廷的应对办法就是开放东北。8月13日，奕答应与美国签订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并中止了中俄间关于“七条”的谈判。俄国则决定不理会中国而专力于同日本的交涉，认为只要俄日间达成了交易，中国只能屈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俄间的交涉。李鸿章死后，英、日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向清廷传递消息(当时太后一行还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国万不可迫于俄国压力而轻易定约。日本原本想与俄国作一番交易，从满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借访俄之机，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可允许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只希望东清铁路给日本以运费上的优惠4。但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看起日本这个小伙计，伊藤的试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为期五年的盟约中规定，在中朝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发生“骚乱”时，双方有权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任何一方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国家介入时，就要援助盟国而参战；英国也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国作后盾，态度转为强硬，不但极力阻止清廷与俄国签约，而且极力挑动美国出头对俄施压，于是就有了2月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抗议俄国试图独占满洲权益，要求东北之开发应履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此时还存有与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动还隐藏在幕后。
俄国见英日结盟对付自己，先是拉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将俄法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远东，但在美英日的压力下，表面上否认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并在4月8日与清廷签订撤军条约并进行了第一期撤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花了那么大气力，绞了那么多脑汁才抓到手里的东西，俄国是绝不打算放弃的。它所顾忌的是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威胁，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这个“黄祸”论的首倡者进行了会晤，商讨远东“黄祸”及共同对付英日同盟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所谓“黄祸”，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狮中国，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于俄国不愿废除与德国之宿敌法国的同盟，两国便不能结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应为俄国防守后方。有了威廉这个承诺，尼古拉即决心在远东用强了，这就是新“七条”出笼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国反悔加码的消息后，一面通知美国，一面研究对策。同俄国一样，在满洲问题上，日本也有两派。一派以现任首相桂太郎为首，是主战派；一派以元老伊藤为首，主张谈判解决。在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后，俄国借胶州湾危机，中国迫切需要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保护中国”的条款之机，以屯驻军舰，向德示威的名义，强租旅大，攫取了这个不冻港不说，还以驻军后勤需要为借口，压迫清廷同意其修筑了北起哈尔滨，经长春、盛京(沈阳)直达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这样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形成了一条纵横贯穿整个东北的“丁”字形大干道，1903年全线通车后，俄国即完全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给了俄国人新的借口和机会，即借义和团排外破坏铁路、电杆之事，以保护中东、南满铁路为名，全面武力接管东北，或实行殖民统治，或直接纳入俄国版图；由于东北居民均为黄种人，故此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又被称作“黄俄罗斯计划”。起初，俄国还想故技重施，所以攻占北京后，另搞一套，拆列强一致对华的台，主动撤兵至天津和东北，向清廷示好，试图骗取东北更多更大的权益。但几年中清廷已充分领略了与俄国“友好”的代价，所以在归还东北的交涉中，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与老对头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战后降到冰点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日俄战争中中国暗中站在日本一边的原因。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帝国主义，也亟思加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行列，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等扩张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的《外交策略论》中说的最为明白：“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而处于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6。”这个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满洲，从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后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等等，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这个“大陆政策”。日本此时口头上对中国大讲“亲善”、“东方黄种人应团结起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等等动听的话语，与俄国人原来那套狡诈的欺骗没有两样。只不过俄国决心独占东北的权益，不仅不分给它一杯羹，反而连朝鲜也不让日本独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国人拼老命。如果俄国人让步，日本是很愿意同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的呢。
朝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战败后，随着清廷势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满想着独吞朝鲜，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闵妃搞起了亲俄，她运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来，不在擅长此计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之下。到了手的果实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于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洋为蓝本，其营制饷章、军校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则是依样画葫芦，全都出自北洋新军的那套制度，袁世凯也最终实现了按自己愿望重振陆军的目的。
但光有了练兵的大权远远不够，练兵最缺、最紧要的是饷。按照袁世凯为练兵处制订的庞大练兵计划，全国要分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过，“所谓自强者，不是凑百十万饷银，招募几千士兵所能办成的。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才可以说得上自保10。”袁世凯掌控练兵处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练兵处的名义，征调全国的财力来扩充北洋的实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成为大清国的军政领袖、中兴名臣。
但各地督抚对于自己掏钱、北洋练兵的作法并不买账，朝廷向各省摊派的一千万两饷银，迟迟不能到位。袁世凯为饷源不继头痛不已之际，日俄相争，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紧张，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传言。直隶邻接东北，世凯守土有责，在接到朝廷要他严防“直奉边要各地”的电报后，遂借机诉苦，再次提出军饷不足问题，要朝廷加大催饷的力度。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于此。
袁世凯此折的要点在于“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这句话上，潜台词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钱。局势尽管已很紧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颇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筹防问题上折，就前此与庆亲王、铁良商定的添兵三万，筹饷六百万的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以目下计之，必先集三百万方可举办，应先切商户部，无论何项必须先提二百万，再由北洋挪借一百万，共凑足三百万解交练兵处，名为开办练兵处费用，实则用以筹防11”。太后此时正倚袁世凯为长城，哪能让军饷坏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户部先拨三百万两用以筹防。翌年7月11日，太后为加大筹饷力度，亲自下达懿旨，要求各省督抚“务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此后各省才认真认缴摊派费用，截至1905年末，总计认缴了七百七十九万七千两12。袁世凯在直隶也尽量罗掘，除李鸿章留下的淮军银钱所的利息和长芦盐斤加价的收入外，直隶还在1905年初发行了四百八十万公债用于支付北洋军饷，开了地方发行公债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使北洋新军迅速扩张，据统计，北洋军费的78.3％来自外省，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万两练兵饷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义前夕，清廷除禁卫军外，共编练成十四镇二十协新军，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而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其扩展过程简要介绍于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县，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在保定编练为十营，称为“新练军”，饷源为顺天(即北京)直隶善后赈捐款项下的一百万两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