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是李清照在其《后序》中，形容她和丈 夫屏居青州时期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的话。此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试想，作为出身相门的“贵家子弟”，一下子变成乡间的平民百姓，如果没有 一定的志节是很难适应的。所谓“忧患困穷”的内涵之一，当是指蔡京对赵家的报复。挺之罢卒以后，蔡京更加有恃无恐，其长子蔡攸和次子蔡绦的权 势越来越大，而口碑甚好又有真才实学的赵家“三诚”，却长期受到株连和压抑，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官职被废黜约五、六年。这期间，存诚和思 诚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明诚的名字和事迹是借其《金石录》，特别是其妻的有关记叙流播的：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 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①①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三：“其实画中陈设，显然是明清时代式样，并不是什么当时真本，由于明诚原籍诸城，所以遗迹遗像纷纷出于此地，今既知屏居乡里为青州而非诸城，就可肯定它们都是假的了。”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挺之行状》。
④ 郭氏率其子女归居青州的方便之处，还在于她的娘家是时亦家于青州。对于明诚、清照“屏居”之地应 为青州而非诸城之说，《李清照集校注》第238—239 页考之颇详。
① 《后序》。
在逆境中，能以如此坚毅达观的态度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学术撰著，这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远大的志向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仅就赵明诚来说，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当和他有一个能与其相濡以沫的妻子密 不可分。具体说来，这期间其成就大致有下列几项：政和元年（1111 年），大约在明诚偕妻屏居青州的第四个年头，他曾亲 至泰山访古碑，得“唐登封纪号文”碑，跋之曰：“右唐登封纪号文，凡两碑，皆高宗自撰并书。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 然后世颇罕传。政和初，余亲至泰山，得此二碑入录焉。”①政和三年，嘉鱼县碍楚钟，跋之曰：“右楚钟铭，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 鱼县以献，字画奇怪，友人王寿卿鲁翁得其墨本见遗。”②政和六年，《金石录》卷一二：“右齐侯槃铭，政和丙申岁安丘县民发 地得二器，其一此槃，一此槃也。”（按： ，读作 yí，古代盥器，与槃合 用，以倒水，持槃承之。）
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至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金石录》③已初 具规模。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一部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二千种， 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每一目下注年月和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以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正，共跋尾 502 篇。考据精审，对两《唐书》多所订正。此系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古人极为推重：“赵君之书，证据见谓精博”④、“大略如欧阳子书（指欧阳修《集古录》），然诠叙益条理，考证益精博”；”（明诚）文笔最高，《金 石录》“煞做得好”⑤、“惟此书（指《金石录》）跋尾独不然（意谓《金石录》跋尾无‘附会之过’），（明诚）好古之通人也”⑥。对于《金石录》是 一部什么样的书，虽然从赵明诚到现今常见的工具书中均有所评介，但这些文字不是难以找见，就是过于简略，为了避免读者的翻检之劳而又能对此著 有个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以下拟征引两篇有代表性的重要序文①。
一、赵明诚《〈金石录〉序》：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古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按：簠簋，读作 fǔguǐ，古 代食器），尊敦甗鬲（按：甗鬲，读作yǎnlì，古代炊器）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① 《金石录》卷二四。
② 《金石录》卷一一。
③ 关于《金石录》的版本，计有：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十卷等多种。此书约于绍兴十三年前后，由清照表进于朝。朱熹撰于绍兴二十六年的《家藏石刻序》谓：”来泉南，又得东武 赵氏《金石录》”。
④ 洪适《隶释》。
⑤ 《朱子语类》卷一三○。
⑥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振孙言。
① 《金石录》的另一篇重要序文系李清照所写《后序》，对此，《李情照评传》已设专门章节加以评介。
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几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千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至于文词之嫩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活。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千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奔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东武赵明诚序。
这篇自序写得何等好啊！读后一则对明诚之为人会有进一步了解，再则 更可以理解清照为什么对明诚那么深情和爱重！当然，从这篇序文中隐约可见清照的“笔削”痕迹，亦可见其夫妻的共同志趣和文风的潇洒幽默。是序 所征引的《论语·阳货》关于博弃的见解，后来清照所写的《打马赋》中复加隐括，由此可见其志趣之相投和见解之深刻！
二、刘跂《〈金石录〉后序》：东武赵明诚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效欧阳公《集古》所论，以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著《金石录》三十卷，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又前世载笔之士，所闻所见，与其所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后学欲窥其罅，搜抉证验，用力多，见功寡，此雠校之士，抱椠杯铅，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经典及医方，或谓经典同异，未有所伤，非若医方能致寿夭，陶弘景亟称之，以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讥邢邵不善雠书，邵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且别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讹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而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余登太山，观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积之，诸书浩博，其失胡可胜言！而信书之人，守其所见，知其违戾，犹勿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误， 其殆来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驯，则望而知之，直差失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 去取，雅有思致，具书诚有补于学者。亟索余文为序，窃获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书。政 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
是序文风、文笔皆佳。对所序之书《金石录》的评价中肯可信，所云“其 言厅斤”，即谓其精细明白，询为褒美得体之语。从内容看，是序与前引明诚自序衔接甚密。刘以其所观泰山碑刻，又亲自与史迁之书对照的事实进一 步阐发了“身与事接”的金石碑刻比史书确凿可靠的观点。看来刘不愧为赵的知音。俗云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赵何以深知如此？原来刘跂是元祐 辅臣刘挚之子。刘挚即前文所引《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所云：“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由此可 见，刘、赵两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交和通家之谊，更是经过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洗礼的真朋友。想来，被王安石擢用的刘挚，最初当因赵挺之希行新 法而予援引。不久刘有所变化，遂因其废弃新法而被罢，直至被哲宗远贬新州而卒。赵挺之变法的立场既没有什么大的摇摆，也没有因自己始终信奉新法而对废弃新法的刘挚落井下石。刘跂与明诚之间的情谊，可否作为挺之的 这种良好品格的见证？当然，晚辈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其前人的奸恶。
明诚不但一直是一个宽客大度的好人，更是一个“忘寝废食”的“好古之士”。 对于这样的人刘跂的心许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在评价这位好友的这一重要撰著时，仅以“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今德父之藏既 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去取，雅有思致，其书诚有补于学者”数语，平实道来，十分可信，使《金石录》更可增重于世。赵明诚可谓三生有幸，其 撰著虽然因专门性太强不可能得到普及，但有刘跂和清照为其所作的两篇《后序》在，赵明诚的名字连同《金石录》将会永远彪炳于学术史册。
四、年富力强的莱、淄时期
（一）
“屏居”的终结和赵明诚的复出 关于赵、李“屏居”青州的时间，眼下只能从李清照《后序》所云”屏 居乡里十年”①加以推究。赵挺之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三月被罢病卒后，既然赵家连在汴京的亲旧都被蔡京捕捉入狱，作为直系亲属赵明诚就此 身陷囹圄自不待言，就是当年被赵挺之参与罗织罪名因而被遣离汴京的儿媳李清照也肯定不得幸免。好歹如前文所交代过的，这场官司到七月份即宣告 结束。那么，出狱后，性情象是带有刚烈色彩的明诚之母郭氏，很可能携其家小尽快离开京都这个是非之地。更何况夜长梦多，说不定仇人蔡京还可能 用新的借口对赵家进行暗算。所以此时对郭氏来说，完全应了那句“走为上计”的话，这样当年底，或翌年初即可回到青州。由此后推“十年”，赵明 诚屏居结束当是在重和元年（1118 年）或稍前，其守莱州则在宣和三年（1121年）。很显然从重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这期间如明诚仍未复出，就与“屏居 乡里十年”的说法相抵牾。上述关于“屏居”终结之年的推考无疑是合理的。
“屏居”既已终结，复官即指日可待，史实正是这样，经郭氏乞奏，早在政 和元年（1111 年）五月，赵挺之已追复其职②，明诚的二位兄长亦相继复出③。
原先在这期间唯独赵明诚的行迹一直是个谜，后来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对李 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的短文，通过对清照《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的解读，基本揭出了这一谜底。原来赵明诚在守莱之前， 即从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1118 年至 1120 年），曾离开过青州，出任一届知州之类的官职。这期间清照在青州独守“秦氏楼”，其《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等词，所写的就是一种接近于弃妇的 思归心态。
（二）
莱州太守的“金石”业绩大约宣和三年至五年（1121—1123 年），赵明诚任莱州太守。在解读李 清照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不能不涉及到赵、李的一些情感隐秘，从而在《李清照评传》的有关章节，曾对其至少是精神上的“武陵”、“天台”之 行以及其对清照的不应有的慢待，曾有所非议，但是，赵明诚毕竟是一个专注于“金石”而与欧阳修并称“欧赵”的这两方面的大学者，“事业”对他 的吸引力远胜于“声色狗马”。在青州是这样，到了莱州仍然如此。据李清照回忆，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金石录》已初步装帧完成，里面夹有驱 除蠹虫的芸签，外面束着淡青色的丝带，每十卷为一帙（函）。公事之余，每晚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①。这期间的主要成就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宣和三年跋《唐富平尉颜乔卿碣》云：“有朝士刘绎如者，汉阳人， 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中秋在东① 一本阙“十年”二字，惟云“屏居乡里”，看来有“十年”二字者为胜，兹取之。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
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
③ 《金石录》卷一六。
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
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
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
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
③ 《后序》。
五、南渡的前前后后
（一）
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振家门赵挺之被罢卒后，蔡京、童贯之流把持朝政，颐指气使，以权谋私等勾 当，早已激起了朝野的极度愤慨；金兵的南犯、宋朝的不战即溃、徽宗的禅位、钦宗的既懦弱又不忍奸邪，在这种情况下，斥责蔡、童误国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一些大臣的谏议下，钦宗对蔡京等人采取了从抑制到贬谪的做法，直至议及将其远逐到当年苏轼去过的海南。苏轼最终较体面地回到大陆，而 蔡京等则罪有应得地死于被贬谪的过程之中。蔡京一死，主要仰仗父亲的权势和荫封讨生活的蔡家兄弟，便一蹶不振，而赵家三诚，却在屏居数年清， 相继东山再起。先是挺之妻郭氏于政和元年（1111 年）五月，奏清除挺之指挥并获准①，次年七月“秘书少监赵存诚：‘诸州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 庶天下之书，悉归秘府。’从之。”②赵思诚再起为中书舍人后，于宣和三年三月四日言添差兵马都监事，“诏并系合添差”③。至于赵明诚，前文刚刚述 及，其屏居终结为官一任后，又“连守两郡”，并“录功”“转官”。看来，在宋朝南渡前夕，赵家不仅已经彻底摆脱了逆境，“三诚”还业已成为朝中 很有头角的人物，特别是存诚和思诚不仅有资格向朝廷言事，朝廷对他们还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意味。再看赵家的两门近亲，一门是赵家的女婿，也就是 清照在《后序》中提到的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赵明诚病逝时，已是“兵部侍郎”的“妹婿”；另一门近亲是清照的娘家，她唯一的兄弟名这，建炎 三年八月清照逃离建康前，已“任敕局删定官”。兵部侍郎和敕局删定官均为朝中要职，不可能由无足轻重的人物担当。所以明诚的妹婿和清照的兄弟 在南渡的前后几年，也当是颇有实力的人物。南渡不久，存诚和思诚分别在广州和泉州担当要职。赵挺之还有两个孙子，虽然不知他是存诚之子，抑或 思诚之子，但却都是被时人认为不辱门楣的后代。赵挺之及其夫人身后有灵，亦当瞑目安息于九泉。
（二）
迁葬、奔丧的来龙去脉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赵明诚为奔母丧而南下金陵，显然郭氏 当于是月亡故。此外，今天辽可以看到为她迁葬的记载：中原燕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软车，不远千里。①这段文字说明，明诚的母亲故于金陵，也殡于金陵。后来其子将她迁葬 于“晋水”。晋水即今之福建泉州。家于泉州的是赵挺之的次子思诚，但这是后话。在此之前明诚与其长兄存诚已先后亡故。至于迁葬的大致时间，当 在清照填写《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之前，也就是在建炎三年底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续国朝会要》。
① 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知稼翁集》卷十一。
四年初的可能性较大。 依古制，“丁忧”（亦称“丁艰”）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做官。但是到了宋朝，从真宗起对此制即有所改 变，诏令“丁忧”“不得离任”②。这样一来，赵明诚既在淄州任上被“录功”
“转官”，那么等待他的当是高于淄州太守的职务，而不受“丁优”制约。 所以，其母的亡故和迁葬，对明诚下一步的升迁无任何妨碍。
对于明诚此时的行迹，清照《后序》有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 人丧南来”的话，对此，需要略加订正和补直。首先，所谓“建炎丁未春三 月”，虽然是指公元1129 年之春，但因“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在其嗣位 的是年五月始用。在此之前，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清照笔下的“建炎丁未春三月”，就是初用“建炎”那年的春天三月份的意思，字面 上与靖康二年春三月不同，实际指的是同一年月，都是公元 1129 年 4 月（阳历）；其次，“奔太夫人丧南来”句，因为没有出现主语，曾经和至今仍被 误解，即以为明诚偕清照一起奔丧。其实不然，从淄州往金陵奔丧的不仅只有明诚一人，而且他一听到噩耗，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南下金陵。 这样解释，一则符合明诚一贯孝梯、宽厚的品格；二则亦可解除对《后序》
的紧接“奔太夫人丧南来”一句之后的这样一段话的误解：“既长物不能尽 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 海，连炉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要想合情合理地解读这段话，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在明诚得知其母病故时，他必然同清照商量，是偕往，还是他 先去，自然是以后者为妥。从情理上说，清照也应尽快前往金陵。所以在明诚走后，她急忙从淄州赶回青州，这已是建炎元年夏秋间的事了。发人浩叹 的是曾几何时，明诚“忘寝废食”，以致靠典当衣物搜罗、购置的大宗金石书画，此时无疑成了清照很沉重的家累，因其中既包含着其夫妇的智慧，更 渗透了二人的心血，清运时，她哪一件也舍不得丢下，一一斟酌选择，又时时忍痛割爱，加之内“忧”外患步步逼近，由清照一人料理的这一切，就是 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身上，他也不见得能胜任！而清照能于当年的冬天将这么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赶“至建康”①，说明她不仅具有极为出众的 文学才华和文字能力，当家理事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她独自押运“十五车”贵重的书画器物，“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 江”，终于以完壁到达建康。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没有不符合实际之处，想必能够被认同，从而解除关于“十五车”文物是由明诚先行带往金陵，或明 诚、清照一道“奔大夫人丧南来”时，共同带到建康的误解。当然，清照赶“至建康”，已是建炎元年底或翌年初的事情了，没能赶上再看一眼婆婆的 遗容和为她送葬。
或云明诚在其母殡葬后，可回青州与清照一起将其诸多收藏运至金陵。 这想法有道理，按说当丈夫的应该这样做，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到清照一人的② 《宋史·礼志》二八。
① 对于同是今天的南京，在有关载籍和清照的笔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叫法，一是“金陵”，这当是清朋习惯性的以古都之名称之；二是”江宁”，这当是在一定阶段的正式称谓；三是“建康”，清照此时这么称呼这座古城是很郑重和准确的，因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云：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 为建康府。
肩上，确实不近情理。但赵明诚却不是那种根本不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性 爱方面他有负于其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他对妻子才情的爱慕、倚重和在生活中对她无微不至地体贴爱抚，如在他还是学生时，就悄悄节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每半个月在购置文物的同时，总不忘买回一些妻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回家。在感情的诸多方面，他与清照一直是彼此理解，而他则更多地给其妻以 宽厚和温存。清照自称“余性不耐”，也就是说她比较急躁和要强，明诚却总是以随和和忍让处之。这一次他也绝不会想不到妻子的辛劳。而是他己不 能或不便脱身回青州料理家事。试想，他三月份离淄“南来”，殡葬了其母，己当是五、六月的事了。彼时的时局之于宋朝命宫，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危 机和机会并存。在这样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李清照绝不会以婆婆妈妈的心理来要求自己的丈夫，她会情愿以自己百倍千倍的辛苦支持他为挽救危在旦夕 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力量。所以清运和保护文物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清照 的肩上。
（三）
江宁知府赵明诚在父兄被金兵掳掠北去后，继张邦昌退位登极的宋高字，较之徽宗的昏 庸奢侈和钦宗的懦弱无能，他被称为“中兴”之主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他受命于多事危机之秋，又在酷似“俎上肉”的处境下，在位达三十五年之久， 没有相应的统治谋略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表现在用入方面，这位二十岁继位的年轻皇帝仿佛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权术，他对辅臣用用废废，废废用用， 除了保住皇位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太祖七世孙赵音后，作了整整二十五年大上皇，这与仅作了一年太上皇和作了一年皇帝就当了俘虏，被金人 分别诬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的乃父乃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难以数计的史实无不表明，这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皇帝。他虽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 在南京应天府治之正厅即位时，发表了一篇比唱的还好听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复两宫”，甚至“南向恸器久之”， 但其内心算计的全是如何保其皇位的“小九九”。在迁都问题上，有人曾慷 慨陈词：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迂。汴都天下根本，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夫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来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大！臣谓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汁都决不可迁，以 蹈金人之计。①对于这种议论，高宗表面上不加可否，但其内心当倾向于迁往“外连江、 淮，内控湖、海”的东南要会金陵。因此，关于江宁知府的人选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一种颇费斟酌的事情。由于高宗所倚重的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 对主战派李纲很不满，恰恰李纲的弟弟李维娶了原先的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于是翁就成了黄、汪的眼中之刺，必欲除之。凑巧，翁彦国于建炎 元年七月去世，故于当月“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八。
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云明诚于是年八月到任。据《后序》云明诚 于建炎“己酉（1129 年）春三月”罢知建康府，这样，赵明诚任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罢了官呢？ 下述事件很可能就是笔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人为信， 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
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减，则与通判毋丘绛、观 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此事，文字虽有稍异之处，但所言“时明诚 已被命移湖州”，与上述引文是一样的，均未言明诚被“罢”之事，都是说“被命移湖州”在前，“缒城宵遁”在后。而清照在《后序》中却是这么说的：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①。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明诚“缒城宵遁”之事，这是不是因为此事有失 体面，清照故加隐匿呢？当以不这么看为妥。虽然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清照不会不知道，但因其所作是书序，对“缒城宵遁”之芙的事似不便亦不必 要直接完全说破，而采取了类似于春秋的笔法。应该说清照的这种写法比李心传和《续资治通鉴》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她一五一十地用事实告诉读者， 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之后，才有知湖州之“旨”。而李心传等不但压根下提其被罢之事，还先力赵明诚打出“己被命移湖州”的旗号，既然已奉调，其“缒城宵遁”就有情可原了。事实上问题不能这么看，从对同是“缒城”者 的毋丘绛和汤允恭各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理看，朝廷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副职和部下都受了这么重的处分，赵明诚被罢官则是理所当然 的事。正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被罢了官，无事可做，所以才展转于芜湖、姑孰、赣水、池阳，如仍有职事在身， 依当时的制度，不会被允许离开任所， 为自己安家的私事四处奔彼。退多少步说，即使“被命移湖州”的“被命”
在前，他也只是接到调令而尚未离职，否则他怎么会与毋丘绛和汤允恭同样“缒城宵遁”？显然他们三人仍是同住任所的同僚。李谟首先“驰告”的是“守臣赵明诚”，他既“弗听”，又不转告他人采取应急措施，如果他确实 已卸任，那么他会直接同李谟讲明，“责任心”如此之强的李谟，无疑会另“驰告”其他守臣，连这些起码的事情赵明诚都没有做到，出了乱于他又临 阵逃脱，这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对这样的“守臣”当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续资治通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某某守臣因尽职而被提升、某某却因失 职而被降或被罢。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清照所说的明诚被“罢”在前，比李心传等所云“被命移湖州”在前更确凿、更可信，而上文所分析的则是“罢” 字之中所包含的“缒城宵遁”之义。这虽然不必叫做微言大义，但因涉及到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九。
② 《续贤治通鉴》卷一○三，其中的“缒城宵遁”，就是夜间在出事的时候，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
① “建炎戊申秋九月”，是建炎二年九月，所云是年“侯起复，知建康府”系清照笔误，因多种史料确载明诚起复知江宁府亨是在建炎元年七月议定、八月上任。翌年五月八日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传主赵明诚的重要行实，似有必要做出上述发明。 笔者从各方面敲定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确因其“缒城宵遁”，是否意味着这是赵明诚的一种很大的罪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御营统制 王亦”所谋划的当是一次小小的宫廷兵变，询为统治者内部之事。前文对赵明诚的被朝廷“录功”既不对其加以褒扬，此时他被朝廷罢官，今天亦不必 对其大加挞伐。“缒城宵遁”，充其量不过有损于其自身形象而已。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一点笔墨，是因为赵明诚的这类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笔者既提出， 如下予说透容易引起误解，但要说得很透又不大可能，一则因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再则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评传》附传的《赵明诚传》，不 允许用过多的篇幅加以评论。所以笔者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摆出史料，至于如何看待赵明诚的所谓是非功过，当以马列主义的史学观为准，本 传如有不符之处，愿聆教诲。
看来，今天对发生在赵明诚同一个人身上的彼朝廷“录功”、“改官” 和与此绝然相反的被朝廷问罪、罢官持慎重态度，不轻易为他做“政治结论”
是必要的，但既要为其立传，那么更有必要过问一下，这位身居东南形胜之 地金陵重镇之要职的赵明诚，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究竟作了些什么较有意义的事呢？现在看，有案可稽的是他于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为《赵氏神妙帖》所写的这样一则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后阙）
这件稀世之宝的价值所在，及其得以留存的来龙去脉，正如这方面的行 家岳珂所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乓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栽，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 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俟吾老也。
以往赵明诚主要是靠自身的辛苦和与清照的共同节衣缩食，逐步形成其 金石书画等几无前人的丰富收藏，但在江宁知府任上，据王学初云，他竟做出了一件不上台面的事：“谢伙携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 诚借去不归。谢汲字景思，上蔡人，谢克家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著有《四六谈麈》。此事见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 卷三所载吴说跋，跋长不录。据吴跋：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②赵明诚就这样在 建康知府任上为后人留下了失望的两笔。在其被“罢”离建康时，只有“老妻”清照偕其展转于江、淮诸地。当他“被旨”再回到建康领命知湖州时，① 《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40 页。
竟一病不起，在这里告别了人世。
（四）
“赵湖州”“奔驰”赴召赵明诚在四十七岁上，始以彼“录功”起复江宁府事，至四十九岁那年 的二月，因其临乱“缒城宵遁”终于被罢。据清照《后序》所云，被罢后，于建炎三年（1129 年）三月，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于赣水上。 五月到了池阳遂接到宋高宗亲命其知湖州的诏谕。既“被旨”，必须立即赴赴当时高宗所在的建康去朝见这位皇帝。于是就把家安在他阳（今安徽贵 池），清照留在这里，明诚只身匆忙赴召。临走时，清照乘船相送，一直将明诚送到必须上岸改走陆路的那一天，那天就是她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六月十 三日。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明诚“负担舍舟”，坐在岸上。他身着麻衫，很洒脱地用手掀起头巾，露出了他那饱满智慧的前额。此时，他精神如虎，目 光闪闪发亮，双眸凝视般地看着坐在船上的清照，以示告别。要分手了，清照自谓情绪很不好，就大声间明诚：“如果象传闻那样城里告急，怎么办？” 他拇指上翘，食指向前，手伸得象戟一样，命令似的指着我，在远处答道：“从众。不得已时，第一次先把箱笼包裹放弃；第二次宁可把衣被丢掉，第 三次无奈就抛弃书画；第四次万不得己就去掉古器，唯独宗庙礼乐之器，必须亲自负抱，与这些祭器共存亡，千万不能忘记。”说完就骑上马奔驰而去。 大凡有前科的人，容易出现两种不同的带有极端性的态度。一是破罐子破摔，继续为非作歹；二是格外小心谨慎，以赎前愆。当年赵明诚的被罢， 虽然不能与今天所说的前科同日而语，但此时他倍加惶恐，一则生怕再出什么纰漏；二则明显带有弥补旧过之意。所以一接到诏书就急忙赶往行在。建 炎三年六月中旬的苏、皖交界处，据历史地理物候记载，那时比现在还要炎热。从来没吃过什么苦的“贵家子第”赵明诚，竟“冒大暑”，骑马奔驰， 遂途中感疾。到了行在建康，就患了有热无寒的疟疾。过了一个半月，直到七月末，清照才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一听说他患的是热疟，她就又急又怕， 因为她知道明诚素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既然他患的是热疟，就必然服寒药，这样他的病就更危险、更令人担心。于是清照就坐上船直驶建康，一日夜行 三百里。等到到了那里，明诚果然大服柴胡、黄芩等性寒泻人退热之药，结果疟痢并发，病惜已达膏盲，已到了无法医治的程度。到了这一步，清照慌 了手脚，只顾悲痛哭泣，不忍心问问他后事该怎么办理。到了八月十八日那天，明诚就再也起不来了，“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赵明诚卒后，在时局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清照不但为丈夫办理了后事，还陆续写了不少悼念他的作品。对于她所写的悼亡词，已在《李清照评传》 第四章的有关部分作了评析，这里尚需再提及一下的是其《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保”，可见赵明诚的亡 故使得李清照多么悲痛！此文题目亦作《祭湖州文》，均非清照自拟之题，原文或无题，或已逸，后人在将此文收入《四六谈麈》时，以上述题目称之， 即以亡人员后“被旨知湖州”故也。前面的段落已表明，赵明诚实际未及到达湖州上任就病卒于行在建康，井殡葬在那里，后或袝迁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