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留与后人的思索诚然，不光是对赵明诚，对谁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但发生在赵明诚身上 的一些主要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再思索、再认识一番。
（一）
根除政治株连，杜绝一夫多妻制在李清照以其文学才华名动京师时，相传赵明诚在梦中都念念不忘这位“词女”。得成眷属后，二人不仅相敬如宾，“夫妇擅朋友之胜”，而且志 同道合，相得益彰，其志向之高洁、生活之谐美，几无伦比。那么，是什么恶魔，几乎在一夜之间，把一段美满的姻缘抛进了痛苦的深渊？是因为丈夫“负笈远游”，还是因其外出做官？绝对不是！因为李清照不是那种希望丈 夫扯着自己石榴裙转的女人，也就是说在两性关系方面，李清照始终是既有热情又很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北宋末年无休无止的新、旧党 争，在从政治上毁掉了苏轼、秦观等一大批人才之后，又株连到了下一代。
在这一株连中，李清照不仅被作为与旧党成员有牵连的人物，而且因其才华 出众又首当其冲。所以是她被迫离开丈夫回到原籍，由于美满婚姻的一度被拆散，遂堕入了痛苦相思的深渊。
话说回来，异性之间的相亲相爱，只靠“政治干预”是不容易奏效的， 即使把一对夫妻强行分开，两人仍然会相思情深。所以爱情悲剧的形成往往与婚姻制度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偏偏宋朝社会又是在这方面有着极大缺陷的 社会，那时纳妾是家常便饭，如果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制对男人们形成一定的约束，象赵明诚那样原本是很好的丈夫怎么会轻易产生心猿意 马的念头，以至于走上寻花间柳的邪路？试想，一个丞相府邸的三相公，①就是发妻在他身边，都可能是三妻六妾，何况，一面是盛年离偶、一面是年 轻美貌异性的诱惑，怎么能要求只有二十二、三岁的赵明诚完全灭绝生理上的欲求呢？所以造成清照“婕妤之叹”的最初孽根不在赵明诚身上，而首先 是廷争，继而又是万恶的一夫多妻制，几乎使得那时的一切女性的爱情生活难以善终，又何尝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无嗣的女人呢？
对于为数不少身上还留有政治疮痴的国人来说，对于尚存在着买卖婚 姻、夫旷女怨、嫖娼卖淫、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等等罪尤恶习的现实社会来说，难道不值得时人结合赵明诚的蜕变和李清照的隐衷幽怨，重新思索一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婚姻生活中，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及如何 制法、执法等实际问题吗？！
（二）
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既不应靠荫封，也不能听信别有用 心的毁誉，否则再完美的人也难免子蜕变；陟黜褒贬失当，无论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将是莫大的隐患。赵明诚的仕履无疑就是上述几方面的殷鉴。如果 赵明诚不是作为一个军政官员，而只是作为一个金石学家出现在后世人们的① 这里的“相公”系泛指旧时代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其含义犹如《通俗编·仕进》所云：“今凡衣冠中人，皆槽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明诚则排行三。
心目中，那么他的名字会更响亮、更受人尊重；如果说北宋未年的新、旧党 争所毁掉的主要是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桢干之材，那么南宋初年的战和之议，不仅是自毁卜城、几乎使武将无一幸免，还造成了整个朝廷的贤才退 避、冗贝充数的可悲局面，这虽然主要是秦桧为相时的后话，但在赵明诚在世时，这些问题业已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具体到赵明诚身上，如果当时的 执政者是从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即使原任翁彦国不称职，或因其谢世必须重新任命江宁知府的话，那么也应该考虑到金陵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上的重 要性，而不应该任命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接任。何况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以苟和问世的时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他们低毁翁彦国的醉翁之意是在于拆主 战派李纲的台，而把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推到抗金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岂非出于类似目的，并从而导致了“缒城宵遁”这种令人邀憾的后果？当然赵明诚 绝不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人，相反，他始终未改作大宋朝廷循吏的初衷。最后他骑马奔驰“冒大暑”“过阙上殿”，便可表明他将在知湖州的新的岗位 上弥补宿愈；还可以说，为朝廷“立新功”等忠君思想，及其对禄位的贪恋，促使他不顾后果冒大暑赶路，以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虽然赵明诚的死可以 说带有某种悲壮的美感，但这主要当与李清照对他的纯真感情及其笔意评长所致。具体到赵明诚本人，他最后留下的主要是教训。当然以其血肉之躯所 换取的教训，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 李清照年谱
一岁（公元 1084 年宋种宁元丰七年） 清照生于济南（今山东章丘明水），父李格非，字文叔，“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宋史·文苑传》有传，有《洛阳名园记》等著作传世。母王氏，元丰宰相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善属文。
六岁（1089 年宋哲宗元祐四年）
格非官太学正，赁屋于汴京经衢之西，名其堂曰“有竹”。清照与其毋仍留原籍。
十五岁（1098 年元符元年） 清照仍在湖山佳胜的明水原籍，是年春、秋两季有溪亭之游。 十六岁（1099 年元符二年）
清照是年前后，与其母及胞弟迒由原籍赴汴京，其“学诗三十年”伊始。 结识文学上的忘年交晁补之。《如梦令》（尝记）、《双调忆王孙》（湖上）
等词当作于是年来汴京之后。
十七岁（1100 年元符三年）
格非始除礼部员外郎。清照得识张耒（字文潜）并作《浯溪中兴颂诗和 张文潜》二首。又《如梦令》咏海棠、《浣溪沙》（小院）、《点绛唇》（蹴罢）等词亦当作于是年前后。
十八岁（1101 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清照适赵明诚。明诚字德甫，二十一岁，太学生，赵挺之季子。有《金 石录》传世。是年，格非仍力礼部员外郎、挺之为吏部侍郎。《渔家傲》（雪里）、《庆清朝慢》、《鹧鸪天》（暗淡）、《减字木兰花》、《瑞鹧鸪》 诸阙，当作于是年前后。
十九岁（1102 年崇宁元年）
七月，格非被列为元祐党籍，九月，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奸 党”名额此时共约 120 人，格非名在余官第 26 人。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清照上挺之诗云：“何况人间父子情”，当为营救其父 格非而作，人谓“识者哀之”。
二十岁（1103 年崇宁二年）
四月，挺之除中书侍郎；明诚亦于是年“出仕宦”。九月庚寅诏禁元祐 党人子弟居京、王午诏：“宗室下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据此，清照被遣离京，只得投奔上年回原籍的父母。
二十一岁（1104 年崇宁三年）
六月，合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共 309 人，格非名仍在余官第 26 人。 由徽宗书而刊之，置文德殿门之东壁。清照为党祸松紧所左右，时归原籍，时返汴京。于原籍作《一剪梅》、《醉花阴》、《蝶恋花》（暖雨）、《浣 溪沙》（莫许）；返汴京时作《小重山》、《玉楼春》、《行香子》等。
二十二岁（1105 年崇宁四年）
二月，挺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挺之为避蔡京嫉，引疾乞 罢右仆射。十月，明诚授鸿胪少卿，其长兄存诚为卫尉卿、次兄恩诚为秘书少监。清照献诗挺之云：“炙手可热心可寒”，当抒发她为党祸株连而得不 到翁舅救援之感慨。
二十三岁（1106 年崇宁五年）
正月，大赦天下，井令吏部李格非与监庙差遣。二月，蔡京罢左仆射， 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毁《元祐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时清照由原籍返汴京，作《满庭芳》、《多丽》、《晓梦》等。
二十四岁（1107 年大观元年）
正月，蔡京复相。三月，挺之罢右仆射后五日卒，年六十八。卒后三日， 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无事实，七月，狱具。是年或下年伊始，明诚母郭氏率其于女、媳妇归居青州。
二十五岁（1108 年大观二年）
明减、清照夫妇于青州“归来堂”读书、斗茶。明诚撰《金石录》，情 照“笔削其间”，心情舒畅，甘心终老是乡。大致于是年所作、以“别是一家”著称的《同论》，是清照继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之后的一篇同史上最 早产生重要影响的词论。它最先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补之》子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第二位著录《同论》的是南宋人 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余》条；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见于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是年，明诚、清照或为隐 居金乡的晁补之贺寿，清照遂作《新荷叶》词。
二十八岁（1111 年政和元年） 五月，郭氏奏清除挺之指挥。明诚亲至泰山，得二碑。 二十九岁（1112 车政和二年）
明诚夫妇仍屏居青州。存诚于是年以秘书少监言事，思诚亦起复。
三十一岁（1114 年政和四年）
相传明诚为“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题赞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 此“照”存有所衣非宋人服装等若干破绽，已考定其为赝品。
三十二岁（1115 年政和五年） 明诚、清照夫妇仍屏居青州，并于花前月下，相从赋赏花诗。 三十四岁（1117 年政和七年）
夫妇仍屏居青州。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作序，题为《〈金石 录〉后序》。前此赵明诚自己尝作《〈金石录〉序》。
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1118 至 1120 年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
这期间，明诚亦当起复。在其单独离开青州居官过程中，或有“天台之 遇”，或独携其妾前往。是时，清照独居青州之“秦楼”。为明诚送行时作《凤凰台上忆吹萧》，又相继作了《念奴娇》、《点绛唇》（寂寞）和《声 声慢》等词表达其被疏、无嗣之苦。
三十八岁（1121 年宣和三年）
明诚守茅不久，八月初，清照赴莱州途中，晚止昌乐驿馆，赋《蝶恋花》
（泪湿）。八月十日，清照在莱州“独坐”一破败清冷之室，因作《感怀》 诗并序，道其所遇之“可怜”，实讽明诚对其之冷落。
四十来岁（1123 年前后宣和五年前后）
清照仍随居明诚莱州住所，于静治堂夫妇共同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 卷。”守莱期间，明诚尝与僚属登今山东莱州城南偏东约五公里的文峰山，且徘徊北魏郑羲碑下久之，得其下碑；又遣往天柱山之阳访求上碑，在胶水 县（今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
四十三岁（1126 年钦宗靖康元年）
明诚守淄州，因其提兵帅属，斩获逋卒为多，被朝廷“录功”，且转一 官。明诚在淄川邢氏之村，得白乐天所书《楞严经》，“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近人疑此《楞严经》非真迹。十二月，金军破东京，史称“靖 康之变”。翌年四月，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亡。
四十四岁（1127 车靖康二年一月至四月，高宗建炎元年五月至十二 月）
三月，明诚独自往金陵奔母丧。四月，北宋亡。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 应天府之正厅，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四、五月间，清照由淄州返青州，整理金石文物准备南运。七月，明诚起复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八月至 任。十二月，明诚家存书册什物十余屋，焚于青州兵变，清照赴金陵。
四十五岁（1128 年建炎二年）
春，清照携《赵氏神妙帖》等文物赴江宁，途经镇江遇盗掠勿失，为明 诚和岳珂所称道。是年有“作诗以低士大夫”事，所作诗为“南渡衣冠少王导”、“南来尚怯吴江冷”等，以及《分得知字》、《乌江》等诗，又作《临 江仙》（庭院），以讽明诚“章台”之游，是年春、冬及翌年春，清照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君诗之事。
四十六岁（1129 年建炎三年）
二月，明诚罢知建康府。三月，夫妇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 赣水上。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安家于池阳，清照留此，明诚独赴召。
清照乘船相送，直送到六月十三日，明诚改走陆路的那一大。是日，明诚坐 岸上，戟手向舟中的清照告别，并叮嘱她，在紧急时，自负抱宗庙礼乐之器，“与身俱存亡”。说罢，驰马冒大暑，往建康朝见高宗，途中感疾。七月末， 清照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遂解舟，一日夜行三百里，赶赴建康探视。八月，明诚病危时，阳翟张飞卿携玉壶（实珉），视明诚，便携去。八月十八日， 明诚卒于建康。葬毕，清照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遣人将行李送往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的明诚妹婿处。十一月，金人破洪州，清照寄洪之文 物尽委弃。正月初七（人日）作《菩萨蛮》（归鸿）、三月作《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八月作《祭赵湖州文》、闰八月作《鹧鸪天》（寒日）、九月 作《南歌子》和《忆秦娥》。
四十七岁（1130 年建炎四年）
是年闻“玉壶颁金”之传言，清照惶恐，便携所有古铜器赴越州、台州 等地追赶高宗投进，未遂。又踵高宗移晔所在而奔走于明州、温州。之温后，或有经三山（福州）往泉州之想，故作《渔家傲》（天接）。刘豫受金册为“齐帝”，赋《咏史》诗讽之。《诉衷情》、《好事近》等词亦或作于此时。 四十八岁（1131 年绍兴元年）
三月，赴越州，择居钟氏宅，卧榻之下五簏文物被穴壁盗去，钟氏遂出十八轴求赏。可见钟复皓为梁上君子。后世张居正为此事殊不平，尝辞退会 稽籍钟姓部吏。
四十九岁（1132 年绍兴二年）
春天赴杭州，三月作“露花倒影”联，陆游谓此系清照嘲张九成。巨清 照患重病至牛蚁下分，是时张汝舟巧言惑其弱弟以骗婚。张实觊觎清照手中残存之文物，不得，即对她日加殴击。秋，清照与张离异，并“讼其妄增举 数入官”，张遂编管柳州。依宋刑律，告发亲人者应“徒二年”，清照仅系狱九日，因得明诚远亲、建炎时曾与高宗共患难的綦崈礼搭救的缘故，清照 以《投年翰綦公崈礼启》谢之。秋冬作《摊破浣溪沙》（病起）等词。
五十岁（1133 年绍兴三年）
六月，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使金，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临行入辞， 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 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顺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力念。” 言行慷慨，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可见清照气概！
五十一岁（1134 年绍兴四年）
八月，清照在杭州作《。金石录）后序》。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杭 州等地。十月，清照逃往金华避难，择居陈氏宅。是时思诚知台州。十一月，作《打马赋》、《打马图经》并序等。《钓台》诗当系是年或下年经桐庐江 往返于杭州、金华时，亲睹汉严子陵垂钓处所作。
五十二岁（1135 年绍兴五年）
春及初夏，仍居金华，并于此地作《武陵春》词和《题八咏楼》诗。五 月三日，诏令婺州取字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这当是一种带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府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
五十三岁至五干九岁（1136 至 1142 车绍兴六年至十二年）
清照于上年由金华返临安，作《清平乐》（年年）、《摊破浣溪沙》（揉 破）、《孤雁儿》等词。
六十岁（1143 年绍兴十三年）
清照居临安。夏撰《端午帖子》。进帖子词原力学士院事，此系代笔。
《金石录》于是年前后表进于朝。
六十三岁（1146 年绍兴十六年》 春，曾慥《乐府雅同》成，其下卷收情照词二十三首。 六十四岁（1147 车绍兴十七年）
撰于是年或稍前的、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所引的《诗说 隽永》云：“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意谓李后适他姓。清照仍居临安，尝忆京洛旧事。《永遇乐》、《添字丑奴儿》作于是年或稍后。
六十五岁（1148 年绍兴十八年）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其卷六十《丽人杂记》条苕溪渔隐曰：“近 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同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 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六十六岁（1149 年绍兴十九年） 王的《碧鸡漫志》撰成于成都，其卷二谓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六十七岁（1150 年绍兴二十年）
是年或上年，清照携所藏米芾墨迹，两访其子米友亡，求作跋。
六十八岁（1151 年绍兴二十一年）
是年前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于四川荣州、洪适跋《赵明诚〈金 石录〉》于临安。晁著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明诚），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 落江湖间以卒。”洪跋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
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公元 1151 至 1155 年绍兴二十一至二十五年）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云易安晚年欲以其学传孙氏，孙氏云“才藻非 女子事也。”清照当卒于此时。
此后相继问世的赵彦卫《云麓漫抄》录有《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 系清照自叙其再嫁、离异、系狱等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以汝舟妻李氏（格非女）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 清照“晚岁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之事。
公元 1167 年，来孝宗乾道三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成，其卷三三著 录“李易安云”，即清照《词论》，并附“营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 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后记
笔者得以为这套意义深远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乔撰其中的《李清照评 传》，不仅曾有一种远在甜酸之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还曾暗自发出过下列一连串的激越之问：尽管李清照从她还是待字少女起，就对一代文 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尽管她对华夏文化的诸多门类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造诣；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有 着令当世不解、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既热情又理智的先进意识和举动；尽管在其晚年国难当头之时，她有着渴望“过河”，为桑梓“东山”抛洒血泪的 豪情壮志；尽管她对江山社稷有着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悃诚；尽管她终其一生对现实历史、内政外交，发表过许多既应时势、又合国情的正确见解…… 一言以蔽之，尽管她无愧于千古女杰一清照之美誉，然而，千百年来，不仅无人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她还曾横遭物议、攻讦，甚至一度成了一个 毁多于誉的反面人物，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连她的名字本身，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竟成了多愁善感的、爱情至上的、病态的、落后的， 甚至是反动腐朽的代称。那时，如果有谁被认为受到李清照的影响，或是对其“压倒须眉”的《漱王词》略有偏爱，那么不管这个人是专家学者，还是 作家演员，不管这些人的品貌多么端庄、才华多么出众，均有可能受到李清照的牵连，其业务乃至政治前景，往往会受到影响。在年轻的一代听来，这 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陶渊明、李清照、关汉卿等株连的，却大有人在。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关汉卿剧作的改编上演，均被视为 影射和反动，而李清照的瘦比黄花，则被公然说成是没落腐朽的贵妇人情调。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 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 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 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 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 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她）的伟大业绩和事功……。
就思想的敏锐和作品的价值而言，比起许多男性思想家来，李清照并不逊色， 有了上述思想见解引路，笔者遂有茅塞顿开之感：她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出色的著作，何愁写不出一本差强人意的《李清照评传》？后来随着《丛书》 中一些重点书目的出版，匡老的一系列发人深恩的见解写进了《丛书》的序言和他的力作《孔子评传》的后记。这些重要文字，对解除笔者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很直接很实际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些文字中吸取营养和睿智，笔者可 能继续犹豫不决，甚至可能束手无策。所以要完成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必须首先解除束缚自己思想的各种桎梏。 思想桎梏要挣脱，而必要的思想原则则必须坚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恰恰在近些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有些论著又向另一极端倾斜，比如 把她写于元符三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进行无端拔高，竟认为它的批判锋芒是指李清照评传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清照写此诗 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极，北宋还处在鼎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十六七岁的李清照是难以洞察的，设身处地想想，她怎么 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奸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 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另一类走极端的问题，是把《声声慢》这样的名篇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 远离了事实，均不可取。而笔者的努力目标，是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饱尝人间甘苦的切实可信的李清照。 假若只靠评传作者一个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既定目标。令人难忘的是，在本评传的写作过程中，《丛书》的有关负责人和编委，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博 学多识，对笔者给予了可贵的敦促和指导，并对拙稿进行了悉心的审阅和批改，堪称学术上的良师益友。 鉴于笔者作过较长期的编辑工作，懂得一些“作嫁衣”的况味和道理，原想用“为人作嫁”一语来表达自己对有关人员的谢忱，又一想，用这一陈旧的 字眼儿来比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人员的业绩，很不贴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作嫁衣”，而是在以他们的思想睿智和辛勤工作建构 一座意义久远的思想丰碑和学术大厦。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笔者所奉献的仅是只砖片瓦。如果这一砖一瓦尚符合大厦的整体质量水准、不至于过早剥落 的话，那么不能不提到为此付出许多辛苦的本评传责编——巩本栋博士。这里不必说些对他表示多么感谢的话，我只想说明他对拙著所作的一些既审慎 又有见地的编改加工，我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一一予以吸取和采纳的。这是一位编辑素质甚好，又极富责任心的、很理想的合作伙伴。
陈祖美 1994 年 6 月 腹稿于京青列车上
同月誊清于北京志新村小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