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右承奉 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人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已西行遣）。李氏，格非女， 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谓清照“晚岁 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事。
① 转引自胡仔《茗溪渔隐丛活》后集卷四十。
② 洪适《隶释》卷二十六。
以上述材料证明李清照的后夫名曰张汝舟，当无可怀疑。至于其中的“汝 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简而言之就是李清照指控张汝舟因谎报举数而获得官职。由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宋代诉讼、科举之详情，可参见拙文《关 于易安札记二则》的“‘妄增举数入官’解”。
（二）
身系大狱何所惧，不与“下才”同流污尽管赵明诚生前在夫妻感情方面，曾给李清照带来许多难以言传的苦 衷，赵之“缒城宵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亏缺，而李清照对其不仅怨而不怒，还曾不时地加以回护；对于张汝舟她却宁可身系大狱，也要与其一刀两 断，这到底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笔者 试作绎释如下：第一，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李清照，在她身上仍留有某些封建传统思 想的烙印，诸如为旧礼教所沾染的男儿爱新人，女子重前夫；仰慕门当户对的“贵家子弟”和荫封高官等等。但这些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第二，赵、李二人志趣相投，才学既相抵又互补，其结合主要是以爱情 为基础的。一部《金石录》仿佛就是导致他俩相互吸引的强大磁场，它比月下老人的神秘红线更牢靠、更坚实。而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结合却谈不上以爱 情为基础，同时两人的素质也相差大远，差异就是矛盾，此二者当是造成李、张婚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后世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如果说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青楼冶游尚属时尚、其“缒城宵 遁”还只是一种胆小失职的话，那么张汝舟却是一个有多种道德缺陷的人，他除了向朝廷骗取官职，其与清照的结合则是出于觊觎她的珍贵收藏，他在 她病中乘人之危，巧舌如簧地骗了婚，其所作所为用清照的话说是一个“驵侩之下才”，即小人、掮客之流。他毒如蛇蝎，婚后一心想杀人越货“彼素 抱壁之将往”①，便对清照拳脚相加，“遂肆侵凌，日加欧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是可忍， 孰不可忍！所以清照情愿依法系狱、蒙“败德败 名”之讥，也要与其讼而离之。
第四，这场婚事纠葛本身，从诸多方面证明了李清照的举动何等光明磊 落！其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主调又是何等先进、超前！不错，宋人讥其“晚节流荡无归”者有之， 击其“晚岁颇失节”者亦有之，但那只是极少 数站在陈旧腐朽的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而口出不逊者，绝大多数较通达公正的宋代学者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卒于青州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就是由再嫁的 母亲抚养成人的，其母子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还有数不胜数的类似事例均可说明，在两来不存在为再嫁之事本身辩诬的问题。出面为清照再嫁“辨诬” 的不是宋人，而是明朝的徐 ，他针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关于清照再嫁的记载说：“殊谬妄不足信……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
① 见李清照《投内翰綦公主崈启》。其中“彼素”句系化用《左传·哀公十八年》的这样一段记载：己氏欲杀卫庄公，庄公曰：“活我，吾与汝壁。”己氏曰：“杀汝，壁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劈。清照以此 指斥张汝舟意在杀人越货。
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大诬贤媛也”②。如果这种所谓辨诬，由于辨诬者 对清照的身世缺乏了解，尚属臆度的话，那么清代的“辨诬”者则是站在比宋、明等朝代更加强化的封建的“伦纪”，“庭训”和“礼义”③的立场上， 是一种很大程度上的倒退。至于近、现代有的学者仍把再嫁视为厚诬，则更叫人难以理解。且不说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离婚率， 他们无法解释，就其衡人标准来说，岂不是把明明具有一定叛逆性格的李清照完全看成了旧礼教的维护和迁就者，这无疑是对她的误解甚至曲解，是帮 倒忙，也不能不说是李清照研究的一种倒退。
② 《徐氏笔精》卷七。
③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1924 年续修历城县志局排印本。
十、晚年的流寓和思想的升华赵明诚逝世那年恰好闰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她并没有追随 皇室女眷的去向，到豫章投亲，而是先遣故吏送行李投奔从卫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的赵明诚的妹婿。她离开建康，大约是建炎三年（1129 年）九、十 月份的事。其投奔方向基本是追随高宗的逃遁路线。她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如其在《后序》中所明言的，尽将家中铜器等物投进外庭， 以昭无“颁金”之事；二是追随御驾当较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一）
向往“三山”未曾去，晚年挥泪写《后序》
关于传主可能产生前往“三山”之想的来龙去脉，已在第一章引论中作 了较详细的交代。后来惟因御舟返回浙西，清照遂尾追而还。先后由越州至杭州，从而定居于此地。
如果说在李清照的时代，再嫁尚不乏其例亦不足为奇的话，而女方提出 离婚和状告亲人，在当时却是触犯刑律的事。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离异，曾在上层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多亏得到赵家的远亲、翰林学士綦崈礼的援手，才 止息了其所受“无根之谤”。此后传主的心情逐渐平静，生活亦趋稳定，遂重新投入了关于《金石录》的未了之事。其《金石录后序》当是在这一背景 下，挥泪完成的。这既是一篇书序，也是一篇对亡人充满深情的悼文，如“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己拱，悲夫”诸句，不要说 当事人和当时人，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撰罢此序后，又经过约十年的苦心劳作，于绍兴十二年（1143 年）前后，清照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待此著 约于绍兴二十五、六年版行于世时，受到朱熹“煞做得好”①的称赞。朱熹只认为这是赵明诚的文笔高超所致，殊不知这部《金石录》里也渗透了我们传 主的心血，可以说这是赵、李之间相得相爱的感情结晶。
（二）
捉刀代笔依人意，心系家国是真谛绍兴十二年，六十岁的李清照，或因其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后，文名 益高，这一年她有为人代笔撰《端午帖子词》等事：“李易安，绍兴癸亥在行都，有亲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皇帝阁》曰：‘日月尧天大， 漩玑舜历长，侧闻行殿帐，多集上书囊’；《皇后阁》曰：‘意贴初宜夏，金驹已过蚕，至尊千万寿，行见百斯男’；《夫人阁》曰：‘三宫催解粽， 妆罢未天明，便面天题字，歌头御赐名’。时秦楚材在翰林，恶之，止赐金帛而罢。”②贴子本身自然是投合圣意，福寿吉利之词，既不同干其诗文，更 不同于其词赋，说明传主有多副笔墨，写什么象什么、做什么成什么，足见其才华能力之不凡。只因她没有为秦桧之兄秦梓（字楚材）代笔，而因内命 妇进之，得罪了这位沾亲带故的翰林学士，所以清照所得到的赏赐只有金帛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周密《浩然斋雅诙》卷上，武英殿聚珍本。
之类而已。此类捉刀代笔之事，本系翰苑本职，清照之代扈当因其文名之高 所致，古人对此未曾非议，今天更不必上纲上线，把传主推到御用文人行列。
李清照在饱尝了爱情、婚变给她带来的比酸甜苦辣四味更全的味道之 后，到了晚年，她对于爱情犹如枯井无波，从而把属于个人的情爱，扩大和转移到对江山社稷的关注上。此时不但其所作诗文无一不心系家国（详见本 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就是约在她六十四、五岁时所作《永遇乐》和《添字丑奴儿》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她早年为诗、词所立下 的界碑，从而把满腔的家国之情诉诸于她早年称之为“小歌词”的长短句，致使南宋末年最著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每读她尝怀京洛旧事的《永遇乐》等 词，就“为之涕下”，甚至“辄不自堪”①。由此可见，传主晚年作品产生了多么深挚的异时相感的爱国效应。
（三）
春蚕到死“思”不尽，仍以其学传后人李清照自己没有亲生子息②，但她对“儿辈”的关心却没有因此而稍减， 这其中既有她本家侄、孙，也有异姓女弟子韩玉父①等。对于侄、孙，她常以博弈打马的游戏方式，向他们耐心讲述这样一些道理：“慧则通，通则无所 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②，她告诉“儿辈”，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既要靠聪明才智，更要具备专心致志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触类旁通，掌 握各种精湛的技艺，也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以臻于妙境。这些道理无疑是极为精深有益的。但如果只是空洞抽象地灌输，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 李清照则运用自己富赡的才学，旁征博引，通过庖丁解牛、郢人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尧舜之仁、桀纣之恶、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等故事，既生 动他说明“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道理，又很自然地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那怕是博弈游戏之类的小事，也不应该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她一面 讲道理，一面身体力行，寓教于乐。棋局犹课堂，棋盘似战场，在小小的棋子上，做出了望乡、复国、育人的大文章。至于对传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教 育思想的具体了解或借鉴，可参阅本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其中“寓报国之志于‘深闺雅戏，”一节讲到的传主以小见大的教育方式，至 今仍然发人深思。
然而，更发人深思的是发生在李清照生命最后几年的一件看来不大，但 却寓意深邃的事情。那时她虽已年逾古稀，但对于人生、对于才学仍不改初衷，自己逼近黄泉之路，遂将厚望寄于后人。于是便欲将其学传授给一位姓 孙的妙龄少女，不料却引出了这位孙小姐的一番极为迂腐的酸话，说什么“才藻非女子事也。”对这种深受封建礼教沾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① 刘辰翁《须溪词》卷二。
② 这里之所以称“于息”而下称“子女”，系因目前只确知“赵李无嗣”，即没有作为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能断定连女儿也没有。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在我国古代也同样被称为无嗣者，蔡玫之父蔡邕 亦被叫做无嗣者。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载有：“易安居士教（韩玉父）以学诗……”之说。
② 李清照《（打马图经）序》。
直到陆游仍不以为非，称这位“孙氏”“幼有淑质”①。当然，笔者这里无意 对陆游加以非议，只是想借以说明，与这位“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语）
相比，李清照的胸襟和见识不也足以“压倒须眉”吗？
（四）
何处青山埋才人，瓣香一柱敬献藕花神“才人”通常有三种含义：一如《论衡·书解》所云指有才华的人；二 是自汉至宋、明所置的宫中女官名；三是宋元称杂剧话本的作者或说话艺人为才人。这里是取第一种含义代指李清照，自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也就是李清照七十三岁之后，再没有发现她的任何作品和有关她的任何记载。那么，这一年大约就是她溘然长逝之年。她逝世后，尸骨或许就地 留在杭州西子湖畔，与孤山上的闲鹤香梅为伴，而赵明诚的遗骨则很可能一直掩埋在建康城的郊野。看来，赵、李袝葬的可能性很小。或许古人已体察 出传主的孤魂难以在异乡安息，于是就把她作为藕花神祀，供奉于济南大明湖畔的“藕神伺”，意欲借明湖之水：……漱其余芳，且换凡骨，受居士之益素深，爱居士之心因益甚。生平烦恼，聊仗千佛为之忏除，无数谤诬，亦借明湖为之湔雪。而他日寻诗湖上，蓉裳尊带，不叉想见其姗姗来迟耶？①虽然这里仍把清照作为历城人而不知她是生于明水的绣江人，使笔者略 感遗憾，但其字里行问对传主的一片拳拳之情，足使其在天之灵深受慰藉。
此处曰“在天之灵”，绝非迷信，犹如本书开卷所云，本世纪八十年代，我 们传主的名字即已升涉太空，邀游四极。笔者在溺管疾书此传的过程中，每当遥望夜空时，总感到在群星闪烁间，有一帧首无明珠翠羽之饰、粗服简妆 而不掩其神韵的传主自画像②，又仿佛由此幻化成了她本人。这个“蓉裳蕙带”
的藕花神，无时不在俯视人间忧喜，她将永远为后世所爱戴和礼敬。
①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本。
①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
② 张丑《清河书画舫》已集引《画系》，云易安小楷和则天图画“皆精”。宋濂《芝园续集》卷十云：“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陈继儒《妮古录》卷三、《太平清话》卷一云：“莫廷韩云，‘曾买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见。”《清河书画舫》申集云：“李易安、管道升之竹石。”清人编《玉台画史》 内有清照之名，可见其擅画。
第三章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集中反映李清照词学思想的《词论》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 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鉴于此文不仅是李清照唯一的 词学论著，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篇幅又很简短，兹将胡仔所引之全文迻录于下：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未’，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位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
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终、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鸯》，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①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人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 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 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 又将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 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其《词苑丛谈》
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词评》，文字系据《诗人玉屑》，而未引“苕 溪渔隐曰……正为此辈发也”一段。②① 此虽据人民文学出板社 1962 年 6 月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录载，但却参照多种版本，对文字、 标点作了订正。
② 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4 月版第 3—4 页，其不同于别本的文字分别为，“使易服隐名姓”作”易服隐姓名”；“日烦”作“日繁”；“已有”作”亦有”；“遍举”作“遍也”；阙“四侮瓜分豆剖”句；“富贵态”作“富贵”，”譬如良玉”作“如良玉”。
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为诗、词 之别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论者常常引用的“词‘别是一家，”的原始出处，如引作“词别是一家”，则不是现存李清照《词论》的原文。
二、《词论》的贡献以往人们对《词论》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诸如 词史、词律、词评等问题加以论列，而对其贯穿全文的一个尽在不言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词论》堪称：
（一）
为“小歌词”“补天”之作 把宋代的这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称之为“宋词”无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还不时把它叫做“小歌词”，在她之前，词更被叫做“曲子词”、“乐章”、“乐府”、“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别名很多，但没有一个 能作为其独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够响亮。这都是因为那时的词尚处在诗的附庸和弃儿阶段的缘故。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这种被叫做歌词的创作权，不仅从民间转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手里，甚至还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词” 的写作行列，从而给这一畔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时李清照挺身而出，为“小歌词”的纯洁和独立，大声疾呼。上引《词论》的第一段是说词应象唐朝开、 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是供歌坛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别指出“郑、卫之声”和“亡国之音”都不合时宜，前者则更是被指摘的对象； 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实例说明，象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行，象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 茸之诗”也不行。不论是晏、欧、苏，还是王安石、曾巩，他们所作“小歌词”之所以“不可读”，主要是他们不知诗、词之别，或“知之者少”。而 对诗、词之别“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又各自有“无铺叙”、“少典重”、“专主情致”、“少故实”等缺久。总的看李清照的 这篇《词论》，对时弊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建树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词这一体式之所以能够膺任宋代文学的代表，被光荣的称为“宋 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词的本质的确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几有“女娟”“补天”之功。
（二）
对词之为体要义的建树李清照对于诗、词之别的划分，应该说是首先着眼于诗、词不同的社会 作用的。诗的社会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①。从李清照的诗歌实践看，无疑她对孔子此说是身体力行的。
关于词的社会作用，《词论》中虽亦无直接论述，其赞成曹元谦、念奴、李 八郎等“歌坛”高手，在曲江宴上大显身手，就说明她是格守《花间》、南唐之风习，也把“小歌词”看成“娱宾遣兴”、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 在她看来，“小歌词”要想唱得“众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样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词本身不仅要摒除“郑、卫之声”，“亡国之音” 和“词语尘下”者，还要有与诗文大不一样的、为词所特有的音韵格律，她①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 分清浊轻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则不可歌矣”，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学际天人”，也是不称职的。 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别是一家”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铺叙”、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观那样“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也不能象黄庭坚那 样“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
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文本”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 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文本” 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 话》中所录“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价自减半”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 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 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 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 了一首被认为“甚工致，却是词语”①的《春残》诗（诗云：“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基本也没有 超出《论语·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范围。
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 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酒朋诗侣”、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 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 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 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三句， 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②等句，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诸句，说成与张炎 的“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③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 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 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① 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卷七，红树楼藏版。
② 朱敦儒《临江仙》。
③ 张炎《清平乐》。
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 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及对词的 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诗余”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 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 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人”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 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三、《词论》的偏颇以上对《词论》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看不到它的偏颇和其它不足之处， 又因为现存《词论》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扦格不入之处、其“文本”自身不尽密合之点，以及包括现存“文本”的主要论 点、论据在内，均有可议之处，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一）
对音律的要求有细琐过苛之嫌在第二章中已论定，《词论》系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当时 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岁，又身处远离汴京的青州，其论著中对于音律的理论要求，与其作品的能否及时付诸管弦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系两回事。她在 词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过的严格要求，不仅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漱玉词》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烙守阴阳四声，甚至 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如她的《瑞鹧鸪》词，上片三韵“都”、“奴”、“枯”属虞部；下片二韵“真”、“新”属真部，被认为与词体不 合。还有她说晏、欧、苏的“小歌词”“皆句读不茸之诗”，亦与现存事实不符，比如《东坡词》虽有“曲中缚不住者”①，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 就声律耳”②。至于晏殊、欧阳修的传世之词对于词律则是相当考究的。因此，王国维曾特意从音乐效果方面褒美欧词，称其《蝶恋花》（面旋花落）为“字 字沉响，殊不可及”③。又如她还说：“《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实际作为词牌名的《玉楼春》是因“花间”词人顾敻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句，因以 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四句，三仄韵。此调在五代和北宋时，未见有如《词论》所云“押平声韵”者。除了 这类或疏或脱的问题外，《词论》对音律的过分强调，还说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认识到它对歌同的束缚，从而 把苏拭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尝试，说成是“皆句读不茸之诗”，这不仅表现了在传统面前的不应有的拘泥，恐怕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北宋有无谓之词以 应歌”①的偏重形式的倾向。在这种词学思想指导下，清照有的词作，如寿词和个别咏物词，几近“无谓”之什。
（二）
对词人的批评有挑剔不实之处应该说《词论》对其所涉及的问题，所抱态度，基本正确，如对“郑、 卫之声”的批评、对柳永《乐章集》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批评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 这是《词论》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问题。梁启超曾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 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①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
②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周济《介存斋论伺杂著》，见《词话丛编》，第 1629 页。
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颌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②李清照去世 时，辛弃疾只有十四、五岁，她无缘读到《稼轩词》。但在她写《词论》时，对于王安石和周邦彦的词作，她应该是熟知的。既然她对周邦彦的歌词未提 出异议，而批评与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启超看来，李清照对王安石不应该如此轻慢地加以批评。应该说梁启超对李清照持论偏颇的这一反驳是必 要的。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论》对秦观的批评上，“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平心而论，李清 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
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 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 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①。此处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 声交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 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
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 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②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③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 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 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 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春人 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春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 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
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 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 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 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①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 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词话丛编》第 4306 页。
① 《颜氏家训·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③ 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引周伯弜《四虚序》。
① 黄庭坚《跋高子勉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四、为《词论》一辩《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 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 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
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 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
《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 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 20 年。
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 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 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 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 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 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
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 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 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 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 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 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 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 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6 月版。
② 《词苑萃编》卷九，《词话丛编》第 1972 页。
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 的一环。
（二）
《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 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 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 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 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 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 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 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 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 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 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 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 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 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 被提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 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 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 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 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
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 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 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 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 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 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