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离婚》是老舍早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以后曾多次再版；一九四七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也一再重印发行。建国后，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国外有日、俄、英、丹麦、瑞典文译本。这部作品出版后不久就有评论家指出：“《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注：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
《离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主题思想
《离婚》的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细碎而又琐屑的。它写的是国民党某财政所几个小公务员的家事纠纷，几对夫妇闹离婚又复归于好的故事。但是作家却通过对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相当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以及他们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特务横行的黑暗现实。
《离婚》同《猫城记》一样，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政权机构，但是他不再采取隐喻的手段，而是以现实主义的逼真的生活描写，再现了它全部的丑恶和不可救药。 它也不象《猫城记》那样把讽刺遍及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一切生活领域，而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财政所透视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自然不仅需要锐敏的观察力，而且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作品里的财政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党政权机构的缩影。这个财政所的所长是“官僚兼土匪”，办事的科员当中，“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些人在财政所只是胡混，“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作品以含蓄的笔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总毛病”是什么，未便明言，但所指为谁，是很清楚的。
《离婚》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制度的罪恶。作品通过描述张大哥儿子天真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以及争取释放的过程，向人们指出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社会现实。逮捕天真的是“一个全能的机关”，“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它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这是一个“神秘得象地府的地方”，它派出的特务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在财政所，这个幽灵就是小赵。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科员，然而他监视、刺探人们生活的一切“秘密”，他同所长夫人相勾结，暗地里控制着财政所的人事变动，操纵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他利用张大哥急于营救儿子天真的心理，以答应保释出狱为名，强行勒索张大哥一所房子，诈取老李二百五十块钱，并企图霸占张大哥的女儿秀真；对于敢同他争夺姘头的吴太极，他的“算计”是：“至多再叫你玩上一个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王那儿去，我是头蒜！”对于敢同他“碰碰”的老李，心存杀机：“真，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作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是这样卑劣无耻，“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意义。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作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作品虚写那个操纵着人们生死的人间“地府”，实写同这个人间“地府”有密切联系的恶棍小赵，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这种特务制度极端残忍、极端黑暗的本质。作品结尾小赵被丁二爷掐死，是有象征意味的，说明人民群众终有一天不堪忍受这种形同地狱的生活，铤而走险，尽管这种个人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离婚》的主要成就，是以批判的态度解剖了市民的庸人性格和庸人哲学。
张大哥是作品刻划的市民性格和庸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是财政所的一名科员，他在财政所“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他热心地为人说媒，这几乎成了他第一职业，他从中享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这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他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他的哲学是“折中”：“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他的“生命观”是舒服，“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他是毫无苦闷的人，他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他是已经同灰色生活化为一体，而又以消极的人生哲学腐蚀他人的一个庸人、京油子。
老邱被称为“苦闷的象征”。他区别于老张的地方是自知已陷入庸俗而不能自拔。他曾经痛苦地自白：“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他有苦闷，然而也仅止于苦闷，最后仍然是妥协、敷衍。
老李在书中是个使人同情的人物。他也是财政所的科员，然而他有理想，有热情；曾经试图冲出灰色生活的重围，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以失败告终。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他的活动展开的。他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北平，虽非别人勉强，却也是无可奈何，他对妻子并无感情，只是聊尽一种义务；在精神上他时时感到孤寂，心里向往着“诗意”的生活，梦幻着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但是，他缺少行动的勇气和决断，到头来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狱，他感激张大哥平日的关心，决心把自己“押给”小赵，以救出天真。然而无济于事，反倒叫小赵讹诈去二百五十块钱。他厌恶财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赵的卑劣和无耻，他试图反抗一下，结果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张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劲，随便，大家都在地狱里，谁也救不了谁。”后来，天真被丁二爷救出，张大哥复职，财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样缓慢地流动，景象是越来越黑暗，他只好走辞职一条路，携同妻儿回到了故乡。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战败者。
老李的性格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来源于崇高的品格对恶浊社会的坚毅的抗争，而是来源于善良的、柔弱的心肠对于丑恶的无可如何的妥协和退让。不错，他有理想，然而却不能坚持地加以实行，他也试图抗争，却终于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浩叹和惋惜。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离婚》中许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调。小赵是个例外，其它如张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虽然生活遭遇有不同，个性特征有差异，然而在怯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张罗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却很满意。他的“理论”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这样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漏屋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多少尖锐的矛盾，就在这种“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为怯懦，老李的表现有时是“折中”。他对革命，未始没有向往，但是又认为“近于破坏”；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却又觉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况下老李的怯懦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屈从：“什么事都由着别人，自己就没个主张？穿衣服、结婚、接家眷，生，死，都听别人的。连和太太吵几句都不敢。”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这些男女的消极的市民意识，展示了这种市民意识的可怜、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恐怖政策，人们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装进监狱，如天真的遭遇那样，这种社会政治条件是必然要造出一个怯懦者之群来的；另一方面，庸人性格和庸人意识的形成也同这些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关。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是软弱的、短视的、苟安的、敷衍的。张大哥对于老李出走乡下以后的生活命运曾经有个推断：“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这个推断虽然带有张大哥本人性格上的烙印，但却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使老李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老李“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老李明知如此，“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她’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这就决定了一切。“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只要这种生活方式、经济地位不改变，灰色的生活以及这种灰色生活孕育的庸人性格也无从改变。假如不结婚，不做“家长”，谋生问题或者不见得有多么严重，人们对未来了无顾忌，也许反抗的精神可以健旺一些，比如丁二爷就是如此。但是这究竟是少数。我们看到，在作品中，这些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生计问题，已经化作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束缚起来。作家所以细致而又深入地描述几个科员家庭的生活，这既是为表现他们的怯懦、折中和苟安而选取的特定的生活场景，也是造成他们性格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无论是老李同乡下妻子，还是老邱同纸板夫人，或者是吴太极同方墩太太，他们这些人离婚的变故以及最后和好如初的结局，都是妥协、敷衍的灰色生活的具体反映。
这种以妥协、敷衍、折中、怯懦为特征的庸人性格、庸人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渗透着，它麻痹人们的精神，阻滞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品明白地告诉读者：“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
作家把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人物和场景的描绘之中，对张大哥、老邱、老李精神状态的入微刻划反映着作家明确的褒贬态度。他否定那种敷衍的、苟安的精神状态，希望着一种奋发的、认真的、敢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状态。从作品的整体构思上看，作家把这种艺术描写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统治和法西斯特务横行的背景下，指出这种苟安和敷衍只能保持这黑暗，这就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深化了。
含泪的微笑
《离婚》是老舍第七个长篇小说。《离婚》艺术上的成功标志着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幽默的风格是老舍小说创作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优长所在。但是对这一点的自觉认识作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艺术历程。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到《赵子曰》、《二马》，幽默风格一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到了《大明湖》，却由于心中想着“五三”惨案，幽默不起来了。他曾经说，因为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和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这部作品思想上虽有长进，而艺术上却缺乏特色。这种情况到创作《猫城记》时并未改变过来。按照老舍后来的想法，它“根本应当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老舍认识到，他应该“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离婚》是老舍艺术上的圆熟之作。“返归幽默”并不是对过去驾轻就熟的艺术手法简单重复的运用，它是在新的构思指导下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事实上，《离婚》中的幽默既保持了先前作品中的优点，又避免了先前作品中失之于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讽刺尖锐而又不流于“戏笑”和“溢恶”，达到了含蕴深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
喜剧将无价值的人生撕开给人们看。老舍的幽默也是如此。他“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注：老舍：《谈幽默》，《老牛破车》。）他运用“笑的艺术”来揭破表面上红火热闹的人生的假面，而把无聊、卑琐、苟且、敷衍、妥协的真面目，显示给人们；他的幽默同对社会深刻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对老舍所描述的生活现象是不可以一笑了之的。
《离婚》是以老李接乡下的妻子到北京后所引起的小磨擦和张大哥之子天真被捕到释放的经过为全书的“经线”，而以吴太极同方墩太太、老邱同纸板夫人、孙科员同“牙科展览”夫人的家庭琐事为全书的“纬线”，纵横交织，构成全书的内容。其中，张大哥以“男性媒婆”的身份出现，而吴、邱、李三位科员则分别同太太展开不同规模的“家庭大战”，特别是吴太极与方墩太太为十三妹大动干戈，而当小赵也为十三妹上门纠缠时，吴太极与方墩太太又一致“枪口对外”，同小赵混战一场。这些家庭，这些人们，面对的情势严重，他们痛不欲生，但是后来却又烟消云散，归于 平复，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事后方墩太太高高兴兴地向曾经挨她辱骂的老李“道歉”，并告诉老李她与吴太极不再离婚，“好歹的混下去吧！”“左不是混吧，何必呢！”邱太太也不再同老邱闹离婚：“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邱太太想明白了：“他是科员，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简直的不能吵，科员！……”就是最富于独立精神的马少奶奶，在她所愤恨的马先生突然回来以后，也由怨恼转而为屈从。全书的结局是人们经历了一段风波之后，又照旧生活下去，平静而又凝滞。这个构思本身就是富于幽默和讽刺意味的。鲁迅称赞《死魂灵》的讽刺艺术时曾经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注：《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离婚》正是从人们“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中，看出了可笑之点，指给了人们。然而它所引起的不是开怀的大笑，而是一种苦笑，一种含泪的微笑。在苦笑或含泪的微笑中引起深沉的思索：这样的生活，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苦涩的笑里包含着某种生活的哲理，喜剧的形式下包含着悲剧的内容。老舍笔下的幽默既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又是表达主题思想的独特的艺术手段。
用“廓大”的方法，造出幽默的场面或情境。“廓大”同夸张，所指是一种艺术手法，但鲁迅认为用“廓大”一语更准确一些，“‘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因为“夸张”容易引起误解，以致造成描摹的失实；而任意夸大，是讽刺最忌讳的事。“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注：鲁迅：《漫谈“漫画”》，《且介亭杂文二集》。）这里讲的 是创作讽刺作品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创造幽默的情境也应当坚持这样的美学原则。老舍自己曾经讲过：“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腔无调的”（注：《我怎样写〈离婚〉》。）。在《离婚》中，老舍一方面“立意要它幽默”，另一方面却又留意“把幽默看住”，“不准它把我带了走”，（注：《我怎样写〈离婚〉》。）这里讲的是在创作幽默作品时应当坚持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问题。所谓“把幽默看住”至少有这样两个意思：一个是讲究幽默而又注意真实性；一个是幽默应当为刻划人物性格服务。即以“廓大”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而言，情形也应当如此。《离婚》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有“廓大”的情况，然而这种“廓大”不是任意的夸张，而是把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集中、凸出、强调，虽“廓大”而不失其真，凸出而又合情合理。比如作品写张大哥的生活习惯：
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时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作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
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潍县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绺给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
张大哥的这些生活习惯，如果分散地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使人注意的地方。但一经作家的集中和廓大，就如同使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病菌一样，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生活中这样一种怠惰、庸俗、虚荣的性格，以及在灰色的生活中如鱼得水似的优游的风度。这是饱食终日、苟且偷安、左右逢源、自鸣得意的某一些小官吏、小职员放大的肖像画。
幽默意味的造成并不全赖“廓大”的手段；有时一个巧妙的比喻（借喻或隐喻），一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话，或一句含义深长的反语等，也都能引起人们会心的微笑。《离婚》中的邱太太，作家这样勾勒她的尊容：“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象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作家极巧妙、极灵活地运用着各种比喻，造成了一种戏谑的情调，它是幽默的，也包含着讽刺。
有时作家以机智、奇警的语言，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评析，字里行间可以感触到一种微妙的幽默情韵：
你叫张大哥象毛驴似的戴上“遮眼”，去转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转；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的跑几步，他必定要落泪。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
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漂着一层油星和绿香菜叶，好象是一碗想象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给冲得滑腻，言语就象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
《离婚》中的幽默具有各种不同的感情色调，就多数而言属于温婉而又和善的揶榆，用“含泪的微笑”名之是恰当的。有时他把幽默施之于否定的人物或事物，尖刻的讽刺奔泻于笔端，幽默就呈现一种浓烈的批判的色彩，同讽刺几乎很难区别了。对小赵肖像的刻划就是如此：“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象条热带的彩蛇。”“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的展示出去，自觉的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象风扇似的转一圈，……”老舍说他“把幽默看住了”，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离婚》中的幽默，已不是信马由缰，而是极有分寸感，极有节制。这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牛天赐传》
《牛天赐传》是老舍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到八月在济南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篇，每期四五千字，边写边发。一九三六年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
《牛天赐传》在老舍的作品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的富于特色的内容使它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在这部书中，老舍试图在广阔的市民生活的背景上，从历史文化传统上，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上，探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妥协性格形成的土壤；表现了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性格的独特见地以及对旧中国市民社会生活丰富的知识。
牛天赐原是被人遗弃的私生子，被渴盼儿女的商人牛老者收养。他经历种种社会的、家庭的变故，从商人家庭的“少爷”沦落到贫穷的大杂院，最后竟成为站立水果摊前的小贩。牛天赐从幼年而成年，从娇生惯养而潦倒受难，这种生活经历使他阅尽人世沧桑和世态炎凉。作家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生活经历中刻划了他的思想性格，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繁复、五行八作、喧闹异常的市民生活的图画。
作家不无同情地雕画他的灵魂和形象，悲愤他的坎坷遭际，却又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他的软弱和怯懦，他的迂腐和自私。他的性格是这样充满了矛盾：爱慕虚荣却又无力办事，生在二十世纪却一心想做名士和才子，已经坠入困顿之中却仍放不下“少爷”的架子。他是这个旧世界的产儿，也是这个旧世界的牺牲品。
《牛天赐传》的特色在于，不仅刻划了牛天赐的个性鲜明的思想性格，更重要的是着重地描述了这种思想性格形成的复杂历史条件。作家的创作意图在小说的结尾讲得十分清楚：“天赐后来成了名，自会有人给他作传——不必是一本——述说后来的事。这本传可是个基础的，这是要明白他的一个小钥匙。自生下到二十岁的生活都在这里。……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我们看到，老舍以烛照幽微的观察，探究造成牛天赐思想性格的复杂的原因；以幽默的语言，从生活的发展中，从微妙的社会联系中，表现了牛天赐思想性格形成的过程。应该说，这才是《牛天赐传》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
牛天赐自小生活在小市民的庸俗、虚伪、尔虞我诈的恶浊氛围中。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向他展示一种生活，而他就象是一块“海绵”，不分好坏的、不辨真伪的、不看美丑的吸收一切。他的母亲牛老太太一心指望他作官。牛老太太希望把自己的理想铸进他的心灵。她临死时留给他的遗物是一个小印（一个小图章），这件东西是她的父亲传给她的。她的遗言是：“福官，要强，读书，作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你外祖作过官！老带着它，看见它就如同看见我，明白不？”但是，在牛老太太死后涌到牛天赐面前的生活却使他得到了另外的认识：牛老太太死后，为了继承权，家族中的亲人发生了争斗，父亲牛老者一反平日马虎态度，变得严峻而又顽固。这种生活推动他思考：“爸不是遇上事就马马虎虎儿？为什么单在这几个钱上认真呢？钱为什么这么可爱呢？”“钱是不能给人的，一个也不能给，他是大人了。”在他的心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妈妈给他的小印，他系在贴身小袄的钮上，可是这个小印已没有多少意义：他想不出作官有什么好处，钱是唯一的东西。钱使爸对他慈善，要什么就买什么；钱使爸厉害，能征服了雷公奶奶。四虎子没钱，纪妈没钱，所以都受苦。他长大了，他想，必须做个会弄钱的人。”这种认识最初还是直感的，牛老者去世以后，这种认识就变得更加深刻。牛老者去世和铺子倒闭的前几天还是好友如云，而在铺子破产，牛老者气急之下死去以后，一夜之间，“家败人亡”，人们也就变了一副面孔。原来的亲族、邻里以及云社的朋友因为再没有便宜可占，一个个形同路人，牛老者的丧事冷清异常，只是牛天赐同佣人四虎两个人扶灵下葬。命运的急剧变化以及世人的冷眼，使牛天赐彻底看明白：“钱是一切，这整个的文化都站在它的上面。全是买卖人，连云社的那群算上，全是买卖人，全是投机，全是互相敷衍，欺弄，诈骗。”他也看清了自己：“你什么也没有，除了爸那几个钱；现在钱完了，你什么也不是！”他厌恶周围生活的冷酷、庸俗、势力，可是又无力摆脱，他迷惘而又悲哀。
牛天赐的性格是软弱的，他耽于幻想而缺少行动的热情和能力。“他没法对实际的问题发生兴趣。只有在瞎琢磨的时候，他心中仿佛能活动，能自由。”“他什么也不懂，十六七年的工夫白活。手艺没有，力气没有，知识没有。他是个竹筒。”这种畸形的性格是当时腐朽教育的必然产物。他从家塾到学校，再到社会，接受了各式各样社会意识的浸染。他经历了不少教师，这些教师有的教《三字经》会说溜了嘴，说成“人之初，狗咬猪”；有的对戏弄学生如同“猫戏弄老鼠”一样感到一种享受。在师范附小读书，他受到的不过是“脖儿拐越打越响”的教育，教师之间互相攻击，“张先生上课告诉学生，李先生缺德；李先生说张先生苟事。”为了运动作主任操纵学生为自己宣传，一切都在忙乱复杂中，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学校里的会不能不开，学校外的不能不去。提倡国货，提倡国术，提倡国医，提倡国语，都得是小学生提倡。他们提灯，他们跑路，他们喊口号，他们打旗，他们不知道是怎回事。”这种教育的结果，知识未曾长进，而学会了嫉妒和看不起穷人；没学会新知识，却长了许多坏习气。
父亲希望他学买卖，妈妈的遗言是作官，幼小时家庭的熏染和年长以后世事的濡染，使他形成了一种陈旧的人生观；新思潮的推动，曾经使他狂热过，但是不久即趋于颓唐。新文学运动的激流也曾波及到云城，他在一片热浪中被人约请去办报，作扩大的宣传。他写自由诗：“千金的嘴巴，桃腮上烧起桃云；烧吧，烧尽了云城，红半个天！”在新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里有了变化，“他爱国，爱社会，可怜穷人。这在云城是极新颖的事。”因为“云城的人没有国，没有社会，穷人该死”。但是，他的这种新鲜的意识，并不是自己体味思索的结果，不过是一时激烈的口号；他只是“想象他的伟大”，他只是空洞地以为“他的眼光很远，他是哲人”，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战乱扩展到云城，在严酷的兵灾所造成的残破景象面前，他重又感到迷惘，退回家里，守护生病的父亲，由着同学们说他“开倒车去尽孝道”。他后来很容易地同云城的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并参加了复古气味浓厚的诗社，是并不奇怪的。他在写作新诗之后又“摇头”吟作古诗“春雨多情愁渐愁”，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事。这是历史上除旧布新急剧震荡时期的反映。他依违于新旧事物之间，迟迟迈不出一步。
然而，他终于沦落于穷人之中了。他的畸形性格在新的人们和新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的家庭败落之前，他同底层的劳动人民已经有过一些接触。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了两幅图画，两种人生态度。豪爽而又重义气的四虎子曾经是他童年的伙伴，也是成年之后的知友，四虎子“心红”，同那些势力小人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淳朴善良的纪老者，忠正勤劳的纪妈，深情爽朗的“蜜蜂”姑娘，都给他别一种印象。他们穷，可是“可爱，而且豪横；不象城里的人见钱眼开”。如果说日常的一般接触只是使他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那么在他的家庭败落以后，由四虎领着他住进大杂院的时候，这种肤浅的认识就日渐深入了。当然他的迂腐的性格不可能立刻有什么变化。小说的临近结尾部分作家饶有趣味地描述他如何生活在穷人们中间，描述他的耽于幻想和迂腐的性格同所处生活境遇的矛盾，是极富于喜剧性的。这一部分幽默意味十分浓醇。当四虎子提议他作“小买卖”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不禁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而当他真的做了鲜果摊的主人的时候，他还要用魏碑的字体写上“进贡蜜瓜”，他甚至想起个“冷香斋”的雅号，用以称呼他这个“诗人的果摊”。虽然如此，他究竟是在变化着。他同大杂院的人们在一起生活，看出自己的拙笨和人们善良的心肠。他懂得了“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可怜他们，同时知道自己的没用”。他决心“变成他们中的一个”。他专心做小买卖，“把书本放下，一天钉在摊子上”。人们称赞他“先生有点劲头了！”他不爱这个“先生”，而暗喜自己长了力量。作品展示这样的变化，自然不是为的表现他安贫乐命，而是为了表现一个被旧生活、旧规矩糟害了的知识分子心灵经受新的“冶炼”的历程。这里寄寓着老舍的美学思想。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是这样明白：他不单单同情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且确确实实认为，有力量的是他们。
牛天赐不可能在几天的生活中就改变了多少年形成的思想性格。当他看到原来钟情的女人狄文英站在水果摊前“那么看了他一眼，不慌而很快的走开”以后，他从大杂院人们身上感受到的坚实力量和信念一下子崩溃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贫穷逼迫他走进现实生活，而虚荣又使他鄙薄自己的处境。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呈现着复杂、曲折的情形。故事的结尾，原来借牛老者一千元去营商的王老师突然出现在云城。王老师这些年实东洋货、贩烟土，发了横财。他交结官府、军队、各色人等，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由于他的帮助，牛天赐变卖了原来父亲典押给别人的房产。有了钱，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坦荡的大路，他可以到北平去读书，再来一番奋斗。他们说定，经济大权由王老师掌握。当牛天赐随王老师登上火车以后，虎爷感到“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个结局是意味深长的。作品暗示我们：做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软弱，导致动摇，他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使他易于为反动阶级或反动势力所收买，他的思想上的驳杂的意识，又使他容易接受各种消极的影响。旧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了牛天赐型的性格，而这种思想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情势下，又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可以由于种种原因，同大杂院的人们——贫苦的市民在一起，彼此成为患难朋友，也可以由于另外的机缘，被人利用，为人摆布，成为反动势力的帮凶。《牛天赐传》的结尾暗示给我们几种可能性，而并未做出任何宣判，这里似乎包含着作家的苦心：他是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向新的生活迈出坚定的步伐的。
《牛天赐传》也属于老舍立意“返归幽默”以后的作品。这部长篇的幽默，更趋温厚，也更见婉曲，较之其它作品，缺少那种讽刺的锋芒。这可能同作品的题材有关系的。这部书更侧重于对小人物悲欢离合命运的描述，虽然对小市民的虚伪和世情的炎凉也有所针砭，但究竟不同于《离婚》中对国民党特务制度的暴露。题材的这种区别，作家主观态度的差异，造成了同为幽默和讽刺，而《牛天赐传》就显得温婉有余、辛辣不足。这个作品以牛天赐幼年到青年的生活遭遇为线索，串连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变，结构上的线索是清晰的，但是对于关系到时代面貌的重大事变，比如“北方起了内战”，学生运动的兴起等，都未做明确、具体的交代，致使事变的前因后果均有些模糊，影响了作品反映时代面貌的准确性和具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