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阳光》，中篇《月牙儿》。《蛤藻集》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收短篇《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新韩穆烈德》，中篇《新时代的旧悲剧》、《且说屋里》。此外，还有未收入集中的短篇《裕兴池里》、《创造病》、《新爱弥耳》、《番表》、《牛老爷的痰盂》等，还有中篇《我这一辈子》（注：《我这一辈子》后来收入《火车集》。）。
这些作品同《赶集》中的作品比较，在题材上无疑是扩大了。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罪恶、汉奸、洋奴的卑劣的嘴脸，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且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也有所增强。
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任》、《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上任》中的尤老二，做了多年土匪，却被李司令任命为稽察长，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他刚刚上任，“匪”就找上门来，名义上是来贺喜，实际上是来索取路费，他们其实都是熟人。打发走这一伙，又来了另一伙，除了要路费而外，还要他帮忙窝藏武器。这样，八十块办公费全搭进去还不够用，又挖了他自己月薪中的十六元。这就是尤老二“上任”拿“匪”的经过。“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多么大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根源就在于尤老二本人原先就是一个土匪。这个情节带有隐喻性质。作品暗示给人们：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以“维持治安”自命，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伙装模作样的文明土匪。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作品构思奇巧，意味深长，是老舍短篇中的优秀之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篇幅较长，内容也较复杂。这个作品的主角是陈老先生，他的大家庭在“新时代”错综复杂矛盾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他本人也在绝望中发了疯。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他的儿子侦探长廉伯同公安局长勾心斗角，结果遭了公安局长的暗算，最后被“法办”了。廉伯的罪行是：“强迫商家送礼；霸占良家妇女；假公济私，借赈私运粮米、窃卖私货……”但是，在这场争斗中的公安局长其实也并不比廉伯好些，“廉伯与局长是半斤八两，不过廉伯的运气差一点；情屈命不屈。”廉伯是被“法办”了，而公安局长却逍遥法外，依然故我。这个情节把国民党政权的黑暗暴露无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廉伯用巧取豪夺弄来的财物奉献给陈老先生，竟被人誉为“孝子”，陈老先生也并不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这个细节把国民党官吏的虚伪面孔、陈老先生所鼓吹的“孔孟之道”的虚伪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阳光》写一个阔家小姐在生活上堕落的过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简单是一个婚变的故事，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极端利己的女人。她十分看重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却又企望新的自由的恋爱生活。而当她面临“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抉择时，由于不能抵抗奢侈生活的引诱，又甘心听任父母的摆布：“爱，说回来，值多少钱一斤呢？”她接受了旧式婚姻，嫁给了一个“少年老成，事业是新的，思想是新的，而愿意保守着旧道德”的人。她所以愿意嫁给他，因为他“顶有身份，顶有财产，顶体面，而且顶有道德”。然而她得到的除了“身份”和“金钱”，其余只是“空虚”，她于是偷偷同更有权位的“贵人”结交，寻求刺激。奇怪的是，做为“道德家”的丈夫却默许了这一切。他是想利用妻子的美色“获取利禄”。因为“他有道德而缺乏最高的地位”，正象她“有身份而缺乏恋爱”。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象话，她的胡闹快要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名望”，他只得把她悄悄地“软禁”起来。她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公开提出离婚，“状子递上去了，报纸上宣扬起来”，结果她的“道德家”的丈夫因为离婚丑闻登时从最高的地方堕下来。他是以提倡旧道德而受到社会尊重的名流，他的言行被认为是青年们的“榜样”，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要“挽回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现在，离婚案件戳穿了他“道德家”的假面，“他所认识的贵人们，马上变了态度，不认识他了”。他成了平民，她也“丢了一切”。阔家小姐的婚变悲剧只是一个骨架，它的主题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作家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新贵们的腐败、卑劣以及混迹官场的政客的无耻。他们口头上鼓吹“礼义廉耻”，背地里干尽了男盗女娼。“贵人”们可以利用“权位”攫取美色，丈夫则以妻子做为钓饵，获取功名，只要这一切不公诸于世，他们就可以恣意妄为。所谓“道德”，不过是“身份”的同义语，有“身份”就有道德。这种逻辑看来实在荒唐，却是国民党统治下病态社会的“真理”。在这个作品中，作家不是从政治上，而是从精神上揭露国民党反动官僚、政客的卑污和堕落，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城镇小工商业者以及广大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加速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也属于这方面的题材。《新韩穆烈德》以大学生田烈德的感受为线索，写他的家庭某山货店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逐渐衰落的过程。他的父亲，山货店田老板是个精于打算的小工商业者。他虽然颇有资产——两个果店和一个栈房，但是经营方法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式的：“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查，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查酪，炒红果，山查糕……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这样的节俭，这样的勤苦，这样的精打细算，照理是生意应该日渐兴隆的，然而，在“洋货”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却日渐萧条了。“论箱来的洋货”“东洋橘子，高丽苹果”把他的山货店的买卖“顶得出不来气”。田老板感叹生意的艰难：“咱们的货地道，地道有什么用呢！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烂！”结果是一天不如一天，山货店只得不断裁减店员，最后只剩下两个老伙计了。田老板的倒运也牵连到山区的“果农”。田老板因为生意萧条，再不敢象当年那样到果乡“包山”（“包山”先议价，到收获季节，市场上山货跌价，商家吃亏），“山上的人连三并四的下来央求，老人家连见他们也不敢！”这样，“家里的那群，当伙计的那群，山上种果子的那群”，一齐走到了绝境。田老板想孤注一掷，怀里揣着房契，到处奔走，“想弄个千八百的”，“我也怎么缺德怎办，拿日本橘子充福橘，用糖精熬山里红汤，怎么贱怎么卖”，“连坑带骗，给小分量”。但他空转一个早上，房“没有人要”，他无可挽回地走上破产的道路。这个作品使我们想到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田老板的苦苦挣扎以求维持局面，那苦心颇象林老板；山货受到“洋货”的排挤销路滞塞，间接地影响了“果农”的经济生活，他们的窘境又颇类似老通宝一家。老舍的观察是准确的，表现上也颇见功力。《老字号》的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它主要写经营商业的两种作风的明争暗斗，结局则是传统的、靠“老字号”取信于顾客的经营商业的作风的失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商业的破坏。“三合祥”的伙计辛德治和东家钱掌柜向来是靠着“信用”来做买卖，“三合祥卖的是老字号”，然而时代的变迁，洋货的倾销，商业上暴发户的唯利是图的作风却向“三合祥”的“老字号”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他们的“信誉”，“三合祥”的生意是日渐衰落了。“正香村”不讲什么“字号”，只讲究“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来招徕顾客，却生意兴隆。这引起了辛德治的困惑。周掌柜接手经营“三合祥”，一改“老字号”的老派作风，也挂起了汽灯，并且在检查日货的检查队眼皮底下以各种手法甩卖日货，“三合祥”竟然“起死回生”，重又呈现一派生机。辛德治可悲的想：“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两种经营作风的消长起伏，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它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和变态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日货充斥市场，周掌柜唯利是图，他的弄虚作假是“应运而生”的。“正香村”以“大减价”的办法从中牟取暴利，“天成号”门前以两匹骆驼和驼峰上的五彩电灯来吸引顾客，以“抓彩部”迎合顾客的投机心理，这样使冷寂的门面转为“庙会”般热闹，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的必然措置。《新韩穆烈德》中的田老板和《老字号》中的钱掌柜、辛德治等的“老派儿”作风应否改变是另一个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他们都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受了害，他们已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老舍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悲剧还在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独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即使在经济上，在商业活动中，也日益殖民地化了。老舍在作品中有讽刺，有揭露，也有悲愤。
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上侵略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濒临毁灭的边缘，而且以办学校、办教堂等手段向中国人民灌输洋奴思想，培养为他们效力的买办、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人奇-[书]-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凡事都是外国的好，毫无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特产”。老舍对这种人怀着深深的厌恶。他在《牺牲》中以讽刺的笔触勾勒了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毛博士。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回国后一切按“洋规矩”生活，摆出一副洋派头。他心目中的美国是极乐世界，而中国则一无是处，“中国戏野蛮”，“中国人太脏”。他要按“美国精神作事”，自由恋爱结了婚，结果只是每天“早睡觉”而已；后来妻子不堪折磨私逃了，他失神落魄，忘掉了“美国精神”，又搬出了“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的信条。他其实不过是个“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老舍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半是“封建文人”半是“西崽”的知识分子可鄙、可笑、可悲的嘴脸。《善人》中的穆女士也是浸透了洋奴意识的讽刺形象。她“洋味”十足。不许人叫她“汪太太”，必须叫她“穆女士”，虽然她是仰仗丈夫的金钱来摆阔气的；她同任何有产者一样奴役下人，却给女仆起名叫“自由”、“博爱”；她提倡俭食：不要吃五六个窝头，或四大碗黑面条，而要多吃牛乳与黄油。在她的“洋味”十足的言行里，透露着虚伪、俗气与浅薄。《且说屋里》的包善卿是一个汉奸，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山木庇护下官运亨通，为非作歹。这个作品同时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组织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意味深长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打旗的就是包善卿的女儿。作家用这个细节表现了丰富的思想：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包善卿的家庭发生了分化，爱国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切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的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在这个作品中作家的爱憎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
面对着帝国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面对着日益衰颓的祖国，老舍忧虑而又愤懑。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有时候，他愤激地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的暴政；有时候，他陷入深深的思索。《断魂枪》属于后一个类型的作品。这个作品带有浓重的哲理色彩。这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写“神枪沙子龙”的命运变化。由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当年使他在江湖上赢得声望的“五虎断魂枪”已没有什么用场，他的事业已被时代的“狂风吹了走”。因此“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也不再教徒弟，即使孙老者远道而来学艺，他也绝不肯传一手。只是夜深入稀之后，关好小门，他才独自温习过去的枪法，“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不难看出，作家对沙子龙充满了同情，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作家对“神枪沙子龙”已经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这一个事实，也给予了具体的描述。作家的哲理的思考正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作品开头的一段议论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思索的重心所在：“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社会固有的秩序已经土崩瓦解，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一切都换了样子。沙子龙的悲剧在于：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同过去全然不同的环境里，却不能理解眼前的变化；他对旧时代、旧事物心存怀恋，对眼前的生活，不无反感，然而却只能以绝不再传“五虎断魂枪”表示微弱无力的抗议。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这个作品哲理概括的深度在于，从一个江湖好汉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现实感到茫然、惶惑、抵触的心理入笔，透视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的精神状态：他们保守、落后、闭塞，然而又不自觉，仍然沉迷于自我欣赏之中，在急剧变化的浪潮面前抱残守缺。这是落后“国民性”的又一种具体反映。作家对沙子龙不无怜惜，但更多的却是微讽。这个作品，篇幅虽短而含蕴深厚；文字凝炼，生动，是老舍短篇小说名篇之一。
从《赶集》中的《黑白李》到《樱海集》中的《月牙儿》，作家的创作思想和题材的选择有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这一个时期描述城市底层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生活命运的作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哀启》、《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冤苦，也表现了他们对现存社会深刻的怀疑和否定，表现了他们愤怒的情绪。
《哀启》写了一个洋车夫面对着“东洋匪徒”的暴行，从开始的退让、屈从、祈求到奋起反抗的心理变化过程。五个“亡国奴”实际是五个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东洋匪徒”。他们在城里卖白面、绑票，肆意妄为。洋车夫老冯的儿子被他们“绑了票”，赎“票”要交二十块钱，否则“撕票”。老冯东借西找，只凑够十五块。他央求“亡国奴”们，希望能够通融。但是，“亡国奴”却活劈了他的儿子。四处叩头，得到的却是儿子的惨死。血的事实使他猛醒。他回家拿起刀，重返“亡国奴”霸占的板子胡同的住房。“他觉到自己是条汉子，再也用不着给谁磕头请安，刀是天下最硬棒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自己好似只是一口正气，刀是正气的唇舌。”他手刃仇敌，并坦然地告诉巡长：“……我已经够了本，杀，剐，都随便！”富于爱国心却又胆小怕事的巡长对老冯采取了庇护的态度，他没有往上报告，他担心事泄，“闹大要招出屠城的事”，然而事情也就悄悄了结了。当巡长去看病倒的老冯时，老冯说：“巡长，咱们要是早就硬硬的，大利还死不了呢！”这是极深的悲哀得到的极大的启示，“哀启”就是在痛苦中觉醒：起而抗争才有出路。
《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也是描述城市底层人们生活的作品，但它们的主题却比《赶集》中的《柳家大院》等作品的主题深刻得多。这两个作品都不仅描述了贫苦市民悲剧的命运，而且试图探究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两个作品是三十年代中期为数不多的、思想和艺术结合得好的优秀作品之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巨大的艺术价值。
《月牙儿》写的是母女两代人为经济所迫相继卖淫以维持生活的故事。描述城市底层这一类人的生活场景，以真挚的同情为他们申诉不平，这固然是这个作品的特色之一，但是这个作品的更显著的特色是：作家不仅描述了母女两代人非人的生活处境，同时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揭示了城市贫苦市民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月牙儿》写母女为娼的悲剧，重点并不在于母女为娼的本身，尽管这方面的描写也有控诉旧社会的意义；作品的笔触是集中于表现她们母女是怎样被迫走上这条屈辱的痛苦的道路的。她的家庭，本来就是贫困的，父亲死后就更困难，母亲独自支撑，最后只能靠跑当铺维持生活。等到家里所剩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面镜子时，她们母女也就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母亲再嫁以后，有过一段安静的日子，可是后来第二个丈夫又失踪了。为了喂饱肚子，母亲只得靠出卖肉体来过活了。这也不能持久，她日渐衰老，饥饿重又威胁着她们母女。这样，年岁稍长的女儿也面临着生命的歧路，或者接替母亲的“旧业”，或者母女分离，各找生路。女儿不愿也经历母亲的痛苦，她希图以个人的奋斗摆脱“卖身”的命运，她选择了后一条路。母亲随馒头铺老板走了以后，她只身走出家庭，开始在险恶的社会中“漂流”。母亲的命运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她，她恐惧、挣扎，她做过母校的书记员，因为校长易人，工作又丢掉了。她跌进过校长侄子预设的“情网”，做了一段时间的“外室”，因为不忍看“原配”的可怜处境，又自动离开。她也曾经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做过二号女招待，由于自尊，不愿趋奉无耻的顾客而被饭馆老板辞退。她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屈辱，她逐渐明白了母亲的苦衷：“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我不肯马上就往那么走，可是知道它在不很远的地方等着我呢！”她的挣扎和奋斗都失败了，她几乎无饭可吃。这时，所谓“良心”、“自尊”、“道德”一律变成了空话。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上了市”。她终于重蹈了母亲的复辙。她的母亲找到了她。现在，是她用卖身钱来养活母亲，一如当年母亲用卖身钱养活她。“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对于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的思索，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重要内容。“我们母女得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不是妈妈的毛病……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她在悲苦无告之中，愤激而又凄然的发问。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索的过程。她的遭遇是这样令人费解：“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看来钱并不能使她从根本上摆脱受侮辱的地位。她的前途是命定地摆在那里：“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她后来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被送进“感化院”，不服“感化”，又被投入监狱。这样，她不但不得温饱，也不再有自由。但她反而因此看清楚了先前使她困惑的问题：“监狱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并强不了许多。我不愿死，假若从这儿出去能有个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既不这样，死在那儿不一样呢。”她善良、自尊、倔强，然而她个人抵抗不了社会对她的摧残；她挣扎、奋斗、梦想，然而她最后还是被迫走上了不幸的道路。这不是她个人的过错，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是她从自己半生经历中得到的一个认识，也是作者暗示给读者的思想。这“大监狱”不打碎，不改变，《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脱，同她一样千千万万的穷人，也不可能得到解脱。老舍通过对一个良家女孩子堕落为暗娼的经历的描述，表现了这样的思想，这无异于对旧中国的宣判，它是这样深刻，这样有力。
《月牙儿》不但在主题概括上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试图“以散文诗写小说”（注：《老舍选集·自序》。），这个创作意图是实现了。整个作品以反复出现的“月牙儿”为辅助线索，前后照应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有时“月牙儿”是“我”苦难的见证，有时又以“月牙儿”斜挂于澄碧的夜空，了无依凭，暗喻“我”的身世遭遇。开头写：“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地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小说结尾一句是：“在这里（指监狱），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好久没见着它了！妈妈干什么呢？我想起来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凄清孤寂，哀苦无告，孑然一身，陪伴的只有高悬于中天之上清冷而又明洁的月牙儿，无言的相对之中，包容着多少酸辛苦楚。浓重的感情色彩和舒缓有致的文字，构成了诗的情韵，它简直就是一首血泪交织成的诗篇了。
《我这一辈子》的主题同《月牙儿》有相近的地方。它也是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控诉这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并且诅咒这个世界要它“换个样儿”。只是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孤苦无告的女人，而是一个由裱糊匠出身的“三等警”。
作品以不少篇幅描述了这个“三等警”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困苦的生活景况。巡警和洋车夫是城市里给穷人“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又没有什么手艺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作品中的“我”开初是个裱糊匠，但是命运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他的老婆同人私奔了，这种羞辱使他精神上异常痛苦，他“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加之“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窄”，他放弃了手艺，当了三等警。巡警的差事素来为人看不起，人们戏弄地称巡警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作品中的“我”做了巡警以后，“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儿懒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一个月六块钱的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再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他得用这两块多钱赁一间房，供给老婆孩子吃喝，两块大洋供给一家人的衣食住，那景况之窘迫是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即使如此，照样月月不够“嚼谷”。脚烂了也得去站岗，多么冷多么热，别人可以找地方歇一歇，他们巡警不行。他在公事上谨小慎微，即使是苦差事也深恐被裁掉。然而，后来他还是被无端地裁掉了，那是新局长到来之后，他们这些“胡子巡警”忽然遭了厄运。新局长命令：“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的因由，他竞然失掉了饭碗。他虽四十多岁，并不显得苍老，“留下了胡子”竟成了罪过。他从警察局被减下来以后，经人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做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但是刚作到半年，又被人家顶下来，他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他一闲半年，受尽了困苦，最后又“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这次他把胡子剃得光光的去上任，半年工夫，升为排长。为了不致失业，他看人家要私钱，他也要，他提醒自己“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他盘算着自己一年比一年老，而家里的嘴越来越多，要努力干，争取能再当上队长；还要照管一下孙子的事儿。在他这样“咂摸着将来的事儿”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在东北做事的儿子，因为舍不得买药医病，猝然病故。等他把儿子的灵运回来，已经“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孩子。他没法再出外做事，在家乡连个三等警的差事也难混上，他失业了。“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他现在要“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他什么都干：看守空房，帮人家卖菜，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给人家搬家。五十岁的人，出的是二十岁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只有点稀粥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时常挨一天的饿，时常没有煤上火，眼前时常发黑，他“仿佛已摸到了死”。这就是一个三等警的一辈子。如果说，《月牙儿》表现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美好心灵的被毁灭，那么《我这一辈子》则表现了一个“聪明本事”的年轻人，谨小慎微，挣扎一生，屡遭挫折，不断从希望的陡坡上滚落下来的悲惨结局。《月牙儿》是从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卖淫的现象）反映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这一辈子》则是从最通常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领域提出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作品中的“我”先是裱糊匠后是三等警，这两种职业，特别是后一种职业，使他能够既看到城市穷苦人们的啼饥号寒，也能窥见阔人的骄奢淫逸。他亲历了人世沧桑，先是目睹了民初一次兵变中“辫子兵”杀人放火抢铺户的罪行，到了后来又看清了军阀官僚榨取民脂民膏养肥自己的事实。“辫子兵”自己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却杀了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说是就地正法！作品中的“我”痛快淋漓地斥骂：“天下要有这个‘法’，我ב法’的亲娘祖奶奶！”民国初年，他为“宅门”守宅，看里面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可是他更知道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作官的老爷“就好象刚惊蛰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在他的一生中，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他才认为这是个“出奇不公平的世界”。作家并不是简单地同情，他是借这个三等警的一辈子的坎坷遭遇以及悲剧结局描述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并且暗示给人们：这样的旧世界是再不能忍受下去了。
《我这一辈子》在艺术色调上近于一幅浓淡相间的风情画。这幅风情画，整个地是由“我”的眼睛看出的，自然也涂抹着 “我”的感情色彩。作家并不想以大起大落的情节吸引读者，他只是以平静的叙述和舒缓的语气从容地勾画裱糊店的事事物物，市民办丧事的风习，三等警的生活际遇，内容甚至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它的艺术的独创性正在这里：惟其平淡无奇，才更显出真实，更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千百万“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它琐碎得近于流水账，然而这种朴拙得近于自然摹写的笔触，更能显示作品的自然天成。这是大巧之拙，是艺术上匠心独运之后所达到的浑朴之境。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是老舍三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力作。他是倾注了全部感情来写作的。我们在《月牙儿》的抒情的感唱中，在《我这一辈子》的洞悉人情世故的体验中，都仿佛可以听到作家本人的声音，感触到作家心灵的震颤。以同城市贫苦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感情描述他们的生活，这是老舍这些作品所以具有一种特别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文博士》
《文博士》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论语》第九十八期开始连载的时候，当时的题目是《选民》，一九四○年香港作者书社初版印行时改为《文博士》。
文博士在美国读书五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他并不是笃于学问的学者，在留学期间即学会了钻营和拉帮扯套，希望着有一天回国以后好互相帮衬。在他看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认为在美国留学五年，就是“当代的状元”，回国以后，“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但是，回国半年，在许多地方奔波，竟自没有他的事作。他在钻营和懊丧中逐渐领悟了一些“奥妙”：这个社会“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文博士性格上的特点是巧于钻营，并不是“愤世嫉俗”，所以他面对着眼前的黑暗现状并没有多少义愤。他看清楚了，就以极细密的谋画，找“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希冀在耸身一跳之后，有一个接近“社会最上层”的立脚点。文博士这种欲罢不能的钻营活动，构成了全书的贯穿线索。他先是找到颇有权势的焦委员，靠他的推荐，又到济南找到管理齐鲁文化学会的唐先生，借助唐先生，他知道了不少济南各方面的“关系”的“情报”，特别是得知大生堂药店老板要找女婿的“情报”，他如获至宝。本来，他到济南，按焦委员的设计，他应该靠联姻的方式接近富商或地主，然后再攀附而上。这对于焦委员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羽翼；对于文博士，他可以借此找到那块达到“美的园林”的石头。现在，唐先生告诉他的“情报”恰恰为他打开这条通路预备了极好的机缘。他斗胆拜访杨家，并一举成功，博得杨家掌权人物杨老太太的欢心，而后又得到“六姑娘”丽琳的垂青。这样他就真的在“大泥潭”中“找到了那块石头”，同待嫁的丽琳打得火热，达到准备结婚的地步，并在丽琳的指点下，同杨家大女婿卢平福搭上“关系”，谋得“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月薪二百多块钱，外加车马费四十元。至此，文博士算是“打进”了当时的官场，只待更大的机运，谋取更高的职位，层楼再上了。故事也就在文博士得意忘形的自我欣赏里结束。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腐臭社会”的土壤上如何长出了“恶之花”。作品明白地告诉我们，文博士灵魂的黑暗和卑琐，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出洋留学，学识未必增长多少，却沾染不少洋奴的习气。从国外回来，他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的自尊和爱国的情怀，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给济南的破坏，他“恶心，不是伤心。”他“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对于官场的黑暗，表现为屈从和适应。为了钱，为了地位，可以不要人的尊严。作品描述他在钻营的活动中如何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那仅有的一点作人的“良心”和尊严，成了一个市侩小人。他曾经对自己侍奉那个寂寞而无聊的杨老太太而心存恼怒，对自己近于男妓的角色而闪出过难堪的念头，但是为了讨人欢心、攀附贵人，他忍下了：“文博士，请忍耐一些！”他心中叫着自己。他曾经因为直觉地感到丽琳俯就的背后可能藏着不正当的东西，所以在正派而又严肃的振华面前总有些自惭，对比之下，也觉得丽琳未免“卑贱”，但是，当他得到丽琳的提醒，打通卢平福的门路，而得到“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时，他又感到结交丽琳的重要，在他眼里，丽琳又变得聪敏，与众不同。他已经不再有香臭、美丑的界限。他知道，他因为贪图杨家的富贵，而把自己“卖”了：“卖了就卖了吧，反正他们有钱，不在乎！”他做了“明导会”专员以后立即辞退“齐鲁文化学会”办事员老楚，不管老楚是否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已经够残忍了；他毫不留情地要攫取唐先生管理“齐鲁文化学会”所掌握的钱财，以补自己花用的不足，全不管唐先生如何，又表现得多么贪婪！他成了这样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人，却“官运亨通”了！他先是被焦委员纳入“小格格”之中，又被杨家丽琳姑娘纳入“升官发财”的轨道，他是彻底的被黑暗社会“俘获”了。从概括的意义上讲，他陷进了黑暗的渊薮，成了助长着人世间卑劣与无耻的角色。文博士是卑劣之徒，到处钻营，不择手段，出卖灵魂；然而那渍染他、驱使他这样做的“腐臭”的社会更卑污。作家借文博士的发迹史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从这一点说，《文博士》同《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某些相近的地方，虽然这三部作品的题材有着根本的不同。
老舍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到市民的生活遭遇。《文博士》中的唐先生并不属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市民，他的一家算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的家境殷实，还算过得去；这全靠他在夹缝中长于算计。作品颇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整日奔忙而又毫无积极结果的无聊生活，也描述了他总是想往上爬又屡屡失败的痛苦的心理状态。他在济南“交往很广”，但是他的生活地位却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他曾经参与筹建以研究山东省历史地理古物艺术为宗旨的齐鲁文化学会，可是事成之后焦委员却做了会长，他只做了个事务员。“他只有事而无职”，他没办法抗议，唯一的就是在会里安排了个仆人老楚，照管着那几间破屋子，他从每月五十元的开销里克扣四十块，算是得到的一点“油水”。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从来都“不曾独当一面的作点大事”；他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儿子已去做事，二儿子在大学毕了业，三儿子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入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做着小学教员。他处心积虑希望同文博士联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大学毕业，可是女婿是个博士，把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弥补过来了。”他的虚荣心本身也表现着他的自卑和虚弱。女儿不同意与文博士结合，他转而又想在文博士得到“明导会”专员职务后，请文博士选用次子建华做助手。他对生活没有奢望，这一点同文博士不同。文博士一心靠着“洋状元”这个头衔“打进”上流社会，唐先生所希望的不过是给孩子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文博士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都加以利用，然后“过河拆桥”，唐先生却是首先使他人占大便宜，自己不过从中揩些油水。“谨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铭”，他安分守己，甚至听到女儿议论一下社会的弊端都感到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事事如意。相反，他是步步失足，事事落空，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四处“运动”，结果文博士做了“明导会”专员之后，“助手”的位置却被方国器占据，建华依然是个谁也看不起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唐先生委屈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唯其自己在种种的限制中勉强挣扎，所以才老为别人修路造桥；别人都走过去，他自己反落在后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公认的修路工人，谁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他自己就谦卑的，低声下气的，忍受，服从……”。唐先生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势利，一心向上爬，在“腐臭的社会”力图抓一把，这些方面使人鄙弃；然而，他命运多乖，不断受比他更有办法的人捉弄，这些方面又使人同情。
唐先生的女儿振华的形象，在作品中还只是一个剪影。在振华的形象中寄托着作家的某些理想和希望。她的存在给了读者一线光明：在烂泥潭一样的社会中究竟还有品格正直、精神健全的人，并不全然是势利之徒。她严正地冷静地看着周围丑恶的现实，不肯同流合污。她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但是坚定、沉毅，给人以力量。她一针见血地揭破卢平福的“底细”：“他，臭虫，一辈子忙的就是吸人血。他也是留学生呢！”她敢于当面拒绝文博士的纠缠，并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文博士一流人的致命伤是：“他们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别人的光儿一下子跳起去。”“他们要顶好的事，要顶有钱的太太，并不看事情本身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并不为找个真能帮助自己的女子而结婚。他自居为最上等的人，总想什么力气也不卖，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她认为父亲的日日奔波是“空虚”，文博士的钻营是“糊涂”；有“这个腐臭的社会”才有“那样的事，那样的人”，她是把周围的丑恶现象同“腐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观察的。她对自己、对别人、对一切事都有一个极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个有着坚定生活信念的姑娘。她曾经对文博士说过如下的话：“我知道我长得不体面，资格低；我现在只想教小学生，将来呢，谁知道。无论怎么说吧，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敢高抬自己，也不肯轻看自己。我愿意这样，所以也愿意别人这样。我若是你，文博士，我就去找点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气都拿出来，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劳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些话反映着她刚强自立的性格，也反映着她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生观。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单薄的，作家似乎也无意多侧面地充分地展开描述。她只是作为四处钻营的文博士和萎糜奢侈的六姑娘丽琳的对照而存在的；有些时候又象是作家主观评价的“传声筒”。
《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闲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