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注：《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注：《老舍选集·自序》。）
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又是那么简陋寒酸哪！”后一句话使我们感到他的自我苛责的严肃作风，前一句道出了他的创作上的甘苦。他是用全部心血来进行创作的。
我们知道，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上，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力车夫生活遭遇的题材了。在《柳家大院》里，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哀启》中，他写出了洋车夫反抗意识的增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永远是被压榨的命运，曾经长久地激动着老舍的思绪。他的《骆驼样子》中之所以贯注着那么深沉的感情，有着那么结实的描写，和他在创作上同这种题材反复地不断地接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说，在上述短篇中，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人力车夫的形象还都只是剪影式的，那么，《骆驼祥子》则是关于一个车夫的一生浮沉的命运的全面描述了。不仅如此，老舍认为，他“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从一个车夫的遭遇写出个劳苦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宏大的创作意图。
老舍开始把样子写在纸上，是辞去“山大”教职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夏天。他写得很顺手。《宇宙风》从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十五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三七年十月第四十八期续完。老舍当时告诉《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一幅血和泪交织成的真实图画
《骆驼祥子》的创作，不单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是一件应当特别看重的事，就是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三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峻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文艺队伍，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杰出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叶绍钧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都是扛鼎之作。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他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精细的描绘，为新文学在表现城市劳动群众生活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位评论家曾经正确地指出：“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尽相同，各有长处和弱点。”（注：樊骏：《论〈骆驼样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老舍说他要在《骆驼祥子》中，从一个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可以看作是这部作品构思的主轴，焦点，侧重方面。应该说，暴露旧中国的黑暗，揭露它的形同地狱的本质，这样的主题在当时进步作家的作品中是都广泛地接触到了，也不乏力作。然而，从一个人力车夫一生的浮沉，展示城市处于底层的贫苦市民的悲苦生活图景，这却是《骆驼祥子》独具的特色。
这是怎样阴森而晦暗的地狱呵！
《骆驼祥子》中以祥子的行踪为线索，把笔触深入到当时北平的各个角落。西安门大街刘四人和车厂的对于人力车夫的无休止的榨取和车夫的苦痛的挣扎，电影院附近小茶馆中人力车夫的辛酸的、不平的闲话和食不果腹的三餐，西城毛家湾大杂院没有春天的、充满了痛苦打骂的非人境遇，西直门外白房子中沦落于“卖肉”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哭诉无门的不幸人们，等等，等等。尽管作品的笔墨有深浅，有浓淡，然而合起来都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下的北京劳动人民辗转于痛苦深渊之中的生活图景。
对于大杂院的描写，是令人颤栗的，甚至使人不忍卒读：
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小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去。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中，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中——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干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二强子的一家，不过是这个大杂院中的一个代表。老舍以极严峻的笔触，勾画了强子被苦难生活扭曲了的性格。由于生活无着，他以二百元的价钱把女儿卖给了一个军官；因为年纪大了打算不再拉车，改做小买卖，结果却赔了本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常借酒浇愁，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在他清醒的时候他深自愧悔，“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他决定再买辆车，然而他的虚荣又使他不能同其它车夫一样去张罗生意。他觉得他是高等车夫，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得有个谱，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车口儿”白“泡”一两天而拉上个座儿。等到偶然拉上个好座儿，腿又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又增加他的难过。由难过而想到女儿，于是又去喝酒。有一次，酒醉之后，一脚踹在妻的小肚子上，妻从此始终不能再下地。不久去世了，死时还“穿着卖女儿时候做的蓝大衫”。生活无着，他只得把用卖女儿得的钱买的车以贱价卖给祥子。这时小福子因为军官远走高飞，独自回到家里。二强子必须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苦痛使他想借酒麻醉自己，而无人怜惜又使他自暴自弃。高兴的时候，他给孩子大把花钱，“爸爸在苦奔，奔的是孩子！”当他不高兴时，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只好自己去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或者捡些破铜烂铁卖钱，去买几个烧饼。走投无路，他竟狠心地要小福子去“卖”：“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他从闺女手里索钱，还要装“体面”，似乎她女儿是“天生的不要脸”，而不是他逼迫的！他喝的不是酒，是生活的苦水。父女关系早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种求生的冰冷的意识。他也有悲哀、痛苦，但更多的是麻木。
小福子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深切动人。她柔弱、和顺、深情，尽管身受生活的劫难，遭人蹂躏，而善良的人性并未泯灭。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描述是催人泪下的：“看着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象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了哭。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在人们的注视下，她因为这种屈辱的身份而不敢出门，如同害怕捕打的小鼠，胆怯而畏葸的过日子。这种胆怯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她仍保留着人的羞耻之心；如果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她以瘦弱的身躯，在孤苦无告的境遇中承受着生活加给她的千钧重压。她是一个大勇者。“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她决定：贱卖！她并不甘于堕落，而经济支绌逼她走上这一条可耻的道路。只要有一线希望，她还是力图挣扎出去的。当虎妞死后，她看到祥子的孤单，也感到祥子对自己的同情，她曾经希望同祥子结合。她虽然历尽了屈辱，而少女的羞涩却显示着她心灵的纯洁和对于真正的爱情的渴望。老舍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女性：她从表面看是不洁的，然而她的心却是莹白如玉，她的感情厚重而执着。她同祥子本来有可能成为夫妻，然而又是“贫穷”这个致命的障碍，使祥子不愿却又不能不暂时斩断他们之间的牵连，而期以将来“混好了”再来接她——就这样，小福子最后一次失去了逃脱地狱的机会，她的悲恸是可以想见的。这以后，她几经周折沦落到了“白房子”，终于因为不能忍受那非人的蹂躏，女扮男装逃出虎口，自己毁灭了自己青春的生命。如果说，二强子是心先死而后性格扭曲变形，那么小福子则是身遭凌辱而心怀高洁。她是在那个地狱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圣女。
其它，大杂院外的那些劳动群众，命运也好不了许多。车夫老马和小马祖孙同拉一辆车的境遇，小马因无钱买药救治而死在老马怀中的惨状，老马最后孤身一人街头摆放茶摊的凄惶情状，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在旧中国，善良和正直并不能帮助逃脱最后流落街头的命运。
深重的苦难，非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的关系，苦命挣扎而始终不见希望的命运，越来越贫困的岁月，人们处于死亡的边缘……老舍的笔端滴着血和泪，他用阴森而又晦暗的色调画出了那人间地狱的画面。
老舍在书中对社会的不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这种抗议，由于同他对社会贫困的深刻认识以及感情上的激动与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表现得十分沉实有力。作品十分清醒、十分明确地指出造成祥子、二强子、小福子、老马、小马等人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有反动军阀的连年混战，有孙侦探一类反动政权的鹰犬，有杨太太、刘四爷、夏太太一类剥削者。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老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已经能够从阶级对立的角度观察社会现象，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作品中有一段文字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观点：“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老舍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揭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本质，并且在这样一个认识的指导下，对生活进行了深刻的艺术概括。这是《骆驼祥子》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单单在当时具有为穷人伸冤的战斗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骆驼祥子》尖锐地提出了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暴露社会的黑暗，或者表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老舍不少小说的基本内容，比如《微神》、《月牙儿》、《也是三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骆驼祥子》主题思想的独创性在于，作品从一个洋车夫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终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表明了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城市贫民要翻身，做生活和命运的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它不通向幸福，只通向更加悲惨的生活。应当选择别样的道路。这别样的道路，尽管作品中还未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否定个人奋斗的本身，已经暗示了别样道路的存在，虽则是朦胧的。
《骆驼祥子》构思的线索，是祥子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失败的过程，而祥子的最后堕落则是作品的“底”。老舍就是要描写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怎样几经折磨，最后竞成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
祥子是一个破产农民。在乡间，他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跑到城里来。在城里，他几乎把那些凡是靠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都作过了，最后选中了“拉车”这一个行业，因为他觉得“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他善良、诚实，“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如同一棵小树。对于生活，他充满了希望，“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这是他一个并不算高的理想。他争取的不过是能“独立、自由”生存下去的权力。然而即使如此平常的愿望，也是难于实现的。在生活中，他屡遭打击，买车又丢车，再买车，又卖车，最后还是连一辆车也没有。终于，生活的巨浪把他吞没了。
祥子的失败以至于堕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富有说服力地、艺术地描述了这种必然性如何在祥子“这一个”车夫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中无情地表现出来。
祥子要做一个自由车夫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和反动政权的统治。他以坚韧的意志，咬住牙拼死拼活，“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买上了一辆车。这“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战士的一颗徽章”。但是，祥子“生不逢时”，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洋车没有多久，就遇到了一九二八年的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战争。军阀之间的战争，造成了贫苦百姓的灾难。当他于春天冒险从新街口往清华拉座时，在西直门外被张作霖的大兵抓了差，直到夏天张作霖军溃败之时才逃脱虎口。这样他用三四年的血汗买来的车也就化为泡影。他曾经悲愤地喊出来：“凭什么？”“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他还不可能理解灾难的根源；当他又苦熬岁月再次攒钱准备买车时，却又遭孙侦探的白日抢劫，祥子是更难于理解了。他愤怒，也迷惑，他对孙侦探喊：“我招惹谁了？”孙侦探冷酷地告诉他：“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上了！”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洋车夫的生命的价值，不值半分钱，谁都可以欺侮。“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孙侦探顺手牵羊敲诈了祥子，威胁祥子“把你杀了象抹个臭虫！”这个事件本身反映了祥子实际的生活处境。天外飞来灾祸，看来是个偶然，其实也深藏着一个必然，生存的权利尚且不保，何谈买车？孙侦探就是当年张作霖部队中的孙排长，这个细节说明不管是张作霖统治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对于劳动群众的盘剥和压迫都不会有多大变化，祥子的挣扎终于失败，是注定的。
祥子同虎妞的结合是促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祥子同虎妞的结合是被动的。按他的理想，他希望“到乡下要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而且，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但是事与愿违在他丢车之后，于失意和懊恼的心情下，受了虎妞的“诱骗”，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这之后，他只好随着虎妞的指使转了。他与虎妞在大杂院结婚，带有悲喜剧的色彩。这种结合包含着复杂的意义。从虎妞一方面讲，她的出走带有争取婚姻自主的意味。因为刘四爷为了车厂的私利，硬是不愿意她出嫁，这本身不单带有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性，而且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贪婪性。虎妞不甘心于守这种“女儿寡”，起来同刘四爷果决地、大胆地“摊牌”，她这种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和做法，使人同情；她泼辣爽快，对于祥子也还是颇有几分真挚的感情的。无论如何，她抛弃了父亲的车厂和富裕的生活，到代表着贫穷和愚昧的大杂院里来，这本身说明虎妞虽然的确蛮野、刁怪得“可怕”，却也有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尽管她同祥子所处地位不同，因而所受刘四爷的剥削性质也不同，但同受剥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另一方面，虎妞作为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不可避免地带有她所从属的阶级的鲜明烙印。她对待祥子，真挚的情爱有之，姿意玩弄的打算也有之。她不顾一切的，一味地要从祥子那里夺回已经耽搁很久的青春的欢乐，这种变态心理本身就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应该说，在同祥子的关系上，从祥子一面来说，同虎妞在一起他所感受到的主要不是幸福。新婚的晚上，他的惶惑而又疑惧的直觉是这样的：“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逃脱。”实际上，可怕的并不仅仅在这一点。可怕的是虎妞力图用剥削阶级的那一套来限制他。这种限制，才是障碍他成为一个自由车夫的根本的东西。在虎妞的心目中，父亲刘四爷“凭心路吃饭”才是最好的生活，而拉车挣钱是“卑贱”的，她说：“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生活理想的分歧，再加上祥子因为贫穷而必须仰仗虎妞的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正直地生活的人说来，这是难于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一种屈辱。祥子曾经愤恨地想：“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虎妞的打算和祥子的打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虎妞的意思是“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而祥子则认为，这样做不行。他深知，从别人手里接钱，“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在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所以，他否定了这条道路：“我不愿闲着！”“我爱拉车！”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自尊和骨气，祥子在奋斗的历程中所以生气勃勃，同他葆有这种坚定的生活信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同虎妞结合以后，他感到这种独立自由生活的愿望和信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虎妞认为祥子的一切应该由她来摆布，道理很简单：“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祥子是看重实际的，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虎妞不单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以致使祥子痛苦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他想做一个独立和自由车夫的梦想是越加渺茫了。
祥子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是在知道了小福子自杀以后。虎妞难产而死，不但使他在经济上破了产，而且大大消损了他生活的勇气。如果说他心中的一角还亮着一星温暖的火光，那就是他还希望同深情地期待着他的小福子结合，“重整旗鼓”，然而这样一点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小福子自杀了。他生活的信念死灭了。他坐在小福子的坟头，痛苦地、不情愿地看清了这一事实：“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祥子在苦难而又冷酷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
小说从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到二十四章结末，描述了祥子的堕落，描述了他衰颓的形象。“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后，脏病使他不能再干拉洋车的活路，只在人们红白喜事时替人家做些零碎的杂事，混口饭吃。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是这样地形同“走兽”了：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祥子的结局。这样的艺术描写是为作品的整体构思决定的。作家后来删去了二十三章后半到二十四章的这一部分艺术描写。我们觉得还是保留好。这自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艺术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祥子性格发展的逻辑。“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何必再奋斗？“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作品中的这一句话是异常深刻的：“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奋斗里就埋伏着向衰颓转化的消极因素，“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在旧社会那样的条件下，祥子的结局只能如此。
其次，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同开头“快活的，要强的”祥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强化祥子悲剧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极端苦闷的情况下，也不染指于“白房子”，保持着他纯洁的心田；当曹先生家遇难，他分文不取，并向老程表明心迹，表现了一个劳动者坦荡的胸怀；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倾注了对穷人真诚的关切；他有可能靠刘四的现成钱过日子而宁愿凭自己力气吃饭，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壮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农村小伙子，却沦落成为一个如此衰颓的无业游民，一个自私的、懒惰的可怜虫！作家在几处讲到这样的意思：“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在这里作家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确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后变化，是统一在对旧制度的控诉上的；把祥子的结局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诉力量越强烈。文学作品总是要诉诸读者的感情。堕落的祥子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嫌恶，而是悲愤。如果删去对祥子堕落之后的艺术描写，这种悲剧的迫人力量反倒减弱了。这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这样的艺术描写，也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这个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老马曾经用他的体验，向祥子指出想独自混好是个梦想：“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祥子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但是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决定他必然选择个人奋斗的途径；即使在他明白这样的道路走不通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使自己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乱撞，甚至陷入深渊。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个阶层劳动者的命运，有深深的同情，也有严峻的责难。他称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评断，既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熔铸在对祥子堕落结局的艺术描写之中，这就不但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激动读者必须深思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艺术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对文体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长长的创作历程上，从未间断对于写作艺术的锤炼和追求。可以说，他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特别的探索，或者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结构上，或者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风格上。
《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它清新、深厚、朴实。这同在这之前写的《离婚》和《牛天赐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系，同作家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写了《牛天赐传》以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返归幽默”并不意味着“一味幽默”，老舍在总结了这样几部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成败得失之后，写作《骆驼祥子》时，他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是可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作家对特定题材的感情态度所决定的。《离婚》的题材，大多是取自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含着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对待之，自然呈现出温婉的讽刺和幽默的情调。《骆驼祥子》则不同，它主要内容是展示“地狱”中悲苦、晦暗的场景，作家悲愤的感情，不容许他点染幽默的色彩。如果说《离婚》中的作家评述的语言，更多的是幽默的挖苦和揶揄式的嘲讽，那么，《骆驼祥子》中作家评述的语言，则更多的是同情、辩解、申讨或控诉。作家严格地控制着艺术的情调，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修养。
《骆驼祥子》在艺术表现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着力刻划了祥子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这样既显示了祥子之走上堕落道路的必然性，又表现了祥子道路的特殊性，表现着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作品中，作家以准确的细节分别勾画了老马祖孙、二强子、高个子这样一些车夫的形象，他们是各具特色并不雷同的，然而他们同祥子又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照、映衬的关系。作家构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以祥子为中心，“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马祖孙两代的遭遇，是祥子生活遭遇的缩影：从小马可以隐约看出祥子过去生活的影象，而老马的结局正暗示了祥子将来的下场；二强子在困苦中自暴自弃、甘心堕落，同祥子的不甘堕落、奋斗不止，又形成一个对照；高个子车夫为家室所累，徒有要强之心而无要强的体魄，痛苦挣扎，以求糊口，又是祥子命运的一个补充。分开来看，他们是各自都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构成了一个“胶皮团”社会多样人物的画廊，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合起来，这些洋车夫的独特的遭遇又互相映衬、烘托、补充，展示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代价，奋斗、挣扎而终不免沦为乞丐，以至于冻饿而死。这个总背景构成了祥子的典型环境，祥子一个人不可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如同老马祖孙两代和二强子不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显示着祥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无疑是极富于说服力的。在这里，生活逻辑同艺术逻辑浑然成为一体，显示着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是这个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也是作家刻划祥子思想性格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艺术手段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是由祥子的独特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祥子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坚忍和 沉默。“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这种特定的性格，决定了作家只能以详尽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思想的真实。这种心理描写，占全书的很大比重，然而却并不沉闷，也不单调。作家有时候借助于心理描写直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描写常常溶为一体：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