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
华中的第一重镇武汉，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市，它古老而又畸形。黄鹤楼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而汉口的租界地和嘈杂混乱的街市，又分明是殖民地化的见证。站在蛇山之上或黄鹤楼头，望着滚滚奔腾的长江，老舍感慨万千，心头涌起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在《到武汉后》一文中写道：“山阔水秀，烟影人声，此中隐含着一股什么气息，是以前所未曾领悟到的。流不尽千古英雄血，与痛饮黄龙，就景生情，仿佛恍忽之间把江上寒波与北地烽火联成一片；是感触，是激奋，是失望，是思乡，是流亡，是凯旋，都不分明；默默无语，心潮万伏；寸心象波上白鸥，一片雪似的随流起伏游荡。”（注：《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5日出版。）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老舍忧国忧民，坚信抗战，但他的思想又是动荡的，他在寻求着请缨报国的出路。
出路终于有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家，也逐渐聚集到这里。对这批文艺家，国民党当局想控制住他们，以便为己所用，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出面设宴请客，企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之际，抢先把文化方面的组织领导权抓在手。武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担任国共合作后设立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和各界人士其中也包括文艺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认为，应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艺界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的爱国力量。他倡议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周恩来同志推荐老舍具体负责这个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找老舍谈话。
经过认真的筹备，一个团结抗日的新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文艺界人士五百多人。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等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田汉、胡风等十余人组成。成立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并首先致词。周恩来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他说：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总理（按：指孙中山先生）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注：见1938年8月28日《新华日报》。）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并对抗日的文艺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老舍称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演说“简劲有力”（注：《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写作生涯》。），他从中所受的鼓舞是很大的。
“文协”成立大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老舍宣读了大会宣言和告世界作家书。大会推荐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周佛海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实际上，老舍是“文协”的总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按：应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注：《八方风雨》。）以往似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老舍，此时却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文协”的诞生，他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席赋诗一首，表达他对抗战事业的关注和对光明前途的胜利信念：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为“文协”的成立，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入会誓词》（注：见《老舍写作生涯》。），以表决心，文中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事实证明，老舍是尽责的，由他担任“文协”的领导工作，确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友人们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经济、人事方面都转不动，内不‘方’，便会失却革命立场”（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对内，他要团结各派作家，使其通过各自的工作为抗战服务；对外，他要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繁重而又艰巨。“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本已答应承担经费，后来看到无法控制协会的领导权，便一文不给，致使“文协”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在这种情况下，老舍一方面到当局有关部门坐索，一方面四处奔走，向冯玉祥、邵力子诸先生借款，方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复杂的，但是他的立场和态度却很分明。他明确地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注：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文协”在武汉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由邵力子先生作主人，请大家吃饭，边吃饭边开会，周恩来同志以名誉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事后，老舍写了《会务报告》（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6期，1938年5月28日出版。），详细记载了这次理事会的情况。文中，老舍在周佛海名下，注“早退”二字，颇有“立此存照”的味道；但是对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情形，却有一段细致的、颇带感情的记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一段难得的文字，不仅可以见出周恩来同志的品德与为人，同时也表达了老舍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发显示了老舍对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冷漠与蔑视。对屈膝投敌的汉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恶的。为谴责周作人参加日寇在北平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背叛行为，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冯乃超、胡风、丁玲、张天翼等十八人联名签署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注：见《抗战文艺》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信中说：“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协”成立以后，在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和鼓励作家到战地去，深入现实的斗争生活，对于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武汉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终刊，共计出版了七十余期，整整延续了八年，是唯一的一份贯穿整个抗日时期的文艺刊物。《抗战文艺》有一个三十多人的庞大的编委会，但实际具体处理编务的只有三、四个人，楼适夷、蒋锡金、孔罗荪、叶以群、姚蓬子等，曾经较长时间参加编辑工作，老舍则是实际的主持人。《抗战文艺》上所载的“文协”总务部报告都出自老舍的手笔。
一九三八年初夏，武汉形势开始吃紧。武昌遭敌机的轰炸，已经不成样子，千户街的福音堂两次中弹，炸弹就落在离老舍住处不远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冯玉祥先生把老舍送到汉口，汉口也照样住不下去，但是为“文协”工作的正常开展，老舍决定在汉口坚持到最后，后来经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劝促，老舍才同“文协”总部的几个人一起，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乘船离开汉口，穿过浩浩长江，逆流西去。中途，老舍因病在宜昌滞留一周，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重庆。
艰难的丰收岁月
老舍在重庆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在这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也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对老舍来说，重庆八年，是艰难而又丰收的不平常岁月。
老舍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很小的机器房内，屋子又黑，响声又大，实难忍受。后来，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条件仍十分艰苦。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青年会附近变成了火场，老舍随“文协”会所暂时移住重庆郊外的南温泉。以后，应冯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后到陈家桥、歌乐山住过一个时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将定居北碚的时间误记为1942年，实应为1943年。参看李萱华：《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庆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其间，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随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应西南联大的邀请，与罗常培先生同行，到云南讲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未曾出川。
“文协”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八年期间，“文协”以老舍为轴心，扎实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渗透着老舍的心血。由于“文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重庆及全国文艺界的统一与团结大为增强，文艺在为抗战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文协”对于抗战的贡献，又是在不断克服阻力中取得的。阻力来自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曾被鲁迅斥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以冷潮热讽的态度对“文协”进行攻击：“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家“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以此对抗“文协”为抗战服务的方针。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老舍写道：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文协”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文协”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一九四二年十月间，“文协”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八、九个流氓闯入会场，将老舍架了起来，推推操操，至使会场大乱而散。来年“文协”召开鲁迅纪念会时，亦遭特务冲击。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时常对进步作家进行跟踪，甚至无理扣押，每遇此事，老舍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进行营救。一九四○年三月，方殷、魏猛克被重庆稽查处扣押，就是老舍具保营救出来的。一九四五年一月骆宾基被捕，也是老舍四处奔走，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营救出狱的。面对这种局面，老舍异常气愤，他曾经坚定地表示：“我扛的就只有这块招牌，你重庆不让挂，我可以挂到延安去！”（注：楼适夷：《忆老舍》。）他一方面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失却革命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多方面应付，使抗日文化活动避免受阻中断。此番重任，实为艰难。无乃茅盾同志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关于这一段的“文协”工作，老舍自己也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注：《八方风雨》。）这番话，可见老舍的艰难处境，也可见他的宽阔胸怀。
工作的繁重与艰苦，流浪生活的困危，严重地折磨着老舍的身体。从一九四一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不好，贫血加疟疾，常使他头晕，有时只能静卧，连写作都只好停止。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老舍因患盲肠炎在北碚住院动手术，十月二十日出院。老舍出院后不久，胡洁青携子女来到重庆，老舍与家人在六年别离之后，重又团聚。老舍从济南走后，胡洁青及孩子被困于济南近一年时间，一九三八年黄河铁桥修复后，亲友才将她和孩子接到北平。胡洁青隐名埋姓，在北平过了五年亡国奴生活。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她带着三个孩子由北平乘火车南行，经开封、商丘、亳州、界首到洛阳，由洛阳转乘火车，于十月十一日到达宝鸡，在宝鸡滞留十天，然后乘长途汽车于十月二十二日到广元，十月二十八日晚到达重庆（注：参看燕崖（即胡洁青）：《从北平到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五卷第1期，1945年3月15日出版。）。胡洁青此行，辗转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五省，历时五十天，饱经了流亡生活的艰辛。
胡洁青及子女的到来，给繁忙、贫病的老舍带来了安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曾让老舍过几天舒眉的日子，它们所豢养的一些惹事生非之徒，很快就在重庆放出了谣言，说胡洁青从北平带来了一大箱约几百幅齐白石的画，老舍要发财了。当时，“文协”正在重庆开展“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提出了“千字斗米”的稿酬标准问题。《新华日报》曾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社论，十月十六日又发表短评，支持“文协”关于提高稿费的主张，呼吁解决作家生活贫困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个背景下造谣，而且冲着“文协”的领导人老舍而来，其用意是十分恶毒的。针对这个谣言，老舍写了《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文中说：“一箱子！就说是二尺长、半尺高的一箱子画吧，大概也可以装五百张……假若平均每张售价一万元吧，我便有五百万的收入。收齐了以后，我就送给文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各一百万元，所余的一百万元全数交给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用以救济贫困的文人！我自己先去申请助金五千元，好买些补血的药品，医治头昏。”（注：见1944年2月11日《时事新报》。）老舍以幽默的笔法，有力地回击了造谣者。
重庆八年，尽管生活贫困，身体多病，而且为“文协”的工作耗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老舍仍然扌弱管笔耕，在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丰收。他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创作了话剧《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写）、《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写），出版了通俗文艺集《三四一》和长诗《剑北篇》。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诗歌等，就创作的数量、质量以及体裁的多样而言，同时期的作家似乎很少能与之相比。
为了表彰老舍在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的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全文如下：
有人说，中国的作家的创作生命很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是值得我们来庆贺的。
在前天文协座谈会上，老舍先生说：“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这是何等勇敢的宣告。而他二十年来的工作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的确是有他的独特的贡献的。但老舍先生并不是一个以关着房门写作“伟大作品”为能事的作家。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的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
我们深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
《新华日报》的短评，表达了我们党对老舍的尊重与关怀。《抗战文艺》等刊物也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编辑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专辑。郭沫若同志以《文章入冠》为题写了一首新诗献给老舍：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
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寰。（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茅盾同志写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他指出：“艰辛地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对于民族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他的正义感，他的对于生活的严肃，正以有增无减的毅力和活力，为抗战文艺贡献了他的卓越的才华，而病魔亦无奈他何！”这是对一个正直、勤奋的爱国作家崇高的赞誉。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茶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他首先致词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所以舒先生真正是‘蜚声海外，深入民间’。”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沈雁冰、沈钧儒等亦相继致词，“对老舍创作二十年的贡献多所赞扬，并一致称赞他对国家的忠忱，对朋友的亲切，年来维持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苦心与努力”。老舍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说：“今日承诸友好集会纪念，愧不敢当。二十年从事创作，虽历尽辛苦，得来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余年的人，也历尽辛苦，得来也不容易。”（注：引文均见1944年4月1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老舍在讲话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他还用生动而深刻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友人们的鼓励我，正象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自谦与真诚，何其感人。
重庆八年，对老舍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其间发生在中国的几次重大的革命斗争，老舍均没有机会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一次把老舍卷进中国革命的漩涡之中。在武汉，他结识了我们党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到重庆以后，老舍和周恩来同志的交往更为频繁，同时与活动在重庆文化界的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友谊。周恩来同志对老舍和“文协”的工作，极为关切，他经常请老舍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吃便饭，语重心长地和老舍谈国家大事。老舍觉得，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谈话，对他都是极好的教诲（注：参看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197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老舍有幸到陕甘宁边区一游，眼界为之一新。他是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重庆起程的，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到达延安。延安各界于当晚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同志在宴会上致了欢迎词。当毛泽东同志和老舍对杯时，老舍激动地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慕之情，谥于言表。老舍还到了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所到之处，均受到八路军指战员和边区人民的热情欢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在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可见老舍的欣喜之情，也说明此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回重庆不久，老舍动笔写长诗《剑北篇》，北行的所见所闻，都反映在这部作品中了。其中的《宜川——清涧》、《中部——秋林》、《榆林——西安》等段落，热情赞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纪录了老舍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
老舍和我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新华日报》经常报道“文协”的工作情况和老舍的活动。老舍访问西北归来后，《新华日报》在化龙桥馆址召开了欢迎会，并征求对报纸创刊二周年的意见。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为纪念该报创刊二周年所写的题词：“团结抗战”。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的文章《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这只是老舍在一九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和《新华日报》的几次交往，到了抗战后期，他和《新华日报》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老舍仍留在重庆，为文艺界在新形势下的团结战斗继续工作。
关于日本投降以后的时局，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提醒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揭露美蒋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又撕毁了协定，调遣大批部队，向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由于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也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蒋介石又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与中共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重庆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老舍就参加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合签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这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进言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和实现民主的六项要求。老舍是进言的签名者之一。在旧政协召开前后，老舍仍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他曾经两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讲演，这对于他认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有极大的帮助。十月十九日，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周恩来同志在这次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跟这场革命的进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不能不关心国共两党的会谈（注：见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的话，语重心长，既是对文艺家的关心，也是教诲。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和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老舍是拥护的。这次纪念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老舍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据《新华日报》十月二十日报道，老舍在朗诵前的开场白中说，阿Q参加革命，说革命也好，实际是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而今天抗战胜利了，也有说胜利也好的人到上海到南京去发财。他说，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厉害，拿阿Q精神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没有生命，只有陈腐势力压在他身上，他画了一个圆圈而死。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若如阿Q一样，也会死的。老舍借题发挥，矛头所指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建国”方针。据报道，老舍在讲话和朗读《阿Q正传》时，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老舍对反动派的冷潮热讽，引起了与会者的同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晚，“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会，祝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联欢会由老舍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同志作为客人到会。周恩来同志来到以后，老舍将他介绍给大家，并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易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老舍指定题目，请周恩来同志讲了延安文协分会活动的情形。在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巨大变化，宣传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接着，老舍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不难想象的。老舍渴望建立和平局面的意愿，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前途的关注。
旧政协召开期间，老舍又参加了《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的签名活动。参加这次签名的还有茅盾、胡风、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艾芜、陈白尘、聂绀弩、阳翰笙、臧克家、徐迟、宋之的、罗荪、王亚平、骆宾基等。作家们在信中写道：“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作家们还提出了“要求切实解决”的九个问题，其中包括“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改组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废止党化教育”、“特务分子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取消豢养特务的政策”、废止“有关限制文化艺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等，矛头所指，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老舍的积极参加说明了自抗日战争以后，他的政治态度是一贯的，他看准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永不动摇。
抗战八年，老舍在贫寒与流亡中备尝生活的酸辛，也经受了革命风雨的洗礼，他和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愈来愈靠近了，他的眼光更敏锐了，思想更开阔了，他为文艺界的团结统一，为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同曹禺一起，告别重庆，取道上海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