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八方风雨》。）作家劳动的艰辛，于此可见。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重庆《扫荡报》连载，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续完；第二部《偷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以上两部共计六十七段。第三部《饥荒》则是老舍在美国期间完成的，一九五○年五月在上海《小说》第四卷第一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第六期载到第二十段时突然以“终了”收篇。这样，一百段的《四世同堂》，就变成了八十七段。直到一九七九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这部书时，仍是八十七段。一九八一年年初，胡洁青突然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协助艾达·普鲁伊特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缩写本，这个缩写本竟包括了《小说》月刊未刊出的最后十三段。这个发现使《四世同堂》复原了一百段的面貌。马小弥又一次承担了由英文译中文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老舍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北平沦陷后的生活经历。故事的主线是祁老者一家的遭遇，由此而联及整个胡同，以及当时北平社会的各色人等，在广阔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
作家真切地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沦陷后的北平，阴森可怖，象一座活地狱。洋车夫小崔被砍头，理发匠孙七被活埋，小布店掌柜祁天佑被逼投河自尽，小文夫妇、常二爷一家惨遭杀害，以及钱默吟家破人亡的境遇，其控诉力量都是强烈的。他们是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思想状况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人各有异。小崔和孙七常常当众斥骂日本侵略者，祁天佑素来温柔慈祥，从不谈“国事”，常二爷是只知勤劳操作的老实农民，唱戏的小文夫妇，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情况下，也会天真地自我取乐。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惨死的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共同的苦难遭遇。对钱默吟一家经历的描写，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四世同堂》中最感人的血泪文字之一。钱默吟是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因为一个青年汽车司机在南口附近摔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而他的二儿子、司机钱孟石又久出不归家，在汉奸告密后，钱默吟被捕了。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旧知识分子，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又用皮鞭抽他，“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忍的非人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不过是千千万万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虐待的中国老百姓的并不罕见的遭遇。
钱先生被捕之后，钱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不久，钱先生的大儿子孟石在惊吓与气闷中病故，钱太太又在孟石的棺材上撞死，钱家家破人亡的惨状，使“小羊圈”里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更为扩大了：“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在“棺材”一样的沦陷城市过生活，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用了十几段的篇幅，突出地描绘钱默吟一家的遭遇，正是为了表现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那种近于绝望的痛苦经历，从而告诉读者，为了自己不致沦为亡国奴，也为了把沦陷区的同胞从亡国奴生活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所以，作家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描绘得愈充分愈逼真，就愈能激发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爱国觉悟，从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为消灭侵略者而斗争。
深刻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展览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是开列侵略者的兽行所能奏效的。那样做，即使写得再详尽，也不是艺术作品。老舍的笔力，侧重在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世界进行精确的刻划，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场面进行具体的描绘，侵略者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自然地溶汇在人物的活动中，溶汇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中。这样做，使作品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宛若生活在“小羊圈”胡同之中，对北平人民的苦难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第三部《饥荒》中写道，已经很久买不到粮食的祁家，靠购粮证买来了配供的四五斤“粮食”。先是全家人对这古怪的“粮食”进行鉴定。这种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由各种颜色合成的“混合面”，气得祁老者的手颤抖起来，他感到“人和猪一样了”。祁老者的孙媳妇韵梅决定试试，看这种古怪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面食”。“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莜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但是，在这种古怪的面粉面前，她的出色的团、揉、擀手艺，都失灵了。她觉得“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她只得请教婆母天佑太太，于是，“婆媳象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干烙。当这种非饼非糕的东西端到吃饭小桌上来时，不仅两个孩子小顺儿和妞妞无法下咽，连祁老者也觉得“受不了臭味”，然而，“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妞妞，却决意不吃这种臭东西。接下去，是这样一段描写：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妞妞不饿！”妞子的泪流了下来。
祁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从韵梅购粮，全家鉴定“面粉”，婆媳做饭到祁老人发怒，伴随着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读者仿佛与祁老人一家共同受难，可以鲜明地感到侵略者的黑暗统治给人民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给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韵梅的委屈、妞妞的不快、祁老人的怒火，都是由一块又黑又臭的小饼引起的，而读者由此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了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耻辱与悲苦是侵略者造成的，同时也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有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从而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陷，使亿万同胞呻吟痛楚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四世同堂》重点虽不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但是，忠于生活真实的老舍，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自然地包含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方针的揭露与谴责。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时时看到人物的愿望与事物发展之间的矛盾。北平沦陷后，“小羊圈”里善良的居民，对南京“中央政府”寄于很大的希望，他们“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他们欣喜万分，认为“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中学教员祁瑞宣，“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纪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平居民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幻想国民党军队会打回北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人民真诚的爱国情绪的流露。然而，严酷的现实和人们的天真的幻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打回北平，而且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地接连失守。老舍描写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给北平居民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保定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组织学生游行，祁瑞宣感到极为难受，太原沦陷后，又组织游行，他的压力更大了。他想到，这样“游行”下去，“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果如所料，几次游行之后，“学生们，叫化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大家都无可如何的，马马虎虎的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待到上海失守后，人们对南京政府是否真正抗日，开始打问号。拉车的小崔“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岂止一个小崔，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北平市民对“中央政府”已经不存多少幻想了。作者这样写上海失利后北平居民的心理：
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
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
人们的这些疑问，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的感情。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到希望归于破灭，是实践对人们的教育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四世同堂》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真实描绘，从一个独有的角度，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这种揭露和谴责并不是以标语口号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是渗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具体描绘之中的，是融汇于具体的情节、场面之中的，因而也是比较真实和有力的。
被征服者的反抗与觉醒
人们熟悉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等，多取材于抗日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正面描写了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并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内战，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办法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查户口的“便衣”对他进行傲慢的“训示”，他不仅不气愤，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他的二孙子祁瑞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敌伪当局的“科长”，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如此等等。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的分析。精确的、客观的心理描写，无疑向读者打开了人物心灵的门窗，细腻而富于层次的心理分析则可以使读者明白人物在特定情势中为什么“那样想”，从而引导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心理，达到读者、作者、人物三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我们还以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加以分析。瑞宣找到了“洋”事，由东城往回走，作家先写他“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说明人物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接下去则是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首先，“从养家挣钱上说”，因为减轻了经济压力，瑞宣应当满意；其次，“从作‘洋’事上说”，爱国心又促使他感到“别扭”；最后，“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自己所爱的学生们而去做“洋”事，也必然感到是逃避了一个教师的责任。这种很有层次的心理分析，真切的展现了一个正直但又软弱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处境，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不是味儿”的心情的理解。
把心理刻划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又是一种手法。“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人的行动与外部表情是受思想支配的，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把心理揭示和对人物的行动与表情的描绘结合起来，使内与外、动与静，有呼应，有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易于收到人物性格刻划的极好的艺术效果。老舍的《四世同堂》惯于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端阳节，一帮汉奸在北海过会，弄来一些狮子、高蹻、五虎棍等，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歌舞升平。棚匠兼耍狮子的刘师傅不敢违抗会头的命令，出于无奈，去北海“应了个卯”，回来之后，遇见瑞宣，他先是“脸忽然的红起来”，“低下头去”，接着他又把头“赶紧抬起来”，向瑞宣述说了自己的困难。这些动作与表情，都显示了刘师傅内心的难过与自悔。接下去，是一段心理分析：“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可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这种分析性的心理展示与前面写到的人物的动作与表情，是紧密呼应的，显示了刘师傅的痛楚与忧虑，也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善良与爽直。此时，瑞宣如何表现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这显示了他的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曾经劝刘师傅离开北平，刘师傅家庭有困难，未能逃出。他本来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这是内心独白，反映了瑞宣此时的心情），但是他没有说，他想到：“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
三、通过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
老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从不靠情节曲折离奇取悦读者。他并不轻看作品的故事性，他是很善于写故事的，他的小说的情节从来具有引人的魅力，但是细读《四世同堂》就可觉出，他又是极重视细节描写的。大量生动、传神的艺术细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或渲染典型环境以及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更是至关紧要。《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写得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描写的成功。
《四世同堂》细节描写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逼真的，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它又具有典型性，它不是生活细节的简单的描摹，而是经过作家的挑选、加工、熔炼之后的产物。所以，它既具有生活本来的色彩与面貌，又能把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显示出来。小说开头的三段，写北京沦陷前夕，“小羊圈”里的居民对待时局的态度与心情，大都是细节描写。人物虽然刚刚出场，故事还未展开，然而在环境、气氛的创造中，作家信手拈来几个生活细节，各类人物就以自己特有的鲜明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譬如祁老人，他怎样对待紧张的时局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孙媳妇准备好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和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作家所选择的这一个细节，对于刻划祁老人的性格来说，是耐人寻味的。祁老人应付战乱的办法，是古老而又落后的。但是，“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亲眼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又目睹了几次军阀混战的老人，他的经历与视野，使他只能采用这种被动而又无济于事的办法。他的落后，使人可笑，他的淳朴，又给人以亲切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细节，它生动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关于常二爷两次进城的描写，也是极为出色的。常二爷是近郊的农民，在城外种着祁家的三亩坟地。小说写他第一次进城是在祁老人生日的前一天，他背着一口袋小米，来到祁家：
一进街门，他把米袋放下，先声势浩大的跺了一阵脚，而后用粗硬的手使劲搓了搓脸，又在身上拍打了一回；这样把黄土大概的除掉，他才提起米袋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老声老气的叫：“祁大哥！祁大哥！”
这个细节，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写人物的性格。他的跺脚、搓脸、拍土，既显示了他长途跋涉的辛劳和身体的硬朗，又可见出他的实诚与朴素。接下去，写在祁老人一家的热情款待下，他“把四大碗面条，一中碗炸酱，和两头大蒜，都吃了个干净。吃完，他要了一大碗面汤，几口把它喝干，而后挺了挺腰，说了声：“‘原汤化原食！’”作家只不过选取了日常的一些生活细节，然而却把常二爷爽直、淳朴的性格写活了。常二爷第二次进城，怀里揣着十块钱，他是受人之托，进城买药的。一进西直门，他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教他解开怀。作家这样写常二爷此时的表现：在解钮扣之前，他先把怀中掖着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握在手中。心里说：“除了这个，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话，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一个动作，一句内心独白，表现了常二爷的细心沉着与风趣幽默；但是，常二爷不仅没有保住来之不易的十块钱，而且挨了打，罚了跪，“今天，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儿中。他不敢抬头，而把牙咬得山响，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流。”这个细节，逼真而又细腻地刻划了人物此时的心境。“不敢抬头”，是因为他觉出了受污辱的羞耻；“把牙咬得山响”，显示了他的倔强不屈和对敌人的憎恨。在《四世同堂》里，常二爷是个次要人物，只出场两次，作家抓住他与读者会面的仅有的少量机会，通过几处细节描写，比较完整地显示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他的朴实、正直与倔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老舍的笔锋转向刻划反派人物的面目时，细节则常常具有讽刺性，显示了作家惯有的诙谐幽默的风格。我们来看写冠晓荷的两个细节。冠的老婆大赤包靠巴结日本人当了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冠为讨大赤包的欢心，写了两张喜报雇来两个叫花子在门口报喜。他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门口，“可是他不晓得转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这是以嘲笑的语调写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弱了讽刺的力量，那么在《四世同堂》里，讽刺与幽默则有着较好的结合，那些令人可笑的讽刺性细节，无不包含着严肃的内容，显示了老舍反映生活的深刻性。
此外，老舍还往往围绕一个事件，对比着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凸现；他还善于通过生活环境的描绘来衬托和表现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写祁老人那样的“老派”市民人物，往往将写风俗与写性格交织在一起，笔力简净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总之，《四世同堂》刻划人物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它当然也有缺点。书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在某些地方有雷同化和漫画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钱默吟与祁瑞全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作者写他们的反抗精神的篇章，不乏感人之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老舍对这类人物不熟悉，尤其是写钱默吟，时有概念与失真之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富于独创性的杰出作家。他的独创性，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方面显示出来。他最善于描绘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几乎近一个世纪来，北京社会的变化，时俗的沿革，人民的遭遇，乃至地理、风光等等，都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生动、具体的反映。《四世同堂》勾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北平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抗日沦陷区城市人民生活的作品原本就极少，象《四世同堂》这样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长篇巨著，更是不曾有第二部，它填补了中国现代作家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空白，丰富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它的文学地位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