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的赞歌
一九五○年夏天写完《方珍珠》之后，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老舍又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
龙须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在旧时代的北京，这是一条著名的臭沟，污水、垃圾、粪便，充斥于内，整日散发着极其恶浊、不堪入闻的腥臭。沟的两岸，杂居着五行八作的穷苦劳动者。在旧社会，龙须沟两岸的贫民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喘息，日月更替，年复一年，除了反动当局的收捐搜税，有谁去关心他们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倾听人民的呼声，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对龙须沟进行了彻底地整治。在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这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作家老舍为之感动了，他说：
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象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注：《〈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重大变化，给老舍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政治热情，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有了话剧《龙须沟》。
在这个剧本里，老舍通过一条沟的巨变，生动地表现了建国以后北京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以及这一方针在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深刻地表达主题，作者采用了新旧对比的写法，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
第一幕写解放前的龙须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臭沟沿”上一个小杂院里四户人家的凄惨生活。赵老头孤苦无依，贫病交加，靠邻里的照料，挣扎度日。拉三轮车的丁四，整日受兵痞之气，挣不到钱，穷的“几乎是一无所有”。程娘子靠摆一个小香烟摊子养活“疯”丈夫，她这个本来没有进项的小买卖，也遭到了恶霸和流氓的践踏。王大妈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也只能勉强吃口杂合面。对这个小杂院里几户城市贫民的生活命运，作者充满了同情，在第一幕里，似乎只是信手勾勒了他们在夏日雨后一个上午的极其平常的生活片断，然而从他们的言谈、行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中，却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个行将崩溃的黑暗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那“一天翻十八个跟头”的物价；那全让反动政府的官僚“给弄趴下”的“大小的买卖、工厂”；那靠偷、抢、欺诈为业的恶霸、流氓的任意横行；那“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却还要交捐的屈辱、酸苦的场面等等，无一不渗透着作家对那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的谴责和控诉！然而这一切，却只不过是顺带一笔而已，或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并非作家描写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通过人与沟的矛盾的展示，表现又脏又臭的龙须沟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第一，“因为脏，病就多。病了耽误作活，还得花钱吃药”。泥水匠赵老头年年夏天发疟子，正在有活作的季节，卧床不能起，自己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还要连累邻里。第二，一下雨，道路精湿烂滑，“摆摊子的摆不出去，卖力气的出不去”，人们就要“瞪着眼挨饿”，而且“臭水往屋里跑，把什么东西都淹了”。丁四出外拉车，经常因为路滑回不了家，被迫露宿街头。雨夜，丁四嫂则“蹲在炕上，打着伞”，生怕“弄湿了活计”。第三，臭沟对人的精神也是折磨。程疯子的所谓“疯”，固然主要是因为受压迫所致，但也和“臭沟”有关，他说：“我这里，没毛病，臭沟熏得我不爱动。”臭沟还“熏”跑了王大妈的大女儿，“熏”得丁四“工作不大起劲”，“熏”得二春整日想离开臭沟沿儿，嫁到外面去。最令人战栗的是臭沟竟然夺去了四嫂的小女儿、活泼可爱的小妞的生命！臭沟给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反动政府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要向龙须沟的居民催收“卫生捐”。人与沟的矛盾是尖锐的，龙须沟的人民与反动政府的矛盾，更为尖锐。作者把臭沟给人民带来的伤痛写得愈尖锐、愈惨然，也就愈发有力地表现了人民与反动政府的势不两立的关系。而把这一切写得愈充分，也就愈能显示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及时修沟的重大意义。
在第二、第三幕里，作者写了龙须沟在解放以后的巨变。剧本先写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打倒了恶霸，人民当家做了主人，龙须沟的贫民窟，普照着灿烂的阳光。政治上翻身之后，人民自然地就会强烈地要求治沟，请看程疯子和当了治安委员的赵老头的一段对话：
疯子 赵大爷，您这程子老斗争恶霸，可怎么不斗斗那个顶厉害的恶霸呢？
赵老 哪个顶厉害的恶霸？黑旋风？
疯子 不是！那个淹死小妞子的龙须沟！它比谁不厉害？您怎么不管！
赵老 我管！我一定管！……
提起臭沟，程疯子“神神气气”的劲头又来了，他非要赵老头告诉他修沟的具体日子不可，“您要告诉我个准日子，我就真佩服这个新政府了！”赵老头对他说：“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一定忘不了咱们，一定给咱们修沟！”程疯子的急切愿望，实际上代表了群众的强烈要求，赵大爷的回答，则又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政府的信任。赵大爷的预言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果然为人民修沟了，先挖新沟，又填平旧沟，修了大马路。龙须沟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戏的结尾，作者借程疯子的一段数来宝，为人民政府、为新社会，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颂歌：“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这是《龙须沟》的主题歌，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也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关怀。《龙须沟》所表现的主题是及时的，也是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的。
我们今天的年轻的读者，也许会把人民政府根治了一条臭沟看作平常的事情，生活时代的不同，使他们难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性。但是在当时，它千真万确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整治龙须沟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半年之久，正象程疯子的数来宝所唱的，在偌大的北京，需要修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是新生的人民政府，首先整治了一条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臭水沟，这就非常有说服力地显示了新政府的全新的性质、全新的面貌：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老舍以他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力，以他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热忱，把生活中实有的龙须沟的巨变搬上了戏剧舞台，以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了新社会、新生活，这就不仅可以教育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政府，以主人翁的态度努力作好本职工作，而且可以教育广大干部，增进他们的群众观点，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永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三十年过去了，《龙须沟》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不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
在舞台上反映一条沟的变化，这的确是有难度的。处理这个题材，很容易把重点放在写事件上，但是这样做，就很难写得有戏剧性，甚至会等同于新闻报道。正因为艺术处理的难度较大，老舍在最初提笔的时候，也竟然苦闷了半月之久，“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注：《〈龙须沟〉的人物》，《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说：“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注：《〈龙须沟〉写作经过》。）又要写臭沟，又不能直接写臭沟，这就出现了矛盾。老舍毕竟是杰出的、成熟的艺术家，经过一番思索、推敲、酝酿，他终于确定了一条正确可行的创作之路：从人物出发，实写人，虚写沟，通过人物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注：《〈龙须沟〉的人物》。）
在作者创造的几个人物中，程疯子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原是一个正直的曲艺艺人，本来在城里头作艺卖唱，因为不肯低三下四地伺候有势力的人物，挨了打，被迫离开城里到天桥“下地”，结果又为恶霸所欺，死里逃生，流落到龙须沟，靠老婆摆个香烟摊子，饥寒度日。在戏的开始，作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写程疯子的形象：一是写他的善良而又懦弱的性格；一是写他内心的痛苦。丁四嫂与丈夫生气，他立即过去解劝；赵老头病了，他主动过来伺候，甚至拖着虚弱的身体，与小妞子一起抬水，来回走二里多地，他说：“帮助人，真体面，甚么活儿我都干！”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他的善良与热诚。他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身上只有一个破烂的长衫，里面连贴身的小褂也穿不起，但是当小妞子想要两条小金鱼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脱下大褂，给邻居的孩子换金鱼，用他的话说，是“只要小妞不落泪，管什么金鱼贵不贵”。这虽然是一个细节，但是对于刻划程疯子的形象，却非常有分量，是人物正直、善良品德的一次动人的闪光。程疯子的性格，同时又是懦弱的。恶霸的狗腿子冯狗子，仗势欺人，在街面上踢翻了程娘子的香烟摊子，还找到家里将程疯子打了一顿。我们看到，在冯狗子的淫威之下，程疯子噤若寒蝉，只是老实地挨打，毫无反抗。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是何等屈辱的场面！疯子的确是软弱的，但他并非甘于受屈辱，他对二春说：“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象程疯子这样一没有社会地位，二没有力气的弱者，的确是无力反抗黑暗势力的欺压的，作家真实地写出这种情景，是为了加深对旧时代的控诉力量。
他不甘忍受屈辱而又无力反抗，这就必然产生强烈的内心痛苦。在《龙须沟》第一幕里，作家对程疯子的内心痛苦的描写，是真实而感人的。除了反动势力的欺压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折磨着程疯子：第一，他没有力气，做不了活，整日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他于心不忍；第二，就是臭沟的熏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他盼望着“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但是在解放前的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加剧了他的痛苦。这几方面的精神压力，摧残、刺激、折磨着他，使他“有点神神气气的”，这就是程疯子的“疯”。他的“疯”，是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也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方式。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看成一个真正的疯子，他有清醒的认识、美好的理想、厚道的人情和幽默风趣的言词，他不是“疯子”；但是他某些时候，又确实有点“神神气气”。他是民间艺术家，丰富而又敏感的感情，自然使他比一般人多一些理想，也多一些悲愁，多一层精神压力，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解放以后，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臭沟又得到了整治，程疯子感到“天下是变了，变了”，尽管他已经多年不登台了，但他还是答应了民教馆的邀请，决定去演唱，他感到“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政府为他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居民看自来水），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工作极端热情和负责；冯狗子来向他赔不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他并不报复，而只是看了冯狗子的手，说：“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这些地方都显示出，程疯子的善良性格是一贯的，但是解放以后，由于内在的精神痛苦消失了，他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了。二春说他“仿佛死了半截又活了”，这个比喻，既恰当地反映了程疯子的新生，又生动地说明了新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这也正是作家塑造程疯子的形象的用意所在。
赵老头也是一个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个泥水匠，在龙须沟的小杂院里，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见识最广的人。他第一个把臭沟与反动政府联系起来，告诉大家“有那群作官的，咱们得永远住在臭沟旁边”、“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别人说龙须沟不是好地方，他却说龙须沟“地好，人也好”，就是“作官的坏，恶霸坏”。刘巡长对他说上边要催卫生捐时，他先是“狂笑”，而后则对反动统治者破口大骂，这些地方都表现了他的刚强不屈的性格和勇敢的反抗精神。斗冯狗子的那场戏，也是颇为感人的。冯狗子在恶霸黑旋风的指使下，打了“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程疯子，赵老头看不下去，他“气得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抄起切菜刀直奔冯狗子而去，冯狗子见势不妙溜走了，但却吓坏了胆小怕事的王大妈，王大妈觉得“这场祸惹得不小”，想让赵老头去躲一躲，赵老头说：“欺负到程疯子头上来，我受不了！我早就想斗斗他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我不走，我拿刀等着他们！咱们老实，才会有恶霸！咱们敢动刀，恶霸就夹起尾巴跑！”他的见义勇为的性格，在这场戏里刻划得异常鲜明。
解放以后，赵老头成了龙须沟觉悟最早的工人，他当了治安委员，在斗恶霸的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是他，断然拒绝恶霸黑旋风的金钱贿赂，并用党的政策把冯狗子引上正路；是他，在挖沟、修路中，组织、动员居民，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丁四、王大妈等落后群众；也是他，最早把人民政府的温暖传达给龙须沟两岸的贫苦百姓，及时引导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人民的新生政权。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是第一个出现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艺术形象。解放初期，老舍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历时曾经说，他过去的作品，描写过劳苦大众和受压迫的人，他写他们的悲苦和命运，一是出于同情，二是为了把自己心中的怒气发泄出来，控诉和暴露旧时代的黑暗。由于时代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笔下的受压迫的人，总是不敢革命，缺乏斗争性（注：见《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如果说，老舍自己的总结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话，那么，赵老头这个先进工人形象的出现，则标志着老舍在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已经踏上了全新的创作征途，他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的画廊，从此，将增添新的内容，以更加耀人眼目的光彩，呈现于新中国的文艺园地。由于生活积累的局限，在描绘新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他的笔，也许还不那么舒卷自如、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艺术进取精神是可贵的。
剧中四个妇女的形象，也写得性格清晰，真实感人。寡妇王大妈勤劳、善良，但思想守旧，胆小怕事。龙须沟之臭，人人厌恶，唯有她，安于现状，毫无怨言。悲苦的生活命运和懦弱的性格，使她只能以“对付”、“将就”的办法来适应客观环境。她没有反抗现实的力量，也不敢对生活有过多的要求。解放以后，她对新政府的信任，也有一个过程。修沟之前，测量队来量地，她认为是“跑马占地”，新政府不向群众要钱，而用公款修沟，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信守“什么事儿呀，都是眼见为真”的王大妈，最后也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能转变。作家不以简单化的办法写她的转变，而是写了她的缓慢地、渐进地过程，这样处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这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人物也自然地显得丰满和富于生命。二春是王大妈的女儿，是一位热情的、敢说敢干的青年。她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老是和思想守旧的妈妈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契机，二春的形象所以写得鲜明，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丁四嫂嘴硬但心地很善良，程娘子勤劳，能吃苦，她们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龙须沟》既是写事件的，又是写人物的。在处理写事件和写人物的关系时，老舍一贯坚持“让事件为人物服务”的原则，他说：“是写入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注：老舍：《人物、语言及其它》，《出口成章》。）他笔下的几个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同时他们又以各自不同的遭遇，和臭沟发生联系，作家以人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就摆脱了写事件过程的费力不讨好的写法，使他能够腾出笔墨，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样，人物血肉丰满，有了生命，这个戏就站住了。龙须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就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对话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的直接工具都是语言。但是文学体裁不同，语言的外表形态和作用，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小说的语言具有叙述性，作家可以以叙述人的身份与口吻，对客观生活、对人物进行精确的描绘和恰如其分的介绍，戏剧则不同，尤其是话剧，它必须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再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塑造舞台形象。因而，写剧本，对话是最要紧的，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龙须沟》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老舍说：“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注：《语言、人物、戏剧》，《出口成章》。）《龙须沟》里的人物，都是北京的贫苦市民，老舍熟悉他们的生活，摸透了他们的心理，所以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让观众或读者觉出人物的脾气秉性，处世态度，甚至他们的经历、教养等等，真正做到了他所主张的“话到人到”。请看第一幕中的一段对话：
赵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大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四嫂 苦水呀，王大妈！
大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春 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
赵老头经历多，见识广，对反动统治早就心怀不满，当大家议论起臭水沟的时候，他就自然地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联系起来，直截了当地发泄自己的怨恨。他的语言，带有愤愤然的感情色彩，显示了他的刚直无畏的反抗性格。王大妈不让赵老头“抱怨”，说明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表现了她安于现状的思想，当丁四嫂反对她时，她本来无话可说了，却还要辩解，硬是要把“苦水”说成“二性子”，又显示出她是老于世故，不易为人说服的。丁四嫂和二春虽只各有简短的一句话，却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们当时的心境。丁四嫂赞同赵老头的说法，但她毕竟是一个家庭妇女，缺乏赵老头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所以她没有在可否“抱怨”的问题上反驳王大妈，而只是提醒王大妈井水是苦的，“臭沟沿儿”的苦井水，她早就难以忍受了，所以王大妈要大家为这样的苦水“念佛”，她当然不同意，为此顶撞一下大妈，是十分合情理的。二春说“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一方面表现出她不满于母亲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她是女儿，不好当面用更尖锐的言辞顶撞母亲，但正因为是女儿，她才非常熟悉妈妈的脾气秉性，她用“会对付”来概括王大妈的处世哲学，是何等贴切啊！上面所引的这个小片断，在《龙须沟》里并非举足轻重的情节，我们不过信手拈来而已。然而，这几句对话，非常符合这四个人物的思想、性格，非常切合他们当时的心境，都是人物此时“应该说的语言”，因而也是性格化的语言。
《龙须沟》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通俗易懂而又凝练、含蓄。这个戏里的对话，全部是北京人的日常语言，清浅明白，流畅自然，无“学生腔”之幼稚、娇涩，有口语之生动、逼真。老舍写作品，在语言上有个追求，就是他讲的“念出来就能被听懂”，为此，他“总希望能够充分的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较比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的用术语与名词”（注：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解放军文艺》第一卷第3期。）。这种艺术追求，对于写戏，至关重要。老舍说：“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去细细揣摸、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是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戏剧语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注：《语言、人物、戏剧》。）程疯子对冯狗子说的“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就是既通俗而又富于诗意的语言。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名词或术语，是道地的大白话，但是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而且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哲理与含蓄，就构成了这一句台词的诗意。这是戏剧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老舍说的“深入浅出”——“用顶通俗的话语去说很深的道理”（注：《我怎样学习语言》。）。
党和人民的嘉奖
话剧《龙须沟》写成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一九五一年春公演，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担任导演，著名演员于是之等扮演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个戏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同志曾经给当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李伯钊同志写信，祝贺《龙须沟》演出成功，信中说：“这个戏充满着爱、感情，并且每个人物都是有思想的，所创造的形象是真实的，言语是活生生的。”他认为，《龙须沟》的成功，“说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戏剧运动的高涨的开始”。（注：廖承志：《贺〈龙须沟〉演出成功》，1951年3月1日《光明日报》。）李伯钊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龙须沟》倍加赞扬，她认为，《龙须沟》抓住“首都市政建设，应该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一群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这个作品是人情和理智的高度结合，所以感动人也深。”（注：李伯钊：《看〈龙须沟〉》，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龙须沟》的成功经验。他指出：“这是一个好剧本。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文章号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向老舍学习，“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注：见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广大人民群众对《龙须沟》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态度。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文龙等三十二名工人，联名写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信中畅谈了他们观看《龙须沟》以后的感受和所受到的教育，工人们表示：“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象《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工人们的反应与愿望，说明《龙须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是深刻的。这个剧本还被译成日文，由日本京艺剧团于一九五三年在京都、北海道等地公演，受到了日本观众的普遍欢迎。日本评论家岛田政雄等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称赞《龙须沟》是“新中国成功的代表作”（注：《〈龙须沟〉在日本演出》，1953年10月5日《文汇报》。）。
最使人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戏的支持和关怀。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几次到剧场看《龙须沟》的演出，并且安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其它中央负责同志演戏。胡洁青在《周总理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一文中回忆了这次演出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五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去看这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老舍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了手。”（注：见《人民戏剧》1978年第2期。）因为《龙须沟》的成功，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这一切都说明，党和人民对于老舍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极为关怀和重视的，同时也显示出，《龙须沟》的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它的创作和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成长发展的里程碑，是新中国话剧创作所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龙须沟》不论在老舍自己的创作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均应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