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送三个旧时代
《茶馆》以北京一个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它们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茶馆》三幕戏，每一幕写一个时代，作家在他所规定的有限场景以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而又生动地勾划了三个旧时代的复杂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旧中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时间在一八九八年的秋天，正是著名的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维新人物谭嗣同被问斩不久。裕泰茶馆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农民康六，一家大小一天连一顿粥也吃不上，为了应付东家的逼债，他只好进城将十五岁的女儿康顺子卖掉。康六最后对女儿说：“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十五岁的姑娘才卖了十两银子，不光康六为此揪心，连读者和观众简直也要愤愤呼叫了！而且，人贩子刘麻子还有一段话呢：“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康六没有反驳刘麻子，可见刘麻子说的是真实情况。发生在茶馆里的这个生活片断说明，农民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了。把康顺子买走作妻的是谁呢？竟是宫里的太监庞总管。“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生活上肯定已经尽善尽美，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老婆。他买康顺子看来荒唐，却反映出他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要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因为庞太监是太后和皇上身边的人物，他的这些作为，自然就带有宫廷荒淫无耻生活的烙印。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清廷的政治已经腐败到何等程度。
我们还看到，“吃着官饷”的打手二德子可以在茶馆里随意打人、摔东西；有势力的人家，为了一只鸽子，可以把官方善扑营的当差与库兵都约来打群架；正直、爱国的常四爷因为说了一句 “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笼罩着一层阴森、冷酷的气氛。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疮痍满目的现实。作家还写到，马五爷因为信洋教，有洋人撑腰，便可以威风凛凛地行事，“连官面上都不敢惹他”。这又使我们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渗透和侵略，正在加剧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作家还写了玩鸟的松二爷以及一大批无名无姓的茶客，他们大都属于靠吃钱粮过活的旗人或有钱人家的子弟，正是他们维持着这家大茶馆的生意。这也是清末社会相的一面，由此亦可见清王朝的腐朽。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宫廷生活的腐败与荒淫，农民的破产，市民阶级的混乱，流氓地痞的横行，有闲阶级的无聊，正直的爱国者的惨遭镇压等等，这就是《茶馆》第一幕为我们描述的清末社会，它的可怕的血淋淋的面目，令人憎恶，令人愤激。同时也使人感到，它的黑暗已经到了顶点，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因而，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了！”就愈发显得寓意深刻，痛快淋漓。
第二幕写的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代。作家在这一幕戏开始，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裕泰茶馆趋于衰落的景象，而且通过难民进城讨饭、巡警催派大饼、大兵敲诈王利发、报童呼叫“长辛店大战的新闻”等细节，鲜明而准确地写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社会环境。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老舍的深刻不在于写出了社会黑暗的继续，而在于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揭示了社会重又坠入黑暗的原因。当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夸奖王利发注重改良时，李三说：“哼！皇上没啦，总算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作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说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感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思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神气十足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简直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注：鲁迅：《哀范君三章》，《集外集》。），变来变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他们效力。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这一幕戏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它的灭亡了，漫漫长夜，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手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反动势力把人民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为埋葬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在第三幕里，老舍在正面描写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的同时，又从侧面写了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这里不仅有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而且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和康顺子、王大栓、周秀花等投奔西山解放区，画龙点睛地暗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交织在细腻、准确的艺术描写中的揭露、鞭笞和暗示，使人们确信，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前夜，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代替它的将是崭新的社会制度。《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周恩来同志在看了《茶馆》的演出之后说：“这个戏应该演，让我们的青年们看一看人吃人的旧社会是多么可怕！”（注：转引自胡洁青：《关于老舍的〈茶馆〉》，《〈茶馆〉的舞台艺术》。）明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可憎，也就自然地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在短短的三幕戏中，逼真地描绘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没有独到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功力是难以胜任的。因为文艺作品总是要通过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深广概括，并进而教育和影响读者。象《茶馆》这样的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出场人物又非常多，作家又必须通过广阔的群众场面，勾勒时代的风俗画，这就更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加了难度。在困难的课题面前，老舍有他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什么呢？把老舍在不同的文章中所讲述的关于人物描写的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这样三条：第一，写自己熟悉的人物，而且必须熟悉“人物的全部生活”（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二，眼睛要老盯住人物不放，“不能因事而忘了人”（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三，“话到人到”（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人物的对话必须是性格化的语言，“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茶馆》是完美体现老舍这些主张的杰作，剧中出场的几十个人物，哪怕有的只讲了三五句话，也写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尤其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王利发的形象塑造，更是真实生动，血肉丰满。作家对人物的熟悉，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准确，以及技巧的纯熟、精切、自然，不能不令人浩叹。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他接续了父辈遗留下来的生意，也承继了父亲的经营办法和处世哲学。在第一幕里，他才二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时的裕泰茶馆，顾客盈门，生意兴旺。上至宫廷太监总管、吃洋教的恶霸、社会上的流氓头目，下至吃官饷钱粮（俗称“铁杆庄稼”）的清闲市民、卖儿卖女的贫苦百姓，都是王利发的应酬对象。他在嘈杂、混乱、充满各类奇异纠葛的社会环境中，把个小茶馆经营得井井有条，买卖兴隆。我们看到，在不同身份的茶客面前，王利发巧妙地采用互不相同的应酬态度与方式。或卑躬屈膝、奉承施礼；或善意相待，多说好话；或冷漠处之，不屑一顾，甚至连对茶客的迎送，都做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他的谈吐、作派，既不失买卖人的身份，又顾全了自己的得失，充分显示了一个小商人的精明、干练、巧于处世的特点。作家对他的性格把握，是十分准确的，艺术处理也是十分自然而含蓄的。有钱有势的阔少爷、维新资本家秦仲义来茶馆看房子，王利发又是叫跑堂的沏高茶，又是请安问好，甚至说：“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当秦仲义提出要长他的房租时，他不仅毫不争辩，而且顺水推舟，进行奉承：“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这一个细节，这一番滴水不漏的话，既表现了他的圆滑、玲珑，同时也显示出，他是一个守本份的市民，他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人物，甚至与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比较起来，他也多一些善良的心地，而并未见多少损人利己的习气。当然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毕竟是商人，譬如他对于贫苦百姓的同情，就是有限度的。一位乡妇领着头上插着一根草标的小妞进了茶馆，秦仲义让王利发把他们轰出去，王利发立即照办，正直的常四爷看不下去，要了两碗烂肉面给他们吃，王利发对常四爷说：“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又对秦仲义说：“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肯定常四爷“积德行好”，表现了他的善良；他认为这路事太多了，谁也管不了，一方面显示出他对现实社会黑暗也有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这路事儿是冷淡的，他自己不想管，也希望常四爷不管。至于最后对秦仲义讲的那句话，完全是一种讨好的口气，以示在常四爷与秦仲义的分歧中，他是站在秦仲义一边的。在这里，他的冷淡，他的圆滑，又分明反映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另一面：剥削阶级的影响与烙印。
老舍不仅准确地把握和刻划了王利发的复杂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在谈到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时，老舍说：“写人物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要使人物有发展。”（注：《语言、人物、戏剧》。）在《茶馆》后两幕中，王利发的性格就是有发展的，而且老舍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写得很自然，很有说服力。他写王利发性格的发展，是紧扣着“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思想的，是和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的变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民国取代了清朝，军阀混战代替了封建专制统治，此时的王利发，已人到中年。为了避免生意被淘汰，他顺应时代潮流的演化，不断进行“改良”，卖茶的同时，兼开公寓，连墙上的“醉八仙”大画，也已为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所代替，茶座的布置也尽力追求所谓“文明”、“体面”，王利发振兴生意、发财致富的雄心依然故在。然而他不过空有此愿而已，他的“改良”不仅未见成效，而且生意日渐衰败，借用跑堂的李三的话说，就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如果说前清时，王利发凭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尚可应付各等各色有势力的人物的挤压的话，那么，在天天打仗的军阀混战时期，他的祖传的处世哲学也显得大不灵验了。你看，他刚刚为了免交八十斤大饼递给巡警一把钞票，几个大兵又来敲他的竹杠了，好容易把巡警和大兵支应走，特务宋恩子、吴祥子又逼迫他按月孝敬“那点意思”，他的油水几乎被榨干了。他开公寓，但又给房客开不了饭，只好让大家吃咸菜。他的被动与尴尬，已经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作家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日趋殖民地化的客观条件下，象王利发这样的小商人，他们的处境只能越来越坏，他们没有能力应付各种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也无法摆脱日渐破产的悲剧命运。正是这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促使王利发的思想性格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尽管他依然是谨小慎微的，依然竭力以左右逢源的办法处理各种事变，甚至把“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了，但是，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显然已经日益强烈。甚至他自己也不时谈起“国事”了。第二幕里，就有这样两处细节：一是唐铁嘴进茶馆之后，王利发说：“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唐说：“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王利发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二是报童对王利发说：“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老舍写这两个细节，自然包含着对旧时代的辛辣的讽刺，然而就王利发的性格讲，显然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一味请安、作揖，到对黑暗现实进行讽刺、奚落，王利发的性格中，的确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王利发的牢骚，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是“绕着脖子骂人的”，十分含蓄。唯其含蓄，才和王利发饱经风霜的生活经历十分合拍，同时也显示出独有的锋芒，能启发读者和观众体验蕴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
我们在第三幕里再次和王利发相见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裕泰茶馆也已经破烂不堪。然而为了全家能够活下去，他又准备试用新的“改良”——添女招待。可怜的王掌柜，他似乎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生意的破败，并不在于经营方式的陈旧。可是，沉重的打击终究教训了他。不仅女招待没有添成，连他的全部产业，也被沈处长等一帮国民党官僚、地痞流氓给霸占了去。王利发彻底破产了，彻底绝望了。他已经认清，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京，已如人间地狱，他一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生存之地了，他果断地让儿子、儿媳、孙女投奔解放区，他自己则决定以自杀来控诉和反抗这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自缢之前，他有幸见到老房东秦仲义，好友常四爷，三个老人撒起纸钱，“祭奠自己”。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王利发才能清醒地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进行深刻的总结。请看他这时的两段独白：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里，既有自我哀叹与谴责，又有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与抗议。扮演王利发的著名演员于是之曾经对人物此时的心情，进行过细致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王利发此时此刻，“有一个隐藏着的感情，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他一辈子思想最解放的时刻”，“这时候，他感到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痛快”（注：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茶馆〉的舞台艺术》。）。老舍写的这两段独白，确实真实地体现了此时此刻人物的复杂感情：惨痛，但并不压抑；“悲”与“愤”是紧密地交织为一体的。这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巧于混世到为无情的世道逼上绝路，王利发的悲剧一生，是旧社会广大小商人、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老舍通过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真实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残酷、黑暗、不合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又融合着时代的变迁，细腻地描绘了人物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使这一形象在概括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毫无疑问，王利发的形象，应当列入我国现代作家所创造的一系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它的艺术价值，将是不朽的。
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
老舍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和话剧，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茶馆》是老舍后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其语言艺术，更达到了炉火纯青、无以伦比的美妙境界。
其一，是性格化。如同《龙须沟》一样，《茶馆》中的对话，都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使人物之间的性格区别非常鲜明。我们先看戏开始时，松二爷、常四爷和二德子的一段对话：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叫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你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这是一场小小的冲突，每个人不过讲了两三句话，但是三个人的语言，彼此有极为鲜明的差异。松二爷的话平稳，周详；常四爷的话硬梆，有一股倔劲儿；二德子的话难听，又臭又硬，带有无赖气。他们讲的话，都是各自应该说的语言，因而鲜明地显示着三个人的不同性格：松二爷软弱，胆小怕事；常四爷刚强，正直不屈；二德子霸道，蛮横不讲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茶馆》中的每一句台词，都不是只表达思想的、静止而又刻板的念白。而是来源于动作，显示着动作的，可以说，剧作家把刻划人物性格的两个基本手段一一对话与动作，巧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我们这里说的动作，不单是指人物的外部动作，也包括人物的内心动作。言为心声，语言是人的内在感情的一种外在表现形态。从这一角度说，对话所显示的动作性，主要还是人物的内心动作。我们来看第一幕里的一个片断。农民康六为生活所迫，要把女儿卖掉，他正和人贩子刘麻子展开一场揪心的“谈判”。刘麻子先开口：“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刘麻子单刀直入，一开始就把价码提出来了，因为在他看来，和这个破产农民打交道，用不着绕弯子。他逼迫康六快成交，而且用“没工夫伺候你”相威胁，是因为他深知康六的处境与弱点。康六说：“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康六的话，比较平静，他似乎只愿多得到一些银子，并无他念。其实，可以想见，作为一个老实农民，他忍心卖女，必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痛苦，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了，他也只好以表面上的淡然压制住内心的痛苦。刘麻子接着说：“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此言可见刘麻子的狠毒。他的狠毒不只表现在用这样刺人伤痛的话反驳老实的康六，还在于他非常自信于自己所讲的“理”，因而可以想象出，他的神情是很得意的。康六的回答是：“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刘麻子的话，确实刺痛了康六的心，他不象开始那样平静了，他似乎想哭诉自己的遭遇，但是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作家让他欲言又止，实是以静显动，更可显示康六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涛。心狠手辣的刘麻子进一步追逼：“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康六经不起刘麻子的再三戳刺了，他说：“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这既是为自己辩解，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康六本不想讲这些话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卖女儿总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刘麻子逼得他不得不说。他讲的都是大实话，刘麻子无法反驳，只好说：“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康六的激动，倒引起了刘麻子的平静，他觉得需要向康六讲几句软话了，以便尽快结束这场交易。他摆出一副替康六着想的架式，尽力使康六相信，他是在为康六做一件好事。刘麻子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不以贩卖人口为缺德，反以为荣，他越是标榜自己做了好事，我们则越发感到他是坏透了。在这一场戏里，康六的老实、善良，刘麻子的狠毒、奸诈，都写得很鲜明。通过这些对话，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人物的存在，不仅可以想见他们的活灵活现的神色，而且可以窥见其内心。老舍主张，剧作家必须能使人物“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注：《戏剧语言》。），《茶馆》中的几十个人物，性格各殊，谈吐迥异，彼此区别得十分鲜明，原因就在于老舍让他们各自都讲出了“掏心窝子的话”，这是真正的性格化的语言，是话剧艺术的至高境界。
其二，是能将人物与环境融合在一起，在简洁中包含着较大的容量。前面所引的刘麻子与康六的“谈判”，既是对人物性格的展示，又是对社会环境的透视。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不光认识了康六的老实和刘麻子的狠毒，而且还对当时农村的破产、人民的饥馑有了切身的感受，而刘麻子一类社会渣滓自鸣得意、如鱼得水般地自在，更加重了弥漫在整个生活画面上的阴冷、凄凉的气氛。我们再来看庞太监与秦仲义的一场微妙的“舌战”：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一方是当今朝廷的要人，一方是财大气粗的新兴资本家，一个要借维新运动的失败，试图杀一杀对方的威风，以显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则不卑不亢，话里有刀，表面的奉承、谦和中，分明显露着对对手的不敬，显露着继续较量的勇气。这不是什么正面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在邂逅之时，两人逗嘴皮子而已，然而，老舍把两个人的政治态度、性格特征，写得维妙维肖，十分逼真。这是真正的传神之笔。它不光“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之“神”，也“传”了社会环境之“神”。从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正在变动之中：维新派领袖被杀头了，顽固派重又猖獗；维新派暂时失利，但是坚持维新立场的人，并不甘心于退出政治舞台。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几段平平常常的对话，却真实地揭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面貌，这种既写人又写事，能够把人物性格刻划与社会环境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话，真正具备以一当十的功能，非大手笔是写不出的。
其三，是幽默。《茶馆》的幽默感，是对同旧社会和对反动人物的讽刺联系在一起的。老舍曾经说，穷，使他好骂世，但是他的笑骂，“又不赶尽杀绝”（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就看出，他不赞成把讽刺搞得太直、太露，而主张用语要委婉含蓄一些，以便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幽默。《茶馆》语言的幽默，也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一起传达给读者的。二者的结合，往往能够创造出令人发笑而又耐人寻味的讽刺场面。在第二幕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宋恩子和吴祥子进茶馆之后，松二爷认出了这两个老式特务，赶紧上来请安，王利发受了感染，也请安，宋、吴二人愣住了，于是有下面的对话：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这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宋恩子、吴祥子的“灰大褂”，不仅没有因清王朝的灭亡而脱掉，反而在民国的统治下成了铁饭碗，这本身就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松二爷、王利发以清朝的礼节待他们，更加强了事物原有的讽刺性。老舍进而又让松二爷和王利发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回答宋恩子的问题，更不能不令人会心一笑。通过一笑，不仅使读者或观众得到了一次美感的享受，而且经过回味，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原来这两个黑暗时代有着内在的延续性。可见老舍的幽默所产生的讽刺效果是强烈而又严肃的。作家不只把幽默的语言赋予他所同情或支持的人物，有时也赋予他所否定或憎恶的人物。唐铁嘴、刘麻子、黄胖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刘麻子，甚至那个只露面一次，老把“好”说成“蒿”的沈处长，作家在刻划他们的时候，一方面注重语言的个性化，一方面则竭力使其语言生动而又可笑，让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批社会渣滓的可恶、可憎，领略幽默背后所显示出来的埋葬旧时代的严肃主题。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逼真地暴露了他的无耻的嘴脸。他的无耻，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笑，这种笑是对这个丑恶、肮脏，完全丧失了自尊的民族败类的冷嘲与否定。在发笑之后，我们细一琢磨，又会从内心涌起一股苦痛，深深地感到“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就说明，老舍赋予反派人物的语言以幽默感，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严肃的思想或内容。
以幽默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内容，寓庄于谐，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创造这种境界，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风格成熟的表现。老舍是幽默大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幽默风格，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茶馆》的语言艺术不只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然而只就这几方面而言，却已充分见出老舍运用语言的高超与美妙。他所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自然有赖于他的杰出的才能，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对于生活的熟悉与认识程度。他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能运用先进的世界观，对生活进行科学的、深入的分析，从而取得独具慧眼的认识，因而他才能在语言运用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
不叫老套子捆住
建国以后，老舍写了十几部话剧，就创作时间看，《茶馆》处于中间阶段，但就艺术的完整性来说，《茶馆》是高峰。写于《茶馆》之前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写于《茶馆》之后的《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或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或者在艺术表现的完整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有的甚至因为“赶任务”，艺术上较为粗糙，连老舍自己也认为是失败的作品。为什么《茶馆》会取得成功，而那些在《茶馆》前后问世的几个剧本，却并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水平，甚至有的完全失败了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老舍借回答读者、观众问题之机，对《茶馆》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简洁而又深刻的总结。他谈了写这个戏的目的，也谈到了《茶馆》在艺术构思、人物安排、剧情设计等方面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象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重点系引者所加）
《茶馆》在一九五八年首次演出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于是接着就有老舍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种建议。建议自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并不可取。当时，文艺思想领域里的“左”的思潮，已经开始盛行，在那种气氛下，是很难进行反驳，也是不大容易说服他们的。但是老舍却公开作了答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艺术上的是非问题，本来就应当通过正常的磋商与争论加以解决，批评和反批评都应当允许。历史证明，老舍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还可以看出，老舍在答复那种建议时，是很讲道理的。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剧情的安排，不应当脱离特定的主题。《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如果沿着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的线索去发展剧情，固然也可以写戏，但是那个主题就不是现在的主题了。二是艺术要创新，不能“叫老套子捆住”。老舍讲的这两点，含义很深。尤其是我们加着重点的那一句话，讲得很亲切，很谦虚，也很含蓄，同时它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老舍说的“新的尝试”，体现在《茶馆》的创作中，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题材选择问题。所谓“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也主要是指突破了题材问题上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束缚。众所周知，题材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着作家的风格的，作家的艺术特长和创作个性的发挥，首先要受题材的制约与影响。再高明的作家，如果对他的描写对象是陌生的，也会在创作中感到束手无策。老舍说：“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从老舍的风趣、诙谐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经历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的。这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作家如果对他们反映的事物，对他们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不能做到鲁迅说的“烂熟于心”（注：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那就很难把复杂的现实关系写得真实可信，也很难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当然也就失去了成长、发展的丰富土壤。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最需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气氛，使作家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特长。老舍说：“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他认为，这样做，每个作家就都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发挥自己的特长了，“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这个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茶馆》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老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熟悉他所写的人物，熟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的确是一次“畅快”的创作。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老舍曾经以讲人物语言为例，意味深长地将《茶馆》和《青年突击队》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的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何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注：《戏剧语言》。）
这里讲的主要是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作家对他所选择的题材熟悉与否，往往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
老舍是著名的“北京通”，他对旧时代的北京社会，尤其是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极为透彻的了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当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试看，《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老舍居然可以给每个人批“八字儿”，这是何等深厚的生活积累啊。正因为有雄厚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老舍在《茶馆》的艺术构思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概括在短短的三幕戏中，而且通过简洁、生动地勾画，能使观众领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清晰发展轮廓；他把戏剧场面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茶馆里，使众多的人物在这个“小社会”里离合、纠葛、演化，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变迁，他没有正面去写政治问题，然而各类人物的命运，甚至茶馆在外部布置上的演变，无不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这就既写了政治，又避免了说教，而且通过逼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栩栩如生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在结构上，他没有安排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也并不重故事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并且不是写一个人，是写众多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看来似乎松散，却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制约下，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尝试，的确“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显示了老舍的艺术创新精神。《茶馆》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从题材选择、人物刻划以至语言、技巧等方面，它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茶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上启下开辟一个艺术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艺术影响，必将愈来愈明显，它的顽强而又活泼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