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红旗下》动笔大约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党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失误，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紧接着，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又在文艺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对电影《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这就使“左”的倾向迅速得到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只好搁笔，《正红旗下》停写了，孕育中的其他创作也只好打消。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劳动模范”被迫停止了笔耕。四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创作，自从二十年代《老张的哲学》问世以后，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未曾出现过这样长达几年的低产状况！老舍是苦闷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位正直、热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自然莫过于被剥夺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权力。在苦闷、迷惘的同时，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红旗下》这样的题材不能写了，但他又不甘于长期停笔，他决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乡。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岁高龄的老舍，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市郊区密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同年秋天，他又转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住了很长时间。在下乡期间，他广泛地走访群众，认真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笔记。据说，光是养猪的技术细节，他就记了半个日记本（注：参看舒乙：《老舍与满族文学》，《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乡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陈各庄上养猪多》（注：《北京文艺》1966年第4期。）。这是一段快板，约一百三十余行。由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通俗的宣传材料。它主要讲大力发展养猪的好处与经验。陈各庄原来是一个穷村子，“不是旱，就是涝，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解放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既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作者写道：“多养猪，果然好，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田有肥，鱼得水，庄稼样样长得美。”老舍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赞美是真挚的。从艺术创作上讲，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视，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经历中，却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艺创作。老舍一生倡导通俗文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作鼓词、相声等曲艺作品，建国以后，他又和赵树理同志一道主编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两个人志同道合，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各庄上养猪多》是老舍晚年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付出很大代价去熟悉农村生活所换取的唯一结果。我们为他未能如愿以偿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时我们又为他晚年仍致力于曲艺写作而感动。一个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时刻不忘为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起初，老舍对“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尽管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的感情，并不曾从根本上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如人们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竭力加剧运动开始时所显露的狂热性与破坏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了，古老的北京城，失去了文明与秩序。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甚至把人毒打致死，这些既糟踏“文化”，又破坏“革命”的作法，使老舍对这场运动愈来愈不理解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和保护老舍。使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之前，未遭洗劫。老舍也寄希望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尽管他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对前途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坐在主席台上，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直到离开时，仍然在望周总理的背影。老舍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老舍的声音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注：《“最后的时刻”》，《巴金近作》。）。
“丹柿小院”幸免于洗劫终究是暂时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灾难降临到老舍头上了。这一天下午，老舍正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参加学习，突然闯进来一批狂暴的人，把他和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一起推上卡车，拉到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大院里。下车之后，狂徒们便用京剧道具对这些作家艺术家进行残暴的蹂躏与毒打。老舍的头部被打伤，满脸是血，身上也到处是伤痕。“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一句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注：胡洁青：《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文艺报》1978年第1期。）夜里两点多钟，胡洁青把老舍接到家里，她含着泪，为老舍收拾伤口。胡洁青发现，老舍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胡洁青本想留在家里照顾他，但老舍执意让她去上班，因为运动正在紧张阶段，半天不参加运动，那是很可能要挨整的。胡洁青在离家之前，又给老舍收拾了一遍伤口，并嘱他一定不要出门，好好在家里养几天。然而就在胡洁青离家之后，老舍拄着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出门了。二十四日下午，他没有回来，晚上，仍然没有回来。直到二十五日晚上，在靠近德胜门的太平湖西岸，人们才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胡洁青回忆当时情形说：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面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象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象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象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胡洁青失去了她的亲人，人民失去了它的忠诚的艺术家。老舍的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只有在从美国回国以后，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他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此，他才越发不理解眼前所发生的破坏与动乱，他对暴徒们充满了愤怒，对难以忍受的屈辱充满了痛苦的感情。在愤怒与痛苦中，他离开了人世。太平湖啊，黑夜笼罩下的太平湖，你是这位伟大作家的愤怒与痛苦的见证，你是品尝过作家的最后的泪水的，你是聆听过作家的最后的呼号的，你应当向人民述说，向世界述说！
在那个年代，万马齐瘖，大概连太平湖也只能将波涛藏在水底。
老舍被迫害致死以后，胡洁青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株连。在江青的授意下，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老舍进行所谓“公开批判”，几乎把所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帽子，都给老舍戴上了。林彪、江青一伙用污秽的语言，发泄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憎恶的情感，他们叫嚷不休的所谓“专政”，是专门对着好人的。他们无尽无休地干坏事，使内乱一直持续了十年。一九七六年十月，作孽多端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力量打倒了！
党和人民胜利了，祖国迎来了又一次解放！
逝者与生者的欣慰
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全国人民沉浸于狂喜之中。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深入，受迫害的作家先后获得解放，冤假错案逐步平反昭雪。经党中央批准，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首都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乌兰夫、王震、郭沫若等送了花圈。邓颖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以及老舍的生前友好巴金、曹禹、周扬、夏衍、周立波等参加了仪式，沈雁冰同志致了悼词。
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悼词指出，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作家、老朋友而感到十分悲痛。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学习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热爱劳动、力求进步、勇于创造，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文艺事业的坚强意志。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起，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怀念老舍的文章。我国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撰写文章，声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舍的罪行，对老舍的不幸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巴金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注：《怀念老舍同志》，《探索集》。）冰心说，当她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时，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她不敢设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注：《老舍和孩子们》，《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曹禺说：“我常常想到他笑容可掬的脸。我深夜沉思，他的形象逐渐巨大、庄严起来。”他认为，老舍到死“都维护着人民的利益，维护着人的尊严”（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同老舍一样蜚声中国文坛的这三位老作家，还对老舍的思想品德和文学贡献，给予了热情而崇高的评价。巴金指出：“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注：《怀念老舍同志》。）曹禺指出：“如果说‘人杰’两个字并不陈旧，我就把它奉献给老舍先生。他就是中国当代的‘人杰’，这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承认了的。”（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冰心指出：“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谈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注：《老舍和孩子们》。）
老舍是人民艺术家，他和人民的感情交流，主要体现在灌注着他的心血的作品中。老舍离开了人间，但是他的作品是永存的。建国以后，老舍创作了大量的新作，尤其是话剧创作的成就，更为突出。但是，他过去的作品，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其余在建国后均未再版过。不必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即使象《四世同堂》这样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佳作，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有几个熟悉呢？建国之后，老舍因他的歌颂新社会的作品而获得了崇高的赞誉，但是，就他的大多数旧作未能再版而言，他又受到了冷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左倾路线的干扰。我们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清算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纠正了建国以来在一些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党的正确路线的确定与执行，给文化、出版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老舍的旧作陆续出版发行。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第一次出版了完整的单行本。《二马》、《赵子曰》、《牛天赐传》、《月牙集》、《微神集》等，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获得重印的机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老舍文集》，也和读者陆续见面。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的发表，在文艺界和读者中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外，胡洁青还编了《老舍论创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老舍写作生涯》等书，收集了老舍所写的散落在解放前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文章，为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有这些，无论对于逝者或生者，都是值得欣慰的。
近年来，老舍作品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和深入。一九八O年九、十月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到西德、法国和瑞士演出《茶馆》，受到了欧洲观众的欢迎和称赞。在演出期间，西欧的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上百篇评论，对《茶馆》给予很高的评价，盛赞它是“远东戏剧的奇迹”、“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西德《曼海姆晨报》的一篇评论说，“专家们认为《茶馆》是现代中国戏剧作品最有力的见证”，应当把“作者老舍列入世界文豪之林”（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瑞士《苏黎世日报》称赞《茶馆》“不愧为一流的中国戏剧作品，它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法兰克福报》说：“老舍用几笔勾划出一个人物，象闪光灯似地准确捕捉典型人物性格的本领是惊人的。”（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法国奥尔良的《共和国中报》认为，《茶馆》丢掉的是干巴巴的说教，“它却得到了现实主义，或者说真理”（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这次演出，不仅使西欧各国人民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了解了作家老舍的创作成就和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而且促进了欧洲观众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正如西德《莱茵邮报》所说：“这个演出既有艺术欣赏上的意义，也有国际政治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加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及其历史。”（注：转引自周瑞祥：《〈茶馆〉访欧演出散记》，《人民戏剧》1980年第12期。）近年来，国外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老舍作品的国家有日本、朝鲜、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法国、西德、东德、波兰、瑞典、英国、越南等。被介绍给世界各国读者的老舍作品有二十多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小坡的生日》、《文博士》、《牛天赐传》、《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剧作《茶馆》、《龙须沟》、《方珍珠》、《西望长安》、《春华秋实》、《全家福》等。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多篇。翻译老舍作品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学研社”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出版十卷本的《老舍小说全集》，规模之宏大，在老舍作品的外文出版中，是空前的。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老舍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趋势，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仅此足可见出，老舍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读者，在世界上也是广泛的。作为一个作家，老舍以他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老舍贡献给人类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将是不朽的。
老舍的艺术永存！
老舍的精神永存！
1981年2月——1983年2月宣化——石家庄
老舍年表简编（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一八九九年
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舒姓的贫寒家庭，满族。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母亲马氏，也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家住在北京土城外去大钟寺路上的一个小村落里，属正黄旗。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因为他降生的第二天（2月4日）正当“立春”，家里人为吉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庆春”，含有庆祝春天来临的意思。老舍是他的笔名。
老舍的笔名还有：洁予、洁青、舍、非我、鸿来等。这些笔名，并不经常使用，只在早期创作和译著中偶然用一下。
一九○○年（一岁）
8月，八国联军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西安。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老舍父亲舒永寿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
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岁至五岁）
老舍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排行，他是老四。据老舍回忆：父亲死时，“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家境十分困窘。为一家人的衣食温饱，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她还曾在小学校做过佣工。贫苦的家庭生活，全靠母亲独立撑持。
一九○五年（六岁）
进私塾读书。
一九○九年（十岁）
入北京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市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编入三年级。这时，他与罗莘田（罗常培）同学。据罗常培《我与老舍》中记述：老舍当时是“一个小秃，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在这所小学学习不久，因学校改为女学，遂转入南草厂第十四小学。
一九一一年（十二岁）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一九一二年（十三岁）
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西城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学；在这里，他同罗莘田（罗常培）又聚在一起。他与罗常培的友谊，持续到解放后罗常培逝世。在第三中学读到半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得已退学。
本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的统治自此开始。
一九一三年（十四岁）
夏，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在本科第一部第四班学习，学制为五年。
一九一七年（十八岁）
11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一九一八年（十九岁）
6月，北京师范学校毕业。
在校学习期间，由于校长方还（唯一）和国文教员宗子威（词学家）等先生提倡，老舍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并学习用文言文写作诗和散文。他聪敏、好学、勤奋，受到方还先生器重。
毕业后，被派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地址在内城左区方家胡同（现为方家胡同小学）。
一九一九年（二十岁）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老舍因在小学校长任上，未能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是，新的革命潮流，启示了他的思想；文学革命使他感到狂喜。他开始以白话写作文章。
下半年，受京师学务局委派，老舍曾同荣英、刘耀增等小学校长一起，短期赴江苏省考察教育。
一九二○年（二十一岁）
9月30日，老舍被京师学务局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
又，老舍除任劝学员职务外，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间，还曾先后兼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等社会职务。在此期间，他还与北京缸瓦市福音堂，有过较多联系，帮助福音堂做过一些社会服务工作。
一九二一年（二十二岁）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一九二二年（二十三岁）
9月，因为看不惯学界的黑暗，老舍愤然辞去劝学员职务。不久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语文。
12月，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宝广林原著）在《生命》月刊3卷4期发表，署名舒舍予。
本年，老舍加入基督教，受洗礼。
一九二三年（二十四岁）
1月，短篇习作《小铃儿》发表于《南开季刊》2、3合期。
2月底或3月初，自天津返回北京后，在北长街教育会当文书，同时兼任北京第一中学国文教员，并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九二四年（二十五岁）
夏，赴英国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教员。由于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开始写作长篇小说。
一九二六年（二十七岁）
7月，《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7号开始连载，到第17卷第12号载完。初，署名舒庆春；自第8号起，改用老舍的署名。以后，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均署名老舍。
又，本月1日，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誓师北伐。两湖方面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进军中节节胜利，10月攻下武昌。老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一九二七年（二十八岁）
2月，《赵子曰》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3号开始连载，第8号、第10号、第11号续载完。
本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从此，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
一九二八年（二十九岁）
1月，《老张的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
4月，《赵子曰》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
本年至一九二九年，大量阅读近代欧美小说作家的作品。狄更斯、康拉德、福楼拜、莫泊桑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给予他的创作思想以深刻影响。
一九二九年（三十岁）
5月，《二马》在《小说月报》20卷5号开始连载，到20卷12号续完。
6月一8月，结束东方学院工作，接着离开伦敦，到欧洲几个国家旅游，先后到过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
9月，想取道新加坡回国，因为路费不足，加之想一睹南洋风光，决定在新加坡做短期居留。经人介绍到当地华侨中学任语文教师，约半年。同时，开始写作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一九三○年（三十一岁）
春，辞去新加坡华侨中学教职，回国。途经上海，在郑振铎家小住，同时续写完《小坡的生日》。不久，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
夏，赴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讲授《文学概论》等课程。同时，参加《齐大月刊》（后改为《齐大季刊》）的编辑工作。
10月，《论创作》发表于《齐大月刊》第1卷1期，署名舍予；《一些印象》同时在《齐大月刊》第1卷1期开始连载，到1卷8期续载完。
初到济南齐鲁大学，即关注一九二八年发生在这里的“五三惨案”，并着手搜集有关材料。约半年后，开始写作《大明湖》。
又，《文学概论讲义》在本年内编成，由齐鲁大学出版，凡十五讲，线平装本。
一九三一年（三十二岁）
1月，《小坡的生日》在《小说月报》22卷1号开始连载，到22卷4号续载完。
2月，《论文学的形式》发表于《齐大月刊》1卷4期，署名舍予。
4月，《二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
8月，《略论文学的语言》发表于《文坛》7期。
9月，《夏之一周间》发表于《现代》5期。
本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
10月，《五九》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1期；同期发表的还有《小说里的景物》。
11月，《讨论》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2期，署名舍予。
12月，《日本兵撤了》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8期，署名舍予。
《但丁》，丘奇著，舍予译，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3期，至6期续载完。
本年夏，与胡洁青在北京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济南。
一九三二年（三十三岁）
1月28日，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击中，《大明湖》原稿被焚，未能出版。
2月，东北全境沦陷。
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伪“满洲国”成立。
13日，《空城记》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8月，《猫城记》在《现代》1卷4期开始连载到2卷6期续载完。
11月，《臧克家的〈烙印〉》发表于《文学》10卷5号。
《祭子路岳母文》发表于《论语》4期。
12月，《救国难歌》发表于《论语》6期。《文学与作家》发表于《齐大季刊》1期。
《济南来电·慢电代邮》发表于《论语》7期。
一九三三年（三十四岁）
1月1日—4日，《热包子》发表于天津《益世报·语林》。25日，《教授》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又，本月《爱的小鬼》发表于《文艺月刊》3卷3期。
《新年的梦想——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0卷1号。
2月20日，《长期抵抗》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又，本月，《慢电代邮》发表于《论语》第10期，署名舍。
《当幽默变成油抹》发表于《论语》第11期。
3月25日，《真正的学校日刊》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同盟》发表于《文艺月刊》3卷9期。
4月，《天下太平》发表于《论语》14期。
5月，《致富神咒》、《不远千里而来》发表于《论语》16期。
《马裤先生》发表于《青年界》3卷3期。
6月，《文艺中理智的价值》发表于《齐大季刊》第2期，署名舍予。
7月，《大悲寺外》发表于《文艺月刊》4卷1期。
8月9日，《希望》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24日，《辞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吃莲花的》发表于《论语》第23期。
又，长篇小说《离婚》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
《猫城记》由现代书局初版印行。
9月15日，《励友人书》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买彩票》发表于《论语》第24期。
又，《贺论语周岁》发表于《论语》第25期。
10月13日，《写信》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痰迷新格》发表于《论语》第27期。
又，《歪毛儿》发表于《文艺月刊》4卷4期。
《开市大吉》发表于《矛盾》2卷2期。
11月30日，《打倒近视》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有声电影》发表于《论语》29期。
12月，《科学救命》发表于《论语》第30期。
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
1月1日，《新年的二重性格》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本月，《也是三角》发表于《文艺月刊》5卷1期。
《铁牛与病鸭》发表于《文学》2卷1期。
《黑白李》发表于《文学季刊》创刊号。
《眼镜》发表于《青年界》5卷1期。
《特大的新年》发表于《论语》32期。
《新年醉话》发表于《矛盾》2卷5期。
《个人计划》发表于《东方杂志》31卷1号。
《抬头见喜》发表于《良友画报》84期。
《自传难写》发表于《大众画报》3期。
2月，《大发议论》发表于《论语》35期。
《观画集》发表于《青年界》5卷2期。
本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中央党部下令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4月，《老舍幽默诗文集序》发表于《论语》38期。
《牺牲》发表于《文学》2卷4期。
本月，《老舍幽默诗文集》由时代图书公司初版印行，内收诗与杂文35篇，另有序文一篇。收入本书的诗文有：《救国难歌》、《恋歌》、《长期抵抗》、《致富神咒》、《贺论语周岁》、《痰迷新格》、《勉“舍”弟“舍”妹》、《国难中的重阳（千佛山）》、《教授》、《希望》、《祭子路岳母文》、《一天》、《昼寝的风潮》、《当幽默变成油抹》、《天下太平》、《不远千里而来》、《吃莲花的》、《买彩票》、《有声电影》、《科学救命》、《特大的新年》、《讨论》、《新年的二重性格》、《自传难写》、《一九三四年计划》、《记懒人》、《狗之晨》、《新年醉话》、《抬头见喜》、《写信》、《辞工》、《不食而劳》、《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到了济南》、《大发议论》。
5月，《柳屯的》发表于《东方杂志》30卷10号。
《抓药》发表于《现代》5卷1期。
6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对进步文化采取禁锢和镇压的反动政策。
7月，《小病》发表于《人间世》7期。
《考而不死是为神》发表于《论语》44期。
《〈牛天赐〉广告》发表于《论语》45期。
《小坡的生日》由生活书店初版印行。
又，本月中旬，辞去齐鲁大学教职。
8月，《生灭》发表于《文学》3卷2期。
《避暑》发表于《论语》46期。
《头一天》发表于《良友画报》92期。
本月19日，动身去上海。
9月，应青岛山东大学聘请，到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曾先后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高级作文》（即《小说创作》）等课程。业余时间仍从事创作。
本月，《鬼曲》发表于《现代》5卷5期。
《暑中杂谈两则》发表于《论语》48期。
《习惯》发表于《人间世》11期。
又，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开始在《论语》49期连载，到74期续载完（中间61期、68期未续载）。
短篇小说集《赶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内收短篇小说十五篇：《五九》、《爱的小鬼》、《同盟》、《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与病鸭》、《也是三角》。
10月，《取钱》发表于《论语》50期。
《上任》发表于《文学》3卷4期。
《还想着它》发表于《大众画报》12期。
本月，因挚友白涤洲病危，曾短期赴京。白涤洲之死，加之不能从事专门写作，以及政治上的日趋黑暗、民族危急的深重，给予老舍创作以极深刻的影响。
11月，《沈二哥加了薪水》发表于《现代》6卷1期。
12月，《写字》发表于《论语》55期。
《哭白涤洲》发表于《人间世》17期。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发表于《刁斗》1卷4期。
《读书》发表于《太白》1卷7期。
一九三五年（三十六岁）
1月，《裕兴池里》发表于《东方杂志》32卷1号。
3月6日，《又是一年芳草绿》发表于《益世报》。
又，本月《小动物们》发表于《人间世》24期。
《有钱最好》发表于《论语》60期。
4月，《月牙儿》发表于《国闻周报》12卷12期到14期。
《老字号》发表于《新文学》1卷创刊号。
《邻居们》发表于《水星》2卷1期。
《善人》发表于《新小说》1卷3期。
《创造病》发表于《文饭小品》3期。
《谈教育》发表于《论语》62期。
《小动物们（鸽）续》发表于《人间世》26期。
5月，《阳光》发表于《文学》4卷5号。
6月，《樱海集·序》发表于《论语》67期。
7月，老舍向来青岛避暑的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刊物定名为《避暑录话》，系青岛《民报》附刊，每周一期。特邀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还有老舍自己。刊物第一期刊出于7月14日。
本月，《西红柿》、《再谈西红柿》、《暑避》发表于《避暑录话》第1期、2期、3期。
8月，《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发表于《避暑录话》5期、6期、7期。
《青岛与我》发表于《论语》70期。
《樱海集》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内收短篇小说十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人》、《邻居们》、《月牙儿》、《阳光》。
9月，《丁》、《完了》、《诗三律》发表于《避暑录话》8期、10期。
本月15日，《避暑录话》终刊。22日，《断魂枪》发表于天津《大公报》。
又，本月《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发表于《宇宙风》1期。
10月，《新时代的旧悲剧》发表于《文学》5卷4号。
《我怎样写〈赵子曰〉》发表于《宇宙风》2期。
《我怎样写〈二马〉》发表于《宇宙风》3期。
11月，《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发表于《宇宙风》4期。
《我怎样写〈大明湖〉》发表于《宇宙风》5期。
《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发表于《文学时代》创刊号。
12月，《我怎样写〈离婚〉》发表于《宇宙风》7期。
本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
山东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影响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成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三十七岁）
1月，《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发表于《宇宙风》8期。
3月，《新韩穆烈德》发表于《国闻周报》13卷10期。
《天书代存序》发表于《宇宙风》13期。
《牛天赐传》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
6月，《想北平》发表于《宇宙风》19期。
《我的暑假》发表于《青年界》10卷1号。
7月，《新爱弥耳》发表于《文学》7卷1号。
《鬼与狐》发表于《论语》91期。
8月，《我怎样写〈牛天赐传〉》发表于《宇宙风》22期。
《谈幽默》发表于《宇宙风》23期。
《景物的描写》发表于《宇宙风》24期。
《婆婆话》发表于《中流》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