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哲学》最初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七卷第七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续完；一九二八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赵子曰》也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八卷第三号（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以后第八号、第十号续载，至第十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续完；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连续出版，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上曾经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九二八年十月《时事新报》上曾经刊出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
《赵子曰》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学生的生活。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写北平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把赵子日等几个人的个性活活的浮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很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注：转引自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朱自清文集·二》。）
这自然是恰当而又公允的“评价”，它虽然是“广告”，然而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及风格特色都给予了要言不繁的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上的消息及两部作品的影响，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应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短篇小说创作，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为代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长篇小说创作却还没有几部思想上、艺术上都很坚实的力作。长篇小说创作还需要经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正是发表于这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初创期”。这两部作品以新鲜的题材为现代长篇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生面，以俗白而又精炼的北京方言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以显示着独特风格的讽刺和幽默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尽管这两部作品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点，但它们在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老张的哲学》
《老张的哲学》的内容涉及到广阔的生活领域，作品以恶棍、高利贷者“老张”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为线索，相当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前后北京普通市民在黑暗势力迫害下艰苦挣扎终不能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这个作品还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当时北京学界的黑暗。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北洋军阀野蛮统治的愤慨以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以讽刺的笔调揭露北京教育界的黑暗，这同他来伦敦前曾经从事过一段教育工作有直接关系。老舍说：“‘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这么方便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作者对学界黑暗的揭露是同对“老张”的形象的刻划结合在一起的。老张是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校长，同时兼任杂货铺的老板和衙门里挂名巡击，他还是一个高利贷者。因为他的这种奇怪的身份，人们对他的称呼颇不一致：“村里的穷人都呼他为‘先生’”，“富些的人都呼他为‘掌柜的’，因为他们日用的油盐酱醋之类，不便入城去买，多是照顾老张的。”“德胜汛衙门里的人，有的呼他为‘老爷’，有的叫他‘老张’，那要看地位的高低；因为老张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称呼虽然不同，而老张确乎是镇里——二郎镇——一个重要人物！”老张办学堂是名，而经商是实。他开着一个杂货铺，上自鸦片，下至葱蒜，一应俱全。学生一切用品点心都不准到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名义上是“在增加学生爱校之心”；同时，不准学生出去说他卖鸦片，据他说，他只是在附近烟馆被官厅封禁之后，作暂时接济，并不愿永远售卖烟土。他办学堂的目的如此，就难怪他根本不讲新课本，而仍然以《三字经》、《百家姓》为教学内容了。他是这样的恬不知耻，当学务大人南飞生来“察学”时，竟高谈阔论教育事业，学务大人夸赞他“外国地名”很熟，他答以“不瞒先生说，那些洋字是跟我一个盟兄学的。他在东交民巷作六国翻译。据他说，念外国字只要把平仄念调了，准保没错。”学务大人竟以“那个入过学堂的不晓得中西文是一理”对答，两个人同属欺人之徒，却又都假装正经。学务大人南飞生对老张的指示是讲台不能砌在西边，“那是‘白虎台’，主妨克学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能这样办呢！”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活画出上自学务大人，下至学堂校长一班人等不学无术、欺上压下、营私舞弊、贻误学生的可恶、可笑、可耻的嘴脸。
老张的“哲学”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此之谓‘三位一体’；此之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他放高利贷，以非法的手段积累金钱，视钱如命，他对待债户折债卖给他的老婆，从不许吃饱，饿了只许喝水，按他的说法：“少吃饭，多喝水，夜间永远不做梦，既省钱，又省梦！”他极为贪婪，到孙八家吃饭，“照沙漠中的骆驼贮水一般，打算吃下一个礼拜的”，他奉行的生活信条是“猪肉贵而羊肉贱则回，猪羊肉都贵则佛，请客之时则耶。”他利用金钱去攫取他想得到的一切，甚至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然而他并不觉得罪孽深重。他认为：“花钱买姑娘，那比打死一个偷吃半块豆腐干的童养媳妇慈善多了，多得多！买了再卖，卖了再买，买了打死，死了一个再买两个，没人管！孙守备要管？好！拿钱来！”他发现“有钱无势力，是三条腿的牛”，于是他又往政界爬，居然爬到北郊自治会长的位置，最后被做师长的盟兄向北京政府保荐，作了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如果说，开头写小学教育的腐败，还限于一个具体的学堂，那么写老张这个无赖、恶棍、高利贷者、市侩青云直上居然升任某省教育厅长，这就不再是一个局部，而是从整体上概括了学界的乌烟瘴气。同时，从老张的发迹史入手，也暴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政治的黑暗和旧衙门的腐朽。
老舍出身贫寒，他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贫苦市民中间，这是他的不幸。然而，当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从事写作的时候，这些生活积累却使他享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后来不少小说作品大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的生活。《老张的哲学》不单揭露了学界的黑暗，作者还把笔触深入到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的角角落落，展示了这些“小人物”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悲苦处境。他们有挣扎，有抗争，也有不得已的忍从。
王德与李静的爱情故事写得凄恻动人。李老人是这个爱情故事中的重要角色。王德、李静、李老人，都是受到命运拨弄、哀哀无告的处于困窘中的市民。李老人本来是一个“下野”的小官吏，仅仅因为希望自食其力经营小买卖向老张借了三百块钱，这就一头跌进老张布下的罗网。在老张的暗算下，李老人不仅赔光了本钱，小买卖也倒给伙计王五，凭空背上老张的阎王债。因为欠老张的债，也就不得不听凭老张的摆布。老张把魔爪伸向他的侄女李静，要强索李静为妾。李老人素来以狷介正直自许，借钱不还，他觉得“对不起老张”，然而以侄女抵债，又觉得近于“畜生”。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情中，决心以自己一死相抵，这样不仅可以保住侄女李静不受老张的蹂躏，又可以成全她同王德的婚姻。在李老人看来，“子女是应当享受子女的生命的，不是为老人活着”。当老张带来“两个穿土色军衣的兵”，威逼李老人“不送钱，送侄女，两样全不做，当时把你送到监狱里去”时，李老人严词拒绝老张的横蛮无理的要挟，表现出凛然的正气。他虽为退职的小官吏，却葆有一颗善良的心。李静固然向往着未来的幸福，却又不忍看着相依为命的叔叔为自己白白送掉性命。她决心俯就老张以保住叔叔平静的晚年。这是一个悲剧。最后由于王德大闹婚堂和孙守备的干涉，李静才得以逃脱老张的魔掌。结局是李老人抑郁而死，李静也在悲伤中夭亡。
作品在描述李静痛苦挣扎，企图逃脱厄运而终于失败的过程中，还表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观念、习俗，如何构成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然而确实存在的天罗地网，同黑暗势力一起扼杀了李静的充满活力的青春的生命。在这些章节，作者的描写细致而真切，虽偶有夸张，但基本上是冷静的刻划，显示着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李静的姑母是作为一个饱受封建道德浸染，以过分的热心把李静推向死亡边缘的角色出场的。作品并未把她描绘为一个故意为非作歹的恶人，相反，倒是充分地展示出她做为长辈对晚辈的体贴和关照。她从善良的动机出发，把侄女往火坑里推，却又毫不自觉。这是又一种悲剧。如果说，恶棍老张索债讹人是造成李静等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那么封建家法的毒害则是造成李静等悲剧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只是这个原因不易被人察觉罢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姑母对李静的慈爱和陈腐的说教成全了老张的“歹念”。作品这样描述姑母：她的面貌、身材、服装，那一样也不比别人新奇；把她放在普通中国妇女里，叫你无从分别哪是她，哪是别人。她是这样平常。“她也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这种为祖宗守法的精神是渗透于她的血肉之中的，是从祖辈传下来的。她对李静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公公婆婆也不是对我不好，他们对儿媳妇不能不立规矩。”她同自己的兄弟李老人说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要是小人们能办自己的事，那么咱们这群老的是干吗的？我是个无儿无女的老绝户，可是我不跟绝户学。我爱我侄女和亲生的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她自己毁了！我就不许她有什么心目中人，那不成一句话！”李静对于姑母的这套家法和封建习俗，不敢违拗，她有所追求，然而软弱，，不敢挣脱封建伦理道德加给她的束缚。她所以不随王德出走，是因为“与其入张氏地狱（在第十八层地狱的西南边）受老张一个人的虐待，还比社会上人人的指骂强。”当她坐车去庆和饭庄拜堂时，作者为我们点染几笔街上琐闻：一个秃着脑瓢，带着一张马尾发网的老妇人点头称赞：“女学生居然听姑母的话嫁人，是个可疼的孩子！”一个小媳妇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说：“看看人家！大马车坐着！跟人家学！”等等。在看似闲笔中寄寓了作者的针砭：这种远祖传下来的，而且还将传下去的封建习俗和传统观念，不单禁锢了李静的心灵，也使姑母一类人帮同恶人作恶而又心安理得、振振有词。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恶霸老张在吞吃李静这些少女的青春，还有姑母、街上的看客一流人在七手八脚地把李静她们往死路上拖。老舍对这种景况，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本书第二十八章，关于新年一节，有如下一段话：
新年！难道不是？
快乐！为什么不？
贺年！谁敢不去？
“！”对了！“？”自寻苦恼！
没告诉你世界就是那么一团乱气吗？
蜗牛负着笨重的硬壳，负着！
傻象（其实心里不傻）插着长而粗的牙，插着！
人们扛着沉而旧的社会，扛着！
热了脱去大衫，冷了穿上棉袍，比蜗牛冬夏常青穿着灰色小盖聪明多了！
社会变成蜗牛壳一样，生命也许更稳固。夏天露出小犄角，冬天去蛰宿，难道不舒服？
一时半刻那能变成蜗牛，那么，等着吧！
僵死的社会，迟滞的生活，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伦理道德、风习、心理，虽经“五四”运动的冲击，然而在市民意识深处，仍然是万古不变的老规矩，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也许，这里表现着作家的悲观，却也是大部分的真实。李静生于斯，长于斯，这种环境也就为她准备了悲剧的结局。“花谢花开，花丛中彼此不知道谁开谁谢！风，雨，花，鸟，还鼓励着世界的灿烂之梦，谁知道又少了一朵鲜美的花！她死了！”王德在大闹婚堂之后，大病一场，终于就范于家长给指引的生活之路，同一个不相识的姑娘结了婚。这其实也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李应同龙凤姑娘的恋爱，由于老张的机谋权诈，也遭到破坏，龙凤随父亲龙树古逃债远走奉天，开始还想等着李应，后来迫于环境，也下嫁给富人子弟。事实上，也以悲剧告终。固然，老张是两对青年男女爱情离散的罪魁，但是传统的封建意识、传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形的桎梏。对付老张可以采取公开的抵抗或远走他乡的办法，而对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的重压，却即使走到海角天涯也难于逃脱。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品反封建主题的深刻性。这在当时无疑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作品还接触到市民中的其它阶层，比如车夫、警察、听差、小商人等，虽笔墨寥寥，仅一二细节，却也写得生动逼真。赵四是老舍笔下最早出现的洋车夫，后来这个职业的人物反复出现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作品以简洁的笔触介绍赵四的身世，他“在变成洋车夫以前，也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后来他沦为洋车夫，受尽人们的白眼和冷漠。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有钱便是好汉，没钱的便是土匪，由富而贫的便是由好汉而土匪。”在赵四的感叹里，说尽了旧社会的是非颠倒、世态炎凉。作品在写到这些普通市民时，对于他们的世故、愚钝、麻木，有温婉的讽刺；对于他们辗转于困苦的境遇中挣扎求生的景况，又饱含同情。
综上所述，《老张的哲学》在题材上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把普通市民的生活引入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容，在人物刻划上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塑造了老张、南飞生这样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无疑都是老舍对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也应该看到，作家思想上的局限也给小说的主题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小说的结局，恶势力飞黄腾达，“小人物”们无端被吞噬，这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其次，处理李老人、李静、王德同老张的尖锐矛盾，由孙守备出面从中斡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事理上都象是从天上掉下的“救星”。孙守备原本是来阻止孙八与龙凤姑娘婚礼的，结果错中错，适逢王德大闹婚堂，于是仗义执言，阻止了老张强娶李静的婚事，并以一千多块钱解囊相助为李静解脱了危难，为李老人摆脱了困境。这种处理方式使孙守备成了人道的化身。当然，作品的最后结局并未由于孙守备的干预而有所改变，说明作家还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锋芒。老舍后来在检视自己早期长篇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赵子曰》
老舍动手写作《赵子曰》，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初。这时候国内的时局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国共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伐的准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老舍虽然远离祖国，远离革命的漩涡，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国内人们高涨的革命情绪同样对他发生了积极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也反映在他的第二个长篇《赵子曰》的创作上。朱自清先生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老舍先生写李景纯，始终是严肃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的理想的光辉。”如果说，《老张的哲学》只有绝望，那么《赵子曰》便有了希望，这种情况，“或许与我们时代有关，书中有好几处说到革命，可为佐证。在这一点上，赵子日的力量，胜过老张的哲学。”（注：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赵子曰》中，对天台公寓学生生活的描绘占去了不少篇幅，但从结构上看，贯穿全书的若隐若现的王女士的遭遇才是情节的支架。围绕着对王女士的不同态度，天台公寓的大学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在这种对立和矛盾中，作品为我们勾画了几种类型的大学生的精神特征。
在王女士个人悲苦的经历中清晰地显现出洋场恶少欧阳天风的卑劣面影。如果说，《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在性格上既有腐朽的封建意识的投影（这是主要的），又夹杂有半殖民地化的色彩，那么，欧阳天风的性格则主要是二十世纪“西洋文明”造就的怪胎。他寡廉鲜耻，心毒手狠，又装出风度翩翩的样子，名为大学生，实为衣冠禽兽。他玷污王女士，之后又企图“卖”掉她；他甚至想假赌场妓院的密友贺金山的父亲京畿守卫司令贺占元之手杀死张教授。他钻营于反动的政界，同军阀势力明来暗往，这使他的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其实是黑暗势力的“洋式”鹰犬，靠残害无辜养活自己。
作品还以悲悯的感情描述了赵子曰、莫大年、武端这样一些善良的、可笑的、糊涂的年轻人从沉迷到觉醒的历程，特别是赵子曰从“混世”到“救世”的觉醒历程。在这种描述中就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这是《赵子曰》在整体构思上同《老张的哲学》不同的地方之一。
赵子曰的性格有一点阿Q的影子。他在名正大学读书。他学过哲学、文学、化学、社会学、植物学，每科三个月；不要文凭，不要学位，“只是为学问而求学”。他打牌、票戏、喝酒、下馆子，每月至少给他父母写两封信催促汇款。考试结果的揭示把别人的姓名都念完，才找到“赵子曰”三个墨饱神足的大字，他有点不高兴，但又照着镜子勉励自己：“倒着念不是第一吗？”于是那一点不高兴也就雪花似的消融了。他好虚荣而又糊涂，听到别人捧场，就忘乎所以。欧阳天风看准他这个弱点，或以美言谀词投其所好，或以介绍情人拖他下水。赵子曰就在这样的奉承下昏天黑地的混闹一番，他参加学潮，捆校长、打教员，不过是“为博别人的一笑，叫别人一伸大拇指，他并没有和人决斗的勇气。”他总是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中，并不知道应当如何立身处世。他“找老人去问，老人撅着胡子告诉他：‘忠孝两全，才是好汉。’找新人去求教，新人物说：‘穿上洋服充洋人’！”他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闭着眼瞎混”，一时找不到“光明之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混闹”，这就是一切，并以为是“革命”。这是当时不少标榜为“新人物”的青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赵子曰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而已。老舍对于这一类人多所讽刺，这在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赵子曰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有可爱的一方面。他是一个站在歧路上的“迷羊”，善良、富于正义感，又有些怯弱。他的“心好”。他曾经在天津试图搭救沦落风尘、被一个退职的奉系军官凌辱的谭玉娥，就是一个证明。当他不觉醒的时候可以听任欧阳天风牵着鼻子走向邪恶；当他听了正直、进步的青年李景纯的开导以后，又有心向善。特别是当他发现欧阳天风企图拐骗、伤害他曾经一度钟情的王女士时，他看清了欧阳天风的为人；看到李景纯为救助王女士和张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作品结尾时，赵子曰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再是过去的昏天黑地胡混的阔少，也不再是听两句恭维话就飘然欲仙的可笑的“名士”，更不是美丑莫辨的蠢人了。李景纯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悲惨结局拨开了他的眼睛，欧阳天风勾结军阀杀人的狠毒无耻使他懂得了剪除军阀及其帮凶的刻不容缓。他对武端说：“几时有机会，再把他（李景纯）埋在公众的处所，立碑纪念他，他便是历史上的一朵鲜花，他的香味永远吹入有志的青年心里去。老武！这是你的责任！你办完了这件事，是愿和军阀硬干呀，还是埋首去求学，在你自己决定。这是老李指给我们的两条路，我们既有心收他的尸身，就应当履行他的教训——”赵子曰的出路如何？作品并未回答，但他已经觉醒则是无疑义的。
李景纯的形象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身上寄托着老舍的理想。他象是射进黑暗王国的一束光辉，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塑造积极的、肯定的青年形象，这是《赵子曰》的突出成就之一，也是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老张的哲学》的地方。作品告诉我们，李景纯不是富家子弟。他同赵子曰等一样也在名正大学读书，也住在天台公寓，但他绝不同赵子曰一伙人在一起胡混。他学习刻苦，春节也不回家，“他们母子彼此明白，亲爱，所以他们母子决定不在新年见面。”他重实际而鄙弃空谈。他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怀抱救国救民的宏图大愿，但他对“新人物”的混闹又不以为然，他主张切实的作事。因为这样，他不主张“打校长”，并曾力劝赵子曰也不要这样做。在人们夸赞赵子曰捆校长是“志士”“英雄”的声浪中，独他“淡而不厌的未曾夸奖过他一句”，因此他被认为“是个不懂新潮流的废物”。其实他自有主张，他认为：“打算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设若指着吹气冒烟，脑子里空空如也，而一个劲说革命，那和小脚娘想到运动会赛跑一样，无望，梦想！”他劝过赵子曰，希望他回家开办农场；也劝过莫大年，莫大年后来进银行做了职员。他心怀博爱，又有明确的是非，在关键时刻冷峻而又果决。他不愿意把精力花在恋爱上，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设若国已不国，就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也不过是一对会恋爱的亡国奴；难道因为我们明白恋爱，外国人，军阀们，就高抬贵手不残害我们了吗？”这种认识同那些在“情天恨海”中虚掷青春的年轻人比较，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他对于危害祖国利益的行为嫉之如仇。当他知道武端做了市政局建筑科委员，他们要拆天坛卖给外国人从中渔利的消息后，他对赵子曰指出武端等人的作法是一种卖国的可耻行为，希望赵子曰以朋友的名义制止这种胡作非为；如果武端不听，那么就“杀！杀一个，别的人立刻打退堂鼓；中国的坏人什么也不怕，只怕死！为保存天坛杀了我们的朋友，讲不来，谁叫公私不能两全呢！”他认为在帝国主义任意践踏我们祖国的时候，“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武端后来在李景纯“杀身取义”行为感召下，有所悔悟。
李景纯又是一个为正义不怕赴汤蹈火、敢于献身的志士。他对于孤苦无告的王女士给予兄长般的关心和照顾。欧阳天风的酒肉知己贺金山的爸爸贺占元由大名镇守使任上调来北京，任京畿守卫司令，欧阳天风依恃军阀的威势恫吓王女士，并扬言若不依从便叫贺司令杀张教授。在危急情况下，李景纯铤而走险，决心暗杀贺司令以剪除民害，不幸事败，被囚禁狱中，旋即被枪杀。他这样做有清醒、明确的认识：
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救民，一是杀军阀；——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军阀们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状况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军阀就是虎狼，是毒虫，我不能和野兽毒虫讲人道！
李景纯的死是悲壮的。他于弥天的黑暗之中瞩望遥远的曙光，心甘情愿为促使“曙光”早来而死。他的信念是“黑暗时代到了！没有黑暗怎能得到曙光！”老舍对李景纯是以赞美和肯定的笔触加以刻划的。就个人品质讲，李景纯几无瑕疵，他温厚、善良、感情真挚、笃于学问，但对军阀、恶人，他又是冷若冰霜、冰炭不能相容的。他自知必死，毫不顾念自身，只是遗恨未能打死贺司令。
《赵子曰》在内容上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倾向以及热切地希望青年以实际作为报效祖国的思想，都表现着老舍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就主题的积极和正面人物的力量而言，较之《老张的哲学》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当然，这个作品也有缺点。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的描写，作者只选取了一个消极的侧面，又只着意于“严重而混乱的场面”，这样就不能给读者以全面的、准确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印象；作者借李景纯之口对学生运动中的消极面的批评，指出不应只徒托空言，而应实做，这未必不是苦口良药，但因此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当时某些糊涂观念。茅盾有很恰当的评价，谈到这个作品的成就和不足，他说：
《赵子曰》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文坛上正掀起了暴风雨一般的新运动，那时候，从热蒸蒸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然而，不论如何，《赵子日》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老舍先生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注：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1944年9月出版。）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得失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长篇小说的处女作。这个作品显示着作者掩抑不住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表现着艺术上的不够成熟。
在结构上，作者试图把中国传统小说的技法同欧洲现代小说的技法熔为一炉，但由于初创，这种结合并不是十分自然和谐的。作品的开头以概括叙述的方式介绍主人公老张，类如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楔子”，然后各章依次展开对人物的描述，结尾则大体上对书中主要人物均有所交代，做到有头有尾，首尾相顾。中间部分，作者借鉴欧洲小说的技法，主要是狄更斯某些小说结构上的技法，做多种头绪的展开，以扩展作品的容量。统观全书，它的情节线索是两个，李老人、李静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是一条线索，龙树古、龙凤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为又一条线索，前者为主，后者为副，纵横交织，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的图画。这本来是很严密的构思，但中间又插入王德在报馆做校对、记者一条线索，引出蓝小山，而在结尾处又扔掉这条线索，来也突兀，去也突兀。这种头绪过分繁多的情形，固然一方面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但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散钱无串”的样子。对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说：“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他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的结构比《老张的哲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全书以王女士的遭遇为中心线索，她在书的开头并未露面，但人们都谈到她，她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书各种人物关系的支撑点，设若没有了她，人物关系就无所依凭。作者的艺术匠心还表现在：虽然人们都提到她，却谁也没有说破其中隐情，谁也没有说清她是什么样的人，这就为全书构成了一个悬念，直到最后一章，由她给李景纯的信里，自道身世，读者才恍然大悟，于是以前若隐若现、闪烁不定的蛛丝马迹才一一有了着落。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如果就每一章说，其中也还有一些可有可无的赘笔。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这两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老舍是以讽刺和幽默而独标文坛的。
在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是古已有之的；《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都属于讽刺小说之列。《儒林外史》的讽刺“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虽本于《儒林外史》，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艺术上走入末流。“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讽刺小说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出现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是新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朱自清认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与“谴责小说”不同的地方，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在这一点上，又有些象《阿Q正传》。（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这些意见，指出了老舍艺术上的继承关系，无疑是很精到的。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作品中的“讽刺的情调”的造成，既有对前人、同时代作家讽刺艺术的借鉴，也有他自己的创造。他的讽刺和幽默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是这样描述老张的肖像的：
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当兵的尺寸。不但身量这么适当，而且腰板直挺，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脊椎动物”。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说，主多材多艺。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尺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这种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对象的某些特征，往往经过了某些廓大或变形，结果就显示了其中的不匀调或丑陋的因素，造成一种近于怪诞的印象；描述之中，夹以主观的、近于戏谑的讥评，透露着作者褒贬的感情色彩。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或者是温婉的嘲讽，或者是辛辣的讥评，或者是毁灭性的暴露。庄重的笔墨下面隐含着嬉笑怒骂的内容，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流露着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辞气浮露，不够蕴藉，影响了讽刺的感染力。对于这一点作家早有所察觉。他说：“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如果讽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读者深思，或者一味夸张而使读者产生疑窦，不能算做好的讽刺。小说中写老张为节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选择沿护城河的路走，以便边走边喝，即是夸张失度之一例。夸张而不过火，幽默力避油滑，这在老舍前两部作品中还是未能解决好的一个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