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无痛苦地描述了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歧视和侮慢。这种民族歧视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的。他们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种身处异邦遭人侮慢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作家由激愤转入紧张的探索：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胜任的，他只能从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入手，尽可能提出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改造国民精神入手，因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那还有什么希望！探索救中国的道路，这是当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二马》中，老舍想以比较的方法探求我们古老民族的民族性的落后面如何阻滞了中国的发展。他的这种探索尽管还不能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一些重大的问题。
从探索“国民性”的角度，老舍特别着重地解剖了以马则仁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人们的精神状态。
马则仁的形象是衰朽的民族的一个代表。作者从马则仁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思考问题的习惯等方面，细致地刻划了马则仁的性格，画出了我们民族中或一种已经老化了的灵魂。
他衰朽，却又摆出一副名士派头。他们父子到伦敦来是继承兄长遗产，继续经营古玩店。但他到伦敦却无心经商，而是希图养老。他睡觉、养花、玩狗，从不问古玩店的生意：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活的，是由个人心中审美力放射出来的情与景的联合。烟雨归舟咧，踏雪寻梅咧，烟雨与雪之中，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儿。这个瘦老头便是中国人的美神。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里，是住在个人心中的。所以马老先生不知不觉的便微笑了，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美。小姑娘的伞被风吹得歪歪着，美。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好象几个秋夜的莹光，美。他叼着小烟袋，看一会儿外面，看一会儿炉中的火苗，把一切的愁闷苦恼全志了。他只想一件东西，酒！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中国古老灵魂的折光的反映。准确地说，是一种寄生生活所必然铸造出的畸形心理。老马由酒而想到“老绍兴”，而想到“还是回国呀！”作者痛惜的、挖苦地评述道：
可惜老马，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是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常识。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可惜老马只想作官，而不知道作官的责任。可惜老马爱他的儿子，而不懂得怎样教育他。可惜……
他自尊自傲，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他的自尊，实为阿Q式的妄自尊大；他的自傲，其实是强自支撑。他的自尊就是喜欢别人的“夸奖”，不管这种夸奖是否诚心。在古玩店一听照顾主儿夸奖中国东西，他就能白给人家点什么。“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的饭好，得，非请第二回不可。”他的自傲就是视经营商业为“俗气”、“下贱”，他能一天不到铺子里去，而把时间消磨在给温都太太种花草上。最后，他同伙计李子荣闹翻，古玩店办不下去，他打算关闭古玩店，把钱交给状元楼范掌柜扩充饭馆的买卖，他只作股东，不管事，专分红利。这在事实上是从他的手上葬送了已经死去的兄长惨淡经营挣下的古玩店。作者借这样的情节告诉我们：他的这些自尊自傲不值一分钱！
其实，他毫无民族自尊心，内心卑怯而又空虚。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表现得名士派头十足，自尊而又自傲；但在关系民族、国家尊严的事情上，他又毫不顾忌操守和尊严，表现得是那么怯懦、卑琐。他对于英国人，有一种近于谄媚的讨好心理。人家问他有几个妻子，他说“五六个！”其实他当时是鳏居。他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人家信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为什么不随着他们说，讨他们喜欢！”当高耳将军讲演英国往上海送兵的事，特意请他去听，高耳将军讲到半中腰，指着他说：“英国兵要老在中国，是不是中国人的福气造化？我们问问中国人，马先生，你说——”他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说：“欢迎英国兵！”有位老太太告诉他中国衣裳好看，第二天他就穿上绸子大褂满街上走。他甚至可以为十五磅钱的酬金担任一个侮辱中国人的电影中的中国富商角色，而不知羞耻，因为这件事，险些被爱国的中国工人砸了铺子。马威讲得好：“我父亲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他们连一钉点国家观念也没有，没有——”
他没有思想，一切都被动地按照千百年来的老规矩去做，“他一辈子不但没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钉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理应如此，不容置疑的：“为什么活着？为作官！怎么能作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要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这些东西满够老民族的人们享受一辈子的了。马老先生的志愿也自然止于此。”
老舍认为：“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在老舍看来，中国人所以遭到帝国主义的欺侮，帝国主义所以敢于欺侮中国人，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国民性的愚弱、怠惰，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老舍在描述老马性格的同时，不断加以冷峻、尖刻的评述，表现了他的焦虑和慨叹：“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象老马，象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
马威的形象是老舍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晚一辈”中国人的代表。他有着一个弱国国民的深刻的悲哀。他目睹伦敦街头的繁华和喧闹，“他的大眼睛里总是含着两颗热泪，自言自语地说：‘看看人家！挣钱，享受！快乐、希望！看看咱们，省吃俭用的苦耐——省下两个铜子还叫大兵抢了去！哼！……”这种深刻的悲哀，成为马威在伦敦生活时感情的基本状态。特别是当他向玛力表达爱情，遭到拒绝，这种悲哀越发浓重，甚至有些撕肝扯肺：“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爱情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就那么不值钱，连爱情都被剥夺了吗？”
马威的民族自尊心以及献身国家的志愿是在经历一系列凌辱以后树立起来的。他同马则仁恰好是一个对比。马则仁是越来越颓唐，最后做出为十五磅钱而不惜贬损国格的丑事；马威则在经历痛苦思索之后，决心为民族、国家的振兴而献身。这种觉悟，随着他与玛力感情上的挫折而日益增进。当他知道自己害的是单相思，他就从理性上决定抛掉这个念头：“没有外国人看得起咱们的，难怪她！”他当然并不轻松：“爱情，孝道，交情，事业，读书，全交互冲突着！感情，自尊，自恨，自怜，全彼此矛盾着！”但是，他还是明白了一个根本道理：“年青的人一定要有点火气，自尊的心！为什么跟着她后边求情！为什么不把自己看重了些！”这是马威性格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自尊意识的觉醒同献身祖国的决心溶合起来，形成为一种信念：
他心中忘不了玛力，可是他也看出来了：他要是为她颓丧起来，他们父子就非饿死不可！对于他的祖国是丝毫责任不能尽的！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
在这种信念指导下，他埋头苦干：锻炼身体，悉心经营古玩店，读书。为维护做为中国人的尊严，他在饭铺同保罗打了一架，并得到了胜利。保罗的妈妈伊太太斥骂连声：“二十年前，你们见了外国人就打哆嗦，现在你们敢动手打架！”在伊太太看来，“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伊太太不能受这种耻辱，马威敢打保罗！”这个细节带有象征意味，它说明马威已经最后挺起胸、抬起头来！故事的结尾，马威看到父亲已决心把铺子卖掉，经商已经无望，玛力又不接受他的爱情，他决心到德国或法国去，走一条新路。
马威也有弱点。他重感情，爱幻想，遇事犹豫。“马威有思想，有主见，只是没有决断。”他对玛力的感情直到离开伦敦仍不能断绝，他最后还是把那个带钻石的戒指托李子荣带给玛力。老舍是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而不是某种概念式抽象精神的图解，马威的弱点使他更富于人情味儿。
李子荣的性格是马威性格的补充。李子荣的性格特色是“重实际”，不尚空谈和幻想。他“只看着事情，眼前的那一钉点事情，不想别的，于是也就没有苦恼。他和狮子一样，捉鹿和捉兔用同等的力量，而且同样的喜欢；自要捉住些东西就好，不管大小。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然而他快乐，能快乐的便是豪杰！”他是官费留学生，到过美国和法国，后来又到英国，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工，在马威家的古玩店做伙计。他做事干练、忠于职守，待人热情诚恳，心地纯厚善良，他后来离开马家古玩店又去帮助西门爵士做事，临走前还帮助马威计划以后应当如何经营买卖，表现出一片热忱。他对于中国人的受歧视非常生气，但是他更知道，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叫别国看重；因此他主张埋头苦干。在爱情上，也贯彻着“重实际”的原则。他说，“我不能爱一个不能帮助我，体谅我，替我负责的姑娘；不管她怎么好看”，马威失恋，他劝说马威要以事业为重。他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曾经梦想如果自己成为一个“财主”，那么他就拿出“多少万”来办公益事业：办报纸、办博物院、办美术馆、办新戏园。这些梦想自然带有空幻的色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即使果然实现了也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权宜之计，于救中国毫无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得说，他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有一种务实际的、进取的生活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马威的一个补充。李子荣并不是作家理想的化身，按作家的设想，倒是马威同李子荣两种性格的统一，才是现代中国青年理想的性格。老舍曾经说过：“马威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注：《我怎样写〈二马〉》。）
《二马》也广泛地描述了英国市民的日常生活，勾画了一些英国人的剪影。这里有心地善良然而被囿于民族偏见的束缚之中不能自拔的温都寡妇，有呼中国人为“老狗”、满脑袋浸透侵略意识的巨商亚历山大，也有在战后开始怀疑帝国主义政策，同情中国人民命运，思想上独立不羁的凯萨林姑娘，等等。对于英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接触，西门爵士和西门太太为给“猫狗医院”募捐，家里请客、跳舞，一个晚上可以花几百镑；对于“金钱万能”的丑恶现象，也做了生动而辛辣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把英国人民同英国帝国主义者等同起来，他是有分析的。英国做为帝国主义的一面，英国的一些人歧视中国人以及信守“金钱万能”哲学的一面，作家在感情上是憎恶的；但是，对于英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事业，对于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的雄厚的国力，对于英国人的求实态度和爱国心（虽然带有严重的民族偏见），作家又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同作家自己爱国主义的感情是有密切关系的。作家苦苦思索振兴中华的道路，而在英国所见的事事物物，无一不触动他这种思索的“神经”，他希望从英国有所取法，是很自然的事。他曾借凯萨林之口，说出如下的话：“拿两国不同的地方比较一下，往往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妥当的结论。”（注：《老舍文集》第一卷第489页。）
不妨这样认为：比较两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是《二马》内容的核心。作家谈及创作这部长篇的动机，曾经说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注：《我怎样写〈二马〉》。）这种比较，是作家在当时条件下探索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尝试。他通过对老一辈如马则仁型的中国人的观察，看清了“病症”所在，而希望用英国人民族性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加以“疗救”，“疗救”之法是重新铸造一种崭新的民族性格。“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注：《我怎样写〈二马〉》。）作家还觉得马威不够坚毅和务实，于是以李子荣加以补充。所以，不妨这样进一步的思考：《二马》构思的侧重点不仅在于比较中国人同英国人民族性之不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比较，否定马则仁，肯定马威和李子荣，为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
自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比较并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马则仁愚弱性格的阶级根源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腐朽性；中国人民所以被帝国主义任意欺凌，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恶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群众的愚弱和散漫状态只是一个现象。病根不除，病症是难于得到根本疗治的。马威即使富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参加当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也只能是一种徒然的义愤；李子荣梦想以个人苦干创一番事业，他走的其实不过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他的一切宏图大计到头来都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我们不应该苛责老舍。在伦敦，写作《二马》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军北伐，但是他并“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明白”“国内青年们的思想”。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创作上来。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时代感不强，性格中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够充实，同他自己“远远的立在一旁”，（注：《我怎样写〈二马〉》。）没机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是不无关系的。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