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导致了严复对“尊孔读经”的极力提倡。1913年，他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同时，他还公开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论文和演讲，阐述思古与读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质文递擅，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苦为之礼乐文章焉，至于吾济，乃得于民种之中，而犹有当前之地位，如是之阶级，则推原返本，非席吾古人之遗泽，又何从而得之！”［73］据此，他呼吁：“呜呼！蔑古之徒，可以返矣！”
对于传统文化不能采取随意贬损的态度，因为它溶注了历代志士仁人的心血；对于孔孟经书，则应继续倡读，因其对于塑造国民人格，有极为重要的教化作用。“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74］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而“忠孝节义”应成为国民精神的主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75］严复认为，建立民彝“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惟其如此，“夫而后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为施。”［76］
应当指出，严复在有选择地倡导传统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继续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如他也是在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中，指出：“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77］他在谈及青少年的教育安排时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至于从事西文西学，极早须十五六方始，此后中文，则听子弟随地自修可耳。”［78］严复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大体也是这样安排，童年在家治中学，到少年时期，送其出洋留学。有时候严复对读经一事也表现了慎重的态度，“读经自应别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亦不必悉求领悟；至于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课本之中，与读经不妨分为两事，盖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79］可以说，严复晚年提出的“读经”主要是限于道德教育领域，“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在严复看来，“西学”的长处是自然科学，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没有什么怀疑之处。但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应当数典忘祖，完全背叛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该发掘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弘扬传统，光大传统，对中国传统予以现代阐释，使之实现向现代的转换。
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这是任何一个迈向近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课题。解决这一间题的一个症结就是如何给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它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得以延伸和光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个角度看，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有其合理因素。以严复在英国的经验体会和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亲身经验，他无疑已看到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能成功地处理历史遗产，往往可带来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则可能因为价值领域的真空，伦理道德的失范，整个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而陷于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作了重新估价。
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的重估，除了其自身的学理探讨使然外，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现实的刺激和对西方文明所出现的危机的深深失望。从国内情况看，民国初建伊始，政治仍漆黑一团，社会动荡不安，共和政体徒具形式，“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及夕之优。”［80］严复未能洞察产生这一情况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将之归究为辛亥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由此引起他对共和政体的大为不满，“终觉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81］，认为只有实行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稳固的强有力政府，才能结束社会的动乱局面，“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82］既然中国还需实行君主政体，那么“将必有孟（子）、董（仲舒）、韩（愈）、胡（安定）其人者出，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于既废之余，于以回一世之狂惑，庶几得去死亡之祸，而有所息肩。”［83］这样，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自然就是必要的了。
从国际环境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相互残杀，昔日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之梦被硝烟滚滚的战争风云击得粉碎，目睹这种战争惨况，严复更是为之震惊，他不禁悲叹：“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84］，“文明科学，效其于人类知此”，“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随之也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85］他从自己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深切认识到：“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86］
严复如此贬低西方文化的全部价值，如此抬高中国文化的未来意义，自然是相对偏激了。但是返观当时的知识界，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大有人在。欧战期间，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少人，以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科学破产了，需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精神养料，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深表钦佩。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轰动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就是弥漫西方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表现。当时欧洲许多人的心态是“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87］在东方，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表示：“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反之东洋文明则最健全”，［88］于是研究东方文化一时成为国际知识界的时尚。这股思潮波击国内，康有为提出“以孔教为本”论，梁启超主张“东西文化互补”观，章太炎鼓吹“复兴亚洲古学”，孙中山倡言“固有道德高尚”论，与这些观点相映照，严复内心世界也发出了共鸣：“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89］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迅速向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迈进；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开始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须加注意的是，严复等人因由于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忧虑中国社会现实的恶化，所出现的“复古”倾向，与那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是截然不同的，它内含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理论的层面看，严复虽主张“复古”，但对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它带有“以复古为革新”的味道。从实际的层面看，严复等人“复古”观，虽处于革命思潮的负面，但它并没有消沉，或被历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为一条辅线潜滋暗长。“五四”以后，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复古”倾向某种程度的承继和发展。
5.3 愈懋老人的启示
严复垂垂老矣，在他与家人、朋友、学生的通信中，常常摆出长者的姿态教诲晚辈，谈及自己的病情发展情况，不时也伴随着暮年的喟叹。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生涯，充满了感伤的色彩，似有壮志未酬之感：
“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儿。”［90］
展望未来，严复的心情更为沉郁，与同时期昂扬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显露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
“深惑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91］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严复对时势的发展，还图谋有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复因先前列名“筹安会”，被时人所诟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论家的资格。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严复于己是“羸病余生”，除了阅书看报，偶然与亲友通信，已很难再从事户外的活动了。于世则是力不从心，虽然他仍关心时局，且常有议论，但都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与当局已不再发生政治联系。
然而，国内外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结束以前，严复就已看出：“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变化，既非严复所逆料，更非他所欢迎。
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就出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严复历来对革命的态度，就可推想他对这次新兴的社会革命的评价了，何况这是一次与法国大革命性质有别，且更为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力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那？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93］
在苏俄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蒸蒸日上之时，严复作这种惊人预言，自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相反，这段话语一直是被说明严复顽固反动的强有力的例证。但今天的事实已是昭然若揭，严复当年的睿智远见也不证自明。
在国内，新文化运动已抢夺话语权利，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各种传统势力和复古主义者从文化领域清除出去。以严复先前对于语体文的态度，也不能迎合这一新潮流。不过，他对这一运动虽有微词，有趣的是，他却取一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对自己几位好友的阻抗行为不以为然。“辜鸿铭议论稍有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诸家学说，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战为利器之说，其义刚与原书相反。西人如沙拉佩等，已详辨之，以此訾达尔文、赫胥黎诸公，诸公所不受也。”［94］至于自己的同乡好友“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95］
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学生爱国运动也随之兴起。当严复闻说军阀政府促拿捕杀学生时，则表示“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96］对新兴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抱希望，这一态度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相径庭。中山先生认为“自北京大学大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在严复晚暮之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越来越难捉摸人类的前进方向和中国的发展前途，整个知识界都处在一种迷惘、思考和探索之中。严复已入耆暮之年，思考探索之力已无从说起，迷惘忧虑之苦却紧紧地缠绕着他。
“自阳三月二十二日以来，欧西决战，乃从来未有之曾激烈。德人倾国以从，英、法先见挫衄，至其结果何如，尚复不敢轻道，所可知者，此役解决之馀，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桚，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97］
1921年10月3日，严复临终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辛酸的总结，对于来者寄予最后的期望，现录于兹：
嗟呼！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呈自阅历，赠言汝所，其谛听之。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98］
这份对历史的最后交待，贯穿着严复对中国人文传统和自己生平经验的深刻反省，虽然它的色彩似乎偏于平和、陈旧，然其内含的人生哲理和深邃意蕴，读来令人感到其味无穷。
10月27日（阴历九月廿七日），严复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事纷攘的世界。是年底，严复与其糟糠之妻合葬于其故乡阳崎鳌头山之阳，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墓碑上刻着人们在今日看来与严复身份极不相称的标题：“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一个以启蒙、愈愚为取志的近代思想家，最后却被人披上了一件陈破不堪的传统旧装，盖棺论定。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嘲讽！严复九泉之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应当承认，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与反思，是在其心境不佳的状态下进行的。个人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使他失去了壮年时期那种进取心理，也给他的整个心态蒙上了阴影。情绪的消沉、思想的低调，都表现出他已失去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应有的锐气和锋芒。不过，事物的正负两面常常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炽热的情绪容易产生偏激的思想和非理性的冲动，冷沉的心态则可能使人对事物的把握接近理性和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对中国文化的前瞻，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因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资利用和挖掘的思想遗产。
首先，建设新文化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新文化的产生既是以否定和突破传统文化为前提，又是以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为基础，二者之间不可偏废。而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的成功处理，就是要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能为现代所用的东西。所谓创造性的转换，亦即把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其变成能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种子，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无可否认，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后已渐趋衰落之势，但它的某些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还会融入新的文化中，实现新旧文化的连续性，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继续发挥它的正面作用，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仅对新文化建设无害，而且应构成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传统道德规范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仍将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调节作用。在一个社会实现体制更替或步入现代化轨道时，常常出现“不择手段，只问目的”的情形，有时人们还认为这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一种必要的罪恶，然而人类现代化的事实已对这种观点作了最有力的驳正。在西方，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铸造；在东方，儒家伦理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调谐，都表明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不全然是现代化的阻力和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成功的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往往可以减少社会的震荡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使现代化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蔑视和破坏，将使现代化失去其应有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培养人的善良意识是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容易产生以强凌弱的局面，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为此，必须造就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润滑济。宗教、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伦理教育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其本质都是劝人为善。而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没有普通人认可的基本公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巨大破坏使严复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晚年注重倡导传统的伦理道德，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的关切之深。
最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逐渐建立一套自我评价的标准，不能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近代以降，东、西文化分野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东、西文化由冲突走向交融，由对话代替对抗，世界文化的整体化趋向日渐明显，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化浪潮中据有先进的地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以东方认同西方为主，在这种势态下，东方文化世界的知识分子往往存在一种自卑情结，失去自我驾驭，失去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这是在东西文化最初接触的一段时间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严复在步出国门、留学英伦时，也存在过这种心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近世文明进行反思时，许多人怀疑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更是强化了这股情绪，西方知识界实际上已走向多元选择，这给东方的知识分子无疑增添了选择的难度，哪怕是继续向西方学习，也有一个分析、抉择的问题。由此提出的一个间题就是如何建立自我评价标准的问题。在19世纪，中国人由于受制于“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面临的是一个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进入20世纪后，甲午海战的奇耻大辱和八国联军的战争威通，已使中国人士失去了应有的自尊，无一例外地面向西方，这时中国人考虑的是如何“西化”的问题。清政府实施“新政”，选择的是日本模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走民主革命道路，选择的是美国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知识界对自己的思想道路和西方经验给予了反思，普遍不满于固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转而对西方新兴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主张感兴趣，有的研究社会主义，有的转向新保守主义，有的探讨新自由主义。严复晚年虽然表面上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新人文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和鼓励。而这种主张又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民性估价极低的基础之上，这与其前期的思想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严复的自我评价不仅未改初衷，反而有了某种意味的强化。更为重要的是，严复晚年已隐约感到民族文化需要建立自我评价的标准，这也是他转向传统文化求取养料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工作并未真正展开，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给一个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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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振甫著：《严复思想述评》第二编《中西折衷时期》。
［2］《与张元济书》（九）．《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3］《与张元济书》（五），《严复集》第3册第533页。
［4］《与张元济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25,526页。
［5］《原富》按语，《严复集》第2册第893页。
［6］《与张元济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549页。
［7］《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8］《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2页。
［9］《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
［10］《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2页。
［11］《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3页。
［12］《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6页。
［13］参看《民报》第2号。
［14］《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15］严瑰：《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主客平议》，《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
［17］《社会通诊》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3、934页。
［18］参见王轼：《严复传》第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9］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原载《中外日报》，《直隶教育杂志》第一年第13,14期转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十五日（1905年9月29日、10月13日）。参见《严复佚文两篇》，《档案与历史》（沪）1990年第3期。
［20］《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1页。
［21］《《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22］《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3］《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4］《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严复集》第2册第378页。
［25］《论英法宪政两权未尝分立》，《严复集》第1册第218页。
［26］《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严复集》第1册第178页。
［27］《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第167、168页。
［28］《政治讲义，第二会》，《严复集》第5册第1252页。
［29］《政治讲义，第二会》，《严复集》第5册第1292页。
［30］《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5册第1242页。
［31］《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第168页。
［32］《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90页。
［33］《法意》按语，《产复集》第4册第1020页。
［34］《与汪康年书》（九），《严复集》第3册第510页。
［35］《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严复集》第2册第380页。
［36］《严复集》，第5册第1512页。
［37］《与曹典球书》（十），《严复集》第3册第574页。
［38］《《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337页。
［39］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52页。
［40］《与熊纯如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
［41］《与熊纯如书》（二十四），《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42］《与熊纯如书》（五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71页。
［43］《与熊纯如书》（九十八），《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
［4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4页。
［45］《《英文汉诂》卮言》，《严复集》第1册第156页。
［46］《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3页。
［47］《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48］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9］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43页。
［5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24页。
［51］《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9页。
［52］《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67、1268页。
［53］《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67、126a页。
［5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菇础》第145、146页。
［55］《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88页。
［5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5,146页。
［57］《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311页。
［58］《与熊纯如书》（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14页。
［59］《《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4页。
［60］《《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5页。
［61］《《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5页。
［62］《《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7页。
［63］《《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7页。
［64］《《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40页。
［65］《《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40页。
［66］《《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第335、336页。
［67］《《民约》平议》，《咫复集》第2册第340页．［68］《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严复集》第2册第276页。
［69］《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第284页。
［70］《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第284页。
［71］《与熊纯如书》（五十二），《严复集》第3册第668页。
［72］《与熊纯如书》（四十八），《严复集》第3册第661、662页。
［73］《思古谈》，《严复集》第2册第323页。
［74］《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2册第332页。
［75］《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严复集》第2册第343,344页。
［76］《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严复集》第2册第343,344页。
［77］《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2册第332页。
［78］《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697页。
［79］《与熊纯如书》（十六），《严复集》第3册第615页。
［80］《太保陈公七十寿序》，《严复集》第2册第351页。
［81］《与熊纯如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
［82］《与熊纯如书》（二十六），《严复集》第3册第627页。
［83］《太保陈公七十寿序》，《严复集》第2册第351页。
［84］《太保陈公七十寿序》，《严复集》第2册第350页。
［85］《与熊纯如书》（七十三），《严复集》第3册第690页。
［86］《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8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三．［88］《与熊纯如书》（七十三），《严复集》第3册第690页。
［89］《与熊纯如书》（七十三），《严复集》第3册第690页。
［90］《与长子严璩璩》（九），《严复集》第3册第787页。
［91］《与熊纯如书》（九十七），《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
［92］《与熊纯如书》（六十二），《严复集》第3册第677页。
［93］《与熊纯如书》（九十），《严复集》第3册第704页。
［94］《与熊纯如书》（二十三），《严复集》第3册第623页。
［95］《与熊纯如书》（八十三），《严复集》第3册第699页。
［96］《与焦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97］《与熊纯如书》（六十八），《严复集》第3册第683、684页。
［98］《遗嘱》，《严复集》第2册第360页。
严复译著及出版情况
书名
作者
原书出版年份
译述时间
译文（最初）出版时间
出版情况
字数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T. H. Huxley）
1891年（英国）
1894（？）—1896
1897年12月
1897年12月—1898年2月以《天演论悬疏》为名（署侯官严复达旨）在《国闻汇编》第2、4—6册刊载。
1898年4月题名《天演论》，由湖北沔阳卢慎始基斋木刻。
1898年10月，《天演论》由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出版。1905年，《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近6万字（其中案语30条，约1.7万字）
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斯宾塞（H. Spencer）
1873年（英国）
1897—1903年
1897年12月
1897年12月—1898年1月题名《劝学篇》，载《国联汇编》第1、3—4册。
1901年，《劝学篇》第一篇由南昌读有用书之斋作为“侯官严氏丛刻本”木刻出版。
1902年，《群学》（即《劝学篇》）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
1903年4月，以《群学肄言》为书名，分4册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
同年，《 正群学肄言》由上海商务馆出版。
支那教案论
宓克
1892年
1899年4月
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年（英国）
1897—1900年
1901—1902年
分八册，由上海南洋公学院（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陆续出版。
约55万字（其中案语300余条，约8万字）
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穆勒（J. S. Mill）
1859年（英国）
1899年
1903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约八万字
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
甄克思（E. Jenks）
1900年（英国）
1903年
1904年1月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约11万字（其中案语18条，约4千字）
英文汉诂
据英人马孙摩杰思等著作编译
1904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穆勒（J. S. Mill）
1843年（英国）
1900—1902年
1905年
由金陵副氏金杰斋木刻出版。
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三册铅印出版。
1959年，三联书店出了新的标点本。
约29万字
法意（De L. espritdes Lois）
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 squien）
1743年（法国）
1900（？）—1909年
1904—1909年
分七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约52万字
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耶方斯（W. S. Jevons）
1903年
1909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9年，三联书店出了新的标点本。
中国教育议
卫西琴（A. Westharp）
1914
载《庸言报》第2卷第3、4期。
同年，先后由天津《庸言报》馆和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欧战缘起
根据外国报刊的消息和社论编译
1915年
载于送呈袁世凯阅览的资料集《居仁日览》，非卖品。
《严译名著丛刊》（共八种）
由商务印书馆汇集严译名著八种（《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而成。
1981年重印，经校勘，并改为新式标点。
严复学术行年简表
严复学术行年简表
★1854年（清咸丰三年）
1月8日（阴历十二月初十）生于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初名传初，乳名体乾。
★1859年（清咸丰八年）
开始进私塾读书，先后从师数人，中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名洽昌）读书习字。
★1863年（清同治二年）
在家馆从师宿儒黄少岩（名昌彝）读经。
★1865年（清同治四年）
黄少岩去世。改从其子黄孟脩（名增来）读书。
★1866年（清同治五年）
春间，娶王氏夫人。
6月，父死，家贫，不再从师读书。
冬，参加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入学考试，名列第一。
★1867年（清同治六年）
正式进入船政学堂后学堂，学习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航海术等。入学后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清同治十年）
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考列优等。被派往“建威”舰上实习。曾前往新加坡、槟榔屿等地。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在福州船政局制成的“扬武”号军舰上实习，曾前往日本长崎、横滨等地。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随“扬武”舰去台湾，测量台东背拐、莱苏屿各海口，历时计月余。
长子璩生，字伯玉。
★1876年（清光绪二年）
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专业。
★1877年（清光绪三年）
初入朴茨茅斯学校，后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课程学习有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海军炮堡建筑术等。
留学期间，研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甚勤，并曾去法国考察。
常与驻英使节郭篙焘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深受赞赏。
★1878年（清光绪四年）
在英留学。夏间，曾往法国巴黎游历。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学成归国，任教于马江船政学堂。改名复，字几道。
★1880年（清光绪六年）
被李鸿章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
★1881年（清光绪七年）
初读英国学者斯宾塞著《群学肄言》。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回原籍福建参加“乡试”，落第。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又落第。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再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落第。
李鸿章委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
10月，其母陈氏卒。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